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篇(1)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

从居民收入构成上看，四大类收入全线飘红。

工薪仍是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

今年南充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1238元，占家庭总收入的62.3%，同比增长14.9%，仍是南充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一是机关、事业单位调高了津贴补贴和奖金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企业生产经营稳定，经济效益提高，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三是经济发展活跃度上升，城镇居民从事第二职业、兼职和零星劳动增多，其他劳动收入增加。

经营净收入呈稳健增长态势

2012年，南充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达到2570元，增长12.9%，其稳健的增长速度成为家庭收入中的第三大主要来源。受南充出台的一系列稳定和促进就业优惠政策的刺激，以批发零售、餐饮、运输、旅店为主的私营和个体经营活跃，城镇私营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人数持续增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这些都为城镇居民就业和增收创造了条件。

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

2012年，南充市城镇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253元，同比增长24.7%，增速位居四大收入首位。其中，受银行利率调整和股市低迷的影响，人均利息收入与股息红利收入同比分别是增长66.8%和下降29.8%；此外近年南充棚户区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导致出租房屋价格上涨，城镇居民出租房屋收入也大幅增加，出租房屋收入149元，同比增长18.8%，居民房屋租赁收入也成为财产性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转移性收入稳定增长

2012年，南充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性收入3975元，同比增长21.2%，增速仅次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是居民家庭收入稳定的来源。影响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国家再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工资标准，使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收入均有较大增长；同时，政府加大对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社会救助力度，及时发放价格补贴和慰问金，保障弱势群体收入水平提高，使城镇居民家庭非工资性收入得到有效增长，也使得转移性收入成为居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居民消费不断提升

南充城镇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支出也稳步上升，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2012年，南充市人均消费性支出11805元，增幅11.9%，消费支出同比全面提升。

食品消费质量不断提高

近年来，南充城镇居民以各类粮食为主的主食消费比重下降。以肉禽、蛋类、豆、奶制品、水产品为主的副食品支出比重上升。2012年居民人均食品支出5450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半壁江山，支出最多，继续领先其他七大类商品支出。

衣着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尽管物价因素导致衣着价格上涨，但是人们追求美和追求时尚的心理并没有改变，服装消费成重头戏，衣着支出增长较快。本年居民人均衣着支出1569元，比上年增长18.4%。

家庭耐用消费品加快升级换代

如今搬新家添置新的家庭设备及室内装饰品已成为趋势，国家实施的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措施也刺激了城镇居民购买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欲求，加速了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拉动了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支出大幅增长，带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消费支出1018元，同比增长26.1%，增幅位居消费支出首位。

娱乐文教支出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旅游、度假成为新的消费热。同时，人们更加注意对提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投资，从整个社会到单个居民家庭都非常重视教育投入，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全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861元，同比增长了16.4%。

医疗保健支出平稳增长

各类医疗保健器材及医疗服务开始进入居民家庭，用于医药、保健的支出额不断增加。2012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643元，同比增加9.9%。

交通和通讯支出有所提高

今年燃油价格不断上涨、旅游出行人数增多、在外就读学生增加等因素使得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950元，同比上涨8.3%。

居住支出有所增长

2012年城镇人均居住支出888元，同比增长1.4%。随着物价、房价的不断攀升，居民购房持观望态势，导致居民居住消费只是有所增长。

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迅速攀升

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居民对于金银珠宝饰品、化妆品等的需求逐渐增加；服务类方面美容美发消费支出加大，使得2012年人均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426元，同比上涨6.7%。

三因素制约收支增长

城镇居民自主创收比重较低

如上所述，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以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为主，分别占62.3%和22%，而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等自主创收的比例较低，约占14.3%和1.4%。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国家增资政策和企业经济效益，居民收入过于依赖就业者的工资收入，而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易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且对收入整体的贡献率偏低。

财产性收入增长存在瓶颈

财产性收入是家庭收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居民财产性收入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还比较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只有少部分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较多。二是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比例还比较低。三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还比较狭窄，主要是通过储蓄利息、股息与红利收入以及出租房屋收入所得。

收入差距限制消费需求

南充城镇居民收入处于持续增长阶段，但各个阶层较大的收入差距又限制了消费需求。调查显示，南充市20%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566元，用于消费的平均支出就达7086元，；而20%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9926元，用于消费平均支出为18485元。低收入组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为53.8%，尚未达到小康生活标准，低收入家庭收入主要用消费支出中的吃、穿、用，没有多余资金用于储蓄和资产积累，抵御风险和灾害能力弱，生活质量与高收入家庭相比，差距明显。

四点并重提高居民收入

按照”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实现收入翻番的奋斗目标，在未来3年南充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需达到13.8%以上，才能够如期实现目标。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是当前乃至今后时期解决民生工程的重中之重。

加大就业工作力度，增加工资性收入

一是促进就业优惠扶持政策落实，多渠道开发和创造就业岗位。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进城农村居民、城镇零就业家庭和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和再就业；二是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努力提高干部职工津补贴、企业职工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三是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救助和社会福利保障，缩小行业、职业收入差距。

鼓励创业，增加经营收入

推进城市建设步伐，让曾经人口稀少的郊区也逐渐变成商业、居住区，让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进一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优化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全力推动南充市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使人们转变就业观念，加入到自主创业的行列，让经营收入成为拉动居民家庭收入的新增力量。

增强居民理财意识，提高财产性收入

鼓励居民加大储蓄、基金、保险、不动产等投资力度，获取股息红利、房屋租赁等收入，楼市、黄金、白银、理财产品等都是市民不错的投资选择，鼓励居民参与财产性投资，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从发展趋势看，由于人们投资意识增强，财产性收入增长还有望加速，将对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加大政府支付转移力度，逐渐增加转移性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篇(2)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相关性分析方法对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结果。

关键词：居民可支配收入 幸福指数 实证研究 对策建议

本文的幸福指数是幸福的量化体系，是对一定时期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况的反映，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能准确反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对当前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在影响幸福指数的各因素中，最有争议的是收入。关于幸福指数与收入的关系，目前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王娟、陈涛（2007）认为幸福指数与收入正相关，收入的增加能带来更多财富，换取更多满足欲望的物品，带来更高的幸福指数；而奚恺元教授（2004）认为居民幸福指数与收入弱相关甚至无关。短期收入的提高只能增加一时的幸福指数，并没有显著的长期影响作用。但黄有光教授（2005）又在《福祉经济学》中指出幸福指数与收入通常呈现倒u型关系。在可支配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收入与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幸福指数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持续上升，而当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幸福与收入的相关程度就会减弱，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

收入与幸福指数的相关经济学理论

（一）收入边际效用递减理论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由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和瑞士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最初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经过历史的演变、创新和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劳务拥有量的不断增加，每一单位商品或劳务使消费者增加的满足程度即边际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当收入较低时，每一单位的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效用比较大，而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的水平，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很可能是递减的。

（二）个人劳动供给理论

1948年，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他所发表的最具影响的巨著《经济学》中分析了个人劳动供给理论：个人劳动供给即在不同的工资率下，个体劳动主体所提供的使其效用最大、幸福感最强的劳动时间组合。曲线如图1所示。劳动供给揭示的是作为收入函数的劳动供给量是如何随工资率的变化而变化的。由图1可知，在工资率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工资水平，劳动供给会相应增加，劳动者对可支配收入的需求比较强烈，此时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能更好的增强个人幸福感；而在工资率较高的阶段，工资率提高，劳动供给反而下降，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增加个人效用，不一定使幸福指数上升。此时，劳动者对收入以外的精神需求更加迫切，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丰富劳动者的精神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的实证检验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该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11》，样本期从1980到2011年。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以居民幸福指数为因变量，考虑到收入的变动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干扰，影响最终的实际货币购买力，因此同时引入历年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

（二）相关性分析

利用spass14.0统计分析软件，将数据归纳整理，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得出结论如表1所示。从相关系数的表中可以看出，在以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相关系数为0.642，p值为0.000，二者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指数。以上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即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但实证研究显示，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率因素的情况下，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并不高，影响不显著，说明在改善收入水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社会宏观环境以及货币购买力。

（三）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分析仅仅验证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幸福指数显著相关，并未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对于收入与幸福何为因何为果，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以下将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此问题予以解答。为了避免由于变量的非平稳性引起的“伪回归”现象，首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得知，序列income、happy是二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的单整阶数相同，序列是平稳的，经进一步协整检验，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克莱夫·格兰杰所开创，可用于分析以上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是否为双向影响。利用eviews6.0分析软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检验过程中，根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如结果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存在相互因果关系，并且互为因果。当收入基数较低时，增加可支配收入可以显著提高幸福指数，使幸福感增强，而在人们感受到幸福的同时，也会激发更多创造财富的活力和动力，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实证结论

根据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看出，在通货膨胀率影响下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且可支配收入与幸福指数二者相互影响。并结合理论分析的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收入较低时，增加可支配收入对提升幸福指数是有效的，但当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幸福感的影响将会减少，而其他因素如家庭成员的和谐程度、人际关系、社会环境、自我价值的实现及身份地位等将成为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幸福感随收入增加会面临一个拐点，过了拐点，幸福感将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因此，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其幸福感是有差异的。据统计，世界平均幸福指数约为8.5到9.0，而近年来湖北省城镇居民平均幸福指数趋于8.0～8.3之间，很明显，我们离世界居民的幸福水平还有一定距离。

改善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宏观调

控力度，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宜的范围内

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造成物价的不稳定，导致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引起居民实际工资急剧下滑，甚至会扰乱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因此，应该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宜的范围之内（5%以下）。首先，财政政策方面，通过控制财政支出实现资本利润平均化，利用价格控制防止垄断，使各行业的利润率波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其次，货币政策方面，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运用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市场，消除并预防通货膨胀率的过快增长。最后，完善税制改革，优化税收结构。适当降低和减免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赋税，减轻其缴税压力，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提高幸福指数。最后，加强风险防范和市场监管，防止市场上违规、克扣、诈骗居民收入等违法行为，维持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二）切实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逐步培养低收入群体的理财意识

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是低收入人群收入的重要来源。提高低收入劳动者幸福指数的最直接方法是提高其薪资水平。依据国际经验，最低工资一般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60%。而针对我国的收入状况，目前可考虑使最低工资达到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50%-60%，还要在此基础上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劳动部门也需对此不断追踪调查，评估其社会效益，并且定期或不定期地依据通货膨胀率调整最低标准。

同时，不能单单是对其输送血液，还应该培养群体自身的造血功能。完善职工培训机制，从各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充实知识，尤其是培养合理理财意识。我们必须引导低收入群体学会理性投资，让他们更加重视由那些过去所形成的财富转变成资本创造的财富，并设法运用资本市场工具使财产性收入多元化，带动整体收入的增加，最终提升幸福水平。

（三）多角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系城市中产阶级的幸福

提高中产阶层的幸福指数，首先需要为他们减负。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并不低，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压力也不轻。一旦遭遇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任何一个问题，“中产”们的腰包就迅速缩水，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替补。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否，严重地影响着中产阶级的幸福水平。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首先政府应加大社保力度，从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入手，减少居民的顾虑，减轻城镇居民消费的心理压力，使城镇居民形成正向的社会预期与乐观的消费心理。其次，社保部门应积极拓宽社保资金的来源渠道，完善基金营运、监管机制，确保资金的落实和分配公平，让群众切实享受到国家的社保福利，充分发挥社保基金的最大效用。

（四）从精神层面提升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指数，树立合理健康的生活理念

从实证分析得知，收入的高低与幸福指数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收入越高并不一定代表越能获取幸福。据统计，月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的高收入阶层"幸福感"很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来自他们自身的高要求和高压力。对于这样的人群而言，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欲望的满足。他们的生活圈子的可比性更多，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所承受的压力也相应更大。主观目标难达成，幸福感很难实现。持续的不满足感导致幸福感不断下降。身份的提升、家庭婚姻的和谐度、与周围人群的差距程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她们的感受。因此，对于这类群体来说，提高幸福指数的更重要途径是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树立合理健康的生活理念，正确看待功名利的取舍，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从社会感受爱，实现个人最大社会价值，获取精神财富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马立平.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3）

2.于传岗.幸福度量学与我国农民幸福问题的度量[j].江汉论坛，2009（7）

3.胡海军.收入与幸福指数：基于经济学角度的思考[j].理论新探，2007（9）

4.唐毅.高校教师幸福指数体系和模型构建研究[m].湘潭大学学报，2008（6）

5.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6.孙静，张林.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相关性研究[m].理论与方法，2007（6）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篇(3)

关键词：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

一、引言

2010年四川省人均可支配收15461元，同比增长11.7%，人均消费支出12105元，增长11.5%，城镇居民消费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以休闲著称的成都市在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水平排位中，均是第一位，其数值分别是20835元和15511元，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17.6亿元，比上年增长18.8%，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5.8%。四川省并不是经济大省，但却可以算是消费大省，因此研究四川省居民的消费状况，对于正确合理的发展四川省的经济尤为重要。

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四川省各地区的城镇居民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界面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情况进行分析。模型选取的变量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YC），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C）；具体数据来源于《2010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运用统计软件 EViews5.0 对表1的数作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用OLS法估计其参数得到模型及参数估计的结果。

1.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OLS估计结果为：

通过上述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模型为：

YC = 989.89 + 0.67XC

2.用White检验（该检验通常适用于截面数据的情形）该模型的异方差性

辅助函数为： σt2 =α0 + α1Xt + α2Xt2 +νt （检验结果见表二）

3.计量结果分析：

（1）异方差检验，由表三可知：nR2 = 0.781769，由White检验知，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查χ2分布表，得临

（2）自相关性检验，由表二可知：DW统计量为DW = 2.379971，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查德宾-沃森d统计表得：dL = 1.221，dU = 1.420，因为dU = 1.420< DW = 2.379971 < （4 - dU ）= 2.580，表明模型中无自相关。

（3）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由表二知：t（β1）= 0.901752，t（β2）= 8.072968，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t0.025（19）= 2.093，比较计算的t统计量值与临界值，因为t（β1）= 0.901752 < t0.025（19）= 2.093，t（β2）= 8.072968 > t0.025（19）= 2.093，所以，应该接受原假设 H0：β1 = 0；应该拒绝原假设H0：β2 = 0 。表明常数项不显著，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C）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YC）有显著影响。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YC = 989.89 + 0.67XC，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增加一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0.67元。可绝系数R2 = 0.774274，修正的可绝系数为 = 0.762394，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即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差异做出了解释。通过对2009年四川省各地区的城镇居民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证分析，要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关键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都，611130）

参考文献：

[1]张卫东.中级计量经济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李月.中国城乡经济增长与消费的差异性分析[J].经济科学，2010（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篇(4)

[关键词] 住房支付能力 房价收入比 商品房价格

一、天津市城镇家庭住房支付能力测量

1.住房支付能力定义及测量指标

住房支付能力反映居民家庭从市场购买或租赁住房的交易能力。目前国内外经常使用的测量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指标主要有住房支付能力指数(HAI，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和房价收入比（PIR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HAI主要用于考察住宅市场中位数收入水平的家庭对中位数价格住宅的承受能力，若该指数大于等于100%，则目前的房价没有超过居民的支付能力，反之则存在支付能力问题；房价收入比，根据联合国人类与住区中心《城市指标指南》的定义其是指市场居住单元的中间价格与中间价格的年收入之比，它是衡量商品房销售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程度的指标，也是预测商品房价格未来走势的重要依据。房价收入比指标很重要，因为在其它条件相同时，房价收入比可以反映有购房能力的人占总体人口的比例及其政府的住房政策是否存在失误等，计算公式为：

房价收入比=（住宅面积*住宅的平均价格）/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目前，国内判断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大小经常使用房价收入比指标。世界银行对96个国家〈地区〉的统计资料显示，各地房价收入之比最高的为30，最低的为0.8，平均值为8.4，中位数为6.4，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房价收入比为4――6属于合理范围。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前国际上通常将房价收入比指标值6定为警戒线，超过6倍则认为房价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从国外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统计规律来看，在正常的房地产形势下，一些比较重要的数量关系是：普通居民的住房开支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在此情况下，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一般说来，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当房价收入比在5左右时，存在着大量的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当房价收入比小于3时，说明已进入高收入社会，住房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2.天津市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影响因素及其指标计算

本文依据国内惯例采用房价收入比指标作为判断天津市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指标。计算房价收入比主要考虑三个因素：居民住房面积、居民住宅平均价格和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1)天津2003――2006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住房支付能力高低重要因素。2003年――2006年天津市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3―1。

表3―1 天津市2003-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4-2007）

表3――1中的数据反映的是天津市2003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平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数值的高低代表的是天津市近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行业、职业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总体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仅仅采用平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能全面具体地反映天津市城镇居民实际的收入水平的。本文根据天津市城镇居民收入具体情况将天津市城镇家庭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等七组，分别收集不同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作为计算天津市城镇居民不同住房支付能力的依据。据《天津统计年鉴（2004――2007）》显示，不同年份不同水平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如表3―2：

表3―2 2003――2006年天津市城镇不同收入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资料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2004――2007）

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从2003年到2006年，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是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倍以上且呈现逐渐增大趋势，2003年为7.2倍，2004年为7.6倍，2005年为 7.9倍，2006年为6.72倍。

(2)天津市2003――2006年商品房销售价格状况

商品房销售价格是决定居民住房支付能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天津市2003年到2006年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分别为2795元/平方米、3480元/平方米、4250元/平方米和4791元/平方米。近4年天津市商品房销售价格逐年提高，相邻年份上涨幅度为：24.51%、22.12%、17.95%。2004年商品房价格上涨幅度最高，2005年和2006年上品房价格虽有上涨但上涨相对2004年有所降低。

(3)天津市城镇居民2003――2006年人均住宅面积状况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调查资料显示，2003年天津市城镇家庭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3.1平方米；2004年天津市城镇家庭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4.2平方米；2005年天津市城镇家庭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3.4；2006年天津市城占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5.8平方米。

(4)天津市城镇居民2003――2006年房价收入比计算

依据天津市2003年――2006年城镇家庭住房建筑面积、商品房销售均价及家庭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得出2003年――2006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收入比如表3-3：

表3-3 天津市2003―2006年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

依据表3――2数据、2003年――2006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以及房屋销售价格计算天津市7类不同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值，具体计算见表3――4。

表3―4 天津市2003―2006年城镇家庭不同收入户房价收入比

二、天津市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特征分析

1.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3年全国房价收入比为8.42，2004年全国房价收入比为6.67，2005年我国房价收入比为6.77。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98年全球中等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平均水平在5.4―9之间。天津市城镇家庭住房收入比2003年到2006年分别为6.26、7.34、7.86和9.05。通过与国内平均房价收入比水平和国际经验数据相比，天津市城镇居民基本具备住房支付能力。数字分析天津市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与我国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与国际同等水平相当。

2.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呈上升趋势

表3――3中的数字反映天津市2003――2006年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平均水平，从2003年的6.26、2004年的7.34、2005年的7.86到2006年的9.05，近4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以2003年为1，每年的上涨比率分别为14.71%、7.08%、15.14%。

表3――4中的数字反映天津市2003――2006年城镇七组不同收入户的房价收入变化情况。从数字中可以看出，天津市城镇居民在2003年到2006年四年中，除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2005年比2006年低之外，其余各户房价收入比均处于上涨状态。以2003年数字为1，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16.84%、10.35%和-0.25%；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16.61%、12.14%和2.84%；中等偏下收入户房价收入户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7.70%、10.45%和5.22%；中等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8.83%、9.60%和6.90%；中等偏上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8.60%、6.72%和9.60%；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18.34%、5.60%和9.04%；最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11.33%、5.61%和17.61%。

3.天津市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住房支付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天津市城镇家庭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差距很大，由于本课题数据来源的限制，以下分析以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天津市城镇家庭居民房价收入比差距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最低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较高。2005年天津市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23.89，而2005年全国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22.6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29%。

(2)最高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低。2005年天津市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2.56，而全国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2.45，天津市最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9%。

(3)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差距大。2005年天津市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23.89，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3.01，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与最高收入房价收入比差距为20.89，而2005年全国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差距为20，24，天津市的差距数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上涨趋势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而高收入以上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上涨趋势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趋势符合中国房价收入比的总体走势。

受海河开发工程的进一步深入、路建工程扩大、外地来津人员的增多、天津市城市化建设、建筑材料价格的提升等相关因素的影响，2008年天津市城镇商品房价格仍然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在住房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在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客观背景下，天津市不同收入的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呈现分化趋势：中等收入户以下的居民具有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需求，中等及中等以上收入户具有改善性的住房需求，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具有住房投资和投机的需求。

总之，结合天津市城镇家庭不同的收入水平，对于天津市的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应有一个清醒认识，针对天津市城镇家庭住房的需求会出现的分层分类特点，采用不同的对策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最高和高收入居民可以完全依靠自身实力购买大面积、高档次住房，或将购买商品房作为一种投资渠道，房地产开发商可以根据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住房需求开发能满足高收入阶层个性化需求的住房；中等偏上和中等收入居民则可以利用多种融资方式购买适宜的中小户型、中低价位适中的普通商品住房，加大普通商品房建设则是解决这类居民住房需求的关键；而中等收入以下的居民从其住房支付能力来看是不具备购买商品房的能力的，这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必须依靠政府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来解决。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研究》，城市发展研究[J] ，2007年2月

[2]《天津市统计年鉴（2004――2007）》

[3]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和天津市合富辉煌房地产公司的统计数据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篇(5)

关键词：居民收入；高等教育；需求；影响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65-0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日益扩大，即便在1999年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政策以来，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日益膨胀的高等教育需求到底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已有研究做了很多探索，其中，收入水平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关家庭教育支出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教育成就是存在显著差别的 [2]。再进一步说，家庭收入水平会显著影响孩子的入学水平[3-4]。hossain s. a.对中国的研究发现，1993年中国城乡家庭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7～11岁的入学率差异达到了l0.7%，12～14岁的入学率差异达到了49.6% [5]。此外，很多研究还发现，家庭收入水平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影响了孩子教育成就的获得[6-7]。

与高等教育需求不断扩大相伴随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如何影响高等教育需求的，其影响又 有多大？对此，本文将使用已有宏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此深入探讨收入与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

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时，由于城乡家庭收入渠道存在差异，所以使用的指标也不同。具体说来，城镇居民使用的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农村居民使用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幅度很大，增加很快。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异，为更全面准确地描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将分别对其予以分析。

图1显示了1980—2009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情况。对于城镇居民家庭来说，1980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477.6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17 174.7元，即在29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6 697.1元，增加了近35倍，平均每年增幅120.55%。从时间上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80—1990年期间增加幅度有限，10年期间增加了1 032.6元，平均每年增幅21.62%。而从1990年开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水平驶入快车道。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 510.2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17 174.7元，翻了10番还要多，年均增幅54.59%，是1980—1990年增幅的2.5倍。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1980年其人均纯收入只有191.3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5 153.2元，即在29年的时间里增加了4 961.9元，增加了近25倍，平均每年增幅89.44%。从时间上来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同，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

通过城乡收入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都呈指数增长，增长速度快，增长幅度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差值越来越大，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而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2.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额。中国城乡居民历来有储蓄的传统和习惯，对于有子女就学的家庭来说，这种储蓄的传统和习惯就更为强烈。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教育收费已经成为“共识”，即要想读完大学，每年必须要支付足够的学费，四年大学读完必须要有充足的学费作为保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城乡居民有一定的储蓄习惯和存款水平，这是保证子女读完大学的物质基础。反过来讲，如果城乡居民具有一定的储蓄习惯，并有较高的存款水平，那么其资助子女读大学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其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能力就会增强。为此，本文选取了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额这一指标来考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图2显示了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额。数据显示，1980—2009年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的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经过拟合呈指数方式增长。1980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年底余额为395.80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60771.70亿元，增长了650多倍。1980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年增加额为114.80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2886.35亿元，增长了370多倍。尽管存在通货膨胀等因素，但从巨大的变化量上来看，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子女就读大学、完成学业，推动了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

3.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虽然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额这两个指标都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为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它们都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其可比性不高，不容易看出其真实的增长幅度和水平。对此，本文选取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这一指标对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再做评价。图3显示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该指数以1978年为基准期进行测算。图3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指数均以指数方式增长，增长速度快，增长幅度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增长了88倍多，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增长了85倍多；第二，总体上来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快和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但二者之间的差异较小，且远远小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第三，从2003年开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快和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的状况发生了逆转，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超过了城市，虽然超过的幅度有限，但其意义重大。 4.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发现：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因此，通过考察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图4说明：（1）总体上看，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80年开始一直处于线性下降态势，表明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呈增长的趋势；（2）从城乡差异上来看，1980—1989年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差异较小，曾一度黏合，但从1990年开始这一差异开始扩大，直到现在才有差异缩小的趋势，这与前面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指数所展现的结果是一致的；（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目前中国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维持在 30%～40%之间，属于富裕水平。

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高等教育需求的关系

通过上述指标的考察和相互印证，总体上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简单的结论：第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增加幅度大；第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总体上呈现“缩小-扩大-缩小”的趋势。那么，上述指标代表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否真正实现了推动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作用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数据分析。

表1显示了以表征收入水平的各指标为自变量和以表征高等教育需求水平的两个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各自线性回归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以及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增加额均呈指数增长，为了使其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以便模拟其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线性推动作用，本文在进行回归时，均使用了其对数。从表中可以发现，表征收入水平的各指标均与表征高等教育需求水平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其普遍较高的beta系数说明，无论从哪个层次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

水平的提高都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分城乡来看的话，从表2中可以发现，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指数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 beta系数和回归拟合优度都要高于农村居民，这说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农村居民。但从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来看，情况正好相反，城镇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动作用弱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主要是从消费内容上来考察居民收入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除了表明收入水平提高以外，还表明食物消费支出的减少和教育文化消费支出的扩大。因此，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 beta系数和线性回归拟合优度都要高于城镇居民可以解释为，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比城镇居民更愿意把收入投入到教育中去。此外还可以发现，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对于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力要远远大于年底增加额，这也说明，在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过程中，城乡居民的年储蓄增加额有限，教育费用的确是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大项。

参考文献：

[1]金莲.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2]filmer d.， pritchett l.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wealth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35 countries[j]. 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view. 1999，（25）： 85-120.

[3]tansel aysit. determinants of school attainment of boys and girls in turkey[j]. economic growth center. yale university， 1998：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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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ossain s. a. making an equitable and efficient educ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mimeo， revised from china： social sector expenditure review[j].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1996.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篇(6)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普遍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这种差距的发展趋势如何,是以小速度的持续扩大,还是在最近几年会出现一个拐点,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文章以河北省为例,对此进行分析,以为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所启示。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扩大 缩小 趋势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这种差距的发展趋势如何,是以小速度的持续扩大,还是在最近几年会出现一个拐点,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值得进一步探讨。文章以河北省为例,对此进行分析。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资料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目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比较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且还将继续。但2004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明显减缓。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预测联立模型构建

从人均GDP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角度,对河北1978-2007年的人均GDP分别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R)、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NR)数据建立双对数模型。则有:

联立模型(1)、(2)、(3),并将2010-2020年各期T值代入即可进行预测。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模型构建

从上面的联立模型可知,要预测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必须先根据模型3预测未来各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然后再推算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所以需要首先使用模型(3)预测未来年份的人均GDP各期值。本文使用统计软件Eviews5.0进行分析,模型(3)中,GDPt表示当年人均GDP(元),GDPt-1表示上一年人均GDP(元),T表示时间,1978-2020年T值分别为1,2,…,43。河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预测模型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随着年份增长而增长0.110047%,上一年人均GDP增长11%,对当年人均GDP的惯性影响很大,为0.949544%。

根据模型(3),得出河北省人均GDP在未来11年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 河北省人均GDP在2020年将达到80108元,而2007年的人均GDP为19877元,这期间河北省人均GDP增长了2番多,跟现实差距有出入,原因如下:一是人均GDP是按现值进行计算预测,忽视了通货膨胀因素;二是根据世界各国发展惯例来看,随着GDP总量的增加,人均GDP增长速度会有所减缓,将会低于模型中11%的年平均递增,所以根据模型预测人均GDP偏高,但是本文最后目的是对城乡收入比进行预测,所以此处影响不大。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变动模型构建

由于河北省未来年份的人均GDP已通过模型(3)预测出来,所以现在可以通过模型(1)预测未来年份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模型(1)进行简单变换,加入一个虚拟变量Dt,则有:

(4)

在模型(4)中,NRt表示当年的农村居民人居纯收入(元),GDPt表示当年人均GDP(元),NRt-1表示上一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Dt表示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主要指国家的重大惠农政策,其中:1981-1985年、1993-1997年以及2004-2007年中取值为1,其余年份取值为0。运用Eviews5.0对模型进行分析,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预测模型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弹性较小,说明河北农民增收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性不是很强,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并没有快速增长;河北省上一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当年农村居民收入的惯性非常大,说明河北省农村居民收入波动不是很大,这是由于河北处于华北平原,不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较为持续稳定增长;农村人均纯收入对政策变量Dt的弹性比较高,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惠农政策能快速带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的增加。

根据模型(4),对虚拟变量Dt进行假设,得出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未来11年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

图1中,本文假设国家从2004年对“三农”实行的惠农政策持续到2010年,即2008-2010年Dt为1,其余年份为0,则从图2可以看出,在2010年处发生转折,增长速度明显减缓,说明河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和国家惠农政策密不可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策;同时,202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预测为9817元,比2007增长了一番多,而根据前面模型(3)可知人均GDP翻了2番多,由此看来,对于河北省农村居民来说,河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快速带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模型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过模型已经预测出结果,下文使用模型(2),对河北省未来年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预测。

模型(2)中:CRt表示当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GDPt表示当年人均GDP(元),CRt-1表示上一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运用Eviews5.0对模型(2)进行分析,河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模型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河北省人均GDP增长1%时,河北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0.403645%;上一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对当年城镇居民收入的惯性影响为0.450510%。结合表3可以明显看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性要强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河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很快带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但是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快速带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根据模型(2),得出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未来11年的变动趋势,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为49277元,增长了1番多,接近2番,增长速度略慢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但是远远高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经济的发展可以快速带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预测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篇(7)

1.“九五”时期我区域乡居民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增速有逐渐放慢的特点

“九五”时期，国家不断制定各项政策措施，努力提高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收入水平，同时，我区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区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九五”时期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的2846元增加到2000年的5129元，年均增速达到了9.6％；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95年的1300元增加到2000年的2038元，年均增速8.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9和3.6个百分点。但我们也应看到，“九五”时期，我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虽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各年度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见表1)。

2.“十五”时期，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渐增快，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十五”头两年情况看，我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有逐渐加快的趋势，2002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10％和4.7％，明显高于前两年的增长速度。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1995年，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2∶1，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2.9∶1。

3.我区居民收入在全国和西部的位次不断上升，但收入总体水平较低

“九五”以来，我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上升，尤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幅度较大，由1996年的29位，上升到2001年的23位，6年间上升了六位；虽然农牧民纯收入在全国的位次1996年和2001年均为20位，但总体看来，上升的年度居多，所以总趋势应为小幅上升。在西部的位次，我区城镇居民的位次居后，农牧民的位次居前，2001年，在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市中，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位次为第9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位次为第2位。

二、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分析

1.经济总体水平较低。2001年，我区GDP总量全国的位次是第24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第23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是第20位。我区GDP在全国的位次与居民收入的位次基本相当。可见，经济的总体水平的高下是决定居民收入水平的根本原因。

2.在GDP的支出构成中，存货增加的比重偏大。我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001年人均GDP在全国的位次为第16位，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靠前7位和4位。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我区GDP支出法的构成中，存货增加的比重远远大于全国水平。2001年，我区GDP总量为1545.33亿元，存货增加为116.1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9％，而全国同期指标仅为1.7％。这说明我区GDP的增加值中，有相当一部分作为存货积淀了，未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并进一步转化为可供分配的居民收入。

3.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2001年，我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0.9％，而全国的同期指标为17％，我区比全国低6个百分点之多。财政收入低是我区城镇居民收入低的直接原因之一。

4.城乡差距扩大，农牧民收入严重偏低。1995年，我区农牧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2.2；2002年变为1∶2.9，差距的不断扩大，说明农牧民的相对收入水平在下降。导致农牧民收入增长不快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占国内经济的比重在逐渐下降，使农牧民收入的增长空间变小；其二，农畜产品供过于求与结构性不足并存，市场饱和的产品价格下跌，而市场需要的科技含量高的农产品又相对缺乏，导致农牧民从农牧业中增收困难；其三，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在农畜产品方面的比重下降，也导致农牧民收入增长困难。

三、2005年―2010年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目标预测

据国家权威人士测算，目前到未来几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将保持过去几年的增长势头，增长速度基本不变。从表1可以发现，我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全国的位次平均一年前进一位，预计“十五”期间基本可以保持这一趋势，到2005年，我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的位次可达19位；预计2005―2010速度会放缓，2010年末达到15位左右。

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不算低，因此增长空间相对较小，近年来在全国的位次没有明显提高。预计2002―2010年，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位次将会有所提高，到2010年约达14位左右，大约每两年上升一位。到2010年，我区居民收入水平将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初步测算，要达到上述目标，2002―2005年，我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9％左右，2005―201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10％左右，2002―201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则需要达到6％左右。届时，我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西部地区的位次将不低于前5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西部地区的位次将达到第2位，城乡差距虽然仍在不断扩大，但扩大的速度逐渐趋缓，201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可能达到1∶3.4左右。

四、实现上述目标的条件

1.国民经济保持快速持续增长。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和根本保证，目前，从需求和产出的主要指标看，我区国民经济正步入均衡高速增长区间。如果我们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城镇化为突破口，以优势产业为主导产业，以一区两带（呼包鄂黄金三角区、赤峰通辽经济带、海拉尔满洲里经济带)为经济增长极，到2010年我区GDP平均增长有可能保持11％左右的高速度，从而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2.加快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我区整体经济社会文化水平、居民的素质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水平不高所致。因此，要以一区两带为重点，进行城市化布局，力争到2010年形成呼和浩特、包头两个200万左右人口的大型城市和赤峰、通辽、海拉尔等若干个经济中心城市。通过城市的聚集力，吸引资金、人才，发展现代工业、服务业，使经济获得超常规、快速发展，从而全面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带动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