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融论文篇(1)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探索彝汉文化之间包括地域间和族际间的文化沟通与文化理解，不仅将文化一词作名词研究，而更多地是作动词理解，即是“以文化之”的过程和影响。彝族文化论文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自身保留独特的文化之外，还具有同中原汉文化相契合的成分。至于汉文化，当是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原汉族文化，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力渗透，彝汉两种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并交融。 

一、彝族及其文化浅析 

彝族历史源远流长，长期聚居在西南山区，关于彝族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争论太多，也尚无定论，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和云南土著说几种，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但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尤其是人口较多的民族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发展演变而形成，基本上都是多源而非单源的”，[1]P9因此笔者认为，彝族是以土著人为基础，融合南迁的古氐羌人，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即是基本采纳北来说和土著说的观点，将民族作动态的历史的解释。 

然而不仅是彝族各支系和其整体的关系，就整个彝族同中原汉族也存在同源异流的隐线，就是说彝族同汉族在族源和文化源头上存在某些共同点。这种观点的基本立足点是泛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动态交流的理论。从源头来考，彝文书有记载的哎哺时代，时间相当于汉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初期，其传说的人物生活在万年或数十万年前，生活在云贵高原，是我国各族共同的祖先;从彝汉文献记载关于天文历法、文字刻画的产生和后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理论形成，共同源于古夷人的远古文明，从中可以看出汉族文明的渊源。就有学者认为彝文是甲骨文同源异流的一种文字，虽无定论，然考究其字形、揣摩音节、和实意，可以看出其亦是象形文字的一种，因此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如果彝汉同源的说法最终定论，那么我们对于彝族的源流又要重新认识了，将云贵高原作为一个文明的发祥地，以往的外来族群迁移说似有些不合理。因此“要说‘北来’，是先北去而北来;要说‘东来’，是先东去而后东来”。[2]P270 

据此，我们知道彝族和汉族的族源和文化源头存在某些共同点，但不可认定彝汉之间就是确切的同宗同源。彝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渊源可上溯至地皇时代，和汉族相始甚至要早于汉族，其早期文明程度是非常高的，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逐渐与其他先进民族拉开距离。文化上就社会形态来讲，彝族社会形态演进存在跳跃性和不平衡的特征，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社会转型不彻底而留下一个长长的尾巴。彝人有着远古的大母神崇拜，如四川凉山等封闭彝区仍有姨表不婚和抢婚的婚姻习俗，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非完全进化或完成转型，加之彝族的奴隶社会持续时间长，这种思想的演进就极为缓慢了，到解放以前，四川凉山还处于奴隶社会，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各种原始宗教形式渗透在彝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不难看出原始社会的遗存了。应当说，改土归流是彝族历史上的大事，它甚至影响了彝族的经济形态和社会进程，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彝族社会由封建领土制经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的过程，尽管它是中央政府推行的一场强制的社会化运动，可是的确给彝族社会带来了大的变革，使彝族社会在短时间内走上封建道路并最终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彝族虽源远流长，但其社会发展演进较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就非常滞后了，但以此判定彝族文化落后也是片面的。 

彝族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优秀灿烂的文化。由于地域差异，彝族文化在 各支系、各地域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婚姻、丧葬、礼仪等习俗上有异于其它地区的彝族是整个彝族的个性，但只是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反映的民族精神实质并未改变，仍然是受本民族的精神信仰影响或支配。尚黑且尚火，这是彝族非常显著的特点，这点从彝族的民族服饰和民族节日可以大致了解，集中反映了彝族以黑为尊、以黄为美的审美观。彝族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民族，自清改土归流以前，西南大部分彝族还处于奴隶制度统治之下，改土归流才使得诸彝区逐渐步入封建社会，可见彝族文化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对认识自然还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火作为最先进的物质用以对抗一些黑暗和邪恶，体现了彝族人朴素的世界观。但彝族文化并非都是落后的，在许多领域，彝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有着重大贡献。比如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就堪与玛雅文明的历法相媲美。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道”文化的契合 

从宇宙观上来讲，彝族先民的宇宙观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其与道家以自然的智慧为基本特征的“道”文化有着诸多的契合点，其共同的特征是以自然来考究人的起源、世界的起源、万物运行之理等，当中隐含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法理论，有别于绝对精神的宇宙观。 

和道家一样，在创世和人的起源这一问题上都用辩证的、唯物的、运动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彝族用阴阳、五行、清浊二气来解释宇宙和自然，认为清浊二气是宇宙的原元素，清浊二气交互作用，产生阴阳二元素，阴阳二气混合作用产生风、雷、电等基础物质，接着衍生出世间万物。“彝文古籍《努讴数》叙述了远古天地未形成的时候，宇宙空荡荡、黑沉沉。后来清浊二气发生了变化，清气上升形成天，浊气下降成为地的观念”。[3]P223这种阴阳创世的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法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道家的“道”是一个哲学概念却并非是一种绝对精神，道本身就源于自然，体现自然的智慧，“老子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是率先将”道“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概念”。[4]P1-2“道”的本体意义，这便是朴素的唯物观。“道”顾名思义指规范事物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规范和法则，如天地万物之道、子弟之道、君主之道等，道家著作《老子》首先提出“道可道，非常道”，是说明“道”并非寻常之道，将之提升到先天地万物而生的指导一切的客观规则。又将“道”析化分解为阴阳、五行、八卦的义理，渗透有辩证法的思想，认为阴阳互补、难易相生、福祸相依、物极必反，这和彝族的太极理论是极其相似的。“彝族的太极理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乾坤、乾坤生八卦的生化原理，太极图，白色象征阳光，叫天白父;黑色代表阴气，叫地黑府;阳气上升为阳，阴气下降成地为阴，这就是阴阳的来由”。[5]P147-148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扩展到人的起源问题和人体及物理关系上，彝族有学雪生人之说，认为人是从水中诞生，水的精华部分凝结成人类的始祖，这较之许多神话造人的观点要唯物些。

彝族先民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自然的智慧为特征的“道“文化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或者说产生了某种契合，无论是创世、人源，还是天人之理都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影子，这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共性，只是道家将这种思想带向政治，产生了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算是又一结晶。可是经政治着色，这种早期的哲学思想也只得走向迷途。无为的政治观念在结束长期战乱的西汉初年得到统治者的亲睐并发挥了实际效用，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更为强势、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儒家文化所代替，道家文化告别政治舞台，带着既有的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独立走上唯心之路，渐行渐远。相反彝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却相对稳定，少受政治的污染，却也因此发展较缓，这种反差也含些辩证意味了。 

将彝族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上升到文化的最高价值范畴，作一个后来的学术定位，我想借用杨解先生所提出的“黑色原型”作为概括。所谓原型， 荣格指出“原型就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过程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呈现，是一切心理反应所具有的普遍一致的先验形式”。简言之，就是彝人最深层次的潜意思，是彝族文化的原型。彝族是一个“尚黑贵左”的民族，这点通过彝人衣饰和礼俗等文化表现形式也可以看出。所谓“黑色”，是玄妙的、广大的、幽深肃穆的、神秘而厚重的，并且是先天地而生的，这点从彝族的创世神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有天没有星;下面没有地，有地没有草……世界黑漆漆，宇宙玄冥冥……之后混沌初开，产生阴阳二气，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6]P1-2这是彝族神话中的宇宙创生论，道家同样认为这种创世神话往往先天地而生，存在先于时空而存在的原始混沌，并且都以神话来体现自然秩序。因此，“道”的原型便可追溯到神话意识中规则变化或作规律性变化的物象，所以，彝族文化原型“黑色原型”只是“道 ”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无论是彝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还是其文化文化最高价值范畴“黑色原型”，都与“道”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只是可能作为价值范畴“道”文化的外延更大些，然而也不能忽略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和发展中的趋同性。 

三、毕摩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内在关联和分歧 

彝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可以将之概括为毕摩文化。毕摩是彝文的音译，“毕”指念诵、吟诵之意，摩指老者、年长的知识分子。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文化，其源于彝族早期的神学宗教，后来渗入一些人为宗教的要素。毕摩宗教文化可以说是介于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这种“彝族原始宗教是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属原生性本土的民族民间信仰的宗教，它属于民间信仰的宗教，介于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7]P120-121毕摩文化和中原汉族信仰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很长时间内不为汉家理解和认同，“毕摩在历史上曾被汉文学者称为鬼教，在现代一些学者又称它为巫教或原始宗教”。[8]P175-176事实上，毕摩文化也含有许多原始宗教的色彩，和汉族信仰体系是有差异性甚至冲突的。汉族在强大政治权力的辐射下，中央政权为加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控制，将原有的各种崇拜同化吸收，以儒学为根，加入其它成分，在西汉时形成“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帝王中心儒学观，严格来说，儒学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流派，这是宗教与政治的合流。在政治面前，宗教或文化学派终归作了俘虏，成为封建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毕摩文化就因为落后而显得相对纯洁，其代表的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范畴，毕摩作为沟通人神鬼的中介，实际上是扮演一个宗教领袖的角色，虽有政治化的倾向，然而在此后长期历史发展中却始终没有与政治同流，原因可能是西南彝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政治相对稳定，受其他民族政治影响较小，另“毕摩信仰从其性质和内容看，毕摩既有人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特征，又在许多方面还保留有后期原始宗教的痕迹，还没有彻底割裂与宗族部落宗教的联系，处于原生状况。”[9]P181毕摩文化长期处于原始的宗教形态，这种原生状态的宗教意识形态长期占据彝人的心灵，加之彝区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宗教关系和等级关系使得彝区较为稳定，因此宗教显得比政治更为活跃了。这便是彝族毕摩信仰文化同儒学包括其他宗教文化的一大区别，也是彝汉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差异或者说是分歧了。 

尽管如此，彝族毕摩信仰文化仍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强大辐射下，自觉地吸收了儒、道、释等诸文化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因而毕摩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有机结合的显著特征。但应当注意，彝族原生态文化仍占主导地位，汉文化这种改造作用是比较微弱的，但文化融合的踪迹也是明显的。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具有和谐性，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本族与它族的和谐;毕摩信仰文化比较理性，比较温和，其中始终贯穿着“仁爱”、“和为贵”的思想，也具有理论的系统性、丰富性，可以说是彝人自己的“儒教”。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毕摩文化是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而又是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化。 

即使将这种信仰文化溯源研究，也可以大致看出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和分歧。这其中就在他们共同的精神实质问题或者说是他们的出发点问题，当是永恒回归的哲学观念和早期的大母神崇拜。永恒回归是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和神话思维模式，它是一切宗教神话文明的起点，也是基本主题和模式。这种永恒回归和道家自然是殊途同归的，只是道家尚玄，倡导无极、无为的观念，玄德的实质在于母性的生命力，这又将视线引向人类早期宗教崇拜形式——母神崇拜。彝族自然也是有这种母神崇拜的，而且影响很深。彝族文献《合与候赛变》三子争夺母亲的故事，以及《勒俄特依》中支格阿鲁出生的故事充分说明彝人心中潜藏的女性崇拜以及母权制的问题，这就与儒家倡导的男权创世观念格格不入了。这种矛盾基于最基本的世界观，最直接原因则是两种文化发展程度的落差。尽管老庄认为父权制社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他们都处于父权制社会，但却顽固地坚持着远古女神宗教思想这种为父权制文明所不容的观念，但最终这种坚守和抗击都没能取得胜利。毫无悬念的，父权制思想在彝族得到扩散，同时“母系文化”得到了父系制的宽容，被纳入父系制的轨道，这点从彝族女土官政治里可以得到窥见。尽管彝族社会已过渡到父系制的宗法制度，但仍存在母系制度的变态演化。 

文化交融论文篇(2)

1中国传统文化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本中发掘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怀和关切。但从思想理论发展史的维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自觉地、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对中国的历史命运和苦难遭遇的关注本身就是或折射着马克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考与评价，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早己纳入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中国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以及晚年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重要论著等，都非常深入地研究并尖锐指出了晚清中国是那个依靠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的创新，更涵盖了包括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特殊性等在内的重大问题的深度关切。1877-1882年间，马克思在许多文章和通信中討论俄国形势和发展道路问题，并逐渐意识到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其实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不能照搬或套用。俄国有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显然，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发生在西方，但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却不限于西方，而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揭示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2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文化来源

马克思没有来过中国，但马克思关注中国。马克思与中国儒家文化创始者孔子在时空上相距何其遥远，但在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方面却近在咫尺。至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资源。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便持续对西方文明发生影响，18世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己经成为一大批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重要的精神滋养。

早在300年前，欧洲思想界就曾经掀起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曾经将经济学提升到科学殿堂的经济学家魁奈，自认为是孔子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霍尔巴赫则主张以自然代替神的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深厚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中华民族不像一些民族那样有宗教的狂热，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条崇尚理性的主线，这种理性曾给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重要影响。马克思的故乡在欧洲，马克思的理论创新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则是整个世界。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魁奈、霍尔巴赫等思想家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来源。

3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因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中，结合己经成为一个十分常见的用语。尤其是文化活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学习与借鉴是人类文化交往的普遍规律。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演进和发展进程考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而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则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方两大文化、两大文明相结合。

在诸多主义当中，为什么唯独马克思主义不仅最终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至于己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

英国学者李约瑟揭开了这个谜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无论从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还是从世界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马克思主义都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特立独行的封闭思想体系，而是始终敞开胸襟，与世界文明相交融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宝库。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承担者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文化认同，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相关、相近、相似、相同的文化基因，那么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并内化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化。

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互鉴、双向改造过程。而这种双向改造，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取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又指导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

4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相对于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社会，中国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生成的时候就逐渐地落伍了。与此同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也逐渐失去其昔日的辉煌，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支撑。在现代性大潮的冲刷和裹胁下，寻求一种新型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不可避免。而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入和方法论支撑，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发展，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开辟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必须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让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服务，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必须使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相协调，使之真正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文化交融论文篇(3)

羌文化的影响

羌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

迫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压力，从河湟流域向西南迁徙的诸羌与当地原居民逐渐融合而发展为今天藏缅语系诸民族。羌人的一支由岷山沿大渡河、大凉山南迁入滇中，沿途分布定居，与一些夷人、蛮人系统的族群融合，形成庞大的族群――彝族，先后建立了南诏、罗殿、罗氐鬼国、自杞等国。有一支形成么些族（今纳西族），一支向西南深入青藏高原，分别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国和羊同、苏毗、哥邻等国及地方政权。由此证明华夏族――汉族和羌族与彝族和藏族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也进一步证实汉彝同祖、汉藏同源。

这种迁徙与融合在陶器的造型和图案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图1、2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青海马家窑旋纹罐和辛甸文化双耳罐，进入川西北岷江上游后组合成了大双耳旋纹罐（图3），一路南下进入川南、滇西北（图4、5），成为各个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直到元、明在玉溪窑上仍然流下了它的影响（图6）。

楚文化的沁润

楚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长江中游，以楚国为中心，并辐射到周边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神秘、浪漫，与先秦文化的庄重、威严大相径庭。川滇文化与楚文化同为长江文明，受其影响是自然而然的。楚文化顺江而上，首先影响巴蜀。三星堆文明的风格与“楚人信巫神，重淫祀”完全一致，器物造型深受楚文化影响。云南与楚文化的关系更为直接。史料记载，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楚将庄F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其目的是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

楚人是鸟崇拜的民族，重凤轻龙。川滇陶器是对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川滇陶俑中，鸟形象充满自由奔放，任意想象的原始精神。与现实中的鸟似像非像，都带有几分人类想象加工的成分，都能感受到一种浪漫的精神。图7是四川宋三彩鸡，图8是云南大理国时期的生肖鸡。

川、滇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龙，云南有蛇崇拜，但一直没有发展为龙。四川有宗教意义上神秘的青龙，没有皇权意义上的龙。龙在川滇陶器中的形象，并不威严，反而有几分滑稽。图9四川宋三彩龙，图10云南大理国时期彩绘龙，从造型到风格都极其相似。

民俗文化的交流

南丝绸之路比张骞出使西域建立的丝绸之路更早，张骞在印度所见的蜀布、赤藤杖就是通过这条路出去的。南丝绸之路起于成都，经邛崃、西昌进入云南，贯穿云南入缅甸，直至印度。道路是经济交流的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途径，所以，川滇民俗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也大量地表现在陶器上。汉代开始，道教在四川、云南流行，两地都盛行用十二生肖陪葬，特别奇怪的是四川和云南都习惯在十二生肖外加一只长寿龟，而且图案、风格都非常相似，如图11、12。这绝不是偶然的，只能是文化交融的结果。

战争中的陶瓷文化融合

清以前，四川并不生产青花瓷，所以云南青花另有传播途径，与四川无关。但云南单色釉瓷器却与四川有许多继承关系。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独自为政，此时南丝绸之路已中断多年，民族迁徙、融合已经基本定型，战争成为文化交融的主要形式。《滇考》称：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以蜀卒为先导，十一月破`、戎二州，又陷邛州，遂北抵成都，掠蜀子女、工技数万人及经籍而南。至大渡河，谓蜀人曰：此南吾土也，尔去国当哭，听尔哭别故乡。众皆号恸，赴水死者十二三。自是南诏工技与中国侔矣。”

文化交融论文篇(4)

【关键词】 趋势 均线 融资融券 股价波动

一、引言

2010年3月31日，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了融资融券交易这一金融创新机制以后，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就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其实，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个角度是融资融券对股价波动的影响。融资融券是否会导致股价波动幅度加大，这可能是监管层特别在意的;另一个角度就是股价波动对融资融券的影响。股价波动如何影响融资买入者或融券卖出者的行为，这其实涉及到股票价格决定的内在逻辑。

假如股票买入者决定是否在某日买入股票，仅仅取决于当前的卖方报价是否超过了未来股利的折现值，超过了就不买;假如股票卖出者是否决定在某日卖出股票，仅仅取决于当前的买方报价是否低于未来股利的折现值，低了就不卖，那么监管层是否允许融资融券对股票价格就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影响。

然而，事实上市场参与者并不都是严格的基本面分析偏好者。根据折现现金流模型或者根据市盈率等基本面指标来做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只是市场参与者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可能是技术面分析偏好者，喜欢分析K线图，根据股票近期走势、成交量、人气等与公司基本面关系不大的因素来做出投资决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融资融券机制就有可能通过影响人气、成交量或者K线图的图形特征等来对股价波动产生影响。

从一般的投资逻辑来看，似乎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是交互影响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断而已，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要基于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成果就是我们为此做出的一点尝试。

二、文献综述

对于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国外的研究已进行了很长时间。1977年，Edward M.Miller针对融券受到抑制情况下的股票定价效率问题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了股票价格高估假说，即当投资者对股票价格的预期有分歧时，受融券约束的股票的价格会被高估，被高估的程度随着投资者的观点的分歧程度增大而增大。近十几年来的绝大多数实证检验都支持“股价高估”假说。

从“股价高估”假说出发，可以做出的一个假定是：假定融券受到抑制，股票价格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会偏离价值中枢很远，当然最终还是会再向中枢靠拢;而假定融券未受到抑制，股票价格不会偏离价值中枢很远。这样，从一个较长时间来看，允许卖空将使得股价波动范围变窄。但让人困惑的是，直接针对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却并未出现一致的结论。Allen and Gale（1991）的理论模型发现，允许卖空交易会影响股票市场的稳定，加剧市场波动。与其观点相对立，Charoenrook和Daouk（2005）采用全球111个国家1969年12月至2002年12月的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卖空交易禁止的国家相比，法律允许卖空交易的国家的市场总体收益的波动性较小。

国内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同样呈现分歧。汪天都（2014）使用方差齐性检验法，发现融资融券并未影响A股市场稳定，不存在助涨助跌效应。于孝建（2012）对A股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融资交易增大了股市的波动性，而融券交易减小了股市波动性;对于股市波动性，短期（6日）内，融券交易的影响要大于融资交易，但长期来看，融资交易的影响要大于融券交易。

从这一领域比较重要的研究文献来看，已有研究成果多以融资融券交易对较长时间段股价波动的整体影响为单一论点，却忽略了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时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关联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股价运动的一个较长时间段根据趋势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时间区间，分别考察不同性质的时间区间内融资融券交易是否会伴随着股价波动幅度的扩大。

三、模型与变量

1、模型设定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把股价运动的一个较长时间段根据趋势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时间区间，分别考察不同性质的时间区间内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关联。那么如何界定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呢？简单的做法就是根据均线系统的状况来区分。短期均线是向上的，可以认为短期趋势是向上的;长期均线是向上的，可以认为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国内投资实务中，短期均线一般用5日、10日均线作为代表，120日、250日均线都已被视作中长期趋势了。为了简化问题，下文的实证分析将分别考察5日均线朝上朝下时、10日均线朝上朝下时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关联。

为此，本文拟建立如式（1）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分别讨论股价在上行趋势、下行趋势下融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性的关联。

BD=f（SRZ;SRQ;XRZ;XRQ） （1）

其中，BD描述个股价格的波动性，SRZ、SRQ、XRZ、XRQ分别代表股价上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下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下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

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我国沪深两市推行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已有近5年时间，在保障样本时间序列长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程度，本文选取融资融券交易额已形成一定规模的2014年1月2日至2014年6月30日间（共119个交易日）沪市10只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相关数据（前复权收盘价、不复权收盘价、融资买入额、融券卖出量、总股本）。为了覆盖多个行业，选取的10只标的股票依次为：中国北车（601299）、康美药业（600518）、伊利股份（600887）、中国建筑（601668）、中国银行（601988）、中国重工（601989）、中国太保（601601）、中信证券（600030）、保利地产（600048）、上汽集团（600104）。若无特殊说明，本文分析所用的各交易日收盘价数据来自大智慧行情软件（2015年3月10日下载），融资融券数据均来自东方财富网。

由于不同股票的实时价格差异较大，各自的总股本数量也完全不同，本文采用个股当日收盘价相对前日收盘价涨幅的百分比表征该股价格短期波动性BDij;采用个股当日融资买入额占该股当日总市值的百分比表征该股融资交易RZij;采用个股当日融券卖出量占该股总股本的百分比表征该股融券交易RQij。其中，i=1，2，...，10，依次代表上述标的股票;j=1，2，...119，分别代表119个交易日。要额外说明的是，各股当日总市值用总股本乘以每股不复权收盘价计算得到。

为描述各股在某一个交易日是处于何种短期趋势，本文引入示性变量α、β来分别表示个股的前复权价格五日均值变化（或十日均值变化），来表征个股在当日是否有上行或者下行趋势，如：

当五日均值变化（或十日均值变化）为零时，αij、βij沿用股票i上一个交易日的状态。

至此，模型中的4个解释变量可分别记为：上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SRZij=αij×RZij;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SRQij=αij×RQij;下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XRZij=βij×RZij;下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XRQij=βij×RQij。

四、实证分析

1、理论检验

为了更加严谨地论证融资融券交易与股价波动间的关联，在虑及个股走势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之前，本文首先单纯验证融资交易额、融券交易量与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长期均衡关联。出于文章篇幅考虑，这里使用对市场平均股价波动具有象征意义的沪深300指数收盘点位作为被解释变量BD0，将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单位：万元）RZ0、融券卖出总量（单位：万股）RQ0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回归分析的样本时间序列足够长，这里选取滞后阶数12，并依据AIC准则，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t统计量可看出，无论是否含有趋势项，各变量原序列均在1%显著水平下被认为是平稳序列，为同阶单整（I（0））过程，这是下文Johansen协整检验的必要条件。但在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被解释变量BD0与两解释变量间的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共有贯序修正最大似然统计量、最终预测偏误、AIC准则、SC准则、HQ准则等五项检验指标的检验结果，不同指标所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不尽相同。为了与前文单位根检验的信息准则一致，这里取用最终预测偏误与AIC准则所确定最优滞后阶数3阶。据此，取滞后步长为1至3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基于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两项统计结果显示，“指数波动与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融券卖出总量存在长期均衡关联”的结论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由于各变量的单位不统一，且本文更注重个股价格波动与不同走势下融资融券交易的关联，故不在此罗列协整方程中变量间的数量关系。为了给下文的回归分析做好铺垫，这里进一步分析指数波动与融资交易、融券交易的影响方式，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的联合统计量可以看出，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均不是指数波动的Granger因，而指数波动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可能是融资交易、融券交易市场总量的Granger因。也就是说，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的往期信息并不会对指数波动产生直接影响，但指数波动将在未来不同时期内影响融资交易总体水平与融券交易总体水平。其中，“指数波动是融资交易市场总量的Granger因”这一结论尤其显著。

2、回归分析

前文已就市场平均股价波动与融资融券交易市场总量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分析，但标的股票价格波动与该股融资交易、融券交易之间存在的量化关系仍值得讨论。基于前文给出的被解释变量BDij与解释变量SRZij、SRQij、XRZij、XRQij，针对10组（i = 1，2，...，10）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如表5、表6所示。其中，表5是五日均值变化趋势下个股价格波动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6是十日均值变化趋势下个股价格波动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中ci为常数项，括号内为t统计量。

可以观察到，20组拟合结果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R2）并不高，这与各组回归的遗漏变量有关，但不影响本文就四项解释变量系数及其统计量的数据得出结论。若以5%的显著水平为判断依据，从表5和表6的其他统计信息中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结论。

（1）上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不相关。10只股票五日均线上行趋势下融资交易与其价格波动均不相关，而十日均线上行趋势下该结论大多数成立，仅有伊利股份、中国建筑、中国太保三个例外。

（2）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高度相关。在股价呈现上升趋势的过程中，融券交易量越高，伴随着的股价上涨幅度越大;融券交易量越小，伴随着的股价上涨幅度越小。五日均线、十日均线下的检验均表明了这一结论。

（3）下行趋势下的融资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相关性部分显著。在五日均线下行时，中国北车、伊利股份、中国建筑、中国太保、中国证券、上汽集团这6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资行为相关;在十日均线下行时，中国北车、伊利股份、中国建筑、上汽集团这4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资行为相关。

（4）下行趋势下部分股票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相关。在五日均线下行时，除康美药业、保利地产之外，其余8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券行为相关;在十日均线下行时，除康美药业之外，其余9只股票的股价波动与融券行为相关。

由回归统计量显著的组数作出判断，只有第（2）条最可靠，这恰恰说明了股票交易的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分歧就没有交易。正所谓“有人辞官回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针对同一只股票，看多的有看多的理由，看空的有看空的理由。那为什么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高度相关呢？第一，这符合葛兰威尔（Granvile）法则的预期。根据均线系统的葛氏法则，移动平均线呈上升状态，股价突然暴涨且远离平均线为卖出信号。第二，这可能与我们选取的时间段有关。2014年上半年，上证综指一直在1974.38―2177.98之间震荡，上下幅度不过203.6点，以2076.18为中轴，震荡幅度在±4.9%以内。在一个震荡市的大环境下，相当多的股票稍微涨一涨又回落了，这就为融券卖出者提供了操作的经验依据。

五、结论

针对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时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首先验证了2014年上半年融资融券交易总体水平与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长期均衡关联;其次，考察了市场平均股价波动与融资交易、融券交易间的影响途径;同时，选取2014年上半年10只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相关数据，对个股价格在不同变化趋势时与融资融券交易的关联程度进行了细致的量化分析。现归总所得结论如下。

第一，以沪深300指数收盘点位的变化作为衡量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被解释变量，将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融券卖出总量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长期均衡关系，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原序列均在1%显著水平下被认为是平稳序列;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市场平均股价波动与深沪两市融资买入总额、融券卖出总量存在长期均衡关联”的结论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第二，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均不是市场平均股价波动的Granger因，而市场平均股价波动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可能是融资融券交易市场总量的Granger因。

第三，针对个股的回归分析表明，上行趋势下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高度相关，其他情况下融资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的相关性在不同股票上呈现一定的差异。在股价呈现上升趋势的过程中，股价上涨幅度越大，伴随着的融券交易量越高，融券交易与个股价格波动呈现同向关系。

【参考文献】

[1] Edward M.Miller：Risk，uncertainty and Divergence of Opin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7，32（4）.

[2] Franklin Allen and Douglas Gale：Arbitrage，short sales，and financial innovation[J].Econometrica，1991（59）.

[3] A.Charoenrook and H.Daouk.：A Study of Market-Wide Short-Selling Restrictions Working Paper[EB/OL].http：///

abstract=687562，2005.

[4] 汪天都：融资融券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J].管理现代化，2014（3）.

文化交融论文篇(5)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文化交融论文篇(6)

关键词：报告文学;语体;渗透;交融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语言运用特点的体系。语体是在语言运用中产生的，它一经形成，就会固定下来，规范人们的语言运用，成为一种稳定长效的功能域。但语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同其它语言现象一样，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思维的日趋复杂精密，各种语言表达体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言语交际日益发展的需要，从而形成了许多新兴文体，像报告文学、新闻特写等等。下面谈一下报告文学语体的渗透和交融现象。

一、语体渗透和交融的可能性和条件

现代汉语的语体系统是由不同的语体类型构成的。一般说来，语体内部通过语言要素和非语言要素的组合构成系统。语言要素中从词语、句子到句群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它和其它语体区别开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语体系统一般是封闭的，但是语体系统的某些要素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些过时的要素逐渐消失，有些新生的要素不断充实进来。任何语体都是不断地吸收其它语体的某些特有的表达手段而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的。语体系统的存在，靠的就是封闭性;语体系统要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渗透性。这就为语体系统的渗透和交融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二、报告文学的语体的渗透和交融现象分析

（一）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是处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一种边缘体裁。顾名思义，报告文学是报告与文学的杂交体，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又区别于其它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由新闻与文学结缘的性质决定了它同时具有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

1、新闻性。世界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一文中说过：“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报告文学的新闻特性，即报告文学的题材和内容要具有新闻价值。具体体现在及时性和真实性上。新闻讲究时效，要求作者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情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轻骑兵和侦察兵，要求对于生活中发生的事变及时作出反响。如果贻误时机，时过境迁，作用和影响就会大大减弱。

2、文学性。报告文学由于它的新闻性区别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又由于它的文学性区别于一般的新闻通讯。茅盾说过：“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然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茅盾的精辟论述讲明了报告文学新闻性与文学的形象性互为依存、高度统一的特质。

3、政论性。报告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如实地报道，但作为文学又不能不倾注于作者的感情。报告文学家已不满足于从旁议论，要走进事件与人物之中，以当事人的身份，跟读者侃侃而谈。这一点又是消息、通讯等新闻样式所不具备的。作为有强烈政治责任感、对党和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感情的、严肃的作家，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热情地讴歌美好的新生事物，促使它迅速成长壮大，无情地鞭挞旧事物，以加速它的灭亡。报告文学的政论色彩，不仅体现在主题思想和内容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上，也体现在作家对议论的运用上。

4、交融性。报告文学从一诞生开始就表明了新闻和文学双重特色的文体特征，所以有人认定它就是有新闻性的文学体裁。报告文学用文学的形式真实地记录时代风云的变幻，描绘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历史事件，刻画社会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当代的一面镜子，是时代的艺术。报告文学全面借用了文学中小说、散文、戏剧等体式的艺术手段，以求对事件或人物进行多角度的立体透视。它既保持着新闻的本色和对社会广泛渗透的优势，又借助文学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

（二）报告文学的语体的渗透和交融。从报告文学的交融性中我们不难看出，语体的渗透和交融是客观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语体本身发展的要求和动力。

1、语体的渗透。语体渗透是指在一种语体的言语作品中渗入了其它语体的某些语体成分，但并未改变原语体的本质特色的一种语体现象。语体的渗透是交际领域分化的结果，也是语体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在现代开放型的社会中，各语体之间的渗透也日益普遍。比如在新闻领域，除新闻语体外，还有文艺语体、政论语体各大语体亲密无间的渗透。

2、语体的交融。语体交融是指两种语体双方的构成要素或成分彼此交融的一种语体现象。它和语体渗透的区别是：语体渗透是指一种语体中包含着另一种语体的某些成分，仍以一种基本语体为主，渗透进其它语体的成分，但这并未改变原基本语体的本质，渗透后仍然归属原语体，并没有形成新的语体;语体的交融就不同了，它是指语体间互相渗透的成分较多，而且融合得十分紧密，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语体。 不言而喻，报告文学作品非同凡响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手段的鼎力相助，也是语体的渗透和交融的积极结果。

（三）报告文学的跨语体功能域交融特征。报告文学是新闻语体与文艺语体等亲密接触发展出的跨语体功能域交融后产生的新兴文体。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社会生活发展的产物，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新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为新闻要达到大众传播的目的，除了要符合事实的真实性，以理服人，还要以形象打动人。于是，为了追求信息传播的形象性、有效性，新闻便求助于文艺语体，吸收大量的文学创作要素，采用文学表现手法来写作，使新闻报道的语言不仅仅有客观理性的叙述文字，还增加了生动形象、清新明快、富有感染力的描绘文字。另外，报告文学还大胆借用政论语体的各种元素，使作品的分析更为深刻，说理更为透彻。所以说，“报告文学是新闻、文学、评论的杂交，是一种文艺性的真实报道。”

总之，语体渗透和交融的过程也是各语体之间互为补充、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而语体之间的渗透和交融现象正是语体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必然。

参考文献：

文化交融论文篇(7)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