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青少年；身心发展

青年亚文化是在青少年之中形成的，它所代表的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化的青少年的利益。它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它的基本特点是边缘性、批判性和颠覆性。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有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在青少年中被普遍认可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青少年亚文化作为第三类因素中的一部分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什么是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是在青少年中产生并发展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传统的主流文化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它会使得青少年在成长中错误将其作为自己文化信仰，从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青年亚文化在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中产生阻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媒体对它错误的放大化，使其具有的边缘性、批判性和颠覆性的特点。它的存在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反抗。它蕴含着一种“反叛色彩”，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存在着一定的颠覆性。亚文化代表的是社会边缘的人群的利益。而青年亚文化则是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中所存在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不同于主流文化，青年亚文化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之中。它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青少年亚文化追求的是一种愉悦的感官刺激。青少年在对它的接触中收获一种愉快的感官刺激，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例如，青少年追求一些无厘头式的电影和电视剧，以求得到轻松自由的感觉。第二，它用来宣泄青少年心中压抑的情绪，追求刺激的感受。例如，青少年迷恋于一些CS、英雄联盟等网络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他们能够得到一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成就感和刺激感，以此来宣泄自我的个人情绪。第三，青年亚文化中还存在一些不良的无道德行为。例如，一些在网上的炫富行为、公布照片的行为等等。这样的没有道德的行为会给青少年的内心产生毒害作用。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不良的青年亚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青少年大多处在叛逆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如果不能良好的加以引导容易使得青少年步入歧途，从而对其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而在青年亚文化中，一些不良的亚文化所占比重甚大，这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莫大的毒害作用。如果青少年不能够良好的认识和辨别青年文化的利与弊，那么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青少年亚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炫富、暴力、色情等等消极元素，这些都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由于青少年对社会的认识度不深，在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之下，青少年容易产生攀比、盲目等不好的心理，从而诱发犯罪。青少年亚文化潜移默化的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对其形成一些不良的观念，从而促使他们产生犯罪心理。

由于一些不良的青年亚文化中存在一些过度消费、追求高档的价值观念。青少年在此影响之下会产生攀比、自卑的心理，他们当下的情况一般都是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所以他们会产生狂躁的心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他们的犯罪行为。

三、如何有效避免青年文化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

（一）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人言道：“家是温馨的港湾”。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是人要修的第一门课程。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例如，古往今来，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的历史故事都显示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当今社会父母往往忽略了对孩子的思想教育，而一味的去追求孩子学习成绩的高低。这的教育方法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家庭教育中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是当今家庭教育的重点。家长要注意与孩子相处时的技巧，增加与其的沟通，了解孩子的思想变化，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

（二）加强学校的引导作用

学校是青少年的集聚地，也是青少年学习的大课堂。在学校中不仅仅要加强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还要注意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培养。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学校要注意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避免其陷入不良的青年亚文化之中。学校要加强学生的思想和法律教育，坚决抵制一些不良文化的散播。例如，学校可以组织相关的宣传活动。在学习开展一些抵制不良青年亚文化的讲座，在学生的思想上加以正确地引导。另外，教师在教学中，也要注意学生的在校表现，以便及时发现并遏止一些不良行为。

（三）加大政府的管理职能

在对青少年亚文化的散播中，政府要加大对其的监管力度，惩处一些不良文化的行为，充分的发挥政府职能。在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中，政府要把工作做到实处，强力遏止不良文化的浪潮。另外，政府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要积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工作管理中形成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真正地发挥出自己的职能优势。

总之不良的青年亚文化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青少年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容易产生盲目从众的心理，所以积极正确的加以引导是十分必要的。这需要家庭、学校以及政府等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样在它们的共同努力之下，青少年身心才能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周星辰.从iphone热卖现象解读青年亚文化[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9期.

[2] 杨华.关于高校校园亚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J].教育探索，2012年09期.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犯罪亚文化；青少年犯罪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284-01

一、犯罪亚文化的概念

根据文化所占社会地位的不同，可将文化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主文化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影响很大。而在某些方面与主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的都可以称为亚文化。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着负面走向极端越轨的趋势，成为犯罪亚文化。我国的犯罪亚文化源自于西方的色情和暴力，也是西方文化中最腐朽的部分，主要是通过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传。它的特点具有强烈的性，在社会斗争中最有主动攻击的精神，表现为注重拉帮结派，不注重是非。如以游民为中心的江湖暴力文化和以色情为中心的不良亚文化等均属于犯罪亚文化的范畴。

二、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一）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起着诱导作用。处在青少年时期的群体，身心尚未完全成熟，思想观念正处于不断形成和完善时期，来自各个方面的价值观念很易对他们产生影响。犯罪亚文化中蕴藏着大量导致青少年犯罪的社会行为，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中每个青少年，使犯罪行为在其心理上被激活、被强化。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忧烦狂躁、态度反常，加之劣迹青少年的勾引，干起坏事胆大妄为，事后又后悔莫及。

（二）犯罪亚文化的扭曲性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智力支持。犯罪亚文化衍生和传播，对青少年犯罪起着渲染和教化的作用，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不断地腐蚀着青少年的心灵。一些青少年以模仿犯罪导致“暗示犯罪”。如在互联网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令人担忧，他们习惯于网络游戏中的打打杀杀，动刀打枪，易产生精神麻木，在现实中有时一言不发就把刀锋相向，酿成悲剧。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犯罪亚文化便成了一些青少年的“主宰”，并形成了有悖与常人的价值观念，如“出人头地”、“花天酒地”、“哥们义气”、“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等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其人格偏离了正常轨道，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犯罪亚文化环境负面影响对青少年犯罪起着促进作用。随着社会结构不断变化，腐败现象和不良文化倾向出现。如互联网中过多过细的报道犯罪案件，电影电视中色情暴力的镜头，植入广告中生活堕落的引诱，戏剧文学中不良文化的刻画等等，无形之中就为青少年提供了污秽的文化环境，倒致一些青少年的人格变得冷酷无情，常用暴力手段攻击他人，犯罪性质日趋恶化。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的影响，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

（一）加强家庭教育，帮助孩子树立自律精神。重视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提高青少年道德素质、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措施之一。在目前情况下，很多家长过多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略了道德素质教育和培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家长而言，要注重孩子的品德发展，用优秀文化知识教育孩子，用良好生活方式要求孩子，要与孩子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及时掌握孩子的思想变化，并在分析评价中让孩子自觉克服缺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化水平。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学生公民道德素质。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主要课堂。教育是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加强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是抵制犯罪亚文化思潮影响的有效措施之一。一是要开展法制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普法宣传教育，逐步提升学生的法制观念。二是要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教师要注重自身修养，严于律己，爱岗敬业，用正确的思想行为引导孩子。三是关心后进生和问题生，避免出现歧视现象。如教师的讽刺挖苦，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给孩子造成了身心创伤，致使孩子因此而辍学。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仅限于学习成绩上，应全面客观地评价其在校表现，帮助“双差生”克服不良习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新媒介 青年亚文化 辅导员团队博客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Use New Media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ng College Subculture-Practice and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or Team Blog

WANG Sha， YANG Hang， LIU Zhoupi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 network of youth subcultures， by understanding its formation， transmission，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lict and youth subcultures and mainstream values. New media as the main carrier of the spread of youth subculture， its development plays a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Through the new media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build with students： counselor team blog， thereby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and identity force mainstream cultural values， multi-stakeholder involvement， build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thus promoting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ng college subculture.

Key words new media; young subculture; counselor team blog

新媒介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依靠本身强大的联络通信功能及覆盖全球的网络，已经成为当今青年亚文化传播发展的主要载体，对青年亚文化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青年亚文化离不开新媒介这个传播载体，要依存新媒介才能形成;另一方面，新媒介也在塑造、再现、建构，甚至催生青年亚文化的诞生。根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6月，中国网民数达到5.38亿，其中18-24岁者有2000多万，而这正是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比此前几乎所有的媒介形式都要广泛、深刻、迅捷得多。

1 以新媒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在当代大学生中的传播特征及影响

（1）借助网络媒介，青年亚文化逐步广泛覆盖当代青年群体。它从操作的便捷性、经济性、主体性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吸纳青年群体的加入，激发了社会不同阶层青年群体参与文化创造的热情。青年亚文化由“小众”走向“大众”，它的实质就是将青年亚文化的话语权回归青年本体，尤其是将青年的媒介话语权交还给青年阶层。

（2）青年群体通过谙熟地使用新媒介技术为自身赢得了更为自由的表达空间。网络具有非常强的游戏性、匿名性、虚拟性，网络中的交流没有那么多文化的禁忌和社会的规范，上网的人没有那么多顾虑，可以尽情地展现真实的自我，展示自己许多不那么理性的、不那么成熟的、甚至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对抗的一些观念。

（3）通过新媒介技术的多媒介、多兼容、多互动的诸种特性，实现了青年亚文化风格类型也迅速由单一向多元转向，文化风格的表达惯例，获得了更自如的、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使基于网络新媒介技术的青年亚文化类型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当今社会的高度发达和信息量的日益扩张，导致各种思潮的泛滥，折射在青年中便出现了光怪陆离、林林总总的群体，青年亚文化通过新媒介技术的多媒介、多兼容、多互动的诸种特性。

（4）以互联网等新媒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批判性。青年大学生借助网络活动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发泄负面的情绪，甚至反动的言论。问题在于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从而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作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

2 以新媒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与主流价值观的主要冲突与关系

大学生作为中国青年的主要群体，对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传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大学生作为中国青年的精英群体将决定未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走向。

（1）以新媒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表现为突发多变性与主流价值观长期稳定的冲突。由于以新媒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在整个阶段都是由某个发起者或核心组织力导或实施，缺乏强烈的长期的目标指向、稳定价值和各方保障，导致其发展往往过分依赖于某个人或组织的发展、某个事件的进程或某种思潮的兴衰，当这个核心出现问题或产生偏差，或者又有更新的事件和思潮来袭时，这种文化也会相应地发生巨大的变化。

（2）以新媒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表现为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的价值冲突。在群体主义那里，群体责任先行，而在个人主义这里，则个人权利优先，“个性”的烙印十足。在这里，他们无须顾忌别人“怎么看”，只须考虑“我怎么想”。青年个体在新的话语世界创新与表达，并迅速获得回应，体现出非中心的、无政府的意识形态，与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悖。

（3）以新媒介为载体的青年亚文化表现为虚拟、边缘、批判性，与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真实、阳光向上的价值观相悖。青年亚文化群体从和网络结合的那一天开始便贴上了青年人特有的开放、激进、批判性、边缘性和颠覆性的标签。这种批判多体现在青春期中的人们对未来的迷茫、对社会的愤怒、对权力的反抗和对自身的否定。他们则向往自我境界，厌恶主流价值观中成年人的工作世界和责任、权威王国，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家世谱系如何，青年人都会以差异、个体和自我的名义一有机会便展开对整体与权威的挑战，在现实或者想像的反抗与抵抗之中强化其的诉求。

青年亚文化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特别是和网络结合之后已经不再是边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逐步引领主流文化。

3 新媒介对大学生青年亚文化引导作用的研究

针对几类主要师生、生生常规网络互动平台在受众中的覆盖面、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发挥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成效等方面依据合理性、一般性、逻辑性、明确性、非诱导性原则设计问题，向在校学生发出问卷1300份，收回有效样本1159份，根据调查结果反映出现有平台在建设过程以及对青年亚文化引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发挥的实际作用，为有效利用、管理、创新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产生积极引导作用提出思路。

（1）新媒介对教育者的素质和技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60%的被调查者认为，教育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并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网络操作技能，进而提高教育工作的水平，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育引导队伍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新媒介开展对“青年亚文化”引导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化。从平台上来看，52%的被调查者都认为，目前高校都有自己的 门户网站和事务性主题网站，但对其关注度并不够，缺乏吸引力、亲和力和引导能力，受大学生欢迎、喜爱的网站亟待建立。72%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贴近被教育者的生活、工作、学习，无法激发被教育者的兴趣，对于新媒介上出现的被教育者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思政教育者反而往往流于形式，处理方法有待改进和提高。

（3）影响手段和引导方法需要不断创新和改善。67%的学生认为，现有教育手段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由于师生的身份、地位的差异与限制，很难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青年亚文化表现在网络上独有的私密性、非中心的、无政府的状态，体现了其对主流意识的排斥，必须要引进更加能够被接受的、更加符合人性和心理预期的教育模式。

（4）丰富教育的内容迫在眉睫。79%的学生认为，教育者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对新媒介的需求，建设一批受大学生喜爱的新媒体平台。在教育网站平台开发和建设中，要在统筹兼顾传统途径和新兴媒介下，不断更新和改进网站的开发与建设，不断创新展示的内容，并加强对时事热点、社会焦点问题的评论与引导、加强与大学生的思想交流、心理咨询、在线学业辅导、就业指导开辟受大学生喜欢的版块的设计和建设。

4 利用辅导员团队博客，引导青年亚文化良性发展

辅导员团队博客能够有效整合各方面力量，通过科学组合，达到优势互补、满足学生需求，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迅猛发展的环境下辅导员开展工作的重要平台。

（1）一支结构合理、思想过硬的团队是建设博客的基础。辅导员团队博客建设的博主都是经过选拔、邀约，各个方面有优秀表现或者突出贡献的个人，他们在日常现实生活可能就是他人敬佩、喜爱的对象，在特定环境下，由他们形成合力容易形成新的舆论中心，有利于实现对青年亚文化的解构和重塑，对青年亚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

（2）主动占领网络育人阵地，并优化阵地选择。辅导员团队博客在建博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博客能够在青年学生群体中获得足够的关注度，一方面保证哪里有大学生哪里就有辅导员团队博客，发动各方力量，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把握一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针选取学生聚集性较高且相对官方认同、权威的网络平台直接关乎博客的可信度与生命力，并且关系到博客是否能够更好地发挥博客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3）“朋辈辅导”是有效手段。辅导员团队博客吸纳一批优秀的学生骨干加入，从很大程度上打破“师”“生”沟通瓶颈，团队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有争论的热点事件，依靠团队的力量可以真实、全面、及时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对大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理性的舆论引导，稳定大学生情绪，及时把握话语权，通过平等的“朋辈辅导”，无形中达到育人目的。还能利用大学生的语言表达习惯，并且恰当运用新兴媒体技术，将施教内容用最贴合大学生实际需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表达。

（4）创新辅导员团队博客内容建设，做大学生喜欢的博客。在内容建设上，可以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发挥集体智慧，建设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博客，满足学生需求，获得青年学生的认可，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风气。辅导员团队博客建设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段改进、完善，并与其他思政教育方式积极配合，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引导整个高校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政想政治工作辅导员专项（项目批准号12JDSZ3067）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肖荣春，舒闻界.新媒介传播对大学生影响的实证研究，2012（23）.

[2] 马中红.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文艺艺研究，2010（812）.

[3] 任翔.青年亚文化与价值冲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6）.

[4] 李晗龙，高军.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特征及其类型分析.学术交流，2010.2（2）.

[5] 马中红.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文艺研究，2010.12.

[6] 李晗龙.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特征及其类型分析.学术交流，2010.2.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 犯罪亚文化 青少年犯罪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and Criminal Teenagers

Hou Qing qi

Abstract： The house of criminal teenagers rate has becme high， which is the one of most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security of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he reason that causes teenagers gang to commit a crime is extremely complex，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for teenagers， the influence of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al environment takes affect to come， is more firm ， more direct ， more importan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is caused commit a crime in teenagers， from aspect cannot appraise take affec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what commit a crime with teenagers relation is a important program that we are faced with.The examination accessary crime inferior culture of this paper as in teenagers， criminal cause is discussed ， from this， puts forward prevention and decreasing for teenagers， the criminal measure of specific aim.

Key words： culture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criminal teenagers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高居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作用最直接、最明显。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最一般的含意是某一主体文化中较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概念构成要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它们是主体社会可以辨认出的组织部分，在某些方面而不是在所有方面不同于主体社会；（2）作为主体社会的一个组织部分，它们至少服从该社会的一部分准则和法律；（3）作为与主体社会有显著差异的集团，它们为其成员规定了自己特有的行为规范；（4）它们是一个发挥功能的单位——就是说，它们至少能够为了某些目标而作为一个整体行动；（5）它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某些方面与主体社会离异的单位。［1］

根据文化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不同，可将文化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向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一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在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本位主义弱化，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加之我国自身文化的变革，使部分亚文化势力不断泛起，特别是青少年由于其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的特殊性，使青少年犯罪亚文化表现突出，并在与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共存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犯罪亚文化是指一种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社会的危害统治秩序的最极端行为。如青少年的暴力行为、破坏行为、吸毒等均为犯罪亚文化。［2］这种犯罪亚文化，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点，往往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犯罪亚文化的特征：一是强烈的反叛精神或无罪恶感的心理特征；二是实施所选择的最极端的反文化、反社会的一系列活动；三是通过各种渠道将犯罪的技术和方法传授给其他人，以期强化青少年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

二、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特征

犯罪亚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越轨活动，它与青少年犯罪活动接壤，有的本身就是青少年犯罪活动，因而对青少年犯罪的实施起推动与促进作用是必然的。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方法的传播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播性和传递性，犯罪亚文化也是如此，它在自身的传播与传递过程中，必然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从而使犯罪手法得以四处蔓延。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规模的发展起着加剧与扩展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犯罪亚文化的渗透性上，通过渗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与推动下，青少年犯罪规模必然进一步蔓延与扩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的犯罪起着群体化作用。文化在人与人之间起着凝聚与联系的作用，它是同一文化群体内交往的纽带和共同的价值标准。犯罪亚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它为青少年团伙犯罪提供的“智力”与“犯罪场”支持就能说明这一点。［3］犯罪亚文化影响作用下的个体，以亚文化的标准相互之间产生认同感，从而出现青少年犯罪群体化。

由于犯罪亚文化没有主文化那样系统、规范，也不具有高度的理论化形态，因而更容易被社会的一般成员，尤其是青少年所接受和传播。犯罪青少年是社会上特殊的一个群体，犯罪亚文化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犯罪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总有一定的导因，形成犯罪动机才能产生犯罪行为。对于青少年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这种内化与外化的过程，犯罪亚文化环境常常是其发生的导因，而犯罪动机往往就直接导源于犯罪亚文化。比如在犯罪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享乐主义思潮的刺激而无视法律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就是因为在青少年中大量传播着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生不乐等于白活”、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等等犯罪亚文化的导源。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力追求个人的享乐，私欲极度澎胀；另一方面，当他们明显地不具备这个条件，用正当的手段也难以达到的时候，就必然地陷入到享受的无止境欲求和违法犯罪、遭受打击的冒险这两难选择之中，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往往不惜牺牲别人，损害他人，以身试法，走向犯罪。

转贴于

考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着一个明显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4］首先，他们常常都是从所处环境中接受了一些不良习惯，出现小过失开始，因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和教育，得不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护，甚至遭受冷漠和歧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在自己的犯罪亚文化圈中最终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和对犯罪的认同感，受到周围人群的支持、姑息、纵容，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次，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在青少年犯罪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特性，除了青少年追求刺激、富于冒险的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犯罪亚文化环境的影响。［5］他们在追求享受，追求自我表现，为了“出人头地”的时候，其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便是：目的是主要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他们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胆大妄为，无所顾忌，花天酒地为目标，交友结盟论英雄，视法为儿戏，把犯罪、坐牢看成追求“人生价值”的英雄行为，从而强化了犯罪的勇气和决心，并在犯罪亚文化精神纽带的连结下，聚合得更紧，破坏性更大。青少年犯罪的这一特点，正像是犯罪的各种动因在亚文化这个风涡中搅起的一个个旋风一样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对犯罪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中这个不动声色却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不可小视。

再次，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又决定着青少年犯罪的基本特点。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同样也在发生变化、转型。而亚文化的转型又直接决定着青少年犯罪基本特点的变化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青少年犯罪中出现的大案增多，有组织犯罪增多，追求享乐和财产型犯罪增多，公开、激情犯罪增多，毒品犯罪、性犯罪增多等等，与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变化不无一定的关系。［6］

此外，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也常常使犯罪青少年在犯罪心理上被激活、被强化。比如在思维方式上出现的反常病态，忧烦狂燥而不能自拔，易于兴奋，粗暴成习，相信“命中注定”，强调自我中心，追求“男子汉气慨”，只顾眼前利益，把社会视为危险，迷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才能解决问题等，在思想及文化中强调只顾物质利益而不顾手段是否合法，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加上人际关系的疏远和社会结构的松散等，都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相当大的文化环境空间。

犯罪亚文化的功能，最直接地表现为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和作用上。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产生起着直接性的条件与环境作用。文化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并且指引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犯罪亚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起着消极作用，这是其与主文化不同的一点。因此犯罪亚文化是犯罪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影响着犯罪的变化与发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起着诱导、盅惑和强化作用。犯罪心理的形成是青少年的主客观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主观原因外，客观原因就是犯罪亚文化的熏染与诱导，由此导致了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与不断强化。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活动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7］

反思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和发展历史，应该犯罪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人的本质说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与生理因素相比，社会因素在人的心理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青少年的发展来说，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作用来得更多、更快、更直接、更重要青少年活动能量大，求知欲望强，好猎奇、爱刺激、敢冒险，可塑性大，但他们缺乏知识，经验不足，辨别是非和抵制消极影响的能力差，容易接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犯罪亚文化的状况将深刻地折射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化程度。［8］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他们社会化缺陷的形成，或者是因为错误的外界影响，或者是由于社会化进程中的脱节所致，这些负面影响阻碍了他们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内化过程，形成了他们不完全的社会化人格。犯罪亚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多，青少年不完全的社会化程度就越大，导致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教育成功与否发挥学校素质教育作用。学校要把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9］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扫非'，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转播淫秽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10］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 王洛。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C］。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3］ 陈树恒。怎样预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89.

［4］ 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探析［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戴宜生。中国青少年犯罪情况概述［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0（2）。

［6］ 赵可，白岚。青少年越轨行为概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7］ 肖建国。维护青少年权益中的误区探究［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1）。

［8］ 梅德衡。预防犯罪对策［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9］ 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萨摩亚人的成年》；青春期

一、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缘起

20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杰出代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有良好的学术修养。1923年，米德毕业于巴纳德学院，取得英语和哲学双学士学位。随后米德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有幸结识了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被人类学研究深深吸引，并拜入博厄斯门下从事人类学研究。米德一生共千余篇，出版专著26本，堪称著作等身。其中，通过数次对南部海岸七处地点的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来自南海》三部曲，即《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更是闻名遐迩。1979年逝世的米德被追授总统自由勋章。

1910年前后，以高尔顿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之间，在西方科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人类行为成因究竟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激烈争论。以高尔顿为首的遗传派认为，“遗传的力量在产生人的差异方面不仅远比任何单个的环境因素强大的多，而且比全部环境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强大”。以博厄斯为首的人类学家激烈地抨击前者的主张过于极端，博厄斯明确提出了文化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模式，不是由其生物特征决定，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所处社会的刺激比生物机制更为有效，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

当时美国青年骚动不安的状况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力求找到合理的解释。遗传派与人类学派对于青春期的问题各执己见。前者认为青春期是由生理变化造成的，儿童是遗传倾向的严格综合体；后者认为是后天的文化和教育形成了青春期的难题。为了证明本学派的观点，1925年，24岁的米德前往萨摩亚群岛对当地的土著部落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旨在探寻存在于美国青少年之中的青春期危机在原始文化中是否也存在，为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提供实证依据。

二、《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主要内容

《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是米德于1925年在美属西萨摩亚进行为期九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写成的，米德通过对岛上68位萨摩亚少女进行研究，意图弄清青春期危机在原始文化中是否会呈现出与美国社会全然不同的景象。米德认为萨摩亚的少女在青春期并未表现出西方文明社会中的紧张与焦虑等不良情绪。

米德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米德将萨摩亚的生活描写成具有“普遍的随和性，在萨摩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灾难，也没有人为了特别的目的而殊死拼搏。……任何人的生活的步履都不会被别人所催促不停，也没有人因其身心发展缓慢而受到严厉的责罚。相反，那些富有天资、早熟早慧的人却每每被扼止，以期他们当中最为迟钝缓慢的人能够赶上他们”。萨摩亚人的语言中，没有固定的比较级，人们对于他人的评价非常小心谨慎，最令同龄人厌恶的特征反而是“自命不凡”。

其次，萨摩亚人缺乏专门化的感情。米德发现，萨摩亚的孩子们并不固定地居住于父母处，如果他们不愿意与父母同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想要居住的地方。而那里的长辈也会照料他们，对所有孩子平等相待，同时需要他们帮助劳动。萨摩亚人尤其缺乏的是专门化的良性感情，这主要是由于萨摩亚的户中成分复杂。“萨摩亚人的忠贞是以天计算的，最多按周计算，他们对终身相爱、坚贞不渝的爱情颇不以为然，甚至奚落嘲笑。”

再次，萨摩亚人对性以及生死知识的教育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在萨摩亚，人们丝毫不会禁止孩子们接触任何关于出生与死亡的知识。萨摩亚的孩子们见过出生和死亡，见过流产与尸体，生死之事在他们的早年生活中被剥夺了神秘性。萨摩亚的青年在性方面有比较大的自由，不禁止婚前。姑娘的第一个情人，多数情况下会是年纪较大的男性，比如鳏夫或离了婚的男性。“未婚男女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相会在棕榈树下’的暗地交往，一种是‘阿瓦加’，即公开的私奔。还有一种仪式隆重的求婚。”女的住所仅以蚊帐遮挡，棕榈丛的幽会等情形使孩子们很容易目睹与性有关的场景。如此他们对的认识比较成熟，不会有文明社会的青少年普遍有的骚动和压力。

第四，在萨摩亚人的生活中，工作和娱乐并非完全独立。在萨摩亚，舞蹈是男女老幼都能参加的活动。在舞会中，大人们鼓励孩子参与，儿童从小型的、非正式的舞会中学会跳舞。大人对跳得好的孩子会给予肯定和鼓励，长辈们的训诫会由“坐好，别胡闹！”变为“站起来，尽情地跳吧！”。因此，舞会对萨摩亚人来说是对压力的一种调节方式。孩子们是舞会活动的中心，在其中他们得以充分展现自己的天赋和个性，而不再如日常生活中那样受到长辈的支配。同时，这样子的舞会也降低了青少年面对公众的羞怯感。而且，村中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并不会在舞会中受到歧视，一个驼背的男孩子可以扮演海龟，一位患了白化病的小姑娘会因为舞跳得好而引来人们的阵阵喝彩。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译成16种语言，发行量达数百万册，成为很多大学生学习人类学的必读书目，是文化人类学文库中的一颗明珠，对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对《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推进人类学发展的学术价值的评价。蒋强在《敢于挑战权威的杰出女性――玛格丽特・米德》一文中，认为米德对于萨摩亚少女的青春期研究证伪了生物决定论。由于米德认为在萨摩亚，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并没有经历生物决定论者所认为的必然经历的青春期的苦恼，因而将萨摩亚社会作为青春期危机的反例呈现给世人。徐黎丽，石在《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一文中，作者认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搜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资料，来研究文化和教育对儿童成年后人格形成的影响；证实了文化决定论；丰富发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对《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质疑。虽然《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自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部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书中所认为的青春期的变化并非只受生物性控制，而且还受文化制约的观点在很长时间受到人们的追捧。然而，澳大利亚学者弗里曼却对这本书严厉批评，弗里曼在萨摩亚有着同样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对米德在萨摩亚所做的田野调查提出了质疑。庄孔韶《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一文中提到，弗里曼认为米德的萨摩亚语言只学过一个半月，不足以完成与当地人流畅而深入的沟通，而米德女性的身份，也决定了她不可能参与萨摩亚社会的一些重要场合。米德的访谈对象更多的尚未度过青春期，不能当做从青春期向成年转变的样本。最重要的是，弗里曼对米德所做田野工作的结果也产生怀疑。弗里曼认为在萨摩亚尽管有私下的，但也存在公共道德的约束。乌热尔图在《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一文中着重对比了米德和弗里曼对于萨摩亚的研究。根据弗里曼的考证，米德前往萨摩亚前的准备工作比较仓促，在调查过程中米德没有住在萨摩亚人的社区中而是选择与岛上的美国移民居住在一起。而弗里曼本人自称深谙萨摩亚语言，并参与政治活动，因此田野调查工作深于米德。甚至一些知晓米德著作的萨摩亚人要求弗里曼对米德论证的不实之处予以更正。与米德不同的是，弗里曼认为萨摩亚人对童贞的崇拜到了严苛的地步，他们的社会充满森严的等级制度，萨摩亚民族是一个刚毅且刻板的民族。作者认为萨摩亚社会处于早期的社会形态，是以“听觉文化”为特征的民族，米德对萨摩亚人的理解是对他们自我阐释权的压抑。随着萨摩亚社会的进步，自我阐释的愿望将会一步步实现。

第三，米德对萨摩亚人的田野调查所引发的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20世纪世界急剧变化，时隔数十年后重访田野点的情况是否大不相同，是人类学的兴趣点之一，回访也成为人类学的传统。同样是在《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一文中，庄孔韶指出，后者的回访是对前者研究中失误的订正，数十年后跨时空的回访也可以形成历时性的研究。徐杰舜《人类学洞察性简论》一文，认为米德对不同于西方文明社会的调查是对于“他者”包括不同于自己的“异文化”的探寻，敢于跳出固有的文化的束缚，站在文化相对论的立场，用当地人的眼光体会他们的所做所想。另外，米德通过萨摩亚人青春期与美国青春期少年的对比，实质上是通过“异文化”来反思本土文化，将“他者”作为参照的镜子。《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一文中，作者兰林友认为人类学再研究取向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人类学的再研究取向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已有的民族志文本可以成为后续研究者的起点，成为可以借鉴的“巨人的肩膀”，民族志作为宝贵的学术遗产，可以让我们跨越时空获得新知，又有所启迪增加研究视角。另外这种取向具有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视角。

四、如何“选择”――《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究竟留给我们什么

米德将全书的落脚点放在了为选择而教育上，认为当代美国社会的少年在经历青春期时之所以面临紧张与焦虑是源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给他们的压力，他们面对宗教、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选择，因此作者指出“选择”的重要作用，认为美国社会的青少年面临来自众多群体的不同准则，而不像萨摩亚人那样生活环境单纯而随性。然而我认为，萨摩亚人随性而温和，并不代表他们不会面对选择。比如书中提到，萨摩亚的青少年会自己选择愿意居住的地方，可能是某个亲戚家，每个家庭都像一个小型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氛围。孩子们面对不同的家庭环境也就面对着不同的选择，但我们看到他们生活的很好。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青少年更换居住家庭，会产生不适必然在情理之中。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是否会面对选择，而是如何处理选择。

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代际之间已经无法保持这种单一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何况现在也有很多前辈人需要向后辈人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无法选择让我们的社会回到生活单纯的年代，我们所能做的是长辈在现存的传承中引导青少年。就社会大环境来说，选择多样性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而为青少年确立准则却并非不可为之。就我国来说，主流思想存在，大部分青少年需要接受学校教育，这就为传播主流思想奠定了条件。因此，在合适的地点有选择的宣扬青少年成长需要的准则，不惧怕选择，而是引导青少年选择，是帮助他们渡过青春期的有效途径，也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带给笔者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郑琪.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人格思想探析[D].黑龙江大学，2012.

[2] 德里克・弗里曼.李传家等译.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3

[3] 玛格丽特・米德，周晓红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8：157.

[4] 蒋强.敢于挑战权威的杰出女性――玛格丽特・米德[J].大众心理学，2014（1）.

[5] 徐黎丽，石.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J].思想战线，2005（3）.

[6] 庄孔韶.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1）.

[7] 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J].读书，1997（2）.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066-02

一、青年亚文化的概念界定

（一）亚文化的概念界定

“亚文化”一词最早在1886年以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一直到现在，对它的概念表述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国内与国外有关“亚文化”的研究都是基于“主文化”相对层面的研究。戈登曾经指出，“亚文化”就是指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地域差异、宗教归属、种族背景和阶级地位等一系列社会要素的综合，从而构成一个功能性的整体，对综合性地影响着它们的所有成员［1］。美国的科恩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分析了“亚文化”的概念。从广义上解释“亚文化”，它是指一个文化整体中的各种从属文化，在这些从属文化中，有一部分是与“主文化”相吻合的，也有一部分是与“主文化”不相吻合的，而与“主文化”的价值观相吻合的“亚文化”被称为同一“亚文化”，与“主文化”的价值观不相吻合的“亚文化”被称为不良“亚文化”。从狭义上解释“亚文化”，它是专门针对不良“亚文化”而言的，主要强调与“主文化”之间的不同内容，如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的与“主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近几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从不同的侧面对“亚文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亚文化”的概念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观点。我国的学者朱力就比较认可美国学者科恩对“亚文化”的概念。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另外，我国学者王荣科从政治“亚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政治“亚文化”不仅具有自身的个性与特性，同时还包括与自身相关的各种“反文化”［2］。

（二）青年亚文化的概念界定

“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帕森斯最早提出来的。然而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对“青年亚文化”进行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外对“青年”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意见，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比较早，且取得了非常多的理论成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它的研究中，认为“青年”一般是指十三岁至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因为十三岁至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在我国是正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且包括了我国的在校大学生，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就是包括在十八岁至二十多岁之间年龄的在校大学生。

二、青年亚文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方面的影响

文化环境一般是指一系列客观要素的综合，这些客观要素是受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这些客观因素对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文化环境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是有一定差异的。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指影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大学生的一系列文化要素的综合。

（一）青年亚文化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与环境内的构成成员及其活动发生直接的关系的，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里，“青年亚文化”不仅是高校大学生之间的互动形成的，也是由一些实体所生产出来的。如作家，创作“青年亚文化”文本的作家往往都是一些表达能力极强的。他们有些是一些非常极端或者另类的方式创作引起关注，有些是以反叛主流文化而获得知名度。经过网络炒作和宣传之后，这些作家很快就成为了高校大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如郭敬明和韩寒，他们在当前的高校大学生中的影响力不低于娱乐圈的明星们。

（二）青年亚文化会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产生连锁反应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主文化”一直是占据主流，但是“青年亚文化”也与“主文化”同时并存，彼此相互影响。具体表现在：“主文化”力图采取各种方法去引导“青年亚文化”，而“青年亚文化”不断地对高校的“青年亚文化”进行渗透，并与“主文化”进行对抗，在不断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鲜明风格。但是“青年亚文化”又不能跳出高校“主文化”的大框架，它必须依赖于“主文化”才能不断地生存下去，因此，有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青年亚文化”最终会被高校“主文化”所融合，并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青年亚文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一）青年亚文化严重干扰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特色国情要求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去教导广大高校大学生。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受到了来自很多方面的干扰与冲击，影响了我国广大青年受教育者的认可与接纳。目前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主要受到“青年亚文化”的价值观的严重干扰。1、目前“青年亚文化”中出现不尊重历史、虚构历史以及扭曲历史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影响巨大，使得很多高校大学生不能客观而正确地对待我国的历史；2、“青年亚文化”中的消极观念与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如目前很多高校大学生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缺乏对自己人生的规划，缺乏理想和信仰，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团队合作能力，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而攀比心理严重，物质欲望强烈等。受当今社会“青年亚文化”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现象往往使得高校大学生变得很迷惘，并逐渐迷失自己。

（二）青年亚文化弱化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阶级性，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有些国家不直接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名号直接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在相关的国民教育里往往一定会体现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因此，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体现着一定的意识形态、阶级、政治等方面的内容。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面非常明确，主要就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教育上，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1、因为马克思主义它经过实践证明具有实践性与科学性，被我国广大人民所广泛接受；2、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政权决定了我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口号。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从我国历史的角度出发去引导我国的高校大学生正确地认识到它在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历史必然性。

“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推广以及到被广大高校大学生所消费，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被人操纵的印记。它主要以广大青年为主要切入口，借助我国当代高校大学生比较宽裕的物质购买能力，我国社会的转型以及网络传媒等，对我国当代高校大学生产生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青年亚文化”弱化了“主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使用一些“即时性”的感官刺激来引起广大高校大学生的注意力。目前，在我国社会的“主文化”中，出现很多“青年亚文化”与文化产业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广大高校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与“快乐男声”选秀比赛，它在我国的主流媒介中迅速有了知名度。“青年亚文化”与文化产业相互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广大高校大学生采取实际行动，而这种需求其实不是我们人类的真正的需求，而是虚假的的需求，这种虚假的需求会对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消费需求产生消极影响。

四、结论

“青年亚文化”现象在中国社会不断涌现，并且深深影响着广大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深刻认识到“青年亚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好所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够更好地做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 “大话”文化；青年亚文化；文化资本；疏离；顺应

《大话西游》在内地首映至今已有10年。这10年中，从最初的遭受冷遇到随后的“高热不退”，从大学校园内的私下受宠到成为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材，[i]《大话西游》创造了一个当代中国电影的传奇。《大话西游》及其所衍生的各种“大话”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大话”文化。2004年末，周星驰为宣传其新作——《功夫》到内地多所高校巡回“演讲”，所到之处不仅现场收获了无数学子的狂热和崇拜，而且先后被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聘为客座教授。[ii]这些事件表明，周星驰其人其作已经“楔入”了高等教育体制，“大话”文化也已经与精英文化“亲密接触”。

考察《大话西游》在内地的这10年遭际和变化，人们自然会注意到以高校大学生为核心的青年群体在其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但是反观内地对“大话”文化的批评，只有少数学者以青年与“大话”文化的关系为理论视点，[iii]大多数批评还是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层面上，而且多集中于解读“大话”文化的种种“后现代主义”特征，诸如戏仿、拼贴、断裂、移植、消解、疏离、互文性、“无厘头”，等等。[iv]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大话西游》为什么在社会上遭受冷遇后又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成为宠儿？这一现象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青年群体状况有什么内在联系？《大话西游》及其所兴起的“大话”文化在青年群体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大话”文化在建构过程中与主流文化、经典文化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内在张力结构？等等。本文将尝试借助“青年亚文化”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阐述。

“青年亚文化”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亚文化的一种，所谓亚文化，是指一个更广泛的文化中的亚群体。据此，青年亚文化可以被描述为某个更广泛的文化内主体为青年的亚群体。“文化资本”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Pierre）提出来的，指的是与“经济资本”相对的以文化形式存在的资本类型。“文化资本”是一个人从其所属的团体（如家庭、俱乐部、地区、阶层）所取得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资源，而这些文化修养和文化资源又直接影响到他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成就以及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v]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的或生理的恒久的习性形式存在；2、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3、体制的形式，即以各种教育评价机制体现出客观化的、需要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vi]英国学者莎拉·桑顿（Sarah Thornton）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又提出了“亚文化资本”的概念，用来阐释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vii]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旨在强调“文化资本”再生产社会差异的功能，即“文化资本”通过现行教育体制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功能。桑顿继承了布迪厄的这一思路，试图用“亚文化资本”概念解释青年亚文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制。与上述布迪厄和桑顿的思路不同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多数成员更关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以及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由此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思路：前者（布迪厄与桑顿）侧重于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同一性研究，后者（“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侧重于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研究。为了更准确地描述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真实情形，最好的方法是对这两种思路兼而用之。

一、《大话西游》内地港台同时遭遇平票房“滑铁卢”的文化分析

——“太吵太闹”与“不够搞笑”背后的文化生态差异

1995年8月，《大话西游》开始在港台和内地放映。虽然最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票房高峰，但随后的情况却大出业内人士的预期。在行情最好的香港，《月光宝盒》取得的总票房为2500万，《大圣娶亲》取得的票房总量为2000万，只是收回了成本。与此前《赌圣》的4000万票房，《家有喜事》的4800万票房和《唐伯虎点秋香》的4000万票房相比，其发行和放映整体上是失败的。在台湾地区，《大话西游》的总票房只有2000万，片商赔得很惨，甚至表示“以后对周星驰都没有信心”。在北京，《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两部票房更只有40万左右，不少场次的观众竟不足10人。在沈阳，排着长队买电影票的观众进场后，不等结束就骂骂咧咧、大呼上当。在河北省，《月光宝盒》的票房只有20多万元。由于全国票房的惨淡，《大话西游》的内地合作方西安电影制片厂几年后尚有100多万拷贝款没有收回。[viii]

虽然《大话西游》在内地和港台都是一个发行失败的例子，但是观众层面的原因却迥然不同：内地观众是因为觉得这部影片“太吵太闹”、“没啥意思”，港台观众却是因为嫌《大话西游》不够“疯狂搞笑”。对同一部影片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感受，反映了内地与港台大众文化生态和大众感觉结构的差异。《大话西游》所从属的“大话”文化是成长于香港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但其社会结构的根基却是高度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大话”文化所具有的滑稽搞笑、时空错乱、随意拼贴和粗俗怪诞（也就是内地观众所说的“太吵太闹”和“没啥意思”）的特征，实际上是对生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们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偶然性、变易性和荒诞性的极度夸张，是对社会竞争所造成的精神和生理压力的剧烈释放和缓解。在港台，大众的感觉结构已经与“大话”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已经高度同构化，观众已经习惯于接受周星驰此前影片中的“疯狂搞笑”；因此，当他们看到《大话西游》这部因为带有一些伤感因素而显得不够彻底搞笑的影片时，其感觉结构便不太适应。

内地观众“太吵太闹”的感觉所反映的内地文化生态要相对复杂一些。1995年中国内地社会的基本状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已经正式确立，社会经济结构正在迅速转型，行政干预逐渐减少，市场之手的调节空间越来越大，社会分配不公凸显，通货膨胀加剧，下海、下岗、高等教育收费都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但是内地文化生态转型并没有与经济结构转型同步发生，而是出现了文化生态转型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型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内地社会还没有为“大话”式的大众文化准备好社会结构的条件和感觉结构的条件。内地文化生态主要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者构成，其共同特点正是内地观众对《大话西游》感觉“没啥意思”的反面——“有意思”，即每一种类型的文化能指都有其相对明确的文化意蕴。主流文化的意义核心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精英文化正全身心地投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对主流文化所推行的“两手都要硬”的文化策略形成了正面呼应。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能指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秩序、美德、理想、责任、诚信、操守、节制等文化涵蕴。同一时期的大众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是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纠葛”最多的是王朔式的“调侃文化”。“调侃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用一种戏谑、辛辣、油滑的市井语言，通过戏仿、挪用等方法，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中的一些教条话语和套式话语进行调侃和挖苦。正是通过这种调侃，“调侃文化”也获得了其自身的意义。概言之，1995年前后中国内地的各种文化形态（包括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通过不同方式直接从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其自身的意蕴。

由此也可以看出，1995年前后中国内地的大众文化虽然在形式上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区别开来，但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支撑，其自身形态的演化和分化都还很不充分。由这种文化塑形的大众的感觉结构自然还习惯于对意指明确的文化形式的感知。尽管大众已经开始被抛入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但是长期养成的文化“习性”[ix]使得他们仍然紧紧地抓住传统体制和文化的船舷。人们还没有准备好从此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过一种飘泊无根的生活，让自己的精神漫游在一个能指模糊的文化符号之域。

二、内地高校的《大话西游》热与青年亚文化的匮乏

同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1996年底，在电影院惨淡公映的《大话西游》却在内地高校青年学生中掀起一个“大话”热潮。有人这样描述当年高校“大话”热的盛况：“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大话西游》的名声开始传遍高校了。买盗版VCD的热情犹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在各个宿舍都会隐藏几个绝对够资格的‘大话迷’，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不断使用《大话西游》中的各种对白，惹得更多的学兄学弟们心里痒痒，渴望尝试一下。‘《大话西游》好看’以谣言传递的速度，迅速在各大高校中传开。不懂《大话西游》，不看《大话西游》被认为是与时代脱节，根据《大话西游》改编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随之而出，年轻人以其取之不尽的热情反复欣赏着廉价盗版带来的欢愉，看《大话西游》成为像听流行歌曲一样普遍的事情。”[x]随后的1997年和1998年成为“大话迷”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大话”黄金时期。从1999年开始，“大话”热借助新兴的网络媒体以更加惊人的速度传导和升温，《大话西游》专门网站有四五十个之多，各种《大话西游》的“版本”更是难以计数。1996年底开始出现在内地高校的这股“大话”热的种种特征表明，作为港台大众文化的“大话”文化进入内地后首先是以青年亚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导致这种文化形式变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地青年亚文化的匮乏。

由于高校所担负的特殊的文化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内地高校文化基本上是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统天下。回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的多次文化热潮，几乎都是对当时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直接回应：如对“潘晓”现象的讨论、“奉献精神”的讨论、“自我与社会”问题的讨论等。在这些文化热潮中，高校青年学生一次次满腔热情地充当起引领文化潮流的公共角色，“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几乎是那个时代高校青年学生的群体徽号，而从人们对他们“天之骄子”的称谓中，也同样可以读出社会对他们“准精英”式身份的认可，以及对他们正在或将要担负的文化责任的期待。当然，在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缝隙中，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在社会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高校青年学生的追捧，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港台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崔健的摇滚乐、王朔的“痞子文学”等，都在褒贬不一的批评声中，成为高校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从其流行范围、受众性质和文化特征来看，这些大众文化都应该视为全民性的大众文化，还称不上是青年亚文化。即以崔健的摇滚乐和王朔的“调侃文化”（包括王朔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王朔参与制作的影视剧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这两支内地土生土长的大众文化而论，前者的受众主体是对80年代前的历史有深刻记忆的社会群体，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并不年轻；后者则近乎是一种成熟世故的市民文化，那种参透世态、调侃主流、把玩神圣的“一点正经都没有”的风格显然反映的也不是一种青年心态。

1995年前后，内地的大众文化市场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在1993年北京举办的崔健音乐会上，当年血脉贲张、激动如狂的表情被一张张“松弛的面孔”所代替。[xi]尽管崔健本人还没有失去最初的反抗激情，但是他的文化反抗姿态注定要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面前扑空，显示出“力量”的“无能”（崔健1998年版专辑名为《无能的力量》）。这一事件已经凸显出崔健的反抗式音乐文化与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和错位。1995年底，以“王朔一族”为代表的内地本土大众文化的生产也落入了低谷。从表面上看，这与1995年开始的文化市场整顿和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有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暴露出内地本土大众文化对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的不适。有位学者这样描述内地本土大众文化的不足：“90年代前期中国的大众文化确乎具有某种‘浮桥’的性质，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大都仍以某种方式接着‘文革’及80年代的历史，而90年代商业化大潮自身的冲刷、荡涤，与转型期中国的‘双轨’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则参与制造、呼唤着一个‘历史终结’、接近‘真空’的失忆或曰无忆的娱乐文化结构。”[xii]也就是说，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从内心里并不喜欢本土大众文化总是延续历史的惯性跟自己纠缠不休，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所打造的新型社会结构又在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形式与之配套。这个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应该具有上面所说的“‘历史终结’、接近‘真空’的失忆或曰无忆的娱乐文化结构”。“大话”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没有历史维度、没有明确意识形态内涵的大众文化。但是由于文化结构转型相对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滞后性，当“大话”文化在1995年进入内地时，对于整个内地的文化生态来说，还是稍微着急了一点。

不过，此时的高校青年学生却更有理由得风气之先。早他们若干界学长们的济世热情已经成为上一个年代的历史记忆，历史的宏大叙事已经淡出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主流文化似乎仅仅是教科书上需要他们记牢以应付考试的知识点，而本土大众文化的市民气息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欲说还休的关系，也已经让他们找不到那种贴己的快感和解放心灵的欢乐，商品经济、收费教育、自主择业等一系列新问题让他们有点茫茫然又有点蠢蠢然。一时间，他们似乎患上了群体文化饥渴症，他们的群体文化生活呈现出一大片空白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香港的“大话”文化便悄然着陆其上。 转贴于

美国文化学者阿尔伯特·库恩（Albert Cohen）认为，亚文化产生于文化与结构的冲突之处。[xiii]“大话”文化作为内地青年亚文化，应该说是出现于内地本土大众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之处。本土大众文化与新的社会结构的冲突，暴露了当前大众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裂隙，高校青年学生则是最早地直觉到了这个文化裂隙的存在并感受到了这个文化裂隙对他们文化生活的影响。因此，当文化感觉结构稍稍“滞后”的社会群体拒绝《大话西游》时，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却巧妙地将其改造成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自我与社会关系以及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青年亚文化资本。

三、“大话”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的特征

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的“大话”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以“边缘经济资本”为基础的亚文化资本运作。按照布迪厄的理解，任何形式的文化资本都必须以相应的经济资本为根源，但是在经济资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资本又不能简化为经济资本。“大话”文化在高校青年学生中流行的过程中，有几个经济因素和物质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校园内低廉的电影票价，二是盗版VCD，三是免费的校园局域网。对需要反复观摩学习《大话西游》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社会上10元以上的电影票价显然是难以承受的；高校内部电影院1元、2元一张的“碟版电影”票为他们提供了集体温习《大话西游》的良机。盗版VCD的适时出现为学子们的私下切磋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97年和1998年是《大话西游》盗版VCD销售的黄金时期。《大话西游》和法国影星苏菲·玛索的《芳芳》被并列为盗版VCD中的“常青树”。[xiv]高校周围音像店的出租生意也非常火爆，由于碟源紧张，有的“大话”迷甚至在租碟后即将其据为己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内的PC机越来越多，青年大学生们在中国内地上网费高出发达国家N倍的情况下，幸运地享受着免费的校园局域网服务，在网络上延续着他们的“大话”之旅。《大话西游》版本也由口头流传转为网络写作，交流范围则由寝室、校园走向“无障碍”的虚拟世界。正是依靠这种低经济成本的运作，高校青年的“大话”文化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增殖”、“积累”和“扩张”。上述现象所表现的是这样一种青年亚文化的生成特征：一方面青年群体有着非常旺盛的亚文化需求，同时也具备强大的亚文化建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生活在中国内地的这个群体又缺少必要的经济资本作为建构亚文化的物质基础（欧美社会许多青年亚文化的形成都与其丰裕的经济状况有关，如摩登族等），于是他们选择并利用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这些“边缘经济资本”（如低价影票、盗版光碟、免费互联网等）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第二，亚文化“习性”与“感觉结构”：“大话”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疏离。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青年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对主流文化的积极介入（无论是反抗还是合作），那么作为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高校“大话”文化则倾向于与主流文化的“疏离”。这种“疏离”似乎很难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更像是文化资本市场对青年亚文化主体的一种自发调节。文化资本的这种自发调节功能是通过文化资本转化为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种文化“习性”和文化“感觉结构”实现的。文化“习性”（habitus）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指称不同的社会群体划分社会和看待社会的独特方式。[xv]文化“习性”相当于布迪厄所划分的第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即 “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的“具体的形式”。[xvi]文化“习性”不是外在于文化主体的客观文化资本，而是内在于主体身心的一种文化修养，表现为特定的艺术趣味、知识倾向和行为风格等。文化“习性”的养成也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经由文化主体生活在占有某种文化资本的团体（家庭、学校、单位、俱乐部、协会、帮派等）之中，长期浸染、熏陶而成。“感觉结构”是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分析》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用“感觉结构”表示一种对某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威廉斯对“文化”的一种最广泛的定义）的感知。他认为“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xvii]从“感觉结构”的这种性质，不难看出布迪厄的“习性”概念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概念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重合的。虽然威廉斯将“感觉结构”视为“与生俱来”的品质，但是我们不妨理解为这是他对“感觉结构”是由无意识习得的这一特征的强调。

那么，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大话”文化是如何塑造高校青年学生群体的亚文化“习性”和“感觉结构”的？这种亚文化“习性”与“感觉结构”又是怎样与主流文化疏离的？我们试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大话西游》给高校青年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将“经典话语”改写成“狂欢话语”的绝佳范例。中小学课本中的“经典课文”和大学讲堂上的“经典名著”，曾经是青年学生群体的主要话语资源。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经典阐释权，它们不仅预设了衡量经典的标准和经典文本的特征，而且规定了对待经典的态度和阐释经典的方式：“经典”的文化意指是神圣的、严肃的、深刻的，“经典”的艺术形式是规范的、精制的、独特的，对待“经典”的态度则必须是虔敬的、景仰的、“受洗”式的（反之则视为对“经典”的亵渎）。《大话西游》的到来使青年学子们彷佛“在一夜之间冲破了思想的牢笼，获得了话语的权力，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于是，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了，漫无边际、答非所问、疯言疯语、胡言乱语、自言自语、自相矛盾、言不由衷、言不及义、牛头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是无厘头的表达方式”。[xviii]这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话语狂欢”，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与经典“零距离”。他们发现，原来“经典”也可以像密友一般狎昵，像哥们一般狂醉，像自家的玩具一般可以随便拆散拼装。其二，《大话西游》培育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对文化的一种“游戏心态”。典型的游戏特征是参加者可以随时修改和制定规则，可以无数次轻轻松松地从头再来。紫霞仙子在盘丝洞前用剑一划一指：“整座山都是我的！——包括你！”再现的是青年人在游戏中自封和分封伙伴的情形；至尊宝借助“月光宝盒”一次次重新穿越五百年时空，则像极了无论胜败都可以一次次推倒重来的打牌游戏；至尊宝在与白晶晶的那场让观众心跳加快的激情戏之后，竟然冒出一句：“我只是看你那么冲动，配合你一下而已。”让观众的紧张顿时化为爆笑——原来这不过是一场声光演绎的“戏”。——其实整个一部《大话西游》都不过是取经前的“游戏”，而最为“严肃”的西天取经事件则被括到了影片之外。青年学生群体在反复观摩《大话西游》的过程中形成的“游戏心态”，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解读。其三，《大话西游》助长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的“幼稚化心态”。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幼稚化首先与独生子女比例的增大以及物质生活的丰裕有关。另外，社会结构的松动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柔化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相对减弱，成长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提升力量。其实如果直观地看，《大话西游》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儿童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儿童的许多话语和行为常常让大人觉得匪夷所思，但同时又感到情趣盎然——而这不正是《大话西游》式“无厘头”文化带给人们的感受吗？其四，《大话西游》满足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对爱情的“浪漫感伤心态”。《大话西游》中被狂欢话语所包裹的浪漫感伤的爱情故事，是导致港台票房下滑的主要原因，但却成了内地高校青年对《大话西游》难以割舍的一个重要理由。“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这段爱情誓言的引用率在《大话西游》所有台词中可能是最高的。青年学子们在说出这段台词时的真诚和痴迷，表明他们已经根本不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段话不过是对电影《重庆森林》（王家卫导演）中一段台词的戏仿。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当2001年的某一天，周星驰在3000多名北大学生面前无法完整地背出这段爱情誓言时，“大话迷”们的内心会生出几多失望！[xix]

总之，“狂欢话语”是对“经典话语”的疏离，“游戏心态”是对主流文化的疏离，“幼稚化心态”是对社会责任感的疏离，“浪漫感伤心态”是对现实理性的疏离。“大话”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有效地建构了青年群体的亚文化“习性”和亚文化“感觉结构”。威廉斯说：“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所继承的独特世界作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这段话也同样可以用来描述生活在“大话”文化中的高校青年学生群体“感觉结构”的形成特点。

第三，被夸大的解构功能：“大话”文化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大话”文化的解构功能是被批评者屡屡提及的一个话题。有人说：“在影片中，众多束缚个体行为的事物都被无情地解构，如正统文化、语言规范、时空结构、婚姻契约等等。”[xx]有人说：“在‘后70年代’的青年眼中，无厘头正是对那种陈腐、虚伪、假正经、假清高、假清纯的主流斩钉截铁的拒绝和蔑视，那种恣意的对秩序和正统的破坏让他们体会到强烈的快感。”[xxi]本文并不否认批评者对《大话西游》做出上述解读的合理性，本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大话西游》的“解构”力量的（如上文所述）；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上述“大话”文化的解构功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批评者的文化想象？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文化事实？正因为虑及这个问题，笔者在前面比较谨慎地使用了“疏离”这个词，而没有沿用“解构”这个词。赋予“大话”文化“解构”功能的批评者也许是把“大话”文化与内地本土的王朔式“调侃”文化当成了一回事，后者或许才是“解构”功能更合适的承当者。

“大话”文化毕竟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这一点决定了它对主流文化“解构”功能的先天不足。尽管在它被移植到内地社会后，由于内地特殊的政治/经济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它的文化意义在娱乐功能方面有所减弱，而在“解构”功能方面有所突出；但是这种文化功能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给整个社会结构松绑时，主流文化也希望给自己“松松绑”：别老是缠着我玩，烦着呢！给你们介绍一种新玩法——你们自个儿玩去吧！“大话”文化在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让大众“自个儿玩”的东西。它有一点反叛，但目的是在宣泄；它有一点冒犯，但只是一个恶作剧；它有一点撒野，但不过是在雪地上打个滚；它有一点消解，但却使得这个社会结构的运行更加顺溜。

不难作出这样的比较：一个喜欢王朔式大众文化的青年群体，自然比一个喜欢以救世精英自居的青年群体更容易与主流文化相处；一个喜欢“大话”文化的青年群体，自然又比一个喜欢王朔式大众文化的青年群体更容易讨主流文化的欢心。“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多数成员强调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意义是有道理的，但是桑顿强调青年亚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性也出于实情。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转化而成的文化“习性”所生产的社会差异，从根本上说是这个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同样的道理，作为青年亚文化资本的“大话”文化转化而成的青年群体的文化“习性”和“感觉结构”所产生的文化差异，也是目前这个商品经济社会所需要的。

[i] 李欧梵在哈佛大学授课即用《大话西游》作为教材。参见李欧梵、周星驰：《成长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与周星驰对谈》

[ii]《周星驰: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大师》，《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3日；《周星驰14日受聘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教授》，《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2月15日。

[iii] 周宗伟：《隐忍与释放——青少年中“大话现象”成因分析》，《青年研究》2002年10月。

[iv] 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朱崇科：《消解与重建——论《大话西游》中的主体介入》（《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张薇：《叙述游戏与游戏话语——从到》（《电影评介》2002年第5期。），王瑾：《互文性：名著改写的后现代策略——再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v] [法]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

[vi] [法]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

[vii] [英]《大众文化导论》，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62页。

[viii] 见《大话西游宝典》，张立宪编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ix] 布迪厄经常使用的一个社会学术语，详见后文分析。

[x] 见张立宪等著《大话西游宝典》，张立宪编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xi] 阿坚：《崔健1993北京演唱会述评》，《音乐生活》1994年第1期。

[xii]《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戴锦华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xiii] [英]《大众文化导论》，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26页。

[xiv] 见《大话西游宝典》，张立宪编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xv] [英]《大众文化导论》，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63页。

[xvi] [法] 布迪厄：《资本的形式》，《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页。

[xvii]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向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32页。

[xviii] 阿祥：《为什么北大学子狂追“无厘头祖师爷”周星驰？》，《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

[xix] 参见《自然风趣周星驰 有求必应在北大》，《北京晚报》，2001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