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篇(1)

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成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心理依附和精神归属是产生民族认同的基础条件。当前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着多种困境，只有通过文化重构，才能激发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

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

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

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学报编辑部

参考文献：

[2]王征.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研究———河南邓州“台湾村”高山族调查[D].中南民族大学，2013.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数民族；思想意识

1.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解析

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核心，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理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社会的、民众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体现在国家政策法规的规范、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及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具有引领思潮、坚定信念、凝聚力量、激发活力等多重功能，对树立价值共识、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前提。中共十报告正式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这一内容是从国家制度、社会集体、公民个人这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完整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既符合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的要求，又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1.3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国家和民族力量的凝聚，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培养价值共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地指引多样的思想意识和多元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形成最广泛的价值共识，凝聚力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二，有助于抵御西方思潮，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中，我们必须立足世情国情，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思想碰撞、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解决我国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第三，有助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中包含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其内容中的“自由”就是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人的个性和能力。它规定了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精神价值的归宿，社会主义健康有序发展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利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2.少数民族的精神特质

2.1天人合一的生活观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可以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与现代环保理念相关的习俗或习惯。尽管这些习俗和我们现在的观点与理念并不相同，但却体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态伦理智慧。少数民族特别注重和睦相处、和谐相生的思想。在少数民族民间学识中，体现这种和睦相处、和谐相生思想的歌谣、史诗、故事、传说等颇为丰富，且广为流传。几乎每个少数民族的习惯法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不准滥杀野生动物、滥毁草木、滥挖植被等。

在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对大自然及代表着大自然的天神、山神等都充满着崇拜、敬畏的心境，养成了一种洞察天意、顺应自然、善待自然的生态理念，形成了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少数民族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为和谐社会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空间，这种和谐观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借鉴。

2.2自然神崇拜为主的宗教观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受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宗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局部的，但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的，社会的，精神的文明是直接和全面。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包括巫术、禁忌、献祭、祈祷、宗教礼仪等，都对其精神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特别是伦理道德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总会产生矛盾，紧张和冲突难以避免，若不加以控制，便无法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宗教通过教义不断影响和教育着人们，其中使人向善、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容忍谦让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缓和冲突的作用、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宗教通过其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来控制人们的行为，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

2.3民族归属与民族认同的氏族观

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周星博士就认为：“民族认同意识是民族心理特质的核心内容，它意味着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感觉或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3]王建民先生也说：“所谓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情感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识。”[4]

少数民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遵从”意识。为了得以生存和发展，他们把传统的民族习俗、社会规约作为其基本的行为准则，以此维护群体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和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等，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遵从”意识和行为，并使其以各种文化形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3.少数民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研究

3.1尊重少数民族生活理念，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经济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明确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5]以马克思的观点来讲就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决定着其生活理念，而少数民族生活理念是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直观反映。我国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的习俗与禁忌，其中很多可贵的品质成为其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食粮与动力来源，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当前，我们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加大国家财政对民族地区援助的力度，强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支持民族地方产业、环保产业、第三产业优先发展；鼓励民族地区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壮大民族经济；同时，国家坚持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中，进一步缩小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贫富差距，加快实现民族与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只有发展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才能从根本上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树立核心价值观。

3.2积极引导，发掘价值共通点

少数民族宗教以其思想和理念引导人们，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寡欲知足、热爱生活；平等自由、虔诚向善等思想在某些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多理念，引导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宗教的很多积极的思想和理念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当前，对于少数民族的，党和国家应该在坚持自由的原则下，对宗教进行积极的引导，在保护宗教团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引导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不断发掘宗教文化精神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通之处，并予以正确地引导，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都建和谐社会而服务。

3.3正确引导民族认同，加强国家认同的培养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等的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6]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引领少数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外，更要注重培养他们的国家认同。

首先，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培养国家认同的主要渠道是政府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宣传与引导。我们应该加强民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其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政策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树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学校更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力量，通过广播、电视、板报等宣传国家的教育政策、民族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其次，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的主人翁地位。政府要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以法律形式加以巩固和落实；加强民族地区的制度建设，完善少数民族的选举方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将民族工作纳入国家法制化轨道，为少数民族参与民主政治提供广阔的渠道。再次，有效整合民族文化，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尊重文化多元化，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为民族文化交流创造条件；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投入，提高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与科学文化水平，缩小文化差异，打牢文化认同，使其融入主流文化中，凝聚共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3.

[3]周星.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王建民.民族认同浅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王亚鹏，万明钢.民族认同研究及其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比较教育研究[J].2004（8），总第171期.

[7]贾儒.试论青海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创新.青海社会科学[J]2.005（4）.

[8]李吉和.我国中、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特点探析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第25卷）（1）.

[9]罗中.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和谐社会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J].2013.

[10]赵永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价值功能[J]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篇(3)

关键词： “知沟”假设 议程设置 地方性知识 内部东方主义

一、影响“知沟”的几个要素

知识沟理论，也称“知沟”（knowledge gap）假设。其产生的背景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早期美国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兴于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让“平权”意识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共识。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对“发展”这一概念也开始有了普遍共识：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更加平等、自由；大多数人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生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达小组”于1970年提出了“知沟”假设，将美国传统媒介效果研究对单纯的整体或个体的“受众”考察转向受众的社会地位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开始关注媒介效果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作用力。在《大众传播信息流通与知识增长差异》一文中，明尼苏达小组特别强调，“知沟”假设主要适用于有着广泛吸引力的公共事务和科技新闻。明尼苏达小组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大众媒介的众多功能中，其中之一是维护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其后，明尼苏达小组继续将研究的重心放置在社区传播这一领域，并总结出社区结构、媒体的议题设置、媒介报道模式和冲突程度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变量上影响着“知沟”的形成，以及扩大或缩小的程度。[1]

根据这四个要素，我们可以对“知沟”假设有这样一个判断：“知沟”假设关注的是社会不同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信息分享状况。“知沟”假设针对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身份在媒介传播制造的语境中，在信息共享方面存在的接受差异。这种接受差异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信息获知”差异，而是媒体议程设置与报道模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阶层或不同社区结构之间产生的意义冲突。“知沟”假设把关注点放置于社会结构中，既包括“不同社会位置”组成的多维空间，也包括一个社会或群体中各要素关联的方式，如社区、大众媒介机构等在信息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用。因而，“知沟”不仅仅是指公共事务和具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由媒体向受众单向流动过程中，在不同阶层中产生的鸿沟，它还呈现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对媒体反向作用的影响。而“知沟”的出现、扩大或缩小，都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不同族群对公共事务的认识有关。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认识较能达成共识，不同身份的受众群体能够共享对知识的阐释时，“知沟”便会缩小；相反，当不同身份的受众群体对公共事务不能达成共识，并有较强烈冲突时，“知沟”便会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通过“共享知识”而相互沟通的渠道就会出现“鸿沟”。

另外，具有教育作用的科技新闻、文化新闻，也有可能在议题设置时，由于制定议题是以社会经济文化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自身的阶层内部对“知识”进行阐释，因而这类具有教育功用的信息较难以被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所接受从而产生“鸿沟”。 例如，明尼苏达小组认为，印刷媒体具有中产阶级取向。由于社会地位较高者使用印刷媒体较多，媒体要迎合这一群体的口味，因而印刷媒介会加大“知沟”。而电视媒介则因其图像化的媒介特征而可能“均衡”印刷媒体带来的“知沟”[2]。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完全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 “文化程度低”的人就天然地必然处于“信息贫困”状态。而是媒体议程设置、报道模式及不同的社区结构，形成了媒体在对“公共事务”及“社会教育”进行议题设定和报道时，带有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偏好，这就会带来受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教育内容在认识之间产生的冲突，这才是造成“知沟”的根本原因，而“知沟”甚至可能会以“社会冲突”的方式所呈现出来。

“知沟”假设中的几个基本要素，勾勒出了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传播受众效果产生影响的几个向度，也为我们对媒体传播与特定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分析的视角。但由于“知沟”假设的提出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其时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是信息传递的功能性研究，因而较为忽视传播的社会文化建构功用。而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兴起的文化研究方法，正好对“文化”这一概念和传播中的身份关系进行了重新地诠释。因此，若能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传统“知沟理论”，则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个理论在当下现实语境中的功用。沿着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笔者将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与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身份者之间产生“沟”或“裂痕”的深层原因作进一步的探究。

二、 议程设置中的 “内部东方主义”与“地方性知识”

国内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及报道方式，是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在对自身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知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主流媒体关注的是“政府”和“都市普通消费群体”的需求，在议题设定上也是以这两类行动参与者作为主要的受众来进行的。在前面关于“知沟”假设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媒体的议程设置是“知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报刊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以及报道方式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议题。这其中，对“少数民族本土知识”的不同阐释，会形成不同的议程设置过程。

在此，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关于“知识”的概念。“知识”（knowledge）一词，既包含了信息，也包含了对人类通过学习和经验所获得的技能和对世界的理解。个人通过专门教育和日常经验所习得的知识，经由与他人的共享而构成了文化。人类对知识共享的方式，依据历史时间及地理空间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以及族群的不同，存在着千差和万别。因而，人们对文化的阐释也基于对知识不同的共享方式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阐释者之一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看来，知识并不具备“放之四海皆准”的性质，除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课本与词典之外的本土文化知识，吉尔兹称之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不但完全有理由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平起平坐，而且对于人类认识的潜力而言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2]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经由劳斯等其他学者的拓展而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它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而言的“地方性”，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3]

在一个特定的社区，“地方性知识”往往构成了与大众传媒中被国家主流政治文化所规定了意义边界的“教化知识”不尽相同的话语模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与大众媒体所编织的“主流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既交织融合又对立冲突的复杂关系。这其中重要的在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族群对“知识”的分享方式是不同的。但媒体传播往往却是以强势文化群体、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以及所占人数比例更多的族群对文化的阐释作为“知识”在传播中的定义。

“地方性知识”在媒体传播中从族群社区的传统结构里被剥离出来，成为媒体报道中被强势政治群体、强势经济群体和强势文化群体依据其作为“外来者”的视角重新进行意义编码的对象。而吉尔兹所强调的“地方性知识”，本来需要以当地族群的视角通过“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来进行阐释，但这种需要被“深度描述”的“地方性知识”，在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呈现被忽略的情形。这就带来“地方性知识”成为被媒体依据旅游开发的需要或是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以“他者”视角进行编码的符号，使“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表征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符码意义的转移。这种情形在关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各类媒体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旅游开发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少数民族群落生产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议题，所以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当地民众的重要“公共事务”。但主流媒体在对其予以报道时，往往采取了一种按照美国人类学者路易莎所言的“内部东方主义”的视角――也即是“具有大城市身份的中国人和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之间的关系上，少数民族文化以多彩绚烂的形式表现出来，显示了强大的魅力。而魅力又产生二者之间不同的交往形象。它们在阶层和性别的不对称当中成形。”[4]路易莎通过对贵州苗族地区文化阐释主体转移过程的描述，发现“政府、都市汉族、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农村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当地村民” [5]这五类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事务和文化阐释的行动参与者，他们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有着不尽相同的诉求。

路易莎“内部东方主义”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借用路易莎对上述五类行动参与者的分类，我们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化符号阐释形成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五类行动参与者，是构成少数民族文化不同阐释系统的不同主体。我们先来看看这五类行动参与者中的前两类――“政府”和“都市汉族”（或者可以说，是都市化的普通消费群体，作为都市化的消费群体中的个体，可能有一些在民族身份上是少数民族，但他们都接受了都市人作为旅游消费群体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形象塑造――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都市生活时尚或旅游消费的对象）――这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予以阐释的过程，构成了媒体报道少数民族文化时的主流话语。这二者往往以“现代性”的眼光为标准，对少数民族文化投以“游客凝视”的“他者”眼光予以审视，希望少数民族展示出“绚丽多彩的奇风异俗”。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时，强调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招商引资的“旅游名片”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许多都市汉族则通过时尚刊物、旅游指南等媒介的介绍，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好奇，也希望看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民族景观，而非真正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这两类行动参与者的诉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需求，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动员起来的现代性”的发展趋势。这正是张艺谋“印象漓江”、贵州的“多彩贵州风”等等一系列以作为地方“文化产业”产品的“地方民族文化景观”得以流行的基础。而这两类行动参与者对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阐释，也正是主流媒体在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等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事务进行报道的议程设置重点。在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报道方式的话语构造过程中，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农村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当地村民基于“地方性知识”对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阐释则往往会被媒体忽略。于是，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在这些议题上的阐释差异在媒体报道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知沟”。

当前中国国内的主流平面媒体，主要由“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这两类构成。前者偏重于对政策的宣传、解读，受众多为各级政府组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后者由于实行商业化操作，偏重于将都市普通消费群体作为主要目标受众。这二者根据自身的受众需要，共同规定了少数民族地方文化在符号的解读方面被媒体所阐释的文化表征系统――地方产业政策和都市普通消费者共同“设置议题”，通过媒体通过报道确立下了一整套以位于较高社会阶层所制定的话语系统。在广播、电视媒体的时政类节目和休闲类节目中，情况也和平面媒体一样。在“时政类报刊”和广播、电视媒体的时政类节目中，媒体往往以“大力发展”、“文化繁荣”、“产业发展”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并进行报道。而报刊的图片和电视的影像中，少数民族形象多以身着盛装的美丽年轻女性来呈现。其报道的内容也多是政府部门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建设文化产业方面等种类活动的工作报道。在“非时政类报刊”中，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年轻美丽的女性、少数民族地方的音乐、自然风光、村寨建筑、服饰和节日庆典，都成为都市普通消费者观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符号。这种符号被加以唯美化和华丽化的表述，和陈列在都市商场橱窗里时尚化的商品有着同样的符号意义。这种符号意义的界定，也使少数民族村寨的农村少数民族干部和当地村民开始依据新的符号意义来编码自己的日常生活内容，以符合政府部门和都市普通消费者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而产生的少数民族文化的阐释系统。

而行动参与者中的“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者可以说，是关注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特性的少数都市知识分子），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知沟”出现、并逐渐在扩大的现象予以注意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塑造的行动参与者。这一类行动参与者注意到由主流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所代表的前两类行动参与者（政府和都市普通消费者）与后两者（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干部和当地村民），虽然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公共议题方面能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真正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被前两者“符号异化”，因而带来后两者不满情绪产生的现象。这一类知识分子中有大部分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他们受过较高的教育，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身份问题有着较为深切的关注。另外，一些非当地少数民族身份的知识分子，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正在快速变化的现象予以了持续关注。他们将学术会议、网络论坛、电子报刊，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班、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考察、乃至民谣巡回演出等民间方式作为建构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阐释体系的场域，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或通过民间文化组织的方式，来探索“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自身良性发展的路径，在网络媒体上和公共领域中塑造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阐释系统。如“三苗网”、“彝人网”、“黔首报”等这一类的网站、电子报，就是试图以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建立起与主流媒体中地方产业政策和商业需求构成的阐释体系之外的另一套少数民族文化阐释体系。这一类行为参与者对“现代化”和“他者”的眼光多有质疑，并对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性日常生活的“知识”正在快速消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这些忧虑有时甚至是以“悲情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对少数民族文化予以阐释的不同立场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文化身份的阶层和主体。而通过“知沟”假设的视角，则可以帮助人们在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性”过程中如何“既保持‘本土性’，又能够健康发展”这一公共事务议题的制定中，发现不同文化身份者代表的不同意见。这几类不同身份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塑造”行为参与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解读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视角差异，这些差异或对立也正表明了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知沟”的形成。当他们之间的观点和立场冲突愈演愈烈时，“知沟”便会扩大；反之，“知沟”便会缩小。不同身份的主体之间，既有利益相一致的时刻，也有利益完全对立的时刻。而如何让不同的身份主体之间找到恰当的对话方式、不同身份主体所塑造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如何寻找达成共识的空间；如何以“深度描述”的地方性知识使媒体突破以简单符号化的方式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刻板印象，以此缩小由于不同行为参与者主体文化身份不同而带来的“知沟”。对于当下的媒体研究者而言，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2]参见曾莹・经典“知沟”假设及其补充简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 ・王海龙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页。

[4]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

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认同；国民意识；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378-02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问题

梁启超曾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费孝通教授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1]70”他们都阐述了民族意识产生和强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只有在跟其他民族或者族群接触过程中，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而这种差别意识产生后，为了维护本民族、本群体的权益，他们会更加加强这种心理暗示，希望同一民族意识的群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激化。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身处环境的影响都会在头脑中产生族群意识，但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跃在他的思维活动中。当他以这种身份与他族相处的过程中，这种意识或与之相关的感情才会浮现于他的思维活动当中，并且影响他的心理感情、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并且开始思索怎样去维护这个群体的各种权益。

少数民族学生在未进入高校之前，大多数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周围都是同一民族的群体。进入高校后，少数民族学生发现，其他同学跟自己有诸多不同，“他们”都是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风俗习惯的群体。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了一种意识：即自己是什么人，而“他们”是什么人，很容易地把彼此区分开来。

有人曾做过调查，民族院校大学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同学存在民族差异的时间，比例最高的是在上大学之后，并且之后能够经常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成分。一方面是因为和他人接触和交往后，发现彼此之间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等差异，而另一方面，大学生自身素质较高，已经开始界定自己的身份并思考自己的未来，当意识到这种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将影响并直接导致不同待遇的时候，民族意识加深。马戎教授曾指出：“一个群体的‘族群意识’一旦产生，即会在与他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明确和强化本族群的边界，并且努力推动以本族群为单位的集体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行为。”[1]76所以，族群意识（民族）的强化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

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2]。这种认同如上所述，是在与他族的交往过程中随着民族差别增大而逐渐强化的。而国家认同是公民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效忠于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则担负着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使命。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和民族（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解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3]。少数民族大学生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分子，同时，也是他们本民族里的一员。以上两种意识及身份认同其实是有层次的，而且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只要处理得好，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认同基础上拥护自己的国家，愿意与他族建设共同的美好家园，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创造出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一种良好的认同模式。而如何培养这种良性的认同意识？

二、高校应在国民意识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对学生国民意识的教育，也就是让学生能够认同于自己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积极主动融入主流文化，构建我是“某国人”的身份认同，并且以这种身份为傲，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能以大局为重，认同国家利益的首位性原则。有学者对各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过比较，不管是日本的“道德教育”，还是新加坡的“国民意识教育”，抑或是美国、西欧通过严整的隐蔽性学生机构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4]。它们都反映了每个国家倾其所能构建向心力强的国民意识，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定团结。

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不例外。如何让所有学生，特别包括少数民族学生认同国家，认同这种政治体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国家从之前的“两课教育”到现在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革新体现了国家对培育国民意识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很多高校，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特点的学生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是非常欠缺。很多非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存在着“一刀切”的方式来对待所有学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差别，而是学习相同的课程，诸如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认定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识。这种教授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没有针对性，少数民族学生也不感兴趣。

在高校里，当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内容和方法上不能满足学生需要的时候，很容易使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出现困惑、逆反、拒绝等心理，易导致其认同并接受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安全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带来隐患。201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报告中庄严提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其中提到的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落实到高校里就是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如何来构建一种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目前这种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其一，对于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方针制定者来说，他们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情况缺乏了解，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因人而异地来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来制定针对性的方针政策；其二，对于施教者――教师来说，部分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素质不高，对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把握本身就不全面，不能在现有课程及教材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其三，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管理者比如党团干部、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等，他们对少数民族心理和认识不足，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更多的只是在发生问题时进行应急处理，而不能进行先期的输导式管理，防患于未然。

三、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国民意识的对策

国民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等的认同。对国民意识的塑造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在非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里，怎样才能改变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有针对性地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呢？

首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要对少数民族教育进行再认识。即教育方针制定者、高校党建工作者、教师，认真地学习相关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学习这些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辅以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从自身做起，真诚地去认识和了解这群刚踏入陌生环境的少数族群，然后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国民意识。

其次，高校当中应该设置相关基础学科供所有大学生了解和学习。比如开设《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宗教》等相关民族文化和民族发展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和认识本民族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认清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和谐发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任何企图谋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那种自私自利、盲目排他的民族主义是不现实的。通过学习，一方面，汉族同学自觉地摒弃“”，设身处地思考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理解我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学习生活中真诚友善地接纳和帮助少数民族同学；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学也可以敞开心扉，解除惶惑、自卑的心理，真正认识到本民族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认清本民族发展存在的问题，积极投入到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上来。

最后，在高校中安排对少数民族学生实施跟踪调查和专事帮助的辅助教育管理工作者。这部分人员必须是熟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有责任心、有爱心的教育管理者。他们可以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实时监控，跟踪调查，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生活起居，在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生活遇到困难、心理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和解决。把高校之中存在的各种民族分歧和矛盾解决在最初萌芽状态，成为辅助少数民族学生树立国民意识，融入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

四、结语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是我国构造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是这项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我国民族团结和发展的未来。培育他们的国民意识，让他们把握好自身身份的双重认同，既认同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也认同于祖国的道德价值观和国家，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达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1，（5）.

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篇(5)

关键词 少数民族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认同

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公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标准以及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在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对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当代高校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作为未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群体的社会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教育对于提高其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时代价值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55个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当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同志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这是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建设，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进程、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二是抵挡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指导地位的迫切要求；三是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现实需要；四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必然选择。

只有在全社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才能使各民族大学生更加深入理解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推进民族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中，与大学生群体存在的问题具有共性，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又具有特殊性。

（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停留在基础层面，深入的、全方位的认同有待提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力度不够， 导致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没有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二）面对西方价值观以及国内外民族分裂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存在差异性。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信息化的背景下，西方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等社会意识以及国内外民族分裂意识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不同程度侵蚀着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程度高低不同，存在差异性。

（三）高校教育途径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高校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大都是通过网络或者报纸获取的，高校没有充分重视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四）母体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制约，对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适应性差。

这是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导致他们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接受和适应能力减弱。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路径选择

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地区在多元价值体系中都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我国的主流意识的价值观念。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建构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必须有步骤、分层次的开展，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宣传力度，充分认识少数民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在整体和平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局部动荡。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等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仍然活跃在我国周边的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的觊觎，他们想方设法的把意识形态的矛盾与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分裂思想，侵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试图把他们引向歧途，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迫切的需要加快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进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维持多元一体格局。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必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尊重价值观的多样性，维持价值观多元一体的格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的一元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以统一性引领多样性。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性，价值教育应该在主流文化和各民族本土文化中寻求合适的结合点，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理解中华民族的深刻含义及其本质特征，引导学生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互相离不开”。坚定 56个民族同荣辱、共命运的信念。

（三）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强化国家认同。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本民族精神性格的影响下，把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本民族的热爱集中为一体，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团结精神。虽然，在一定层面上说，这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但如果过度盲目的自尊，会使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陷入到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从而会滋生出本民族利益至上，不顾大局的思想意识。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成为当前处理民族关系的关键性问题。

高校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性教育。高校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各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生活、宗教、风俗习惯等基本的民族常识，同时帮助学生掌握国家制定的各项民族政策。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在重要的传统节日和政治性节日，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开展一些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保护名胜古迹和重要的革命基地，出版爱国主义书籍，拍摄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影视剧，增强国民的爱国意识。

发挥家庭的积极作用，宣传家国一体观。家长应该重视自己的道德情操，树立爱国主义价值观，把爱国主义融入到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家长应该通过家庭活动等日常生活的小事上，有意识的宣传爱国主义，给学生灌输“家国一体”的观念。

通过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家乡、爱本民族和爱国有机整体的意识，强化国家认同，确立“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主体的价值观，继承和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从而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坚持“以人为本”教育理念。

同志在2003年12月5日至8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同时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要实现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必须坚持“学生为本”的理念，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教育，采用多种教育模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积极发挥高校思想理论课的作用。高校在理论教育工作中，要加强对理论阵地的科学管理，在理论教育工作中掌握主动权。指出：“广大教师要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加强师德修养，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祖国的发展、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甘为人梯，乐于奉献，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努力做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高校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校园思想文化阵地，不能让大学成为自由的论坛，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大学课堂散布与宪法和社会主义相违背的错误观点和言论。

加快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文化的适应性差，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如：不合群、自闭、消极等心理。对于这些同学，高校应该多加关注，通过积极的疏导和有效的干预，，全面提高促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缓解学业压力，健全就业指导体系。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因其民族、地域的原因导致学习适应能力差，在大学学习中，高校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也开始进入人才市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歧视现象,特别是在非民族地区。调查发现,60%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应聘时遇到过或公开或隐晦的民族歧视,用人单位往往以饮食习惯或其他生活习俗为理由拒绝接受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现象主要反映在非民族地区。”在这种状况下，高校应该坚持校企联合，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认清就业形势，加强技能培训，积极的应对就业危机。

总之，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建设，必须要依据少数民族大学生本身的特性来探索合理的方式和方法，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在包容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体的价值选择权。坚决遏制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的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力度，达成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从而形成全民族向上发展的精神合力，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郭今萃.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8.

[2]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 .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A].新华网，2009.

[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06.

[5].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A].《人民网》，2003.

[6]石云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原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

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篇(6)

中国向来注重少数民族的发展，自建国以来，一直以平等为基本原则，实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发展的战略，开化的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历史形成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的客观条件，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日益壮大的群体，与汉族大学生一样享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具备但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接触社会时间较短，对社会负面思想的抵抗能力不足，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文化的差异往往会对原有社会认同、民族认同产生一定差异，如何协调好自身以融入主流社会生活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遇到的最现实也是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普适性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成长经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合居住的地区，同时接触两种民族生活，受两种或多种文化影响。他们既不同与传统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生活的纯粹融入，又区别与汉族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知，在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认同与选择，往往会使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惯，会使部分学生产生疏离感和孤立感，处理好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同问题，是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关键。

1. 语言文字认同

语言文字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社会成员间的交流工具，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最直接传播者，也最具文化影响力。在现今中国多数地区，少数民族的汉语使用率极高，尤其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省份，多数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交流，汉字现在也具有极高的普及率。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能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及文字，某些居住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受主流文化影响，以及生活中运用的限制，他们掌握汉语的程度甚至要高出本民族语言。

虽然当今中国社会是以汉语文字为基础，以标准普通话为官方交流语言，但与此同时也鼓励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会就读一年的汉语文化课程，这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的系统了解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也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学生活做好铺垫工作。对汉语的学习以及对民族语言的继承，不应处于相对的位置，而应作为共同发展、共同服务与文化传播的媒介，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群体中来。

2.宗教习俗认同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宗教对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是民族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宗教通过一定的活动以及教义约束，使成员间产生精神的共鸣，这对其民族情感具有升华的作用。习俗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因其长期的生活习惯演变而来，风俗习惯是重要的民族区分标志之一，是少数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保持自身发展的根本。

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汉族学生拥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如何正确协调主流教育与民族信仰间的差异，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一直以来面对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统一对本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一直以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重点，仔细分析中国德育内容会发现，它对学生的引导以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客观公正的价值观为基础，这与各民族自身传扬的民族精神并不相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少数民族学生统一民族认识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3.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人对社会状况的认同态度，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平等的民族发展政策，使各民族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在长期的大统一过程中，经济、文化交往把中国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的发展目标使民族间产生了强固的凝聚力，各民族的社会认同度普遍较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中国教育机制中从小学开始进行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不断灌输，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有较为完整的民族认识。中国现阶段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采取正式入校前一年的预科学习，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民汉混合院校做好充分准备，在民族学生入校之后，多数院校采用与汉族大学生同样的专业课程和其他基础课程，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造与其他学生平等的学习条件，在学习资源上的公平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和认同主流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认同状态分析

在民族认同的理论当中，除民族认同当中普适性的对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的认同外，对以民族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以及民族态度和民族卷入为主的特殊成分认同也就是自我认同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个体从“民族”角度出发，把自身作为“群体”的组成部分来思考、行动时，会从“民族”当中获得一种积极的认可状态，从而获取自身对“民族”的归属感。民族自我认同是成员对其群体建立归属感的基础，积极的自我认同，有助于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环境随着升学大多会产生一定的改变，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从民族学校升入民汉综合院校，还有部分学生甚至会离开少数民族聚居地，去往汉族居住地进行深造。学习、生活环境的改变，在使这些学生增长见识的同时产生新的社会评价，不同地区的差异，生活经历积累，也会使其产生对原有民族态度的转变，对其民族产生新的定位。这个转变过程，依据jackson的研究可把少数民族接收主流文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被动接受（passive acceptance）、主动抵制（active boycott）、重新定位（redirection）和内化吸收（internalization）。把握好各阶段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特点，对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教育工作至关重要。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适应，是以外来灌输和生活融入为主要途径的，在接收灌输的过程中，由于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和主流文化的不理解，最初在心理上会出现抵制的情绪。随着主流社会生活的不断融入和新的学习经验的累积，少数民族大学生会把所接受的信息与之前的生活经历进行比较，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自身，确立新的目标和价值观，并对其民族产生新的评价。最后，当少数民族大学生把所接受的理论实际运用与生活实践，结合自身发展做出新的行为方式选择，这时便完成了其对本民族的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整合，即内化了主流文化。通过这样完整的接受过程，少数民族大学生通常能够很好的协调主流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间的差异，在两种文化中都得到很好的适应。

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篇(7)

关键词：民族高校；预科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为民族地区培养合格大学生而设立的高等教育特殊形式，是保证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特殊有效措施。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的相关精神，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指导委员会尤为重视对民族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的创新性改革，其中，“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以下简称‘民理课’）被列为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公共必修课。民理课的开设对于帮助少数民族预科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民族问题的认知能力，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高校预科学生的基本情况

预科教育是民族高校的一个特殊层次，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特点和实际水平，采取特殊教育措施，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举办预科教育是党和政府为了发展民族高等教育，落实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而采取的战略措施，体现了国家扶持民族高等教育的政策，为少数民族子女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架起桥梁。

依据教民[2005]5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是党和国家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特殊政策措施，是高等学校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工作，对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民族预科班是指对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适当降分、择优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实施高等学校本、专科（高职）预备性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

民族高校预科学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预科学生均为少数民族学生。②生源地较为分散，主要为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③民族成分多。预科学生包括了国内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分，包括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普米族等。④民族文化差异性大。预科学生来自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南方与北方、西南与西北等各地的少数民族在传统文化、生活习俗上都有较大差异。

上述民族高校预科学生的特点，以中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2015级预科生为例，表1中数据显示2015级预科生（共498名）来自新疆、云南、、海南、黑龙江等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新疆预科生人数最多，占总数的25.98%，湖北、广西、贵州等省市自治区学生人数也相对较多，生源分布较为分散。

表2中数据显示2015级预科生分属40个少数民族，其中土家族预科生人数最多，占总数的19.35%，维吾尔族、回族、壮族等民族学生人数也相对较多；此外，还包含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如珞巴族、门巴族。

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少数民族预科生民族种类众多，生源地地理环境、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差异性非常普遍。

二、民族高校预科开设民理课程具有紧迫性

民族高校预科学生的上述特点，为在预科教育中开设民理课程提出了基本而迫切的要求。民理课程的基本教学内容和核心教学目标，是向学生普及少数民族的一般知识，教育学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各民族共同开创祖国疆域、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各民族血浓于水的民族关系等基本国情，使学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平等观、发展观，自觉形成“四个认同”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成为推进宣传和实践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新一代。可见，民理课程正是切合了民族预科学生教育与培养的需求，在民族高校预科学生中开设民理课程，恰逢其时，十分必要。

少数民族预科生大多来自于偏远的民族地区，由于民族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历史差距，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导致预科生很容易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产生民族自卑感，进入民族高校后难以快速适应校园文化生活，在与其他同学的相处过程中由于长期的民族文化及风俗习惯差异造成隔阂、误解，甚至产生心理疾病。民理课的开设对于增强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心理认同，帮助少数民族预科生建立民族自信，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民理课教育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民族预科生通过民理课的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我国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现阶段民族工作等内涵的了解可以有效地克服由于民族文化差异性引起的自卑感，更正对于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消除由民族风俗习惯差异引起的各种矛盾，增强本民族及与其他民族的心理认同。

三、民族高校预科民理课程教学的重点

民族高校预科开设民理课程，其教育教学的重点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少数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

作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归属心理，中华民族认同是我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心理的升华，是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心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具体体现。民理课教学的主要宗旨即为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核心思想的解读帮助学生增强中华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