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论文篇(1)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证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证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证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结语

大众传媒论文篇(2)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批判范式；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分析范式；符号学；表征范式

自大众报刊的出现把人类导入到一个大众社会后，人们就从未停止对大众媒介的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媒介。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此，如何面对大众媒介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由于20世纪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学校教育也无法忽视其所带来的挑战，于是在学校中对学生们进行关于媒介的教育也应运而生。媒介教育在其多年发展的历史中，产生过多种多样的实践，迄今都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实践性要大大强于理论性，但如果择要而言，我们可以说媒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教育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范式，而这几种范式都建立在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知态度上。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对大众文化认知的发展如何导致了媒介教育范式的变迁。

一、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与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

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大众文化，但何为大众文化，在此首先要做一界定。英语中的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都可以在汉语中译为大众文化，但严格来说，后者更准确的译法应为通俗文化，它强调的是为大多数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与少数上流社会所拥有的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而大众文化则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的文化。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制造出来的，为了牟利而向群体的公共消费者销售的通俗文化。”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说大众文化仅仅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通俗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为了牟利目的而生产的消费产品，那么正如汉德林所指出，通俗文化与民众所熟悉的日常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文化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更和谐的关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现代社会中通俗文化也多借助于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这导致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几乎同义。本文在讨论中采用这一扩展后的现代大众文化概念。

对于大众文化最早进行深入探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院，后来由于纳粹分子上台，在德国实施法西斯统治，为了躲避迫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流亡美国，并把学院也移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段痛苦经历也使得他们对极权统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同时由于对纳粹政权操纵大众媒介进行宣传和愚弄民众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对大众媒介的消极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到了美国后，他们进一步把政治批判扩展为社会批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在该派学者看来，大众文化是以大批量复制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传播的工业化产品，这种文化重复雷同，缺乏原创性，以盈利为目的，把文化变成了消费商品，缺乏启蒙与自主性的反思，把人变成了一种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在更深一层，大众文化虽然也能满足民众的某些需要，但它却阻碍了他们更为根本的愿望的形成，文化工业扼杀了政治的想象力。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都是巨大的，对大众文化批判也成了一种必要的新的启蒙。

与法兰克福学派遥相呼应，在欧洲本土主要是在英国，同样也兴起了一股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潮流，但其切入点却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这批学者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对人类真正的文化（事实上是他们眼中的精英文化）所造成的危害，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F.Leavis），由于其影响广泛，这股思潮日后也被称为李维斯主义（Leavisism）。李维斯本人受艾略特影响很大，他也同样对文化发展的近代历程持一种悲观态度，并且把这种文化的衰落归因于工业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认为文学承载着“生活”的价值，因而文学不单单是众多知识学科中的一门，而更是捍卫人类价值的集合点，是“对我们文明的意识（和良心）的中心”。作为一名精英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坚定捍卫者，李维斯同样对大众文化的流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与向低水平看齐的文化”，从而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造成危害，因而应该“训练公民去区分与抵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李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其同法兰克福学派却有着重要的区别，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会损害真正的文化，从而对社会权威造成危害，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重点则是社会权威如何利用大众文化来操纵民众；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盛行会导致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能够维持社会权威，他们看到的是这二者中的一种和谐。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的看法，由此也影响到媒介教育范式的形成。由于最早的媒介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英国，因而受李维斯主义的影响最为直接。李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与环境》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学校教授大众媒介的建议，并在书中采用了一些从新闻、广告方面选取的材料。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教授学生一些大众文化来培养他们“区分与抵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自觉接受那些有益的文学遗产。他们相信，只要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与虚伪煽情被揭露出来，学生就会自觉地去抵制它们。这本书以后被修订和重印了很多次。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媒介教育认为，以大众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提供的是一种伪文化，它损害了真正的文化，而媒介教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这样，当时的媒介教育采取的是一种批判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大众媒介及其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媒介教师在课堂上教育学生们不要受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他们只在课堂上讲授很少的媒介内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因而这就像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所说，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由于这种媒介教育在本质上把媒介几乎视同一种疾病，因此认为学生接受媒介教育就像打预防针进行免疫一样，因此这种范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免疫范式”（inoculativeparadigm）。

虽然说李维斯本人在开创这种批判范式的媒介教育时与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后，却对这种媒介教育批判范式的后续发展起了强大的支持与促进作用，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为批判大众媒介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揭露大众媒介对民众操纵与愚弄已经成了后来大众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就算是在今天，虽然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总的来说已不是主流，但其局部影响却时时可见，比如在广告课上许多教师不是教授如何制作广告或分析广告在大众媒介中的作用，而是关注于批判广告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其牟利本质。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这种反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把文化不再视为上流阶层的特权，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念，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意义，人们必须重视审视大众文化，也必须重新确定对待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媒介的态度，由此，在学校中针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媒介教育也同样产生了新范式。这种范式不再强调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而着眼于利用学生对媒介的日常文化体验来进行教育。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拒绝媒介，而是区分媒介上的内容，知道什么是优秀的通俗文化作品，什么是伪劣的作品，并且承认通俗文化中也同样可以产生一些具有自身完整性的优秀作品。这种范式可以称为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由于当时霍尔等人所写的《通俗艺术》一书为教授媒介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因而这种范式也被称作“通俗艺术”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除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新一代的教师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教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过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影响，因而他们很难接受过去那种完全拒绝大众媒介的批判范式，在实践中他们乐于采纳较为客观的分析范式。

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种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其隐含的传播学前提是媒介的影响理论，它把受众视为一种完全被动的群体，他们容易为大众媒介所操纵和利用，并且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也都是负面的，因而决定采用一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与之不同，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更多地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吻合。它承认大众媒介在内容上的良莠不齐，但受众可以通过学习一定的技巧来加以分辨，受众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让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抵制和抛弃。媒介教育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受众。此外，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分析可以让受众进一步认识社会文化的权力本质，这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觉意识。

三、符号学的兴起与媒介教育的表征范式

符号学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符号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符号的学科或总体理论，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诸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会有符号、符号有多少种类及其分类标准是什么、它们如何相互指代等等问题。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士语文学家索绪尔，另一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们在独立的状况下分别提出了关于建立一门通过符号来研究事物的新学科的设想。虽然他们两人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并且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以后欧陆与北美的不同的符号学传统，但在把符号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意义的探究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异。符号学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帝国主义的”学科，因为它被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中，有些学者甚至声称它将会成为一门主导性的学科，因为能用它来解释人类传播的方方面面。

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符号，那么什么是符号呢?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自然是文字，索绪尔进一步把这种作为符号的词语区分为表示音与形的能指（signifer）及表示其意义的所指（signified），它们合起来成为符号（sign）。自然，除了文字之外，图像也是符号，甚至在更广义上说，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视为符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符号都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许多符号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符号群，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一幅图片都是符号的组合，前者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语法组织起来的，后者也是由颜色、图案等种种符号复合而成，这种按一定规则（convention）组合起来的特定形式的符号群，在符号学中我们称之为符码（codes）。符码的概念对于媒介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作为文本的媒介内容，无论其是文字、图像或二者兼备，它们都是符码，都是由生产者按一定的规则生产出来的，然后受众在读解媒介内容时，又按照一定的规则去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过程正好与霍尔所说的制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概念完全吻合。

借助于符号学，我们也不难理解媒介分析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我们知道，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

如果我们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观念来透视大众文化，这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生产过程有时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在这方面巴尔特提供的“神话”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束红玫瑰，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红花、绿叶、带刺的植物，这个概念是它的本义（denotation），但我们也同样会立即联想到它代表着浪漫爱情，这就是它的引申义或转义（connotation）。事实上，这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的符号化过程，作为能指的玫瑰花与作为所指的概念构成了符号的第一层，而整个第一层又可以作为能指，而其所指则是爱情。有不少符号都具有这样两层含义。但问题在于，当这些符号的引申义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看到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一样，这时这种引申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本义，而巴尔特的神话概念指的就是这种被当作本义的引申义。在红玫瑰代表爱情的神话中，爱情的含义事实上是我们人为赋予给红玫瑰的，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我们在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人们赋予某种物品以某种意义，并且利用这种意义来引导受众。比如，我们在电视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说某种牌子的手表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样就使手表作为计时工具的本义让位于它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身份、地位象征的引申义，这也就是在通过制造一个神话来引导受众消费其产品。除了神话这一具体分析工具外，如果从总体来考察，那么在符号学的视野中，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商品，它是涉及到生产机构、文化产品及受众三方面的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建立了一种通过符号学来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模型，具体包括对生产者/使用者、使用者/物品、生产者/物品三方面的符号解析。

大众传媒论文篇(3)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忌讳相同词语在一个语句当中重复出现的，诗词的这一要求更为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则不然，它不仅由于有时是信息传递不可少的原因，有时也是出于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考虑。所以，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当中，有时表达某个新闻要素的词语可以重复运用，不过，这种重复后的关键词，在某些方面已经跟先前的关键词有所不同了，具有了新的新闻信息含义。例如：1.《贤妻》糟蹋了“贤妻”两个字北京晚报2013-3-15尽管时代在变“贤妻”标准也在变，但一些大的原则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如对爱情的忠贞、不离不弃等都是必备的要素。电视剧《贤妻》引起了大战“小三”的“贤妻”话题，但编导似乎更热衷取悦于趣味低级的观众，以逐利目的来吸引人的眼球，这绝非高尚艺术，而是污染文化环境。在标题里，“贤妻”一词两次出现，但前后的意义却不相同：“《贤妻》”是电视剧专名，“‘贤妻’”却是偏正短语。

新闻中表达的意思是：《贤妻》并未塑造好“贤妻”的形象。再比较下面的标题：2.《咬文嚼字》“咬”上郭敬明称其为错字大王人民日报2012-2-193.《咬文嚼字》盯上郎咸平：怎能用“红火”形容惨剧搜狐文化频道2012-5-1标题2重复了“《咬文嚼字》”（刊物专名）中的“咬”，因势利导批评郭敬明的博客里有太多的文字、词语差错，堪称“错别字大王”。这样一来，郭敬明语文错误的一种程度就跃然纸上了。标题3没有利用《咬文嚼字》中的“咬”，而是换用了“‘盯’”这个动词。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标题非但没有突出郎咸平用词失误的程度，“盯”的人为意味也比较浓郁,而淡化了新闻客观性的语体色彩和“零度”风格。所以，还是标题2的传播效果更好些。有时，并非重复新闻标题中的整个关键词，只是重复了其中的某个成分，此种情况更表明重复关键词的修辞艺术是大众传媒新闻标题的一个独有属性，因为这时重复的关键词分别表达了新闻要素和对新闻要素的评论。这种关键词的重复，还可以是同音词的重复，表现出因势利导的修辞特性。例如：4.三门峡一景区搞“扯蛋”大赛不少游客批太扯淡大河网2012-4-164的新闻内容是：该景区搞“扯蛋”游戏，规则是在广口瓶内放着几个系绳的绿皮鸡蛋，线绳另一端由参与者抓着，随着主持人插科打诨后的一声“扯”，参与者就一起往外拽鸡蛋，后出者为失败者，得要戴上画有乌龟的“绿帽”加以惩罚。这游戏虽新颖好玩，但大多游客却对此反感，认为格调不高。“‘扯蛋’”与“扯淡”形体不同但读音相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批评。

二、词语动态化

这种修辞方式，是让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与另一个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在组合时形成联动关系，从而使新闻标题产生出动态化的语义关系，让标题活跃起来。如：5.“愤怒的小鸟”飞进现实：上海将建主题公园人民日报2012-7-3“愤怒的小鸟”是芬兰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小游戏。如今，“愤怒的小鸟”已从游戏世界飞进现实空间，Rovio.9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开设“愤怒的小鸟”实体店，并推出了玩具等“小鸟”衍生品，上海也出现了首个“愤怒的小鸟”主题公园。标题巧借“小鸟”的动作特征“飞”入题，浮雕式地传递了“上海将建主题公园”这一信息。6.“朝阳”在俄罗斯绽放中国石化报2011-1-11新闻中说，2006年中国石化的“朝阳”标志出现在俄罗斯乌德穆尔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2007年2月，中国石化与俄石油公司在UDM公司的发展战略上达成共识，推动UDM公司呈现出价值上同向、战略上同构、经营上同谋、效益上双赢的良好发展态势。“朝阳”作为中国石化的企业标志，标题用它的“绽放”来说明中石化在俄罗斯的业务不断拓展，这不仅让标题更为简练也让它衍生了动态感。下面是同样的用例：7.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数千人争享“最后晚餐”北京晨报2008-11-14日8.扬子鳄有望“爬出”濒危名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4-11在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的最后一夜，数千顾客争相品尝着这“最后的晚餐”。7通过“哈德门饭店”来激活“最后晚餐”，让它们建立起了连贯的动作性关系，这不仅形象地传递了新闻信息，也留给读者留下了艺术妙趣，会联想到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扬子鳄的固有动作就是爬，8的标题结合扬子鳄的行动特点配合以“爬出”的动作，不仅让新闻的“主人公”形象活脱起来，更再现了拯救扬子鳄于濒危名单的艰难历程，由此而使新闻的主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对比性映衬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中，可以利用新闻要素提供的机缘，通过不同种类事物的对比来映衬人或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从而凸显出新闻价值。例如：9．胆子不小，带着手枪想进车站案子很大，一窝逮了20多个毒贩扬子晚报2010-1-810．贫困县县委书记被曝配百万豪车上假军牌大洋网2013-3-19这两个标题中，9把“胆子不小”与“案子很大”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新闻要素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密集了新闻信息，突出了案情的重大和新闻的不寻常价值。10是说辽宁省西丰县闫姓县委书记超标配150万元豪车并套用假军牌。

标题中用“贫困县”与“百万豪车”进行对比映衬，凸显了新闻事件的报道价值。再如：11.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居民照常生活新华社2013-4-23一场七级地震，让雅安芦山所有当代建筑的房屋全部毁损，但百年老屋、红30军司令部住过的那幢木质房子震后还依然耸立。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在地震中除屋脊脱落几块瓦片外没任何损伤。标题通过“百年老宅“和”屹立不倒”及新闻中钢筋水泥房子全部毁损的对比，表达了造房的关键不在技术而是否有良心的报道主旨。四、多样化比喻。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在运用比喻时，可以是多样化的。新闻标题中的比喻本体，是新闻要素，而喻体可以直接替代本体，也可以是新闻要素和喻体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标题部分。例如：12.印染厂有个“炸药库”青岛早报2011-1-1113.居民暗藏“炮”库新闻晚报2010-2-4这两个标题都是将新闻要素“烟花爆竹”用喻体“炸药库”和“炮库”直接来替代，既凸显了险情的严重性，也容易使读者了解新闻的内容和主旨。以上是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新闻要素）的例子，下面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标题中的用例：14.哈尼梯田：追续千年的大地雕刻光明网2013-6-2915.像挖煤一样挖文化光明日报2013-6-29由于新闻标题有引题、副题、主题等分别，有时本体和喻体会出现在标题的不同位置。例如：16.玲珑剔透的视觉盛宴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即将亮相中国文化报2007-7-517.十年磨“剑”近观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报刊文摘2008-9-26上述两个标题，16的“视觉盛宴”和17的“剑”都是喻体，其本体分别是副题中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和“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新闻要素。除了上述创新性修辞和变异修辞的方法外，大众传媒新闻语境的特殊性还为它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可能，即用表达新闻要素的关键词去替换既有词语（尤其是俗语）中的某个成分。这样就会使本体显现出一种新鲜变化的意境美来。例如：19.“湿露露”称和干露露的不同在于高雅与低俗株洲新闻网2012-7-1620.西班牙报告证实存在“挂牛头卖马肉”新华网2013-4-17上述标题当中，19的新闻说国内嫩模吴雨婵身材火辣，因不吝啬展现姣好身材及敬业程度而有“湿露露”之称。但随着她逐渐走红，其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为此，她试图澄清与干露露的差别所在。标题中的“‘湿露露’”是仿造焦点名词“干露露”而成的。

大众传媒论文篇(4)

关键词：大众传媒艺术品市场积极与消极作用

马克思曾形象地借喻：“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当今社会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已是不争之实，依据马克思所言，当艺术商品实现价值的惊险跳跃时，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所有者即艺术家。然而艺术家是市场的中心，没有了艺术家哪有艺术品市场？众所周知，艺术家是艺术品市场成功的中坚力量，艺术经营者是帮助艺术家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艺术批评家对艺术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守护力量，以及保证其有序发展所起的引导、教育、监督与规范作用。

一、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市场格局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太快，就像冲牛奶或咖啡一样，快速冲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或不够成熟，随之表现的是激进中的市场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兴盛及艺术投资热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油画市场就存在雾里看花的现象，似乎被国际市场牵着鼻子在走，让话语权掌握在国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现一些国外势力利用艺术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强行推销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艺术家为了一味迎合国际人士的意识形态倾向，创作了一些色情味浓、丑陋古怪的作品，成为了收藏者跟风追捧的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审美情趣，致使那些彰显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深受影响，无容置疑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体积极正确引导，发挥其权威性、群众性、教育性以及覆盖面广的特点，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采用直观浅显、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组合，让社会大众清醒地了解并认知，使其沉浸在一个轻松自觉的享受过程中，形成自觉接受的思考习惯，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达到影响消费的目的。就像传媒理论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传媒是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它可以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改变人，通过有效地宣传、介绍、报道，使艺术品得以迅速传播、流通并扩大影响力和公众注意力，牵引并提高受众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为艺术家与消费者创造一个及时宽松的互动平台。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开放性和重复性等特点，对社会起到“t望哨”的牵引作用，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大众传媒的可利用资源之中，创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与观念，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向公众宣传、介绍有关信息，解读艺术家，诠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可以让真正的艺术佳作反复地进入观众的视线产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力，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鉴赏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们选择生活享受的商业价值取向，并使之转化为影响人们个人品位、社会定位尺度的标准，彰显当代艺术品市场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的极大影响力。总之，艺术品市场的落脚点是购藏群体，他们才是使艺术品成为现实商品的最后买单人，是一个健康良性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艺术欣赏者兼购藏者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品生产与流通全过程的终点，有了生产与消费才有市场。

概言之，中国艺术事业的荣辱与兴衰必须依靠艺术市场作支撑，一个良性的市场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也会给艺术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的优胜劣汰，还会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与艺术追求。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积极支持大众传媒，及时为市场把握先机、适时为那些市场基础好、有收藏投资潜力的艺术品宣传造势，为那些弘扬正气、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东西文化认同的艺术家呐喊助威，帮助中国艺术品市场抓住主导权。

二、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监督和规范作用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纵深发展，自然地拓展了行业中的不同角色，尽管中国是在没有画廊时就有了拍卖公司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一级市场中的画廊、艺术经纪人、艺博会等都表现活跃；二级市场中的拍卖公司也异样火爆;还有美术馆、艺术馆、鉴定机构、策展人和艺评家、购藏群体等都在积极参与。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体系中，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表现出角色的错落与颠倒。例如，导致了一些艺术家作品在一级市场都没形成影响的情况下，就直接到拍卖会去捣乱;更有甚者是有些鉴定者、策展人和艺评家的沽名钓誉，丧失了中立者的本分与良知，与艺术家或艺术经营者勾结抱团，急功近利，肆意为赝品、伪作或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摇旗呐喊，丢失了基本的艺术公道和职业道德，致使部分艺术品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此外，艺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所难免的会不断出现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的矛盾。有些问题是法规漏洞与滞后造成的，有一些问题则是诚信、恶意违规引起的。如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品真假不负责”的条款，成为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假画大行其道的护身符，拍场上的恶意炒作、虚假成交等等让不少买家上当受骗。还有由于市场上缺乏权威、公正的鉴定机构和合格鉴定人才，一级市场中真假问题也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等等。然而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期待规章的约束。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艺术品等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形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市场行情的不断走高，行情呈火爆态势，但是如果问题不妥善解决好，势必会影响艺术品健康正常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都渴求着媒体的激浊扬清。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大众媒体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当市场的守护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公正选取、真实报道、客观评价，将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媒体的公信力，市场的诚信力，让消费者放心，经营者欢欣。因为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让媒体曝光”这句话的威慑力与震撼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应该高举“监督大旗”，借助大众传媒的特有权威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多视角、多功能、广覆盖以及直观、综合、可复制等商业化特点，广泛宣传报道，提供实证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会的阴暗现象和消极负面的因素，透过现象揭穿本质，透过消极弘扬正气，成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确认识大众媒体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利益和行业引导的矛盾。有些媒体由于近视眼前利益而人为操纵，带来信息的和内容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一些媒体如此助纣为虐，不但阻碍行业的发展，最终葬送的将是他们自己。毕竟，行业有行业的规律，客观、公正是媒体的铁律，艺术媒体也不例外。如果一些媒体自己将客观、公正置于脑后，那么最终艺术行业也会公正、客观地将他们抛弃。客观地讲，经过长时间徘徊的艺术品行业发展至今确属不易，行业中的诸多不规范现象逐步暴露出来，乃属成长中烦恼。作为媒体，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引导，如何促进规范，不断推动行业做大做强，做行业的守护神和公器，而不是急功近利去讨好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摇尾乞求短期的一点微利，当然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一时可能会帮助利益集团，但是以牺牲行业、得罪大多数为代价的做法的确是不足为取，试想如果自己都不规范，何谈规范行业呢？如何切实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艺术品市场上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职业道德和员工素养，恪守规范，自觉抵制有偿报道、虚假报道，把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之外；其次，大众媒体是“当之不愧的受托人”，它受党的信任，受人民之托，他代表的应该是人民的心声，体现国家的意志，他理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切不可错乱自己的角色，切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浮夸炒作等有违人民和国家的事件发生，只有遵循好媒体的基本规律，切切实实服务行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双丰收是必然的。第三，我们的政府也应当代表人民给予媒体多方面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之根植于大众，立足于社会。大众传媒强调传媒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众化的艺术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略显不足，经常地不排除受利益驱使的人为有意或无意的集体造势和炒作现象，使人们在对艺术品消费渴望的同时，产生了迷惑性甚至恐惧心理，容易失去艺术品的原本意义而成为时尚化的广告宣传品或简单复制品，导致媒体成为浮夸追逐时尚的消极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实属正常；与此同时，转瞬时逝的视觉冲击也可能导致艺术家急功近利、追求短步之快的伪劣之作，势必产生假冒伪劣、求新求快、求刺激的快餐文化和流行艺术市场泛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地会有艺术家为了迎合媒体、市场和公众，而采用人们熟悉的图像或艺术史上著名的图像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挪用、复制和拼贴他人作品，最终导致了市场的肤浅混乱。代表新新人类的波谱艺术，表现的艳俗作品大多缘于此。

总之，过渡的商业化乃至炒作会导致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康法文的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遭遇着“唯利是图”的市场天性的排斥。艺术市场的过渡繁荣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着画家们超量生产，作品的肤浅与平庸加剧了艺术低级趣味和价值取向的扭曲；大众媒体的不健康炒作使艺术品的生产、创作和消费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然而我们相信，作为“兴在百业之后，衰在百业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随着大众媒体的登台亮相，通过多渠道开拓、多途径挖掘、多平台展示，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保障，逐步提高艺术家在当地甚至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社会定位，建立稳定可靠的商务交易，使艺术品的消费经常地处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品经营者、艺术评论家等市场各要素有机互动、竞相角逐，精诚合作，市场必将百废待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人民出版社P124

[2]尧小峰，艺术媒体需要什么[Z]雅昌艺术网专稿2008年5月

大众传媒论文篇(5)

关键词：大众传媒　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　大众文化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问题主要’围绕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媒体批评等展开。其实，一直以来，文学与传媒之间就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现代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进行，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可以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传媒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因为报纸和杂志等是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通道，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文化的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一直以商雅自居的严肃文学逐渐失去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开始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传媒控制下文学批评的走向

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暗礁的“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者”“传声筒”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功能特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中，大众传媒凭借其自身优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本身也在传媒的影响下朝大众化趋势发展。许多文学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等，如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继“触电”，文学作品开始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许多束之高阁、不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经荧屏即会家喻户晓。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传媒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他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某电视剧、某电影的编剧等。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逐渐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大众化，文学批评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从文学批评的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种理论为框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阐释，这使它具有了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预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其内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文学批评逐渐降低了其学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锋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和深刻。具体来说，它呈现出如下走向：

文学批评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和天众化。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太深奥，学理性太强，只在一定的圈子内被认可，与受众之问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大众传媒却改变了其批评方式和风格。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它要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采用便于人们理解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否则，它就会失去大部分读者。从受众接受程度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与受众之间关系密切。而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的背后又蕴涵着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可以这么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笔、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成为传媒上最活跃的批评方式，它们在大众报刊、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这种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势，但这种批评方式有时犹如蜻蜒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理论研究。为了满足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表现力和冲击力，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于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开始走俏。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后，就会遗憾地发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向大众靠拢的同时也稀释和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位。

文学批评趋于泛文化和边缘化。进入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冲破了之前的“苑囿”，开始转向文化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拓宽了文学批评对象的外延，不再仅限于文学自身。当今社会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处处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特有的直观影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对影像符号的接触与解读来进行娱乐和思考活动。由此以来，人们的审美化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审美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本，“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兴致勃勃地进入了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含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文学内容的泛化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空间范围变大，文学批评正转型为文化批评或泛文化批评。由于泛文化倾向可能会遮蔽甚至取消文学的独立地位，于是有学者发出了“文学批评的缺席”、“文学批评的退场”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视野空间。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林舟对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的研究；陶东风关于电视广告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进而揭示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论对文学产生强制性的包围和入侵，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因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学。长此以往，文学空间就会萎缩。文学批评泛文化的同时也会造成其边缘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文学作品，而且其理论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只有不断满足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才会被受众所认可，在这种趋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再有自己的独特性，再加上商业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驱动，使得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媒体批评的出现与发展也是文学批

评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它是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这类批评最初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像《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介的评论版都很不错，评论者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不言而喻，媒体批评更多的是注意事件性、趣味性和新闻性，即使涉及文学现象和创作等也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不像纯文学批评那样深入到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文学批评趋于娱乐化。著名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又做了补充，认为大众传播还有娱乐社会的功能，而且得到认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大众传媒呈现出娱乐功能中心化的趋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文学批评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扮演批判、启蒙、审美等角色，也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

目前，文学批评娱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新闻性、趣味性、事件性，而文学批评本身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批评对象也日益时尚化、新闻化、漫画化，这不仅损害了批评对象的主体性，而且也直接危及到了批评本身。回看2006年的《百家讲坛》，于丹通过电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给大众炮制了一个她心中的孔夫子形象，她对《论语》的解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批评家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在媒体制造的神话中，面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几乎看不到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批评”，而是拿孔子做道具的“娱乐”。但这种轻松的、带有娱乐性的“批评”方式却极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对此敢于去质疑吗?300万的巨大印数就足以让你哑口无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批评虽然让大众更加接近了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文学的真正本质。文学批评的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猎奇、娱乐消遣的心理，这也是传媒时代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所驱使的结果。

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空间的“和谐”建构

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这里既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布满了沼泽与陷阱。文学批评该何去何从?文学批评如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谋求自身的道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能否有效地进人大众传媒，影响受众的视听和舆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与传媒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代传媒的一部分，文学批评不可能离开媒体而单独存在，由于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立场，一定程度上又阻碍着它与大众传媒话语之间的交流，但大众传媒又是需要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大众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传媒通过专家学者对各种话题的讨论，实现和巩同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力和思想垄断权。这说明二者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是有契合点的。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平衡点和支点，也即建构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和谐空间。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理论探讨：

第一，文学批评应该以某种文学理论为支撑，不能完全脱离文学自身，文学批评可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相结合，充分体现二者融合后的共同优势。比如目前出现的网评，报纸也开始推出电子版，改变了以往纸质媒介不易保存、不可复制等缺点。事实上，文学批评自身为了拥有尽可能多的受众，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积极地向媒体靠拢，无论是在语言上、板块设置上还是批评风格上等都受媒体影响之深。

第二，在大众传媒的带动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开始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批评的空间，批评的主体性也有所改变，以往评论的权利往往是学院派的评论家、报纸编辑，而传媒控制下的文学批评主体开始多样化，可以是作家、评论家，也可以是普通受众，主体问的互动性增强，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一线性模式。文学批评也可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向大众普及自己的学术理念，让学术走出纯理论的桎梏。

大众传媒论文篇(6)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 受众 受众参与

近年来，新媒体事件频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新媒体事件”（New Media Event）的定义，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对这一概念做如下界定：“新媒体事件”（New Media Event）脱胎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提出的“媒体事件”（Media Event）的概念，是指依托开放互动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通过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重点参与传播，从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事件。“相对于传统的社会事件，新媒体事件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参与程度高、社会轰动效应强等方面的特点。”①本文基于新媒体事件广泛的受众参与特点，以分析新媒体事件受众参与的内涵、参与度、原因以及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新媒体事件受众参与的内涵

受众参与是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独立要素参加到传播活动中的观念和行动。受众参与理论概念源于社会参与理论，又称受众介入理论。由美国学者J・A・巴伦在1967年发表的《对报纸的参与权利》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渊源于美国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一种受众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众参与媒介的观念迅速扩散；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互联网被广泛应用以来，传播渠道迅速增长，传媒与受众的互动性空前加强；进入21世纪，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环境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手机网民规模达到2.77亿。

新媒体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和信息流量，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低成本、高互动、高开放、零等级的传播特点更加方便大众使用，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实现交流沟通、政治参与、娱乐休闲的主要渠道，其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

以新媒体为传播平台的新媒体事件，依托新媒体技术的强大互动性、开放性、平等性等传播特征，使受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到其传播过程中。借助参与新媒体事件，受众的话语空间得到扩展，通过新媒体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成为社会生活的评论者、参与者甚至是管理者、决策者。

新媒体事件的受众参与度分析

新媒体事件广泛的受众参与这一特点人所众知，但是不同类型受众参与者的受众参与度却是不相同的。新媒体事件的受众参与者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直接参与到新媒体事件传播过程中的受众。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手机短信、博客、播客、微博、SNS网站、BBS论坛、QQ、电子邮件等参与新媒体事件话题的讨论，阐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影响他人的观点和行为。这一类是新媒体事件的主力参与者，他们把自己真正融入到了新媒体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第二类是新媒体事件的“观众”，更形象化一点也可以被称作“围观者”。他们对新媒体事件的参与度不高，热心度不够，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而被动地去观看，或许把新媒体事件当成了一种“热闹”来欣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浏览观看也是间接参与了新媒体事件的传播过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类受众是新媒体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是受众参与度最高的群体。第二类受众只是单纯的事件观看者，他们或许是提高了事件的点击率、提高了事件的关注度，但是其自身并没有与事件本身发生更深的联系，受众参与度几乎为零。本文是研究新媒体事件的受众参与行为，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一类真正参与到新媒体事件传播过程中的受众群体。

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原因分析

从被称为“网络舆论年”（2003年）的“SARS事件”开始，到后来不断出现的“孙志刚事件”、“史上最毒后妈事件”、“杭州宝马车事件”、“躲猫猫事件”、“华南虎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等，受众都抱以极大的“热情”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中，是什么原因促使受众如此“热情”地参与其中呢？本文将从受众、媒介、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受众自身的原因。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传播，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利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的一个重要方面。“传递信息是生物体得以保持自身与外界信息畅通，获得安全感的一种生物本能。此外，传播还是一种权利，话语权是当下被认为的一种重要权利。而此前，传播的权利都集中在精英手中，平民大众从来都鲜有掌握大众传播的权利。”②之前话语权的缺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受众对于传播权利的渴望与向往，他们希望有更多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人是群居性的动物，对新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寻求是受众参与动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玛费索里（Maffesoli，1996）曾指出，“受众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寻求与其他受众主体间的情感关系”，“社会正在经历一个‘部落化’的过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受众交互式的参与提供了多种方式和渠道，促使了具有现代性的新的社交群体的形成，形成新社群的基础正是受众对某种事物产生的相互认同感，并培育了受众新的集体归属感。

可以这样认为，受众积极参与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众渴望获得传播权利、渴望在大众传媒上展现自己的内心驱动、寻求新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外在体现。

媒介原因。新媒体事件的传播载体是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支撑的，新媒体几乎使每个人都成为媒介所有者，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新媒体强大的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等传播特点，使得新媒体成为个人表达的有力武器，受众只要通过新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等就能实现点对点、点对面的即时交流，实现信息的快速传播。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因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而模糊不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因新媒体技术的进步而不断缩小，直至最终消失不见。

受众通过网络BBS、博客、播客、微博、SNS、手机短信、彩信、视频等新的媒体形式编辑信息、信息，信息的传播变得简单而快捷。例如受众通过新媒体的社区论坛，用留言跟帖的方式实现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互动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和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地位借助于新媒体无与伦比的高效性和优越性得到显著的提升，受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零距离地参与到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正是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受众才能参与到从最开始信息的，到信息的扩散，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引发的大讨论，到事件最后解决的几乎整个传播过程，而受众在此过程中所投入的关注以及自身所获得的关注都是前所未有的。

文化原因。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随着经济、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根植于市场经济沃土而成长的大众文化早已壮大为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影响了人们和社会的发展面貌。

而随着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以新媒体为传播平台的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彻底将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传统的文化结构和秩序被打破，大众的热情被点燃。在新媒体时代，“新一代人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习惯于压抑欲望和情感，他们注重现实的娱乐和消遣，轻松表达即时的情感。这种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对未来空泛承诺的文化理想的否定，也有利于打破原有的文化体制和模式”③。

正是在这种大众文化日益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使得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意识日益增强。

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影响

纵观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媒体事件，内容多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其中蕴涵了较强的矛盾性、复杂性以及冲突性。受众通过参与新媒体事件的传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意愿，使得新媒体事件变为一种话语力量、舆论力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这一点看，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探讨。

积极的方面。在新媒介环境下，依托新媒体技术的强大互动性、平等性和去中心化的传播特征，使得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为传播平台的新媒体事件成为受众表达自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通道，话语垄断权被打破，形成新的反映舆论、交流观点的公共空间。受众通过参与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现自身话语权利的扩展，从而获得更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政治、文化资源，扩大个人权利的空间。

由受众参与推动新媒体事件的发展进程，从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在中国已形成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以“躲猫猫事件”为例，正是由于新媒体网站如网易、凤凰网等的病毒式传播报道后，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形成挑战传统权利话语体系的强大舆论力量，使得相关部门重新调查真相，最终出台了改进措施。

受众通过参与新媒体事件传播，介入其讨论，迫使事件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进而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得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等权利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传播透露出日益增强的公民行动意识与志愿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具有很大的民主化意义。

消极的方面。群体极化――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非理性化。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④这就是群体极化效应。换言之，通过群体讨论，无论最初的意见正确与否，其观点都会被强化，使得原本温和的观点取向变得强烈，甚至是偏向极端。传播学经典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勒庞的群盲心理理论同样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发言者，新媒体事件的开放性传播环境为持有相同意见的人们聚集和相互影响创造了条件。依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人们普遍具有从众的倾向。在新媒体事件传播中，数量庞大的人群通过互联网、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很容易卷入到关于事件的讨论中，个体的观点行为被大众群体所影响，造成意见的趋同，从而使个体的观点意见能量被聚合在一起形成意见群体能量，通过能量的聚合而最终走向极端化的倾向，并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结语

新媒体事件的传播过程，可以说是受众实现自身参与性的过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受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对于新媒体事件的参与诉求越发强烈，越来越多的受众将加入到“参与”的大队伍中，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也将更进一步彰显，新媒体要愈加重视受众参与的实现。而如何规避新媒体事件受众参与的群体极化现象，推动受众参与新媒体事件良性发展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 释：

①蒋建国：《新媒体事件：话语权重构与公共治理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9（2）。

②栾轶玫：《电视平民化传播的“心理动因”》，《青年记者》，2006（1）。

③陈力丹：《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与舆论引导》，《现代传播》，1997（3）。

④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大众传媒论文篇(7)

关键词：媒体；舆论领袖；网络大V；舆论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35-02

一、大众传媒的功能与意义

大众传统媒体主要是指报刊、广播、电视等这些传播媒介。大众传媒传播信息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影响大等特点。拉斯韦尔在其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概括为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三项功能。之后查尔斯赖特和施拉姆对其功能研究进行不断补充，现在可以大概归纳为五个功能即宣传功能、新闻传播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实用功能和文化积累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众传媒自上而下的向普通大众传播信息和进行宣传。大众传媒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还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大众传媒掌握着信息传播中的主动权，决定着让公众看到哪些信息。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新媒体走进了公众的生活，如微博、微信、QQ等新型网络社交媒体深入了我们的生活，庞大的个体通过各种社会网络相互联系，聚合成了极大的信息交流群体，这给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和影响。

二、Web2.0下的新媒体与传播革命

（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影响舆论的区别

传统媒体的传播大致是单向传播，即传者向受者发送消息，但受者向传者反馈信息很滞后，在引导舆论方面，传统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功能对信息传播后大众的舆论走向作一把握和掌控。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决定公众对某一事物和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上往往不能起决定作用，也就是大众传媒无法决定公众看到所传播的信息后的反应，但却可以决定让大众看到哪些信息和隐藏哪些信息，在这方面大众传媒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对某一事件的一系列整合和设置向公众传递出大众媒介想让公众看到的信息，从而改变大众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这一时期的大众传媒给大众和现实世界中构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大众也很难接受到信息的全貌。直到电视的出现，也加入了传统媒体的行列，成为了主要的传播媒体，相较于报刊和广播，电视具有更快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但仍是传者占主导地位，甚至具有了更强有力的议程设置能力，对大众舆论有了更强烈的引导力。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型传媒即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社会舆论格局的面貌，新旧媒介的融合构成了新的传媒生态环境，自然也构成了新的舆论格局。自从2010年微博热潮来临后，很多热点舆论话题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微博这一新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基于新媒体环境下，微博、BBS等网络社交媒体深入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舆论的构成和舆论话语权都产生了改变。

（二）传统媒体下的传播与新媒体传播比较

在过去的传统媒介生态环境下，舆论话语权一般牢牢地被传统新闻媒体所掌握，传统媒体对公众接受的信息进行议程设置，公众处于信息交流过程中被动的地位。自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后，如网络论坛、网络社交媒体、个人网站因为其匿名化、互动性强等优势成为了舆论的重要发源地。微博更是成为了热点舆论话题生根的土壤。从2010年开始，许多引人注意掀起巨大舆论的事件都源自微博。从“郭美美事件”再到“温州动车事件”，这些都是一开始以微博上碎片化的信息滋生开来，加上微博上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大V的关注和热议，从而成为了重要公共事件。微博依靠便捷化、时效性强、碎片化等特点优于传统媒体，一跃成为引导舆论的主要力量。据《2011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报告》，微博已成为第二大舆情源头。

一条140字的微博，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引起轩然大波。在很多重大公共舆情事件出现时，往往都是知情人士或消息灵通人士通过微博第一时间微博，特别是一些关于重大公益社会问题一旦被微博上的舆论领袖在微博上转载评论，就会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进而导致舆论的扩大。与此同时，政府官方微博也会参与进来，辟谣或者引导舆论，官方媒体也会通过微博即时更新和对于此事件的消息和评论。微博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角色。公众将微博当作一个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和释放情绪的地方，所以一旦微博上出现了关于某件公共事件的讨论时，就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公众的广泛共识。微博中的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出现，开始了激烈的碰撞。

（三）微博大V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大V，这一新鲜的专有名词随着微博的兴起被人们所广泛熟知。网络大V主要是在微博这一社交平台上，一部分名人、学者、明星、民间草根等因为在微博上具有一定的粉丝量和追随者，且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而通过新浪微博后台认证后，以加V的方式，表明他们与普通微博用户在微博的话语权的不同。微博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生态环境，普通公众利用微博可以成为一个新闻人。各个领域里具有一定地位的成功人士和很多来自民间的草根都聚集在这个舆论中心地，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粉丝成就了很多知名大V，而这些大V们同时也成就了微博。大V们因为拥有相当多数量的粉丝，站上了微博舆论金字塔的塔尖，掌握了微博世界里的舆论话语权，这与以往传统下的舆论领袖有所不同。以往的舆论领袖大多只是所谓的“精英”人士，普通大众很难在传统舆论场中占据话语权，而随着微博的发展，微博给予草根阶级话语权，草根们从舆论热点的旁观者逐渐成为了舆论热点的参与者和讨论者。在“微博打拐”这一网络中，微博用户利用了“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优势传播方式，给网络大众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传播平台，每个微博用户通过随时随地的相传和浏览相关信息，以及微博大V们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此可见自媒体环境下的微博不仅影响了舆论的格局，使得草根的话语权扩大，同时也促进了舆论的平衡发展，能够表达发表意见的人也逐渐增多。

大V 作为网络媒体环境下的舆论领袖，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网络大V可以依靠其在社会某一领域的广发学识为公众分析事件和信息，引导公众更深入的获取事件背后所传递的信息，大V们因为拥有一定的追随者因而可以卓有成效的引导舆论走向，形成良好的舆论势态；另一方面，网络世界因其特有的匿名性和不真实性，谣言的传播和不良信息的传递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如果网络舆论领袖没有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将本没有太大社会影响力的谣言散播开来，或自身传递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则会导致舆论的低俗、虚假性、甚至绑架公众舆论，导致群体极化进而从网络世界延伸到线下活动。对此，网络大V个人来说，应当合理使用自己的话语权和珍惜自己在公众间的良好口碑，应该意识到微博是一个公共舆论的领域，担负起作为网络舆论领袖的责任和义务，传播真实客观地信息，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不利用自己的舆论话语优势妄加评论或驳斥他人的观点；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应对网络大V进行合理的监督和监管，积极地引导大V们在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后主动及时的为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消息，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引导舆论向良好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舆论影响力的当下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形式复杂多变，更需要社会和谐稳定。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意表现形式，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大众媒介引导社会舆论所产生的效果有其两面性。积极的舆论，可以把群众的视线聚焦到社会的一些阴暗面，有利于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加以改善，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并且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监管手段，加强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网络媒体由于具有及时、快捷报道的特点，成为网民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因而当消极的舆论势头在网络环境下滋生，将一发不可收拾。在某些情况下，当主流的新闻媒体由于种种原因不便报道或者报道的事实不足以使人信服时，社会舆论很可能会被谣言或者不良信息所引导，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增加社会信息透明度刻不容缓。

四、结 论

自从近代报刊的出现，中国社会出现了大众传媒这一产物，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公众舆论。直至现在网络多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公共舆论格局从原来的政府主导到现在政府、媒体、公众的三方对舆论话语权的博弈，有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传媒技术会带来媒体和传播的革命性变化，舆论领袖的构成也从原来的传统的“精英”到草根也成为舆论领袖的组成部分。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丰富了媒体传播的形态和方式，虽然形式不断在变化，但传播的基本内容以及意义不会变，大众传媒作为引导公众舆论的主要途径不会变，舆论领袖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作用也不会变。无论何时大众传媒舆论和舆论的影响力对社会发展、管理意义都是十分巨大，都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程道才.网络时代科技传播的碎片化策略[J].当代传播，2009（4）.

[2] 刘锐.微博意见领袖初探[J].新闻记者，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