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发展史篇(1)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最新理论成果　新境界　贡献和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有的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哲学解读：第一，科学的发展观是辩证的发展观；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的发展观；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

（2）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第二，科学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也展现了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最新成就，科学发展观是在借鉴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全世界发展理论最新成果的高度凝练和总结，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事件表明中国启动了社会发展的范式转换，既是中国，也是世界文明的巨大进步。

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邓小平到，对发展问题都提出过很多重要的思想，但一直没有形成单独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科学丰富的理论成果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新实践的启示，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给发展理论作了科学的命名，而且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科学发展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本质的科学认识

发展问题最基本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这中间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二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这就明确了为什么发展和靠什么发展的问题，科学地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动力。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于造福全体人民，强调以人为本，主张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谋发展。在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强调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促进发展，不仅主张一切为了人民，而且强调一切依靠人民。

（三）科学发展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概念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既提出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重要思想，同时也提出过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观点。前几代领导人都提出了相应的论断，然而，在过去很久一段时间，人民往往把发展定位于经济的发展，甚至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既扭曲和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念的原意，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不良后果。　科学发展观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创新了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深刻、科学。

三、科学发展观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崭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最重大战略思想，都可以说属于我们党继思想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们有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最新的十报告中提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四、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审视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增添了崭新的内容，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鲜活力量，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尤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的道路、模式、战略、动力、目的和要求等问题上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明了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科学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邓小平、等同志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好升华，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高度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徐正兴，傅连英.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理论创新，《求实》2004年04期

地理学的发展史篇(2)

关键词：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学观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

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

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起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们要高明得多。

梁启超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了纵向的因果关系，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这也表明了他对史家就要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这一观点。

3.《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的意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着开拓意义。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重要文献，其研究方法、内容及史学观无不产生重要的积极地影响。这部作品自成书以来，积极地践行其观点，不断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

1.经世致用的史学观

历史学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目的在于更好地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注重将历史的诸多事实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转换，将其作用于发展过程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将中国历史观念上的诸多精华和优秀特质，不断发展为重要的特性。中国近代必须力求突破，穷则思变，必须要变化，必须要不断成长，必须要不断发展，改变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变传统被动为主动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观是被动的，史学家只是注重对历史的记载，这是一方面，另外也有一些不可避免地站在史学家对立的角度，因此，必须变传统的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地思考，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有转变传统被动为主动，这样的史学观才会有意义。变传统被动为主动，需要其不断发展，需要在不断践行中，积极主动地去努力践行，尤其是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国情。传统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严重桎梏。鉴于中国的历史，需要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积极地成长与发展。

回顾中国近展历程，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践行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样宣告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反过来看却是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中国发展而做的积极地探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努力探索后的失败也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发展再一次相结合，找寻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从史学观来说已经超越了从被动到主动学习，是中国史学观发展的重要实践，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最为有益和最为积极的方面。

3.注重史家修养的史学观

史学家的修养，注重的是史学家的德、才、学、识。其中德，代表必须要有德行，因为德是史学家重要的方面，唯有德，才会站在客观的立场或角度，评价历史事实与人物，才不会出现所谓的偏颇。有德行的史学家，才不会被动地受各种思维观念的影响。才，即才华，这里所指的才华，不仅仅局限在只是对历史文字的简单加工上，更是对于历史文字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脚步。对于才学，尤其是要有才气，这样才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学，学识，要有洞见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的积淀，只有这样，其创作才可以圆融，才可以不断发展，才可以不断成为其重要的方面，对于史学家而言，还有一重要意义，就是自身要处于不断学习中，更要对于其当前中国变化，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脉络，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意义。识，即知识，广博的知识积淀，只有注重知识的积淀，在用的时候，才会迅速地发展，并且产生积极地意义。识见，包括对知识的问题，只有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才会积极有效地明确解决，对于问题的不断发展，才会产生出积极客观的认识。只有其阅历上的不断增长，史学家的人文素养才会不断增强，才会在发展中独具历史眼光，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国内外形势，对于发展提出客观、真实的见解，对于发展产生出积极地意义。

4.注重通史的史学观

注重通史的史学观，研究历史，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准确的把握其发展，必须站在通史的角度上，不断对于历史中的各门学科，对于其发展，不断做出积极地建议，只有注重通史，其发展才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地践行，注重通史，在这些发展中，注重通史，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才会不断地朝前发展。通史是对各朝各代历史的发展，是其不断地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极地践行。只有注重历史，只有在前进的脉络中，将历史的线条与脉络具有连贯性，这样才会在发展中不断注重通史，不断成长为最具发展的空间。注重通史的史学观，是最具其发展空间的轨迹。注重将各学科不断融合与发展，注重各学科在不断前进途中，主张明晰历史的脉络，在其不断发展中，独具特色的发展，这样才会在史学方面，取得积极地进步。

5.注重西学的史学观

明代以后就存在“西学东用”的历史思潮，西方的文化、数学、算数等积极地向前发展，明代以后的发展中，最独具特色的理念是注重西学的史学观。注重在不断发展中，将最具特色的西学理念，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还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全面和综合的运用。中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选择路线，在洋务派的改进中秉持“西学为体，中体西用”，但这只是片面的学习西方军事方面的技术，因此注定失败；康梁变法，主张改变中国的体制，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是这场变法遭到了慈禧的打压，失败告终，说明简单的通过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中国结束了封建统治的时代，但是仍旧未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只有改变双半社会的性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实践中不断对于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结果失败，但却是伟大的尝试，这才证明很多道路是不适合的，从而找寻中国最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价值与意义

1.是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范本。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巨著，对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付出最为高的代价，为研究其发展找寻最佳的时机、开辟道路。

2.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提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站在全新的角度上，不断地注重研究，注重在新的历史领域，不断具有开拓性，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用在最新的发展中，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观，其中将“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巨大，只有站在合理的角度上，才会不断发展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为中国实践发展做贡献。

3.是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

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转型与开拓，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方面的发展而言，又是独具特色的。近现代历史观，研究方法，换句话说，也深受中国现代化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国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努力，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这样对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全新的影响。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只有站在最新的角度，才会对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实践，产生最积极的意义。

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开拓意义，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梁启超以其思想上的建树、历史学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守正.学史断想――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札记[J].廊坊师专学报，1994（1）.

[2]姚玳玫.学术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6）

[3]苏红彦.浅谈史料与治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J].前沿，2003（12）.

地理学的发展史篇(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按着旗委宣传部、统战部、旗民委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大黑山管理处开展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学习教育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深刻认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是推进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途径。管理处全体干部充分认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党创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重要人物，学习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学习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性。进一步把思想认识行动高度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二、充分汲取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精神力量。

1、坚定理想信念。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各族人民大团结来之不易。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増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与我单位各项工作目标结合起来与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结合起来。

2、树牢为民宗旨。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牢记了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强化担当意识。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深刻领会我们党的伟大历程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担当奋斗史，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担当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三、全力做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学习教育活动各项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管理处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组长、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和成员的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研究部署，从严从实抓好本单位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任务落实。

地理学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心理学；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07-0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注重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以期更好的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

一、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1］在当前的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理论的总结与探索应该说已经落后于学科的现实发展需要。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学科应该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应用给予足够的重视，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学科，以此给后来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以理论和方法体系上的指引。

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杜维运先生曾经有这样的论述：“历史上有些史学原理与技术，不只被人类创获一次，较古的史学家，利用经验创获一项史学原理或技术，终身用之，受益无穷。可是时间一久，渐渐被遗忘了，后代的史学家，往往再利用同样经验以创获同样史学原理或技术，且可能重复到无数次。这是人类精力与时间的浪费。唯有史学方法成为专门的学问以后，才能充分保留此类史学原理与技术于久远，以避免重复。积昔哲的遗产，启后学的智慧，史学方法的功用，殆莫与京。”［2］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道理也如是说，只有我们创获的研究方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后来者才会避免走回头路。

二、心理学对历史地理专业教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二级分支学科，因而与历史学有着天然且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多又与历史学相同，因而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都可作为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所以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借鉴，首先必须了解心理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关综合研究取得的进展及对历史学研究相关的借鉴意义。历史学研究中对心理学方面的重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创造。修昔底德很早就指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作为修昔底德的门徒，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以当仁不让的心理学家自居。

已发生变化的是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的地位。［3］胡波先生也在他的书里说：“历史是人的活动，研究和解释历史也同样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精神和意志，而这是自然科学无法把握的东西，是不能凭着对理知、有意识的表达层次之检讨而获得彻底的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新心理学的工具。”因此，把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是最自然不过和最必不可少的事了。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及学术流派，如心理历史学、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等等。心理历史学是现当代西方史学领域的新兴学科，是综合运用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科学。依据其源流发展，理论方法及其传播地域，又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础，以美国为中心的心态史学则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创并倡导，以集体精神状态为对象。胡波先生对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是这样的：历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里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这些相关学科之间既有细微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亦当可以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利用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展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促进历史地理相关学科的发展。本文拟初步探讨心理学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的两个分支学科中的借鉴意义。下面来谈谈具体的运用。

三、结论

总之，在历史地理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大可借鉴，但也要区别情况而定。我们在研究中借鉴心理历史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抹杀与抛弃，如同物质与意识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面，心理历史学采用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作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有益的补充。具体到心理学方法的应用实践，一方面需要我们尽量具备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敢于尝试心理历史学的革新的先进的研究手段，比如定量分析的方法。

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及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理学方法的考量一直没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严重影响了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与研究水平的进步与提高。从目前的心理学研究的阶段和成果上看，心理学能对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所提供的贡献并不为多，学者们更多的是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重新审视历史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研究背后的历史人文环境，这也许是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等学科留给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宝贵财富。希望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更多地借鉴心理学研究的诸多方法，从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历史时期地理空间发生的诸多变化，从而使其成为历史地理专业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有效手段，使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学科。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39.

地理学的发展史篇(5)

关键词：地理学；历史教学；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9-209-01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分布、变迁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所处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地理场所赋予历史过程，具体的空间位置.明确了历史事件的某些地理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历史地理知识在历史教学中充当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有利于了解历史常识

在拿破仑远征沙俄这一历史事件中，就提出了拿破仑的进军受到了俄罗斯寒冷天气的阻碍，最终导致远征失败。把当时地理自然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强调。这是历史地理知识在历史教学中的典型应用。

在识图定位方面，现在习惯上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们这个识图标准是面对地图而定的。而古人往往是背对图，也就是与图是一具面向来定位的，是上北下南左东右西。根据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在接触一些地名时就可判断出它的大致方位。如辽左是在辽河以东，陇右是在陇山以西。而不懂得这个道理，就容易闹误会，历史记载与实际方位对不上号。还有有关百家姓的知识，有些地名的沿革等历史地理内容都是必要的历史常识。

二、有利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后来才转移到南方的，这和南方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加速基延缓的作用。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利用、改造自然能力很差的情况下，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要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规律、特点等，就不可不了解历史地理条件。

比如，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大地上横贯长江，黄河等大水系，而且平原广大，土壤肥沃，降水量丰富，很适合于农业种植，因此使古代中国具有发达的农业经济。而这种农业经济又对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繁衍，民族的性格，心理及传统的形成演变，带来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人力所能选择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也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如河西走廊的西部曾是我国历史上发达的地区之一，著名的丝绸之路从这通过，拥有发达的农业，人中也较稠密，但4世纪以后，这里的城市逐渐被沙漠吞噬，被迫废弃，今天早己是沙漠区了。

三、有利于了解中国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

初中历史课中的历史地理知识的渗透教学则能激发学生“江山如此多娇”的思想感情。如在讲到民族政权并立时代时要使学生了解：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他们所建立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的一部分。秦朝己形成包括今天大半个中国范围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以后以汉、隋、唐、宋、元，明历代开拓和发展，到清朝前期己形成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的多民族大国。这一切必将进一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四、历史地图有利于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巩固

在历史课上，经常会提醒学生左图右书，学习历史离不开地图。历史地图具有简单明了，形象直观的特点，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空间范围，提供了比文字更为醒目鲜明的概念，对于学习，掌握历史知识，以及形成科学，完整的历史概念具有极大的帮助。比如在学习五代十国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时，政权林立，纷繁复杂，是教学中难以讲授的内容，也是学生理解，记忆的难点。因此必须利用历史地图，把语言文字的描述和形象直观的地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看到每个政权所处的地理位置，建立起明确的空间概念，便于他们了解各政权的强弱，战合关系及更迭情况。

在学习“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教材中对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背景却只谈到外因，内因却涉及很少，这里教师就可以凭借已掌握的历史地理知识，把新疆的地理战略意义和当时的“海防”、“ 塞防”之争简单明了的交待出来，加强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意义的理解记忆。

地理学的发展史篇(6)

论文摘要：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对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是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笔者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人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人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方面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桢在《国风)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禹贡)1934年第2期登载的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录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大册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的观点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本系。”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1994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依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见下图：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l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国家于新世纪启动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经总主编戴逸教授的倡议，在其典志部分设置了“生态环境”，单独作为一卷，与其他34志并立。这无疑是我国史学典志编撰工作继《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后在撰写体例与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创新。该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为第二批委托项目，确定由笔者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兰勇教授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帅博士三人共同承担这一任务。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除愈加认清撰写该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外，也深感难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组几位负责专家的指导、督促与支持以及许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我们继完成立项论证报告后，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写大纲，拟订了编纂凡例，写出了近1万字的试写稿。现在继续迎难而上，遵循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之人地关系理论，充分吸取当代生态科学的理念与成果，从人类活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的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上层建筑中有关政策、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人手，既注意有关生态环境之静态状况，更注重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或导致恶化等动态变化，据实进行记述。以述明清代之生态环境主要特征及其变迁，并从中揭示其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度间的关系。

地理学的发展史篇(7)

在史学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争论。整个说来，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是对推进历史研究有益的。不过，也还应当看到，有一些原则性的争论，往往同论者所持的历史观、方法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直接有关。比如，十多年来，有人竭力散布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观点。他们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和平演进和革命变革这样两种形式，不懂得革命是社会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不了解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而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谈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无条件地肯定改良而否定革命。从这种主观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引伸出来的历史结论，尽管对于推进历史研究毫无助益，然而却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人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个情况，至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性。怎样开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对于这个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并进一步做好对于这个理论的发掘、梳理和传介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梁寒冰同志曾经化大力气编出了《历史学理论辑要》。在这前后，也还有一些学者作过这方面的工作。我感到，这方面的工作，今后还应当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去地做。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开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对于某些人歪曲、否定乃至攻击唯物史观的说法，我们也要进行科学的评析，以便澄清由此造成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

其次，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我们必须对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有系统的了解，必须对历史本身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因为历史理论本身不能简单地从已有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它是从历史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是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的认识。史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只是史学理论的流，历史本身才是历史理论的源。这一点，只要看一看马克思的《路易・破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类阐述唯物史观的代表性作品就清楚了。如果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却不去了解历史、不去研究历史现象，那么，这样形成的理论就难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很难有旺盛的生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