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精品(七篇)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篇(1)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人类多极化世界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是由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当前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状况是什么呢？人类市场经济正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
人类的极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类板块经济是以高度发达城市的市场经济为核心和主导，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到由世界自然物质板块所决定和构成的人类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并以此为根本基础实现多国经济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区域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历史产物。人类在客观的板块经济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基础上构成人类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构成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高度同一的大市场，不是区域经济条件下多国市场的组合，而是板块经济基础上各国货币税收财政甚至社会保障与安全乃至在政治上实现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是根本同一的市场经济内部多国经济与政治的高度联合与统一。
当前人类板块经济主要有两面大类：一是北美经济板块，东亚经济板块与西欧经济板块；二是俄罗斯经济板块，南美经济板块，南亚经济板块及非洲经济板块。
人类世界的板块经济是人类世界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必然阶段。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两个基本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与人类工业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是指人类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社会的物质生产是自然方式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社会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少，市场规模小，市场以自然物质产品与小手工产品的交换为主。在人类自然物质生产客观历史发展阶段，由自然物质生产本质所决定的人类自然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与自然经济客观历史的补充。
在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城市规模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必然产生人类社会市场需求与生产力低下的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矛盾。人类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客观历史发展必然变革人类小生产自然物质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力，必然产生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
在人类工业社会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以小商品生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人类自由资本主义。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以城市为中心和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资本主义根本统一的国家市场，在此基础上产生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与资源的制约，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产生了掠夺世界资源与市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必然产生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市场经济和平发展。人类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以大江大河大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此即是以区域市场为核心的人类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这种由多国经济构成的区域经济并不是建立在高度同一的区域市场基础之上的经济共同体，而只是在客观的区域经济基础上多国经济自然的区域组合。人类的区域经济存在众多的市场障碍，人类的区域经济只能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
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人类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实现人类区域市场联合统一的人类板块大市场并在此基上必然形成实现人类板块市场高度同一的人类板块经济。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
当前人类区域经济正处于联合之中，人类板块经济正处于构成阶段。
当前构成世界市场经济主体的有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板块，包括加拿大；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包括中日韩朝及东南亚，日本地域狭小不足以成为单独的经济板块；三以西欧为核心的经济板块包括欧盟其他国家。北美经济板块已经建成。
欧盟正大力加强作为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统一市场建设，已建立统一的货币，欧元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流通货币，欧盟宪法已经产生。一个散破分裂战乱的欧洲正在凝结成一个强大的经济板块，这是欧洲客观的经济板块运动，是欧洲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革命。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亦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深刻的历史发展变革之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板块。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的组成方式必然是各具特色的。
世界的板块经济决定人类世界进入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新时代。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共同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主体，共同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是以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是相互竟争相互联合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不断融合的统一的整体。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这是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的基本的新三角。
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必然实现世界三大基本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实现世界其他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形成整个世界高度同一根本统一的大市场，人类在此客观基础上必然实现人类市场经济的高度统一，必然实现人类世界的大联合。
人类在世界根本统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人类伟大的理想--世界大同。
板块经济理论的意义 一，板块经济理论是全新的关于市场经济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客观历史地位，揭示了市场经济与世界大同人类伟大理想的客观内在联糸；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正视人类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要对人类的历史妖魔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实现人类市场经济高度历史的发展；
三，要实现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世界必须深刻认识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作用必须大力加强世界的市场经济建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规范世界的市场经济 ，大力发展世界的市场经济，推动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
四，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构成统一世界市场经济的基础。人类只有在稳定发达的世界板块经济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世界持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人类的板块经济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经济板块相互竟争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联合。开放一切市场，一切资源归市场所有。人类在世界市场基础上无需用武力开拓市场与资源，需要的是在高度开放高度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展开和平的竟争；
五，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板块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及以西欧为中心的欧盟经济板块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构成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基本的大三角力量；
六，板块经济理论揭示所谓一极世界的观点是错误的。板块经济决定多极世界理论的客观正确性，世界需要民主与合作，特别是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之间更需要大力的战略合作，世界三大基本板块在共同开发世界市场，发展世界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巨大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与职责；
七，大力发展板块经济。在三大基本板块经济中北美经济板块已建成，东亚经济板块与欧盟经济板块正处于建设之中，应适时代与历史的发展主流加速发展；
八，统一独立的欧盟是欧洲复兴的历史必然，欧盟诸国应认识到自已历史的职责，加速统一进程，加强独立性，大力发展欧洲经济；
九，日本属于东亚经济板块，这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日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回归东亚，中日联合，共同实现东亚经济板块与世界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十，台湾是不言而喻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东亚经济板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台湾如何分裂，他都分裂不了。台独分裂中国只能是绝路。分裂中国就是从东亚经济板块分割出去，这同样是一条衰亡的绝路。台湾人民应看清历史的大趋势，认识到民族的大义，弘扬我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坚决反对台独，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板块经济理论揭示东亚经济板块必然是世界最发达最繁荣最强盛的板块，中国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复兴！
关于板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区别
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形式，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区域经济亦是建立在自然区域基础之上的，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板块经济是在自然板块基础上市场的同一税收的同一甚至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统一体。区域经济则不是这样的不仅规模小得多，而且区域经济只是自然区域经济的联糸而不是统一，更重要的是板块经济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人类板块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建立世界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律与制度。
世界的大同首先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同一，是共同的统一的市场，是世界资本劳动商品及资源的市场统一，是世界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同一，是世界法律的统一，是世界安全与军事的统一。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篇(2)
唯物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特别强调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主客体在实践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去理解历史，按照历史本身的规律衡量历史，立足现实基础来把握历史。因此，利用这一客观科学的方法重新梳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考证其合理性以及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早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中，就正式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并通过中国历史国情深刻认识现实国情，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指出：“明白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我国十分重视苏联的经验，但很快便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为鉴，总结中国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全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背景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得困境中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随后，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农村率先启动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之后，城市也逐步放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并设立沿海开放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入“三资”企业。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期间我们也走过“”、“”的弯路，但这也正体现出历史是一个曲折前进、循环往复式的上升过程。不同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是对现实国情的不同反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历史的尊重和现实道路选择之间的承继和递进关系。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成果，我们必须坚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客观评判标准。
二、“中国模式”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1、中国模式
美国学者雷默（2004）较早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林毅夫（1994）认为，中国的发展发挥了国家的比较优势，并采取了以“帕累托改进”为目标的增量改革和试错法。
“中国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寻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经验的总结。程恩富（2011）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成功而独特的发展模式，正是因为在其演进过程中体现出的独特演进机理，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间的协同演化。因此，“中国模式”是以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间不断融合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系统。
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既能够迅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又能够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矫正市场机制逐利本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矛盾，如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要求实行按劳分配、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强力干预、实现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强调遵循价值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追求效率等。为了调和上述矛盾，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明确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国情，逐步推动建立起新的制度体系，使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互协调，最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2、理性审视计划经济的历史合理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国的历史环境是该国人民实践活动的客观前提，对该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不同，实践的历史命运也就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面临着国内一穷二白的基础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尽快实现现代化，使本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存在的局限性，我国“以苏为师”，也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现代化。这一体制本质上是用政府权力来处置剩余劳动、配置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计划经济的推行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我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局面，初步建成了全国性的大工业体系，并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发展速度之快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实践证明，我国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选择计划经济来建设中国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它不仅不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而且堪称是“一次审时度势的英明选择”。
然而，计划经济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计划经济潜力耗尽以后，接下来必然会出现社会生产效率下降。加上“”的折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认识到，计划经济需要改革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与伟大创新的关系。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1）1978年底—1992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由此步入了积极的轨道。改革初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又能发挥市场效率的经济体制。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争论和实践，最终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但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尚被列为。直到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模式。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中共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中共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方面倾斜。
在实践中，市场调节的范围逐步扩大，农村基本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进一步放开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并推行价格“双轨制”改革，为全面市场化改革奠定微观基础。但由于宏观调控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再加上多年经济发展过热等原因，也导致了基建规模过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宏观失控现象。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南巡讲话”消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市场经济”的认知，真正理顺了计划、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表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2）1992年—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产生了一系列与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目标相背离的现象：市场的逐利性和对效率的追求导致经济秩序混乱、投机行为增多、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企业改制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等。
在此背景下，国家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力图通过政策调节平衡经济结构。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一所有制结构缓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的产权冲突，国家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保证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紧接着，国家着手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1994年，国务院启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选择100家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1997年开始全面推进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全面实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
（3）2002年至今：完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民生转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步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渐趋成熟，经济和社会也逐渐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2002 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结合”，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同时，改变了多年来“以GDP为纲”的发展观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科学发展协调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在发展理念和目标上的矛盾，在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转变政府职能始终是我国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政府不断地适时调整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对应，我国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也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改革之初，我国经济规模相对狭小，经济关系相对简单，使政府在大体上有效协调经济关系，搞好综合平衡成为可能。加上长期的“短缺经济”，有潜在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源利用的无效向有效的转变、“后发优势”的发挥等等，使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颇具成效。随后，为了适应“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实施政企分开和精简放权，一方面强化企业自，另一方面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第二阶段：1992年—2002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将职能重心放在理顺职能关系、推进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综合调控部门和财政金融职能，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协调。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由注重经济职能转向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并重，在加强和改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政府职能的调整仍显著滞后，不仅明显带有历史遗留的“直接干预经济”的印记，而且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甚至缺位。具体表现为：在GDP至上的政绩观驱使下，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人、财、物的浪费，影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各级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投向竞争性行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很低，社会发展滞后。
已有的文献显示，政府的干预行为既可以充当“扶持之手”的角色，更有可能成为“掠夺之手”。政府干预企业不仅是政府出于其公共治理的需要，而且是官员实现其利益的需要。政府手握重要经济资源不放，对市场交换进行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极大地影响社会稳定。余明桂等（2010）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负相关。Faccio et al.（2006）发现得到政府的资金救助后，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表现出了更糟糕的财务业绩。
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美国著名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和两位日本人竹内广高、钟原鞠子，对于日本经济进行了长达8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曾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的官僚资本主义，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被我们推崇的产业政策，过度介入经济运行的模式，恰恰是导致日本经济后来发生问题的根源。迈克尔·波特等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国内竞争程度是对国际竞争能力的训练和预演。正是国内的竞争促使了创新，推动了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如果缺乏有效的国内竞争的锻炼熏陶，企业是不可能在国外有竞争力的。在日本经济失败的例子中，国内竞争力之所以受到了限制，根源在于政府介入过度。
因此，要确保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即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以规范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工作重点。
四、结论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科学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强调“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调控”，明确告别了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伴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势在必行。只有推进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的实现，建立起服务型政府，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改革的成果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德步：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3）.
[2] 郝立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12（3）.
[3] 李义平：政府介人过度不利企业成长——日本经济沉浮的启迪[J].浙经观察，2003（15）.
[4] 蒋永穆、高杰：“中国模式”演进机理的一种解释：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4）.
[5] 汪强：政府还是市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力量的商榷[J].探索，2012（1）.
[6] 夏力、杨德才：“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政府干预与企业政治关联文献综述[J].学海，2012（3）.
[7] 闫茂旭：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历程——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1）.
[8] 朱继胜：党对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唯物史观透视[J].法政探索，2012（4）.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篇(3)
【关键词】 市场 资源配置 决定性作用 逻辑递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原来的“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准确的定位。厘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理论，回顾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有利于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一、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同认识
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的起源：根本上起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源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市场自从出现之后就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被应用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性质与程度，学术界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与争论。
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理论相继出现了自由主义理论、国家干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这四种理论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同认识。
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完全主导作用。亚当・斯密把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强调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市场调节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马歇尔以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把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费用理论和供求理论融合在一起，从局部均衡的角度论证了自由市场价格的形成，提出均衡价格理论。
国家干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凯恩斯，他主张市场自发调节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国家干预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出发，否定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调节自动实现经济均衡等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命题，从而打破了传统经济学鼓吹的市场调节无所不能的神话。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灵活偏好的存在，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国家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新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主张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承认现实中存在着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国家只要进行必要的适当的干预。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推崇市场的自发调节。他既不支持货币政策，也不支持财政政策，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的基调是：自由放任，辅之以国家干预。国家需要采取的唯一措施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其余的全部交给市场。这既能降低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也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市场失灵论学者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单纯依靠市场不但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西方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遵循了西方主流学派的观点，是西方经济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新的市场经济理论成果。
二、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源（1956―1978年）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探索时，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
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提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同时强调：“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商品生产。”不久，他又强调重视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1962年，陈云在中共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
1966年到1976年，期间，关于市场经济的探索未能继续深入发展，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措施也未能真正实施。但这些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促进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源。
2、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初步建立（1978―1992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引入市场经济，开始实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一思想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市场调节起“辅”作用，计划与市场开始相互包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社会资源配置。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市场在资源配中的作用已经由原来的“辅”转变为“引导性”，通过市场引导企业改革。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这个争论不休、妨碍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问题，作出了一个精辟、透彻的总回答，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步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
3、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1992年及以后）
1992年，中共十四大界定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引导性”转变为“基础性”，即市场是初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
2000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国家宏观调控下”转变为“日益明显地”，让市场进一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由“日益明显地”转变为“在更大程度上”，这与我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有关。当时我国必须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形成更加开放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由“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转变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标志着市场配置资源已进入制度化的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越来越规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这一变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质要求，是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和贯彻的价值规律。
三、我国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逻辑递进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由片面到整体、由表象到实质的过程，体现了中共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逻辑递进。中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第一，解放思想。中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打破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解放思想的品质。解放思想包含了创新性思维方式和开放性思维方式。创新性思维方式是指在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性思维方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兼收并蓄，引入市场经济，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第二，实事求是。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时，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包括求是性思维方式和过程性思维方式，求是性思维方式是指从我国出现市场经济思想萌芽到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发展，这期间制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措施都是以当时我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的。过程性思维方式是指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环环相扣的、系统性的过程，而不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过程。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西方学术界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是不同的，中共并非直接套用某一理论，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对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一直在“真理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真理”的循环中不断深化，不断发展。一方面，中共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中共始终通过实践结果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
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条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变化：1956年出现市场思想萌芽1978年引入市场1981年“辅”作用1987年“引导性”作用1992年“基础性”作用2013年“决定性”作用。另一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1956年发展商品经济1978年实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1987年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3年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两条线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中共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历史变化过程，而且是市场经济自身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发展历程与中共的逻辑递进相一致，这体现了中共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具体表现为中共“实事求是”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展历程相统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相结合的重大发展，是我国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优良作风下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32-02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了这样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由的发展呈现出三种状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正在向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迈进。
人的自由发展状况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特定历史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状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的特定形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的特定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像我国这样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与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反思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激发人民群创造积极性方面的弊端，借鉴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激发社会活力方面的优势，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最后实行的。“人的自由的根本条件，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能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为人的自由的发展提供了这一根本条件。但是，社会制度的变迁是漫长的，人的自由的发展亦是如此。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定的、未完成的社会历史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经济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只能是相对的、未完成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在这一经济制度下，人的自由必然是一种未完成的自由，是一个受一定社会制度制约的相对的自由，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特定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内涵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内涵这样理解：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历史基础，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律性认识为依据对人的发展状况所获得的相对性认识。
事物特征的彰显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本质内涵的认识基础之上，同样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特征亦是由其内涵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特征
历史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进行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由也就表现出了受人类认识所局限的历史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渐化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制度也趋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状况也逐渐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逼近。一切都在发展之中，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阶段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都是历史性存在，都具有历史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此，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亦是如此。
相对性。自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的一种文明形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发展阶段在时间上的历史性决定了其社会发展阶段的文明在意义上具有相对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3]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状况的科学预见。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的普遍交往水平不高，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普遍交往程度广泛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性。
终极性。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发展也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也具有终极指向性。首先，这种终极指向性是由自由的动态发展性决定的，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伴随着的是人类的自由不断向前发展，这种持续不断发展必然无限趋近一定方向。其次，这种终极指向性，也体现了人类对自由这一价值目标追求的无限性。人类对价值的追求是生命的内在本质诉求，可以说，人类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价值的最大实现正体现了价值的终极指向性。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作为一种价值，也是必然具有这种终极指向性。最后，这种终极指向性源于人的现实发展状况与理想状况之间的矛盾，矛盾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亦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矛盾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当中，人的自由的发展也是在矛盾的不断解决过程中被推进，因此，人类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追求也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追求也赋予了人的自由的发展的终极指向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的相对性与^对性的辩证发展关系，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发展归宿。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的科学预见，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现实基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前一个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基础，与之相对应，在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中，人的自由的发展也是以前一阶段的发展上升到更高级的阶段，无限地趋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发展的归宿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思想认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不自由的困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下。人们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被迫工作，相互竞争，致使人们没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从事有助于发展自己才能的工作，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丰富，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一切关系被，人类就获得了解放，人类也将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形成的现实可能性的深刻结论，它寄托了人类的不懈追求与美好理想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和归宿[4]。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特殊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精神逐渐丰富，其必然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发展的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是各个方面作用力的使然，因此，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必须从多方面协力推进。首先，最根本的方面，就是在社会中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激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建设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其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双重作用，我们要适时变革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此，在国家层面，就是要改革限制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体制机制，消除制度弊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优势。最后，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并且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成千上万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构成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四、结语
正确认识问题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发展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就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发展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发展论的相关问题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自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曹军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全面发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49.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篇(5)
探究资本市场的历史会发现,在资本市场上和围绕资本市场发生的一切,都与“博弈”这个概念无法割裂。纵观过去二三百年,资本市场的历史首先是一部资本博弈的历史。资本市场的历史折射并影响着世界金融中心的博弈和大国的博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模一举超越了伦敦股票交易所,在前后不到几年的时间里,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的人均GDP也超过英国,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资本市场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博弈和大国博弈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说明了资本市场在大国的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华尔街与美国经济起飞
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华尔街的发展依托于美国的实体经济,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同样也不可能离开华尔街,两者的良性互动创造出了经济史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典范,使得美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迅速超越了包括“日不落帝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在地理上,华尔街只不过是纽约商业区一条长不过几百米的小街,但在广义上,它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乃至金融服务业的代名词。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不仅包括纽约最繁华的金融区里大大小小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包括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不仅包括每天在纽约这条街上忙忙碌碌的万人,也包括远在佛罗里达的基金经理、加州“硅谷”的风险投资家或美国投资银行在伦敦或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员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华尔街已经跨越了国界,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根据2004年美联储的数据,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股市的市值达到1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43%;美国债市市值接近37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307%。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源于一个强大的虚拟经济的推动。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几乎每一次经济热潮或技术进步,都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早期大规模修建运河和铁路从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到后来钢铁和化工等行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重工业化进程,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华尔街密切相关。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依托于华尔街的美国钢铁工业迅速崛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便一举超过了欧洲各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而华尔街,也正是在为美国重工业化融资的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影响。也同样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以高科技为龙头的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令人惊讶的是,近几十年的高科技产业,从计算机到网络、从生物到纳米,不仅无一例外都是在美国兴起的,而且美国始终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事实表明,并不是美国的科学家比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优秀,而是美国拥有高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拥有将科技转化为产业和不断推动创新的强大机制。
正因为此,在被称为“咆哮的90年代”,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90年的2000多点起步,持续上涨到2000年的12000点左右,上涨接近6倍,市值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这是美国股市一日千里的时代,也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资本和科技高度有效的结合,让美国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的转变,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一路保持领先。
资本市场与大国兴衰
或许,美国崛起与阿根廷错失良机之间的对比,最能说明资本市场发展对大国兴衰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影响。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曾有过与美国类似的发展机遇。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而美国也不过是5000美元左右,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乱象丛生的国家,很多欧洲人在选择到美洲定居和投资时,会选择南美洲的阿根廷,而不是北美洲的美国。然而在不到100年之后,阿根廷与美国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于是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没有起飞?
造成这种差别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很多,但是,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会否认,美国经济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最终成就了经济的起飞;而阿根廷未能建立一个有效、健康的本土资本市场来推动其经济长期发展,正是它在大国博弈中最终落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整个近代历史的发展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由于长期被压抑的民用需求得到了恢复,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经历了一段粗犷式的发展之后,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是因为,初级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发展就进入了一个饱和期。而美国则在70年代突破了“经济滞胀”的瓶颈,它依靠资本市场的推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系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同一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功能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近几十年来引导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只能靠模仿在后面拼命追赶。
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资本和金融资源的竞争已经更加白热化。例如,近20年,一些新兴市场纷纷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争夺国际资本;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已成为全球主要交易所争夺的资源,包括纽约、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和多伦多等交易所,都在想方设法争取中国的公司到它们的交易所上市。
资本市场与大国崛起
回顾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史,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资本洼地”现象。
17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荷兰,弹丸之地的荷兰随后崛起,成为欧洲海上霸权;18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英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全球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今天,在对于国际资本的竞争中,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等新兴国家,正在迅速成为新的资本洼地,具备了崛起的条件。
但是,光有资本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全球资本涌入荷兰,虽然成就了荷兰的海上霸权,却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终究昙花一现,以“郁金香泡沫”草草收场;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虽然成就了200年的帝国梦想,终因一战前后伦敦资本市场被纽约超越而让位于美国;而美国依托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近百年来推动经济滚滚不停地向前发展,迄今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今天的中国,也迫切需要建设一了国界,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根据2004年美联储的数据,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股市的市值达到1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43%;美国债市市值接近37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307%。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源于一个强大的虚拟经济的推动。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几乎每一次经济热潮或技术进步,都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早期大规模修建运河和铁路从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到后来钢铁和化工等行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重工业化进程,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华尔街密切相关。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依托于华尔街的美国钢铁工业迅速崛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便一举超过了欧洲各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而华尔街,也正是在为美国重工业化融资的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影响。也同样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以高科技为龙头的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令人惊讶的是,近几十年的高科技产业,从计算机到网络、从生物到纳米,不仅无一例外都是在美国兴起的,而且美国始终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事实表明,并不是美国的科学家比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优秀,而是美国拥有高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拥有将科技转化为产业和不断推动创新的强大机制。
正因为此,在被称为“咆哮的90年代”,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90年的2000多点起步,持续上涨到2000年的12000点左右,上涨接近6倍,市值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这是美国股市一日千里的时代,也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资本和科技高度有效的结合,让美国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的转变,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一路保持领先。
资本市场与大国兴衰
或许,美国崛起与阿根廷错失良机之间的对比,最能说明资本市场发展对大国兴衰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影响。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曾有过与美国类似的发展机遇。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而美国也不过是5000美元左右,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乱象丛生的国家,很多欧洲人在选择到美洲定居和投资时,会选择南美洲的阿根廷,而不是北美洲的美国。然而在不到100年之后,阿根廷与美国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于是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没有起飞?
造成这种差别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很多,但是,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会否认,美国经济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最终成就了经济的起飞;而阿根廷未能建立一个有效、健康的本土资本市场来推动其经济长期发展,正是它在大国博弈中最终落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整个近代历史的发展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由于长期被压抑的民用需求得到了恢复,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经历了一段粗犷式的发展之后,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是因为,初级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发展就进入了一个饱和期。而美国则在70年代突破了“经济滞胀”的瓶颈,它依靠资本市场的推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系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同一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功能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近几十年来引导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只能靠模仿在后面拼命追赶。
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资本和金融资源的竞争已经更加白热化。例如,近20年,一些新兴市场纷纷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争夺国际资本;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已成为全球主要交易所争夺的资源,包括纽约、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和多伦多等交易所,都在想方设法争取中国的公司到它们的交易所上市。
资本市场与大国崛起
回顾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史,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资本洼地”现象。
17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荷兰,弹丸之地的荷兰随后崛起,成为欧洲海上霸权;18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英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全球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今天,在对于国际资本的竞争中,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等新兴国家,正在迅速成为新的资本洼地,具备了崛起的条件。
但是,光有资本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全球资本涌入荷兰,虽然成就了荷兰的海上霸权,却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终究昙花一现,以“郁金香泡沫”草草收场;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虽然成就了200年的帝国梦想,终因一战前后伦敦资本市场被纽约超越而让位于美国;而美国依托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近百年来推动经济滚滚不停地向前发展,迄今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今天的中国,也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消化充裕的本国资本和不断涌入的国际资本,并将其转化为强大的实体经济,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
资本市场与和平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GDP年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的高速,中国也成功地由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工厂”。西方经济学家惊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速的改善。”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
以崭新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既面临着崛起的历史性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全球的大国博弈中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就己经开始不绝于耳,而近年来出现的国际贸易摩擦、围绕人民币升值而展开的争论等,无不体现了现实国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并正式揭开了新世纪大国博弈的序幕。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对中国而言,大国博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客观现实,不容我们回避。采取正确的策略赢得这场博弈,是中国从一个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经之路。
同时,经过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依靠初级消费拉动的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着内需不足、产业落后、经济附加值低等挑战和困境。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呼唤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巨大的融资需求将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资本市场来满足。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高度依赖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迫切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而这种转变必须通过做大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来实现。
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体系、改革医疗保险体系和建设新农村等重要领域,也要求资本市场提供全面有效的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
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竞争日益加剧,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模式也日新月异,资本市场的竞争力和发达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轻舟已过万重山跨越百年之路
经过10多年的资本市场建设,中国在很多方面走过了一些发达市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道路。尽管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在法律制度、交易规则、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都建立起了一个基本上与国际标准相符合的资本市场。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在自身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致力于推动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环境建设,并引领了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许多变革。例如,资本市场推动了包括独立董事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会计准则标准化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站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最前沿。而从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探索到的经验和规律,同样也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其他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出现许多积极变化,基本数据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较大跃迁。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从年初的3.06万亿左右,变成年底的9.5万亿,从原来的全球新兴市场第四位变成了新兴市场第一位,回报率高达130%。2007年以来,市场稳步发展,截至近期,两市市值达18万亿元,日均交易量接近2000亿元,最高交易纪录是4100亿元,每日平均新增开户数38万,总开户数超过1亿。A股市场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全球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深化改革,成就大国崛起
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推动中国的崛起。拟采取的措施包括:
积极推进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努力拓展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即满足不同规模和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带动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创新。一方面,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增加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供应。另一方面,促进市场创新,推动公司债券、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的发展,给投资者提供更多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金融产品。同时,各方面应积极推动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市场(Private Equity, PE)和风险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资本市场培养可持续的上市资源的供应。
完善市场化机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一是鼓励和吸引优质大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发行上市,优化上市公司结构。二是健全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制衡机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三是不断改进和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切实提高监管有效性。四是推进行业自律组织建设,逐步形成行政监管、法制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互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五是推动并购市场的活跃,通过市场化的机制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加强监管,深化投资者教育。加强监管,规范市场,维持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提前化解系统性风险。加强对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规范运作情况的监管,加强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提高透明度;加大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增大行为主体的违规成本。要将投资者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在各个层面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的开展,加强投资者对于金融知识的学习,加强投资者风险自担意识。
加强规划,帮助市场明确预期。加快推出资本市场长期规划,在充分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借鉴境外成熟市场及其他新兴市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帮助投资者明确市场长远预期。
展望未来,资本市场将在中国经济构筑自主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推动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引导投资布局的调整,有效地拉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效地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改善中国金融结构,优化中国金融体系,增强中国经济的弹性和抗风险能力。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篇(6)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 Amin,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Zed 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并一度被欧洲各国奉为学习典范的中华民族，即使在17、18世纪还出现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为什么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了。其实在此时，正是欧洲乃至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形成并日渐明显、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之时，但当时的中国却走着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左的道路，对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对外则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盲目排外，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走向世界历史的大好机会，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机遇。
所以，从经济全球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民族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这一进程，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毕竟已经成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走向现代化，就不能背离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失去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要主动地、审慎地、不失原则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它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作为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创和主导的、至今众多国家都要参与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各种派生矛盾扩散到世界各地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地区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欲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时全球性的加强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国家主权带来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强烈。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还是以北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化，对他们而言，地区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并依靠地区化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要借地区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由于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所以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协议和政策、采取行动时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民族化”，难免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区化之间产生冲突。
第二，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全球化的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扩散，全球性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即东西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南北问题，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贫困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鸿沟和“数字鸿沟”即信息技术差距在不断加大。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跨国犯罪也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两极分化、环境退化、资源匮乏、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会是一路赞歌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主权与国家作用加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经济决策要求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功能构成严重挑战，从而逐渐销蚀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交融正无一例外地在销蚀掉每个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令人十分担忧，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N]，参见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势单力薄，很难化解风险，加上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要求各国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本国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国际调节的力度，这就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与反全球化的冲突。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篇(7)
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1.我国以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改改革的必然选择革的转变过程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起步，然后推进到城市，从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到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变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因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我国农村经济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成功初步显示了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意义。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是根本对立而是可以兼容的，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这一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过渡性目标的确立，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到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要通过“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来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由于我们在计划体制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范围和程度的不断扩大，于是，就自然引出了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及其争论。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关系。
这种僵化的思维和认识严重束缚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发展。正在处于认识上的迷茫、经济改革面临方向性抉择之际，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并提出了我们也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从此，我国的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就由以前“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了按照明确的目标探索前进的新阶段。经过30年的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我国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2.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顺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纵观我国30年的改革历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经济市场化的启动和提升为历史主线的。改革之所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由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历史尽头，生产力开始反抗生产关系。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自形成开始就暴露出明显的体制弊端，即在理论上不认同企业和个人是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实践上企业、农村农户没有自主经营权，也就没有积极性，没有活力，导致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虽然先后经历了5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两次以自上而下的权力下放为核心的体制调整，但是，几次权力下放是局限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并没有涉及到企业及个人，体制调整的结果是强化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伴随这种强化，到70年代末期，原有体制的弊端已经发展到极点，最后终于发生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反抗，即来自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探索。这次改革与历史上自上而下的体制调整不同，是来自生产力自下而上的积极反抗，因此，改革一开始就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而改革的初始动力源于生产力，改革一开始就触及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即赋予基层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和农户的自利。这样，改革跳出了历次行政层级之间权利调整的循环，启动了实质上解体原有体制的过程。
尽管改革一开始还在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一旦启动解体过程，整个体制的运动就开始以自身的逻辑推进。与以前的体制调整不同的是，这次改革一开始就不断提高和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市场机制不再是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机制，而是作为独立的体制要素在成长，市场机制这种独立性的成长决定了改革的市场化指向与必然的逻辑，即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在这场伟大的变革当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实践，不断创新，加深了对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在全社会形成了推动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动力。
二、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富裕也凸现了矛盾
1.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实力快速地带来了人民的富裕30年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是发展的巨大动力，造就了今日中国繁荣发展的局面，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是我国经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家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增强。3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9.7%以上，2007年底我国GDP总额达到24.95万亿元人民币，跃居世界第四位，由1978年的1473亿美元2007年增长到3.57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2007年增加到2.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由1978年1.67亿美元2007年增加到1.75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1］二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2007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1.7%，第二产业产业比重上升到49.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达到39.1%，城镇化率达到45%。［2］三是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3］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也和全国一样快速发展，2007年全省GDP突破一万亿元，达到10505.3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1395.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09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46.7元。［4］地处四川省欠发达地区的达州市的经济社会也得到快速发展，2007年，全市GDP510.41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8亿元，比上年增长38.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5.02亿元，比上年增长34.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6.6亿元，比上年增长3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5.21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出口创汇3160万美元，比上年增长89.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5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91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8.7%和14.9%。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89万人。［5］目前，“我国从总体上已经进入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快速增长期。”［6］这一系列深刻地变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在发展速度上，即使放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比较当中看，也是罕见的。
2.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涉及到各方面利益也凸现了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进入到触及面广、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阶段，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矛盾和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多：不少群众虽然受益于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发展，个人财富增加了，但危机感也增加了；近些年，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许多职工下岗了；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对下岗职工补偿不足，再就业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又跟不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工进城遭遇歧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大量失地、城市住房强征拆建的矛盾；上学难上学贵，教育负担重；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负担沉重和不公；城市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广大居民的个人收入却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上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的矛盾和严重问题等等。
特别是面对我国出现的医疗、教育等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而采取市场化的失误，使不少人愤怒了，而进一步归咎于和否定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我认为这些矛盾的产生，的确是“属于有一些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方案不周全、改革决策不民主、改革政策不协调不配套不健全的原因。但关键还是体制机制未理顺、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进展不到位造成的。”［7］譬如，国有经济布局过宽、过多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必然导致政资不分、政企不分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产权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必然造成企业盲目投资、乱上项目；垄断行业中自然垄断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区分不够限制了非公经济的进入；不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和事权财权不对称的财税体制，助长了一些地方政府一味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地区封锁，而忽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特别是多年来我国政府自身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职能界限不清，“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比较严重，管了许多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而应该由政府担负的，为广大群众提供公益性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由此需要的现代社会公共管理能力却严重缺失。当然，也有一些改革，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所指出的“像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又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解决大量非农劳动力进城需要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安居就业问题，实行广覆盖、有保障的医疗保健制度，实施非义务性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性安排，仍然处于探索之中。”［8］
3.理性、辨证地看待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得与失
面对上述困惑和责难，近些年，理论界、学术界也开始反思一些改革的成败得失，一时争议纷起。其中，不乏一些人从对具体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政策的检讨转到对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动摇，有的甚至呼吁要放慢和停止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我认为，要明确回答，这不是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错。我们应该看到，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是普遍受益于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如果要让人们再回到计划经济那种吃肉要凭票排队，买米买布要粮票布票的日子，回到那种没有生活发展自自由选择的年代，恐怕不可逆转，人们也不愿意，更不顺应历史潮流了。所以，对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能够普遍从中受益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是协调和维持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则，是社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种机制、体制。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就是改变我国过去长期僵化的、高度集权的、缺乏生机和活力的这种行为规则、这种运行机制和体制，也就必然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之所以难，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改革过程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同等程度受益，体制转变要打破旧有格局，必然带来不同利益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
因此，不存在一个十全十美、只有人获益而无人相对受损失的改革，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协调和形成利益分配契约的过程。有些改革措施对大家都能有绝对收益，但一部分人利益会少一些，一部分人利益会多一些，形成相对收益的差距。
于是人们对待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会从赞成转向反对，由改革的动力转化为改革的阻力。还有一些改革措施人们在未来会从中受益，但却不可避免地在今天、在短期内要受到一定的损失，而且对未来还存在不可预见性。我们对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及问题，需要正视和理性分析，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不能因为有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失误，不能因为国有企业在改制中人为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腐败），不能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转而全面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因此，更需要我们在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中探索创新，要用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新共识
1.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凝聚改革新共识
党的17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9］“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10］十七大报告的这些论述，充分凝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新共识。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总动员令。因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方向。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明白和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决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分不开的。正如著名学者迟福林所说“是改革，彻底改变了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是改革，充分激发了各种经济主体的极大创造潜能，增强了人民的自立、竞争、效率、创新和民主法治意识；是改革，使社会主义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发挥。”［11］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改革。
2.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形成新的改革合力和动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改革还要闯大关。要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改革，支持改革，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统一改革思想、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和动力。尽快将人们对改革的关注和热情转化为促进改革发展的决心和信心，转化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突破体制机制性束缚的精神和勇气，转化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和干劲。在不失时机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中，要注重提高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要注重增强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