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行业现状篇(1)

关键词：健康保险 高端医疗 风险管控

医疗保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医疗费用保险，主要是提供医疗费用保障的保险，属于健康险的范畴。“医疗保险的主要功能是经济补偿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人由于健康原因（疾病或意外伤害等）导致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或收入减少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或收入损失）给予经济补偿”。医疗费用保险涵盖的医疗费用责任一般主要包括门诊费用、住院费用、护理费用、手术费用、牙科医疗费用、眼科医疗费用、生育医疗费用等各种治疗和检查的费用。国际上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商业健康保险模式：一是基本型，即商业健康保险是公众获得基本健康保障的主要途径，如美国、德国等。二是重复型，即政府主导下实行全民医疗，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保障内容重叠但保障水平更高的保障，如英国。三是补充型，即政府医疗或者保险为公共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对政府医疗或社会保险未报销的项目或费用进行补充，如加拿大。与笔者本人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医疗保险模式中商业医疗保险尤其是商业高端医疗保险的风险管控问题，即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模式下，作为满足多样化需求而存在的高端商业健康保险如何进行风险管控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商业健康保险领域的高端医疗保险的风险管控问题。

一、医疗保险的风险构成

“作为健康保险范畴的医疗保险经营的风险主要指医疗费用和医疗成本的不确定性，即实际的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经常偏离预期结果，从而使得健康保险的经营充满变数。”从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充满变数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失灵”，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逆向选择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供给不足。在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形式的保险格局下，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缺乏基本医疗保险的广泛、普遍性、平等性和强制性等特点，逆向选择问题突出，往往导致了商业健康险市场的供给不足。当被保险人之间患病的概率不同，而保险人不能区分低风险和高风险的个体时，保险人为了控制经营风险，对于一定水平的保障程度，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其预期支出计算平均保费，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就会发生。这样风险低的被保险人会选择退出保险市场，而风险高的人则留在现有的保险市场，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健康保险市场的风险水平，保险人为规避风险、追求利润，又会进一步提高保费，从而导致更多的低风险者退出保险市场，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出现了保险人经营困难，而很多被保险人却没有保障的困境，整个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低效率运转。

第二，道德风险导致了医疗成本的攀升，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运作的效率。道德风险指投保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做出了有损保险人的行为，导致对医疗服务的使用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医疗成本的增加。一方面，由于边际私人成本降低，投保人没有降低医疗保健需求、降低医疗风险的动力，甚至通过个人行动故意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施加影响，例如参保后，人们不太注意饮食、吸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这些个人行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需求概率，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第三方支付”的制度下，“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民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同时，医疗服机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疗机构“过度医疗”现象盛行，尤其是在中国现行的按照项目付费的支付模式下，服务提供方诱导患者过度消个费的概率就会增大，典型表现为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激励机制的扭曲破坏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有效运作。

二、产品设计阶段风险管控手段

高端医疗保险在风险管控方面主要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产品设计阶段管控、医疗服务过程中管控、理赔过程中管控。下文首先探讨产品设计阶段管控的风险管控方式：

（一）免赔额设置

免赔额，顾名思义，是免赔的额度。指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事先约定，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损失的一定比例、金额，损失额在规定数额之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免赔额能消除许多发生几率高的小额费用的索赔，从而可以降低保费，所以免赔额条款在财产、健康和汽车保险中得到广泛使用。

（二）核保政策区别对待

核保政策除了基于严格的保险风险精算法则，还会很大程度上结合特殊的产品责任、医疗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在核保实践中坚持“不同风险不同费率”的宗旨，这这种核保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撇脂”之嫌，但在目前的高端医疗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彻底摒弃，目前我国商业高端医疗参与者是在强制参加基本医疗基础上对高品质医疗需求的自愿选择。因此，从医疗保险的格局和个人选择的自主性方面都不会造成过多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针对不同风险医疗保险通过核保管控风险主要体现在对如下风险要素的把握上：

1、被保险人年龄：对于医疗费用保险和短期残疾收入保险，在55岁之前风险的增加是不明显的。2、性别：性别对医疗保险承保有重要的影响，往往女性的伤残率高于男性，而且性别与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3、健康状况：主要评估被保险人现有伤病及既往病史对赔付可能造成的影响，被保险人健康状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被保险人本人的生活习惯、职业习惯、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除此之外，还有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被保险人的医疗风险，这也是医疗保险核保需要考察的方面。

（三）等待期

等待期在医疗保险中的主要作用是排除既往疾病的风险，保险公司对某些特殊责任如住院、门诊、牙科、眼科责任设定一定的期限，在此期限之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等待期为控制风险的常规方式，在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根据参保团体的规模及健康状况相机抉择等待期是否保留。上图中的MSH公司一般而言会承担既往症的责任，而平安健康保险公司产品则将既往症分为一般既往症和严重既往症，一般小团体不承担既往症责任，中型团体承担一般既往症，大型团体才承担严重既往症，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一些长期的，系统性的风险。

（四）除外责任

高端医疗保险在除外责任这种常规风险管控手段的运用方面比其他保险产品要更为突出，医疗保险除外责任的规定跟不同的医疗服务环境下发生医疗费用水平不同有关，同时也与保险人自身市场地位、实力、经验数据有关，一般来说，医疗保险成熟市场条件下除外责任较少，较宽泛，新兴市场除外责任规定较多，较细。

除此之外，产品设计层面的管控手段还有共付比例，这种手段原理类似于免赔额，指报销比例不是100%，给被保险人设定一定的一自付比例，这在直接结算技术手段落后的保险环境中，会给医疗服务带来一定的困难，目前国内的高端医疗保险很少采用这种手段。

三、医疗服务过程中风险控制

（一）指定就诊医院规定

国内高端医疗保险是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商业医疗保险的产物，产品责任和服务模式多为国外产品的模仿之作，由于国外特定医疗环境、社会环境、福利制度无法完全复制，因此，国内高端医疗产品需要结合国内特有的医疗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福利制度背景进行本土化改造。

首先，在国内公立医院体系中，国内医疗体制现状决定了公立医院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地位无可比拟，保险公司在运作商业健康保险的实际中必须唯公立医疗机构马首是瞻，因此，指定医院的作用不如商业健康保险发达国家的作用明显。其次，在私立医院体系中，保险公司通过指定医院合作来降低保险风险的作用逐渐显现。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保险公司和医院机构的合作还处在很低层次的水平，很多环节还只能靠人工连接，无法实现制度化、技术化的风险管控。再次，在被保险人对就诊医疗机构没有特殊偏好的情形下，结合国内医疗水平，在某些责任上设置指定医院规定，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外资医院之间，在发达城市医疗机构和次发达城市医疗机构之间，医疗费用有较大差距。具体而言，公立医院相较私立医院、外资医院对医疗费用控制有较明显作用。

（二）预授权规定

高端医疗保险一般会设置预授权规定，即，由医疗机构/被保险人在提供/接受医疗服务之前，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服务的授权。成熟医疗保险市场，由于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控制力较强，预授权申请由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公司在给予预授权的过程中可以加强对保险风险的控制，加强对被保险人治疗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事后理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目前国内市场因为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的控制力较弱，预授权主要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基本上无法实现预授权对风险控制的作用。

四、引入健康管理以降低医疗风险

健康管理的实质是管理健康风险，它是以不同健康状态下人们的健康需求为导向，通过对个体、群体健康状况和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评估和预测，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指定相应的健康管理计划，协调个人、组织、社会的行为，针对各种健康危险因素进行系统干预和管理的全过程。

通过健康管理干预被保险人的个人行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升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从而降低医疗保健的需求，这是对个人道德风险的矫正，也是目前健康保险领域降低医疗费用成本，控制风险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2]所有图表、数据均来自平安健康保险及外资股东DISCOVERY公司

[3]《中国保险报》2009年5月5日版

[4]《当代金融家》2011年10月刊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篇(2)

关键词：健康管理；社区卫生服务；社会医疗保险；健康保险；医患关系

1健康管理概念

健康管理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全过程。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运动状态。即对健康危险因素的检查监测（发现健康问题） 评价（认识健康问题）干预（解决健康问题）再监测再评价再干预……。其中健康危U因素干预（解决健康问题）是核心[1]。健康管理循环每进行一次，解决一些健康问题，健康管理循环的不断运行促使服务对象向健康方向发展。

2中国健康管理现状及需求

认真管理我国的健康资源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中国能否解决国民的健康问题，国民的健康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健康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源源不断地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2] 。

我国目前在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慢性疾病患病率迅速上升，疾病经济负担严重；医疗费用急剧上涨，个人、集体和政府不堪重负这些严峻形势下，健康管理的实施显得破在眉睫。在国内，人们一直以来习惯了“生病就医”的医疗模式，在尚无明显症状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重视，甚至不了解。国家实施的医疗保障也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只有生病之后方能使用，只保治、不保防，防与治相分离，当人们处于“亚健康”状态以及“高危”状态时，社会医疗不能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我们缺少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健康管理体系，即找出隐藏的可能引起疾病的危险因素，加以预防和干预。虽然在国内也有一些医疗机构打出“健康管理”的旗帜，大都还停留在体检的范畴，但仅停留在体检这一步，没有提供体检以外的诸如健康评估、健康干预、跟踪随访等更进一步的服务。

健康管理主要针对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和“慢病”人群。对一般人群可以进行健康教育；对高危人群可以进行非药物治疗的个体化指导，如生活方式管理，需求管理等；对疾病人群可采用专项疾病管理，健康促进等服务。

3健康管理的发展趋势

3.1 健康管理的发展平台

3.1.1 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发展健康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集预防、保健、康复、医疗、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六位一体，旨在提供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虽然目前在全国开展的社区卫生服务理论设计上也有在人群中实施健康管理的理念，但并未达到健康管理的实际要求。健康管理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病人，还包括健康和亚健康人群。各国的经验表明，80%以上的疾病可以在社区得到有效防治。在社区解决不了的疾病，利用转诊制度把病人转到指定的医院治疗，治愈后再转回社区进行康复。因此，社区不仅应该成为健康教育中心和慢性病防治中心，还应该成为健康管理的平台[3]。结合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和需求，健康管理可在以下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建立健康档案，识别、控制健康危险因素，实施健康教育；进行健康和医疗需求指导；搭建个人健康信息网络平台，方便社区和指定大医院之间的患者信息共享。目前，我国健康管理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社区卫生服务建设也有诸多不足，将两者相结合， 以期获得双赢的效果。

3.1.2以医院为依托发展健康管理

人类健康需求赋予医院的职能和任务已大大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治病救人”，医院应该调动一切资源为人的健康服务。因此，医疗市场应重新被认识，医院功能和内涵可以进一步调整，并正确引导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和健康消费，这就要求医院除面对病人服务，还要涵盖占人群90%～95%的亚健康和健康人群[4]。医院一般拥有强大的住院病人资源库，同时也可为门诊就医者建立详细的档案资料库，门诊就医者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医疗服务需求者，通过数据资料整合分析，可以将这些人群进行分类， 医院设置专门的健康管理科室，对健康、亚健康人群提供健康咨询，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给予健康指导，并对其进行跟踪治疗；为康复期患者提供科学、规范的康复指导，随时纠正、解答其在康复期存在的不科学行为和困惑；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心理、情感、精神状态、营养、饮食、生活行为等各方面的指导，定期开设讲座并发放健康手册；对于高端人群可根据其需求设置专门的健康管理方案，实施俱乐部会员制服务。医院实施健康管理的优势在于专科比较齐全，设备比较齐全。

3.1.3社会医疗保险与健康管理相结合

现行的医保制度主要是对患病的参保人给予事后经济补偿，分散患病带来的损失，但不能减少和避免疾病的发生，结果患者越来越多，并集中于大医院治疗。医疗保险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治病（尤其是在后期）费用的控制上，同时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1]。在医疗保险管理中引入健康管理新理念，将基本医疗保险与预防保健相结合，引导健康和亚健康人群能够将个人账户内积累的资金用于健康管理，既有利于减轻医保基金的压力，又有利于实现人人健康的目标。

3.2推进健康管理，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和患者构成了医疗服务的供方和需方，而医患之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由于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作为患者的人，医生对医疗知识和技术有足够多的了解，在我国，由于医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十分薄弱，人们的医疗知识普遍缺乏，患者往往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地位。健康管理可以帮助患者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从整体上把握医疗资源分布、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医院和医生，从而不再使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劣势，能够对医疗活动的疗效有合理的期望，通过知―信―行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模式更好地促进健康水平。健康管理这一形式将医生和患者放在了同一位置，医患双方地位平等、目标统一，医生较容易赢得广大患者（潜在患者）的信任，这为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契合点。

参考文献：

[1]陈建勋，马良才，于文龙，等.“健康管理” 的理论和实践[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06，22（1）：7-10.

[2]黄建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健康管理[J].疾病控制杂志，2006，10（3）：215-218.

[3]张瑞利.健康管理产业的供给现状及趋势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07，4：50.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篇(3)

健康保险成为“新医改”助推器

“新医改”方案提出了“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强调“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简化理赔手续，方便群众，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并且“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需求”。明确了“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面对“新医改”为健康保险发展预留的广阔空间，健康保险机构应当在利用政策、创新政策和完善政策方面有所作为。

健康保险服务的宗旨有利于实现“新医改”的基本要求。在未来十年，继续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同时不断探索有效的保障机制和实施途径，努力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是“新医改”的基本要求。

实现这项基本要求的平台是健康服务市场。健康服务市场与医疗服务市场有所不同。医疗服务市场以疾病为标的，患者是服务需求者，医院是服务供给者，既是双边市场，也是即期市场，保险介入后就形成医疗保险服务市场。健康服务市场以健康为标的，面向健康群体，属于由即期市场和中长期市场相结合的市场，保险介入后就形成健康保险服务市场。

健康保险业务的特点有利于“新医改”的经济安排。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患者支付费用属于必然事件，健康保险所具有的通过财务手段集中与分散风险的特点，经过保险所特有的经济或财务安排，使得作为被保险人的患者一旦患病，即可以由全体投保人共同支付的保险费建立起来的保险基金支付规定的医疗费用，从而分散作为被保险人的患者可能产生的高昂医疗费用支出。在这样一个运行过程中，保险所具有的对于投保人风险评估和防止逆选择的作业规则促使健康保险公司必须将健康管理理念始终贯穿其中，通过合理的财务安排机制引导投保人关注健康、科学防病治病，从而有效节约社会资源，对于“新医改”运行的经济安排发挥实际效应。

有利于“新医改”可持续发展

健康保险机构的运行机制有利于“新医改”的可持续发展。商业保险是一种市场化机制，通过保险公司对利润和效益的关注，用市场化的“无形的手”实现医药卫生和健康管理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卫生界存在的医疗服务供求畸形、结构性失灵的问题。

因此，从短期看，由于商业保险公司的介入，有助于通过团体性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服务的采购和保险公司医学与健康管理专家的介入，实现投保人和医疗服务提供商的信息对称，解决过度医疗所形成的大处方、大检查、大用药的问题，节约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服务资源；从中期看，通过引进健康保险服务概念，可以强化核保环节和服务过程的全方位跟踪，从而通过对次标准体进行差异化保费标准，实行差别费率，通过价格杠杆引导投保人加强健康管理，促进医疗服务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通过与健康风险管理相结合，使健康服务可以通过健康生活、健康意识、健康观察等多样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为投保人带来体质和体能的改善，从而防范“慢病”发病率，帮助“慢病”合理和科学用药乃至康复，从而有效减少病患的数量，缓解医疗服务市场的供需矛盾，在发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健康保险服务市场的同时，促进“新医改”政策及相关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催化完善健康管理市场

健康保险之所以要将健康管理作为其专业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可以通过对医疗费用支出的控制方面稳定健康保险业务运行过程中的财务状况。

首先，健康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对医疗网络或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审核不合理的费用支出，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来制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其次，通过健康管理来改善被保险人群体的健康状况，从而降低医疗费用支出。从专业健康保险市场的角度分析，广义的健康管理包括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来制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和通过改善被保险人群体的健康状况降低医疗费用支出，狭义的健康管理则仅仅是指通过改善被保险人群的健康状况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

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健康保险公司在与医疗机构的博弈过程中，仍处弱势地位，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尚未形成，健康保险公司构建自己控制的医疗服务网络体系还存在着制度障碍，而主流医疗服务机构的关注点仍在疾病治疗方面，还缺乏借助于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需求。

因此，我国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目前主要是通过与独立的第三方健康管理公司合作，以外包服务项目为主，自建服务项目为辅的方式，向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篇(4)

【关键词】 健康管理;健康体检;移动健康;健康保险

健康管理，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词。自2000年健康管理在我国兴起以来，我们不断被健康管理学、健康管理师、健康管理产业等等衍生名词冲击着，但是健康管理在生活中如何应用？健康管理到底离普通百姓有多远？健康管理产业的现状和未来又如何？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健康管理的意义何在。

一、健康管理的起源

健康管理起源于美国，随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之所以美国是健康管理的发源地，是因为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特殊性。美国的医疗保险类型多样、种类繁多，包括学生医疗保险、私营保险、儿童医疗保险等等，总的来说，大致分为公共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保险是以商业保险为主，保险公司基于经济利益，希望投保人都能保持身体健康，尽量减少生病次数和生大病的机率，于是积极推出一系列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同时，在投保时，公司需要进行健康风险评估，根据健康状况决定保险费用的多少。此外，慢性病负担和人口老龄化也不断加剧医疗费用的持续攀升，导致医疗费用对国家的经济和发展产生了威胁。这些主客观原因都促进了美国健康管理的发展。

受发达国家影响，健康管理在21世纪初在我国逐渐兴起，特别是2003年全国经历了“非典”大劫难之后，民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需求有了显著提高，健康管理的概念、技术和产品逐渐引入国内，健康产业迅速发展。

二、健康管理的概念

说到健康管理，就不得不先谈谈健康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8年提出：“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与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1]

健康管理是对人类身体从生理到心理状况需要长期保持符合科学的标准指数并为此努力的一种现代、精品化、多元化服务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运用现代技术关注生命质量并不断提升的研究过程。[2]健康管理的实质是将管理学概念应用在健康领域，包括健康维护、疾病预防、临床治疗及康复领域，主要分为三大职能：健康监测、健康维护、健康促进。[3]从管理的层面说，健康管理的核心是管理学中的风险管理，一方面需要找出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另一方面尽量控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因此，健康管理是基于管理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提炼后形成的交叉学科。

三、健康管理的应用

提到健康管理，普通民众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健康管理是一门学科或是产业，是专业人士涉及的领域，离日常生活很远，暂时没有应用在生活中。事实上，健康管理具有形式多样化的特征，在生活中应用的方式和手段复杂而多变。

1、健康体检

健康体检不等于健康管理，但它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健康体检，顾名思义是以健康为中心的身体检查，是指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疾病时用医学技术、设备、手段进行全面检查，目的是筛查疾病，找出潜在威胁健康的因素，及时控制和治疗疾病。

健康体检与传统体检有所不同。与传统的以治疗为主的体检不同，健康体检是以预防为主的利用医学技术和手段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的现代医学模式。体检结果也从传统的一张看不懂的化验单演变为具有良好操作性及指导性的健康评估报告，同时为“客户”提供配套的健康促进方案，从而实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的目的。健康管理在健康体检中的应用，体现在将项目检查、“售后服务”、跟踪服务集成一体，进行系统管理，同时依托医院技术和设备，有效整合现有的医疗资源，为客户提供静态和动态的数据分析，既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医疗质量，又能降低医疗费用。健康体检是个性化的医疗管理，是以“未雨绸缪”为主导思想的预防管理，是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有机结合，赋予体检更丰富的内涵。

2、移动健康管理

近两年，最热的词非“互联网+”莫属，自2015年它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健康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被融入到现代科技的大环境中。手环、手表、眼睛等等可穿戴设备进入公众的生活，通过佩戴收集人体健康数据，上传至设备云端，自动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在云端数据库中匹配相应的诊断结果和治疗建议，这就是移动健康管理的基本模式。互联网+“可穿戴”就诞生了智能移动健康管理，标志着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医疗模式的集合和创新，也将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推向智能化、信息化、个性化时代。

3、健康保险

由于慢性疾病患病率的增高和移动健康管理的发达，民众的健康管理需求逐渐增多，在健康方面的投资日渐上升，健康保险就是健康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保险业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与资金管理能力，特别是健康保险作为医疗保险的补充，有利于整合和协调各种健康诊疗服务。[4]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的共同之处都在于“防患于未然”，也就是由事后管理转变为事前或事中管理。此外，健康保险业还能够通过激励机制以及所掌握的客户资源，利用市场化机制，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费用支付体系的健康发展。

四、健康管理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21世纪的医患关系不再是单一的医生和患者，而是医学和社会的关系，以慢病防控为核心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健康管理正是契合国家发展战略，让健康的人更好的拥有保持健康，让患病者更早的发现疾病、及时治疗、恢复健康。同时，基于现代技术的智慧健康和基于保险业的健康保险发展已日趋成熟，未来健康管理产业会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体育产品产业、颐养与抗衰老产业、中医养生保健产业、健康传媒与健康文化产业等等都将应运而生。因此，将健康管理与医患关系、生活保健结合起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王培玉.健康管理学[M].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4.2.

[2] 喻陆.现代健康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展望[J].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2004.2（10）19.

[3] 杨迎春，巢健茜，王小雨，董文慧.健康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8.35（22）.

[4] 建勋，马良才，于文龙等.“健康管理”的理念和实践[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06.22（1）7.

【作者简介】

白贺伊（1987.9-）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广播电视大学理工医外教学部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健康管理.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篇(5)

关键词：中医养生保健；社会力量；卫生监管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是指运用中医药理念、方法和技术开展的保养身心、预防疾病、改善体质、增进健康的活动。目前，医疗机构开展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主要由《医师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与管理指南》等卫生法律法规加以规制，整体服务开展较为规范。现阶段该行业凸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非医疗性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的服务，并存在机构准入门槛较低、监管主体缺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问题。《中医药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贯彻落实《中医药法》支持举措，推进社会非医疗性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规范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1发展现状

1．1产业群体和市场发展现状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覆盖面广、产业链长。主要包括：①以中医医疗机构“治未病”科室为主体，开展疾病诊疗为主兼具养生保健的医疗产业；②以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为主体的健康产品产业；③以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咨询指导、健康干预、健康管理等为服务内容，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养生保健服务产业；④以养老院、老年居家护理等为主体的老年健康服务产业。目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市场主要由上述第三类提供，服务主体为养生会所、针灸推拿馆、药膳会馆、美容美发馆等。

1．2法律政策和技术标准现状

目前规范该类机构的文件主要包括：①规范性文件，如2005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推拿按摩等活动管理中有关问题的通知》、2012年《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基本标准（试用稿）》、2016年《中医师在养生保健机构提供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服务的暂行规定》、2016年《关于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等；②批复和复函，如2014年、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中有关中医监督问题的批复》《关于非医疗机构开展“火疗”项目的复函》；③技术标准类，如2010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的膏方、药酒、穴位贴敷、砭术、艾灸、少儿推拿、脊柱推拿、全身推拿等技术操作规范。

1．3试点实践和行业自律现状

目前全国有21个试点地区探索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管理模式。主要包括：①行业管理和星级评定模式，如北京市东城区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自律管理规范，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上海市浦东新区依据养生保健机构服务水平，参考安全、环境、卫生等因素进行综合星级评定。②医疗机构与社会养生保健机构联动模式，如上海长宁区将社会养生保健机构与医疗机构联动组成战略性联盟体，区政府及中医药主管机构作为主管部门，市场监管等协同管理［1］。③机构分类管理和技术规范审查模式，如海南省海口市实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分级制度，一级、二级、三级机构应分别提供最少不低于2、3、4种服务项目。按摩、熏、洗、艾灸、拔罐、刮痧、中医美容和中医药健康咨询等8类养生服务机构开办前，除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外，还须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技术规范性审查［2］。

2存在问题

2．1机构准入门槛较低、监管主体缺位

目前《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并无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类行业，实践中往往只需明确的注册地址和规范的注册名称即可完成登记。此外缺乏实质监管，客观上造成该类机构“民不举、官不究”的社会局面。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开展的“预防”“保健”服务的监管，对该类机构主要进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非医疗机构前置注册审批、执业规范和场所相关健康产品的监管，以及消费者的投诉举报，难以有效对执业行为进行专业性监管；人社部门负责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管理，并无法定执业规范的日常监管权；中医药主管部门类似于卫生健康部门，也缺乏监管依据［3］。

2．2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低、素质良莠不齐

2020年，人社部下发《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保健调理师职业资格将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证转为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此前，保健调理师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唯一的保健类职业，属于水平评价类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据2017年调查，全国约有150万人取得保健调理师资格，而全国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4］。一项针对重庆市南岸区的调查，1639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仅为10．49％，中医保健机构合规率仅为10．96％［5］。实践中，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注册时对其从业人员也无明确的资质要求，大多数从业人员仅参与内部短期培训。从业人员技师以护理人员培训转行为主，服务内容以拔罐、推拿、艾灸、刮痧等为多［6］。

2．3技术规范缺失，存在人身损害和合同纠纷的司法困境

国家关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法律层面较为宏观原则，在规范性文件层面更多体现为机构服务项目、场所与环境、设施设备等硬件要求，在批复和复函层面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有限，在技术规范层面则存在技术规范缺失、行业影响力有限等问题。由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推拿”“拔罐”“刮痧”等具有“医疗”和“保健”的双重属性，导致医疗行为与养生保健行为边界模糊性。该类机构仅根据自身理解，运用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不当，致使消费者受伤、甚至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实践中，司法机关基本按照《民法典》之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和《合同法》之合同纠纷两种途径进行处理。按照人身损害审理案件，现行条例往往针对医疗行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缺少标准可供参考；按照合同纠纷审理案件，多数养生保健机构仅有收费单据，缺少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产品说明等消费凭据，消费者往往由于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风险。

2．4市场宣传欠科学、公民中医健康素养水平不高

目前，相当部分该类机构以“养生”“保健”“经络”“治未病”“健康咨询”“理疗”等为名，通过开办健康讲座、免费体验等形式，进行夸大服务效果、诱导消费者需求等宣传。据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养生保健素养调查，全国中医药科普普及率高达84．02％，但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仅为8．55％［7］。可见，民众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低，对保健服务内容缺乏足够的理性认知，容易受到误导并接受不规范服务。

3对策建议

3．1明确服务内涵、建立负面清单界定该类机构

开展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内涵。应注意：①明确一项服务技术是中医养生保健还是其他行为时，应具体结合技术的适用人群、手法、力度、适用范围以及禁止操作事项等判断。二者在服务手法、力度和穴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推拿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推、拿、提、捏、揉等手法在经络、穴位上进行的理疗行为；按摩则是一般的休闲保健，手法上只能到达皮、肉，目的是简单的放松。②中医养生保健行为存在医疗与养生保健的边界模糊性，应以创伤性、侵入性、危险性等为评价标准，建立其负面清单，凡被纳入的均无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资格。

3．2强化机构审批、明确从业资质要求

目前在无上位法之行政许可依据下，可尝试采取以下措施：①探索在地方性中医药条例中，增加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及其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规定，如市场监管部门市场准入和中医药主管部门技术规范性协同审查制。②推行该类机构备案制，即举办该类机构的，将机构名称、地址、服务范围、人员配备等报所在地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开展执业活动，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的配套监管。③积极协调国务院相关部委，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增加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明确机构登记注册标准。④实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从业人员资格统一管理，并根据学历层次、实践年限、职业技能等，实行分级管理制度。

3．3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推进管理创新措施落实

国家应鼓励、支持中医养生保健行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成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行政委托授权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①制定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规范标准，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制定相应的服务方案和具体流程，建立项目技术公开目录，加强服务质量的行业管理。如要求明示“本机构仅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不涉及任何医疗行为”；建立健康服务档案，履行服务项目、产品说明等事先知情同意。②建立不良信用记录制度和诚信分类评价制度，借鉴建筑工程、食品安全等做法，确定社会非医疗性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的等级评价，并向社会公告。③通过与中医院校开展合作，建立养生人才专业培训中心，加强养生保健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法律法规等教育培训。

3．4加强联动监管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国家应将该类机构纳入中医药服务监督检查体系。主要包括：①考虑可操作性，应对该类机构实行中医药监管部门为主导、多部门联动的监管机制。中医药监管负责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技术规范性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经营许可审查，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卫生监督执法等，必要时应联合公安、医保、广电等多部门开展整顿工作。②通过数字化存储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辖区内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情况、监管管理部门的不良信用记录等信息，建立数据库，加强民众的知情权。③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药健康文化活动，如由技艺精湛的中医专家提供推拿、拔罐等体验服务，提高民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获得感和中医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④不断提高民众的中医健康素养水平，发挥民众在监督线索的发现以及相关的调查取证等中的作用［8］。

参考文献

［1］朱吉，贾杨，陆超娣，等．上海市长宁区医疗机构与社会养生保健机构联动下的“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平台”建设［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5，22（5）：13－15．

［2］峗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监管问题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7，10（7）：49－50．

［3］田侃．《中医药法》立法创新之评价［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20－25．

［4］岳冉冉，毛伟豪，王思北．养生保健机构乱象调查［J］．小康，2017（17）：72－73．

［5］峗怡，鄢庆波，池苇，等．重庆市南岸区社会办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现况调查［J］．医学与社会，2017，30（10）：29－31．

［6］陈建章，何志强，吴淑娥，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调研报告［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1，29（2）：44－46．

［7］荆伟龙，王朝君．国人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偏低［J］．中国卫生，2016（5）：97－98．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篇(6)

关键词：村级卫生机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卫生

中图分类号：D42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5-0097-04

2002 年10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明确提出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农村三级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基础的农村卫生机构也被纳入了这一制度框架下。随着形势的发展,村级卫生机构的建设,管理模式与农村改革发展的现状及农民群的需求还不相适应。所以,唯有与时俱进,推进村级卫生机构改革,加强村级卫生机构的建设管理,才能更好地为农民群众健康服务。

村级卫生机构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就诊单位。农民把村卫生机构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就诊单位，有村卫生机构区别于其他卫生机构的自身优势，“距离近”、“价格便宜”是农民把村卫生机构作为就诊单位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2004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村卫生机构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就诊单位，所占比例最高，占60.34%，其次为乡镇卫生院，占23.19%，私人开的医院和门诊部所占比例分别为9.38%和1.49%。一类地区（平原地区）71.68%的农村居民经常在村级卫生机构就诊，二类（丘陵地区）和三类地区（山区）则分别为64.8%和60.51%，占这类地区人数的绝大部分。四类地区（老少边穷地区）有点例外，这类地区的居民中有49.57% 选择乡镇卫生院作为经常就诊地点，而经常在村卫生室就诊的人数仅占34.36%，这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

1.我国农村村级卫生机构及农村居民卫生健康状况

1.1 我国农村村级卫生机构的状况

1.1.1 村级卫生机构覆盖率需要提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集体生产组织的解体，保留村级卫生机构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已成了问题，由于村级卫生机构所服务的人群规模有限，卫生服务收费不足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大多数村级卫生机构由县乡共管转变成个体承包经营。从1985～2006年中国卫生统计数据来看，设置卫生机构的村数占全国总村数的比重为88%左右。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地处城镇边缘的农村居民可以就近从城镇医疗机构方便地得到医疗保健服务，这些地区村卫生室的职能被其他机构所替代，但更多的则是因为许多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缺医少药，医疗保健人才短缺，没有条件设立村卫生机构。

1.1.2 乡村医生数量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

中国卫生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2006年，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数量由1 293 094人下降到957 479人，虽然同期乡村医生人数从1985年的643 022人增加到2006年的906 340人，但是由于乡村卫生服务人员人数的减少，每千农业人口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却从1985年的1.55人减少2006年的1.11人。以2006年为例，平均每村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人数仅为1.53人，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

1.1.3 乡村医生职业技能和业务素质不高

农村卫生资源配置的薄弱，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上。

以2005年为例，我国共有864 168名乡村医生，从村级卫生机构医生的职业素质来看，约有1.04万人获得执业或助理医师资格，仅为总人数的1.2%。从文化程度来看，844 168名乡村医生中，58.8%具有中专学历及中专水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3.7%，可见农村卫生资源中技术人力资源的匮乏。由于乡村卫生机构中医生业务素质不高，多数患者直接到县（市）医院就诊，使患者及亲属不得不增加更多的经济负担。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卫生人力资源更是匮乏，缺少本地区本民族医疗骨干，同时面临着派不进、考不取、送不仅、引进难和稳不住的困难局面。

1.2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1.2.1 不同区域间农民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在中国现行财政制度下，政府在财政资源分配中往往倾向于行政费用优先，其次考虑基础设施投资，然后才顾及社会发展要求。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服务领域长期投资不足的现状，便是这种偏好的一个结果。此外，由财政分权体制决定，卫生机构获得的财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水平越低，政府就会对基本社会服务的财政支持越少。由于缺少必要的财政支持，欠发达地区村级卫生机构拥有的资源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应而言，欠发达地区人们享受到的医疗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也存在差距。以甘肃省2004年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基本情况为例，如表5所示。

资料来源：甘肃省妇幼卫生年报暨监测资料汇编（2004年）及全国妇幼卫生年报暨监测资料汇编（2004年）。

1.2.2 农民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提高

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是衡量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的两周患病率呈上升趋势，1993年调查地区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合计为128.2‰，其中一类农村、二类农村、三类农村、四类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分别为124.4‰、138.1‰、122.0‰、127.1‰。1998年农民两周发病率为137.1‰，2003年上升到139.5‰，净增超过10‰。1998年到2003年，一类农村（平原地区）和二类农村（丘陵地区）农民两周患病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明显，分别由132.5‰和133.0‰下降到128.0‰和132.6‰。而三类农村（山区）和四类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农民两周患病率的上升幅度显著，分别由153.8‰和114.7‰上升到160.1‰和123.6‰。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1998年到2003年间，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稍微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按人数计算由103.6‰上升到104.7‰，按例数计算由118.4‰上升到120.5‰，按男性计算由106.3‰上升到106.4‰，按女性计算由131.1‰上升到135.3‰。

按照不同年龄段来分析，15～44岁年龄段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有所下降。但是45以上岁年龄段调查对象的慢性病患病率明显上升，而65岁以上年龄段人群的慢性患病率上升更为明显，由355.1‰上升到391.7‰，上升幅度达36.6‰。

1998年到2003年，一类地区农村和二类地区农村农民慢性病患病率上升幅度分别为47.1‰和43.6‰。

2. 村级卫生机构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的困境

2.1 从村级卫生机构的经营状况看，仍以收益性为目的

据2007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 2006年业务收入占村级卫生机构总收入的92.6%，平均每个村级卫生机构的年均纯收入（扣除了人员工资）为3 230元。其中，乡卫生院设点的村卫生机构的收入接近7 000元，是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而村办的卫生机构收入也高于平均水平。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框架下，村卫生机构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的基层卫生机构。但是，在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以后，相当多的村办卫生机构已经承包给乡村医生，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水平地区的村委会既无动力也无渠道筹措村办卫生室营运需要的资金，村办卫生机构在逐利性方面同私人诊所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可以看出，盈利依然是目前公办村卫生机构的主要经营目标。虽然许多地区对村卫生机构的设备更新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资助，对其执行公共卫生职能的人员工资也给予了部分补贴，但是，如果村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没有基本的收入保障和有效的制度约束短期内很难转变村卫生机构逐利性的经营动机。

2.2 村级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数量和业务质量不能满足自身的职能定位

据2007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 2006年我国农村平均每村乡村从业人员不到2人，实际上许多地区村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事的主要工作仅仅是日常疾病的简单诊治，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其他业务。而2002年国务院转发的卫生部《关于农村卫生机构改革与管理的意见》中指出“村卫生室承担规定的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残疾人康复等工作，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和转诊服务，要积极提供巡诊和上门服务”，但是村卫生机构有限的技术力量根本不能保证全面开办这些业务。

2.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身的局限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医疗制度，目的是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这就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缺陷。大病统筹的制度目标固然有其吸引之处，但是它却忽视了传统的“预防为主”的医疗保健理念，这就让人们容易陷入忽视日常保健和小病防治，而重视大病诊治的恶性循环中。医疗保健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来自于人们对健康的需要，而科学保健和合理饮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环节。另外，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医疗保健服务属于非渴求商品，不是万不得已人们不会主动去求医问诊。近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忽视了日常的身体保健和健康投资，也不懂得科学饮食，这是近年来许多慢性病发病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3.重建村级卫生机构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的职能

村级卫生机构是我国农村卫生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作为我国农村三级医疗保健体系的基础，在满足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服务和公共卫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村级卫生机构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村级卫生机构若想在农村医疗保健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必须克服现阶段的矛盾和困境，结合村级卫生机构的发展现状和农村地区医疗保健需求的特点，重构村级卫生机构的地位和职能。一是仍以日常疾病诊治为中心，向社区居民提供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快速诊治和必要的义务护理服务。日常疾病诊治和医疗救助是村卫生机构最主要的职能，它为农村居民提供最便捷最廉价的医疗服务。二是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中心和健康教育为中心，动员公办卫生机构的力量，向农村居民经常定期开展群众性的医疗保健知识普及教育，传播健康的生活理念，倡导科学的生活方式，从而增强社区居民的医疗保健意识，减少疾病的发病诱因，同乡镇卫生院重点做好疾病监测与防控工作，将大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尽量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医疗保健需求，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家庭医生及心理干预服务，提供必要的家庭保健指导。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下，重建村级卫生机构的建议

随着原有农村预防保健体系的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巨变，加上农村健康服务领域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与规范的监管机制，农村居民健康制度转换的成本更大，农村居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更低。因此，重建村级公共卫生机构并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应是目前农村健康扶贫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重要内容与迫切要求。

4.1 重新定位村级卫生室的职能和地位，逐步扩大服务项目

一要明确村卫生室在业务范围上同乡镇卫生院的区别与联系，确保常见病多发病的快速诊治；二要动员各种力量，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村级卫生机构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框架下，共同完善社区医疗保健服务；三要在条件具备的在经济发达地区试点将村卫生机构转化成综合性的医疗保健服务机构，给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4.2 加强对农村村级卫生机构的财政支持

强化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增强公共财政对村级卫生机构的支持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发挥农村村级卫生机构作用的根本保障。重视村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社区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提供物质保障，优化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机制，适当将中央财政资金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由地方或者中央财政为村医务室配备家庭医疗保健和医务护理需要的基本设备。进一步探索提高村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待遇的途径和方式。结合不同所有制类型村卫生室的经营范围和职责权限，通过政府购买、财政补贴等形式，解除村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

4.3 挖掘农村医疗保健资源，积极培养急需的农村基层医疗保健人才

一要鼓励中西医结合，减少农村居民的疾病负担；二要加大对医学专科学校的支持，通过减免学费、设立特别奖学金等形式鼓励针对农村地区定向培养中高等专业技术人才，并鼓励他们向全科医生方向发展；三要鼓励城镇地区的医疗机构定点支援农村，完善城镇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基层服务轮换制度；四要积极引导医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志愿者服务西部；五要设立专项基金，为农村医务工作者定期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技能。

4.4加大村级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力度

投资于村卫生员的教育和培训，是重建村级公共卫生机构的必然要求，提高现有村卫生员的技能并培育医术更高的后备力量，是改善农村卫生服务质量的关键。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村开展的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虽然解决了基层卫生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支队伍知识结构陈旧和专业水平偏低而难以胜任农村社区综合医疗卫生服务职能的状况。因此，要在继续加强对现有乡村医生进行在岗培训的同时，要设立村卫生员更新培育计划，要考虑大中专毕业生到村级卫生机构工作的政策优惠问题，还要考虑分期分批从行政村选拔卫生后备人才的教育培训计划。对于国家扶贫重点县，可考虑动用部分扶贫资金并结合世行贷款以及各类卫生保健项目扶持卫生员的教育和培训项目。对民族地区而言，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族医药人才的培养，发展壮大并提高现有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时，采取积极步骤吸引外地卫生技术人员到民族地区工作；要积极落实对口支援政策，保证对口支援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3］ 王靖元，王琳琳，徐文彦.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作的基本原则［J］.卫生经济研究，2005，(03)：17-18.

［4］ 毛正中，蒋家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征及面临的挑战［J］.中国卫生经济，2005，24(1)：14-15.

［5］ 张永辉，王征兵，赵晓锋.我国农村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的障碍因素和政策建议［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7，(06), 13-17.

［6］ 杨敬宇，王军.村级公共卫生机构与基本健康保障［J］.中国卫生经济，2006，(05)：16-20

［7］ 王靖元等.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作的基本原则［J］. 中国卫生经济，2006，(05).

［8］ 华艳君，陈娥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评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03）.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篇(7)

关键词 互联网医疗 移动医疗 医疗体制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7）09-0006-04

Analysis on the modes and trend of internet medical*

SHEN Li1**， YU Guangjun2***， CUI Wenbin2（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25， China； 2.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mode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internet medical one with the arrival of“internet+” era.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in internet medical mod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s their trends according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healthcare and the related policy making in China.

KEy WORDS internet medical； mobile health； medical system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新的医疗服务模式，互联网医疗已成为医疗卫生和预防保健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医疗领域中“互联网+医疗”的产品和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建立以互联网为载体、患者主动参与疾病诊疗、可随时随地进行线上线下互动的医疗服务管理新模式，构建新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能使广大群众享受更加高效、公平和便捷的医疗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本文在介绍近年来国内、外互联网医疗服务主要模式的基础上，就互联网医疗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未来走势作一探讨。

1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主要模式

1.1 国外的主要模式

国外互联网医疗的建设起步较早，现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管理和组织体系。考虑到人们对医疗保健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而在医疗环境中获取的健康信息及其可用性又很有限[1]，因此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软件被开发出来并得到广泛应用。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居民中约31%的手机用户使用手机寻找健康或医疗信息，约35%的手机用户下载了应用程序来跟踪或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2]。另一项相似调查的结果显示，72%的成年人在互联网上查询健康信息，65%的互网用户表示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可更好地了解健康信息，互联网医疗干预的灵活性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和欢迎[3]。

1.1.1 可穿戴医疗设备

可穿戴医疗设备能通过传感器及时获取生理、行为和健康相关的数据，研究人员则可通过互联网同步获得这些数据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4]。便携式和可穿戴传感器已越来越多地用于采集个人的生物、心理和行为数据，用于个人保健和健康的监测[5]。通过可穿戴医疗设备获取的信息除能用于医疗保健外，还能用于相关医学研究并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依据。

1.1.2 数据平台的构建和共享

在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患者的电子病历和电子处方可在医生之间共享，当居民在异地发生意外时，医疗机构就能通过他的身份信息迅速获取其电子病历及处方，帮助医生及时、准确地了解他的疾病史等情况。这种数据共享也有利于远程医疗的开展，利用医生、患者和科研机构三者之间形成的互联网数据大平台，医生、患者和科研人员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和获取相关信息，有利于诊疗活动的开展，并提高患者的就医满意度，保障患者健康[6]。

1.1.3 监测和记录

利用互联网医疗设备进行生物信息监测和健康指导已渐走入大众生活，通过监测可帮助患者及医护人员及时发现相关风险，提高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ZEO通过蓝牙手机和床旁设备相连接，通过睡眠监测得出综合睡眠报告，用户也可通过监测得分的变化或与同年龄组平均分相比较而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7]。另外，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内置了运动传感器，可检测用户的异常行为，如老年人的跌倒、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僵直等。还有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软件能监测睡眠状况、检测心血管疾病、警示健康状况或监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和呼吸等指标值[8]。类似的，血压仪、血糖仪和电子心电仪等医疗监测设备已得到广泛使用，这些便携式医疗设备能帮助患者在家中进行自我健康监测，时刻为患者提供健康信息及服务[9]。

1.1.4 信息化诊所运营商

互联网医疗的移动性使得人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途中都能得到医疗服务和获取各种与健康相关的信息，避免了传统就医模式中的看病难、流程繁琐等问题，节省时间的同时还降低了就医成本，并具有促进自我健康管理的作用。One Medical Group运营了多家诊所，患者可网上预约就诊或在线购买药品、甚至在线查询检查结果。新技术提高了临床医疗的透明度，但仍存在相关信息的所有权和医疗记录访问的权限等敏感问题，需予进一步关注[10]。互联网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成本―效益的评估将是对其未来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

1.1.5 慢性病管理平台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慢性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首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使得研究者和企业都非常关注对慢性病人群的医疗服务问题。WellDoc是一种糖尿病患者用血糖水平自我管理软件，通过手机和云端平台记录和存储血糖水平数据，患者能用其监测自己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11]。移动健康工具的出现推动了卫生保健领域、尤其是慢性病管理的发展。有研究显示，69%的美国成年人使用互联网技术监测健康指标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慢性病[12]。互联网医疗可提高慢性病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

1.2 国内的主要模式

国内医疗资源短缺且配置不合理，互联网医疗也相对落后。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可按诊疗时间分为诊疗前、诊疗中和诊疗后3个环节，按诊疗内容分为预约挂号、检查诊疗、药物配送、健康监测和支付保险5项服务，按适用对象分为面向医生和直接面向用户2类，按建设机构分为医院自建、企业自建和医院、企业合建3型。

1.2.1 网上就医服务

在互联网医疗模式下，患者可通过手机应用软件或相关网站选择合适的医院进行预约挂号及完成在线支付，并可通过网络实时查看目前排队情况以方便就医，节省就医时间。微信医院或互联网医院主要是为患者提供就医服务，包括预约挂号、预约就诊等。由于微信应用广泛并具有简单、快捷的特点，微信医院得到了患者更多的认同和接受。以“掌上药店”和“天猫药馆”为代表的线上药品销售商店会自动显示附近联网的药房，患者可根据自己情况进行线上下单和结算，然后选择自取或快递的配送方式，购药变得十分方便。

1.2.2 医疗咨询和医患沟通

以“平安医生”、“轻问诊”为代表的网络医疗咨询平台具有问诊、自诊、健康信息搜索、健康状况提醒等功能，受到患者和人们的欢迎和追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整体提高和疾病谱改变，人们的医疗卫生观念正逐渐由“治已病”向“防未病”转变，并希望能通过互联网获取更多的医疗保健知识。互联网医疗通过搭建医疗咨询和医患沟通平台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向患者提供医疗信息的同时树立了医生的个人品牌，有利于缓解医院门诊压力。

1.2.3 大数据平台

在互联网医疗模式下，患者的医疗信息可存储于计算机，并通过云端平台发送给医疗人员和相关机构。阿里云的“未来医院”能帮助医院建立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利用电子平成从门诊挂号到住院缴费、电子处方、药品配送、患者转诊、医保实时报销等各h节。目前，互联网医疗也已进军医保领域，包括线上投保及查询、医保结算以及医保机构对居民健康大数据的分析、评估和预测。

1.2.4 医生集团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便捷渠道，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信息的不对称状况和沟通成本，有助于医生更好地建立个人品牌，而医生集团则为医生自由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张强医生集团”是国内出现的首个医生集团，现已有更多的医生集团。医生集团在增加医生自由执业路径的同时，也面临着医疗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制约，其未来的发展还有待相应制度、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及支持。

2 互联网医疗的走势分析

2.1 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机遇

2.1.1 传统医疗服务的痛点催生了互联网医疗

传统医疗服务模式存在很多弊端，无论是给患者、还是给医生都带来了很多“痛点”。我国医疗体系存在医疗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同时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也亟待提高，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13]。患者有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繁琐、费用昂贵、渴望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医疗和卫生保健知识等问题，医生则有难以与患者高效互动、缺乏接受培训和进行科研的时间等问题。在此情况下，互联网医疗顺势而出，在建立以患者为核心的医疗服务模式、诊疗信息的互联互通、健康管理和慢性病监测等方面顺应了患者的需求，同时也为医生带来了更多的职业便利和执业机会。

2.1.2 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普遍化为互联网医疗发展带来了机遇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已呈现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患病率逐渐提高，由此加重了我国医疗资源的紧张程度和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慢性病和老年患者多需反复就诊、长期用药、定期检测，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和治疗依从性影响到疾病的进展，而通过可穿戴医疗设备等互联网医疗的监测和慢性病管理正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互联网医疗通过线上和线下、实体和虚拟的相结合，使得医疗保健知识的可及性大幅提高，人们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也随之提高。

2.1.3 科技创新将推动互联网医疗快速发展

智能移动终端和移动网络的普及促进了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可穿戴医疗设备、慢性病管理平台、智能设备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就医诊疗模式，数据云端处理及分析的广泛应用则宣告着精准医疗和生物信息学时代的到来，医疗模式将从治疗疾病向预防疾病方向转变。我们必须把握科技创新的大趋势，积极利用互联网开展医疗创新，更好地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

2.2 互联网医疗面临的挑战

2.2.1 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主体已从患者、医生和医院转变为如今的医疗服务需求者、医疗机构、资源提供者、医保机构和第三方医疗服务商，各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了完整的服务网络。然而，我国互联网医疗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14]。医疗活动具有严肃性和复杂性，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有关医生多点执业的实施、互联网医疗的开展、药品网络营销的安全性、医生实名制的真实性、患者隐私信息的保护、医疗数据能否真实反映患者的实际病情、医疗责任划分及保险制度等都需有进一步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或支持。

2.2.2 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发展

我国互联网医疗尚不如其他行业那样具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成熟的技术，目前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必须有相关行业的支持和技术支撑，使医学、技术和管理有机结合，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联合体，方能使之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因此，需对医生进行必要的培训，使其具备相应的计算机应用技能；医院必须与企业进行合作，及时更新和强化硬件实力，但应注意患者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

2.2.3 建立品牌，提高影响力

传统医疗服务依赖于医院实体运行，医院高墙耸立，信息不对外流通，而互联网医疗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医生自身品牌及影响力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受传统就医模式及思维的影响，普遍群众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都较低，且缺乏信任感[15]。这就需要互联网医疗在坚持医疗服务的同时，还需利用新媒体等手段建立品牌，以促进自己的发展和良性运行。

3 结语

在如今信息化社会和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医疗的兴起及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总的来说，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为医疗行业带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医疗服务模式，扩大了医疗服务空间，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随着医生多点执业的实施、分级诊疗政策的出台、相关监管及支付体系的不断完善，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为使互联网医疗能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技术保障和支持，推动医疗、企业和保险业的融合，树立品牌并提高影响力，切实推动医疗健康行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Lane TS， Armin J， Gordon JS. Online recruitment methods for web-based and mobile health stud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L]. J Med Internet Res， 2015， 17（7）： e183 [2017-01-03]. http：///2015/7/e183/pdf.

[2] Manca DP， Aubrey-Bassler K， Kandola K， et al.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a program to facilitate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screening in primary care： a mixed methods program evaluation [J/OL]. Implement Sci， 2014， 9： 135 [2017-01-03]. https：//implementationscience. /track/pdf/10.1186/s13012-014-0135-7？site=.

[3] Tirado M. Role of mobile health in the care of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US populations [J/OL]. Perspect Health Inf Manag， 2011， 8： 1e [2017-01-03]. https：//ncbi.nlm. nih.gov/pmc/articles/PMC3035829/pdf/phim0008-0001e.pdf.

[4] Ackerman M， Locatis C. Advanced networks and computing in healthcare [J]. J Am Med Inform Assoc， 2011， 18（4）： 523-528.

[5] Banos O， Villalonga C， Garcia R， et al.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novel open framework for agile development of mobile health applications [J/OL]. Biomed Eng Online， 2015， 14（Suppl 2）： S6 [2017-01-03]. https：//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547155/ pdf/1475-925X-14-S2-S6.pdf.

[6] Kumar S， Nilsen W， Pavel M， et al. Mobile health： revolutionizing healthcare through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J]. Computer， 2013， 46（1）： 28-35.

[7] Habib MA， Mohktar MS， Kamaruzzaman SB， et al. Smartphone-based solutions for fall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challenges and open issues [J/OL]. Sensors （Basel）， 2014， 14（4）： 7181-7208 [2017-01-03]. http：///1424-8220/14/4/7181/pdf.

[8] Gaggioli A， Pioggia G， Tartarisco G， et al. A mobile data collection platform for mental health research [J]. Pers Ubiquitous Comput， 2013， 17（2）： 241-251.

[9] O国强， 由丽孪， 陈思， 等. 互联网+医疗模式的初步探索[J]. 中国数字医学， 2015， 10（6）： 15-18.

[10] Boeldt DL， Wineinger NE， Waalen J， et al. How consumers and physicians view new medical technology： comparative survey [J/OL]. J Med Internet Res， 2015， 17（9）： e215 [2017-01-03]. http：///2015/9/e215/pdf.

[11] Oresko JJ， Duschl H， Cheng AC. A wearable smartphonebased platform for real-tim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etection via electrocardiogram processing [J]. IEEE Trans Inf Technol Biomed， 2010， 14（3）： 734-740.

[12] Bauer AM， Rue T， Keppel GA， et al. Use of mobile health（mHealth） tools by primary care patients in the WWAMI region Practice and Research Network （WPRN） [J]. J Am Board Fam Med， 2014， 27（6）： 780-788.

[13] 吕晓娟， 张麟， 陈莹， 等. 互联网+医疗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2016， 13（2）： 1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