市场经济走向篇(1)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以来。各种关于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该出台二次刺激政策，货币政策是继续放松还是紧缩，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讨论也甚嚣尘上。本刊为此对许小年教授进行了专访。

历史的教训

《南风窗》：当大家都在谈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您认为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当政府出台扩张货币政策的时候，您否认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那您如何看待目前关于中国经济是否放缓，中国所受金融危机影响何时过去，是否需要二次刺激这样的讨论和担忧?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本来的结构性问题都会导致二次触底?

许小年：我对这些热点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样的讨论是舍本求末。学界争论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以此为生，有了凯恩斯主义以后，学经济的人算是有了就业机会，能混碗饭吃，分析分析经济形势，给政府出出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怎么操作啊之类的，但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当前的关键所在。

美国政府搞了经济刺激，现在怎么样?一样是二次探底。现在美国的新房开工率已经二次探底了，房价回升后也二次探底，失业率高居不下。奥巴马政府采取所谓凯恩斯刺激方案，它的作用就像兴奋剂，现在药劲过了，而病人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发烧了泼冷水，温度低了蒸桑拿，不问体内的病灶是什么，如同江湖郎中。

《南风窗》：病灶是什么呢?

许小年：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是人们公认的。从2001年开始货币政策过于松宽，偏离了泰勒法则，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资金太便宜，鼓励借钱，美国的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过度负债。危机之后。美国人不得不削减负债，这就是我们讲的“去杠杆化”过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财政刺激带来的复苏是暂时的，不可能持续，政府一旦停止烧钱，经济就又掉下来。

《南风窗》：如果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眼下它仍然很流行呢?

许小年：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非常类似，在“大萧条”的早期，人们处于恐慌的状态，华尔街崩盘了，能够挽救危局的看上去只有政府。当年西方的知识分子跟今天是同样的心态，认为市场本身存在问题，需要政府干预。有些人在悲观绝望之余，将苏联视为希望和榜样，因为计划体制下的苏联经济避免了“大萧条”。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鼓吹向纳粹德国学习，因为在集权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德国经济很快就恢复了。针对这种思潮，哈耶克写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他警告世人，为眼前救急而放弃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危险的。德国人很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训了西方各国和知识界，人们这才发现哈耶克是对的，一个不受约束的强势政府意味着战争和奴役，而凯恩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助长了政府的强势。

今天西方也是病急乱投医，一个现成的郎中就是凯恩斯主义。西方不少人对中国的应对政策大加赞赏，就像当年在苏联那里看到希望一样，这不是荒唐可笑吗?改革开放的中国怎么能和旧时的苏联相提并论呢?

《南风窗》：中国也在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方案，这和其他自由经济体相比，有着怎样的区别?所造成的影响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许小年：救什么市啊?西方的房子着火了，大厦要烧塌了，只好靠政府灭火。我们的房子没着火，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系统崩溃的危险，你慌什么呀?你学着美国人拼命泼水，到处撒灭火剂，干什么呀?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刺激、货币政策治不了结构的病，凯恩斯主义用在中国是文不对题，莫名其妙。

发展模式的固化

《南风窗》：历史在重复。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结构失衡的问题也说了很多年了，危机一来好像又把这些问题抛在脑后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许小年：传统增长模式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现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变。增长模式就不会变，投资拉动、政府主导就不会变。转变发展模式，必须推动改革，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近些年，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和巩固政府部门的利益，原因在哪里呢?我们陷入了改革的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又要触动政府的利益。这就是难点所在。

我们的改革早期是自下而上的，安徽小岗村的农民首先发动农业改革，农村改革不是政府规划的，而是在民间自发产生的。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看到了民间对旧体制的突破，及时地承认了民间的创造，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推广到全国。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不是以高明的领导自居，规划这个，指导那个，而是相信民众，相信市场，总结和推广民间的创造。

现在的改革和30年前不一样了，由民间启动、取得局部性突破的机会少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提高了，而且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地涉及政治体制，民间的力量就不够了，民间推不动，要靠政府来推动。但任何体制的改变，都会触及政府的既得利益，政府已经深深地卷入经济，卷入市场。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

《南风窗》：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失掉了?

许小年：自下而上的动力还在，但在现有体制之下，把民间和市场管得太死，不允许民间进行尝试。这就像蛇一样，要把身上的一层皮蜕掉，才能进入新的成长阶段，但现在这层束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皮蜕不掉，因为它和政府的利益紧密相连。

例如我们现在城里的房价成了大问题，主要原因是楼盘供应跟不上，而楼盘供应又取决于土地供应。土地的一级市场是由政府垄断的，要打破这个垄断，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地价高楼价高的时候，土地进入市场，供应增加，平抑地价楼价。如果让市场调节地价，就要把地权还给农民，改变现在名为集体实为官员所有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怎么办?官员个人的收人怎么办?改革动了政府的奶酪，它会主动去改吗?

《南风窗》：有一些地方在推行农地入市和农地确权，中央也提出来同地同权同价。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

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

半市场半管制的现状

《南风窗》：去年以来的扩张货币政策中，您认为最大的得益者是谁?国有企业甚至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宏观调控的有力武器。目前这种货币投放方式是否会加强国企对垄断利润和低利率的依赖，这也是您所说的利益集团吗?地方国企数量在减少，央企占有国有资本的比重在上升，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许小年：央企资产扩张得很厉害啊。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还说没有国进民退，睁眼说瞎话。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如果调控经济成为政府经营企业的理由，那我们就回到计划经济好了。楼价调不下来，是不是要把房地产业国有化?然后命令国有地产商降价?是这个逻辑吗?国企就能执行调控的任务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国有地产商不但不降价，反而接连拍出帝王?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现在的胡说和辩护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南风窗》：上半年在控制通胀的过程，我们似乎看到发改委和国务院在一再地强调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有人在囤积和炒作。

许小年：市场经济中，定价权是企业最基本的经营自，凭什么由发改委来管?凭什么剥夺人家最基本的经营自?你去查查我们的《价格法》，哪一条说发改委有管农产品价格的权力?管大豆价格、大蒜价格，符合《价格法》吗?你管这些价格，举行过听证会没有?西南干旱，农民惜售，不卖粮了，你能说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吗?你能罚他们的款吗?现在是看谁不顺眼就打谁，不讲法律程序，也不讲理了。

《南风窗》：整个的宏观调控中，我们看到一是发改委不断地上新项目，投资拉动，又限制新项目，治理产能过剩；二是国资委不停地在进行央企的调整。这两个部门最忙了。

许小年：计划经济不需要两个部门，发改委管规划、管价格、管投资审批，不就是过去的国家计委吗?国资委管企业，不就是过去的国家经委吗?计委、经委都解散了，怎么换了个名字，又回来了?这不是走回头路又是什么呢?

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吗?城镇民营经济的繁荣是规划出来的吗?外向型企业的成长是规划出来的吗?大家公认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政府扶持出来的吗?汽车行业政府重点扶持“三大三小”，现在能出口的只有两个“偏房”，吉利和奇瑞，都是民间自己干出来的。不竞争哪来竞争力?吃垄断饭是吃不出竞争力的。

央企进了世界500强，其实那不是500强，按资产排名，只是500大。能不大吗?政府给了多少资源，给了多少特殊政策?中国的电信服务价格不知道比国外高多少，老百姓总是抱怨成品油价，政府定价，央企能不赚钱吗?不让长子赚钱，还让谁赚钱呀?

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走向篇(2)

关键词：台湾；经济体制；市场化；自由化；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33-05

1. 市场化的含义与考察维度：理论框架

1.1 含义：“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体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陈宗胜1999）国际权威市场化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FrazerInstitute )在进行市场化研究时，主要以自由化为主旨，即经济体制的首要功能是保障经济主体选择的自由。从这一角度出发，“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与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光2000）。上述对市场化含义的两种界定在理论上并无二致，只是在考察视角上各有侧重。前者更注重市场化的体制演化性质而后者更强调市场化演进中市场规则对主体权利的保障作用。二者或从过程或从前提均承认市场体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基于此，可以认为，市场体制演进的过程，往往就是经济主体选择权获得与增大、活动空间与领域拓展的过程。就市场化的类型划分，国内外经济理论界普遍一致的看法是，“市场化，有两种理解，……，一是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二是改革或者转轨意义上的市场化”（王全斌2002）。前者以成熟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代表，市场化的主旨是自由化；后者以中国、前苏联等转轨国家为代表，市场化的主旨在于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1.2 考察维度：市场体制对经济主体权利的保障，首要的在于选择权。以企业为例，跨国公司的出现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就完全打破了经济体的经济界限，其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以国际市场为背景而不是囿于单纯的经济体内部市场。斯密和李嘉图的国际生产地域分工理论、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的分析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但现代意义上世界市场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国际或区域分工关系的形成、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主体的发育、各经济体开放型经济观的形成与政策实施。上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的多边贸易体制和50年代产生的区域主义潮流，经过半个世纪此起彼伏的发展，虽然进程不一，但仍于上世纪末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标志而汇聚成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世界经济大观，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以，一体化意义上的市场化，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越来越多分散在全球各国的国内市场、区域市场都先后与世界市场接轨,世界市场的范围与容量不断扩大,结构层次不断增加与优化,分支体系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全球市场体系即世界大市场的全过程”（韩世隆 1997）。

以往对市场化的考察，仅以单个国家或经济体为对象，在空间上局限于国家或经济体内部市场，或至多在国民经济（地区经济）量纲中设置一组国家（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的指标加以考察，一体化现象并未作为重要指标被纳入市场化研究范畴。而经济一体化绝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简单指称，它是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有机结合与整体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演进应从两个空间维度进行考察：即国（经济体）内市场的自由化演进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拓展。现代市场经济的混合特征表明，政府对于体制演进是有作为和作用领域的。因此，政府任何促进市场发育和经济主体成长的举措都可看作是为市场经济体制趋向完善提供制度条件。同样，从外部空间维度出发，功能性一体化是微观市场主体拓展市场边界的结果，在国际经济领域属客观性现象。功能性一体化如无制度保障，充其量只是一种自发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从功能性一体化走向制度性一体化，表明微观市场主体的企业行为与宏观市场主体的“国家”活动在区域性国际市场的统一，是一体化形态得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内部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封闭性自由化，而是包含着经济体与外部的经济交往与联系。内部的自由化为外部的一体化创造条件，外部的一体化又通过“改革创造效应”促进内部的自由化，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体化在本质上仍体现为自由化，只是其主体、方式、实现空间与内部自由化有显著不同。一体化之所以蓬勃发展，与其产生的经济福利效应相关。在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950）提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基础上，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此后的多项研究表明，经济一体化还会产生诸多动态经济效应，如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等。（樊莹 2005）当然，一体化对成员来说有正向效应也有反向效应，但总体上来说，由于市场统一和规模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区外国家（经济体）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预设前提。

2.19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自由化与一体化考察

“我们如果说经济自由化自始就是政府为台湾经济发展所设定的政策原则，显然并非事实。但是我们如果想用一句话来表达台湾过去50年的经济政策，那就是渐进的经济自由化”（孙震，2003）。深入考察19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体制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台湾经济体 “自由化”演进与一体化拓展的脉络与关系。

2.1 自由化演进

根据台湾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政府干预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情势，可以将台湾经济体制的自由化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1950～1960年代末当局高度干预下的局部自由化；（2）1970～1980年代中期当局干预趋松下的有限自由化；（3）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局干预减弱下经济体制的全面自由化。就各阶段自由化的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看，第一阶段对经济恢复时期形成的强管制型外汇贸易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保证了出口扩张战略的实施，并促进了公营经济之外市场主体的成长。其标志性的制度安排是1958年4月当局公布《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和1960年9月经台“立法院”通过后以法令形式颁行《奖励投资条例》。由于该阶段政府高度干预的持续存在，因此改革有很大局限性，其政策举措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国家’无法直接走向全面自由化而寻求的一种过渡性的、局限性的自由化步骤”（孙震，2003）。外汇贸易改革和出口扩张战略的实施既为经济体制国际化初步确定了方向，也为建立开放型经济创造了体制条件。第二阶段通过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构市场载体，为微观市场主体提供从事市场活动的间接社会资本，并进行了自由化、制度化与国际化的规划与起步。相应的制度安排体现在：1973年11月和1977年9月分别推动十大投资建设和十二项建设，适时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实施《科学技术发展方案》。1984年9月并提出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作为台湾经济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尽管当局于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次石油危机期间为稳定经济而采取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扭曲了本已回归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但当局对经济的干预在总体上仍趋于松动，尤其是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政策原则的宣示，为此后台湾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第三阶段集中进行金融体制、关税调降和电信自由化等方面的改革，以此清理体制内存在的有碍自由化的诸多因素，尤其赋予了金融、贸易、电信等关键领域市场主体以平等竞争的权利，同时构筑了国际化的金融与贸易制度体系。相应的制度安排体现在：1984年自由化宣示后解除贸易管制、调降关税，实现贸易自由化；继1989年修订《银行法》，取消存放款利率上下限后于1990年开放民营银行设立限制，实现利率自由化；1989年4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1988年开放资本市场建立并启动自由化，完成了资本市场主体培育和体系建立；1995年发展区域金融中心，为台湾金融业构筑了区域性国际经营环境和制度体系；1995年“电信三法”，改组电信机构，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完全竞争。这一时期是台湾经济体制走向全面自由化的关键阶段。在民间经济主体的推动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压制下，当局为因应加入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1990年台湾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要求，大幅放弃政府管制，使台湾经济基本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台湾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提供了金融、生产、贸易等方面的基础与内部制度条件。

通观台湾经济体内部的自由化历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2.1.1 路径依赖。台湾的自由化起始于殖民地性质的统制经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畸形，人力资本低下。自由化制度的每一次演进都受到各该阶段初始条件制约，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点。政权迁台之初，台湾通货膨胀严重、人口激增造成物资奇缺和高失业率、高额“国防支出”、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加之多年以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畸形产业结构（李非，2004），决定了当局在高度干预下采取局部自由化的政策选择。经济恢复与出口扩张后物资充足但基础设施构成经济发展瓶颈的现实又决定了当局放松管制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行有限自由化的制度取向。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岛内自由化观念的普及，也要求当局在金融、生产与贸易等制度建构上协调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即妥善应对来自国际的自由化压力，全面自由化因此构成198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当局的总体政策走向。可以说，每一阶段改革的结果都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初始条件，规定了下一阶段的路径走向，因而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2.1.2 遵循了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与市场化关系的一般规律。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层次,市场化是基础与前提”， “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赵德馨，2001）。离开市场化基础搞工业化、现代化注定要走弯路。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台当局科学审视产业发展阶段准确选择产业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但台湾工业化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是以该阶段相应市场化制度的构筑为前提的。在这一意义上说，市场化制度构筑是战略抉择，工业化制度变迁是策略选择，战略决定策略。

2.1.3 正确处理经济计划指导与市场机制调控的关系。无论将台湾经济体制称为“计划式自由经济”（尹仲容，见康绿岛 1993）还是“激励性的自由市场”（stimulated free market），（伟德―Robert Wade，见赵文衡2003）都折射出台湾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特殊关系。1953～1993年，台当局共实施了十期四年计划，另交叉推动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和十四项建设等专项计划，1990年代后又相继推动实施“国建”六年计划（1991～1996）、跨世纪“国家”建设计划（1997～2000）、新世纪“国家”计划（2001～2004）以及挑战2008“国家”建设计划（2002～2008）等，对计划阶段经济发展方向与产业发展重点进行预测与规划。“这种经济计划……只涉及工业的种类，而没有牵涉对各类工业中的生产单位企业，因此，这些单位企业仍有充分的活动自由”（尹仲容，见康绿岛 1993）。同时，“‘政府’在颁布各期经济计划时，除需要公营事业及‘政府’执行的部分，透过预算由‘政府’直接投资经营外，重要的、新兴的计划由‘政府’策划推动进行，让民间投资经营，并采取措施，以辅导民间新兴工业的建立”（叶万安，见高希均、李诚1991）。经济计划从理论上讲虽有取代或扭曲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但从台湾特殊的经济发展历程看，经济计划恰恰是“政府”培育市场促进市场主体成长的一种有效手段。一俟市场机制发育成熟，无论当局主观愿望如何，经济计划都会失去存在空间或作用甚微。1990年代后，台湾经济计划虽在形式上仍存在，但其功能已渐趋式微。而台湾的民营事业在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从1952年的43.4%上升到了2000年的89.0%，同期公营事业份额从56.4%下降到了11.0%。台湾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2.1.4 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载体非同步协调发展，共同推动自由化进程。考察台湾经济发展过程，清晰地呈现出一幅市场主体、客体、载体非同步协调发展的图景。自1950年代开始启动市场主体的培育以来，除在特殊时期有所限制外（1950～1960年代有设厂限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局始终致力于市场主体培育。严格意义上市场客体的培育肇始于经济恢复后价格管制的放松，商品市场及其价格市场形成机制的建立呼唤要素市场的形成，利率、汇率制度改革得以开始进行。同时，当局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重点产业的选择及其实施战略也对市场体系的健全形成促进，引致市场客体趋于完善。从1973年十大建设开始，台当局开始了对有形市场载体的大规模型塑，此后始终因应市场主客体需要而一以贯之。相对来讲，作为市场无形载体的制度，其大幅变迁则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究其原因，制度变迁需要来自行动团体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经济环境支持，1980年代中期后市场主体的成熟和市场体系的健全、产业迅速发展显然对既存制度提出了变迁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变迁的条件。市场主客体发育产生的压力与推力促成了市场载体中制度的实质性变迁，破除了台湾自由化进程中的最后堡垒，实现了全面自由化。

2.2 一体化拓展

在自由化进展尤其是国际化战略推动下，台湾构筑了自己的国际经贸网络，与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欧盟、中国内地等渐次形成了依赖度不同的经济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智库人士开始向当局建议，“在不隐含中共对台湾拥有或控制权的前提下，不计名称参与各项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以维护国际权益，并寻求更多友谊和支持”（陈博志，2004）。1990年代初，台湾即开始了参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尝试。

(1)鉴于APEC的非机制性特点，在1991年APEC新加坡会议上，经中国政府与APEC成员各方协商并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中国政府同意台湾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加入APEC，但自此之后APEC的成员一律称为经济体而不是国家。备忘录同时限定台湾参会代表的层级只能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

(2) 1990年1月1日,台湾正式提出入关申请。鉴于台海两岸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已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的事实， 1992年9月29日,GATT理事会主席朱奇就台湾加入GATT一事发表声明,明确了“中先台后”以及台湾作为单独关税区地位等原则,与中国政府在该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根据WTO协议第3条阐释的WTO的性质、职能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协议》第12条对成员条件（资格）的规定，世界贸易组织完全是一个经济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对成员的资格要求不像联合国那么严格,即使是非国家也可以加入。鉴于此，继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2002年1月1日,台湾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的名义成为WTO的正式成员，结束了长达50多年以我为主的单方面自我开放状态，实现了与WTO成员的相互开放。台湾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在WTO内的地位相似。根据WTO规定，关税区所享有的自仅仅限于处理对外贸易关系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事项,如贸易谈判和磋商、解决贸易争端等（邱程辉，2002）。

(3)2002年台当局召开“大溪会议”，提出构建台湾经济安全网设想，确定选择既是台湾主要贸易伙伴又在其国内有为台撑腰的美、日等国以及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国家为对象，建立一体化制度。其中，试图与美、日以WTO成员身份签洽协定。虽然美台FTA议题在台湾炒得沸沸扬扬，在美国国内也处于紧锣密鼓的论证与评估之中，但这些活动仅停留在国会提案和程序性评估阶段，总统与行政部门对此提案则持谨慎态度（协议的谈判和最终签署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至今未对美台FTA这一动议明确表态，或以知识产权问题为由迟迟不表态。2002年3月，时任台“外交部”部长的简又新表示，台湾正积极推动与日本签署FTA，并已与日方开始就此展开基础作业［1］。但很快日本与台湾的谈判因日本与中国、东盟间的一体化合作进程而搁浅。与此同时，台当局加紧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外交”活动，试图与东盟国家建立一体化协定，突破点选择为新加坡，但遭到新加坡明确拒绝。目前，台湾虽与新加坡、印尼、越南等诸多东盟国家在投资保障和避免双重课税方面签订了协定，但在实质的一体化制度安排上未有任何进展。

(4)2003年8月，台湾与其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巴拿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此后几年来又相继与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众所周知，这是典型的金援“外交”的结果，只具宣示意义而无任何实质意义。

(5)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两岸四地同文、同种与地缘特点，许多海内外学者就两岸四地一体化提出多种构想［2］。2002年1月，台湾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两岸四地在WTO中的“一国四席”格局最终形成。以功能性一体化为实质基础，两岸四地进行一体化制度安排既符合WTO的“一体化例外”原则，又可为两岸四地带来实质利益。2003年6 月、10月，大陆已分别与香港、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部分货物贸易上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方面，内地对港、澳放低进入门槛，提供比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更大的政策优惠。CEPA的实施，实现了内地与港、澳初步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台湾岛内也有学者和政党领导人就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提出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构想。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呼吁，可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就两岸“三通”及一体化事宜等进行协商，但台当局以矮化台湾和妨害“国家”安全为由，拒不进行与一体化有关的任何协商。

3.台湾经济困境：自由化与一体化的割裂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区域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凸现和规则日臻成型过程中，台湾从体制上完成了内部的自由化，并在此过程中借助于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贸伙伴关系和特殊政治关系，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转变为半边缘区进而谋求进入核心区行列（刘相平，2005）。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区域化构成经济体运行的宏观背景，其规则也就相应成为规范国际及区域经济关系的主流规则。一个经济体如能参与其中并能善用其规则，就可获致资源全球或区域流动产生的利益，在与其他经济体交易中得到合作收益，如不能参与其中，就无法与其他经济体共用一套规则，无法在同一个起点上竞争。作为全球化与区域化规则的重要内容，两类组织对成员方的资格与条件均有相应规定，一些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成员方可以是非经济体如单独关税区，而大部分机制性组织则要求其成员必须是国家。同时，对国家的尊重也是两类组织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台湾虽于2002年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福利，但动态地看，全球化组织带有普惠性质，当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加入后，其所产生的福利会随之内化为一个对各成员均等的既有条件。在此基础上，区域一体化会对其成员经济体提供更大幅度的贸易优惠和投资便利以及技术合作机会，这也是近年来“区域优先”原则和新区域主义盛行的经济福利基础。因此，随着各类区域一体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台湾加入WTO所取得的公平贸易保障将名存实亡。在此意义上，区域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又一个新起点。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与实质效益的驱动，19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05年底，向世界贸易组织（包括关贸总协定）报备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已近340个，除台湾之外的所有WTO成员至少已参加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制度性一体化组织，而台湾则只是在“金援外交”下与其并无实质经贸关系的“邦交国”签署了徒具象征意义的一体化协议。自由化与一体化是市场化在经济体内外两个空间的体现，二者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关系构成一个系统，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将造成系统的窒息。经济体制的内部自由化演进锻造了台湾的市场主体，使之具备了较强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赋予其一体化微观主体所应具备的条件，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台湾经济体制的宏观主体则呈缺失状态。宏观主体缺失导致台湾经济体既无法为微观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在国际市场与其他微观主体公平竞争的规则与机会，也不能将内部自由化成果有效转化为吸引外部市场主体为台湾服务的资源，更不能充分利用一体化经济的改革创造效应。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台湾当局作为组织的功能不完备。港、澳服务业与台湾在大陆市场的竞争、东盟与台湾在欧洲农产品市场的竞争都印证了这一原理。因此，台湾经济困境的本质在于内部自由化的动能无法转化为微观市场主体的一体化势能，同时也无法借助一体化的经济效应深化内部的自由化进程。自由化与一体化的割裂使台湾经济体制呈现为一个窒息的系统，而经济体制割裂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台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宏观主体资格的缺失。

4.结论：一种走向

从台湾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全部历程看，举凡台湾可以进入的组织，无论是非机制性区域经济组织还是制度化的全球性经济组织，都体现了一个政治逻辑，那就是，无论是主观愿意还是客观使然，台湾事实上已承认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或中国主体下的一个地区经济体。而台湾之所以无法与许多实质经贸关系密切的经济体构筑一体化制度，根源就在于台湾不具备机制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资格。从另一个角度看，台湾要参加只有国家或受到国家授权的经济体才可参加的组织，显然与其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中的地位相矛盾，国际领域内任何经济体即便如美国，也因对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量而无法为台湾设定这一走向。

当然，造成台湾经济困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困境是重要原因。要走出困境，除内部政策调整外，根本的道路在于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分享一体化经济创造的效益并为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区域国际环境［3］。而台湾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其关键则在于以“一个中国”原则构筑两岸的和平发展格局，从而有效实现在国际层面的经济融通。相应地，其可能的路径在于：（1）在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平等互利原则、政经暂时分离最终结合原则、灵活简便与循序渐进原则、符合WTO规则原则”的基础上（唐永红，2006），与中国主体建立一国之内不同关税区的制度性一体化，以一体化整体与其他一体化组织建立新的一体化经济；（2）在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根据两岸经贸发展需要，在条件成熟时，经中央政府授权，以中国主体下的地区经济体地位与其他经济体构筑一体化制度，在特定权限下拓宽国际经济空间。

注释：

①参见：（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3月29日。

②具体参见： 田志立． 21世纪中华经济区［M］．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③台湾与国际区域内不同经济体贸易关系不同，一体化侧重区域也不同。从当前及可预测的未来看，参与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进而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台湾经济助益最大。本文对此问题仅限于理论分析，不作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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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走向篇(3)

一、东北亚正逐步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力量

东北亚的经济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世纪90年代仍保持了10.7%和5.7%的年均增长率，日本为1.4%。2000年，日本、中国和韩国的GDP分列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三位，三国GDP合计63000亿美元，占全球GDP总和的20%，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所占比例分别为36%和25%。出口方面，2000年东北亚货物出口额达9000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14%（北美自由贸易区占19%，欧盟占35%）。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1990～2000年全球新增的29000亿美元货物出口额中，中、日、韩三国合计占17%，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所占的份额（分别为23%和25%）已相当接近。

东北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日本和韩国早已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钢铁、汽车、化工、造船等产业的生产和出口居世界前列，中国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外向度的提高，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东北亚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2000年，东北亚商船建造量达1550万吨，占全球总建造量的68%；粗钢产量达2.6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33%；汽车产量达1500万辆，占全球总产量的27%。近年来，IT产品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更为东北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北亚的市场容量正在逐步扩大。根据WTO的统计，2000年东北亚的服务进口额达130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13%，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所占的份额分别为18%和39%。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和韩国在1980～1998年期间人均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2%和6.5%，分列全球第一、二位，日本虽然一直未能摆脱经济衰退，人均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8%，与欧美等国的水平相当。

东北亚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蓄来源之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储蓄率高，二是外汇储备多。1999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2%，日本为30%，韩国为34%。高储蓄和高投资曾经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但仍保持了连年贸易顺差，截至2002年6月，日本的外汇储备已高达4300亿美元(其中包含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的因素)。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投资增长受到传统产业生产过剩的制约，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续多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从1993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底的2200亿美元。韩国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2002年7月外汇储备也已超过1000亿美元。目前，三国外汇储备合计达7600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40%。由于亚洲本地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这些储备大部分都流向了欧美地区，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

二、东北亚区域内市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欧和北美

除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短暂下降外，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始终保持增长势头。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两国消费者有利，中国和韩国进口日本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满足了两国市场需求。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日、韩三国仍然以欧美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2000年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中、日、韩三国出口总额的36%、46%和35%，因此，虽然东北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已从1990年的11%上升至2000年的20%，但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7%和欧盟的60%相比，这一比例还相当低。

跨国直接投资（FDI）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而中、日、韩三国的相互直接投资明显不足。首先，东北亚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并不突出，2000年在全球FDI流出量和流入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4%(如果将香港考虑在内，这两个比重将分别上升至10%和9%，但由于香港主要是起到了一个投资中转站的作用，所以不宜将它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投资输出方或输入方)和4.6%。欧盟则分别占67.2%和48.6%，美国分别占12.1%和22.1%。日本是东北亚资本输出的主要来源，在1990年占全球FDI流出量的比重曾高达20.5%，与欧盟和美国并列全球直接投资的三大核心，但在陷入经济停滞后，日本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大受影响，2000年在全球FDI流出量中仅占2.9%。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韩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也明显下降，占全球FDI流出量的比重从1996年的1.2%跌至2000年0.3%。

其次，东北亚的区域内投资比重也很低。2000年东北亚的区域内FDI比重按流入量计为11%，按流出量计为6%(由于中、日、韩三国间对相互直接投资的统计数字差异较大，故流入量统一采用资本输入国公布的数字，流出量统一采用资本输出国公布的数字)，而1998年欧盟的区域内FDI比重按流入量计为52%，按流出量计为40%。北美自由贸易区缺乏直接可比的数据，但下列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区域内投资的状况：截至2000年底，美国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占加FDI总流入量的64%，加拿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加拿大FDI总流出量的75%；1994～2001年，美国和加拿大对墨西哥直接投资合计占墨西哥FDI总流入量的72%。

三、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障碍

迄今为止，东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中、日、韩三国之间还没有形成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这正是东北亚区域内市场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和北美的最直接的原因。

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会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理论在现实中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反全球化的呼声不仅来自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利益集团也往往因担心开放市场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反对贸易自由化。在东北亚地区，农业部门一直是受到最多保护的产业，而无论在日本还是韩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在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相对集中的少数人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会迫使政府实行让多数人付出代价的政策。

事实上，农业部门并不是制约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唯一障碍。在工业部门中，也有一些人担心海外投资可能造成“产业空洞化”，增加本国失业人口。根据DRC的调查，日本和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在其国内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商界和媒体的压力，更多的企业认为受到关注的主要是因产业转移造成的地方政府税收减少，其次才是就业问题和“产业空洞化”问题。这些已经对许多企业的投资构成障碍。

由于韩国长期以日本为赶超对象，实行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实行重化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政策，在东北亚地区已出现钢铁、化工等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和相互竞争的格局。韩国和中国的某些产业在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方面落后于日本，一些企业担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能导致长期依赖 从日本的进口，以及使产业分工固定化。

尽管中、日、韩三国的对外贸易均是顺差，但三国之间存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引起关注。如前所述，贸易的不平衡可能与比较优势的转移、或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有关，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各国总体福利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然而，三国都非常重视扩大外部市场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对出现双边贸易逆差表现的过于敏感。因此，担心贸易自由化引起短期内国际收支失衡，也是阻碍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因素之一。

根据国际经验，启动以各国之间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有相互信任的良好政治气氛，以便于政治家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协调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做出果敢的决策。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政治关系当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消除历史的仇恨，建立协调的民族关系，同样需要政治家们的勇气。

但是，以上这些障碍其实并不是东北亚独有的，诸如农产品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战争历史等问题，在西欧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都曾遇到过，但两大贸易集团建立的过程和经验表明，上述障碍并非是不可逾越的。

四、走向制度性安排，拓展区域内市场

日本的经济停滞、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使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落后于欧洲和北美。尽管中、日、韩三国都在积极推进本国国内的结构调整和改革，由于缺少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区域内市场，每个国家可能不得不付出更高代价。

面对地区主义的挑战，中日韩三国应当积极做出应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北亚要维持并巩固其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仅靠各国独自的力量是不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内市场发展落后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不利于各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结构调整，甚至有可能造成资源外流，削弱东北亚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跨国直接投资在推进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直接投资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也已经起到了十分明显的带动作用。1990～2000年，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上升至9%，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从日本的进口占中国从日本进口总额的比重则由1991年的26%上升到2001年的68%。1990～2000年，从中国的进口占韩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上升到8%，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对韩国的出口占中国对韩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则由1991年的25%上升到2001年的49%。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国企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所形成的区域内部市场，会逐步实现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分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如果三国政府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减少制度上的障碍，甚至在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不断设置新的障碍，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是缓慢的、不稳定的。

市场经济走向篇(4)

关键词：石油企业 物资管理

中图分类号：TE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68-02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石油企业物资供应管理的要求

企业是应用现代生产技术，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法人。因此，石油企业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即在市场经挤卞成为市场的行为主体，必须按照市场规则塑造企业机能，打破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对企业的封闭格局，具有“四自”能力。在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的指导下，从事自主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诱导企业行为人的经营决策，强制企业实现行为最优化，从而使经济社会在整体上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其次，市场对具有内在利益驱动的行为企业形成外在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行为以不断地创新意识去开发新产品、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从而，使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活质量和数量得到空前的提高;最后，市场会不断地分化和重组行为主体本身，调节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促使企业达到高效、增利的目的，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同时又进一步推动市场体系的完善，加速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市场要求企业是市场的主休，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然而，现代的市场经济，其市场也是不同于以前的，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市场。现代市场要求现代的企业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和三个基本条件。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企业的法人性，即真正意义上的法人，而不是二级法人，这是现代科技和信息对企业决策的快速性和反映的灵敏性的要求;二是企业的集团性，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形成后的必然结果，企业必须向集团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三是企业的盈利性，即靠竞争、靠增效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三个基本条件是:一是企业拥有独立完全的自，即企业不仅有明确的经营战略，而且拥有充分的权力来贯彻实施这个战略，政府宏观调控和适当的干预，不影响企业经营谋略的实现;二是企业自主、自立发展，只有具备经营机制，并不断盈利、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才能参与市场竞争，保持石油工亚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产品优势，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树立起形象，三是企业的发展要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要素，特别是石油工业，更需要高新科技的配套和推广。所以，石油企业必须从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模式人手。同时，石油物资供应管理也必须改革“五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其“管供、管用、管节约”的管理职能，开展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走石油物资供应(集团)公司的路子，搞好石油生产资料物资经营。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参与到社会化生产资料大市场、大流通中去，与市场经济接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人到国际市场的大循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石油生产企业经营自落实等的客观要求，也是石油生产企业、石油物资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走向市场的客观必然。

二、石油企业走向市场，迫切要求传统物资供应管理体制的改革

石油企业走向市场，解体“大而全”、“小而全”的管理体制已势在必行。总公司已下决心，油气田走“油公司”的路子，油气田各二级单位相应地向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分公司”迈进。总公司、油气田、二级单位以产权为纽带，理顺相互的依附关系。走向局内、外市场，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拥有充分的经营自。这时，作为承担石油物资管理职能的总公司供应局、油气田供应处，其管理物资的职能将会逐渐减弱，简政放权、转换职能已势在必行。这样，供应局、供应处逐渐走向石油生产资料物资(集团)公司的路子，这就需我们首先尽快转变观念，搞好服务，占领油田内部市场，开拓外部市场，由油田生产资料服务管理型向油田物资经营型的经济实体转叉。那么，对于油田生产物资的管理职能就落到了具有法人地位的油田生产企业，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将根据各自企业的生产情况，在统筹规划安排的基础上:搞好物资的管理、有效地控制流动资金的占用，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企业争储备、不讲周转的被动局面。促使企业主动而又积极地降耗、减储，合理库存结构，端正物资供应与企业整休效益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实现资探配置、整休效益的最优化，提高企业物资管理水平。因此，油田物资供应休制的改革，是石油企业走向市场，油田各二级分公司经营自的要求。但这又必须与总公司的总休改革步骤相配套，在改革过程中采取“边开集、边放水、再修渠、放完水”循序渐进的做法，有条不紊的实施。不能象过去那样“不开渠、就放水”，致使一放就乱，一统就死;也不能采取“先开渠、后放水的消极做法。起不到各项改革的配套作用。

市场经济走向篇(5)

按林业内部产业来说，目前林业已形成四大产业，即：营林、木材、林产工业、多种经营。林业育苗又是营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具有普遍参与和独立经营的特点，就是说其它行业能经营的我们也能经营，其他行业不能经营的，我们也可以大力经营，由此看出林业育苗面对市场是广阔的，是大有作为的。那么林业育苗如何走向市场呢？下面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1、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市场意识

转变观念，树立市场意识，就林业育苗来说，要使林业育苗从生态型林业转变为生态经济型林业；由单一的苗木生产转变为营林的多种经营；由小富即安的短期行为思想转变为社会主义大林业观念，由依靠主管部门指导生产转变为依靠市场需求的经营理念。

在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南巡讲话，同志的“三个代表”；同志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东丰林业原有12个国有林场育苗，缩减为横道河、大阳、仁合、沙河镇四个林场带苗圃。由于受县域经济影响，计划经济制度束缚，生产上出现育苗依靠林场，林场依靠主管局，主管局依靠县委的三依靠局面。即使最近十年来市场对绿化苗木和造林苗木需求不断加大，发展较快。但是，我们在苗木产量、质量、价格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制约。现如今四个国有苗圃竟没有一个苗圃在珍贵树种培育――红松移植上能达到生产标准。圃地均出现投入大、产能小、成本高；土壤沙化严重，没有发展后劲。苗圃勉强维持国有林场造林用苗，遇灾害年份，国有林场造林用苗还需外购，更谈不上个人造林用苗。苗圃产能在市场占有率不足40%，同时连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债务积累也给林场的经济造成很大负担。

近年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制约，对林业育苗走向市场这个问题认识远远不够，缺乏鲜明、强烈的市场意识。一是怕担风险、犯错误，因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走向市场；二是怕林业育苗本身素质不高，不适应市场需求，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和激烈的竞争束手无策，消极等待，不敢走向市场。三是林业育苗和个人怕由于走向市场而丧失了自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既得利益又无风险的依赖，安享生活被打破，所以迟迟不进入市场；四是一部分人认为林业育苗主要是追求生态和社会效益，反对林业育苗走向市场；五是一部分领导怕育苗一旦走向市场，自己的权利受到影响，阻碍育苗走向市场。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是我们林业育苗走向市场的思想障碍，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

林业育苗只有走向市场，才能培育出适应市场的高质量、高产量、高生产力的苗木；只有走向市场，才能把竞争机制、风险机制落到实处；只有走向市场，才能充分发挥现有圃地、设备、技术的巨大潜能，培育出苗木品种多样化的优质苗木，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走向市场才能摆脱目前林业育苗的危困局面，增强林业的经济实力，改善目前林业职工的贫困生活，为实现2020年工资翻一番，生活达小康，实现林业人的富民强国打下坚实基础，为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创建中国的伟大复兴和美丽中国做出林业人应有的贡献。

2、打好基础把林业育苗全面推向市场。

2.1利用现有的圃地、房屋、设备、技术优势，鼓励本单位懂育苗经营的人员来承包管理的原则，先对内后对外的原则，制定承包合同书承包期一般在八至十六年。

2.2合同书中必须明确双方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权利、义务、违约、债务纠纷处理等具体详实的规定。

2.3发包方必须把现有的圃地资源、厂房设备、机械设备、圃地设施等固定资产和苗木资源等流动资产，组成评估委员会对其进行评估，制定台账，对固定资产进行租赁，对流动资产合计金额，做出还款计划，场领导班子研究通过后，报请主管局审核、批复，方可发包，坚决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国有资产不流失。

2.4在制定承包合同对原有育苗职工安置，及相关工资待遇等进行充分考虑。

2.5在制定合同书时，需考虑本地市场每年需要定向造林苗木的需求情况，要求承包方为其培育定向造林用苗，价格与市场同步接轨。

2.6承包合同需一式三份，到公正机关进行公正，甲乙双方各一份，存档一份。

3、创造条件，使林业育苗尽快走向市场

按照党的十指示精神，省林业厅相关文件的具体部署，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特点，制定出适合东丰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县政府人大、政协提出的建设新东丰的“三创、三快”战略决策，大胆改革、大胆推进，尽快解决林场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

3.1转变经营思想，树立以市场为目标的经营指导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转换育苗经营机制为重点，以适应市场要求为目标的育苗经营理念和指导思想。

3.2把原有的依靠计划束缚型、粗放型，改变为独立自主型。

3.3发包方应协助承包方建立苗木信息中心，做好苗木市场调查和科学预测。

市场经济走向篇(6)

各省域“走出去”战略的共性分析

“走出去”战略是指我国政府或者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实施的系统的方略和措施，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全球化经营战略，要求开展跨国经营或去海外发展。不同省域经济中的“走出去”战略都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因此，对于不同省域经济主体来说，它们的“走出去”战略必然有着统一的共性特征。

第一，战略实施主体一致，即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很多学者认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不应当是政府而应当是企业。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政府同企业一样也应当是战略的实施主体。诚然，“走出去”战略最终都要落实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上，最终走出去的必然是企业。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执行的既有企业自身制定的微观层面的“走出去”战略以实现企业的微观效益，也承担着由政府或地方政府制定的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的“走出去”战略以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当然，这里既不存在政企不分问题也不存在地方保护问题。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战略，是省级政府作为战略的主导者，站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按照省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谋划全省企业“走出去”的行为，因此，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地方政府在省域经济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包括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包括落实企业的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自、保护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引导企业避免恶性竞争等。

第二，总体战略目标一致，即鼓励省域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与合作，促进省域经济持续发展。勿庸置疑，所有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总体目标都是要从政策、制度、环境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最终使本地企业走出去，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实行“双向开放”，实现“双项效益”，获取发展条件和市场、资金、技术等等方面的持续竞争优势，从而促进省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但因各省域经济基础和发展方向重点不同，“走出去”的主要动因和阶段战略目标也将不同。

第三，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都涉及多个层次。按照实现程度可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商品走出去，既包括传统的实物的出口，也包括无形服务的输出。二是资本走出去，这是较高层次的走出去，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开店的方式开展跨国经营,培植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化竞争。三是“完全走出去”，这是最高层次的走出去。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地去追求商品出口或资本输出的走出去，而是从根本上追求有进有出，进出互动，能够真正的融入全球一体化，很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来配置“两种资源”，走出去驾驭国际市场竞争，实现自身强大的同时，还要考虑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甚至是整个第三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

第四，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面临相同的外部环境。当前，每一个省区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也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推动全球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增强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世界产业面临新的格局，这给省域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和掠夺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也对省域经济“走出去”形成挑战。国内环境方面，国民经济结构面临战略性调整、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增加、入世后市场开放带来竞争压力以及人民币坚挺对出口形成的压力等都对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五，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和作用基本相同，既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满足国内战略资源需求；同时有利于省域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对于利用国际技术、人才、信息进入国际主流技术体系以及突破国外以反倾销等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非常重要。当然，由于各省域条件和基础不同，又各自有不同的“走出去”的意义和目的。

制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经济学研究的省域差异主要指省域间经济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是体现在经济实力的差异，常用GDP和人均GDP指标来衡量；二是体现在经济发展阶段，这又与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中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省份经济总量差别很大，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走出去”战略在不同省域的战略地位、战略阶段、战略目的和实施重点等都不能等同。从总体上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实力要远远强于其他地区，2003年超过10000亿元的省份全部在东部。西部地区最为落后，除四川省外，其余11个省份GDP都在3000亿元以下，还有3个省份在500亿元以下。就人均经济实力而言，省域差别更为明显。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而言，目前中西部大多数省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落后阶段，而东部有些省份比如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区已接近于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就工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而言，东部一些省份已经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后工业社会”，产业发展依赖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而中西部部分省份工业经济发展尚处于资本积累阶段甚至是资源依赖阶段，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和形式是由该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此，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其“走出去”战略的不同：第一，东部很多省份完全具备“走出去”的实力和条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应当“商品走出去”与“资本走出去”并重，在保证各种形式的商品输出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对外投资。同时，要把“走出去”战略与产业结构的转移、优化和升级紧密结合，进一步提高自己省域经济的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能力。第二，中西部多数省份“走出去”的实力较弱，目前“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必须做到两个结合：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特征，结合“引进来”战略。“走出去”战略现阶段应当以“商品走出去”为主，并有选择地实施以促进商品出口为主要目的的对外投资与合作。

一、区位优势差异对“走出去”战略的影响

1.地理位置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东部沿海，西部沿边，不同省域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上的比较优势，对于沿边的省域应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边境贸易，大力发展边贸经济。西北部的省域可以充分利用欧亚大陆桥“走出去”，西南省份可以充分利用“10+1”合作机制与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南部省份可以利用泛珠江三角洲的优势在“走出去”战略上做文章。对于海外华侨相对集中的省份，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本省籍海外华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到境外进行投资和合作。比如浙江省共有100万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独联体、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事实上该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99%都分布在这些地区。

2.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

不同省域经济在“走出去”战略中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广大中西部省份矿产、能源资源丰富，应当大力挖掘自身的资源型商品。对于资源相对短缺的省份来说，更应当注意如何利用“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资源型合作开发项目，来弥补资源的短缺。比如云南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地缘优势，为鼓励本省企业走出去，采取了包括建立3000万元的“走出去”发展资金等多种措施，在2004、2005年两年内先后开发了老挝万象钾盐开发项目，越南老街省贵沙铁矿项目，缅甸伊洛瓦底盆地D区块石油天然气勘探产品分成项目，成效显著。

二、非区位优势差异的影响

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一个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实质上直接决定着该地区商品的生产供给能力，这些要素禀赋即丰缺程度的差异决定了该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从而决定该地区输出商品的能力和输出商品的种类或者决定该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和方向。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的省域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要素的现实差距或者说要素禀赋的差异，这种差异将影响不同省域经济“走出去”的方式、商品结构、地区分布、投资流向；同时，不同省域的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也决定了省域经济“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渠道和难易程度，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劳动力要素的差异。

省域劳动力禀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省域经济“走出去”的内容和方式。劳动力要素禀赋由三个因素综合决定，一是人口数量，这是基础性指标；二是劳动力的质量，即人口素质，这是关键性指标，由受教育情况和人才比重等综合因素衡量；三是人力资源发展环境，这是个重要指标。笔者选取2000年相关指标的数据，利用SPSS10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功能对各省的上述三个指标进行处理，根据处理的综合分值对各地区、各省域劳动力禀赋的差异进行比较得到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东部省份劳动力要素综合禀赋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省份。各省域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劳动力禀赋的差异：第一，对于I类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智力型劳务输出或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第二，对于其他地区特别时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数量众多，素质较低，成本低廉，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开展多种形式的体力型及技能型劳务输出。

2.资金要素的差异。

资金要素在一个省域经济走出去过程中本身既是“走出去”的战略内容，同时也为“走出去”提供强大支撑，影响着“走出去”的方式。资金要素禀赋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即资金规模、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

笔者选取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地方财政收入、外商投资总额、企业利润总额、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等8个指标，利用SPSS10软件对各地区、各省域资金要素禀赋的差异进行综合比较得到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资金要素禀赋的排列顺序依次是东部、东北、中部、西部，而且差距明显，前六名中东部占去五个，中部6省和西部12省除云南和新疆位于II类地区外，其余综合得分值全部为负值，位于III和 IV地区当中。东部省份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省份。各省域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如下内容：第一，东部资金要素禀赋突出的省份在商品输出层面上应当大力发展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投资，既可建立贸易性企业，也可建立生产性企业，进行资源开采和境外加工。从投资方向上，既可“走”入发达国家与其进行水平型或混合型的分工合作，也可“走”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型投资。第二，位于第III和 IV类的省份（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省份）在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应当将商品输出作为自己的重点，而且在商品输出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垂直型分工。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特殊情况开展以贸易性企业为主的资本层面的走出去，在地区方向上宜更多地选择发展中国家进行单向或双向的投资。

3.技术要素的差异。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和深度。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自身的技术要素禀赋。

技术要素禀赋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技术投入水平，它反映一个地区科研活动的能力及其活动现状并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产出；二是技术要素的产出和转化能力，它反映一个地区科技成果的数量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推广和使用情况。笔者选取8个相关指标利用SPSS10软件对各地区、各省域技术要素禀赋的差异做出综合比较得到表3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技术要素禀赋也大致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梯度分布，东部地区在技术要素禀赋中占有绝对优势，占据了前6名，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的技术要素处于落后位次，中部的江西和山西以及西部的陕西、广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都位于IV类地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对于技术要素占绝对优势的部分东部省份，在大力促进其技术密集型产品“走出去”时，可以进行科研技术型投资，创办境外研究开发机构。同时还应当将其技术要素向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国家转移，努力实现商品、资本、技术、产业“捆绑”一起，共同“走出去”。第二，对于技术要素相对落后的中部或西部省域来说，其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应当是以垂直的方式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商品”，或者与其进行多种形式的劳务合作和多种形式的加工贸易，比如“三来一补”。当然，也要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直接引进，采用世界最新技术，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然后“走”向发展中国家，或以“反梯度”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

4.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改革。“市场化”从根本上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内容上既包括商品市场的市场化也包括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就市场主体而言既包括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也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不进行市场化改革就不可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既不可能“引进来”也不可能“走出去”。毫无疑问，对于省域经济“走出去”来说，市场化程度是除了经济要素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它不仅决定能否实施“走出去”战略，还影响“走出去”的主体。

2003年，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指数课题组选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与法律制度环境、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五个方面的23项客观指标，采用目前公认较为科学的“主因素分析法”进行度量和测算，揭示了我国各地区、省域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和五个主要因素对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具体见表4和表5。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沿海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东部10省、东北3 省、中部6省和西部12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平均分别为7.25、5.69、5.52、4.71，而且不同省域市场化程度差别也很大。从表5中可以看出非国有经济的深度发展、要素市场的较高程度的发育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理顺是东部省份特别是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和上海六省市市场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原因。这些差别影响着不同省域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第一，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省份来说，由于其非国有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制定政策时要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利用自身机制灵活的优势“走出去”，使民营中小企业也成为省域经济“走出去”的主力军。同时，要充分发挥商品和要素市场相对发达的优势，开展多种的形式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第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广大中西部省份来说，“走出去”的关键还在于大力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政策和制度上推进本地市场化进程，努力与国际市场早日接轨，为本省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同时，由于这些省份非国有经济比重仍然不大，因此目前走出去的主力军可能以国有企业为主，但也应当大力培植民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走出去”。

河南省“走出去”战略选择

河南省地处中原，土地肥沃，矿藏丰富，交通发达，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迅猛，工业化快速崛起，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经济结构优化，在保持农业大省地位的同时，正逐步向工业大省迈进，进而实现“三・二・一”的转变。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给河南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根据自身的省情特征和发展基础，确定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适当的“走出去”战略，将提升全省对外开放的水平，促进省域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实现中原的真正崛起。

一、河南基本省情及“走出去”现状

河南省人口和经济总量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但就其人均量和经济资源状况来说，却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人均GDP、劳动力要素禀赋、资金要素禀赋、技术要素禀赋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在全国居于第16、14、12、13、17位。目前，河南省的“走出去”状况呈现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河南省在商品“走出去”层面和资本输出层面均居各省第13位，处于中等水平，与其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要素禀赋比较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说明不论商品出口还是对外投资，河南仍都具有极大潜力。

第二，在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业务等对外经济合作及劳务输出方面，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位次，分别处于第10位和第7位。但就其占全国的比重来看，又相对落后于其经济实力和人口资源优势（两者分别位于全国第6和第1名，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位6%和7.48%）。这说明河南省在“走出去”过程中尚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河南省在下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加大力度，积极引导，采取恰当措施，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商品输出层面和资本输出层面的共同快速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河南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河南省“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确定“走出去”的正确路径。

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将近1亿的人口为河南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河南地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走出去”商品构成和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应大力发挥河南省劳动力绝对优势，确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大力促进农产品、矿产品和轻纺产品的出口。

由于河南省资金要素不占优势，而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明显，同时，河南在一些制造业领域生产能力富裕，结合省内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应选择适当产业产品对外投资建厂。因此，在“走出去”的层次和阶段上，应确立大力推进和发展商品层面的出口战略和服务层面的输出战略，在此基础上鼓励发展资本层面和技术层面的输出。在“走出去”的方式上，应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同时适当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收购兼并、BOT等方式进行商品输出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主要是

在“走出去”地区分布上，应坚持“多元化”战略。具体来说：第一，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垂直型输出，另一方面利用劳动力优势大力开展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第二，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进行富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输出，同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展工程承包和咨询服务等经济合作。

市场经济走向篇(7)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因为理论上来说，股票代表着对企业未来利润的索取权。经济好，企业利润自然好，企业股价就应该高。所以，股价应当与宏观经济同向波动。

但理论上的这种正相关在现实中未必一直成立。过去3个季度的A股市场就是一个反例。这段时间，表征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汇丰PMI指数趋势性下行，而上证综指却上涨超过70%，走出了2010年以来最大的一波牛市。

但这并非中国股市的常态。以2008年到2014年上半年这段时间计算，上证综指与汇丰PMI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为+0.7，高度正相关。

可以说，中国股市已经从过去的经济晴雨表，变成了现在的宏观经济反向指标。

A股市场之所以会有这样反常的表现，缘于当前以“定向宽松”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催生的流动性“堰塞湖”。从2014年开始，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定向投放流动性的方式，引导资金进入“三农”和小微企业。同时，房地产和基建则被打入另册，在获取融资方面困难不少。这一政策实际执行下来，三农和小微因为其规模和风险度等原因，想给钱，钱给不出去;而地产和基建则是想拿钱，拿不到钱。于是，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受阻，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资金因而积压在金融市场，形成“堰塞湖”。

流动性“堰塞湖”令金融市场的不差钱和实体经济融资难同时发生。股票指数在经济走弱的背景下大幅走强。股市与经济之间的跷跷板效应随之而生。目前，这种跷跷板效应还在通过两重机制自我强化。

第一重机制从经济作用到股市。在融资难的约束之下，实体经济的增长还在持续下滑，威胁到“稳增长”大目标的实现。而这倒过来又给货币政策带来更大放松压力，因而进一步推高股价。于是，经济越差，股市越好。

第二重机制从股市作用到经济。股市的大幅走牛已经明显分流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面。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这3个月中，社会融资总量月均同比多增1016亿元，大幅高于2014年三季度。尽管如此，最近3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月均同比增速仅5.4%，反而只有2014年三季度增速的一半。其背后，明显能看到股市带给实体经济的资金虹吸效应。于是，股市越好，经济越差。

这第二重机制还为银行资金的变相入市所强化。在各路资金跑步进入股市的时候，银行资金也在通过银行理财对接股票类产品的方式大量入市大致估算应该在万亿元的量级。而银行资金在进入股市时，往往参与结构化产品的优先层，为其他入市资金提升杠杆率提供了条件。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股市走牛和经济走弱正在相互强化。发展下去，股市的泡沫化和经济的失稳是必然结果。

未来，有三种情况可能对股市与经济之间的跷跷板效应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将其终结。

第一，实体经济增长硬着陆。如果经济中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将强行将股市的注意力从流动性的“风”移向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尽管政府不会容忍增长硬着陆的发生，但政策调控滞后致其发生的概率不低。

第二，监管者对银行资金流入股市的清查。当前银行理财资金对接股市的行为，已经踩到了我国多年来坚持的“银行资金不得炒股”的红线。这方面监管的收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失去了银行这一批量资金的供给，股市的热度将会降温不少。

第三，财政政策扩张带动经济企稳。面对股市与经济的跷跷板，货币政策陷入“放与不放都不是”的两难中。此时，理应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破局。进入2015年，财政支出力度已经明显放大。如果财政政策能带动经济增长企稳，减轻货币政策的放松压力，跷跷板效应就会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