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育论文篇(1)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先辈们把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人生的思考和从心而起的创造一点一点的传承下来,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欣赏,是感叹,还应该真心的去学习,去领会其中的真谛。古老的书法艺术不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被遗弃,我们要重拾起老祖宗当初的感动与热情。

2书法艺术的教学目的

2.1书法的意义不在于写字

虽然,现今的大部分人对于书法艺术的培养逐渐重视起来,但是却不能真正了解书法的内涵,老师们,家长们总是强调要写好字,中考、高考考语文时批卷老师会给高分。导致学生们也歪曲了书法的真正意义,只知道写一手好字,却忘记了中国千年文化的精髓,古人写字讲求的是书写者个性、才情的流露,是与观赏者在笔墨挥洒中达到对美之认识的和谐统一,使这种共鸣穿越时空。

2.2体会过程

古人写字是从不在乎结果,他们认为写字的那一瞬间才是最享受的事情,所以挥毫泼墨都带有着他们自己的性格与感觉,每一笔写的不是字迹而是他们的心情,而在现代书法教育过程中,由于老师们的强调字要漂亮,写字要有规范,写字握笔的手势都要固定,致使学生们写字,听课过程中,只专注于那些外在的东西,却不能真正享受写字的经过,以至于写出的往往差那么一点,我认为缺少的是灵魂,字的灵魂,不是每个人在感受过程,认真写字时都会抓住字的感觉,如果你写字的时候还只要结果的话,那离书法大家真是差的太远了。

2.3感悟人生

在现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已经把我们紧紧包裹了,我们开始适应这种感觉,快餐,飙车,甚至闪婚,我们没有时间,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心灵真正的对话,说一说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想做什么,我们的人生要怎么前行,书法艺术则刚刚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好好的感悟自己的人生,在闲适宽松的时间里提起毛笔,嗅着墨香,面对素纸,于一笔一划中体会沉稳厚重、柔中带刚、悠然舒缓、别有情致[2]。这又何尝不是享受?在风中,在月前,凭着自己的心情,歇一歇,写一写,无论你是焦躁,还是悲伤,舒心的写字过程都会让你的心平静下来,让自己感动,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活。

3书法艺术在美术教育中的改革

3.1书法艺术从孩子抓起

书法艺术,书法精神不是一蹴而成的事情,要想练成一手好字,培养出温和书法意识,就要从孩子时开始,所以,各学校就应该在孩子小的时候开始教学,将书法艺术完全融于美术教育中,从启蒙时就开始接触书法远比成年人有益处的多,让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魅力在幼小的孩子心灵里播下种子,让他们懂得享受书法艺术的快乐,培养温和稳重的气质,而且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孩童时期进行书法知道,循序渐进,才能让孩子们体味书法艺术的灵魂,从而将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延续下去。

3.2书法教育方式的多样化

单一的课堂教育根本不能吸引孩子们的全部兴趣,不能让学生一直专注于书法艺术之中,所以要不断丰富书法教育的的渠道,学校可以创建报刊,每日登出一些书法艺术欣赏或者书法比赛项目等内容,拓宽他们对于书法的见识[3];还可以开展一系列讲座,通过大人们对于书法的讲解,加深孩子对于书法的感受;最后,学校可以请一些书法大家来到校内对于学生进行专业的书法指导,相信为了文化的传承,书法家们一定会义不容辞,这样的教导会比平时的老师教学事半功倍,会让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4结语

书法教育论文篇(2)

1功利诉求成为中小学书法美术教育的主导动力

（1）学校将书法美术教育作为打造“特色”、提高升学率的工具。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仍然是将分数和升学率作为主要标准。近年来，随着学校间竞争加剧，办学出“特色”成为许多学校吸引生源的思路之一，不少学校着力强化书法美术教育的地位。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在保证常规教学质量的同时，大力打造书法美术教育这一差异性的竞争亮点。随着艺术高校招生数量逐步扩大，许多高中学校将其作为提高升学率的捷径。众多文化课不佳的高中生专攻美术，他们的升学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总体升学率。从客观角度而言，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从高中到高等教育阶段艺术教育的总体发展和提高，但是从动机的本质而言，这种发展和提高却与提高升学率这一功利性的办学理念直接相关，这又违背了书法美术教育的最初宗旨。（2）家长将书法美术教育作为培养“特长”的途径。相当多的家长支持孩子学习书法美术，目的主要是发现并培养孩子的特长，以便升学时能够享受到加分的政策。加分政策主要侧重于体育、科技等方面的特长项目，对于书法美术的加分尚不明确。即便如此，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在书法美术方面的特长仍可增加升学的“砝码”。事实上，某些中学也确实正在执行针对艺术特长生的优惠“土政策”，在文化课程成绩相同的基础上优先录取艺术特长生。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家长们培养孩子书法美术特长的热情。这必然使得家长对孩子书法美术教育的投入停留于盲目和跟风状态，也难以发挥家庭在审美教育方面的有效作用。（3）社会培训机构将书法美术教育作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手段。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为社会培训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书法美术教育需求也成为社会培训机构的利益增长点。培训机构一次性投入成本是固定的，招生数量越多，授课时间越长，边际成本越低，经济收益越高。因此，培训机构往往随意扩大班的容量，延长授课时间。书法美术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气质特征以及理解能力等诸多个体因素，采用一对一式的单独充分交流是取得良好教育效果的保障。但是在社会培训机构，“小班授课”只是招生噱头，实际班内学生人数少则20人，多则40～50人，教学效果最小化而经济收益最大化。导致以上种种功利目的主导书法美术教育的深层原因，正是实用主义的教育观。许多学者将审美教育视为促进智力发展的途径，为学生成才服务的简单工具，其自身没有独立价值。而所谓的“成才”其实就是智商水平的提高和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深入习得。在这种观念中，书法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协调平衡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的关系，最终目的仍然是促进智力、提高智商，进而提高学业成绩。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积极向青少年提供书法美术教育的环境和机会，其目的是在紧张枯燥的文化课程学习之中舒缓情绪、调节身心，从而以更加饱满、轻松的精神状态迎接更加紧张枯燥的学习和考试。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书法美术审美教育超越现实功利性的精神内核被抽空了，不仅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价值，而且已经沦为智力发展和成绩提高的奴仆。以书法美术教育为代表的审美教育，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弥补现代社会造成的各种人性危机和心灵问题。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把审美教育视为人性完善的途径。审美能够弥合人性的分裂，使人成为完整和自由的人。席勒的美育理论是批判应试教育的思想武器，在思想实质上与素质教育理念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相一致。因此，树立正确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形成符合审美本性的美育共识，就成为矫正实用主义书法美术教育的关键之一。

2开展书法美术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粗鄙单一在书法美术教育活动中，普遍存在将“艺术”和“文化”割裂的现象，重艺术技能而轻文化价值。艺术和审美都属于广义文化范畴，是观念性和物质性、思想性和技艺性、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其中渗透了密集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但是在中小学的书法美术教育活动中，普遍存在着抽空思想性和价值性的倾向，文化基因进行过滤，而将技法与意境割裂，其结果是片面强调书法美术的技能，而忽视了更加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书法美术教育实施中，也存在着注重灌输，轻视启发与体验的现象。由于对艺术技能的片面强调，教师往往较多地使用单向灌输的教学方法，对于需要记忆和练习的技能型知识强调较多，而缺乏耐心的启发和引导。体验是激发学生审美兴趣的重要途径，甚至决定着审美能力的高低，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育者往往忽视对学生形成审美体验的引导，对于审美对象的内涵、意蕴的挖掘不够深入，普遍不能帮助学生形成体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从某种角度而言，审美教育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甚至比所讲授的内容更为重要。学生对书法和美术的兴趣是天然自发的，如果能够采用既适合审美规律与目的，又契合孩子天性特点的教育方式，那么学生的兴趣不仅可以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热情，从而发掘并培育他们身上的天赋。但是，如果教育方式出现偏差，甚至采用简单、粗鄙、单一的教学方法，就会极大地削弱学生的兴趣，扭曲他们对书法和美术的基本观念。

3对流行文化缺乏有力的回应

流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构成力量，借助于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它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现行的书法美术教育中，教育者们普遍忽视流行文化的挑战。流行的日本漫画、影视动漫作品、恶搞美术、街头涂鸦等艺术产品会对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流行文化对文化艺术经典的颠覆和恶搞成为一种常态技法，消减了经典艺术品的意义深度、价值标准，能够给文化接受者带来新鲜刺激的消费感受。中小学生在系统扎实的艺术训练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往往会被种种新奇浮躁的技法所吸引；他们在缺乏丰富的审美体验的情况下，很容易对扁平化的消费型审美产品产生依赖和偏好。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青少年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成形之初就遭到了扭曲。流行文化以平面化、娱乐性为主要特征，以实现经济效益为传播目的，其思想性、严肃性被大幅消减。中小学的书法美术教育应当用于正确面对其中负面因素的挑战并做出有力回应，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增强文化的辨别能力，而且也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

4城乡地区书法美术教育水平差距扩大

书法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教育理论著作出版；教育研究创新能力；教育科学出版社；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4-0048-06

一、导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出版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育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教育改革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教育出版事业涉及教育科学知识的传承与传播，所以学术界对教育出版都倾注了较高的关注度。但是，学界关于教育出版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某一学科领域的某一专门性方向进行文献分析或者是针对某一连续性出版物的文献计量分析，其目的也多是为某项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或进行某一期刊的质量分析，对于非连续性出版物的教育理论图书著作却缺乏足够的分析。以“教育文献分析”为“篇名”，以“核心期刊”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学术期刊网“2003-2011”年的时间段进行检索，“教育文献分析”的文章共有22篇，其中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文献综述分析有19篇，对连续性期刊进行期刊质量分析的有3篇，缺乏对教育理论著作的专门性分析。

教育理论著作是教育研究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升华并形成文字以便于传播的非连续性出版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活动总体状况。因此，可以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段内教育理论出版物状况，并通过出版物状况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总体状况。在教育理论图书出版为主的中国出版社中，有三家具有代表性：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出版基础教育教材和理论研究为主，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出版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教材为主。而教育科学出版社以出版教育理论图书为主，同时兼顾各级各类精品课程教材。1980年以来，教育科学出版社为了满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出版了一系列权威的教育理论品牌图书和各级各类精品教材。得到了学术界和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广泛认可。在中国图书商报社“2010年全国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排行榜”上，全国561家出版社中，教育科学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居于全国第8位。一定程度上，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目类可以折射中国的教育理论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研究活动总体状况。本研究尝试使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中2008-2011四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进行分析，并试图以此反应中国教育类图书出版现状以及四年内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总体状况。

二、选择分析理论著作文献计量指标

在文献计量学领域，通常使用文献的年出版刊发载文量、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出版的图书吸纳各类基金资助量、所出版图书的被引用率作为图书出版社的统计指标。其中，文献的每年出版刊发载文量表示出版社吸收、传递信息的能力，在本研究中，使用出版社的每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在版编目卷册数表示：通过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可以分析图书著作的主题，对研究领域中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可以反映著作者的合作情况、第一作者的系统分布、职称分布及论文作者的合作度和合作率；而基金图书率的数值大小，可反映出版社吸纳基金论文能力的大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版社出版本专业领域内最新研究能力的强弱。出版图书的吸纳基金论文率高，说明图书学术水平较高，这是评价出版社和图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较为重要而客观的指标。但是在本研究中，由于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仅呈现出版年代、出版题名、出版的著译者状况，而没有详细的呈现出每本图书是否接受基金资助，也无公开数据反映出图书的被引用率。因此，本研究选择用文献的年出版刊发载文量、图书文献的主题分布、图书文献的作者分布作为文献统计的指标。

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教育理论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类图书出版年卷册数

图书出版的编目年卷册数是某一出版社在一年内出版图书的数目，它反映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书号)的完成数目，可以把它当成出版社图书出版物吸收和传递情报能力的主要指标，一个出版社一年内出版完成的书目类别越多，其向社会传递的信息就越多，因此，图书出版的年卷册数也应该是鉴定某一出版社的基本数据。出版社在版编目数、每一本书籍的平均载文量等都较为充分的反映了出版社吸纳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它们可以较为充分的表示某一出版社的知识产出量。

2008年开始，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的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年在版图书编目号为302本，而2011年的年在版图书编目号下降为196本。但是年在版编目总数呈绝对上升趋势，由2008年出版155本上升到2011年的828本。

在科学计量学领域，一般认为“科学知识量的增长及其规律与科学文献的增长及其规律是紧密联系的。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直接反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因此科学文献的数量是衡量科学知识量的重要尺度之一”，教育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也直接反应了教育科学知识量的变化。在文献增长规律研究中一般以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理论类图书量，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数量是以线性方式增加。如果仅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为个案，按照普赖斯的逻辑曲线增长理论推测，那么教育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从最初诞生和发展时期过渡到相对成熟时期，但是教育理论研究尚未发展到成熟时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主题分布

通过分析图书著作的主题，可对本研究领域中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在著作主题分析中，可以通过出版物的主题、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显示学科热点，以及一定时间内已有研究著作的学科偏向与交叉综合趋势。在主题分析过程中，先将828本图书名称中的关键词进行汇总分析，通过同义词合并，并按语义相近程度将关键词分成

不同词群，再将词群归类，最后共分成教育哲学与教育思想、教育政策与教育发展报告(含教育研究评价性报告)、课程与教学、学校管理与建设、心理学类(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校心理、心理健康)、教师成长、教育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研究方法、学前教育、教材建设等13类研究主题。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的主题分布表。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近四年期间，图书主题排序第一的是“考试用书”，在《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中，考试用书集中在2011年出版，说明教育理论图书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对考试文化、考试指导和考试研究日趋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科学出版社对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主题排序其次是“教师成长”主题图书，说明教育科学出版社持续不断的关注“教师成长与发展”。这也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较为显著不同的地方。随后的主题排序依次是“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政策、实证、评论和报告类”。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教育类图书征订书目》、《2011年教育类图书征订书目》中2008-2011年时间段共有在编书号图书828本，本表统计数据1007本，是因为部分图书在归类上存在交叉，很多书籍既属于A集合，又属于B集合。统计结果表明很多图书和学科类别并非都是一一对应的，常常一本图书分属多个学科类别，从而反映出教育学学科的学科交叉性，很多图书都是跨学科研究，教育学术研究呈现出综合化、整体化和国际化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汇流趋势。

在出版的译介类著作中，其主题集中于教育思想、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教育变革、课程与教学、教师成长5个主题，结果与中文关键词分类主题范围相比较为狭窄，且国外教育学类图书译介中包含有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富兰等人的经典性译著再版。2008-2011年经典性译著再版仅22本，国外新书初版译介118本。这一方面说明国内学者注重当前国内外教育的比较研究。注重国外研究成果经验的介绍，也说明国内教育学术研究中在跟踪译介国外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国外经典的再版与重译，注重国外经典的筛选。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类图书中，教育政策、教育实证类、教育的综合性评价类图书多达99本，占总量828本中的11.96％，说明在教育研究、教育实践领域中通过实证研究、计量研究服务社会政策制定的趋势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在图书主题分布中，涉及教师成长的图书140本，占总量的16.91％，课程与教学图书102本，占总量的12.32％，而教育哲学、教育思想78本，占总量的9.42％，学校管理类图书66本，占总量的7.97％，学前教育类图书48本，占总量的5.80％。这说明在当前的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教师成长和发展、课程与教学仍是热点和关注点，但是教育学研究已经凸显为政策制定服务，强调以实证和定量的方法研究社会关注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果再加上“研究方法”主题中的15本，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多种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的局面，新型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不断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呈现丰富多样的趋势。学前教育领域由于是我国当前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短板，伴随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持续投入和关注，有关学前教育主题的图书显得颇为丰富。

3.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专著和编著者分布分析

专著和编著作者分布分析也即是合作者分布分析，其统计指标一般包括：作者的合作情况、第一作者的系统分布、职称分布及论文作者的合作度和合作率。由于教育科学出版社的《2010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目录》反映不出作者的系统分布及其职称分布，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仅对目录中图书著者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不再对合作者的分布系统与职称结构进行分析。一本著作如果有适度的作者合作，那么在研究问题的理论深度、研究方法及作者本身具有的知识结构方面可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团队智能，提高研究效果和研究水平。随着对合作者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其规定了合作度与合作率两个计量指标，以此反映某学科领域内作者合作智能发挥程度，数值越高，合作智能发挥越充分。在情报科学领域，论文作者的合作度是在确定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是期刊论文作者合作研究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种刊物的作者合作智能的发挥程度。论文的合作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论文数与总的论文篇数的比值，它是衡量学科发展的主要标志，也是研究学科交叉、渗透，以及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广度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了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度”和“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度界定为在确定时间内某个出版社每本著作的平均作者数，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

合作度=(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作者总数／(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图书总数

合作率=(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合作图书数目／(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出版图书总数目。

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著作的著者人数状况，呈现了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图书的合作度与合作率。从表中可知，教育科学领域的劳动规模较大，平均合作度为1.85；合作智能发挥比较充分，平均合作率为64.62％，与其他学科领域相比较高，这是因为教育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学术性出版单位，承担教育部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解读出版、实证调研以及经典的考试用书、各种教材出版，这些都需要广泛的著者合作群。因此，从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的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看，教育领域的科研人员要提高科研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4.2008-201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分析

图书重印率和再版率是指一个出版社全年出书种数中重印书与再版书种数之和在年出版总种数的比例。图书的重印一般对初版书籍不做改动，从而加快了出书的速度和生产数量，通过生产数量的提高扩大知识的传播。再版是指对原书作较多、较重大的修改后重新排版制作的印制，书籍的再版涉及内容的修订，是对知识的一种创造性生产。图书的重印和再版对出版社而言，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等，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但是对于文化、学术、知识传播而言，图书的重印和再版是品牌图书的一种标志。重印和再版的图书往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或重大实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它反映了一个出版社的品牌意识，也反映了学术界、文化界、社会界对再版图书的创造性和经典性的高度认可和接受。一定程度上，重印或再版图书在某个领域

内的知识生产或传播过程中具有高度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创造性。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重印和再版国内图书数目12种，占出版国内图书总量的1.75％，国内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和再版率很低，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教育理论图书的精品力作和经典著作缺少。在出版的译介内图书中，出版图书140种，重印和再版22种，重印和再版率为15.71％，显著高于国内著作群的图书重印和再版率。重印和再版的图书中，国内著作显著低于国外译介著作。这说明国内图书出版要加强精品力作出版，教育科学研究者要注重原创性研究。

四、教育理论著作出版现状对加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能力的启示

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为分析对象，以教育理论类图书的出版年限分布、主题分布、合作者分布以及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为统计指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和启示：

第一，以出版年限分布作为统计指标，按照普赖斯的逻辑曲线增长理论推测，我国教育类图书出版和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从最初诞生和发展时期过渡到相对成熟时期，但是教育理论研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我们结合教育发展和改革实际，面对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并以此拓展和推动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科学发展。

第二，以教育图书的主题分布为统计指标，我们发现在当前的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教师成长和发展、课程与教学仍是教育学领域中的热点和关注点，但是教育学研究已经凸显为政策制定服务，强调以实证和定量的方法研究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在未来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仍将是一个显著趋势。突出方法创新，以方法创新带动教育科学研究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另外，由于学前教育是我国当前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短板，伴随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持续投入和关注，有关学前教育研究主题的图书显得较为丰富。

第三，以合作度和合作率作为分析指标对目录中图书著者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教育理论图书中个人著作少，合作著作多。这说明教育科研领域的劳动规模较大，教育科研的合作智能发挥比较充分。合作度和平均合作率都较高，说明教育科研人员提高科研合作、发挥团队优势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但是也说明教育理论的个体原创能力较低。

第四，以教育理论图书的重印率和再版率进行分析。重印和再版的书籍中，国内书籍的重印和再版量小、重印和再版率低，而国外译介书籍的重印和再版量多、重印率和再版率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教育理论著作的经典原创少、影响小。与国内教育理论著作相比，国外译介的教育理论图书中的经典原创多。影响也大，因此教育科学研究界需要加大原创性研究，加强精品研究。

总体上，对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11年教育理论图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在教育理论著作中，呈现出个人专著少、合作著作多，图书品种较多、但图书影响力较小，国内原创性著作少和经典性著作少、译著经典和原创性多的特征。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加大公益性出版支持力度，加大精品图书、原创图书的推荐和审查，创造图书品牌，但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理论研究界要加强原创性研究，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加强精品研究，以便为出版社提供精品力作，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理论图书精品力作的需要，进而推动教育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科学知识的需求。

注释：

①2010全国出版能力再绘新版图我社位居全国出版社图书出版能力排行榜第8名B／OLl.，2011-12-08.

②③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5-55.

书法教育论文篇(4)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书法教育论文篇(5)

还有，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朱永新，一直为设立“读书节”而奔走呼号并结合自身的成功体验撰写了大量推崇阅读的文章。陈村为让读书走进人们的生活、真正成为人们的精神享受，曾发表文章《读书啊读书》。这篇文章，从题目看，便可感受到作者让更多的人养成阅读习惯的迫不急待的心情。

高尔基的“我扑在书上好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和古人说的“一日不读书，心源如废井”的警句格言，更是激励了更多的人终身发愤读书。

我也曾于2002年和2006年分别在《天津教育报》和《天津教育》杂志上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写成文章，与读者交流。题目分别是《我喜欢读书》和《读书，是一种享受》。但文章的内容，大多在讲读书的意义和美好的享受，很少涉及读书的内容及方法。如《我喜欢读书》一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喜欢读书，因为好书是空气，阳光，水源，食粮，布匹；是健康，思想，方法，力量，效益；是欣赏不尽的春、夏、秋、冬；是领略不尽的南、北、西、东；是品尝不尽的苦、辣、酸、甜；是关爱有加的姊、妹、弟、兄……

今天，我想结合自己的读书所得，重点和读者交流一下。我认为，教师不仅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而且还要让读书在自己专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生于1958年，1978年考取了宝坻师范学校，而且有幸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七年，也就是1987年的11月份，从家乡附近的一所初中，被借调到了教育局。在教育科当过科员、副科长、科长，之后被任命为分管业务的副局长。特别是在当副局长的十四年中，不仅按照市、区领导的要求、历届局党委的思路，和全区的广大教育工作者一道，不同程度地见证着宝坻教育的历史。

书法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基础教育 书法 课程建设

基础教育阶段的书法课程，我们把它叫做书写、写字、硬笔字、毛笔字等等，无论名字怎么叫，实际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即正确、规范、美观和有技法的汉字书写，习惯上称之为书法。因此，在这里不必因名而争。

中国古老的传统，少女初见尊长亲人，呈礼（俗谓“见面礼”），总是亲手做“女红”，即“针线活儿”。少男则要“见人”，先得拿出“字”来让所呈之人审鉴。受礼者就从这一件女红、从这一张字，来判断此女此男的心和手，那显示了她或他的性灵才思，品格气质。你看这有多么重要――又多么意味深长，风雅高尚。……这是国人的一项高尚的文化修养，陶冶人品气质，提高精神境界、审美水平的重要课程。古人对书法有独到的认识，即书法是一个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书写水平是衡量一个人修养高低的标准，是为官升迁的条件，在有些朝代更把它当作制度来推行。

一、基础教育阶段书法课程的现实困境

尽管有教育部2011年、2013年分别了《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和《关于印发的通知》，目前大多数学校尚未把书法列入的正规课程，只是作为特色教育、兴趣班的方式存在于一部分学校中，书法课程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和体现在语文写字教学的某些章节之中。在高等院校中，书法教育研究和书法课程建设相对丰富一些，除相关艺术专业有书法专业课程外，一般会开设书法选修课程；书法专业教师的教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可能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书法课程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有一些学者从书法的教育功能方面，研究书法的整体功能、美育功能、德育功能；也有少数研究者，从事更为深入的书法学科的发展研究，如陈振濂著《书法教育学》，王海等著《基础书法学》，何学森著《书法学概论》等。尽管如此，基础教育阶段的书法课程建设和高校书法专业招生是脱节的，书法教育研究基础十分薄弱。

在国外，日本的书法教育研究比较广泛。在日本，书法教育被称为书道教育，一般分为三级，低级的有书法启蒙教育，学前儿童书法观的培养，小学毛笔字教育；中级的有一般书道专门教育和初高中的书法教育；高级的有教育大学的专职书法培养课和专门的书法学校，设置相应阶段的书法课程。由于日本基础教育实力雄厚，书道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成效显著；而高校的书法教育被作为选修课或者兴趣课对待，难以得到切实的保证。所以，日本的初级书法课程研究成果明显优于高等的书法课程研究成果。另外，日本大学阶段的书法课程实行学分制度，对书法课程学习的评价采用等级分制。在文献方面，日本书法教育协会在文部省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书法教育概要》一书作为书法教师执行教学时的准则，为书法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参考。

（一）书法课程地位重要，处境尴尬。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一贯重视书法课程教育。近十年来，教育部了一系列关于写字教育的文件，如：1998年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写字教学指导纲要（试用）》；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2年教育部了《关于在中小学加强写字教学的若干意见》；2011年颁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年8月26日，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及普通高中开设一定的书法课程，并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中，要按照课程标准要求开展书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级的语文课程中，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程。2013年1月18日，教育部本年度一号文件《关于印发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制订切实可行的书法课程实施方案，力求区域性整体推进书法教育；同时颁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等等。――可以看出，书法课程的地位有多重要了！当然这是文件中规定的地位，而事实上，书法课程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二）书法课程定位不清，任务不明。

一般认为，书法课程是语文教育的内容，应由语文教师兼任，是解决识字、写字作为文字交流的任务，所以在《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各学段（1-9年级）的写字教育具体目标，在《意见》中强调“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汉字是有效进行书面交流的基本保证，是学生学习语文和其他课程，形成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也是基础教育课程的目标之一。”由于汉字特殊性，书写水平体现国人的基本素养和文化素质，是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所以《意见》中说“热爱祖国文字，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具备熟练的写字技能，并有初步的书法欣赏能力是现代中国公民应有的基本素养。”从书法课程的技法看，书法课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教育，所以在《纲要》别指出：“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美术课中要加强写字教学。”书法课程又成了美术教育的内容了。

上述得出的结论是：书法课程既是语文教育，又是素质教育，也是艺术教育；既是文字教育，又是文化教育，也是技法教育，有着不堪承受之重；看似重要，但事实上处境边缘化，与三者都相关，而三者都不会把它当作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对待，或者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考起来不要。实际情况是，语文教师不会教书写技巧，美术教师不会教文字知识，更有教师以为写字课就是让学生抄写。因此，要把文件中的目标变成现实，尚须做大量实实在在的事情。

（三）对书法课程认知不足、建设不力。

从教育层面看，目前，书法从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都相应正式设置，唯独基础教育阶段的书法课程缺失；而从教育学理论和课程学理论方面对书法课程建设的探索，更为落后；书法课程规范、标准、教学内容、考核评价机制等还没有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教学方法、手段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型、传授型，没有以学科为依托，建立课程规范，研究和建构基础教育阶段书法课程体系，显得十分紧迫。

从实用层面看，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按键打字逐渐代替手指书写，人们“提笔忘字”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电脑中的“万物皆备”与人脑中的“一片空白”逐渐成为可怕的现实，说明人们独立思考能力正在下降。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书写对人的大脑和心理都具有开发作用，书法的学习可以进一步促发儿童的潜能。书法作为古老的艺术，其作用在于“滋养”的人体的各个系统，包括感觉系统、注意系统、认知系统、情绪系统以及运动系统。

从人文层面看，为了应试与升学，目前学校教育中科学知识类课程绝对至上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导致文化类、艺术类课程相对受到漠视，使学生与人文价值、道德价值等非物质性观念渐行渐远。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和健全发展是当下教育的关注点，书法的教育功能、教化作用，自古都被统治者所重视，目前也不应例外。

（四）书法课程教育体系缺失、师资匮乏。

书法教育论文篇(7)

彭小明老师从事语文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已经三十多年，提出了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发表于《现代语文》2009年第11期的《彭小明语文教育观初探》一文就彭老师提出的语文素养观、语文意识观、语文活动观、语文原则观、语文教法观以及语文教师观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1]这里也将从语文教学模式观、写作学习与教学观、语文研究性学习观、语文教学技能观、语文教学板书观和校园文学活动观等六个方面对彭老师的语文教学思想进行更加深入和详细的阐述。

一、语文教学模式观

教学模式俗称“大方法”，是建立在一定教学理论的基础上，为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而设计或形成的一种教学模型。教学模式是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中介，是对教学内部规律的揭示，是对复杂多样的教学活动进行结构化研究的产物。它可以用简约的形式，再现性地描述现实存在的复杂多样的教学活动，使得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行为过程以及操作要领等结构要素被直观地表现出来，成为人们认识和操作教学过程的一种便捷的工具。

传统的语文教学存在诸多弊端，如教育体制僵化、教学理念滞后、教材内容陈旧、教学程序呆板、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教学评价无理、教师素质不高等。特别是传统的教学“旧五环”（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语文教学“新八股”（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朗读课文—正音释词—划分段落—分析课文—归纳中心—总结特点）的消极影响很大。进入新时期后，许多教育工作者也进行了教学模式的解构与建构，如“三主四式导读法”“六步课堂教学法”等教学模式，都对语文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已有的教学模式赖以存在的教育哲学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功能目标与师生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彭老师在已有的语文教学模式基础上，结合广大教师在新课程教学中的经验，总结出“入—总—分—出”四步教学法。这一教学模式一方面继承了语文教学传统，另一方面切合了现代教育思想，发展了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四步教学法”具体阐述为：（1）入——背景参考，情境导入；（2）总——阅读课文，整体感知；（3）分——文本研习，对话讨论；（4）出——总结训练，拓展延伸。[2] 由此，彭小明教授还总结了教学模式建构的六大策略：（1）强化教学模式建构意识；（2）营造教学模式建构氛围；（3）确定教学模式建构对象；（4）选择教学模式建构方式；（5）提高教学模式建构能力；（6）反思教学模式建构结果。以及四种方法：（1）反思实践，自觉建构；（2）理论引导，主动建构；（3）继承传统，创新建构；（4）不同情形，多元建构。[3]

二、写作学习与教学观

自2001年7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后，人们学习写作的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以人为本”、“回归生活”、“多元文化”、“发展个性”、“教育民主”等教育教学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教师、学生认识到“知识中心”、“文体为本”、“注重结果”、“强调章法”、“要求统一”等观念需要重新审视和更新。彭小明老师认为，写作学习必须树立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快乐作文；回归生活，积累为主；真情实感，为情造文；追求个性，自由表达；淡化文体，注重语言；反复训练，写中学写。[4]在此理念的基础上，彭老师总结了关于写作学习需要遵循的原则、规律、要求等方面的内容。彭老师认为，写作学习要遵循五项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动力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和创新性原则。总结前人经验，彭老师将写作学习规律归纳为以下几条：人文共进律、知行合一律、主客互化律、博而能一律、学以致用律、从无到有律、法而无法律和先放后收律。彭老师还提出了写作学习的基本要求：内容与形式结合，作文与读文结合；作文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单项训练与综合训练相结合；命题作文与材料作文相结合；口头作文与书面作文相结合；写实与写虚相结合和勤学与多改相结合。众所周知，写作能力的提高依赖写作训练，训练是提高写作素养的必然途径。彭老师认为一切影响写作能力提高的因素，都应该纳入写作学习训练的内容。积累训练、思维训练、语言训练、技能训练、文体训练和速度训练等六项训练是最基本的写作训练。另外，彭小明老师对中外典型的写作训练模式进行了总结：基于“语言·思维”的作文教学模式（如观察分析表达模式、语言思维模式、分格作文模式）；基于“文体·过程”的作文教学模式（如“文体中心”教学模式、“重视过程”教学模式、“快速作文”教学模式）；基于“动力·兴趣”的作文教学模式（如情境作文教学模式、活动作文教学模式、话题作文教学模式）；基于“做人·作文”的作文教学模式（如绿色作文、生活作文、新概念作文教学模式）；基于“电脑·网络”的作文教学模式（如电媒作文、多媒体作文、网络作文教学模式）。[5]并由此提出了写作训练的梯级渐进模式：写虚作文（如联想作文、想象作文）——写实作文（如生存作文、生活作文、生命作文）——创新作文（如个性化作文、研究性作文、创意写作）。[6]这一训练序列符合学生心身发展规律与写作学习规律。

三、语文研究性学习观

教育部2003年3月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方案规定，研究性学习活动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3年共计15学分。设置研究性学习活动旨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科技和生活中的问题，通过自主探究、亲身实践的过程综合地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解决问题，学会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研究性学习是新课程改革的基本诉求，彭老师提出，语文研究性学习就是在教师指导下，从语文教材或由语文教材延伸至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课题进行探究学习的方式，具有语文性与探究性的特点。语文研究性学习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以科学为主要领域，以活动为载体，以团队合作为主要模式，以探究为主要手段，以培育创新精神为主要目的。

彭小明老师在《语文研究性学习》一书中总结了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四大过程、五大模式、七大研究方法、五大学习方式。语文研究性学习四大过程是：提出问题——分工合作——研究思考——成果展示——总结反思。语文研究性学习五大模式是：学科渗透模式；综合课程模式；活动课程模式；课题研究模式；实验研究模式。语文研究性学习七大方法是：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语文研究性学习的五大学习方式是：资料性研究性学习、专题性研究性学习、跨学科研究性学习、文本拓展式研究性学习、比较式研究性学习。语文研究性学习成果可以用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结题报告、文献综述、学术论文、论著等形式呈现。彭老师认为，语文研究性学习强调学习的过程，强调对知识技能的应用，强调学生亲身参与探索性实践活动并获得感悟和体验，强调学生的全员参与。因此，要采用形成性评价的方式，重视对过程的评价和在过程中的评价，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改进，使评价成为学生学会实践和反思、发现自我、欣赏别人的过程；同时，要强调评价的激励性，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施展自己的才能，努力营造激励广大学生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氛围。[7]

四、语文教学技能观

教师教育改革和创新是教师培养的永恒主题，也是国内外教育界一直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适应教师教育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引导教师自觉提升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师专业技能，彭小明老师对语文教学实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结合自身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建构了“359大语文教学实践训练体系”：“三环节——五课功——九技能”。三个环节即见习、研习、实习一体化，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五个基本功即听课、评课、备课、说课、上课全面训练；九大技能包括上课时具备的各项能力技巧，如导入、提问、讲授、演示、板书、多媒体、练习设计、评价、课外辅导等。由此彭老师主编了教材《课堂教学技能训练》，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基本体系是：（1）备课技能训练。强调备课纲、备教材、备练习、备语言、备板书、备方法、备教具、备学生；（2）讲授技能训练。强调讲文题、讲文眼、讲文路、讲文法、讲文旨、讲文体、讲文人；（3）导入技能训练。介绍文学手段导入法、艺术手段导入法、现代技术导入法、活动游戏导入法、实物模型导入法，复习旧知导入法、设疑质疑导入法和开门见山导入法等方法；（4）提问技能训练。阐述回忆型提问、理解型提问、运用型提问、分析型提问、综合型提问和评价型提问。阐释直问、反问、追问和串问等方法；（5）教学板书技能训练。注重介绍锤炼语言、借用符号、运用线条、制作表格、创造图形和调配色彩五大技法；（6)多媒体课件制作技能训练。主要阐释课堂演示型、学生自主学习型、模拟实验型、题库型、教学游戏型和资料库型等多媒体课件的制作；（7）课堂评价技能训练。教师要掌握五项关键技能：一是编写课堂评价方案，二是有效理答，三是作业设计与反馈，四是试题编制，五是表现性评价设计与运用；（8）听课技能训练。听课一要听语言，看教学功底；二要听内容，看教学关键；三要听艺术，看教学策略；四要听反馈，看课堂情境；（9）评课技能训练。评课的主要内容是：评表达、评设计、评内容、评策略、评风格、评效果；（10）说课技能训练。说课的基本环节有：说教材——说学情——说教法——说学法——说程序。[8]

五、语文教学板书观

教学板书是艺术，艺术是讲究创造的，是需要教师花心血进行构思、提炼、创新的。每一幅新颖别致、独具个性、富有美感的艺术板书的出现，都是教师创造性思维的结晶。笔者提倡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板书，更提倡教学板书的新设计和新创意。只有这样，教学板书才能更好地为教学服务。彭老师立足于理论研究，并且结合自身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多角度、全方位的对语文教学板书的设计进行了总结概括。在此基础上在《教育评论》连续发表六论：《教学板书设计系统论》（2003.8）、《教学板书分类论》（2003.10）、《教学板书审美论》（2004.2）、《教学板书优化论》（2004.8）、《教学板书设计论》（2005.12）、《教学板书特征论》（2007.8）。并出版了《语文板书设计及评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3?）一书，建构了完整的语文教学板书设计体系：1.语文板书的类型（文字式、线条式、图示式、板画）；2.语文板书的要素（主体、客体、载体、受体）；3.语文板书的审美(文字美、语言美、形式美、内容美)；4.语文板书的特征（知识性、科学性、教育性、艺术性）；5.语文板书的功能（传播知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思想教育、审美教育）；6.语文板书的设计原则（目的性、针对性、概括性、条理性、计划性、灵活性、多样性、个性、整体性、重点性、审美性）；7.语文板书设计的要求（态度要认真、内容要科学、书写要端正、语言要精炼、色彩要和谐、风格要独特）；8.语文板书设计的技巧（锤炼语言、借用符号、利用线条、运用表格、创造图形、调谐色彩）；9.语文板书的方法（摘录法、归纳法、演绎法、分类法、对比法、赋形法、表解法、综合法……）；10.语文板书设计的步骤（钻研教材概括内容、选择形式表现内容、反复修改突出内容）。[9]

六、校园文学活动观

彭小明老师目前任全国校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从小喜欢文学，上世纪80年代在中小学任教《语文》时就发表文学作品、科学小品100余篇。在自己写作的同时也指导学生写作。到大学后还任教《大学写作》和研究生课程《写作学原理》。2012年还领衔成功申报浙江省第一个“写作理论与实践”硕士点。

校园文学不仅指中小学生的文学创作，泛指反映校园的文学作品及任何人在校园创作文学作品。新课程改革的开始，校园文学社团异常活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优秀人才。与当前“校园文学”较为繁荣的状况相比，“校园文学”的理论研究十分不足。校园文学研究包括校园文学的活动研究、校园文学的教学研究和校园文学的理论研究。其最终目标是探索校园文学活动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语文教育途径、方法与模式，提高教学效率，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2006年彭老师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新课程改革与校园文学研究》，对校园文学展开了系统全面的研究。2009年5出版《论校园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本书阐述了新课程改革与校园文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校园文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富有开创性、启迪性，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全书分为绪论及“校园文学历史与发展”、“校园文学活动”、“校园文学与语文教学”、“校园文学与学校教育”、“校园文学创作”五章，附录“新课程改革与校园文学研究”课题的部分重要研究动态资料，包括毛志成、陈金明、田慧生、傅国亮等名家有关校园文学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校园文学研究，推进语文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促进校园文学的发展和校园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10]

彭小明老师紧跟新课改的步伐，凭借自己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符合“新课改”需要的新教学观念，给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经验介绍。三十多年来，彭老师一直为语文教育的研究默默地付出着，每一个新理念的提出都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对他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有利于广大教师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值得推而广之。

参考文献：

[1]陈思.彭小明语文教育观[J].现代语文，2009，（11）：8-10.

[2]彭小明.语文课程与教学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1-106.

[3]封力华，彭小明.语文教学模式论：建构与解构[现代语文，2008，（11）：142-144.

[4]彭小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写作学习的基本理念[J].学语文，2008，（9）.

[5]彭小明.我国中小学典型作文教学模式评述[J].温州大学学报，2012：85-90.

[6]彭小明，林陈微.写作学习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2.

[7]彭小明.语文研究性学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3.

[8]彭小明，郑东辉.课堂教学技能训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9]彭小明.语文板书设计及评释[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