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势篇(1)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增长趋势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2－0011-04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在新一轮周期中，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过热的迹象，但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GDP统计数据较2007年同期有了明显的下降，经济开始逐渐降温。

一、中国经济周期历程回顾

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呈现的一起一落、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波浪式运动过程。经济周期的峰值是指周期中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谷值是指周期中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峰谷落差是指周期中的峰值与谷值的差值。根据“波谷-波谷”这一经济周期划分常用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具体的周期划分及GDP增长率波动情况见表1和图1。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从1953-1976年“”结束，中国经济经历了5个周期和3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每次“大落”经济增长率都很低，有两次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61年为-27.3%，1967年为-5.7%）。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峰值与谷值的落差较大，在第2个周期内最大，达到48.6%。

我们以1978年为界，将改革开放前后经历的5个经济周期进行比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古典经济周期模式。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间或地出现经济增长绝对水平的下降，出现负增长，导致经济增长率正负交替，而且增长速度的谷峰落差相当大，这期间的5个周期峰谷落差均超过10%，波动标准差也达到10.71%；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古典型周期波动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增长型经济周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当中，随着宏观经济总量的逐渐增加，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这期间的波动标准差仅为2.76%，经济波动性的降低幅度达到原来的74.2%。

二、最近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

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1%，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10.1%、10.4%、11.1%、11.9%，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率保持10%以上，2008年第一季度、前两季度、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6%、10.4%、9.9%，较上年同期水平均有所下降（见图2），最近一轮经济周期出现了新的波动态势，下面我们将从波动位势、波动幅度及波动方向来探讨这些新态势。

从波动位势来看，最近一轮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高位增长的态势，2002-2007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4%。最近一轮经济周期的主要推动力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高位增长就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带动的产业链很长，房地产投资不仅与钢铁、木材、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力之间，而且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形成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2002年以来，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的需求急剧膨胀，加之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个人信贷的快速发展，使得房地产行业发展过快，导致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迹象。2008年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各地房地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温，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随之也下降到10%以下，但整个经济高位运行的态势并没有发生变化。

从波动幅度来看，最近一轮的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不断稳定的特点，这不仅导致2000年以后的经济周期分界模糊，而且出现了经济周期弱化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陡升缓降”的现象。第9轮经济周期仅仅用了2年，就达到了1992年的最高点，然后开始缓慢下降，一直持续到2001年，出现了所谓的“宽带现象”。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即1996年后经历的两个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若以“波峰-波峰”标准划分1996年以后的经济周期，则1996~2001年为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2002~2007年为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下行和上升阶段各经历了6年，表现出了明显的“缓升缓降”现象。

从波动方向来看，2002-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节节攀升，这表明2002-2007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方向是向上的。2008年中国季度经济增长率较去年同期有了较明显的下降，首先，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周期被称为朱格拉周期，其周期长度一般为7~11年，我们据此可以计算出朱格拉周期中上升阶段或下降阶段持续的年数大约为3~6年，从200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开始，上升阶段最长应维持到2007年，由此推断2008年应当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拐点；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宏观经济的拐点都与国外经济形势相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拐点曾伴随着墨西哥金融危机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出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拐点似乎也应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到来；最后，中国经济高增长30年，经济结构面临着大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意味着稀缺的资源将重新组合，达到更优，为下阶段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打下基础。2008年中国一些沿海的省份就率先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调整期，宏观经济的拐点也将随之到来。

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一）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率将适度回归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需求水平、资源获取、人力供给、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因素。从多种因素综合分析，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率将适度回归。

1. 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65岁年龄段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63.52%，即适龄劳动人口约8.35亿；5~49岁年龄段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68.31%，约8.98亿人。因此，15年以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比现在多0.63亿人。总的来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劳动力数量将会不断增长，并且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综合素质将会不断提高，中国必将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38.7%上升到2006年的76.3%。目前，仍没有迹象表明居民储蓄率开始下降。从理论上分析，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因此用于资本形成的资金十分充裕，加之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保证了经济增长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资本形成环境将非常宽松。

3. 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宏观调控的能力逐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从制度建设上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制度框架，为各种经济增长要素的有效组合和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提供了保证。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是，中国虽是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非常有限，如耕地、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品已经到了稀缺的程度。人均资源的匮乏，使得自有资源难以维系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年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即从以前靠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到靠技术进步与创新的集约型经济转变，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率在高位做适度的回归。另外，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迅速萎缩，导致中国整体的需求水平下降，这也会使得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率在高位做适度的回归。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位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率将适度回归。

（二）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大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由于受到产业内的独立循环、需求的夸大以及金融的助推等因素的作用而具有放大效应或者过度扩张效应，造成经济过快的增长，这种过度扩张之后会遇到需求和资源等因素的制约，造成经济的过快下滑。

2002-2007年间正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并未因为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扩张效应而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在房地产行业过度扩张后，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大幅波动吗？表2给出了2008年按产业分类的季度GDP增长率。

从表2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季度GDP增长率处于下行的阶段，其中第一产业增长率不断上升、第二产业增长率不断下滑且下滑幅度明显，第三产业增长率虽有下滑，但下滑幅度较小。由此可见，其一，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惠农的政策，极大的提高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其二，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中国第二产业。为了更好地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看2008年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在第一、第二季度“先升后降”且降幅较小，这是中国政府实行“双控”政策理想的结果。第三季度（8月、9月、10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双控”政策延续作用的影响，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为此，中国政府及时将“双控”政策调整为“一保一控”并确定在2010年底完成4万亿元投资计划，投资计划中大部分资金将用于与第二产业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增长率将会出现反弹。

从需求角度来看，可划分为三大需求，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由于消费行为的棘轮效应和可支配收入变动的平稳，消费需求一直较为平稳。消费需求的平稳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地产投资带来的经济大幅波动，是确保今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从而造成整体需求大幅下滑。面对这种局面，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见表4）。这十项措施针对性极强，大致可归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民生问题，包括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和第八项措施，这四项措施的实施，将会提高人民的生活保障，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拉动投资需求的同时，也扩大了消费需求。第二类是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建设，包括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措施，这三项措施的实施，将会极大地拉动投资需求。第三类是经济结构转变，包括第六项措施，这一项措施的实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除房地产过渡扩张之后遇到资源约束问题。第四类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包括第九项措施，这一项措施的实施，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鼓励了企业技术改造，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五类是金融支持，包括第十项措施，这一项措施的实施，合理扩大了企业信贷和消费信贷的规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政府一系列新政策及措施的实施，房地产过渡扩张之后遇到资源和需求约束将不复存在。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参考文献：

［1］陈杰，王立勇．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及潜在因素［J］．改革，2008，（3）．

［2］陈杰．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兼评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J］．当代财经，2008，（4）．

［3］王立勇，陈杰．对中国2007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准确性的评析［J］．经济学动态，2008，（2）．

［4］叶翠清．中国经济运行现状和宏观政策导向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20）．

［5］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经济研究，2005，（11）．

［6］刘金全，王大勇．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增长趋势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6）．

New Situation of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 and Trend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Chen Jie

（School of Statistics，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经济增长趋势篇(2)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并存，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作者：吕钟

引言

三年通常为“中期”的界定时间，2014年正处于“十二五”规划的第4年，“中期经济”的发展趋势将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完全的倒W型成为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变化的趋势，其中主要历经了两次提升与降低。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增长便出现了第一次下降，第一次降低是在六个季度中下跌了8.2个百分点，是从2007年二季度的14.8%，骤然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回升的举措。然而相对于第一次下降来说，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较为温和，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十个季度下降4.7个百分点，在2012年5月又陆续出台了保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从内生动因的层面来看，以往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变化的短期需求，以及周期性调整所导致，而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已经暗含了潜在的增长率变化以及结构因素的作用。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收缩而导致的，但是，逐渐降低的投资、出口动力更是对我国中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主因。

中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及“十一五”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使得沿海地区基础设施逐步趋于饱和，且西部地区也在逐渐缓解基础设施短缺的现状。另外，外需市场的逐步缩小以及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的缓慢，导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旦继续扩大投资，不仅导致增加产能过剩问题，更会使企业债务负荷加剧，逐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且过度加大投资规模，还会导致通货膨胀与资源要素供需出现矛盾。

其次，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将趋于平稳。扩大居民收入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类社会保障覆盖率与保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使得居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潜力获得进一步释放。但是，由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局势的不确定性，在今后的三年间，消费需求将出现增长平稳的总趋势。

最后，出口增幅逐渐放缓，外部需求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全球因金融危机带来的增长方式，市场结构以及供需关系的调整，已由最初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到深度调整转型阶段，中期内依然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趋势，进入了相对低速的增长阶段。随着逐渐削弱的出口需求，市场放缓扩张速度，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都将减弱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从总供给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且绝对减少。我国低成本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步入劳动年龄，其父母进入退休阶段，我国出现人口拐点，这便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失，劳动供给增速持续下降，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与创新技术。

其次，向下调整储蓄率与投资率。人口抚养比提高及政策调整是储蓄率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社会及家庭将持续增加用于医疗、养老的支出比例，促使高储蓄率逐渐向下调整，并且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再次，技术引进削弱及劳动力再配置。2012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以低生产效率的第一产业，向高生产效率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劳动力转移逐渐结束，转移速度以及规模大幅度下降，并且发达国家与我国之间逐渐缩短技术差距，技术引进推动效果逐渐削弱。

最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持续加强。我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与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都与资源环境储备密不可分，然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消耗殆尽，将对能源环境进行约束，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力的外部约束。

中期经济保稳增长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减弱。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低迷，海外市场扩展速度放缓，发达国家进口需要逐渐变弱，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促进再工业化，印度、越南诸国利用低价成本要素，对国际产业快速转移，利用低价产品占领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使我国面临着双重挤压的市场竞争格局。

第二，财政金融风险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公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企业利润均将回落。我国在扩展债务以及信用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加大了财政金融潜在风险，随着逐渐增长的地方债务，中央财政收入以及放缓的土地收益，金融债务风险平台逐渐显现。

第三，逐渐突出产能过剩矛盾。近年来，迅速扩张的制造业不仅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更是依赖于增加的出口，以带来发展的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展放缓，国内经济增长逐渐下降，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第四，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发生供求关系变化，使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本的低成本优势逐渐衰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难被持续增加的大规模投资所支撑。

第五，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世界产业核心逐渐转变为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业，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很多工业企业的研发规模与研发水平较低，由于企业对低端加工组装过于依赖，缺乏品牌与技术的创新，逐渐与市场竞争环境脱轨，若不加速推动产业技术提高以及研发能力，现有的许多生产能力以及技术将面临着淘汰的局面。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中期经济发展策略

阶段性经济增长变化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动力，探索新对策，将调整结构、稳定增长、促进改革相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转型，解决我国中期经济保稳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一）扩城镇增内需，应对国际需求减弱

目前我国进入新经济增长阶段，需要扩大消费以及内需。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进人口市民化的转移，改变消费结构与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以及购买能力，形成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作用。因此，要将农村转移人口有秩序地市民化，促进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登记，对户籍制度进行变革，循序渐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制度，力求覆盖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还应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城镇的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规划，严禁乱占耕地，对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建立起节约利用机制，建立起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新型城镇。以促进小城镇与小城市的加速发展，对中小城市加大融资、财政等政策的支持，加强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增加就业，人口聚集等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就近变为城镇人口。

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将城市与农村经济问题综合成整体进行规划，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并形成大都市圈与城市群，形成开放性国际化都市体系，使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城市群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吸纳转移农村人口的能力，以挖掘城市潜在的消费需求，应对我国中期经济增长面临的双重挤压市场格局。

（二）释放改革红利，减弱财政金融风险

促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将核心落在简政放权工作上，减少审批事项，将社会与市场能够承担的职责交还，使政府管理重心逐步由审批环节变为服务监管环节。积极推动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步伐，使其发挥出提升综合国力、产业升级、国际竞争的价值。加强产权保护，确保各种所有制均能享受平等竞争与法律保障。政府需要深化财税体制的变革，使财政预算体系规范、公开、完整，建立覆盖所有国有企业的收益分享与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革金融体系的步伐更快，推动健全的利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体系，促进市场供求在汇率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放宽金融准入门槛，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以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减弱金融财政的投资风险。

（三）结合供需管理，抑制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应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提高调整结构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使债务规模能够受到中期收支平衡的约束。进而推动产业重组兼并，产能过剩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与重组兼并的有利时期，需要在市场化为导向的基础上，将低附加值，高排放、高耗能的产能进行淘汰，进行产业重组以促进技术进步。并加大企业走出国门的支持力度，支持建材、钢铁等原材料生产企业走出国门，建立生产基地，将直接进口资源变为就地使用，促进制造业向服务质量好，精深加工化转型，以解决我国供需失衡的问题，抑制进一步凸显的产能过剩矛盾。

（四）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上涨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提高质量从根本上说，就是促进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增强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配置资源，加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提高效益主要体现在公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增加，以及提高企业的财政收入与利润。企业想要做到提质增效，就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加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趋近饱和，必须以加大科技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应对，才能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的上涨。并要加强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十二五”以来，我国虽然在建设生态环境，以及节能减排中取得了良好成果，但能源消耗以及单位产出资源仍旧偏高，还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资源环境的压力作为产业进步、技术升级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化解我国经济增长与大规模投资之间的窘境。

（五）加强科技创新，变革企业研发态势

经济增长趋势篇(3)

（一）1978-2013年贵州省经济增长变动趋势分析

1978年-2013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序列呈“J”型上涨趋势，从2000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之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指数（1978=100）增长了563.7亿元，年平均增长量22.21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21.59%。全国水平上看，在1978年-2013年间，全国的平均增长量为72.34亿元，是贵州省的3.26倍；而全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5.81%，说明贵州省在1978年-2013年之间虽然增加值总额是远低于全国水平的，但是增长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1978-2013年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变动趋势分析

1978年-2013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指数序列呈指数曲线上涨的趋势，2008年出现波动。波动的主要原因为受到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现象，从而影响到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6年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978=100）增长了777.19亿元，年平均增长量21.59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21.59%。同期，全国年平均增长量为72.34亿元，是贵州省的3.26倍；1978年到2013年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97%，明显低于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二、基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变动关系分析

（一）模型建立

1.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为自变量

以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X和地区生产总值Y分别代表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根据1978年-2013年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表现出一元线性的特征，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先使用LX、LY进行建模。

变量C和DLX的参数检验均已通过，R2也很大。DW检验：当K'=2，n=36时，在0.05显著性水平下dL=1.354 dU=1.587，而参数估计得到的结果中

由于使用了广义差分数据，使样本量减少了一个，因此查阅DW是应看K'=2，n=35时的dL和dU的取值，得到dL=1.343 dU=1.584；dU=1.584

2.当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为自变量时

相同的，将LY作为自变量时，估计结果同样出现了自相关的现象，于是利用DW值计算出了=0.619794，再利用广义差分法，计算出模型为。

（二）实证分析结论

第一，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线性正相关的关系，既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伴随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而以一定的比例增加。

第二，通过一元线性回归得到的模型显示，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357869%；而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0.680401%。这说明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要大于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对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汤 凯.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2] 林汉生，张淑慧，黄小娉.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关系研究[J].调研世界，2013（9）.

经济增长趋势篇(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2001年的150406万吨标准煤上升到2013年的375000万吨标准煤，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以年均4.1%,12%和12%的速度增加，而环境治理投资仅占GDP的1.4%左右。资源紧缺、环境恶化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制约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研究区域低碳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低碳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主要是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进行测度。随着资源消耗、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学者开始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效率分析框架中，使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或SBM模型测度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经济效率。李蜻等(2013)构建了一个包含“稳增长”“低能耗”“低排放”多元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对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进行了评估；钱争鸣和刘晓晨(2014)运用SBM和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省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和动态变动进行测度，进而分析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贾登勋和黄杰运(2014)采用包含非合意产出的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区低碳经济发展效率，并对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雷明和虞晓雯(2015)基于非期望DEA和GML指数测算了中国1998-2013年的低碳经济增长，并利用面板VAR模型研究了低碳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机制。

上述研究都是基于每一个决策单元的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数据进行效率的测度，将生产过程看成一个“黑箱”，忽略了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内在的关联机制。Tone和Tsutsui（2009)构建了非径向网络SBM-DEA模型，不再视整个系统为一个“黑箱”，从结构上考虑中问变量，从而得到分点效率及各阶段对整体效率的影响。Fnlayama（2012)在Tone和Tsntsni（2009)的加权网络DEA方法基础上，将松弛变量引入中问产出，进而测度整体效率和各阶段的效率。涂正革和湛仁俊(2013)将工业生产过程分为生产、环境治理两个环节，采用中国省级区域工业数据，基于网络DEA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方法分析了工业环境治理效率；李静和倪冬雪(2015)采用基于SBM的网络DEA模型对我国工业行业2001-2012年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的两阶段效率、生产率及构成进行了研究；土兵和罗佑军(2015)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环境约束下2001-2010年我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事实上，低碳经济系统是由多个了系统共同组成的复合系统，评价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应将各了系统之问的相互关联考虑在内，不宜采用单系统DEA模型，而应采用网络DEA模型。综观现有文献，一方面，网络DEA模型大多应用于工业行业效率研究和环境效率分析，很少涉及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评价；另一方面，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多基于时问视角，而基于空问维度的研究较少，将时问与空问两个维度结合起来研究的更是鲜见。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构建网络SBM-DEA模型，将经济系统分为经济生产了系统和环境治理了系统，测算整体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及各了系统效率；同时，在变量选取上，不仅将环境污染排放物作为非期望产出，而且还将其作为联结经济生产和环境治理两个了系统的中问变量，以减少因忽略各了系统之问链接而带来的效率估计偏差。二是分析我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演变趋势与空问格局，并测算各地区经济生产效率与环境治理效率的祸合协调度，以探究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格局变化趋势。

经济增长趋势篇(5)

关键词:绍兴;集群经济;经济增长;就业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56-08

一、引言

196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通过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即“奥肯定律”。这个定律经常在

分析:1.绍兴2007年按行业劳动力配置,吸纳劳动力数量排在前五位的为制造业110.44万,农业57.7万,建筑业49.22万,批发零售34.83万,住宿餐饮13.05万。可见绍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较低,尤其现代服务业。2.绍兴2007年按注册登记分类不同经济组织吸纳劳动力排在前五位的为:私营企业129.78万,个体户68.98万,有限责任公司39.82万,股份有限公司18.89万,国有单位13.59万,集体企业12.16万,民营经济体吸纳就业占总就业的76%。

三、重要结论

通过第二部分中六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1994—2006年绍兴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基本上一致。三者之中就业增长率波动的幅度较小,gdp增长率和就业弹性波动的幅度较大。绍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步加大。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存在“非一致性”现象。

2.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绍兴经济第二三产业每增长1%,就业增长0.28%%。表明绍兴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就业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

3.绍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94-2006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第一产业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逐步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增长潜力最大。

4.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变动的特点与绍兴集群经济发达的特点密切相关。绍兴集群经济量大面广,2008年底,全市年产值上亿元的集群41个,有大小10万多家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2008年经济普查显示绍兴规模以上企业资本有机构成34.28:1,规模以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为15:1,产业集群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呈现出一致性的特点,也使绍兴民营经济组织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成为就业量容量最大的领域。

5.产业转型升级使扩大就业面临新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金融危机、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绍兴就业矛盾

(一)绍兴集群产业转型升级概述

2008年绍兴人均gdp达到7 330美元,经济正在从5 000—10 000美元发展转型中,即从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的一系列转折性的重大变化,使得初级集群经济发达地区遇到了新的挑战,绍兴是浙江纺织业重镇,经济结构的内在素质性问题凸显:产品结构不够合理,高档产品比重较低;企业的r&d投入不足,只有16%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以上;竞争手段单一,以低价竞争为主;嵌入国际市场的层次不高,经营户境外投资占资产总数的5.2%,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投资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量的比重为24%,境外投资企业占企业总数13.5%;品牌优势不足,化纤行业总量很大,但是差别化率很低;印染行业在生产总量上占全省、全国的比重较高,但产品附加值较低;服饰行业大多以中低档产品为主。市场和企业的营销力度都不大,大型龙头企业不多,无形市场、电子网络市场利用的还不够等。内外因素使得绍兴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紧迫性和必然性。转型升级的共认方向有两个:提升制造业和优先发展服务业。

(二)绍兴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就业矛盾

1.经济增速放缓与劳动力增长的矛盾

前面分析已知,1994—2006年,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经济每增长1%,就业增长0.22%%,反过来讲,经济增长降低1%,就业将减少0.22%。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9.5%,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而改革开放30年绍兴经济年均增长12%,2008年绍兴个体工商户增长9.23%;私营企业增长4.93%。(2008年以前每年增长两位数),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个体工商户5 936家,第四季度注销2 679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8家,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私营企业408家,第四季度注销341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2家,第二季度243家。以新昌县为例,2009年第二季度进入人才市场招聘企业1 169家,比去年同期减少44%,2009年进场招聘企业最多的一次由企业174家,比去年同期最多的一次减少10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5 369个次,比去年同期减少6 251个次,下降了28.9%。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民营经济体数量减少,绍兴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2008年进出口值占生产总值的73%,如果经济复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绍兴新增劳动力不断增加,主要是城镇劳动力增长较快,从1994—2007年,年均增长6.09%。

2.规模以上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与“就业破坏”的矛盾

至2008年底,绍兴有规模以上企业5 332家,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企业长期积累的素质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使得企业有精力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因此,转型升级成为绍兴产业集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转型升级是就业“创造与破坏”同时并存的过程,它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旧产业的衰退,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对就业派生需求的上升,从而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中伴随的各产业剧烈变动和一些企业的衰退会增长失业,产生就业破坏效应。

3.就业岗位不足与企业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矛盾

绍兴科技人才总量少,并且各类人才构成和分布与绍兴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到2006年,全市各类人才总量占总人口的6.5%,不仅未达到发展

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知,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为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而且绍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较高,达到0.26;另一方面,因为绍兴集群经济累积的素质性问题,不得不加速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的路径是向微笑曲线的上下两端延伸发展,提高上游和下游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这说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绍兴来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就业空间的科学路径。

(一)发展服务业:保增长、调结构与增加就业的有效结合

服务业是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概念,指为满足生产者、消费者的服务需求,提供不同形式服务劳动和服务产品的产业,也即通常所指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按服务对象、功能的不同,通常分为生活业、公共业和生产业.所谓生活业,是指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如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所谓公共业,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业,如图书出版业、博物馆业等;所谓生产业,是指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主要包括现代金融业、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针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从专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出发,可创造性地将服务业区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交通运输和邮政等;现代服务业是个动态概念,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包括通信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文化传媒业、技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会展业等。

1.发展生产业

生产业是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发展生产业,是提升产业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绍兴尽管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但总体上工业化层次不高. 要坚持“工业强市、三产富市”,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业,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提供有力支撑。一要着力扶持推进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这既是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现实之需,也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之计。为此,要围绕“在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业”这一主线,进一步明确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基本思路,认真把握“依法推进、创新推动,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工业企业通过分离发展科技服务企业、现代物流服务企业、国际贸易服务企业、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企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企业等多种途径,积极向品牌营销、自主研发两头延伸发展,拉长产业链,实现“两头做强、中间支撑”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大而不强、小而弱”的状况,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因此,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必须明确工作目标,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度,分行业、分门类别抓好典型示范引导工作,特别是要以大中型企业集团、对外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和有发展潜力的三产项目为重点实施分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壮大一个。二要着力扶持培育物流业发展.绍兴工业企业众多、专业市场发达、物流需求量大,发展物流业的基础和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发展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物流业。因此,依托产业和市场优势,以配送型物流和市场流通型物流为重点,以网络信息平台为支撑,以提高服务水平和降低物流成本为核心,积极扶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已成当务之要。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本地物流企业,推动资产重组,支持和打造具有较大规模的综合性现代物流企业,快速占领本地市场;另一方面要有序引进国际或国内先进的现代物流公司投资,发展壮大第三方物流.三要着力扶持培育中介商务服务业发展.目前,绍兴市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水平总体不高,规模偏小、专业化程度偏低、竞争力偏弱. 但应该说,绍兴的中介商务服务业市场前景看好,35家上市公司、数百家后备上市企业,这一令人注目的“绍兴板块”为发展中介商务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因此,积极引导法律事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建筑监理以及技术服务等商务服务业,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为核心,切实加强资源整合,努力实行品牌化、规模化经营;大力引导中介商务服务业企业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为目标,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将法律、会计服务等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推向全国,同时,积极吸引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机构前来设立分部。

2.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

绍兴市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大,而且从发展趋势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建筑工程承包、餐饮、零售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仍将是服务业的主体。因此,应高度重视从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二者的特征差异和内部结构变动规律来协调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努力运用连锁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手段来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转型。一是积极推行经营连锁化,充分运用直营连锁、连锁加盟、自愿连锁等经营方式在超市、百货、家电、餐饮、医药等行业开展连锁经营,降低经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引导“咸亨”、“女儿红”、“沈永和、“会稽山”、“震元堂”、“越王珠宝”等具有绍兴特色的产品或服务品牌在全国及境外设立连锁经营机构,引导大型超市在农村设立连锁门点,实施商品配送,提升传统商贸服务档次;二是积极推进商务信息化.要积极依托电子信息和其他新兴高新技术,“绍兴电子信息岛”,积极打造“数字绍兴”,集聚有效信息,重点推广和加快发展绍兴纺织技术中介网站等网上技术市场和纺织业网络化制造应用公共服务平台(asp)建设.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降低营销成本,有效开拓市场,实现“有型市场与无型市场”的有机结合。三是积极引导合作国际化。积极开展行业协会以及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支持市内有实力的服务企业“走出去”,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理念、管理和技术,促进服务业的国际化。利用生产型外贸企业的良好基础,将其劳务输出、接单中心等三产性质部分从整体中分离独立出来,转向以服务贸易为中心,积极拓展服务外包、劳务合作、国际物流、国际旅游等领域,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二)青年劳动者: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

在绍兴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全国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 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蔡?P,2009)[6]。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2008年绍兴城镇新增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占73%(绍兴市统计局提供),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三)保持灵活的就业渠道:弥补经济增速下滑的失业损失

《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 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我们发现,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蔡?P,2009)[6]。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可以补回经济增长下滑带来得的失业损失。因此,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四)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

在绍兴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根据我们的估算,2008年,在市区登记失业率的3.46%中的总体调查业率中,周期失业率大约只占1个百分点,其余超过2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通常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 编辑转

经济增长趋势篇(6)

1．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值

首先从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数值分析。可见，一般服务业略有上升，实体经济略有下降，虚拟经济变化不明显；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就业影响最为显著2008年开始就业一直下降，虽然前面分析显示2010年开始实体经济表现最快增长，但这种增长相对就业而言，表现出经济增长但就业却下降的特点，可以说是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为止虚拟经济的就业人数和2005年的数值基本持平；而一般服务业受危机影响其就业增长很小。

2．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

然后从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看。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就业增长率在统计期间内都不高，实体经济从2008年到2010年连续3年就业负增长，虚拟经济2008年和2009年2年就业负增长，而一般服务业在2009年就业负增长，可见2009年三大行业就业均为负增长。就业最乏力的为实体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是一般服务业。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率变化趋势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考察时间范围内，表现出以2009年为对称轴的“V”型走势，而且变化趋势的拐点出现时间几乎相同；但一般服务业增长趋势变化相对平稳，2009年增幅放缓，之后以稍大于0.1%的增长率平稳增长。2011年相对于2006年三大行业排序没有变化。

3．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

再从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的角度看。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危机前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实体经济42%，一般服务业39%，虚拟经济18%，而危机后则变为一般服务业42%，实体经济39%，虚拟经济18%，实体经济与一般服务业的排序位置发生了转换；从占比角度看，危机并没有改变实体经济就业占比下降的总体趋势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总体趋势，可以说危机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从占比变化趋势看，在2008年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位次发生了转换，即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的占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占比；而虚拟经济部门的就业占比从2005年到2011年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2009年略显下行，但马上又恢复到原来水平。可见，从三大行业就业占比角度看，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行业。

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一般服务业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1．人均GDP的绝对值

人均GDP的绝对值的计算方法为：三大行业GDP绝对值/三大行业就业人数（年度）。下面从这一指标行业均值分析一下。可见，2005年~2011年实体经济的人均GDP为8.87万美元，其次是虚拟经济为7.74万美元，最后为一般服务业7.07万美元，而从年度均值看，2005年~2011各个行业年均GDP持续上升。相对于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而言，表现出相对高增长的特征。根据前面的分析，由于实体经济GDP数值较高，就业人数较低，而一般服务业恰相反即GDP数值相对较低，就业人数较多，所以实体经济的人均GDP最大，而一般服务业最小。从三大行业GDP绝对值增长趋势图分析，总体上三大行业人均GDP持续增长，2009年实体经济出现明显下行拐点，但2010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数值并继续增长，虚拟经济在2009年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了拐点，但并不明显，2009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水平并持续增长，而一般服务业2005年~2011年持续并相对快速增长。可以看出2009年实体经济达到最低点后突然快速增长，且速度超过其他两大行业，明显不是自然增长，由政府干预的痕迹。

2．人均GDP的增长率

再从人均GDP的增长率看。表3中的数据表明，2006年~2011年，增长率最高的是一般服务业，持续正增长；增长率最低的是实体经济，2008年、2009年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虚拟经济居中，在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从年度均值看，2009年年度均值为-0.019，表明2009年一般服务业正增长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负增长抵消掉了。从三大行业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看，2006年~2011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趋势十分相似，并且都以2009年为对称轴成“V”型，所不同的是实体经济波幅度更大一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同时在2009年出现了负值，并且2010年中期开始实体经济的人均GDP增长率重新转为正值后超过了虚拟经济，而此前这一指标低于虚拟经济，并且成为三大行业增长最快的；一般服务业在考察时间范围内始终为正增长率，但2007年开始增幅持续下降。

3．单位GDP就业人数

单位GDP就业人数即为“就业系数”用“就业人数/百万美元GDP”衡量。下面从这一指标来分析一下。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各个行业百万美元GDP就业人数都在下降，从2005年~2011年这一指标年均值最高为一般服务业为14人，最低为虚拟经济为6人，低于平均值10人。表明，相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作用明显。从就业系数（百万GDP就业人数）的趋势线看，三大行业该指标都呈明显下行趋势，即如果正常发展，这一指标将继续下降；降幅最小的是虚拟经济减少约为1人，降幅最大的是一般服务业，减少约为2.5人。可见，从三大行业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力在逐渐减弱，即GDP增长1单位所带动的就业在减少，并且这个显现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趋势。

4．就业增长乘数

为了衡量三大行业中每个行业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共同作用，并考察行业发展影响力，在此采用就业增长乘数这一指标，即，就业增长乘数=增长率*就业人数。从表3中相关数据可以看到，2006年~2011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最大，其次是实体经济，然后是虚拟经济；从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均值看，表现为下降的特点，对比GDP增长率和百万GDP的就业人数这两个指标，表明一般服务业对于就业与增长的合力是最大的，相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综合影响力不断增强。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乘数趋势考察，总体上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基本以2009年为对称轴呈“V”型变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实体经济这一指标的波动幅度最大，一般服务业波动最小；2008年开始至2009年中期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均为负值，而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没有经历负值阶段；2010年以后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增长相对快于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图中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一直以明显优势高于其他2个行业，而2009年以后，实体经济突然发力，从排名最后迅速发展成排名第一，可见2009年以后旨在发展实体经济的政府干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一、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事实

1．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值

首先从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数值分析。可见，一般服务业略有上升，实体经济略有下降，虚拟经济变化不明显；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就业影响最为显著2008年开始就业一直下降，虽然前面分析显示2010年开始实体经济表现最快增长，但这种增长相对就业而言，表现出经济增长但就业却下降的特点，可以说是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为止虚拟经济的就业人数和2005年的数值基本持平；而一般服务业受危机影响其就业增长很小。

2．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

然后从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看。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就业增长率在统计期间内都不高，实体经济从2008年到2010年连续3年就业负增长，虚拟经济2008年和2009年2年就业负增长，而一般服务业在2009年就业负增长，可见2009年三大行业就业均为负增长。就业最乏力的为实体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是一般服务业。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率变化趋势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考察时间范围内，表现出以2009年为对称轴的“V”型走势，而且变化趋势的拐点出现时间几乎相同；但一般服务业增长趋势变化相对平稳，2009年增幅放缓，之后以稍大于0.1%的增长率平稳增长。2011年相对于2006年三大行业排序没有变化。

3．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

再从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的角度看。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危机前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实体经济42%，一般服务业39%，虚拟经济18%，而危机后则变为一般服务业42%，实体经济39%，虚拟经济18%，实体经济与一般服务业的排序位置发生了转换；从占比角度看，危机并没有改变实体经济就业占比下降的总体趋势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总体趋势，可以说危机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从占比变化趋势看，在2008年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位次发生了转换，即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的占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占比；而虚拟经济部门的就业占比从2005年到2011年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2009年略显下行，但马上又恢复到原来水平。可见，从三大行业就业占比角度看，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行业。

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一般服务业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1．人均GDP的绝对值

人均GDP的绝对值的计算方法为：三大行业GDP绝对值/三大行业就业人数（年度）。下面从这一指标行业均值分析一下。可见，2005年~2011年实体经济的人均GDP为8.87万美元，其次是虚拟经济为7.74万美元，最后为一般服务业7.07万美元，而从年度均值看，2005年~2011各个行业年均GDP持续上升。相对于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而言，表现出相对高增长的特征。根据前面的分析，由于实体经济GDP数值较高，就业人数较低，而一般服务业恰相反即GDP数值相对较低，就业人数较多，所以实体经济的人均GDP最大，而一般服务业最小。从三大行业GDP绝对值增长趋势图分析，总体上三大行业人均GDP持续增长，2009年实体经济出现明显下行拐点，但2010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数值并继续增长，虚拟经济在2009年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了拐点，但并不明显，2009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水平并持续增长，而一般服务业2005年~2011年持续并相对快速增长。可以看出2009年实体经济达到最低点后突然快速增长，且速度超过其他两大行业，明显不是自然增长，由政府干预的痕迹。

2．人均GDP的增长率

再从人均GDP的增长率看。表3中的数据表明，2006年~2011年，增长率最高的是一般服务业，持续正增长；增长率最低的是实体经济，2008年、2009年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虚拟经济居中，在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从年度均值看，2009年年度均值为-0.019，表明2009年一般服务业正增长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负增长抵消掉了。从三大行业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看，2006年~2011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趋势十分相似，并且都以2009年为对称轴成“V”型，所不同的是实体经济波幅度更大一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同时在2009年出现了负值，并且2010年中期开始实体经济的人均GDP增长率重新转为正值后超过了虚拟经济，而此前这一指标低于虚拟经济，并且成为三大行业增长最快的；一般服务业在考察时间范围内始终为正增长率，但2007年开始增幅持续下降。

3．单位GDP就业人数

单位GDP就业人数即为“就业系数”用“就业人数/百万美元GDP”衡量。下面从这一指标来分析一下。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各个行业百万美元GDP就业人数都在下降，从2005年~2011年这一指标年均值最高为一般服务业为14人，最低为虚拟经济为6人，低于平均值10人。表明，相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作用明显。从就业系数（百万GDP就业人数）的趋势线看，三大行业该指标都呈明显下行趋势，即如果正常发展，这一指标将继续下降；降幅最小的是虚拟经济减少约为1人，降幅最大的是一般服务业，减少约为2.5人。可见，从三大行业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力在逐渐减弱，即GDP增长1单位所带动的就业在减少，并且这个显现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趋势。

4．就业增长乘数

为了衡量三大行业中每个行业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共同作用，并考察行业发展影响力，在此采用就业增长乘数这一指标，即，就业增长乘数=增长率*就业人数。从表3中相关数据可以看到，2006年~2011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最大，其次是实体经济，然后是虚拟经济；从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均值看，表现为下降的特点，对比GDP增长率和百万GDP的就业人数这两个指标，表明一般服务业对于就业与增长的合力是最大的，相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综合影响力不断增强。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乘数趋势考察，总体上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基本以2009年为对称轴呈“V”型变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实体经济这一指标的波动幅度最大，一般服务业波动最小；2008年开始至2009年中期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均为负值，而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没有经历负值阶段；2010年以后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增长相对快于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图中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一直以明显优势高于其他2个行业，而2009年以后，实体经济突然发力，从排名最后迅速发展成排名第一，可见2009年以后旨在发展实体经济的政府干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三、主要结论

通过对美国胆大行业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分析，可以得出关于美国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从2005年~2011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特征。美国三大行从GDP看，各行业GDP总体是增加的，受冲击主要体现在2008年~2010年，2009年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基本触底，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概念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稳定状态；其中冲击最小的是一般服务业。从就业看，就业的恢复远慢于经济增长，虚拟经济就业几乎没有变化，实体经济下降，一般服务业增长，就业趋向于服务业，即一般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最强。从GDP增长与就业关系看，服务业增长吸纳的就业人数在增加，虚拟经济变动不大，而实体经济在减少；特别是从就业增长乘数看，一般服务业的影响力最大，且优势明显，其次是实体经济，最后是虚拟经济。三大行业分析中各曲线拐点表明，政府的政策2009年以后发挥了作用，政府调整方向是实体经济，但市场调整的方向是一般服务业。2010年年末美国经济增长就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而就业下降是一个趋势，直到服务业GDP占主体之前很难改变。

作者：王磊 刘骏民

经济增长趋势篇(7)

看清趋势 顺势而为

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的王鹏辉曾先后担任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资金部债券交易员、长城证券研究员。2003年1月，王鹏辉加入融通基金，任行业研究员。2007年3月加入景顺长城基金，任投资总监。2007年9月起担任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基金经理。2013年8月起担任景顺长城策略精选基金经理。

总结自己的投资经验，王鹏辉概括为四个字，顺势而为。“首先是势，看清楚趋势，包括宏观经济趋势、行业趋势、个股盈利趋势和资金面趋势等等。就像站在一条河边，必须看清楚它的流向。其次是顺，不要和趋势作对。最后是为，不能只看不做，看到确定向好的趋势，要参与其中，要在向好的趋势中寻找最好的标的。”

王鹏辉表示，2013年自己把握到了符合经济转型趋势的行业，这些行业有比较好的表现。

景顺长城内需精选基金的2013年四季报显示，该基金去年末的股票仓位77.35%，债券仓位9.55%。前十大重仓股为乐视网、美的集团、青岛海尔、中国北车、汇川技术、云南白药、中国南车、新华医疗、华天科技、国电南瑞。对比三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可以看出，该基金持股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仅有乐视网、汇川技术、新华医疗是三季度的前十大重仓股。

经济复苏 市场震荡

近期公布的2013年经济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万亿元，同比增长7.7%，完成了年初设定的增长7.5%的目标。

对于马年的宏观经济走势，王鹏辉认为，国内经济仍处于复苏通道，通胀对市场冲击不大，央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或将维持。其中出口受益欧美经济复苏。从长远看，十八届三中全会诸多改革措施对消费产生正面影响。“在经历过往几年的反反复复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日益增加。中国经济需要新一轮的改革。改革、调整和创新将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不同以往的增长期。”

王鹏辉表示，去年三季度以来，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基金持仓股票涨幅较大，因此在四季度适当降低了仓位，同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行业配置调整，降低了TMT行业的配置比例，主要增加了家电、汽车、电力设备、铁路设备等行业的配置比例。基于对淘汰落后产能进展的预期，买入了钢铁水泥等行业。

对于A股市场的走势，王鹏辉则表示，市场将保持震荡格局，行业的估值分化已达到历史高度，个股分化行情或更加明显，精选个股变得更加重要。

仍看好TMT、医疗服务行业

尽管去年四季度降低了TMT行业的配置比例，但王鹏辉表示，对TMT和医疗服务行业仍然看好。TMT、医疗服务等适应经济转型趋势的行业有较大的空间，估值便宜且出现积极变化的行业或有估值修复的阶段性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