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篇(1)

事实上，从晚清至“五四”，从梁启超至鲁迅，那些现在可能被划入“文学家”之列的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作对当时的中国负有责任的“中国人”看待的。而后来的左翼批评家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把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进程联系起来。当然，民国时期就已经在学院里出现了“学科分化”，并在个人的想法中出现了“分工”的观念：有人开始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中有“政治”的“干涉”。然而，当时一切都还在形成中，而且社会的动荡不允许那样截然地各自为政。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不论什么专业，都积极参与社会动员。在抗战结束时，更是从各自的立场大声说话，在中华民族走什么道路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说，自晚清以降，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参与力量之一。

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重申各自学科的独立性与学术规范以来，文学研究者就被给定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认领了）一块园地，只有在这块园地里产出的成果，才算是合法的成果。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方面，文学研究者脱离自己的“专业”面对社会发言不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者自身也将知识划分为专业的与非专业的，将“专业视野”内在化，从而失去了自己全面把握社会整体的能力，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知识前提。这两方面又互相强化着。因而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些文学研究者在面对日益不公与分化的社会现实，终于发现自己不能安心于在给定的学术象牙塔里进行循环的知识生产，而希望对社会发言时，就开始有人指责他“带球越位”了。

可以说，“文化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中国登陆并传播，与打破“学科分界”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专业化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体制化了；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它在1980年代那样的社会参与能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已经不容这些研究者安心于在象牙塔里进行循环的知识生产了，面对现实必须有所行动！所以，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与反思作为学科对象本体的“纯文学”齐头并进，也与反思“现代性”携手同行。在“现代性” 的反思框架内，中国近代、现代乃至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统一的进程中，中国现代与当代的许多问题被认为是“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一视野不仅为现代文学研究打通了原先按时段划分的近代以来的文学，也打通了文学与更广大的世界的联系”。

所以，文化研究最初给自己的定位是“作为方法与视野的文化研究”（倪伟语），主旨在于打破“学科界线”，进行专业的突围。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文学或文化的生产逻辑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当代文学本身已经改变了形态，它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变得可疑，因而通过文学研究来把握和参与社会进程的可能性与合法性也受到怀疑。这时候，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希望通过对“文化”这一更广泛存在的社会范畴进行研究，重新获得把握和参与社会的可能性。当然，对后者的质疑也反映了对文学的性质与功能是否在当前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保留态度，因而他们会说：“研究对象的扩大或转变，并不必然带来新的东西。”(倪文尖语)

然而，不论将文化研究看作是对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野”的拓展，还是看作文学研究“对象”的拓展，都只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理。因为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生根的根本原因是那些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或“问题意识”发生了变化，而且，文化研究要想不成为新一轮的“学院时尚”，其合法性和真正价值也正在于它的“问题意识”的转变。

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门常设的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任务是遵循《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研究与教授新文学，以完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讲述。其文学研究的前提是：文学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反映论式的同一性。而“”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对原先的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并开始将“文学是人学”以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研究的前提与叙述的目标，旨在建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的“自主性”。这时期的研究急于要和先前的研究进行决裂，并以在文学中发现和阐释抽象的“人性”与“文学性”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

而199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让研究者们发现，在资本逻辑日益强大的当代中国，在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且原先的价值普遍失落的情况下，只是抽象地谈论“人性”或“人的精神”，或一味地注重“文学性”或“美”，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因而在社会参与方面也被边缘化了。换言之，以发现和阐释“人性”和“文学性”为目的的文学研究，在这时候面临重大挑战。在这个十字路口，一部分学者坦然接受了角色的边缘化，以“学术规范”为旗号，宁可承认原先的研究本来就不是真正且独立的学术研究，从而以重建学科边界化解了学术研究无法参与社会变革的焦虑；另一部分学者则“直面现实”，反思自己的学术路向，以图重建学术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也即重新确定现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下，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很显然，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文学研究者已经不再以发现或阐释抽象的“人性”或“文学性”为最终归宿，而是试图直接“把握”乃至“干涉”当下充满危机的社会进程。因为在文化研究的思路中，文学以及所有其它形式的文化，都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它们并不纯粹地“反映”或“表现”抽象的“人性”，或者只是将自身呈现为纯粹的“美”；相反，它们自身内在于社会进程并参与了社会变革。也就是说，文学与其它形式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抽象“人性论”的，也不是“审美”的，而是政治实践的（始终与意义和价值有关，并始终与特定的权力和利益有关）。

然而1990年代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并不只是左翼的文学研究者独特的选择，也就是说，这一转向并不天然地就具有激进或批判的性质。由于分科化的学院体制日益完善，每一学科都在不断寻找自己的“学术增长点”，这时候流行于美国的“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像其它理论一样，被作为“代表西方的先进文化”而进口。在这里，文化研究实实在在地成了一种被消费的“理论”，并且因为它对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野”及“对象”的拓展，为新一轮的学术生产及竞争提供了动力。而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它只会沦为处于商品消费与学术消费之间的“吊带衫”，给流行文化和各类商品符号进入学院搭好一座插满两排“学术”旗帜的桥梁。

所以从知识的角度来说，最先被引入中国的文化研究者是罗兰・巴特，而他的文化研究给国内学者带来的只是新一轮的“学术繁荣”。因为在这里，研究者所注重的仍然是它对于“学术现代化”的意义，而没有将其看作是面对现实的文化实践。

从文化研究的发源来说，语言学、符号学到巴特的神话学是一路，这一路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论证了文化（包括文学）的实践性，而通过福柯，更论证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勾联。通过这些环节，“主体”、“人性”、“文学性”等概念才变得可疑，从而为人们反思原先的“主体”、“文学”等打开了思路。然而因为这一路是基础性的，且具有很强的技术操作性，在它们被中国学界吸收时，很容易就化为一种新的“原则”与“方法”，结果是“原则”与“方法”被滥用，“原则”与“方法”背后的关怀却不见踪影。

第二路文化研究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对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一路为及时地理解1990年代市场机制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武器，所以最为有左翼倾向的文学研究者所看重。同时，由“反思现代性”而触发的对“社会主义”传统的重新评价，又使得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得到格外关注，他们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一方面为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给文化研究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在对抗资本逻辑的同时，重新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活力。并开始以文化实践方式，为争取另一种社会前景做努力。

第三路来自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者特别强调对通俗的、劳工阶级的文化的探索，试图挖掘社会底层自己的文化，以“夺回失去的声音”。因而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是一项很明确地与劳工阶级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它从正面挖掘劳工阶级的反抗资源。然而这种对通俗文化与劳工阶级文化的强调，从北美转了一圈在中国登陆时，却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要批判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拥抱。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既不乏运用巴特和福柯的方法所进行的知识再生产，也不乏对文化工业的分析和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但在与劳工阶级结合并挖掘、研究劳工阶级的文化资源方面却毫无建树。然而，如果中国的文化研究不想成为简单的道德呐喊，不想只是“政治正确”地轮番在各种对象上揭露同一意识形态，它就必须在这一路向上有所作为，挖掘与培养反抗的资源与力量。

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的具体语境中，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变，不只是“方法与视野”的拓展，也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拓展，这一转变的部分动力来自于研究目标的变化，同时这一转变要想不被学院收编从而变成新一轮的学院时尚，就必须坚持自己新的目标，转变自己的问题意识，不是在学术本身之中，而是在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中，在学术的实践性中寻找自己的意义。

但是，即使有了上述态度转变，在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时，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1、 怎么处理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福克学派对文化的理解的差别？

他们的一方强调文化是人们自己的表达，因而含有人们的主动性或能动性，从而研究、挖掘这些能动性就可以为我们变革社会提供动力；另一方强调文化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强加，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形塑着人们的自我，所以必须先将被这种意识形态奴役的“自我”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变革社会。我们是否接受这样的两种文化观？

很显然，中国当前的文化研究面对的是原先国家体制与市场体制下的文学或文化，这些文化在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中究竟是完全被动性的还是有余数，很难一概而论。那么我们是（1）遵循“高雅/流行”的二分模式将它们分为A：完全被市场逻辑或某一意识形态笼罩的文化；B：具有反抗潜能的文化；还是（2）在每一文化产品中都试图发现上述两个方面呢？

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前者，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挖掘可资借鉴的反抗资源，而在卫慧的作品中我们则发现意识形态，发现应该批判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前提将上述做法合理化：说因为在卫慧的时代，文学已经完全受制于资本的逻辑了，文化制品的生产只求迎合主流的意识形态，而鲁迅的时代不同。也就是说，在1990年代之后，文学的生产机制及文学的形态本身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这个判断里含有文学所蕴涵的反抗性在资本面前衰退的意思。依此逻辑，我们可能得出一个推论：今后的文学和大众文化都没有反抗的可能了，而文化反抗的惟一可能就在于进行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然而，这很可能被人看作是自大狂。

而如果我们试图在每一文化产品中都发现相反的两个方面呢？那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研究鲁迅与卫慧的作品都能为我们提供反抗的资源，也都隐含着我们应该批判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与我们平常的感觉相抵触，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一切文化作品的区别。然而事实上，文化研究将自己的对象从文学文本扩展到广告、肥皂剧等，本来就含有这样一层意思，但这样的文化研究也还都是寻找其中可供批判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挖掘其中的反抗资源，也就是说，与上述的文学衰退论有某种相通之处。然而，如果要将两者区别开来，我们用什么标准？“文学性”的标准？“审美”的标准？或者就是“反抗性”标准？如果是这些标准的话，一切老问题又转了一个圈回来了：何为“文学性”？怎么才算有“反抗性”？而实际上，“文学性”或“反抗性”正是我们想从作品中探求的，并不能先在地作为判断的标准。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从某一文化作品中究竟是挖掘资源还是批判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其实只是取决于我们对作品的主观态度呢？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对作品的先在期待呢？或者是，文化本身并没有同一性，文学本身也并没有同一性？也就是说，是否鲁迅的作品与卫慧的作品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用“文学”这一同一概念来指称，因为它们作为“人造物”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实践，前一种实践是我们要继承的，而后一种实践是我们要批判的呢？

2、怎么处理在文学研究中作为一个侧重点而在文化研究中不予考虑的审美维度呢？

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带来的一个普遍的焦虑是：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诗意如何可能呢？自“五四”以来，人们就在想以审美教育发挥的功能，因而培养人的美感一直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与教育的一大抱负。在科学、伦理、审美这三个领域，人们希望通过审美来统一人。而文学中的美一直以来都担负着涵养人的功能，文学修养好的人一般被认为具有“文学的精魂”（王晓明语），而一个没有诗意的世界被认为是死板、没有“人的精神”的世界。因而对于做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可能将当下的各类文学作品都做一番批判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却希望不受任何干扰地去欣赏《红楼梦》，并教导后辈要有“文学修养”。

确实，凭直觉来看，如果人类生活失去了审美的维度，人类最终变得没有诗意，那将是极大的悲哀。因为在审美或诗意中，蕴含着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想象。可惜的是，诗意或美本身只是一种动力，而不能提供面对具体现实时的可行性方案，而且单凭诗意或美并不足以保证对自由的向往就真能引导人走向自由。更可悲的是，在某些时刻一味地强调诗意和美，恰恰阻碍了人们对现实中存在的苦难和不公的认识。因而文化研究在社会的危机时刻更加关注文化中的权力、政治、经济等因素而非审美维度，或许有它的合理性。可是，社会在什么时候不是处于危机时刻呢？而且，人是一代一代地成长的，如果一开始都以文化研究的态度对待文学，年轻的一代如何获得“美”的“熏陶”，如何获得诗意的感觉呢？

可是如果不是过于看重自己长期以来被训练出的审美体验的话，我们真的能指认出什么是诗意和美吗？在阅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那些给我们以美的享受的东西难道不是与某种特定的“人性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关的东西吗？正如米兰・昆德拉所指出的，即使是作为最抽象的艺术，音乐给听者的美感也与某种“价值观”及与其相连的情感有关。因而诗意或美只不过是一种笼统的建构，在诗意或美的背后依然是各不相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等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性”的东西？那么是否自“五四”以来的审美教育，其实只是在向人们灌输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呢？文化研究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完全长久以来的审美教育思想，指出审美中的各种文化实践呢？或者它还是只能一面批判性地研究一些文本作为积极的文化参与，另一方面对一些文本作消费性的审美欣赏呢？

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听觉文化研究　音乐学　文化史　传媒学

[中图分类号]I01；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154－05

从留声机、电话到有声电影、收录机、电视、随身听、家庭影院、多媒体电脑、手机、mp3多媒体播放器，20世纪的众多文化技术产物都与听觉密切相关；它们也不断重塑着我们的听觉习惯和文化经验。听觉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是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针对听觉感知及听觉艺术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文化研究者大多还没有像对视觉文化那样，对此予以足够的表述。近年来，国外人文社科界对“聋子”式的文化研究发出质疑，开始了继“视觉转向”之后的又一次“听觉转向”。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曾举办主题为“对倾听的思考：人文科学的听觉转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转向，并不是要让“耳朵”来发难“眼睛”的话语地位，而是要借听觉话语来反思“读图时代”所衍生的视觉话语泡沫，从而达成对感官文化的整体均衡思考。

大约十年前，视觉文化研究响起了“雷声”，随后见到了见仁见智的“雨点”。听觉文化研究目前在国内既谈不上“雷声”，也谈不上“雨点”。当务之急，是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研究，并展开本土研究实践，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本土表述话语。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和科际整合的性质。目前，听觉文化研究需要整合各个话语领域，围绕两个关键问题来展开话语建设。其一是对声音本体和意义的追问，生发出关于声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社会、人文意义，和如何被生产、再生产、流通、想象、传输、消费等一系列问题。其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如何解读声音?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用作参考?研究模式如何?这两个问题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大致三个话语整合的方向，分别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相关。

一、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

音乐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听觉艺术形式，自然应该是听觉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听觉文化研究应该探讨包括音乐但比音乐更加广阔的听觉现象。它与那些以“音乐”冠名的学科如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最大的不同，是十分重视动态的社会历史关系和听觉科技进展对听觉艺术形态变迁所起的关键作用。为了说明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研究特别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价值，有必要先对音乐诸学科和听觉文化这两种话语建构进行梳理。

首先需要梳理二者的知识谱系。音乐学是针对音乐的全面系统研究。它原本以研究西方音乐为主轴，现今已扩展到考察世界各地的音乐和相关问题，并走向多学科交叉，开始运用音乐理论、历史、音响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等多种知识话语。20世纪中期衍生的民族音乐学，进一步将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带人了对具体民族音乐现象的研究，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如何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可以说，音乐学科研究话语的日益多元化，显示出与更大范围的听觉文化研究实现整合的可能。但也必须看到，音乐学界对听觉的思考仍然离不开艺术层面，离不开以西方古典、先锋音乐为参照来求解音乐艺术的普遍性及民族音乐的特殊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主要是在话语上涵盖之，将音乐艺术作为听觉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来对待，并从音乐以外的文化角度来配合解答音乐学话语所回答不了的音乐文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某些学者如身兼音乐家和学者双重背景的雷蒙德・默里・谢弗超越了音乐学、音乐史和音乐哲学的学科框架，在研究范式上将声音的“风景”(soundscape)纳入听觉文化的思考范围。在欧洲，法国学者阿塔里也较早从音乐专业以外的角度来解读音乐，其《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即在既有的音乐曲式、风格、流派话语框框之外讲述音乐随政治经济变迁的故事。

其次，从我国本土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不管是先前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还是后来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及晚近的中国“音乐人类学”，有关狭义听觉艺术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音乐学、音乐史学科体系里。而另一方面，国内的都市和流行文化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音乐问题，却因为是音乐的“外行”而找不到有效的听觉表述话语，也没有意识到听觉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所以往往借用文化研究的一般话语来进行印象式、思潮式的评论。相比之下，目前海外学者已经开始从听觉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都市文化的发展进行研究。例如美国汉学家安德鲁・琼斯运用听觉文化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上海留声机文化，“”时期样板戏，大陆、台湾摇滚文化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囊括了对百年前和当下的日常生活研究，并对物质技术和知识话语的历史变革予以关注。比如现代出版业和唱片、有声电影业传人中国后，对中国音乐形态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体现在音乐教材和中国的戏曲、说唱、民间音乐得到了大量的出版和录制发行。这就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及实践本来就是西学东渐社会历史文化之下的产物，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演进绝不仅仅是音乐的内部事务。唯有将音乐学研究和听觉文化研究整合起来，才能全面地说清音乐和听觉文化发展的规律。

已故的民族音乐学家黄翔鹏曾说：“我们对于人类听觉能力的认识，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如在艺术与科学的接壤之处，前来研究音乐听觉问题，恐怕就更将暴露出其间有关知识的贫弱了。”从听觉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接壤”，不仅意味着音乐艺术研究与听觉、媒体、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整合，也是音乐艺术研究与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的整合。这样，才能够从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纵深里来求解关于人类听觉能力的认识。

二、听觉文化研究：对文化史的整合

听觉文化史，简单地讲，就是从听觉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变迁。古代的人们通过演奏、吟咏、歌唱等手段来营造听觉共同体。尽管听觉手段和观念到现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人类文化栖居的方式总要包括听觉形态。那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不仅是个“观”的所在，里面也弥漫着听觉，“风月宝鉴”也是一面有声的魔镜。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一书从听觉分析人手来还原文化史，给通常是“无声”的文化史研究添加了难得的“音轨”。

这种研究日常感官生活变迁的方法属于“新文化史”，也在听觉文化研究里得到青睐。

除了科尔班以外，近年来在西方也出现了一批针对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听觉文化史研究成果。理查德，库仑，托斯通过对北美殖民地早期声音记录的剖析，发现了清教意识形态对北美殖民地听觉的支配作用。卡林・比吉斯特威德研究了关于都市噪音的历史，展示了现代都市的阶级差距与声响环境差异的关系。另外有些学者则着重关注听觉感官的现代化问题，他们指出现代化不仅是科技、社会、理念的现代化，也是人类感官及其表征方式的现代化。艾米莉・汤普森描述了20世纪早期出现的“现代声音”技术产品是如何由现代社会意识所决定的。此前的现代性及其表征研究，总是在视觉观看、凝视、透视、图像技术里打转儿，无形中将现代性等同于“视觉现代性”。汤普森的听觉研究为关于现代性及其表征的文化研究打开了“听觉现代性”的维度。汤普森发现美国的声音景观在1900年到1933年问发生了剧烈的现代化转型。此过程开始于建筑声学，实现于声音与电磁波讯号转换技术的成熟。相应地，其《现代性的声音风景：美国1900－1933年的建筑声学及听觉文化》一书的叙事脉络就从世界上首个应用现代声学原理而建造的音乐厅――1900年波士顿交响音乐厅的落成讲起，结束于1932年底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落成。从音乐厅到办公楼，从声学实验室到电影公司的音效问，清晰、直接和无混响的理想的人造声音被制造、流通和消费。乔纳森・斯特恩把技术史看作人类感官变迁的投射，因为声音技术变革的前提是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变革。他在《可听见的过去：声音复制的文化源头》一书里谈到，电话的发明与听觉生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听觉生理学亦深陷于医学解剖学的错综文化史里。再如，早期留声机应用的重要动机是为了保存死者生前的声音或是保存消失的群体如印地安部落的声音。这与当时医学、标本学上的防腐技术革新是出于同样的文化动机，即资本主义在高速地走向未来的同时，想保存和展览“历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产阶级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私有化”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乡间。窗帘、玻璃窗、家庭书橱、照片簿、室内的煤气灯乃至电灯、留声机，营造了私人的感官空间，将公共感官生活抵挡在私宅之外。回荡在乡镇上空的钟声，曾经是西方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但他们的现代后人需要的却是私人的听觉空间不受钟声侵扰。私人听觉空间对公共听觉空间的胜利，不仅牵涉到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还牵涉到视觉和听觉的断裂。雷蒙德-默里・谢弗抓住了玻璃“眼见为实”但“视而不见”的用途，指出光滑透明的玻璃平面将整体的感官环境空间切为窗子里的听觉环境和窗子外的视觉环境。在现代的都市化阶段，当玻璃早已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而成为工业社会的必需品后，听觉经验进入了“室内装潢”阶段。鲍德里亚就称玻璃为“模范材质”，因为玻璃以“最高度的方式”体现了“气氛”的“根本暧昧”：“既亲近又遥远”。透过窗户看到的外部图像与室内的声音完全脱节，就如同同样的电影图像可以配上不同的音轨。这样的私有化模式的现代感知状态是经由几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变迁才成形的。

19世纪末到如今的声音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现代听觉经验与以往“断裂”。1876年，人类见证了第一次的电话交谈。两年后，爱迪生的电磁录音技术发明使得个体的声音可以超越有限的寿命而不朽。1899年，马科尼的无线电技术使人的声音得以跨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电磁波声讯技术提供了从天空到海底的广阔用武之地。到1930年，以美国声学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声学已经从建筑声学步入了电磁声学时代；麦克风、扩音器、广播、有线广播、有声电影等提供的电磁声音讯号也成为了重要的声音产品。后来又出现的电影音轨技术，是电磁声学的得力实验场和集大成者。影片里面的声音空间如同其视觉空间一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虚拟”的。就连的“实况’’音乐演出也不再是“实际状况”了。各种乐器之间的音量平衡，可以通过运用多个麦克风和在操控台上进行的混合调节来实现“优化”。1932年底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无线电城音乐厅的开张，是对现代声音风景的礼赞，也标志着机器时代对声音进行控制的新高峰。

试想把19世纪欧洲乡村的钟声还原到当代，人们不会体察出其微妙且重要的文化意义。我们当代人的听觉感知，与科尔班书中所描述的情景已经大不相同了。马克思曾经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来总结现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尽管原话有其十分具体的语境和意图，但他对物质性历史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现代历史不是孕育于“时代精神”的空中楼阁中，而是人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而写就，经由感知经验进入社会意识。科尔班和汤普森等人的研究，即从听觉的侧面，从现代化转型到后现代转型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中强调了这一点。

三、听觉文化研究：对传媒学的整合

在现当代媒介中，声音媒介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极其复杂。20世纪初期的文化研究先驱本雅明就已从听觉技术和听觉感知角度，对现代文化的轨迹做了表述和预言。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技术复制问题不是视觉文化所独有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里对于唱片、留声机的留意。加拿大当代媒体理论家巴里・楚拉克斯说，当磁带录音机在20世纪40年代末进入北美使用时，经常被叫做“声音镜子”。他说：“这面镜子，会在其表征中给现实加上主观‘色彩’且会框住现实。”当更现代的数字声音工具出现后，能让人更方便地对声音进行框取、切割、混合和分层。数字化的音乐传播方式已经把听者转化为听觉艺术家，具备了声音再表意的听觉“PS”能力。电脑的媒体编辑软件如iMovie和Windows MovieMaker、FinalCut Pro能满足声音文件的编辑需要，并且实现了文字、图像、声音的三位一体。

阿多诺在分析现代文化工业时，对听觉复制带来的认同感问题十分关注。他认为，在人互相隔绝的情况下，凭借机械复制的音乐的收听，制造出了虚拟的“我们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独”，是对直接进入人群的媒体干预式的模拟，无论身边是否有真实的人群和声音“原件”。在电磁声音复制转换、扩放技术之下，我们已经被电磁波转换后的复制声音所包围。在加拿大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的笔下，声音的机械复制造成了“声音分裂”(schizophonia)，即“在声音的源头和其电磁波声学复制之间的分裂”。模仿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关于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会与其原有的“灵韵”分离的笔调，谢弗写道：“原初的声音是与发声的机制连在一起的。声音电磁波复制的声音变成了副本；它们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和空间里被重新播放。”㈣这就造成了消费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来消费其声音副本。“声音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传播学意义上的社区空间。社区，传统上被联想为紧密联系的人群，现在延伸到辽远的互相不认识也没有接触的人之间，他们只是由于特定的听觉技术媒介才被联系到一起。阿多诺所描绘的凭借机械复制的音乐所营造的虚拟的“我们感”式和“相互陪伴下的孤

独”，进一步发展成为移动声讯时代个人空间的流动性和碎片化。孤独状态下的当代个体习惯于通过现代媒介来满足自足全知和相互依存两种心态的并存。那种“陪伴下的孤独”状态成为当下越来越多人的惬意的栖居的常态。这样的状态不仅局限于静止的室内，也经常是流动性的。汽车音响、手机、iPod等陪伴人们在流动的空间里穿行。麦克尔・布尔在对声音媒体文化中的个体行为的研究中指出，人们假装置身于喧嚣之外，让“音轨”与画面重新拼装，从而将环境审美化为“电影”式体验。于是，他们获得对环境的自主感和孤独中的“陪伴感”。他们自己订制的声音风景被“放置在两个耳朵之间”，重新组合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多样性。

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文化产品；文化变迁；内容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文化心理学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领域最为活跃和繁荣的学科之一。文化心理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人类心理与行为在不同文化下的普遍性和特异性，其基本方法是对不同地域（跨文化）或时域（跨年代）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对比，以揭示不同时空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异同，进而揭示文化与心理是如何相互构建的（Shweder，1995）。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与心理的特殊产物，既可以表达文化又可以反映人们心理与行为特征，作为心理与行为研究的一种特殊研究对象，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本文旨在对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进行整理，以展示文化产品研究的概貌，揭示文化产品在研究人类文化和心理、行为方面的独特功能，为当下及未来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文化与文化产品

关于什么是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单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就有多种不同观点。例如，Adam和Markus（2004）认为文化不仅包括Triandis（1972）强调的主观文化（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也包括物质表现，如文化环境本身的差异；Heine（2008）认为文化是指任何通过学习得到的思想、信念、技术、习惯、习俗，以及共享环境中的个体；等等。通过这些理解可以看出，虽然对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基本得到一致的认可：（1）共享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成分之一；（2）文化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两种（Kroeber & Kluckhohn，1952）。无形的部分也称为“头脑内”的部分，它作为一种表征存在于个体头脑内，包括共享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关系等；而有形的部分又称为“头脑外”的部分，主要指文化的外部载体，包括文化产品、民俗、语言、规范和制度等。

在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主要是一种“有形的、共享的、公共的文化表征”（Morling &Lamoreaux，2008）。可见，文化产品是文化的一种外化，凡是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产品都可理解为文化产品，比如：政策、制度、广告、建筑、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商品、人名地名、网络、艺术等。文化产品的这个特性意味着可以通过研究文化产品来揭示特定文化的特征。此外，作为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结果，文化产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个体或群体在当时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因此，通过文化产品也可以揭示特定文化下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特征。

文化产品研究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实证研究见于消费研究领域。比如，White（1951）曾经通过分析广告的内容来探讨当时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和需求。在早期的近30年间文化产品研究发展缓慢，为数不多的文章主要是在围绕文化产品的功能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描述或思辨性探讨（Anastasi，1950；Curti，1967；Fowles & Fowles，1976；White，1959）。80年代后，涉及文化产品的实证研究日益多见，发表的文章数量呈加速递增趋势（见图1（a）），涉及包括文化心理学在内的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社会学（Aizenstadt &Cavaglion，2005；Bockelman，2011）、市场学（Jin，2010；Nijssen & Douglas，2011）、传媒学（Hettich，2008；Percival，2011）、文学艺术（Masuda，Gonzalez，Kwan，& Nisbett，2008）、教育（Levy，2008；Xu，2006）、法律（Kawashima，2010；Ministry of，2010）、历史（Kapteijns，2009）、政治（Cathcart，2010；Robb，2010）、宗教（Foley，2005）等等。研究涉及的文化产品形式也日益丰富，包括各种文本（如书籍、杂志、报纸、笔记、演说词等）、广告（如电视广告和印刷广告）、影视节目、艺术作品（如油画、摄影、图片等）、歌曲、网络等（见图1（b））。

3 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的历史与方法

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广告为研究对象。比如，有研究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的杂志、电视广告，发现日本的广告中包含更多情感诉求的内容，更强调物质主义和地位等级观念，而美国的广告中更清楚直接地体现了产品本身的特点与功能，信息量更大，包含更多理性诉求的内容，更强调独特性和个体控制（Belk & Bryce，1986；Hong，Muderrisoglu，& Zinkhan，1987；Mueller，1987）。90年代之后，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开始大量出现，涉及的产品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除了早期的广告外，还有：报纸杂志（Morris & Peng，1994）、图片（Kim & Markus，1999）、电视评论（Markus，Uchida，Omoregie，Townsend & Kitayama，2006）、自然环境（Miyamoto，Nisbett，& Masuda，2006）、宗教经文（Tsai，Miao，& Seppala，2007）、人名（Twenge，Abebe，& Campbell，2010）、博客（Dodds &Danforth，2010）和歌词（DeWall，Pond，Campbell，&Twenge，2011）等。

可见，在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相关研究数量快速增加，正成为文化心理学中一道独特风景。

在文化心理学中，对文化产品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的对象既可以是言语资料，又可以是非言语资料；既可以是资料的内容，又可以是资料的形式、风格或功能等。在实证研究中，对文化产品进行分析，一项基本的工作是要对文化产品进行有效的量化。量化后，研究者才能对文化产品作进一步的分析。对文化产品进行量化，关键是建立编码系统，或建立符合研究目的的编码类别或维度。目前，文化产品研究中确立编码系统的方式主要有3种：（1）完全使用已有的编码系统。比如，在一项以美国和台湾畅销儿童书中的图片为对象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就运用前人使用过的面孔动作编码系统（Ekman & Friesen，1977）对图片中的面孔进行编码（Tsai，Louie，Chen，& Uchida，2007）。（2）对原有的编码系统加以整合补充后再使用。如Imada（2012）在分析美国和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故事时整合了Schwartz（1992）的价值观分类方法和Kilby（1993）的综合价值观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最终确定了一个包含26种个体主义和24种集体主义文化特质的编码系统。（3）根据研究目的设计新的编码系统。比如，一项研究中，研究为了比较日本和美国的运动员评论，先提出了18个可能的类别，再根据研究的目的反复筛选后得到7种主要的类别，并由此设计了一套关于个体解释模式的编码系统（Markus et a1.，2006）。

早期对文化产品的编码和分析主要依靠手工完成。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许多内容分析的编码系统日渐程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现成的计算机软件进行自动化编码。目前，在诸多多编码软件，影响最大的是General Inquirer软件。该软件使用事先设定好的词典对文本进行识别和分类，目前已有包括英语在内的多个语言版本，在行为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unphy，Stone，& Smith，1965）。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DeWall等人（2011）在对1980～2007年美国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分析时运用了LIWC（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软件。该研究中，作者运用该软件对美国几十年来流行歌曲歌词中的单词进行识别和分类，进而分析了多个维度的词汇（如：个体-集体主义词；积极-消极情绪词）在歌词中出现频率的变化趋势。

用内容分析法对文化产品进行研究，研究质量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文化产品的选择是否恰当。也就是说，所选取的文化产品要能有效地反映研究对象的信息。比如，通过大众传媒或民间故事来研究文化所传承的价值，通过统觉测验的故事来揭示无意识动机（Combs，1947），通过不同时代的人名、歌曲、广告或文学作品来研究个人主义倾向的变化趋势等。具体选取哪种文化产品进行研究需要经过仔细权衡，在分析资料前需要明确不同类型文化产品的优缺点。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根据具体研究目选取多种文化产品，以增强结果的说服力。第二，编码系统的确立是否合理。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则：首先，确立编码系统要以研究目的为基础。如果要通过歌词来研究幸福感的文化变迁，幸福程度就应该设计成编码的一大维度；如果要同时研究多种文化和心理现象，就应该确立多维度的编码系统。其次，编码的类别要清晰。文化产品的一项内容不能同时归入两个类别中，任何内容归人某一类别时不能影响其他类别的归纳。第三，评定的结果是否可靠。结果的可靠意味着较高的信度，文化产品研究中最关心的信度是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一般可接受的水平是0.80以上（郑全全，2010）。为确保编码可靠性，一般编码前需要对编码者进行严格的培训，使编码者对所涉领域要有必要的了解，对编码的维度有准确的理解，尽可能从源头上确保内容分析的可靠性。此外，在制定评定问卷或量表时，要尽可能使差异最大化，尽量使用多级评分而非二级（有，无）评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文化产品中提取信息，也可以使研究结果适用于更多的统计分析方法。

4 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的内容

文化产品既可以研究文化问（between-culture）或跨文化（cross-culture）的差异，又可以研究文化内（within-culture）的差异；既可以用来研究文化本身的特征，又可以用来研究人们的心理特点。据此，下面我们对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分门别类加以介绍。

4.1 文化间研究

4.1.1 文化产品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在文化心理学中，标志文化或文化差异的维度主要有：Hofstede（1988）提出的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一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子-女子气（masculine-feminality）和长期。短期取向（long Vs.short term orientation）；Triandis（1989）提出的文化复杂性（cultural complexity）和紧-松文化（tightness—looseness）维度等。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产品几乎可以揭示东、西方文化在所有这些维度上的差异，其中涉及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研究最多。比如：Han和Shavitt（1994）通过对美国和韩国畅销杂志的广告进行分析比较，发现美国广告中有更多关于独立、享乐、自立和自我增强等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的诉求，而韩国广告中则有更多关于家庭和组织完整性、群体目标和人际关系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诉求；Kim和Markus（1999）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和韩国杂志广告中的主题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广告的主题强调独特性，而韩国的广告主题强调一致性，不仅体现了两种文化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还体现了在紧-松度上的差异；Ha（1998）比较了美国和香港的杂志广告内容，发现美国的广告更多地强调个人需求等个人主义文化的特征，而香港的广告中则更多情调家庭需求、社会支持和人际和睦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这些研究表明，东方文化下的文化产品带有集体主义的特征，西方文化下的文化产品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

在权力距离维度上，Pfeil，Zaphiris和Ang（2006）分析了不同国家版本的“维基百科”网页改动情况。维基百科本是一个互动的网络知识系统。所有浏览者都可以对其进行增减和修改，但是研究者发现东亚国家对已经编辑好的维基词条内容删除和改动较少，说明东方文化下个体比较尊崇权威，有较高的权力距离。在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维度上，Ramaprasad和Hasegawa（1992）比较了日本和美国电视广告中的创新性策略，发现美国广告中使用了更夸张的策略，而日本使用了更保守的策略，说明日本人更偏好确定性。

在男子一女子气维度上，Singh和Baack（2004）比较了墨西哥与美国的网页内容，发现墨西哥网页中显示出更高水平的男子气，体现了墨西哥与美国相比更具刚性的文化特点。

在长期一短期的时间导向维度上，有研究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广告，结果发现中国的广告内容与传统性有显著的正相关，而美国的广告内容与传统性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中国人更珍惜过去、尊重传统手工艺，体现了短期时间取向的特点，而美国人更关注将来，购买意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体现了长期时间取向的文化特点（Cheng & Schweitzer，1996）。Ji和McNeal（2001）则同时对Hofstede（1983）的四个维度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他们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几个重要电视频道中的儿童广告片，结果发现：中国儿童广告中成年人作代言人或配音的比例更高，表明中国人从小就接受权威，有更高的权力距离感；中国广告片中包含的信息量比美国更大，这种对大量信息的需求表明中国人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和模棱两可的信息的抗拒；中国的儿童广告中更强调产品的流行性，美国的广告中更关注产品的独特性，对愉悦度和冒险性的诉求更高，分别体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儿童广告中使用男性作为模特、代言人或配音的比例显著高于美国，中国儿童广告中体现出更高的男性化特点。

除了上述基本维度，文化产品也可以反映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信念等。迄今为止，文化产品研究已涉及了多种价值观和信念。比如，Cheng和Schweitzer（1996）对1105个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广告内容进行了分析，同时考察了多种价值观：美国的广告中有更多享乐的内容，强调兴奋与享受，而中国的广告中享乐的内容较少，体现了中美文化在享乐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美国广告中有很多关于经济节约的诉求，而中国广告中有很多关于高档华贵的诉求，揭示了中美文化在经济观上的差异；美国广告更多地强调产品的竞争力和有效性，而中国广告中较少与其他产品进行比较，更注重传统性和价值，表明两种文化下质量观上的差异；另外，中国广告中明显地体现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忠诚，而美国广告中很少见，表现了两者在爱国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Rothbaum和Tsang（1998）对中、美爱情歌曲的歌词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在爱情中更注重外部条件，对爱情的结果预测更悲观，揭示了中、美爱情观的差异。Moon和Chan（2003）比较了803个香港和韩国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发现与韩国相比，香港广告中有更多对经济实惠的诉求，体现了不同地区人们经济观的差异。An（2007）对地位观和面子观进行研究，分析了六个国家品牌网站中的253个网络广告，发现名人模特的使用与文化倾向有很大的联系，东方文化的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更多地在广告视觉中出现名人模特，且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宣传亮点来吸引顾客，而西方文化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很少在网络广告中使用名人模特，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代言人来阐述产品的功能，表明东方文化更尊崇地位和面子。

4.1.2 文化产品所反映的心理与行为差异

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反映文化本身的差异，还可以揭示不同文化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差异。综合已有文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认知和情绪情感方面。其中，社会认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归因风格和说服方式的文化差异。在归因风格上，Morris和Peng（1994）比较了英语和中文的美国报纸中关于谋杀的文章，发现英文报道中更多地将大屠杀等谋杀行为归咎于谋杀者个人的特质，而中文报道中更多地将其归因于环境的压力；Lee，Hallahan和Herzog（1996）比较了美国和香港英文报纸中的运动报道和社论，也发现在解释现实生活事件时，西方人更倾向于个人归因，而中国人更倾向于情境归因，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下人们归因模式的差异。在说服方式上，有研究比较了美国、法国和台湾的电视广告，发现美国广告中更多使用方便实用等强有力的证据线索，而法国和台湾呼吁时经常提供阈下激活的信息，如重复、符号形象或情绪线索，表明文化会影响说服方式（Zandpour，Chang，& Catalano，1992）；也有研究比较了美国和韩国的服务广告，发现与韩国相比，美国广告中的理性呼吁更多，也表明美国人更多地采用中心途径（关注论据）来说服消费者，体现了文化对说服方式的影响（Bang，Raymond，Taylor，& Moon，2005）。

在情绪情感方面，Tsai等人（2007）通过分析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典经文，对欧美人与中国香港人不同的理想情绪进行了对比，发现欧美人更多地拥有且认为高唤醒的情绪状态（如兴奋）是理想的，而更少地认为低唤醒的情绪状态（如平静）是好的；Tsai等人（2007）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美国和台湾畅销儿童书，发现与台湾相比，美国的畅销书中有多的高唤醒表情图片。这些都表明美国人喜欢且拥有更多高唤醒的情绪状态。

也有研究者运用文化产品来揭示不同亚文化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比如，Kelly（1999）通过研究美国的地名与商业用名，发现美国南部地区比北部更多地使用暴力名称：Brumbaugh（2002）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主文化成员（美国白人）和亚文化成员（美国黑人）在面对主文化和亚文化冲击时的不同反应倾向和态度；Snibbe和Markus（2005）比较了美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亚群体对歌曲类型的偏好差异，发现地位低的人一般只喜欢听乡村音乐，而地位高的人更喜欢听除了乡村音乐以外的其它所有音乐；并且，他们根据音乐类型与自主性的对应关系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自主性更高。

由此看来，文化产品在跨文化研究中已有许多应用，几乎所有的文化特征和价值都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研究。曾有研究者对文化产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异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文化产品揭示的文化差异要大于行为研究所揭示的，表明文化产品对文化差异更为敏感，在揭示文化差异上更有优势（Morling & Lamoreaux，2008）。

4.2 文化内研究

文化产品在揭示文化内的差异方面也显示了独特作用。对不同时代的文化产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文化本身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人们心理的许多特点和差异。比如，Belk和Bryce（1986）分析了二战后日本的印刷广告，发现战后初期广告中体现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较少，60年代后迅速增长，8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批判物质主义取向的出现又明显减少；新近，Twenge等人（2010）分析了出生于美国1880-2007年间的3亿2千5百个婴儿的名字，发现随着年代的变迁，父母越来越倾向于给孩子取独特的名字，表明美国文化中个体主义和追求独特性的倾向日益明显。这些研究都显示了文化产品在揭示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文化产品研究不仅可以揭示文化本身的变迁过程，还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特点。Dukes等人（2003）对1958—1998年最流行的100首歌曲进行内容分析，通过统计歌词中涉及爱、性、伤害、自私等主题的词汇频率来研究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发现在这30年中，爱的词汇越来越少，而性和自私的词汇越来越多。Cohen（2003）统计了19-20世纪韦伯字典和圣经的历次版本中“丢脸”（shame）的比例，发现该词汇在美国文化中逐渐减少的趋势，意味着人们的自我评价越来越背离传统，个人主义日益盛行，人们有了更大的自由来设定自己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更不愿意通过环境或他人的观点来评断自己的行为。新近，Dodds和Danforth（2010）对4种类型的文本（歌词、歌名、博客、总统咨文）进行了内容分析，探讨了过去30多年来美国人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并发现幸福感最高的几个时期分别是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和里根担任总统的时期。

此外，还有研究通过文化产品探讨某一小群体的心理变化过程。如Petrie，Pennebaker和Sivertsen（2008）从感彩、认知过程、社会过程和时间导向4个维度分析了“甲壳虫”乐队在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和心理状态，发现乐队早期的音乐风格以体现积极情绪为主，且主要关注未来，从1965年开始逐渐减少了积极的音乐风格，替之以忧郁和心理疏远的曲调，歌词中更多地回忆往昔、关注他人。

相对而言，文化内的文化产品研究还较少，但这些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和心理变迁与以往采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文化产品也是研究文化变迁及其效应的有效方法。

5 评价与启示

5.1 优势与不足

文化心理学研究需要同时关注“头脑内”和“头脑外”的部分。和文化心理学中常用的自我报告、行为研究等主流方法相比，文化产品研究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1）可以克服主流方法的许多不足。文化心理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是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对某问卷或某创设情景下的反应来推测心理与行为的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如自我报告、实验室室实验、行为观察等。虽然这些方法被普遍使用，但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自我报告的问卷测量会受到群体参照效应（Heine，Lehman，Peng，& Greenholtz，2002）、作答风格（Schimmack，Oishi，& Diener，2005）、测量对等性（Chen，2007；Chen & West，2008）等诸多无关因素的干扰；而实验情境下的方法也常常为生态效度问题所困扰（Lee et a1.，1996）。相比较而言，文化产品研究不用自我报告，研究对象都是自然情境下的产物，有时更为准确、客观、更具生态效度。（2）有时比主流方法更敏感。已有元分析结果显示，在揭示文化差异方面，文化产品研究比自我报告法具有更大的效应量（effect size），更能显示文化差异（Morling & Lamoreaux，2008）。（3）运用文化产品能研究某些主流方法无法触及的盲区。比如。若要考察一个世纪来个人主义倾向的变化趋势，对于100年前的个人主义，显然无法运用主流的方法对100年前的个体进行测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研究，比如可以研究当时的歌曲、人名等。

文化产品研究本身也具有一些局限性：（1）文化产品是自然情景下的产物，研究者无法按照研究目的对文化产品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理，无法进行实验研究，因而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关性的而不是因果关系；（2）文化产品所能揭示的是已存在于产品之中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而研究需要考察的特征未必能从文化产品中体现出来，比如：认知调控；（3）由于文化产品是在自然情境下产生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要研究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如果代表性程度本身就不高，则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就会降低；（4）文化产品反应的是时代效应，往往代表群体特征，不能反应个体心理，因而难以揭示细致深入的关系，比如个体差异对文化效应的调节作用。

鉴于文化产品研究存在的不足，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同时对行为和文化产品进行研究，比如，Markus等人把自我报告与编码的杂志广告（Kim& Markus，1999）、电视运动评论（Markus et a1.，2006）或流行音乐歌词（Snibbe & Markus，2005）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有研究把行为实验与儿童书（Tsai，Louie，et a1.，2007）、经文（Tsai，Miao，et a1.，2007）、自然环境（Miyamoto et a1.，2006）或艺术（Masuda et a1.，2008）等文化产品结合起来研究。我们还可以运用多种文化产品来研究同一问题，看获得的结果是否在其他文化产品上得到复制，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比如，东西方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就得到了很多不同文化产品研究的重复验证，因此结果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如果有不一致的结果，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研究的结果是否受到了文化产品本身的特征的影响或调节。比如：运用音乐进行研究时，研究结果就可能随音乐类型的不同而不同（DeWall et a1.，2011；Dukes et a1.，2003；Herd，2005）。

5.2 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研究可以揭示丰富的文化差异，内容包括几乎所有的文化维度和文化价值和信念：既可以反映跨文化、亚文化间的差异，又可以反映文化内不同时代的差异或时代变迁效应，甚至可以揭示个体或群体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同时，也可以研究许多心理特征在文化间、文化内甚至个体或群体内的差异。文化产品研究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具有主流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具备的一些优势，而且更为客观、敏感。有理由相信，文化产品研究在心理学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多。

本文所揭示的文化产品研究的独特功能对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心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文化产品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有助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

首先，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对人们心理的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来，尤其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研究不同时期文化产品，既可以较为客观地显示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变迁的历程（比如：对传统文化与价值的传承、对西方文化与价值的接纳），又可以揭示这些巨变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比如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和人们心理的影响；同时还可以帮助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从而制定合理的政策以促进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

文化研究篇(4)

遗落的文化世家:江西新城陈氏考述

艺徒制:传统评弹技艺传承之路径研究

近代苏州评弹与听众之互动述略

浙江义乌地区土地庙存废演变述略

八卦五雷钱:雷法传承的民间传播

衡水一绝:冀派内壁绘画艺术

宋代以来广西慈感神信仰研究

苗族斗文化活态传承的实践道路

略论蜀与滇的文化关系

东阳木雕传统图像的文化底蕴

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

赣南客家采茶戏的艺术特征

论文天祥精神内涵与历史意义

土瑶传统丧葬禁忌的文化视角

明代吉安书院青原会馆研究

“数字人文”技术视角下区域史研究新取径

植壤、技术与生存策略:晚清民国的宁波土医

歌从大海上来——“舟山渔民号子”的田野考察

会通与传承:张岂之学术思想述略

一部运用民俗学田野作业探究民间智慧的力作

明清时期柞蚕书的刊行、传播及影响

说“江南豫章”:《史记》地名标点疑议

刘知远文学形象构建之学术脉络研究

地方性消费与博里农民画产业化发展的研究

明代气候变化对江南日常生活及生产的影响

黔中地区唐宋羁縻时期考古遗存探究

再论法眼宗初祖文益禅师于漳州参桂琛而得法

佛门“三虚”与近现代岭南佛教

虔贞女校:近世深圳客家文化符号的折射

奶娘变天后:河源临水夫人与天后信仰的混融性调查

巫—方相氏—钟馗的演变:角色与精神的盛衰

秦汉以来的鬼神信仰与仙话研究

载歌载舞的民俗活动:青海互助土族地区婚礼

明清时期广东惠州府巡检司的空间格局变迁研究

陇蜀古道陇南段几处石窟造像的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

古村落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源现象”探析

基于百度指数的客家文化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分析

史传与神话:堂子祭祀邓将军传说解构

客家人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大浪客家舞麒麟

民国常熟民众的娱乐生活——以苏州评弹为例

客家题材的影视IP发展与客家族群认同研究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婚姻习俗变迁

定州简本《论语》“一字多形”与文本生成问题探论

藏羌彝走廊《羌族妮莎诗经》口传古籍问世与初论

诗与酒的议会:藏羌彝走廊《羌族妮莎诗经》审美制度透视

试论传统时期地方神灵的塑造——以许真君信仰为例的探讨

《特选公理杂字》渊源考——略论地方乡土教材中的法律史料

文化研究篇(5)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  Campbell  Halavais  (halavaisu.  washington.  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        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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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Barnard,  M.  Art,  Design  and  Visual  Culture(《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化》)，London:  Macmillan,  1998.

       Baudrillard,  J.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仿像与模拟》),  New  York:  Semiotex(e),  1983.

       Berger,  J.  Ways  of  Seeing(《看的方式》)，London:  BBC  Publications,  1972.

       Best,  S.  &  D.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后现代的转向》),  New  York:  Guilford,  1997.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文化生产场：论文学与艺术》)，  Cambridge:  polity,  1993.

       Bourdieu,  P.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摄影：中产阶级的艺术》)，  Oxford:  Blackwell,  1996.

       Bourdieu,  P.  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热爱艺术：欧洲美术馆与其公众》)，  Oxford:  Blackwell,  1997.

       Brothers,  C.  War  and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战争与摄影：文化史》)，  London:  Routledge,  1996.

       Bryson,  N.  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视觉与绘画：注释的逻辑》),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ryson,  N.  et  al.  eds.  Visual  Theory(《视觉理论》),  Cambridge:  Polity,  1992.

       Bryson,  N.  et  al.  eds.  Visual  Culture: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视觉文化：形象和解释》),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BuckMorss,  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看的辩证法：本雅明与拱廊计划》)，Cambridge:  MIT,  1989.

       Burgin,  V.  In/Different  Space:  Place  and  Memory  in  Visual  Culture(《在/不同空间：视觉文化中的地点与记忆》),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Cary,  J.  Technology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发现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  Cambridge:  MIT  1993.

       Chambers,  I.  Popular  Culture:  The  Metropolitan  Experience(《流行文化：大都市的体验》)，  London:  Routledge,  1986.

       Cohen,  S.  Vision  of  Social  Control(《社会控制的视觉》),  Cambridge:  Polity,  1993.

文化研究篇(6)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著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本文由收集整理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文化研究篇(7)

不是吗？一部文学史，就是名家名作的排列组合！

随着学养的增长，逐渐发现心中所敬仰的那些学术大师们，谈论的也同样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即便是那些来自民间乡土的神话、话本或图画，亦被学院化的眼光拔高、纯化和提炼为充溢着神秘而不可企及的经典光环了。也许，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粹便是由这样一些光彩过人的经典构成的。确实，想象一下，如果文学史没有屈原、陶潜、李杜、曹雪芹和鲁迅，那将何等苍白？！经典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文化记忆，舍此将变得索然无味。

然而，除了经典，还需要别的什么？皓首穷经于经典当然是学者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如今仍很有诱惑力地召唤着青年学子。但只有经典似乎是不够的。歌德曾言：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话语中透露出某种对经院式的思考的轻蔑和鄙视。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阅读《离骚》、《红楼梦》似已不那么常见，我们的日常生活已被充分地媒介化了。电视、广告、通俗小说、流行歌曲、服饰、摄影、家居装饰等等。这才是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是我们真实的存在。经典或许正在日益远离我们而成为精神的"乌托邦"。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此遗训今天已不再有效，我们生存在日益消费化和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它并不是由种种经典构成的

文化研究可以说正是顺应这个历史趋势。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文化，而文化无所不包，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举凡一切人的活动和现实，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有一点值得深省。澳大利亚学者杜林称："文化研究不是一门像其他学科那样的学科。它既不具有界定明晰的论，也不具有明确界划的研究领域。"所以，"文化研究当然就是文化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代文化的研究。"从严格的学理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不是同义反复便是不得要领。然而我以为，在这种似乎闪烁其辞的说法背后，其实蕴含了一个深刻的想法，那就是文化研究是对经典化的学科范式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