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正义论文篇(1)

（一）生态文明中的代际公平正义

代际公平正义是指每一代人都应遵循合理、正当的尺度，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其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有与共享。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当代人有责任偿还前代人欠下的“自然债”，解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共有、共享方面的难题；二是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足够的自然资源、足够的空间，以及健康、良好的环境，真正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和共享；三是不能一味地关照后代人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共享这一权利，而过分地“自我牺牲”，放弃自身合理正当地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发展的权利，结果使当代人在贫困中挣扎。这就要求当代人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发展为前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保持资源与物种的多样性，优化环境，保证后代人有同样的拥有和享受的机会。同时，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尽可能在坚持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时间上的永续性的基础上，最大地促进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生态文明中的种际公平正义

种际公平正义，主要指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一样同等地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有使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自然环境的权利。其最主要的要求在于共存和共生。首先，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敬畏生命，坚持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其次，要遵循自然规律，爱护自然资源，保障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和条件；再次，要创设优良的环境，保护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的家园；最后，要与自然界（包括其他物种）之间建立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以共谋、共创为要求的代内公平正义，是代际公平正义与种际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人首先要对自身、对身边的乃至于不同地域的人的主体性高度尊重与确证，以公平正义的维度去考量多个主体性的互动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才有能力与条件把这种公平正义推展到同一时空中存在的其他物种、延伸到不同时空下的后代人，推向更高的层次；以共有、共享为要求的代际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求，它内在地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贯穿于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始终，是代内公平正义的发展与延伸；以共存、共生为要求的种际公平正义，是重要补充，也是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

二、公平正义视域下生态文明所蕴

含的价值转向公平正义的视域下，探讨生态文明内在所蕴含的价值转向，也是挖掘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关注考察生态文明在目的旨归上和发展进程中所涵盖的公平正义，以此丰富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从单一性价值转向多样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漫长历史中，物质的生产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经济价值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不仅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更含有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它不仅仅关注经济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即地球上任何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生态文明旨在关顾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从人对于自然界价值的认识层面考察，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已充分得到彰显。但是，自然界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环境价值”却长期地被忽视。公平正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把目光放在经济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环境价值，即看到人也是一个生命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相互依存。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此外，自然界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等，也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得以确证。

（二）从主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实践观，构建起“主———客———主”的新路径。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个体与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包括受客观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界，以及由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都结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个体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发展，并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彰显。一方面，同样具有主体性的多个个体联结成社会，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联系，而是多向度的互动与作用，主体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都要受到他人主体性的制约。因此面对相同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每个个体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共同的环境负责，通过维护环境和生态的权利这一中介来尊重和维护“他者”的公平利益，建立平等的互动的实践交往，构筑和谐美好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进行价值判断时已不再只能以单个的主体、或者少数的主体为衡量标准，而把多个主体、由主体构成的社会群体也纳入考量视野，更关注公共性价值。加之生态价值具有“公共性”特征，即环境对于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破坏共同的生存环境、侵犯了其他人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也决定了由对于个体的、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整体的、多数人的公共性价值。

（三）从工具性价值转向目的性价值

生态正义论文篇(2)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生态正义论文篇(3)

关键词：生态正义　多元认同　承认正义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社会配置关涉到社会正义，生态正义的风险及其防范有其现实的时代意义。生态正义在哪些人之间发生?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代之一、美批判理论的领军人物南茜?弗雷泽提出的承认正义理论对于我们关注生态提供了独立的方法论视角，对于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同心圆”正义论与生态正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生态利益之所在，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的生态利益和满足人的生态需要。每个人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规定着不同生态权利要求之间矛盾着的合理性。权利是合法的利益，是利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保护方式，是配置生存资源的法律和制度依据。人的生态利益规定了人的生态权利，李惠斌认为“公民或个人要求其生存环境得到保护和不断优化的权利，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权利”，这是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的权利。从保护环境的价值指向来看，生态权利是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和生活的权利。

生态权利需要由生态正义得到保障。能够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是有限的，为了实现生态利益，就存在着资源的博弈，为了协调生态资源的社会配置，就必须有生态正义作为规约。生态正义是社会配置生态资源时的道德原则和基本价值。彼得?S?温茨把正义论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关注了环境资源配置方式的正义主题。温茨说，“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的议题必须同时受到关注。缺少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可能变得不适宜居住。缺少正义，我们的社会环境可能同时变得充满敌意。因此，生态学关注并不能主宰或总是凌驾于对正义的关切之上，而且追求正义也必定不能忽视其对环境的影响”。温茨的这种理解实质上是对生态环境的社会正义，突出了社会配置环境资源时的正义问题。作为道德原则，生态正义要求社会配置生态资源时遵循公平、公正、平等、对生态负责任、自律等，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分配生态资源的人伦责任，也包括人保护、修复、治理生态环境的生态责任。作为价值目标，生态正义指向的是建设良好的、适于生存的生态环境。

生态正义或者“环境正义”是环境资源配置中的社会正义，是制定环境政策的伦理支撑。作为环境领域中的社会正义，温茨认为，“正义的情况时常涉及到环境领域。因此，必须经常做出安排，以便对进行某种活动和生产某种商品的权利进行分配，从而确保人们在对环境资源的诸种利用间保持协调一致，并与环境的可持久居住性和睦共存”。作为环境政策的正义基础，温茨提出，“虽然目的都是为了减轻空气污染，但每个方案，或者不同方案的结合，都有益于不同的人群并且／或者使不同的群体承受不同的负担。因为这些利益与负担可能不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有必要使人们确信，他们获得了他们公正的利益份额，并且没有被不公正地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社会结构将不会被任何一个被认为不公正的环境政策所破坏。但是环境政策的数量和限度已经增多增强并将在相当大程度上继续下去。如果人们感受到，这些政策一贯偏袒一些集团而不利于其他一些人的话，这种感受就会削弱为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自愿合作。如果要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自愿合作会显得格外重要，因为社会中的独裁手段不是准则而是个例外。那么，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团结和秩序的维持要求人们认识到，与他人合作的牺牲相比较，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是正当合理的，因此，环境公共政策将不得不蕴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合清合理的环境正义原理”。

在正义的基本原理的探讨中，通过对多元正义理论的修正与调和，温茨提出了一种“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作为思考正义问题的框架。在温茨看来，这个“同心圆仅仅是一幅图画或一种隐喻”，标示了以亲密性为间距的正义的发散结构。温茨列出并且解释了同心圆理论的十个主题：1.亲密性的界定依据于个人对他者所负有义务的数量与程度而定。2.义务在现实的或潜在的互动背景下出现。处于普受尊敬的理由，这些互动关系与上述义务结合在一起。因此，我所论述的亲密性并非真的与亲情或者主观感受有联系。3.义务普受尊重的理由包括如下所列，但并不限于此：我已从他人的仁慈或帮助中受益；我尤其具有有利的条件去帮助他者；另一人与我已经着手承担了一项计划；他者与我正在为实现同样的目标、保有同样的理想或是保存同样的传统而工作；我已经单方面担负了对他者的承诺；我的行为对他者具有特别强烈的影响；我已经因对他者或者对他者造成不利影响的某次不正义而作恶或从中获益。这些关系及其他关系引发出一系列复杂的道德思考，同心圆观点在不强加一种僵硬的等级制度的同时，给予其某种秩序。4.仅仅生物相关性证明不了义务的存在，因此，同心圆方法并不认同种族中心主义或人类至上主义。5.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情况下，对于更靠近同心圆里层的他者而言，我有更强烈以及／或更多的义务满足他们的偏好。6.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情况下，对于更靠近同心圆里层的他者的积极人权而言，我有更强烈以及／或更多的义务。7.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情况下，即使那些其积极权利已成问题者与那些其偏好有待解决者相比离我更疏远，我也有更多的义务对积极权利而不是对偏好满足作出响应。8.人类以外的动物不具有积极权利，除非是家养动物或者农场动物。9.消极权利适用于所有生活主体，不管其处于同心圆的什么位置，但这些权利并非绝对的，它们有时会让位于其他一些考虑因素。10.环境中的无情部分不具有权利，但我们有义务减轻我们的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对有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的进化过程保存而言，我们负有某些为之作些什么的义务。这包括致力于保存濒危物种以及对荒野的保留。

根据这一理解正义原理的基本框架，温茨应用式地推论出自己的环境正义论。一方面是对于非人类的生命体而言，“从同心圆观点看来，非人类生活主体在很大程度上‘生存于’人类‘居住的’同心圆的一个或更多同心圆中。扩展我们道德关怀之圆从而将这些动物包含在内，等于是承认它们在这些同心圆中的‘存在’……非人类动物所处之圆形区相对疏远的事实，通常并不足以使我们对其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加以尊重这一义务有所减轻”。另一方面是对于“无知无觉”的环境而言，“通过将进化过程设想成‘居住在’一个道德关怀相对疏远的圆中，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论所具有的这些意涵就能够在同心圆理论之内得以整合”，生态进化的过程不能够轻易被人类伤害，“我们的义务仅仅在于避免损害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

接着，温茨提出了环境正义的应用问题。例如，“对于传统农业的政府补贴可能是必需的。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金融手段，它们将形成政府对自由市场的介

入，以增加当前一代在粮食生产上的支出总额，以便未来人口将不再因喂养我们而付出代价”。

由于温茨对正义的探讨建立在一般层面上，因而其环境正义论具有相当大的抽象性质，其抽象性在于忽视了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正义要求的差异。这倒成了温茨的生态正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因为：1.每个人的生态需要都是合理的，由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利益之间的分野也是不可避免的；2.当代生态利益的分野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之中呢?是那种阶级色彩的“二元对立”还是阶层色彩的“多元对抗”呢?这召唤着我们对当代社会关系和时代主题的前提性追问。随着当代承认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复兴，身份差异、文化认同构成了我们探讨社会正义的社会关系平台，并且，其方法论意义对于生态正义而言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二、南茜?弗雷泽的承认正义理论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是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是目前西方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批判理论的第三代复兴。弗雷泽教授的代表作有《正义的中断》(Justice Interruptus，1997)、弗雷泽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的对话》(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A Political-PhilosophicaI Exchange，2003)、弗雷泽的《正义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2008)和弗雷泽等著的《伤害+侮辱》(Adding In-suit to Injury，2008)。《正义的中断》是紧跟身份政治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评价了“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的分离，以及“分配政治”相对于“身份政治”的衰落；为了避免各执一端的偏执性，弗雷泽提出了整合二者的“二维论”正义理论。《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的对话》进一步发展了“二维论”正义理论，反对了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分析了两者相互交叉的从属地位的秩序、身份和阶级，为批判理论勾勒了一个包括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的新框架。《正义的尺度》在早期的经济和文化批判基础上，引入了第三个“政治的”维度。在全球化进程中，有限的领土家不再是正义的默认空间，“错误构成”(rni-sframing)的代表权业已成为跨的不平等。《伤害+侮辱》收集了弗雷泽关于对再分配和承认之间断裂的评价的对话；关于如何将再分配与承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整合到社会正义的辩论；关于再分配和承认是否真正穷尽了正义的充分意义，或者是否有必要具体表现一个第三类的、政治的维度的交流；以及关于对弗雷泽批判理论的哲学理解的讨论。

弗雷泽和霍耐特一致认为，“‘承认’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古老范畴，这一概念最近被政治理论家所复兴，以证明努力将今天为身份和差异的斗争概念化的重要性。无论这个主题是本土的领土以求，还是妇女的家务劳动(carework)；是同性恋婚姻，还是穆斯林的女性面纱；道德哲学家们逐渐使用‘承认’这一术语去揭示政治诉求的规范基础。他们发现，一个以主体间充分尊重的主体自治为条件的概念，概括许多当代冲突的道德利害关系。而且不足为奇，当迅速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加速文化接触，使解释方案破碎化，价值视野多元化，以及身份和差异政治化之时，黑格尔(Hegel)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旧形象有了新市场”。

在弗雷泽看来，“‘再分配’和‘承认’的术语具有哲学的和政治的关联。在哲学上，它们涉及由政治理论家和道德哲学家揭示的规范化的范式。在政治上，它们涉及由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者和社会运动提出诉求的家族(families)”。同时，二者也有哲学上的分歧。“‘再分配’来自于自由主义传统，尤其是20世纪后期的英美分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例如约翰?罗尔斯(JohnRaMs)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那样的‘分析的’哲学家发展出一种分配正义的复杂深奥的理论时，这一传统得到丰富发展。他们寻求将传统的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主义加以综合，提出了可以证明社会经济再分配正当性的新的正义概念”。然而，“‘承认’术语来自黑格尔哲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在这一传统中，承认指明主体之间的一种理想的相互关系，其中每一主体视另一主体为他的平等者，同时也视为与他的分离。这一关系被认为对主体性是建构性的；一个人只有凭借另一主体的承认和被承认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因此，‘承认’……通常被认为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不一致，社会关系优于个体，并且主体间性优于主体性。而且，不同于再分配，承认通常被视为属于为‘道德’对立的‘伦理学’，就是说，被视为与程序正义的‘公正(rightness)’相反的、促进自我实现和好生活的实质性目标”。正是这种分歧，导致“许多分配正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承认理论携带了不可接受的共同体的行李，而一些承认哲学家评价分配理论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

然而，对于二者各执一端，弗雷泽力图“避开它们各自的批判缺陷的方式”，暂时搁置哲学的争论，从它们的政治背景来思考“再分配”和“承认”。弗雷泽的正义理论认为，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再分配还是承认都不能单独用来纠正非正义，建议采用一种承认的批判理论来支持那些能够与社会平等政治结合起来的身份政治形式。从“当前在公共领域抗争的理想范型的诉求群体”这一视野来看，“‘再分配’和‘承认’的术语不涉及哲学范式，而是涉及正义的民间范式(folkparadigms of justice)，它通告公民社会当今的斗争”，并且提出二维性质的社会正义方法。弗雷泽说，“为了实际的目的，事实上所有现实世界服从关系的轴心都可以看做是二维的。……在实际上每一状况中，有待讨论的伤害在形式上由分配不公正和错误承认组成，那两种不公正在那里皆无法一概被间接地矫正，而且那里每一种不公正都以求某些独立的实际关注。因此，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每一种情况下克服事实上的不公正都需要再分配和承认两个方面”。这样，弗雷泽提出了“一种能包容并协调社会正义的两方面的整合方式”。弗雷泽认为，由于分配和承认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正义方面和衡量正义的平行标准，因此，她发展出“‘二维的’正义概念”。“二维概念把分配和承认看作关于正义及其搁置维度的独特观点。没有将任一维度简化到另一维度，二维概念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覆盖性结构内”。

随着弗雷泽的认识的深化，在构成正义的专有维度分配和承认的基础上，正义的“政治性的”第三个维度逐渐清晰起来。弗雷泽指出，“在受到争议与负载权利的意义上，分配与承认本身并不是政治性的；同时，它们经常被视为需要由家加以裁决的。但是，我是在更加明确的、构成性的意义上意指这种政治性的，这涉及到构成争论的家权限与决策规则的本质。……由于建立了社会归属标准，也由此决定了谁作为成员算作在内，所以，正义的政治维度规定了其他维度

的范围：它告诉我们谁被算作在有资格参加公正分配与相互承认的成员圈子内，谁被排斥在外。由于建立了决策规则，政治维度也为提供舞台和解决经济与文化维度上所展开的讨论，设立了程序：它不仅告诉我们谁能够提出再分配与承认的诉求，而且也告诉我们这些诉求是如何被争论与被裁决的”。

以成员资格和决策程序为语境，正义的政治维度“主要是与代表权相联的”。“就政治的边界设置这个层面而言，代表权是社会归属问题”，而“就另一个决策一规则这个层面而言，代表权涉及构成争论的公共过程的程序问题”。代表权与经济、文化之间不能相互简化，“是作为正义的三个基本维度中的一个而存在的”。正义的三个维度构成了弗雷泽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正义的实现的方法论原则，并且以参与平等为根本准则构成了正义的规范基础。

承认正义所建基的社会承认切合了时代主题的转换。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多个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其中，处于主要地位的问题就是时代主题，它体现了时代中的主要矛盾、规约了时展的潮流和趋势。时代主题事关时展的大局和整体，使得这个时代与别的时代截然不同，并且，这种差异显现在具体的事物中，对具体的事物和人们日常生活具有根本的影响。发展是当代的时代主题，这与马克思所处的革命的时代主题已然不同。革命的时代主题要求“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承担革命的历史使命的是现代无产阶级，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二元对立的社会关系中，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两个基本阶级之间根本利益对立的最终解决方式。当代的发展主题则建立在各种社会阶层之间非根本利益斗争的利益差异基础之上，解决利益差异的方式只能是社会协调和共同发展，而不能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以多元主体的可协调利益差异为基础，承认正义强调的再分配与身份认同的整体价值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向性质。当代社会发展中，主体间利益博弈不再是二元化的存在形态，人的社会性也不能再是可以“日益简单化”的阶级性，而是多元形态的阶层、族群式的社会群体(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野。由于科技革命和时代变迁使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充满了多样性、差异性，并由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所构成的社会。因此，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肯定会发生分裂，而作为阶级构成特异性的基础必然发生断裂和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元主体，不同利益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伴随的逻辑结果自然就是多元主体的出现，这一多元主体构成了他们所提出的“新”社会主义的主体。所以，“新”社会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而是以多元主体“认同”为基础的“新”社会(中译者序言)。因此，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发展中的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如何实现资源环境的再分配的现实。

作为对社会正义的多元主体间考量，弗雷泽的承认正义理论为我们理解生态正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三、生态正义的主体间张力，从承认正义的视角来看

诚如温茨把正义论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推进了生态正义，而生态正义的社会性实现则需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关系结构，因此，把生态正义与承认正义结合起来才能推进生态正义的真正实现。

第一、弗雷泽提出把承认设想为一个正义问题。在弗雷泽看来，“把承认视为正义问题，将把它看做社会身份的一项议题。这意味着因为这一文化价值模式对社会参与者相关立场的影响而检验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这是“承认的身份模式”。与承认的自我实现模式相比，承认的身份模式有四个主要的优点：其一，身份模式准许人们把承认诉求证明为现代价值多元主义条件下的道德凝聚剂；其二，将错误承认构想为身份服从关系，身份模式把这一错误定位于社会关系，而不是定位于个人或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学(避免了心理学化)；其三，该身份模式避免了每个人都对社会尊敬拥有平等权利的观点；其四，通过把错误承认解释为正义的侵害，身份模式推动承认诉求和对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诉求的整合。根据承认的正义，生态正义存在于非根本利益对抗的不同人群之间，这种对抗的产生来自于文化与政治，而不是来自于根本利益对立式的经济结构。

源自文化与政治的身份差异形成了社会中的多元价值，这种多元价值观念对生态环境有着各自的理解。人类中心主义论者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由，强调自然的使用价值，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动物权利论者希望保护非人动物的生存权利，人类不应该滥捕滥杀和虐待动物，生物中心主义论者则强调尊重一切生命。持生态价值观的文化主体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员，人类的实践应该保持自然之魅与自然之美，而不应该破坏这一整体家园。

第二，承认与再分配是两种相关而又互异的规范化正义模式，根据再分配和承认的二维正义原则，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与文化认同构成了人的多元复合的主体性社会存在。就建构生态正义而言，其中既有满足生态利益需要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的再分配正义，也有与资源环境的再分配正义同样重要的、不同身份主体之间以政治承认为结构关联的生态正义。

根据再分配规范，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的生态利益。我们提出的和谐社会是以多元认同为主的利益分野社会，而不是阶级分化为主的根本利益对立的社会。根本对立的利益差异是不可调和的，而非根本对立的利益差异则需要协调解决。根据承认规范，生态正义需要满足差异性的承认主体之间的生态需要。尽管文化和政治认同是一种社会的正义适用区域，但是，由于人的需要和存在的整体性，这会影响到生态正义的社会实现。因此，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维度理解为整体，才能形成矫正生态非正义的多元系统结构。

第三，承认与再分配的二维正义概念以参与平等的规范为前提，在“参与平等”的规范化概念体系中，为了参与平等成为可能，弗雷泽主张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物质资源的分配必须是比如确保参与者的独立性和‘发言权”’，这一客观条件排除了阻碍参与平等的经济依赖和不平等的各种层次和形式；“第二个条件要求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对所有参与者表达同等尊重，并确保取得社会尊敬的同等机会”，这一参与平等的主体间条件排除了系统地贬低一些人种和与他们相关的品质的那些制度化的观念。根据参与平等，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的环境治理中保障自己的生态利益和生态权利。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个人或者民间团体自发或者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从而维护自己的生态权益以获得社会的生态正义。仅凭借单个人的力量，个人的生态利益诉求往往难以实现，而民间组织则能够把个人的力量凝聚起来，保障社会公民平等地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获得自己的生态利益。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生态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能够唤起公民的生态自觉；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生态保护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体现了统一的民主家内部的生态正义。

第四，根据承认正义的三维复合原则，生态正义是一种全球性的资源环境配置正义。当代生态正义既是存在于一个家内部，也牵涉到生态资源的全球配置。当前，资源环境的全球性配置主要在于发展中家与发达家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家之间，到底是执行共同的环境标准呢，还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涉及到生态正义的全球性实现。

生态正义论文篇(4)

意识形态关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使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完善和拓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局势，我们要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以下几个基本路径上主动做好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舆论的作用巨大，已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工具，也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手段。没有舆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坚守大众传媒正确舆论导向。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此，大众传媒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闻舆论。其次，必须注重舆论引导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舆论引导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释事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正确地表达公众舆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引导关键在于信息公开，我们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社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开放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资源。舆论引导的起点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大众传媒必须遵循信息时代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占领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必须抓好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对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公众历来十分关注。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应该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的评论、解释。第四，必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正确舆论导向，包含了有效舆论监督，有效舆论监督是正确舆论导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网络舆论监督工作，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语言不一样，其体现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就截然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反映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加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力，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一，必须充分挖掘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其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采取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创立凸显我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样，既实现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凝聚和保护、动员功能，又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历史延续性。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发扬过去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借鉴过去的成功策略，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创新性解释，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真知灼见，革除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进而发展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二，必须提炼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任何社会建设的背后都必须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因为它是支配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向导。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要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提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既指引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获得全体人民的普遍认同。其三，必须加强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公民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掌握。普通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简单明了的观点或口号。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更多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整个体系。当前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加紧话语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意识形态性，其目的是要使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谐有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和载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思想观念必须通过灌输和教育使之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教育的价值、方法等问题，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和凝聚群众，发挥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培育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们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决防止淡化或否定意识形态根本属性的现象出现，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正确定位。我们还必须结合实际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诚信友爱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要加强对网络和网民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

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都十分注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论工作队伍，以加强和发掘统治阶级思想，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很重，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目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价值多元化而淡化或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提出要构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理想主义，有人片面强调和追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对弘扬主旋律表现冷漠，热衷于趋时媚俗，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文化需求，等等。这些情况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务。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五、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指在特定时期未经加工整理而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为理想、愿望、需要、动机、情感、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型和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意识素材。作为在社会心理中“提炼”出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心理起着引导作用。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意识形态要掌握人们的思想，就必须转化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除了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政策等以外，还必须转化为人们的热情、动机、愿望、意志、要求等社会心理层次的内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传播渠道，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常常使社会群体成员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产生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心理内容。因此，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培育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心态，营造良好社会心理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提升社会成员正向心理需求，善于用高层次的目标尤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理想目标来引导社会成员产生最具优势的主导需要，使他们的需求结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培育和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诚信友爱、豁达平和、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建构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心理认同。

生态正义论文篇(5)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 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4-0363-04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叶以后产生的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莱斯和阿格尔共同创建了生态危机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并没有明确地关注生态问题。他们主张用现代生态学来“补充”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并受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启发提出用“生态危机理论”来取代“经济危机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开始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不仅有生态文明的思想而且十分丰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论证和发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20世纪中叶整个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的威胁，人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如何作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起始于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卡逊的一部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卡逊在书中揭示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她站在生态学的角度呼吁人类善待自然。随后不久，以探讨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等生态议题的“罗马俱乐部”宣告成立，紧接着便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绿色游行”活动。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场“绿色运动”中产生的，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又为这场“绿色运动”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总的来说，20世纪60至70年代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解决人类生态困境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原动力；“绿色运动”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轰轰烈烈的“绿色运动”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动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母体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经典内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母体。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均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它们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深入剖析总结的精辟结论，而追根溯源均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理论的原型。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恶化的现实及其造成的社会危害进行了无情地揭露的基础上，阐明了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核心的。马克思认为，人是起源于自然界的，同时人又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是人们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所以，在他看来，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互相制约、相伴而生的，人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恩格斯曾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象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林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恩格斯还列举了以下事例来说明人类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将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区的人砍光了森林用以开垦耕地，但是也因为森林的消失而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这些地方最终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也砍伐了北坡上用以固山土的松林，结果造成山泉枯竭，雨天山洪暴发，从而摧毁了高山牧畜业的基础；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了山坡上的森林以获取木灰作为咖啡树的肥料，结果肥沃的土壤却由于失去了森林的保护而被大雨冲走，只剩下的岩石。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恶化的现实及其造成的社会危害，阐发了人类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现代西方学者将现代生态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的理论尝试。“所谓‘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它在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批判资本主义，探讨建设新社会的途径时，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成员首先就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内容进行了继承，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辩证自然观的继承。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文明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任何研究生态问题的学术流派都必须首先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直接反映了这个派别是否是体现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结合，坚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界的肆意妄为，体现了生态文明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辩证自然观，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发掘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其成员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内容进行了继承，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论证和发掘。

1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发掘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发掘主要体现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的解读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上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强调社会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社会与自然共同存在并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实现社会与自然相沟通的中介是“技术”。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都分别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自然观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看法。

佩珀本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概括。佩珀的观点既受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在他以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内容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自然和人类之间没有分离，……实际上，它们就是对方――人类的行为是自然的，而自然是在社会中产生的。第二，它们在一种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人类社会改变自然，被改变的自然又影响着社会进一步改变它，等等。”福斯特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人类在感情上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时，人类才会真正地解决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

可以说，佩珀和福斯特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自然观的评述是客观的。自然与社会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彼此都是对方的一部分。“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象人化。另一方面，人也受到对象的制约和规定。如果对象是自然，自然人化而人也自然化，如果对象是人，则人与人互相影响互相塑造。”同时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人类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运用自身的内在尺度把自己的本质力量注入到客观对象当中去。同时这个过程也是自然对人类的改造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自然与社会二者是完全平等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佩珀指出：“社会――自然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为，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人类，自然即他们自己。”

2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发掘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本人对现代生态学的研究颇具独到的见解，福斯特系统地研究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理论，同时他也认真系统地研究了《资本论》。在他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他大量地引用了《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李比希理论的分析，从中发掘出了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他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及的“新陈代谢”的概念，实质上是深受李比希影响的结果，这就为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奠定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基础。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牢牢地把自然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生态学在马克思那里具备了社会意义。“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发展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

马克思把“新陈代谢”这一词汇引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来。马克思认为人必须从自然中获取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的物质循环的关系也就是“新陈代谢”，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使得这种“新陈代谢”无法实现，导致了“断裂”。福斯特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地租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的论述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重要内容。“‘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这个中心理论概念，也就是说，‘由生命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社会新陈代谢’，因为对土壤构成成分的‘掠夺，，需要‘系统性的恢复’。这种矛盾通过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的同时增长而发展起来，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加强对土地进行剥削的手段。和李比希一样，马克思认为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的疏离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可修复的断裂’问题。对马克思来说，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的一部分。”

福斯特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进行了生态学意义上的解读和发掘，他认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核心就在于：“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出‘无法修补的断裂’，而地球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新陈代谢关系的‘系统性恢复’成为‘社会生产的固有法则’。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和远程贸易加剧和扩展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是能够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新陈代谢），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却在阻碍这种交换的正常进行，于是就导致了“新陈代谢的断裂”，“断裂”就意味着生态的失衡。

另外，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中还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在“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框架内讨论了资源循环利用的问题和代际关系的问题。首先，“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所要求的就是物质流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自由持续的流动。正如福斯特所说的：“构成新陈代谢概念的一个本质内容永远都是这种观念，也就是它构成了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得以持续以及生长成为可能的基础。马克思运用了‘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称之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其次，福斯特认为马克思这一敏锐的目光超前地提出了代际伦理方面的观点。“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生态正义论文篇(6)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43-0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形态，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流派，而是由一些学者、理论工作者各自表述自己的观点，因其相近或类同而形成的思潮。{1}它源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领域的终结以及与生态运动理论的结合，是一次致力于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创新。{2}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形成三种主要的理论形态，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主要的理论视域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新构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佩珀、奥康纳、福斯特、阿格尔等人都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各自的重构。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失去效用：“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3}因此，必须重构一种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情况、新特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理论通过对生产、消费、需求以及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寻求到一种自我解放的现实动力，并以此提出了著名的“异化消费”与“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两个命题，力图在实践中寻求与理论之间的契合点。他在考察历史唯物主义时，把注意力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和生态领域，在考察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时，把关注点由专注于自然相对于社会的物质优先性扩展到自然的物质优先性和优先性观念上。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这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对近代唯物主义和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批判反思的结果。他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四部著作中。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他指出，“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不仅体现出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涵，也显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懈追求的本质属性。佩珀通过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暗涵的生态意蕴的阐释重新构建出他的唯物主义理论。他明确指出，生态意蕴暗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之中。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像生态中心论者那样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应把社会生产方式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不能仅仅通过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还必须变革社会的经济基础。他认为：“指导人们在物质上提供充分保障时，人们才会创造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4}奥康纳把对劳动的理解作为重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他认为，劳动作为中介和媒体在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奥康纳指出，作为自然和文化之间媒介的劳动，与文化、自然是三位一体的。{5}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着生态学问题方面的“理论空场”，需要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来解决，也就是“重构”。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让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诙主题与当代文化和自然主题的融合，系统性地阐释人类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从而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文化和自然维度，即劳动仍旧保持它在历史唯物中的中心地位，但劳动同时作为日常生活规范和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学层面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与生产力相关的现代生态学层面上的自然范畴而存在。因此，劳动、文化、自然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6}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给予严厉批判。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两点：一是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看待和应用；二是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所导致的异化消费。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为了实现其增值和积累的内在冲动，在全社会宣扬和传播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把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庸俗成资本主义消费行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消费过程中体验所谓的幸福和自由，这样一种异化消费的错误价值导向使得生态问题进一步恶化。奥康纳指出，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因为生产条件的主体化与历史文化性被忽视而导致的生产性能力的破坏所引起的危机，已不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生产不足危机。生产不足危机源自于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的矛盾，它不同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危机。他把前一种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把后一种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第二重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指出，损害生产条件的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还是立法危机与政治权力危机。国家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媒介，所以，只有建起真正的国家民主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福斯特指出，在物质交换的普遍性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等量交换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表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质变化过程的社会属性是其自然属性的异化表达，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矛盾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的异化和社会与自然物质交流的异化正是由于这种异化表达方式所引起，这里所谓的异化就是福斯特所讲的物质变换裂缝。他认为，产生这种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城乡二元结构、人口过于集中、国内外贸易距离过长等。高兹认为，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保证人们的幸福地生活，现在看来现实中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景。资本主义的危机源自于它生产关系中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还因为它在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增长极限。资本主义所宣称的经济的增长具有虚幻、欺骗的意识形态功能。他就这种新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这就是所谓的“富裕的贫穷”，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处于贫困状态不是因为缺乏消费品，而是由于所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和这些商品的生产方式。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某些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发展。它重新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学批判。阿格尔在民粹主义文化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具有稳固经济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高兹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含有生态理性的本质属性，经济理性要从属于生态理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与生态理性存在内在矛盾，市场经济与生态理性也存在冲突。奥康纳特别强调要将生态运动与激进的政治运动相结合，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他进指出，问题的重点在于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应该达成某种理论上的一致性，同时两者也应该相互借鉴。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两者之间不仅不冲突，反而能够互补，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对利润和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也就是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7}福斯特对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的不多，他只是描绘了未来全球生态社会的基本特征，即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资本的利益，平等和正义的价值高于个人的私利。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维度

尽管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现实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理想主义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把关注点停留在哲学、意识形态等方面。阿多诺所著的《否定的辩证法》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逻辑上的失败，而1968年革命的失败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领域的终结。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新情况，寻找社会变格的新力量，引起他们注意的第一个重点便是生活中的“异化”现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对技术和需求异化的批判开始，逐步深入到对生态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并进一步发展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源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汲取，成为其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正是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带给人与自然环境双重危害，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全面异化。科技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化，启蒙理性倡导“工具理性”，这与科学领域的实证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后果是工具理性不仅日益成为人们控制和奴役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日渐成为人控制人的手段与工具。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论证出科学技术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元凶，但仅凭科学技术自身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本性解决却显得力度不够。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他们发现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这一重要结果，并由此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就实现了从对技术理性批判转向到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并进而把生态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种主题的转变使得它脱变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它的逻辑包括三种不同的维度：一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着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了其反生态的本质属性；二是把矛盾头对准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表示质疑，并指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非法和反生态本性；三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价值，对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异化消费和生态帝国主义的错误价值观进行了无情的揭批。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反生态本质的揭露，它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体系中的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批判升级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把生态危机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特征，突破了以往生态理论从来没有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局限性。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运动的结合是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原因，它其虽未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形成统一的组织，但其理论倾向具有很多共同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社会制度批判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是为了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同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见解与主张虽存有差异，但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之路。{8}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都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像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构来还原一个“本真”的马克思，而是较为自由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吸收、借鉴和批判，但是它一直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汲取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其次，对现实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态学批判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但是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立场。同时，生态学马克思理论家从生态和社会主义原则出发，都会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生态的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正如高兹所指出，目前的社会主义也不符合生态原则，要么用指令计划要么用市场力量凌驾于生态原则至上。最后，生B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把符合生态原则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而生态资本主义只能让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只有生态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道路。真正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包含了生态原则的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最终实现自身解放，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良性发展，是摆在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内的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

注 释：

{1}许崇温.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2）.

{2}万希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J].理论探索，2010，（05）.

{3}[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4}[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10.

生态正义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正义；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22 ― 03

如今，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更好的建设生态文明，保障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生态问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通过严格的政策制度的执行，加强与完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管理，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保障〔2〕。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不断推进坚持绿色发展，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能够使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3〕。

然而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体现了对生态发展的关心和重视，特别是对生态发展的归宿问题的解答，对当前社会实现生态正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理论脉络

关于“生态正义”理论的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生态正义”这一概念并没有直接的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但对生态正义的独特理解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资产阶级为自身利益所设立的法律直接剥夺了农民与生俱来的生态权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深刻剖析了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利己主义盛行，为了满足私欲，资本家加强了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滥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他把自然界、人、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人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正是由于私有制下人不考虑后果地肆意破坏，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义性，人类也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证明了自身的社会性，马克思的生态正义思想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的生态权利遭到破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重性出发，进一步揭示了正是导致生态非正义出现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最终导致生态的非正义，这种非正义不仅仅体现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挥霍，也体现在不同阶级对自然资源的占有的不平等、对自然资源支配权利的不平等。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始终是其重要的诉求之一。

综上所见，马克思对生态问题关注的思想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的。

二、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的批判作为其生态正义思想的基础，表明了其生态正义思想的归宿即共产主义的实现。

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

逻辑起点

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给予的广阔环境和丰富资源，一方面自然资源作为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类也通过对世界的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性活动证明了人类自身的存在。马克思提出，最初，“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地、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5〕。也就是说，人类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能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有意识地在自然界中进行生产和实践活动，而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又是受限制的，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存在是先于人类的存在，自然界的存在本身并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所改变。人类依靠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也通过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努力实现了自身达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出现，自然界不再仅仅作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以及精神寄托的客体，而是成为了追逐利益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资本家追逐私利的本性使得他们为了获取私利不顾一切，他们对自然资源无度滥用，对生态环境肆意破坏，对资本追逐的无限欲望与自然资源的有限形成了对抗，最终以对生态环境的永久性破坏为代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家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倾销大量堆积商品，不断开辟国际市场，寻找还未被资本破坏的地区及具有广大需求的新兴市场，一些落后地区和有发展潜力的国家成为了新的被榨取生态资源的源地，由于一些落后地区的发展程度低，对这些地区的榨取程度更甚于对于本地区的破坏，这种资本扩张的步伐逐渐变大，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程度也逐渐加深，最终导致生态国际非正义，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

2.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马克思生态正义

思想的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在最初阶段显示出了其能够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的一定优势，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决定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资本家与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基本物质资料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永远存在的。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资本是他的生存本能，为了实现对更多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家采用延长工人工作日长度的方式，这种对工人自由的限制满足了资本家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目的，却也造成了对工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破坏。“资本家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6〕从最初的延长工作日长度到后来不仅仅满足于此，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导致工人一方面不断受到压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于资本家所生产的产品，成为了自己所制造的产品的奴隶，工人不再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和爱好而工作，沦为了资本家为了追逐利益的机器，工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自己的劳动，成为了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的奴隶，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思想都被冷酷无情的利益关系所取代。资本家压制并主宰了工人的生产活动，强制占有了工人的生态权利和生态利益，而资本家为了满足自身对私利的无度追求又进一步压迫利用工人对生态环境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工人和自然界成为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这种对工人和自然界的压迫与破坏也蔓延到了资本扩张所到达的地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导致了生态非正义。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了阻碍生产力发展、造成生态非正义的存在。要实现生态正义，必须建立起一个与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能够保障劳动者在生产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与利益，而工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商品都只是工人们提高、丰富自身生活的一种方式。

3.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归

宿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向适合的生产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这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了阻碍生产力发展，造成生态非正义的根源。如何改变这种生态非正义的现象，最根本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一种丰富和提高生活的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充满了剥削、异化和占有。因此共产主义所实现的生态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是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生态环境良好的统一。生态正义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维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平等公正的生态权利的，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态正义就是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共同发展的正义。

三、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现实启示

当前对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研究对于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生态正义意味着彻底改变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的高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1.转变生态发展观念，实现绿色共享发展

生态正义不仅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权利的正义，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应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理念，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自觉承担起个人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公民责任。推进绿色发展，充分发挥舆论的宣传作用，把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中，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而努力奋斗。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仅要在经济、政治方面体现出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性，更要从社会、文化等方面把生态正义的思想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中去。要倡导正确的生态自然观，人和自然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和谐共生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个美好持续的自然界，通过对正确的生态自然观的推广，真正的把生态正义的思想融入到人民群众的内心中去。在日常生产活动中，积极开展各项关于提高对于环境保护意识的活动，使公众意识到保护环境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维护生态正义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弘扬和倡导社会主义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形成合理的生态观，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

2.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创设生态正义的制度保障

维护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一部分，其中完善的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人们合理地处理在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制度作为保障。要不断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来确保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能够实行，落实生态补偿制度，提高环境保护管理的能力。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依靠制度建设，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直接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为更好地实现生态正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各级政府应当在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负担起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不能只看到眼前短暂的经济收益，而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列为考核生产项目的必要条件之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鼓励体制机制的创新，积极协调各相关单位共同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已经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数量甚少，仍存在不少空白区域，同时缺少详实的法律条文导致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盲区，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各个环节中，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态权利。

3.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生态正义的实现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始终把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改革旧的、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把维护生态环境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无度破坏，损害了人民的生态权利，不利于生态正义的实现。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改变以前低效、粗放、不可持续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对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是对人们生态权益的维护、也实现传统经济结构向绿色经济转变的结构性增长。绿色经济不仅能够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可以充分发挥其的综合能力强的优势，通过绿色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一大批相关新兴产业的兴起，为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同时绿色经济还具有覆盖面广的优势，把绿色经济推广到全国范围内，结合当地发展优势和特点，兼顾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形成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这种发展又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不仅推动了我们当前社会的发展，还尊重了后代的生态权益，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 考 文 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