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论文篇(1)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2)

关键词：城镇化 湖南方言 语言文字 应用监测队伍 意义及方法

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尊严和文明的象征，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的语言工作者应充分意识到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地位，提高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城镇化建设中，我们的语言文字环境还处在比较复杂的阶段，语言文字应用监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从教育部语言文字发展来讲，应该从现在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进一步强调或者深入分析语言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今后城镇化建设中。加大力度宣传语言文字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让人们知道语言文字是我们生存、生活、交流必需的一个基本条件，它有着更深的文化底蕴，是国家民族的象征。

一、语言文字应用监测的含义及城镇化进程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一）语言文字应用监测的含义

本课题中“语言文字”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就是指在语言文字的应用中的对于表达的一种监测方式.这种方式包含了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使用的规范以及语言文字用法的基本规律和常识。一定程度上是对语言文字包括的语法、词汇、修辞、结构、句式等有了一个规范的方式。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个深度理解和推介，规避了因为一点语言文字上的误用而因小失大的麻烦。这其中包含着语言文化的认同感，语言认同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常会被分为主动认同或者是被动认同，但是在语言文字应用监测中，是要去主动认同的，只有主动去认同。才会使正确或者错误的观点获得相应的反应和收获。

（二）城镇化进程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从有关资料来看，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建设非常快速的时期，从2012年起，城镇化率就达到了52.57%，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大体齐平。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未来还将继续的工程建设，所以，对语言文字的影响也相当大，我国大力推广全民普通话，普通话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在生活和工作中普通话也能更好地发挥其沟通交流的作用。当然也有很多人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来选择说普通话还是方言。在自己所归属的地方，或者自己长期生活的环境中是选择方言居多的。但是从城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普通话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它更多地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语言认同显得极其重要，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现代化的语言建设。没有和谐的语言环境是不可能有现代化城市的。对于普通话的认同，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认同。也是产生对国家整体的认知和国家归属感的过程。

二、城镇化进程中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

（一）准确认识城镇化进程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现状

我国早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表明，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与规整。我国整体的语言生态环境还算是比较和谐的，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对于地方语言文字应用的监测工作也算是到位的。但是政策的落实好坏并不能完全说明事实的真相，对于语言的认同感。地方城镇化建设做得还不错。但是对于语言文字监测并不是理想状态。拿湖南方言和推广普通话来说，尽管国家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论述，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一部分湖南人认为只允许普通话的存在。认为法律规定的推广普通话。所以公民就必须有义务维护法律讲普通话。但是这一观点是偏激的，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每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和方言习俗，而方言在文化传承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所以这种只允许普通话存在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另一部分湖南人一提到普通话就会认为是消灭方言，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对于湖南方言是很大程度上的威胁。可能会导致方言的消失。这也是一种很荒谬的观点。湖南语言文字的应用监测就表明了，在城镇化建设中，不管是湖南方言的保护还是普通话的推广。都不会妨碍两者的发展，相反还会相得益彰，共同进步。要想消除湖南人民以上分歧。正确处理好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的关系。还有待于建立一支规范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并进一步发挥其宣传作用，加大其监管监测力度。

（二）建立湖南Z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意义

在接触普通话的过程中。湖南方言也在发生着变化。怎样的变化以及变化原因都是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在新老派湖南方言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规律。以此克服学习普通话的难发音，难使用，让普通话走进乡村，走进人们的生活。从而达到湖南城镇化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这也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需规划和研究的问题。湖南正在实现“四化两型”的关键战略时期。如果没有和谐的语言环境。就不会有和谐社会的发展，所以对于语言文字应用的监测问题，关系到湖南整个的城镇化建设，语言文字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才会实现共同繁荣。

其实城市化进程中。真正对语言文字伤害比较大的就是对于语言文字没有很好的监测和管理，造成类似“假太空”的语言以及很多暴力、低俗的语言方式，所以，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语言环境一直是我们的前辈所提倡的.我们党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改进学风和文风。赋予语言生命力，强调语言文字对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湖南方言整体朝着普通话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这并不妨碍保护当地语言文化。湖南很多地方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能和大城市相比，人口流动速度较慢，当地语言的交际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环境。普通话的普及趋势较为缓慢。因此可以推断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农村地方方言依然是主要的交际工具，不会退出历史的交际舞台。

必须说明的是。在农村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取消湖南方言，方言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需要记录和保护，我们的目的是要求村民除方言之外还会说普通话，能够用普通话促进和推动经济、文化的进步，从而利于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积极贯彻双言制，让普通话和方言能在不同层面实现它的功能。普通话能带来比湖南本地方言更大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普通话是辅的语言，面对自己一直熟悉的生长环境，或者亲戚邻里之间，都是可以用方言进行交流的，一方面也保存了方言文化的韵味。普通话是对外地人。或者工作学习的一种要求。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你说话.我说话，会说普通话。”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期的语言生活实际的。也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

语言监测是掌握语言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对人们生活的语言文字环境、有关行业领域的语言文字工作、政府职能部门的语言文字管理等方面进行监测。有明确监测的对象和监测的领域。我国城镇化道路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这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湖南语言文字是湖南人民生存交流的基本方式，湖南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记录着湖南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建立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组成以及该队伍正确规范的监测方式

城镇化进程中。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应该由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为引领，以湖南省语委语言文字测试中心为核心，以各市州、高校语委为基础，由广大测试员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为骨干，成立一支领导监管到位，成员专业素质扎实、工作能力出众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

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成立后应该更加完善和注重系统的监测方式：

首先，使用传统的方言学办法，对湖南进行传统的田野调查法，通过《方言调查字表》《汉语方言词汇条目调查表》结合，对湖南新老派地方方言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方言调查和总结。能够得到新老派语言文字的不同之处。并且进行综合传承。其次，对湖南语言文字进行抽取样本与定量统计法。在研究城镇化过程中普通话对当地方言影响时，选择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的工作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群。通过录音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对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语言记录和分析。对所调查到的语料按定量统计法分析，然后进行整理、录入，最后对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进行统计。

最后，将湖南的语言规划相关理论与监测方法结合起来，根据湖南方言发展的变化，结合有效手段提出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推V普通话的必要性。建设一支符合湖南省省情、具有湖南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湖南语言监测队伍后，对今后开展湖南语言文字监测工作。切实有效地解决长沙及周边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3)

关健词：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208-01

一、绪言

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具有双重的作用，不仅关系到城镇化本身的质量，而且关系到边境的安定团结。广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在了解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来搞好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助推城镇化健康发展，维护边境地区安宁。

二、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一）关系到边境地区的安定团结

边境一线与内地相比具有特殊性，那里的居民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保护国家安全，这就离不开民族凝聚力。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因为，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边境一线，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以广西为例，壮族、瑶族、彝族、京族等十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守卫着生活的土地。这样，在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

（二）关系到边境一线的城镇化进程

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还关系到城镇化本身的质量问题和速度问题。在近几年，城镇化速度加快，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也被形容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城镇化本身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还伴随着人口的城镇化。而人口的城镇化就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了，相对来讲，边境一线因为客观的原因，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简析

越南政府对中越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和文化都高度重视，通过免费诊治患病、免费供应种子、化肥和农药、免费用水和电等一系列优惠措施来吸引居民到边边境地区生活。在此基础上，越南政府加大了对边境地区文化建设的力度，对边境一线的县、镇等建设娱乐室，配备书报、、游戏、音响等。同时，边境地区的居民可以免费看电影。从2001年开始，边境5公里的边民实行初中以下的学生免交学杂费，考上大学的政府给予资助，政府还鼓励省级艺术表演团体到边境10公里演出，每场政府都给补贴。越南政府对边境一线的政策不仅改善了边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其文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边民的文化生活，这对于调动越南国内居民到边境一线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措施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四、广西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高度重视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

从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可见，越南政府对文化建设工作是高度重视的，这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广西边境在城镇化进程中，在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文化建设工作不仅关系到广西边境一线各民族人员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还关系到边境一线的安定和国土的安全。

（二）以人为本 围绕着当地居民需求开展文化建设

广西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还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方针，紧紧围绕着当地居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来开展工作，切忌大而空和不着边际。在开展文化建设时，要深入实际了解居民的需求，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制定总体的建设计划，建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紧紧围绕着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来开展。这样才能增强文化建设的吸引力，也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建设的凝聚作用和生化作用。

五、结语

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相对于其他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对这一工作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不仅要学习内地城镇化进程中的经验，还要借鉴越南政府的边境文化政策，更要结合边境一线民族文化的特色，坚持不懈地抓好文化建设工作，推动边境一线城镇化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建翠.川西民族地区旅游业推进城镇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2] 刘嘉汉.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3] 王格芳.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4] 李敏飞.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5] 王佳.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6] 潘加顺.城市体系结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4.

[7] 周小刚.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2010.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5)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城镇化 倾向得分匹配 倍分法 自抽样

引言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该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在我国，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创造非农就业的源泉。城镇化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我国农村改革的成效能够显著体现在城镇化上。城镇化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不论从经济角度或是社会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西部地区城镇化将有助于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达到经济收敛的效果，从而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整体战略和布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适应了当前背景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落后的现象，从二元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西部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失。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缺乏相关的数理论证，来为西部大开发的中期调整提供可靠的依据。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是否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起到了促进作用，该作用强度如何？西部大开发对于反映西部地区城镇化的贸易经济、教育、卫生医疗是否也具有促进作用？如果具有促进作用，该作用强度又如何？鉴于此，本文将着重考察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试图从城镇化进程角度来评价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同时探究西部大开发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化背后的机制，并以此为依据，为西部地区城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关于政策制定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很少，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问题。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入手得出：农村的多元化以及中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民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Christiaensen et al，2013）。一些学者从管理角度入手，评估合理的城镇化管理对于土地、水资源以及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Nanninga et al，2012）。大部分学者则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入手，分析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Young et al，2012）和水资源问题（Delgado，2012）。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通过分析非洲和亚洲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合理的相关机构设置。二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总结。有关文献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城乡人口的变化特征，证实一个地区城镇化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最初的人口密度以及农业人口的生产力（Michaels，2012）。也有文献从城市管理角度，搜集20世纪30年代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电力等技术进步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Vitiello，2013）。三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城镇化与流行性疾病发生概率的关系（Guerra et al，2012）以及城镇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Scheffers et al，2012）。

（二）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也一直被广泛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城镇化。李宪印（2011）、黄祖辉（2011）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三重身份分析了城镇化的重要性；吕园（2013）等从城市空间布局的角度探究了城镇化过程中注意的问题；朱莉芬（2007）从土地角度出发，提出城镇化可以缓解耕地减少的问题；李海梅（2013）根据结构功能理论，提出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应从征地系统入手；农业部（2011）则指出城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陈鸿彬（2003）根据指标评价的构建原则，筛选出反应经济、医疗、人民生活、社会进步4个子系统来评价城镇化水平。二是西部大开发。程燕（2012）、毛其淋（2011）、李国平（2013）从微观经济角度分别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农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和工业效益提升的作用；马栓友等（2003）、靳春平（2006）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必要性和贡献；杜莉等（2002）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发展极”理论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的适用性问题。三是西部大开发与城镇化的关系。付传耀（2001）、李善同和刘勇（2001）研究了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发展城镇化应该注重的侧重点。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正负面影响，并且这些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城镇化利远大于弊，但少有文章从政策的角度来探究政策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在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搜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十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相关计量方法，在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前提下，来探究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西部大开发对于反映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教育、医疗卫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城镇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突破了半数水平，其中北京、上海等地的城镇化率达到88%左右的水平，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但是，在东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同时，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城镇化发展“东快西慢”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较为明显。整体而言，我国的城镇化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到2007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接近60%，而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1998-2007年间，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1998-2000年，这之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长速度缓慢，并且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阶段为2001-2007年，这之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加大，逐渐赶超中部地区，并逐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在2001年出现较快的增速，并逐渐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而2001年是西部大开发政策落实的第一年。但是，直观得出西部大开发能够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结论并不科学，因为我们不能将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部归因于西部大开发，会有其他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促进或者阻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下文中将采用相关实证分析排除干扰，来研究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

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自抽样方法（Bootstrap）来消除小样本偏误，在建立匹配的基础上，再采用倍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来研究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

1.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是否已经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本文将所研究的样本分为两种：激励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也就是处于西部的省份；控制组――没有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亦即中部或者东部地区的省份。要合理评估“西部大开发”的效果，就需要控制住样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评估某一项政策效果时，只要能够找到与激励组尽可能相似的样本组成控制组，来与激励组作对比分析，那么样本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就可以被大大降低，从而提高研究的准确性。然而，在样本中寻找控制组的过程中，仅仅通过一种特征（如各省的GDP）往往不能够达到满意的匹配效果，因此，通过PSM，可以将多个特征浓缩为一个指标，该指标被称为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PS值），从而使多元匹配得以顺利进行。PSM的分析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为获取PS值，第二步为通过所得的PS值进行匹配，匹配的方法有三种，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核匹配（kernel）。

2.双倍差分法。为了保证文章结论的可靠性，有必要采用双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前面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已经得到了激励组和控制组，在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激励组和控制组的差距仅由西部大开发政策造成。

倍分法的基本方程为：

（1）

其中，A3是本文最想获得的变量，因为A3反应了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净效应，具体而言，如果A3为正并且显著，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如果A3显著为负，则表示西部大开发对于城镇化的进程有阻碍作用。

（二）研究假设

本文根据研究方法，分别将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作对比，来确定在和不同地区省份相比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影响的显著性水平。

假设1：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城镇化率。

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虽然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但是这并不影响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匹配效果，在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较好的满足共同支撑架设以及平衡性假设的前提下，可以得出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水平。

假设2：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同样能够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城镇化率。

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逐渐缩小，黄启才等（2001）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为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差距较小，这就为较好的匹配效果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在较好的匹配前提下，同样可以得出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水平。

假设3：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要远高于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导致在匹配的过程中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衡性假设，由于没有良好的匹配效果，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西部大开发政策不能够显著反映出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选取为1998-2007年，其中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于2000年3月开始实施，具体政策落实为2001年，所以本文将1998-2000年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未实施期，而2001-2007年则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期。

本文根据不同的假设，分别将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作为控制组，分别对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本文的实验组选取了西部地区的省份，在此，以陕西、甘肃、新疆、宁夏、、云南和四川为例。

在PSM的过程中，本文根据陈鸿彬在《农村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的指标，并且结合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原因，分别选取了各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perGDP）、进出口总额（import）、人均医疗床位数（pernumberbed）以及文盲率（lnknowledge）来作为配对过程中的指标。其中，各省份的GDP和人均GDP能够从宏观标准上为配对提供基础并反映该地区的发展水平，进出口总额、人均医疗床位数和文盲率则可以分别从经济贸易、医疗卫生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衡量城镇化水平。由于人均GDP是由GDP除以城镇人口得出，为了排除指标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本文未选取城镇化人口作为指标。同理，人均医疗床位数是由该地区总的医院床位数除以城镇人口得到。表1列示了总体样本中上述各项指标的基本统计量。

通过表1的描述性统计，本文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西部各省份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医疗床位数以及进出口总额等四个方面均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时文盲率所占的比重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数据是无法判断西部大开发政策是否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因此，应该基于以上指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选取与西部地区综合实力相似的，同时未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省份，运用双倍差分法来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结论。

运用Collin检验来判别是否以上五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10，亦即选取的指标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不对结果造成影响。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对假设1的检验结果――样本总体的平均激励效果（ATT）

本文首先进行对假设1的检验，在采用PSM之后，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匹配效果如图1所示。通过图1可以直观得到，在匹配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倾向得分指数差距较大，呈现交叉趋势，通过PS值以及核匹配后，对照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从曲线上可以看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PS值曲线的分布程度较为一致。

通过表3 可以看出，在通过匹配之后， χ2检验的值大大缩小，其值越小，说明匹配之后的差异越小，匹配效果越好。Pseudo R2的值由原来的0.471减小到了匹配之后的0.221，匹配之后缩小的Pseudo R2值，再一次说明了匹配之后差异的缩小。

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其平均激励效果（ATT）如表4所示。通过分析表4，可以看出，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lnratio）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证明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呈现促进作用。此外，国内生产总值、文盲率、人均医疗床位数和进出口总额都较为显著。其中，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大开发政策都能够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GDP、文盲率以及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差距，并保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在进出口额方面，西部大开发政策缩小了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并保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但是在人均GDP方面，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于相比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导致经济增长被抵消。通过六个变量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人均医疗床位数，并降低该地区的文盲率，从而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二）对于假设2的检验效果――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对比的平均激励效果

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施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其平均激励效果（ATT）如表5所示。通过表5可以看出，与中部地区相比，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城镇化率同样呈现促进作用。此外，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GDP、人均GDP的促进作用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亦即在和中部地区相比的前提下，西部大开发政策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GDP和人均GDP的提高。文盲率虽然缩小了差距，但是并不显著，亦即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未有效缩小西部地区的文盲率，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差距扩大，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本文认为这是由于，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速要高于医疗卫生投入增速。同时，该政策也并未提高西部地区的进出口额，本文认为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主导产业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小于中部地区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不具有贸易优势。

本文在PSM的基础上，采用双倍差分法来分析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从政策实施前的3.265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3.624，增加了0.359，同期中部地区的城镇化从3.512上升为3.716，仅仅上升了0.204，双次做差的结果为0.154，可以理解为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缩小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并且该作用效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三）对于假设3的检验效果――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对比的平均激励效果

通过与东部地区进行匹配，城镇化率在匹配后并不显著。此外，除了GDP和进出口额在10%水平上显著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再次采用双倍差分法来研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通过表7可以得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政策实施前的3.197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3.648，增加了0.451，同期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政策实施前的3.893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4.047，仅仅增加了0.154，亦即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对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要远多于西部地区，导致在匹配过程中不满足平衡性假设，匹配效果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政策有促进作用，但是并不显著。

实证结论及建议

本文针对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做了较为科学的评价。结果显示，在分别与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相比的前提下，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并且保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

在本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不论是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额，还是代表卫生医疗发展程度的人均床位数和代表教育文化程度的文盲率等，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还具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也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可以得到，通过加快提高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改善进出口贸易额、人均医疗床位数，降低文盲率，可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做到：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6)

[关键词] 经济增长；城镇化；金融支持 VAR

[作者简介] 赵明月，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实务，新疆 乌鲁木齐，830012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5）01-0003-0006

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国家“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新疆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治区第八次党代表提出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力争到201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8%的目标。”新疆加速城镇化建设是实现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区域现代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促进新疆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新疆稳妥推进城镇化，将加快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带来投资增长。因此，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对新疆加快城镇化建设，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研究新疆城镇化、经济增长、金融支持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促进新疆的城镇化建设，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增长与城镇化

自从Lampard在1956年发现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Northam（1975）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线性经验关系。Vernon Herderson（2000）通过分析指出城镇化率与人均GDP额之间相关系数是0.85。众多的国内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周一星（1997）通过对世界157个国家1977年的资料进行分析得出，有137个国家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一种对数线性关系。黄毅（2006）研究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增长。苏发金（2011）发现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陈晨和陈长春（2012）通过1978-2011年经济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黄婷（2014）在对19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上发现，经济增长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但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可概括为三种关系：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单向推动关系、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单向推动关系、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互为推进的关系。

（二）城镇化与金融支持

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并呈现出资金需求规模大、金融需求主题多元化以及金融服务需要大力创新的特点。关于城镇化与金融支持问题，国外学者Richard（1990）认为资本投入的多少是城镇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Kempson（2003）等通过研究发现，金融排斥抑制了城镇化的进程。我国学者分别从全国性和区域性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范川（2003）认为资金供给不足是导致制约城镇化的重要原因。陈爱莉（2004）指出城镇化进程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市场机会。高弋君（2013）年认为由于商业银行无法为城镇化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受阻。熊湘辉（2014）指出，应通过完善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政策，加快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步伐。依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特点，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变量之间进行了实证分析。郑长德（2007）通过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机制，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黄勇（2008）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发现，我国银行贷款和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绕华春（2009）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是良性的互动关系。李华威（201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代表金融支持程度的金融相关率越大，城镇化水平越高。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城镇化与金融支持之间也存在着三种关系，城镇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

经济学家对金融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已有近一个世纪的研究。1991年Schumpeter就指出金融部门的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促进作用。1969年，Goldsmith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Ronald I. McKinnon，Edward S.Shaw（1973）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Rajan，Zingales（1998）通过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可以部分减少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从而强化资本与企业对投资区域的“金融追随取向”。后来许多外国学者进行了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各自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国内学者也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谈儒勇（199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关系，而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曹啸与吴军（2002）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单悄颖（2003）通过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研究表明：经济的增长在滞后3年内都引起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反向关系却不存在。马正兵（200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金融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效率这三个要素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先明、孙爱军、曹源芳（2010）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但是贡献存在明显差异。陆静（2012）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程度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大量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体系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城镇化、金融支持、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研究三者中两两之间的关系，研究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比较少。为此，本文以新疆为研究对象，把三者纳入VAR模型中，利用新疆1985～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相关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变量是经济增长（Y），城镇化水平（X1）和金融支持水平（X2）。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产品和服务的总和，由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是指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集中的过程，本文采用新疆的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代表城镇化率。本文借鉴戈尔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反映金融发展水平，并且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用金融机构存贷款合计与GDP的比值反应单位GDP所拥有的金融支持资源。文本选取1985～2013年《新疆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论证。此外，为了避免数据中存在异方差，使数据更具有可比性，对所选指标进行对数处理，取对数后变量相应变为LN（Y）、LN（X1）、LN（X2），三个变量为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三者之间的趋势图如图1。

如图1所示：1978-2013年新疆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率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总体来看，经济增长、金融支持水平和城镇化率呈现出趋于上涨的趋势，而且变动的方向和频率也比较一致，这说明新疆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和金融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二）模型建立

VAR模型是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最容易操作的模型之一。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是：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样本个数为T。K*k维矩阵A1，A2，.......AP和k*d维矩阵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 是k维扰动向量。VAR模型可以在滞后期确定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许步骤来估计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来探究新疆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和金融支持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对新疆经济增长、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

（三）模型检验

1.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会严重影响回归结果的t值、F值和R平方的有效性，甚至出现伪回归现象，并且VAR模型是建立在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协整性基础上的，因此，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 可以看出，LnY、Lnx1、Lnx2这三个变量在1%、5%、10%显著水平下是非平稳的，在对每个变量分别取一阶差分，结果一阶差分在各个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说明LnY、LnX1、LnX2三个变量存在一阶单整序列，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滞后期的确定

VAR模型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时，必须确定模型的滞后期，通过表1可以看出，新疆经济增长、城镇化和金融支持三者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可以通过表2 的LR、FPE、AIC、SC和HQ原则来确定，其结果如表2，可以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

3.模型估计

对新疆经济增长、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建立VAR（1）模型，用Eviews6.0得出结果如下：

从VAR（1）模型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经济增长指标，当期指标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与滞后1期的城镇化率和金融支持水平是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新疆的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程度的加深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增长。

（2）对于城镇化指标，当期的城镇化指标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指标呈正相关关系，与滞后1期的城镇化指标呈正相关，与滞后1期的金融支持指标呈负相关。这说明新疆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新疆城镇化进程，但是金融支持并没有起到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作用。

（3）对于金融支持指标，当期金融支持指标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指标和自身都具有正相关关系，与滞后1期的城镇化指标具有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新疆的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支持水平的加深，但是城镇化进程并没有推动金融支持水平的加深。

4.模型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需要检验模型的平稳性，运用Eviews6.0软件检验发现，VAR模型的所用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其结果如图2所示：

5.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在这两种检验方法中，前者多适用于多变量模型，后者多适用于双变量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此检验方法是由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的一种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多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方法。根据表2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迹统计计量检验在5%显著水平下，没有拒绝没有协整方程的原假设，接受有协整检验方程的假设，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LN（Y）、LN（X1）、LN（X2）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从方程看，城镇化水平、金融支持水平每提高1%，新疆经济总量将增加6.0635%和2.7523%。这说明新疆的城镇化进程和金融支持程度的加深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6.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上述协整关系可以看出：新疆经济增长、城镇化和金融支持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能表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强度和路径，更不能说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VAR模型具有系统的动态特征，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自己及其他内生变量产生影响作用。脉冲响应函数主要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是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见图3。

图3是采用Chol-esky方法进行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时间，纵轴表示冲击力度，虚线表示正负2倍标准差的偏离带。由图可知，经济增长对自身冲击一直是正响应，响应程度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冲击的响应一直是正响应，这说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较小。经济增长对金融支持的冲击在第2年前有较弱的正响应，第2年到第10年，经济增长对金融支持的冲击处于负响应阶段。这说明金融支持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冲击刚开始的响应较弱，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响应程度逐渐加深，第2年响应程度达到最高，第2年后，响应程度逐渐减弱。这说明经济增长一定时间段内可以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对自身冲击的响应在10年内一直是正响应，但响应的程度越来越小。城镇化对金融支持冲击一直是负响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负响应程度有减弱的趋势，这说明金融支持并没有推动城镇化的进程。金融支持在前6年内对经济增长冲击的响应是负的，6年后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响应是正的。这说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阻碍金融支持的深化，在长期内经济增长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冲击在10期内是负响应，这说明在城镇化对金融支持的深化并没有推动作用。金融支持对自身冲击的响应开始是较大，随着时间的加长，响应程度越来越弱。

三、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了1985年以来，新疆经济增长、城镇化进度和金融支持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三者之间的长期、短期和动态、静态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协整检验表明，新疆经济增长与城镇化、金融支持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和金融支持对新疆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2.通过VAR模型，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得知：（1）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自身、城镇化和金融支持对当期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当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前期经济的促进，滞后1期的金融支持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弱。（2）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进程有促进作用，但滞后1期的金融支持并没有起到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作用。（3）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对金融支持的加深有促进作用，但滞后1期的城镇化进程并没有促进金融支持的加深。

3.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知：经济增长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对金融支持程度的加深具有促进作用，金融支持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相互之间都为负响应，说明金融支持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相互之间并没有起到促进对方发展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新疆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与理论分析符合的。这说明随着新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促使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转移渠道，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加速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同时，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聚集等中介因素，促进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劳动分工的深化，从而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在新疆城镇化进程中，促进新疆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新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铁路、公路、机场等建设力度的加大，增强了区域内经济的聚集和扩散能力，培育了新疆经济自身发展的能力。（2）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之间虽然也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发展不协调，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这可能是因为：一是新疆的投资环境恶劣、产业结构层次低、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导致了投资效率低下。二是新疆的金融发展难以有效积累资本，金融发展的基础本来就弱，从而金融支持不能强有力地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3）城镇化与金融支持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良好的互动机制，这说明了新疆目前存在金融政策支持农村发展乏力，农村金融产品品种单一、缺乏创新，贷款对象不规范，投融资管理方式不完善等问题，金融中介在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发挥很好的积极作用。此外，在新疆城镇建设中，政府制定的地方财政政策处于主导地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没有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促使“市场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从而提高金融发展的水平。

四、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实证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对新疆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深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速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新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数量扩张推动第二产业，第二产业高度依赖能源开采和基础原材料型重化工业。以资源性为主的采掘、原材料工业比重偏高，“石油、石化”一家独大，造成了工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生产业发展滞后，并且农牧业基础地位依然比较薄弱。新疆的产业结构矛盾已由过去行业、地区之间的不协调转向产业链的各环节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制约。为促进经济增长，新疆应积极抓住19省对口援疆的机会，促使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积极发展新疆的旅游资源，进一步促进新疆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从而优化新疆的产业结构，促进新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推动新疆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证，积极推进新疆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新疆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结合新疆本地特色，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首先应该做大做优中心城市，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其次，优化行政区划格局，促进绿洲城市族群发展，有效引导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产生的行政区经济矛盾，加快推进吐鲁番、哈密等地区设立地级市，推进奎屯―独山子―乌苏城市区域的行政区划规整，推进喀什、伊宁等城市与周边区域的行政区划调整，从而可以构建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新疆经济发展。

（三）积极发挥金融中介作用，发展“三农金融”

以天山北坡经济带为核心，充分发挥乌鲁木齐的中心作用，加快金融产业的集聚。新疆金融业应认真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优化资金配置。新疆的金融机构贷款应优先向重点项目、重点行业和基础产业及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倾斜。完善新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形成完整、高效、协调、统一的农村金融制度体系，继续大力推进农村信用社、农村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等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积极创新适合“三农”需要的金融产品，增强三农金融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

[2]陈黎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浙江金融，2011，（8）.

[3] 刘仁伍.浙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证分析[J].浙江金融，2011，（12）.

[4]朱孔来 李静静 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9）.

[5]高晓华.山东省城镇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5）.

[6]徐春祥.城镇化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辽宁为例[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4，（3）.

[7]汪泓，崔开昌.安徽省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2，（3）.

[8]闫海龙，郭晓兵.新疆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4，（16）.

[9]张宪平，刘靖宇.城镇化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2）.

[10]张志勇，李连庆.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互动效应的动态分析――基于山东省1978-2009年的数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5）.

[11]左喜梅，李梅，赵龙.金融支持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以哈密、石河子、昌吉、巴州等四地州为例[J].金融发展评论，2014，（1）.

[12]蒋冠.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4，（3）.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称国研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从这里往西，在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所在地――中南海。

在这条街道上，国研中心灰色的办公楼不算突出，但一点也不妨碍它的地位：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研中心已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道，被外界认为是国务院倚重的两大部级智库。

当本刊记者来到国研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后称东方所）时，令所长杨晓东及其团队耗时一年、参与编撰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系列研究报告》（后称《研究报告》）已临近出版。

除了厘清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目标外，《研究报告》更以实体经济驱动城镇化为着眼点，选择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区、山东省临沂市、北京市朝阳区以及湖北省武当山作为案例，为各地政府提供可参考的推进思路。

针对这项研究，东方所已撰写了关于“文化产业与城镇化融合”的报告。“我们还将陆续撰写更多的调研报告及摘要，作为研究成果报送到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杨晓东说。

定调“新型城镇化”

应该承认，“新型城镇化”作为全新概念，其理论研究对基层实践的影响正在凸显。

不同的理解导致地方政府不同的发展路径。以最基础性的“城市化”与“城镇化”概念为例，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部分学者和官员将“城镇”一词理解为处于城市、乡村之间的小城镇，部分则认为“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

杨晓东曾在国务院体改办（已并入国家发改委）工作，亲历过“城市化”到“城镇化”概念的转变。

他表示，“城市化”原本为舶来概念，意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在中国，大量农民并非直接进入大城市务工，而在小城镇或城乡接合部相对聚集。因此，有专家倾向以“城镇化”表述更为准确。

不过，无论“城镇化”还是“城市化”，本质都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历史过程，并无本质区别。

“2003年，‘城镇化’这一词汇正式得到国务院高层定调。但由于各类政策文件中还是经常出现城市化和城镇化两个名词，造成了很多人的混淆。”杨晓东说。

另一方面，“城市”中“城”代表建筑，“市”代表市场。而对“城镇化”进行字面理解，有可能会形成城镇可以脱离市场发展的思路。

“这种概念误区，将导致地方政府‘先造城后兴市’这种人为造城的虚张。”中国社科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田雪原表示，此类情况目前在国内已比较严重。

基础概念争议不断，整个体系则更需定调。2013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担任主编，联合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等机构编写《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共十本，一本总论“新型城镇化概论”，全面论述新型城镇化各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二部分是专论，分别就城乡一体化、人口问题、土地问题、资金和财税做专门论述，共四本。

前五本更多的是从概念、政策制度方面着眼，而由国研中心东方所编撰的后五本《实践论》则结合前五本内容，从“实体经济驱动城镇化发展”的角度选取不同案例，为全国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提供借鉴。

要制度改革，更要实体经济

1999年，杨晓东在中国农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后，便在国务院体改办工作。9年间，他在城镇化、“三农”问题、小城镇改革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

彼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每个城镇化研究者面前：首先，城镇化研究不同于城市研究，横跨多个学科，从哪里切入是系统性难题；其次，学术界要么没有规范切实的研究体系，要么对实践经验缺乏重视。

“越到后面我越发现，研究城镇化得往某个更实的‘点’去深挖。后来我来到国研中心，对文化产业与城镇化的糅合机制进行研究。”杨晓东说。

这种业务积淀所带来的思维转变，使他并没有单纯在《研究报告》五本总论、专论基础上进行《实践论》研究，而是以产业发展模式作为分析重点。

譬如，很多人认为，城镇化滞后的症结在于户籍制度。然而，破除户籍藩篱就能解决一切吗？杨晓东团队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

“北京市2020年适宜人口规模为1800万，这代表正常情况下，北京在2020年只具备为1800万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东方所副所长黄斌向记者说。

而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100万，城市病自然难以避免。黄斌表示，假使没有户籍限制，结果到处是窝棚，这只能称为“伪城镇化”，因为政府不可能超负荷满足所有进城人员的需求。

这在国际上已有相关案例：巴西、美国城镇化率趋近，但人均GDP却相差甚远。原因在于巴西多数城市的产业不成体系，吸纳就业能力有限，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长期失业或半失业，不通公交、水电的城市贫民窟大量涌现。

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只是城镇化的表象。黄斌指出，如果要较真新型城镇化内涵，不如理解成产业发展驱动下，城市公共服务普及化、均等化的过程。因此，研究产业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的过程很有必要。

而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在于过分依赖虚拟经济，土地城镇化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也有数据佐证：2000-2011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长速度。

“政府大量投入铁路、场馆等基建设施，或者大兴新城建设，以图招商引资。资本、土地价值被极端重视，人却被忽视了。”黄斌说。

鄂尔多斯就是典型案例――如今，可容纳一百万人居住的康巴什新城人烟寥寥，房价相较高峰期已暴跌七成以上，由盖楼兴起的借贷业也已衰败。

“因此，新型城镇化不能大搞虚拟经济，我们在《实践论》中选的产业都是实体经济，包括文化、旅游、科技、工业、物流，厉以宁先生对此表示认同。”杨晓东说。

另一方面，从学术角度看，任何城镇成功经验都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如果随意复制，可能会导致传统城镇化中资源浪费、环境破坏、重复建设等情况。

“但从产业角度来看，其发展路径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实体经济驱动的新型城镇化就具备复制的可能性。”杨晓东说。

寻找城镇化标杆

其实，早在参与报告编撰前，杨晓东就已经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城镇化研究，并完成名为“文化产业驱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初稿。

恰巧，政协课题组也正在就报告编撰进行调研，朝阳区是调研区之一。“当地政府跟政协课题组提及我们的研究情况后，课题组觉得这就是他们需要的思路，一拍即合，最终选择由我们负责实践论的整体编撰。”杨晓东说。

而当“实体产业驱动城镇化”的路线确定后，寻找标杆地区却非易事。当前国内很多地区模式宣传的名号响亮，但真正有含金量的却极少。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同样赞同以产业发展角度研究新型城镇化，但他告诉记者，过去30年城镇化扩张中几乎所有地方都提出“产业先行”并大张旗鼓招商引资，结果却是产业聚集不足，以致沦为“造城运动”。

“我国城镇化缺乏适合资源禀赋的产业规划与发展战略，使产业园区、新城等成为圈地道具，结果是产业没发展，城镇化走向空心化。”吴传清说。

对杨晓东而言，挑选标杆并不是件特别的难事：上千次小城镇调研经历，让他心中有一杆尺子，即先进性、融合性、普适性和可持续性，具备这四个条件，才有机会进入他的“法眼”。

首先，所选城镇在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方面要具有一定先进性，还处于追赶道路上的地区不在研究对象之列；

其次，“产业驱动”不是“单一产业驱动”，要看主导产业及其他产业的融合性，譬如文化产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影视、动漫等结合，创造出更大价值；

再次，所选地区的产业驱动模式要具有普适性，能代表某类城镇的常规发展路径，即相类似的城镇要有一定数量，如果过于独特，其经验就不具备推广性；

最后，所选城镇还得是“鲨鱼苗”，在未来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发展活力，否则便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根据上述四条基本标准，课题组从人口、经济、科技、产业、地域、生态、环境、制度、政策等方面制定具体的综合评估方案，并从全国上百个城镇中初步筛选，对选出的近10个城镇进行实地调研。

经多方讨论，5个标杆性地区出炉：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区、山东省临沂市、北京市朝阳区以及湖北省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地区亮点与政策建议

5个标杆性地区，各有各的亮点。

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典型的大都市“副中心”，以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创新创业环境建设为手段，积极吸引国内外科技人才，走出了一条科技驱动城镇化的道路；

作为部级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自身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及政策优势。在以“增量人口的产业城镇化”的过程中，滨海新区在城镇化率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了有效参考；

而临沂市作为国内少数人口超千万的地级市，曾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地区。随着城区规模的扩大，临沂以服务业为突破口，重点发展能消化掉大量劳动力的商贸物流业，有效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以“政-企-民共赢”的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推动城镇化建设，是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的一大亮点。未来国内城镇化建设中，BOT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强，而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也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流动人口集聚，人口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具备所有大都市郊区的共性特征，而它在文化产业驱动城镇化方面的成绩，也为大都市郊区的综合价值开发及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样本。

正在对课题进一步研究的黄斌，还对地方政府提出了以下整体性建议：

――任何一个模式都要求当地本身有资源，平地起很难，需要借助各方力量，包括各种智库机构来进行论证，结合自身资源做好顶层规划；

――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推进速度，必须与产业发展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不能像过去那样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