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篇(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然而，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理学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因此，超越物欲至上、技术异化与娱乐至死，解决当代技术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难题，依然有待于努力。

【关键词】 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审美悖论；审美正义；人文价值；文化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当代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身体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它也许是趋时的、媚俗的，但是它却为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所以，在当今这个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发达是必然的。而消费时代技术的专制与市场逻辑的横行，使早先谦卑的人类接连宣布“上帝之死”、“人之死”和“作者之死”；从物质丰盈、思想平面化和艺术划归生活的部分现实参照及理论臆想出发，有些人又不断探讨“艺术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甚至“宗教的终结”和“哲学的终结”等问题，将高高在上的一个个精神圣像掀翻在地。同时，消费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且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市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已不止向人们述说那曾经存在的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和审美乌托邦。

面对这种深刻的世俗化和广泛的民主化浪潮，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经受到强大冲击，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实质上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狭隘圈子、避免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悲观消沉，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普遍泛化后的新变化、避免经典美学话语的失效和审美批评的失语甚至缺席；调整视野后的新美学，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立足点，为新时代的文化变迁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法与解释，并进一步提炼其中蕴藏的审美新经验，使之凝聚成人类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正是新的历史时期人文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理论契合点。

从唯审美的精英文化启蒙到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经典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内聚模式，当代美学的建构也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进入到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然而，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因此，大众文化审美之维的内在张力需要以美学的“悲剧之思”与“神性维度”来制衡消费逻辑主导下的“欢乐黑洞”与“装璜艺术”。从对具体的大众文化文本的美学细节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审美理念从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净化）的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快感追逐，短暂性、平面化和时尚化代替了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特；整个时代的美学主调，从推举崇高庄严的悲剧艺术转而嗜好滑稽幽默的喜剧艺术，沉重的形而上追思和精致典雅的美学趣味成为少数精英思想者和艺术家的专利，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欢娱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嗜好与审美趋向。毋庸置疑，以“欢乐”／“快乐”为诱饵的大众文化正试图完全放弃精英文化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以肉身快乐为核心的文化幻象，如此一来，也许最终会使大众文化在本雅明所担心的“审美物化”中彻底丧失了文化自省的可能性与精神自由的宗旨，这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身体本位的欢乐寄托与视觉文化的经验重构是大众文化的新型审美理念与想像方式。审美的身体本位化使大众文化不像经典艺术一样迷恋观念和思想，而是致力于制造一种身体幻象，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娱悦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趣味；美学的视觉转向使大众文化常常呈现为高品质、虚拟性甚至能以技术之“真”淘汰生活之“真”的影像文化，传统的以文字中介为核心的想像方式被视觉想像与技术想像所替代。人们借助大众文化带来的身体欢乐与视觉冲击，试图实现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借助时尚文本，大众文化实践着以身体欢乐与视觉解放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狂欢，其喻示的审美理念与诗学内涵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这种美学剧变连带的社会效应却尚待考察——尤其是以“审美疲劳”为表象的欲望亢奋问题以及由娱乐化导致的思考衰竭与是非泯灭等问题；总之，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日趋严重，审美正义的缺失日渐明朗。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教授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这样郑重告诫世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冲击的当代美学，要完整无缺地退回到经典时代是不可能的；建立在存在论哲学上的体验论美学既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即：在保留审美“在世性”成果的同时，呼唤神性的复归！当前的大众文化产品很少能够提供出具有心灵震撼力的、深度而永恒的“体验”，留给人们的多是一些观念性的生活“记忆”甚至是一些奇闻轶事；当前的神性追求则是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上全面发展之路。世俗化与消费主义导致的人文精神大滑坡，结束了大众文化与人文艺术的蜜月期，情与理、内容与形式、经验与思想之间的张力从此松弛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境下，保留审美日常化和大众化的正面成果，在多种快感体验中努力恢复精神快感的触动与悠长，借鉴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对存在状况执著拷问的“神性追求”，以精神神性或曰超越性对抗不断下坠的物质世俗性与技术凝固性，并将这种精神不坠的内涵重新注入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在保留其外在形式美和趣味多元化的同时，努力提高它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以增强其触动人们心灵的能量，使大众文化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以传统的宗教超越性论审美，实在是对人类审美活动的莫大误解；同样，人类审美活动也不同于“酒肉穿肠过”式的世俗生活。审美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而是密切关注此生的超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超越的超越”——表面上它对人类物质感性的超越极为有限，但其内在的精神指向却与普通的世俗生活大相径庭，是一种外在丰富同时内在充盈的诗意化生存，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审美离不开现实人生，但它决不是“满足”与“迷恋”，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与“珍重”；释放、抚慰、减负、宣泄只是审美光谱中的低限，由衷的身心俱悦才是审美的正效应。正是缘于此，审美从最高意义上说是以带给人类欢乐、自由、解放与光明为己任的，是以教人奋进有为为目标的，并合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感性、愉快、当下”确实是审美的三个源发点，但决不会是它的归结处；在源发点与表象上，大众文化与审美有了密切的契合，但现有的大众文化文本却少有进入审美超越的最高境界的，少有使现实人生成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此生”的，这是现有大众文化文本的最大缺憾——具备了一些审美表象性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审美噱头”，却缺乏审美超越的基本精神，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时代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英雄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综合后遗症。总之，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理学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

尽管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然而秉持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不断质疑大众文化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揭露其潜藏的物化性与意识形态性神话，引导其超越欲望渲泄造就的肉身快感及仿像审美造成的视觉晕眩，实现肉身与精神的直接统一与完美结合、展开高科技支撑的新媒介层面上的审美想像空间，已成事实的大众文化也许并非毫无前途。朱大可先生认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

无论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他们都不会否认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死与自由”，而理想的生存形态是“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或者将人生的目的笼统地归纳为“欢乐自由”。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就认为：快乐和痛苦是道德的大教师，自然使人期望幸福、避免悲惨，这是影响人类行动的自然倾向或自然原理；引起快感的称之为善，造成痛苦的称之为恶，人人都追求幸福和快乐，期望一切属于善的东西。这就是代表了近代精神的约翰·洛克式唯我主义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因此说，欢乐／快乐的人生不但是人们的现实追求，而且是人们的永恒理想。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正是以“欢乐”与“自由”为允诺和旗号，试图导引着人们历炼高雅文化教导之外的别一样人生。这不禁令人想起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它既可以看作是一部欧洲人文主义的现实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警世寓言，但前提是魔鬼靡菲斯特首先使垂垂老矣的主人公浮士德恢复了青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游历的机会，然后给了浮士德“想要什么就能实现”的现实结果；但是大众文化的神话在诱导人们的欲望与透支人们的娱乐之余、是否有魔鬼之能而真正兑现其允诺呢？西美尔在一个世纪以前写道，现代的人发现他所存活的社会世界，是由外在客体组成的，而这些客体仿佛有着它们自身的生命，是压抑个人的外在力量，因为最初虽然是人创造它们的，但到头来他却不能完全将其吸纳而据为己有；产品与生产者的分裂，构成了大众文化这个概念的本质。

“欢乐”招牌是相当诱人的，大众文化制造的身体幻象、提供的游戏化心理经验及帮助人们克服的认同焦虑，使人们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忧伤与悲哀，但是，这种以“形象的欲望满足”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体验是否能够自动沉淀为一种审美新经验呢？现代化对技术扩张和财富增殖的无限要求，在极大限度为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现实前提的同时，包含着对人的自我关怀和自我肯定的消解和否定，因为它所包含的普遍交换原则和技术优先原则，在削平一切价值的同时，也必然包含着对人自身价值的削平。这是现代化运动所包含的普遍的物化力量。当代生存的悖论情态就是这种普遍物化力量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而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当代形象游戏在文化层面上展现了这种力量和结果。以商品推销为目的的广告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制造一种超前的消费体验，刺激人们的占有欲，人们则为了获得这种虚幻的体验而去购买；出于占有目的而非真正使用目的，商品消费从生存活动变为消费者身分地位或社会形象的选择。这种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使人与真实自我相异化，也使手段与目的之间产生了逆转。因此，每个成熟的人文学者都要尽最大可能弥合审美泛化表象、欢乐想像瞬间与失落的审美批判、文化反省之间的鸿沟，将审美介入进行到底。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看问题，王一川先生提出：“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

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大众文化 审美特质 娱乐性 矛盾性 媚俗化

近年来，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同时它的发展也与当代经济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媒体的改变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股声势浩大的大众文化思潮，一直被置于正统文学或文艺学研究的边缘，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不曾有很大的进展与突破。作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必将具有某种特定的审美性，为此我们必须审视大众文化，既要赞同它的优越性与合理性，又要批判它的某些弊端与不足，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解释，挖掘大众文化自身的审美价值，并为社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

近现代的中国大众文化产生于20世纪的后半叶，它兴起于当代的都市，是一种与工业发展、全球化媒体发展等相关的文化消费形态。大众文化主要借助于现代传媒的广泛发展，生产大量的文化产品，并附有一定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等特点。在大众文化产生过程中，体现了生产者的审美意识，其文化产品在生产者的支配下也具有某种艺术涵养、文化内涵和美感气息等，这一切的文化活动也体现为社会意识与主体审美精神的统一。

在艺术社会学视野下，大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它的发展体现了审美创造与审美意识的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并构成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各种形态，其自身具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两重性。在精神上，大众文化体现生产者的审美意识与精神内涵；在物质上，大众文化迎合并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充盈文化市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日常生活性、娱乐性和技术性等特征影响和改变当代大众的审美观念及审美方式。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审美价值取向由伦理中心走向多元化——时尚、世俗、感性化。”①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的审美特性：

第一，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目前的文化市场上，各种娱乐节目争奇斗艳，如《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中国好声音》等，这类节目能让观者开心愉悦、开怀大笑，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大众文化借助发展速度突飞猛进的大众传媒，可以最广泛最大限度地娱乐观众，观者在娱乐的同时也不断地受到大众文化产品的刺激并将产生新的娱乐诉求。娱乐性这种新的审美特性随着大众文化的逐渐普及化，在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缺失。如大众文化的大众化与普遍性，造成其与传统文化、经典文化连接上的断层，最终将导致文化产品精神内涵的缺失或者匮乏。

第二，大众文化的矛盾性。大众文化的矛盾性体现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上，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现代化的特性，但从大众文化产生的时间顺序来说，它产生于传统文化之后，又必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的矛盾性也体现在商业特性与文化特性中，文化产品既具有商品价值又具有精神文化价值，商品特性决定大众文化受控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调控作用成为平衡两者之间的途径，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商业特性与文化特性往往相背而行。在今天，大众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充，并对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但大众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取代主流文化，更不能占据与支配整个文化市场。

第三，大众文化的媚俗化。在市场竞争激励的前提下，大众文化在满足受众娱乐的同时，受利益等条件的驱使，一些内容上表现为肤浅、庸俗，形式上显示出享乐、拜金、腐败等倾向，从而造成大众文化的媚俗化、低趣味，极大地影响了文化市场的良好发展，并进一步导致了受众思想上的腐败与文化素养上的庸俗。大众文化媚俗化在新闻界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明星绯闻的炒作、英国BBC窃听丑闻以及对社会阴暗面的大肆报道等，这些都表明大众文化缺乏一定的规范，一味地媚俗，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在当代，审美化已经成为普遍追求的社会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对审美的正面价值是主要的，对审美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潜力，我们应积极挖掘其对审美的精神价值，充实其精神内涵。”②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与剖析，也应朝着学术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以推动国家文化的健康发展。“大众文化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大众文化是对审美观念的解放，也是对审美需要的极大满足， 承认人们的感性生活和物质享受的合理性， 改变了审美文化的封闭状态和单一格局， 实现了审美的共享， 促进了审美文化的繁荣。”③面对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更好地发挥大众文化的作用，必须加快进程。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应该发扬其优势，舍其不足，理性分析其自身的审美特性，并借鉴外来文化的先进观念和文化产品的制作经验，丰富和提高自身的素养。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调和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关系，使它们在和谐统一中相互发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互通有无。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文人雅集》.批准号：11YJA760035）

注释：

①姚武.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审美狂欢”与“审美疲劳”[J].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6）.

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篇(3)

大众文化音乐审美审美教育

说起音乐，人们都知道它在陶冶情操、人格塑造和综合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提倡大家多听音乐、听好音乐。什么样的音乐才能被称为“好音乐”？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音乐审美”的理论问题。

既然是“音乐审美”，就应当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美”？什么又是“音乐的美”？美学大师、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说，“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①而当进一步具体到“音乐的美”时，音乐美学家、史学家于润洋说：“它既不存在于音乐作品这个声音客体的种种属性之中，也不存在于接受者主体的主观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这二者之间微妙的‘关系’之中……它产生于音乐作品中潜含着的那些审美属性同接受者音乐审美感知这二者之间的‘碰撞’和‘契合’之中。”②这样的论断使我们认识到，一次完整的音乐审美过程一定要包含客体（即审美对象自身）、主体（即接受者）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重要方面。

接下来用音乐审美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时下对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音乐现象——由各类媒体频繁组织的音乐选秀活动。这类活动借助电视及网络传媒的力量，其影响颇有燎原之势，因此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一度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音乐的“高雅与低俗之争”就是针对这类节目展开的。争论的一方认为，这类选秀节目违背了艺术规律、鼓动一夜成名、错误地引导观众和选手，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认为，选秀节目本身并不代表低俗，普通大众并非故意要与“高雅”的严肃音乐划清界限，而是由于严肃音乐自身过于高昂的票价、学费及相对狭小的交流圈子等因素阻碍了它贴近民众的道路。因此，我们依然有必要从审美的角度和教育的观点出发对这类音乐现象加以分析。

一、音乐审美的相关分析

就音乐类选秀节目而言，一般说来它们所具有的共通之处主要是娱乐化、商业化和大众化。将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可得出结论：这类节目通常由商业化模式进行运作，其中所涉及的音乐较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故应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与精英文化相对立，是娱乐的音乐而非专为审美所作。

既然大众文化并不以审美为目的，那么这样的对象其自身是否具有潜在的审美属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关于这一点，从对这类节目性质的分析中就可窥见，为了达到最终获得商业回报的目的，节目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包含诸如激烈的赛事环节、出色的选手外形、精巧的舞台设计等能够提高其收视率的因素。而作为一档以音乐为核心的节目，最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还是选手的嗓音是否优美、歌唱的功底是否扎实、作品的演绎是否动人、个人的特性是否发挥、舞台的表现是否恰当等相关音乐元素。而正是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音乐审美对象中那些潜在的审美属性。

在这类节目中除了这些美的因素外，偶尔还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少数选手过分求新求异，甚至不惜用丑化自身的方式来满足某些观众的猎奇心理，以求一夜成名。这种行为无论从审美的角度还是教育的角度来看都是不恰当的，值得庆幸的是这毕竟不是主流。对于大众文化的全面观察和适当引导可以帮助我们及时把握社会的审美取向并不断对其加以校正。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强调审美主体在大众文化中的作用呢？这是因为在这类大众文化特别是音乐类选秀节目中，审美主体具有双重特征。因为，从参与者的角度看，他们首先要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选择合适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处理，最终通过自己的演绎将作品呈示给观众。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自身就已经成为了一次审美活动的主体。而从观众的角度看，他们也按照自己的标准品评参与者的表演，并选择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选手进入更高一级的比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从中获得审美体验，其自身也就成为了这一审美活动的主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有心还是无意，选手和观众都已在这类节目中成为审美活动的主体。而这也就是这类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所特有的审美主体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特征决定了提高这类大众文化的关键就在于审美主体。

二、审美教育的应对措施

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是根本性的。欧美音乐社会学家曾经做过相关研究，“统计数据显示出在所有国家教育水平和严肃音乐欣赏之间有无可争辩的相互联系”③ 。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中小学基本只面向在校学生进行相关教育，而高等院校则不然，作为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教育全日制、函授和进修等各类学生，这些学生一方面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储备人才，他们的修养水平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的整体国民素质；另一方面，作为成年人，高校学生在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和能力方面较之中小学生更为强烈和适合。因此，对高校学生普及和强化音乐审美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于当今和未来都是巨大的。

教育学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即“因材施教”。不同的教育对象，比如音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在校学生与社会大众等，他们在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这就要求施教者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标准，以求使他们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最好的发展。而关于加强音乐审美教育的论述也将在“因材施教”原则的指导下展开。

首先从占高校学生绝大多数的非音乐专业开始。与音乐专业的学生相比，这些学生一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因此，即便是高等学校的天之骄子，仅在音乐专业知识方面与一般大众也没有太多区别。虽说专业音乐知识的掌握情况与音乐审美能力直接相关，但是审美能力的高低却并不仅仅依靠专业水平，而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个人的文化修养、艺术品位以及生活环境等都对其审美能力产生影响。作为接受过12年（小学、中学、高中）教育又经历了高考的严格筛选并最终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而言，实际上与一般大众相比，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综合素质。鉴于此，针对这一类学生的审美教育应当从普及音乐基础知识、提高欣赏水平方面入手以补其不足，进而达到提高其整体音乐审美能力的目的。

其实，关于这方面的尝试很多高校都已经展开。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国外的很多名校开设了一些普及音乐基础知识的公开课，一经推出就在网络上受到了“淘课族”的一致追捧。这类课程往往由知名学者讲授，内容丰富全面，风格活泼幽默，讲解深入浅出，能让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关于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在风格、创作、表演及欣赏方面的相关基础知识，既拉近了严肃音乐与非专业学生的距离，又在潜移默化之中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相对于非专业的学生来说，对这些专业学生的审美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毕业后将从事相关的音乐教学、创作、表演和评论工作，他们的审美水平和能力的高下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学生和普通大众。所以，加强对音乐专业学生的审美教育，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优秀的学生，更在于为整个社会培养良好的榜样示范，其影响可谓深远。

总的来说，在加强高校学生的音乐审美教育方面，无论是针对专业还是非专业的学生，我们都应将“如何根据审美理论，考虑学生的审美需要或欲望，根据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以及审美规律的制约，处理好满足学生的自然需要与完成教育目标之间的关系”④作为努力的方向。

除了教育各类学生，高校还担负着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社会责任，具体到提高音乐审美能力方面，就是如何发挥高校的人才和智力资源优势为普通社会大众提高其音乐审美能力服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其实是多种多样的，而国内的很多高校也已经对此开展了不少全新的尝试，比如组织专业教师和学生参加各类群众性演出活动，当然也包括上文所讨论的音乐类选秀节目等大众文化形式，将高水准的音乐融入其中，以提升活动的总体质量，为观众带来良好的音乐审美享受。还有不少高校通过与普通群众艺术团体合作建立社会实践基地的方式，在锻炼教师和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这些群众团体的音乐表演和审美能力，从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开设社区公益性讲堂、举办免费专业音乐会、建立面向大众的专业实习教学点等方式，都有效地解决了“高票价”和“高学费”的高门槛问题，扩大了高雅音乐的欣赏圈子，切实拉近了普通民众与高水准的严肃音乐之间的距离，为提高社会大众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帮助作用。因此可以说，在提高普通大众音乐审美能力方面，不少高校都较好地完成了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结语

大众文化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虽然其制作的初衷仅仅是一种为娱乐和消费而存在的精神商品，但所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却令我们不得不对其投以极大的关注。我们肯定这类文化当中积极的一面，同时也看到其在审美水平和艺术品位方面所存在的不足。通过对这类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中审美主体二重性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要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就必须从提高审美主体自身的审美能力和音乐素养方面入手，而教育恰恰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途径。这场以提高大众音乐审美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活动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作为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高等院校应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人力与智力资源优势，在完成必要的教学工作之余还要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为实现提高大众音乐审美能力的目标尽一份力。

注释：

①李泽厚.美学旧作集[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47.

②④于润洋.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美学文选[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2.12：137—138，478.

③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M].周耀群，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88.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学旧作集[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

[2]于润洋.音乐美学文选[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2.12.

[3]林华.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0.

[4]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M].周耀群，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

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大众审美文化;大学审美文化;理念价值;传承构建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public aesthetic culture, university aesthetic culture should notonly inherit thegood traditions of ideas and values, but also keep pacewith the times to constructand perfec.t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aesthetic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has to pass on the humanistic and guiding ideas. on the otherhand, on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 ithas to construct the innovative ideas combinedwith the transcendence, with the pursuitofharmonious beauty,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ofmankind as its goa.l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esthet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constructing humanistic valu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with the is also nee-ded.

key words:popular aesthetic culture; popular aesthetic culture; ideas and values; inheritance and construction

20世纪9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迅速发展,人性世俗欲望的诉求是其兴起的基础,电子媒介为其插上了翅膀,市场经济为其提供成长的沃土。随后,大众审美文化带着娱乐性、商品性、视像性、复制性等特征,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并冲击着大学审美文化。

大学审美文化作为一种精英文化,是在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引领下,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和大学生实践活动的互动中形成的。然而,由于大众审美文化对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和理念造成了一定的消解和颠覆,所以,当代大学审美文化一方面有必要接受传统审美文化中优良部分使其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根据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构建新的审美理念与价值。

一、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中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传承大学审美文化理念是大学人在总结长期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大学人经过理性思考和高度概括形成的,是对大学审美文化的本质性、规律性的判断和看法。[1](p332)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形成,既有大学发展历史上原创性的成分,也有根据已有理念再创造的部分,还有借鉴外部先进理念的成分,是继承、学习、借鉴和创造的结果,当下的大学审美文化在此基础上,传承了传统审美文化的人文性和引领性的理念。

人文性主要表现为自大学创建之时就以育人作为根本宗旨;以关注人的具体生存、启示人生意义、引导人去追求人性完满的特性为根本目标。《大学》开篇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是指为学与为人之最高目标境界,最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为教、为学、为人的“大学”理念,显示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如今的大学审美文化仍然显示其独有的人文精神,表现在:指导大学生在感性的审美中进行理性的思维;从关注感性生命出发,在审美的过程中体会美的意蕴;启示人用理性的思维思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完善审美理想追求人性的完满、人格的完善、人性的自由。大学校园建设是大学审美文化人文性理念得以传承的环境条件,大学校训是大学审美文化人文性理念得以传承的形式载体,大学审美教育是大学审美文化人文性理念得以传承的根本方法途径。人文性是大学审美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独特价值的表现。

引领性是指由大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对社会在经济、精神、人才方面的引领作用。从知识的角度看,大学不仅传授知识,而且创造知识;从人才培养来看,大学承担着精英人才培养的使命;从大学本身来看,大学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大学最具有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人文精神。因此,引领性是大学审美文化价值的体现,是大学办校的理念宗旨。大学审美文化引领性理念使得大学生更加具有责任意识、敢于担当、道德感强烈,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由于大众审美文化本身很难自主、自觉地形精神的机制,所以就特别需要外部力量的引领。这种引领更重要的是入乎其中,激活、提升大众审美文化的精神属性和价值意义。当一批批具有较高审美修养和人文素质的大学生进入社会的时候,当新的审美文化理论融进社会的时候,自然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的经济、人文精神产生积极作用。

二、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下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构建传统大学审美文化理念总是围绕着感性形式、理性精神、超越功利、审美愉悦,以求共鸣、神韵、意境的审美享受和精神升华。然而,在大众审美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理念被颠覆,大学校园里的庸俗化现象,大学办学的功利化追求,特别是大学生游戏人生的态度等等,都足以说明大学生审美文化人文理念被消解。梳理或重建大学审美文化理念,要求大学生要在理性与感性、情感与理智、集体与个体、大学与社会、现实与未来之间寻求平衡。

第一,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审美文化理念。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综合了人的自由性、创造性、超越性、目的性的特征,大学审美文化理论创新以关注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把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和理念的重要内容。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总是在主体、对象、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关系中展开,主体、对象、环境等因素在实践中形成认知关系、伦理关系、审美关系,由此而产生真、善、美。

大学审美文化理论的创新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和当代实践的感性倾向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找到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引导审美实践的健康发展。超越性是对当下的反思批判,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是在传统的文化形式和现今的文化状态下有所创新,创造新的审美文化载体和形式,以此来表达大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审美理想。超越性本质上是要靠主体自我去超越功利和世俗,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现存状态,在克服具体实践难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创新意识和创新品格。创新理念正是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其办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种办学理念和实践理念,使30年代的清华名师云集、睿才荟萃。时至今日,清华大学仍以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为我国培养大量的社会精英。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来临,为审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文化环境;大学理论研究者的反思和独创精神,是大学审美文化理念创新的关键和希望。

第二,在审美文化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中,构建以追求和谐美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审美文化理念。泰戈尔是一个典型的“和谐美”论者,他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发现了美,并给出结论:“美是梵性的和谐真理的感性显现。”各种美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组合秩序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就是美,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离不开和谐。和谐是一种关系,以多种要素相互并存为前提,以相互作用为关键,以相互融合为目的;和谐是一种状态,一种有序、协调、平衡统一、完美的状态;和谐还是一种超越,超越世俗的欲望,超越生命本身的限制,超越人格完善的境界。如今我们强调和谐,是因为我们缺少和谐,现在的审美文化只强调娱乐、和利益,只是一种所谓的美,没有真、善的基础,不是和谐的美、真正的美。

马克思说过:“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追求美,就是追求和谐,追求进步,追求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和精神。通过和谐美的追求才能使人得到和谐的发展。大学生不仅渴望知识的索取,更多的是对美的追求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的关注。和谐的美能够激发人的情感,在情感中融入理智的真与感性的善,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实现人的和谐发展。

三、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下大学审美文化价值的传承所谓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渗透于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子系统。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人类各种审美方式和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总和,具有独特的功能、意义和价值。[2]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大学生与审美、大学生与社会两个方面。

首先,从审美文化的方面来看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表现在:第一,审美理想是当代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审美理想能够指引当代审美之路的发展方向;引导美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强化美学的道德价值;指导审美理想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最美的理想目标。

《列子》以“心凝神释”为审美理想,《淮南子》以“真人之游”为审美理想,这些审美理想都以“美的自由人生”为人生目标。第二,审美观念体现着大学审美文化具有美化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审美观念是大学生在审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直接指导大学生的审美活动,制约大学生对美的创造,规定大学生立美和审美的方向,因而必然成为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审美观念直接受世界观的指导和制约。[3](p141)因此,大学生作为社会的建设者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完善审美观念。第三,审美趣味体现着大学审美文化具有美化人生活的价值。在精英审美文化群中,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史记”和“诗骚”传统审美趣味。晚清时期,小说这种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也开始具有了较高的审美趣味。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学则成了当时“高雅的审美趣味”。不管怎么演变,审美趣味都反映人在审美活动中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需要,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和现象表现一种富有情感的、具有个性的主观偏见和兴趣。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精英应该传承审美文化的人文性和高雅倾向,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不能被世俗的大众审美文化同化。

其次,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还体现在人与世界的整个关系上,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审美使人直面自己的灵魂,从而将自己的全部心灵秘密揭示出来,使人的心灵渗入生命意义之光。[4](p134)审美,是人与他人心灵的沟通和灵魂的默契达到彼此深切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爱”正是在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中形成的。每一种审美文化都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现象的总结,反映了时代人物的形象与时代的变迁。通过审美活动,达到自身关照,实现自身的净化。审美文化不只是对具体、现实现象的反映,而且是关注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与终极价值。审美文化的价值同时表征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大学审美文化的人文性与引领性不仅标志着对世界文化体悟的程度,也标志着人关于存在本质的最高哲学的理解。人通过审美认知世界,直观自身,体现人的价值。

四、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下大学审美文化价值的构建大学审美文化随着主流文化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变化,也会随着大众审美文化负面的影响而产生动荡。国家危难之时,大学生会挺身而出,吹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号角,当受到大众审美文化商业性、娱乐性、功利性的冲击,大学生又涌动着“一切向钱看”的暗流。大学审美文化价值在政治信念与理想信念、价值判断与自我价值、心理意志等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更多地是要体现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使自身提高的发展的同时引领大众审美文化向更高的层次提升和发展。

第一,大学审美文化人文价值观的构建。在人文性理念的引导下构建大学审美文化的人文价值,是大学审美文化发展的需求。在我国古代,人文教育很受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套完整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并造就了一个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群体阶层。[5]根据价值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宗旨的特性和人文的以文化人,促进人的精神升华和自由发展为本的特性,可以得出结论:人文价值是满足人探索生活意义,追求理想生存,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人文价值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因为人文价值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着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对大学文化的其他价值起导向、统摄、促进的作用。

人文价值产生于现实与理想的相互作用;人文价值指向于人的精神世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人文价值的目标指向于实现人的生存意义、人性完满、人的自由发展。人文价值体现在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认识和把握物质生活对人的意义就体现出人文价值;当自然科学显现人类的精神追求并应用于理想生存境界的创造时,也就体现出人文价值。

第二,大学审美文化社会责任感价值观的构建。

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国家、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责任感,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具有驱动自己一生都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才能感到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需要自己去做,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6](p130)一本好的文学作品,一首好的音乐歌曲,一部好的戏曲影视,可以鼓舞未成年人从善如流,乐观自信,积极向上;一部不健康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可以把未成年人引向善恶颠倒、美丑不分,意志消沉。大众审美文化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大学的每个角落,“兽兽门”、“校花门”等事件早已把道德、人格尊严、审美标准抛在脑后,唯一的目的就是名利的收获。这些对个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态度消解着大学生的审美判断和价值思维,大学审美文化的社会责任感也变得浅薄、淡化。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责任感,又怎能奉献社会、服务社会?大学审美文化没有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又怎能实现引领大众的理念?“大学生”不仅仅是一个称号,更代表着一种责任。大学审美文化更要具有社会责任感,从而引领整个民族、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纵使大众审美文化消解、冲击着大学审美文化,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大学审美文化能够走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因为大学是一个组织程度和自律程度很高的教育机构,它能主动地从管理上防范各种不良思想倾向的蔓延与恶化。[6](p49)大学成员的个人素质较高,能够自我批判和反思,从而重新构建新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大学审美文化要以负责任的态度,以其特有的人文特征、创新性和超越性的理念引领着大众审美文化走向积极健康,实现其人文价值。

[参考文献]

[1]　叶碧.大学审美文化教育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2]　陈新汉.关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研究的思考[ j].唯实, 2002(7).

[3]　仇春霖.大学美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4]　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消费文化

近年来常常有人对文艺学这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在西方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并没有“文艺学”这样一个学科,而只有比较文学、文学批评等等。这种质疑对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的确提出了挑战,但还不足以对这个学科的存在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任何学科的设置都是人为的,都带有某种偶然性和主观性。只要这个学科有自己固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就够了,我们不必非与西方人保持一致不可。但是现在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也出现了问题:文学与非文学、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因此文艺学似乎已经渐渐失去了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不得不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等学科争夺地盘了。看上去文艺学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于是人们开始忧虑这个学科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了。面对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洪流,文艺学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是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1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如何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的话题的。从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现象越来越成为西方理论界关注焦点。近年来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并且联系国内文化现象进行探究。毫无疑问,无论东方西方,这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话题,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后美学,甚至文艺学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看看以往人们对新兴文化现象的态度常常会对我们的现实选择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西方学界对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新文化现象的言说立场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个世纪前半期,对于方兴未艾的现代文学与艺术思潮,那些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的批评家曾经表现出极大的鄙视与愤慨。大批评家卢卡契就曾对“从表现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各种现代文学流派进行过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文学只重视“直觉”而忽视了“本质”,没有正确的创作原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指责它们是“资产阶级艺术的死之舞蹈”[1](P10-15)。各种现代派文学在批评者眼中简直成了腐朽、堕落的代名词。然而就在当时已经有批评家站出来为现代派艺术辩护了。恩斯特·布洛赫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一文中认为,表现主义也是传统文学的合逻辑的发展,有着“破坏清规戒律与经院主义”的重要意义,而且是“完全回复到人民的艺术”,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2](P224-227)。之后,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恩斯特·费歇尔在《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等文章中也对卢卡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应该机械地理解“现实”与“真实”等问题,不应该站在19世纪文学的立场上来衡量20世纪的文学。这都是十分中肯的批评。从整体上看,作为卢卡契之后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不仅不再持否定态度,而且认为这是现代唯一真正具有批判性的精神武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与压抑的反抗,是以否定的形式维护人的自由本性的文学。他们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这种态度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新的文化现象的自觉认同,这种认同的基础是20世纪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当然卢卡契代表的批评家也属于这个阵营,只不过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资源是19世纪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赞扬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面临世纪之交文学的急剧变化,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深思熟虑,甚至根本就没有形成对现代派文学的解读能力就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然而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同样跳不出卢卡契曾深陷其中的那个怪圈。在他们努力将现代派文学塑造为经典的同时,另外一种文化现象又不期而至了,这就是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在现代科技带动下的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文化消费空前膨胀起来。马克思曾经深刻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在大众的精神文化领域也获得了统治地位,社会上出现了审美泛化的大趋势。于是批评家们惊愕了。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将铺天盖地而来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洪水猛兽,视为人类精神从未有过的大劫难。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们开始了激烈的批判。他们将大众文化的产生机制命名为“文化工业”,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称之为“社会水泥”,将大众文化“压制人的想象力”、使人们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认同社会等级秩序等等看作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新的控制方式。总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人类文化的堕落。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令人想起卢卡契之于现代派文学艺术的态度,二者的这种相似性说明什么呢?

传统知识阶层,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使命感,认为自己是人类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他们往往以“立法者”自居,自认为是人类良心、正义、真善美的代表者。他们习惯于向全社会提出某种价值准则,也习惯于对他们不能理解或接受的事物提出否定性评价。例如中国传统文人对“雅”文化的追求本身就是对“俗”文化的压制与排挤。他们正是要通过营构精神贵族的文化趣味来确证自己“准”贵族的社会身份。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派也是这样带有精神贵族特征的精英知识分子。前者对现代派文学的批评与后者对大众文化的批评都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与滑稽。其悲壮来自于出发点的正当性与态度的极为认真严肃;其滑稽则来自于他们面对的都是势所必然的现象,就是说这种现象并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批评而消失。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面对势所必然的事情大声抗议都会产生某种滑稽的效果。

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以往的精神文化的产生与演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阶层自觉建构的产物。例如中国古代儒家士人的话语建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得儒学由民间的私学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并统治了中国两千余年之久;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以理性为核心价值的话语建构也同样形成近代西方思想领域的主潮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派完全有理由对他们感到陌生的文化现象,即不是在他们的话语建构范围之内产生的文化形态给予否定性评价。他们这种行为的悲剧性在于时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阶层安之若素的那种言说立场已经失去了现实的物质基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高科技、现代传媒、文化消费需求已然悄然无息地取代了知识阶层“立法者”的社会角色,它们成为真正的“立法者”。经过长期启蒙精神的熏陶与文化普及而改变了精神状态的平民百姓成了新的“立法者”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之间业已形成了“共谋”关系,而靠话语建构为社会立法的知识阶层实际上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位。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还不是其悲剧性之根本所在。悲剧性的真正根源是那些精英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社会境遇的根本性变化,依然认同着原来的社会角色,并且苦心孤诣地进行着话语建构。这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虐性悲剧,而是相信自己可以力挽狂澜的英雄悲剧。

当今那些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调整了自己的角色认同的言说者对于卢卡契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悲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正是在吸取了后者的教训的基础上来改变自己的言说策略的。当代的许多关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言说者,例如法国的米歇尔·德赛都、德国的沃尔夫冈·韦尔施、英国的迈克·费瑟斯通以及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一大批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者,都不再以“立法者”或“卫道者”的姿态来言说了。他们都自觉认同于一种新的言说立场———阐释者。他们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真相:社会文化不再受控于知识阶层,它获得了新的生成机制与动力。文化知识的形成与传播也不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自动播撒的过程。一句话,一个新的教育主体、文化主体、言说主体出现了,这就是以市场和现代传媒为依托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与新的消费主体,即广大受众形成一种极为密切的合谋关系,甚至是互相依赖、彼此塑造的共生关系。于是这些理论家们迅速调整了自己的言说立场,自觉认同于阐释者这一新的文化身份。他们对于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社会文化现象不再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也放弃了以前某些知识精英们那种不屑一顾的矜持,而是全神贯注地来审视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了,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其他种种以前不为人关注的亚文化现象就像康德眼中的知性与理性、黑格尔眼中的绝对理念、马克思眼中的生产方式、萨特眼中的自由、海德格尔眼中的存在、列维·斯特劳斯眼中的结构、罗兰·巴特眼中的符号、米歇尔·福柯眼中的权力一样值得关注。于是这些被以往精英知识分子所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终于走上前台,成为当下最为敏锐的、最具先锋特征的理论家言说的核心话题。

2 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话题,但是无可否认,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又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不仅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而且更是审美的动物。凡有记载以来的历史,无处不可以看到审美现象。试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衣食住行之中,哪里不存在审美呢?至少我们可以说,从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而至于今日,审美在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经“审美化”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知识阶层的无数种形式的话语系统中直到今日方才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传媒、现代消费文化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程度更高吗?那么在古人那里,例如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平日里的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游山玩水、衣食住行之中何处无审美?他们甚至写一封家信都是美的创造,连走路都要讲究姿态,其审美化程度低于今日吗?西方古代的贵族同样如此,连日常交往的言谈举止都是精心打造的审美活动,这难道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吗?为什么古代知识阶层没有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话题郑重提出呢?在我看来,这原因恐怕主要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程度与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于言说者与这种文化现象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人类早期,即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尚未分化的时期,审美活动本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那些民歌、民谣以及绘画与日用器物的装饰,无不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彼时尚没有独立的精神生产者,也就没有反思的主体,故而也不可能产生对包括日常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的反思意识。只是到了人类文明比较发达的时期,脑力劳动获得独立性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控制着文化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卡尔·曼海姆曾经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群体,其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对社会的解释。我们称他们为‘知识界’。一个社会愈是处于静态,这个阶层将愈可能在社会中获得明确的身份或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教士都被看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且享有对于重建其他社会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节其差异的控制权。”[3](P10-11)这是很符合实际的见解。在这个社会阶层产生之后,社会的主流精神文化就被他们所控制,平民百姓的世界观也在其直接影响下生成。在审美趣味方面同样如此。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受控于这个承担着主流精神文化的社会阶层的。

这个新的知识阶层无疑具有反思能力和意识,但是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却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这批知识精英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精心营构自己的精神空间,创造精妙、深奥的贵族化审美趣味,以此来确证自己的身份,从而保持其高于一般大众的社会地位。看看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活动就一目了然了———从汉唐以降他们一直致力于文学艺术和日常审美活动的雅化追求。他们自我塑造成为一种从吟诗作赋、著书立说的纯精神活动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充满“雅”的情趣的人。渐渐地这个知识阶层就开拓出一种与日常生活剥离开的独立的审美空间,他们常常驻足于其中自我陶醉,流连忘返。所以他们的言谈或反思也是关于自身的这种独立的审美空间的。对他们来说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根本是不值得关注更不值得言说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代表着文化的主流,当然也代表着社会审美趣味的主流。百姓们只有追随其后的份。他们的日常审美活动只能一言以蔽之曰“俗”。而其之所以“俗”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有一套独立的审美价值观念,而是因为他们虽然拼命效法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由于文化修养和经济力量的限制而无法到位之故。传统的知识阶层似乎有一种普遍的习惯,即对于被自己的价值观所控制的、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现象没有言说兴趣,只是面对新奇陌生的、异质的、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东西才会产生言说的冲动。所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尽管日常生活的审美乃是与人类的诞生和发展相伴随的事情,可以说从来就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知识精英们却从来不愿意将其当作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来谈论。

然而现代以来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却是迥然不同的。与以往的日常审美活动相比,它至少有如下特征:首先它是不期而至的,即完全是出乎知识精英们的意料之外的。在以往的精神文化的生成、发展中,知识精英总是扮演弄潮儿的角色———他们引导着潮流。就中国来说,子学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不是当时的士人阶层开出的吗?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哪一次文化热潮不是由知识精英们唱主角呢?西方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古希腊哲学、艺术与戏剧的繁荣、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达、文艺复兴自然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勃兴、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20世纪的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潮,哪一次不是由知识精英发动并引导的?他们习惯了充当文化创造与传承的主角。但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却是在知识精英的视阈之外发展起来的,是不期而至的。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与以往日常生活审美现象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此:它不是在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的影响或引导下出现的,而是完全取决于外在于知识阶层的社会力量,一是市场,二是新传媒。市场诉诸于广大受众的口味和需求;新传媒诉诸于日益发展、看上去永无止息的高科技。二者都不在知识精英们的势力范围。

其次,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操控的。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就像一种巨大的“无意识”之流一样无法控制。人们或者站在一旁观看,或者投身其中,按照它的固有规则运转,根本无法阻止它的前进步伐。面对这样一种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潮流,简单的否定态度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具有无比强大的扩散能力。由于这种文化现象是以满足大众需求为唯一指向并且还能够不断强化这种需求,因此它就无往而不胜。传统的精英文化,例如纯文学或高雅艺术,都被大众文化挤压到边缘地位了。对于大众文化来说,任何为大众所关注的话题,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都可以被它拿来作为自己的“卖点”。所以它有能力与各种事物形成“合作”关系。例如“恐怖主义”是令人闻之变色的事情,而美国商人也可以借用萨达姆和本·拉登等人的形象大赚其钱;“反腐败”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大众文化的制作者们也可以以此来作为提高收视率的有效手段。总之只要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是大众文化感兴趣的。当然大众文化在利用某些社会问题来赚钱的时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意识的工具或传播者。

总之,审美与生活一体化时期,无反思之主体,故无反思之意识;审美与生活分化时期,知识精英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故亦成为社会审美趣味的代表者,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是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反思主体关注于营构贵族化的独立的纯精神空间,根本不屑于注意日常生活的审美问题;只是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独立的、超然于知识精英势力范围之外的文化现象,即成为“他者”时,他们才以惊愕目光来审视这种文化现象了。

3 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的关系问题。以往文艺学、美学的合法性是以“纯文学”和高雅艺术居于人们审美活动的主流地位为依据的。文艺学研究的是文学创作、欣赏、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以往的美学主要关注的是美的本质、审美规律以及文学与艺术中的美与丑问题。现在“纯文学”与高雅艺术已经被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驱逐出中心地带了,社会大众渐渐逃离了传统的审美方式,居于社会审美活动之主流地位的无疑是后者而非前者。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状况面前,文艺学和美学应该如何应对呢?可能的策略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视而不见,依然恪守着原来的固有领域,即使涉及到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二是积极投入,基本上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看作是主要研究对象。这种选择并不一定采取肯定或赞扬态度,而常常是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出现的。三是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与纯文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研究对象,采取价值介入的批判立场: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批判其负面作用。

笔者以为第三种选择是比较合理的。理由如下:第一,文艺学与美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变动不居的。例如小说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中地位远不能与诗歌散文相提并论,但是到了20世纪则成为关注的中心;而在黑格尔的美学系统中也同样没有小说的位置。既然文学批评与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也就没有理由非要固守以往的研究范围不可。或许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正是这个学科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从美学与文艺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具体的审美活动与文学实践具有无可争议首要地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审美活动与文学实践的发展变化就必然反映到美学与文艺学的理论形态上来。这样,如果我们承认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应属于新的审美现象,就没有理由对它们置之不理。我认为,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看作是传统审美趣味的普及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被称为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就不难发现,有许多因素是来自属于昔日那些文人圈子里的“雅”文化,其中包括以往的历史叙事、诗文作品、文坛逸事、成语典故等。即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大众文化了吧?其中也包含着儒、释、道的丰富文化资源,即使是它的语言实际上也包含着许多文言文的痕迹,达到了很“雅”的程度,当今的作家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在今日的电视剧与各种广告、家居装饰、服饰、建筑设计等等文化现象中实际上包含着各种层次的文化因素,是“雅”、“俗”交融的。事实上这些审美方式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着“雅”的风格与趣味,其之所以仍然被批评家称之为“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普及化了。既然社会的审美趣味由少数人的文化空间向着社会普及了,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范围自然也应随之扩大了。文学与审美活动已经走出了象牙塔而面向社会大众,文艺学与美学自是应该随之而行。

第二,从价值功能或社会效果来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充满了二律背反现象。齐美尔在他关于“时尚”的著名论述中曾指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试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4](P243)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样具有这样的看上去是迥然相悖的功能。一方面大众文化的视像性、复制性、强制性特征对受众的想象力具有某种压制作用,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另一方面它所携带的丰富信息与文化知识对广大受众,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又具有文化普及甚至启蒙的作用;一方面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从纯精神领域向着人的身体或本能欲望趋近,使人们在感官享受中变得精神空虚,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现象又具有多元化特征,可以培养人们的独立意识与个性;一方面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可以与某种政治策略合谋而成为一种社会操控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又的确常常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普遍意愿,具有组织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

既然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具有这样双重的功能,文艺学和美学的介入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了。前面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可操控性是就它的整体趋势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生产与传播的具体过程完全不受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如果说大众的文化消费是牵引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动力,而大众的消费兴趣则是可以改变和塑造的,那么在这里教育、宣传、批评就会发挥重要作用。文艺学和美学的价值介入也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大众文化的制作与消费过程中,从而对它们产生间接的影响。如果文艺学和美学放弃了对这个领域的关注,那无疑等于是放弃了一种责任和义务,也等于是放弃了自身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至于文艺学与美学究竟应该如何介入,那只有在真正具体地懂得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特性与运作机制之后才会明白。

第三,美学与文艺学介入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具体方式当然主要还是批评的方法。它们所具有的理论品格有能力将种种新的审美现象作为一种对象来审视并且进行深入剖析与阐释。例如美学与文艺学完全可以通过具体分析来揭示这些审美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可以揭示它们为广大受众普遍欢迎的文化心理因素,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调查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这些日常生活化的审美现象对人们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乃至生活方式、存在方式所产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作用。在这样的分析的基础上,美学与文艺学就可以提出某些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且通过各种渠道,例如报章评论、课堂教学、电视节目、各种讲座、座谈乃至直接参与大众文化的制作等来影响这种新的审美现象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即使像冯小刚这样明确宣称只注重票房的影视导演,也不可能完全拒斥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批评与价值取向的影响,例如他与作家刘震云有着良好的合作并且对这位作家十分尊敬,而刘震云实际上正是接受过大学中文系正规训练的精英知识分子。

总之,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形成的消费文化大潮面前,美学与文艺学既不应该置之不理,更不应该徒唤奈何,唯一恰当的态度就是积极的介入。

[参考文献]

[1]〔匈牙利〕卢卡契 现实主义辩[A]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德〕恩斯特·布洛赫 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A]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C]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媒介 大众传播 音乐 审美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重要成果，它正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现代人类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同时也给当代音乐审美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传媒技术的精进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也对当代人们的音乐生活带来了强势的冲击，从音乐创作到音乐欣赏，人们的音乐行为和音乐观念都发生着变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由于大众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音乐已然从艺术的神坛走向生活的舞台，大众在审美享受的饕餮盛宴中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审美特点。

一、追求“形式美”忽略“美的内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代音乐文化正经历着从文人音乐到民间音乐、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过渡。这是当代文化审美的一种进步，反映了音乐艺术美的拓展和回归。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市场化和科技化等诸多因素，大众音乐文化的审美无法脱离世俗的沉沦而未能走向更高的层次。纵观我国当代的音乐审美文化，大多呈现出形式变化多样、内容难有新意的特征。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有些音乐创作者和传播者在音乐文化的外形包装上下足了功夫：在音乐创作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配器占据着重要地位，节奏的作用高于旋律的美感；在音乐表演中，舞美设计和对表演者的包装至关重要，表演技能则居于次要地位，华丽的外表比表演实力更重要；在音乐产品的制作中，华美的外包装是不可忽视的；在电视和网络传播中，音乐视频要比音频受欢迎，因为视听结合对感官的刺激远比单一听觉来得强烈。由于形式的美感可以更加直观地抓住受众的审美心理，而对音乐内涵的解读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因此在物质需求重于精神需求、忙碌而浮华的社会，人们往往容易满足于感官刺激而不愿进行深层次的音乐体验。由于以上诸多原因，现代社会的音乐审美更多地停留于表现形式和包装上，无论是创造者还是受众都较少追求音乐内容的深刻与完美。

二、审美娱乐化

作为经典美学话语的概念形式，“美”或“艺术”概念属于纯精神的、原创性的价值范畴，它们强调观念上的纯粹性、超然性和非功利性；其与现实的联系必须经过理性抽象的思辨中介，并且总是凌驾于日常生活形式之上，具有某种为现实进行价值引导和评判的意义。①而当代社会的审美，其特质主要体现在对于大众生活的价值认同。在物质欲望和现实负担的双重压力之下，人们迫切需要通过文化审美来填补精神空白，音乐文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慰藉品。然而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生活背景下，在音乐信息铺天盖地涌入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往往不能理性地对各种音乐信息进行筛选，并且以一种超越现实的自我精神实现的状态来进行审美体验，而是粗浅地把自己交给传媒，在其引导下进行音乐文化消费，于是以感官刺激为主的“娱乐性”便占据了审美的绝大部分空间。在“娱乐至上”的审美理念下，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了观念性的变化，并由此派生出种种审美现象。首先，随着音乐的商品化，人们成了音乐文化的消费者，于是音乐之美不再高贵，而成了人们唾手可得的“精神快餐”——由于音乐信息的海量性和流动性，音乐文化快速更替，人们往往在短暂体验后便随手丢弃。人们的音乐价值观发生了转变，音乐美的神圣面纱从此被摘除，取而代之的是价格标签。其次，由于音乐的娱乐功能空前放大，大众音乐审美的享乐主义空前膨胀，只要能获得，音乐的精神内涵不再重要。于是各种亚文化和后现代的音乐作品盛行，“恶搞”成了网络音乐文化的新宠，音乐审美正经历着从高雅到世俗的渐变。

三、审美疲劳和疲劳审美

随着音乐文化的空前发展和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大量音乐文化信息从各种渠道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面对音乐文化的强势传播，人们往往未能获得“更多选择更多欢笑”的幸福感，反而出现了一种心理病症——审美疲劳。在美学领域，审美疲劳指“为对审美对象的兴奋减弱，不再产生较强的美感，甚至对对象表示厌弃”。②在全球资讯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在享受快捷便利的音乐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在被动地接受着大量的音乐信息，随着音乐感觉的逐渐麻木，人们对待音乐通常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捂上耳朵，拒绝听觉污染；第二种则是疲惫地继续被动接受，我们可以称之为“疲劳审美”。“疲劳审美”的具体表现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所有音乐信息，迷失了个体自身的音乐兴趣和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大众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的音乐审美也大都停留于感官刺激，缺乏自主选择意识和深度审美体验，这也是现代文化传播状态的一个缩影。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当代音乐文化的繁荣是在媒体领导下的传播层面的繁荣，而受众正渐渐迷失自己的音乐审美兴趣和文化品位，优秀音乐文化意识和观念还没能真正深入人心，音乐文化的传播使命远未完成。

结语

在音乐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人们的音乐审美意识逐渐增强，然而随着大众音乐传播的技术化、市场化和商业化，音乐文化的审美内涵发生了较大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审美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关注大众的审美现状，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的音乐文化审美环境，提高大众的音乐审美水平是每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在健康的审美动机和观念下，音乐文化的传播才具有积极的正向的意义。

注释：

①王德胜.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C]/论审美文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②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曾遂今.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上）——当代音乐传播理论探索思考之一[J].黄钟，2003（3）.

[2]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3]曾遂今.音乐网络传播与当代人的音乐观[J].中国音乐，2006（4）：27—41.

[4]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中国音乐学，2001（1）：111—119.

[5]徐小立，秦志希.媒介文化的“视觉转向”及其传播策略[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1）：72—76.

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美国犯罪电影;视觉审美;大众化;奇观化;暴力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影作为时代和科技相结合下的产物，其视觉审美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由于视觉文化的发展，电影的受众群体日益扩大，涉及不同层次的人群，其中既有普通大众，又有精英人士，因此，电影在审美取向上必然会面临各种新的选择。而且，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大众的审美水平在不断提升，为了满足大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电影无论是在叙事上，还是在视觉效果上，都需要有所创新。只有不断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才能保证电影拥有广阔的市场。此外，消费时代的背景之下，各类消费文化不断影响着大众的消费心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影视觉审美上的转变。犯罪电影是一种能够游走于商业和艺术之间的类型片。一方面，犯罪题材为观众喜闻乐见，电影有潜在的广阔市场。这也是犯罪类型片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作为类型片，其制作过程是高度标准化的，诸多固有模式的存在也为犯罪电影的迅速营利提供了保障。而另一方面，犯罪背后的复杂人性，对犯罪手段、犯罪氛围、犯罪心理的展现方法，以及对犯罪背景的挖掘等，又能够给予导演发挥个人意志、个人艺术喜好的空间。即使是面对同样一件犯罪，电影人也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该事件，或宣扬主旋律，或掀起票房高潮，或是揭示社会众生相，或是对个人艺术趣味(如叙事手法、影像处理方式)的炫技。本文将以美国犯罪电影为切入点，从大众化、奇观化、暴力化三个方面，来分析当下时代电影艺术的视觉审美文化。

一、大众化的视觉审美

所谓的视觉文化，指的是一种以电子影像为媒介、以复制和仿拟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文化，是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当今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电影、电视、视频、动画等各种视觉类形式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于图像来认识所处的世界。视觉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大众审美领域上的变化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在视觉文化影响之下，人们在审美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审美主体发生了夸张。随着各类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娱乐方式，人们的审美主体也就从之前专业的美术馆、音乐厅、影院等扩展到日常生活之中。审美场所的扩展带来了审美艺术的大众化，艺术不再是艺术家们的专属追求，而是成为一种生活化的方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促进之下，消费文化、“快餐式”文化的发展，更是促进了艺术向大众化的形式发展。只有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效果，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例如，《盗梦空间》(Inception)在泛化意义上也可归为犯罪片，其构造的梦境空间可以颠覆物理常识，带给观众美妙的视觉享受，也由此赢得了观众的口碑。第二，审美对象发生了泛化。受视觉时代的影响，在科学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持之下，各类视觉性的信息随处可见，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吸引大众的眼球，机械地复制已经不能再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于是，追求个性化的模式，将各种鲜活的信息呈现在大众眼前，以此来冲击大众的审美，成为视觉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美国犯罪电影将大众化的元素融入影片的创作之中，成为视觉审美文化的突出表现。视觉时代下，艺术日益大众化，娱乐化、消遣化的成分日益增加，视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审美形式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美国犯罪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以下两种模式:第一，在一个极度腐败的社会环境之下，“以暴制暴”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一般会存在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凭借自身具备的特异功能或者高科技装备，对抗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罪犯并拯救世界。例如，犯罪电影《罪恶之城》(SinCity)系列中，虽然英雄人物哈迪根没有什么特异本领，但是“以暴制暴”却贯穿在他的行事作风中。为了保护小女孩儿南希，他不惜将参议员的儿子“黄杂种”打成残废。第二，警匪之间的固定模式，犯罪者有着高超的犯罪技能，惩治犯罪者有着高尚的思想觉悟，在不断的犯罪、侦查、抓捕之中，由犯罪者占据上风到惩治犯罪者取得胜利。例如，《七宗罪》中，即将退休的老警察威廉•沙摩塞和年轻气盛的大卫•密尔斯搭档，接手了一宗系列谋杀案。而嫌犯故意和警察玩起了猫捉老鼠游戏，并利用基督教的七种罪孽:暴食、贪婪、懒惰、愤怒、骄傲、淫欲和嫉妒，为警方提供线索。影片最后由大卫亲自完成了愤怒这一罪孽，其结果令人唏嘘不已。无论哪一种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视觉审美倾向，都是消费时代下的产物，迎合大众审美需求的结果。

二、奇观化的视觉审美

视觉时代背景之下，一些新的科技被尝试应用到电影创作之中，传统电影的叙事手法被超越。电影叙事不再单纯地讲求故事的连贯性和因果性，而是选用意识流活动来取代传统的故事结构，甚至追求各种非理性的感觉色彩以刻意营造某种光影画面，达到创作视觉奇观的效果。美国犯罪电影追求奇观化的视觉审美，是消费时代下的产物。受消费时代的影响，电影所追求的视觉审美效果和大众的审美需求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电影艺术的发展来看，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对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促进了视觉文化的兴起，电影艺术追求奇观化的视觉效果也就毋庸置疑了。从大众的审美需求上看，正是由于消费文化的渗透，人们的审美需求日益提升，需要各种奇观化的视觉效果来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电影叙事追求奇观化的视觉审美也就无可置疑了。电影作为一门集视觉与听觉于一体的艺术，不仅具有叙事性，还具有独特的视觉性，而奇观化的视觉画面，更加突出了电影的影像观感，增强了影片对于观众的视觉冲击效果。在注重奇观化的视觉审美影片中，大多善于引用蒙太奇的叙事手段，打破传统的、固定的、按部就班式的叙述结构，采用一种非理性的叙事模式，创设一种奇观蒙太奇，以增强视觉上的，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例如，《惊天魔盗团》(NowYouSeeMe)中，影片中四位魔术大盗在众目睽睽之下盗窃了法国银行的金库，片中的魔术奇观可以说轻而易举地就在视觉效果上征服了观众。美国犯罪电影中大多选用一些大胆的科技手段，来创造视觉上的奇观，这成为当下视觉审美文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奇观化的视觉审美效果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身体奇观、动作奇观、场景奇观、速度奇观等，而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奇观，最重要的是能够增添影片的表达效果，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这样才能吸引观众。例如，身体奇观在美国犯罪电影中就有突出的表现，追求奇观化的造型与影片情节的戏剧性相融合，极大地突出了影片中人物的形象;同时，身体奇观往往与个人英雄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身体上的奇观来增添人物的惊人能力，完成某项非常艰难的任务或者缓解某个困境，以此来表现英雄的形象。例如，《蜘蛛侠》(Spider-Man)中的彼得•帕克，虽然只是一名记者，但是他的蜘蛛服却有着强大的功能，能够使身体变异从而具备特异的本领，这一身体奇观不仅增添了影片的视觉表达效果，给观众带来了惊艳的视觉体验，而且在突出影片主题思想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暴力化的视觉审美

在类型片中，犯罪片是暴力因素含量最大的一类影片，暴力的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既有动作上的暴力，也有语言、心理上的暴力。近几年来，美国的犯罪片产量非常大，其叙述主体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色，但无论是以哪一对象作为叙事主体，打斗的场景都是不可缺少的。首先，犯罪电影中暴力的表现形式呈现多元化。第一种是动作暴力，早期的电影暴力多以动作暴力为主，通过搏斗、枪战等情节来体现。犯罪片中的暴力多出现在正义对抗邪恶的画面之中，一般分为单独打斗、群殴等，例如，《纽约黑帮》(GangsofNewYork)、《罪恶之城》《老无所依》(NoCountryforOldMen)等影片中，暴力随处可见。最初这种暴力元素出现在影片中还算是“合理”的，但随着近些年来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影片中的暴力因素表现得越发血腥，甚至可以用“残忍”来形容，以此来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这也成为消费时代下的产物。例如，《弯刀》(Machete)中的暴力可以说蔚为壮观。第二种是语言暴力。动作暴力的出现往往和语言暴力有关，因为语言暴力发生在前，所以引发了动作暴力。就目前电影的发展情况来看，因为语言暴力有着一定的潜在性，不易被发觉，因此，目前很多影片中都选用语言暴力的形式来达到增添影片听觉上的冲击效果。例如，在犯罪片中经常会出现“我会把你全家杀光”“我要把你五马分尸”等充满暴力色彩的台词，以此来增加电影的卖点。第三种是心理意识暴力。这类暴力形态多出现在战争、犯罪、科幻等类型电影之中，主要是由前两种暴力形态作为诱因而引起的，当然，也有通过各种血腥、恐怖的画面给观众带来心理上的恐慌、压抑等方式来形成的心理意识暴力。其次，美国犯罪电影也表现出追求暴力化视觉审美的倾向，以此来增加影片的视觉冲击效果。例如，经典的犯罪片《教父》(TheGodfa-ther)，无论是在表现人物的冷血、寡情、心狠手辣上，还是在表现帮派之间的血腥斗争上，都融合了多种暴力形态的元素:在制片家床上出现的马头，教父在水果摊前被刺杀的场景，索尼在汽车收费站前被乱枪击毙的场景，以及影片最后压轴的复仇场景，充满血腥、暴力的镜头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效果，堪称犯罪片中的经典之作。在美国的犯罪片中，总是伴随着打斗、枪击等各种凶险的画面，集众多暴力元素于一体。例如，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TheDarkKnightRises)就融合了语言、行为、心理暴力等多个形态的暴力元素，一方面，增添了影片的视觉冲击效果;另一方面，借助视觉上的传播作用对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发起了挑战，认为在一个腐败的社会中，是可以通过暴力来维护正义的，这也成为美国犯罪电影对于暴力解读的一个趋势。此外，影片中女性暴力的展现，也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在《黑暗骑士崛起》中，女性暴力的比重增加，其一方面展现了女性自身强硬的一面，颠覆了传统影片中的女性必须柔美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对于女性犯罪问题的关注。总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品位不断发生变化，这也促使美国犯罪影片不断进行视觉审美上的创新，将大众化、奇观化、暴力化的元素应用到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既增添了影片的视觉冲击效果，又为类型电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张志华．当代美国犯罪题材电影的多元主体透视［J］．电影文学，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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