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论文篇(1)

本文以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从家庭教育投资主体出发，探讨影响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投资决策的因素，并且试图验证家庭教育投资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宁夏灵武市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方式的不同，为了保证调查情况的真实与完整，我们采取一对一的细致调查，并对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讨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我们共发出问卷400份，收回394份，其中，有效问卷387份，有效率为98．2%。

(一)样本家庭基本情况1．样本家庭民族分类由于本调查地区处于民族地区，样本中少数民族比例占到了78%，为301户;而汉族家庭为22%，为86户。2．样本家庭父母的基本特征从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年龄多集中在36岁至5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父亲的年收入多在1万到3万之间，母亲的年收入集中在5千元以下及1万元至3万元两个区间。3．家庭子女基本情况样本家庭中拥有两个子女的家庭超过总家庭数量的一半，为216户，占有56%比例;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数为39户，比例为10%;拥有子女数量为3个、4个和4个以上的家庭数比例分别为18%、3%和13%，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仍然拥有较多的子女。在这些家庭中，有一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78户，占总数的46%;有两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82户，占总数的47%，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中93%的上学子女家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就读学生;3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4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比例分别为6%和1%;超过4个子女一起上学的家庭数为零。

(二)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现状1．家庭教育投资动机通常来说，能够引发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家庭的荣誉、子女或者家庭自我价值的实现、身份地位的改变以及生活更加稳定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在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的所有动机中，认为子女上学读书是为了多学知识，以后可以多赚钱的农户家庭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1%;认为是为了子女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的农户家庭数量占30%，位列第二;而认为是因为子女自己愿意上学的农户家庭数量只占7%，说明农户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并不是主要凭借子女的上学读书欲望;作为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其他选项: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子女年龄小、不上学没有事情做和其他的理由的家庭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9%、12%和1%。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次序情况如表2所示，265户被调查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第一动机是:子女多学知识，为了以后可以多赚钱;312户调查家庭中有145户家庭的教育投资第二动机则认为子女上学的理由是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而农户家庭因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从而支持子女读书的投资动机并不显著。2．家庭教育投资需求农户的家庭教育投资需求与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以及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农户认为子女至少受到的教育水平和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水平两项指标来比较家庭的教育投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认为子女至少受到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3户、52户、177户、146户和9户，而期望子女受到的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5户、5户、20户、162户和195户。显而易见，大部分农户家庭认为子女至少应该受到高中、大学的教育，并且期望子女能够受到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3．家庭教育投资负担我们调查了农户家庭中目前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在被调查的农户家庭中，66%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只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小部分;20%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13%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大部分;1%的家庭则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已经超过了家庭总收入。总体上看，除了个别家庭以外，样本地区农户家庭所承受的家庭教育投资压力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扶持政策起到了较好的作用。4．家庭教育投资承受能力在国家与地区的扶持政策下，农户家庭子女的基础教育负担并不显著，而随着子女进入大学等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负担则将不断加大。那么，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农户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受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25%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以内，30%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30%，28%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30%～50%，1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50%～70%，可见，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的教育投资支出总体水平较高。由上可知，目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远远低于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教育投资支出，说明样本地区农户家庭目前仍具有较高的家庭教育投资期望。5．家庭教育筹资途径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户家庭都是凭借家庭收入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那么当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学习费用时，农户家庭会选择什么途径来筹集孩子的学习费用呢?调查数据显示，77%的家庭会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1%农户选择借高利贷来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4%的农户家庭为了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会变卖家里的房子以及土地等资产，而18%的家庭选择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的上学费用。由于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的人数众多，我们继续调查了家庭的贷款能力，其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进行贷款，而74%的农户家庭并没有向银行贷款的能力，那么，就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款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在能够向银行贷款的家庭中，6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元以内的贷款，19%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10万元的贷款，13%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10万～50万元的贷款，仅有1%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贷款50万元以上。在依靠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上学费用的家庭中，父母表现出了极强的支付意愿，主要的方式是“宁愿自己出去打工，尽量多赚钱，努力承担子女教育责任”。

二、家庭教育投资模型

本研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假定:家庭做出教育投资决策是为了收益最大化，即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投资的多少或与否主要取决于未来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分为向学校缴纳的费用(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和在校外所花费的费用(文具费、课外书、课外辅导费等);假定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家庭收入、教育成本、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自身状况等。

IE指家庭所有教育投资;为家庭收入;LF指家庭的借贷能力，家庭收入越多，借贷能力越强，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越多;CE为某年的教育成本，即子女某年的教育成本是一定的，无差别的，教育成本越高，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N为受教育年限;HP为父母的健康状况;EF为少数民族家庭，一般认为汉族家庭教育投资高于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资;EP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学历的父母由于所接受的教育使其对子女教育的认识程度不同，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成本增加;R代表子女完成教育后对家庭的贡献率(由子女的数量、性别及未来取得的成就所决定)，即R=(1/NC，SC，CC);NC表示家庭子女数量;SC为子女性别;CC为子女在未来所取得的成就;PP为子女对家庭的贡献中父母所占到的份额，PP由子女的性别及子女的成就决定，即PP=(SC，CC)，一般认为，在农村地区女孩达到一定的年龄就会出嫁，而父母会跟随男孩养老，所以我们认为男孩对家庭的贡献父母占的份额较大。

三、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假设，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家庭教育因素与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要求建立的模型必须保证因变量的取值为1或0，即当家庭有投资意愿时用1表示，否则为0。因此本研究选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见(表3)，在各项变量中，只有子女的教育成本与教育投资存在负相关，说明子女的教育成本越高，家长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的降低。另外，家庭借贷能力、父亲健康状况、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教育成本、子女学习成绩等5个变量在0.1水平值上均呈显著特征，其他变量未呈显著特征;从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程度看，依次是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家庭借贷能力，其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4项的Exp(B)值都大于1，说明当这些变量变化时，家庭教育投资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家庭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从分析结果看，家庭收入、民族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小，这与以往诸多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经验不同。造成此结果可能缘于以下因素。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投入越来越多，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小;第二，本研究所调查的地区靠近黄河岸边，农业、水利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在家庭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家庭的借贷能力就成为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一个因素。从表3可以看出，家庭借贷能力与家庭教育投资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一个家庭预测如果在将来为了子女教育能够承担借贷压力时，这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即认为在将来子女教育的收益上会很乐观。

(二)父母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由于在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多为父母，因此父母因素对子女的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表3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健康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父亲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为家庭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即父亲的身体越是健康，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而母亲作为家庭收入的替代者，对家庭的贡献只起到补充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有明显的相关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子女接受教育重要性的觉悟就会越高，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越大。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更为明显，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在家中所承担的角色就会越重要，对家庭教育投资的主动性就越强，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越大，甚至会超过父亲;反之，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家庭教育投资越不利，也就是说，如果具有高学历的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具有主要的决策地位，就会提高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

(三)子女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目前，在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中承担主要角色的还是子女，因为子女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如果子女本身对教育不感兴趣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厌学、辍学，父母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从表3可以看出，子女的教育成本与父母的教育投资成负相关关系，教育成本过高会增加父母教育投资的压力，如果家庭不能得到预期的高回报，会使父母减少教育投资，甚至使子女无学可上。子女的性别与教育投资已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已没有明显的教育性别歧视。从以上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子女的学习成绩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最明显。目前在农村地区，虽然家庭的生活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大多数家庭已基本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如果子女的学习成绩较优秀，父母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甚至不惜借贷，这也是子女的学习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教育投资论文篇(2)

提高国民及大学生艺术综合素质和加强艺术教育、增强国民的艺术修养，本身并无可厚非，但由此引发的各种弊端也相继暴露，很多地方已出现了生源极度匮乏、无人报考的现象，有的学校甚至因没有专业师资力量而无法开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焦虑。“对于投资者而言，一个未知的行业就像遥远沙漠上空美丽的海市蜃楼，因为遥远而显得美丽。只有穿越之后，才知道美丽的远景只是各种光线融汇而成的图景而已”①。一个新兴和热门投资领域的兴起，总是会吸引许多新的投资人和盲目的跟风者。这些投资者总是寄希望于新的投资领域，能够迅速赚个钵满盆溢，而最终总有些人被市场游戏的规则所淘汰。如同美丽的梦境一样，醒来之后才发觉，梦与现实之间是如此遥远。对于一般非艺术院校来讲，如果不懂得艺术教育的规律与特点，艺术教育投资就如同一块被膨化了的美丽的蛋糕，或如同空中楼阁一样，显得那样虚无缥缈和松软。

我们应当高度警惕艺术教育投资市场的远景幻象，在诱人的幻象中蕴含着潜在的、充满风险的各种陷阱。

一、市场潜在危机

从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提出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呼吁，许多专家学者及高校教师，都在探索着一条提高祖国未来接班人综合素质尤其是艺术素质的艰辛之路。一时间无论新闻媒体还是官方舆论以及各普通高校，纷纷打出了加强中小学及高校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的旗号，各中小学也开始重视艺术教育课程，同时开始引进专业的艺术师资人才。这无疑给原本相对平静的艺术教育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与波澜，于是人们忽然发现艺术教育这块未被发掘的巨大市场的利润空间，大家纷纷举兵，都想在最短时间占领这一市场的尽可能大的份额。然而，在商业运行机制下，任何投资市场都是遵循着各自的游戏规则的：即有利润就必然有风险，风险越大相应利润回报也就越丰厚。艺术教育市场也不例外，在看似巨大的利润空间之下，巨大的市场投资风险陷阱也正在慢慢逼近。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从未间断过。艺术人才与艺术教育人才的市场需求，远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紧俏。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也并不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缺少艺术人才，城市中小学的美术音乐教师，相对配备基本齐全。普通非艺术高校中也仅仅是缺少艺术技能教师。而对于艺术理论教师来说，全国务高校并非异常紧缺。这一点从全国高校的文学及语言专业师资配备上就可窥见一斑。因此，对于市场上这一领域人才的需求，往往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猜测而已。

众所周知，目前一些文艺专业团体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纷纷打起了体制改革和企业化及市场化管理、自负盈亏的旗号，紧缩银根，缩减人员编制，关停并转，使得原本就不甚景气的艺术团体，更显得雪上加霜，许多文艺团体长时间无法开展业务活动。各地都存在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的现象。这种文化艺术市场人才的过剩，必将导致艺术投资市场的危机与陷阱，使得我们看似红红火火的艺术投资出现了膨胀式的泡沫，殊不知，危险就在这美丽的泡沫掩盖之中。目前全国各专业团体如果都真正实行市场化管理，实行自负盈亏的话，笔者斗胆作一预测：恐怕90％以上的演出单位如果不改制都将宣告解散。在新疆，曾经红极一时的某专业剧团，就因其无力在这一残酷的游戏规则中继续生存而导致名存实亡，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解散了；还有些专业剧团近几年来一直饱受资金匮乏的困扰，长期以来业务活动逐年减少，公演期间连基本的投资成本都难以收回，更不要奢望盈利了。省级剧团尚且如此，县一级业余剧团自不必多言。这种带有海市蜃楼般的市场需求，往往像是躲在浓浓云层背后的一线光亮，稍纵即逝。

二、政策机会潜在危机

钻政策的空子，打政策球，利用政策机会，是中国大多数投资者尤其是民营投资机构最为青睐的行为之一。他们一经发现了政府在某一领域出台新政策或新文件之后，便开始寻求各种机会，以求争取在各项配套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全到位时，先斩后奏，先占领市场。在民办教育政策方面的放宽和关于艺术教育方面舆论宣传力度的加大，尤其是自1999年开始的全国高校的扩招，使得许多高校和民营投资者，出于对政策性机会的盲目追求，纷纷把投资目标瞄准了艺术教育市场，他们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纷纷开设艺术类及艺术教育专业课程，开始大量招收艺术类考生。

笔者自新千年开始，每年先后赴区内外各地招生开始调查，结果表明，全国高校无论民营与公立高校，不论文理科，无一例外，都在招收艺术类考生。尤其一些民营的打着科技学院旗号的理科院校，大量招收音乐表演、播音主持、艺术设计以及文化艺术管理等专业考生。

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国家每一政策的出台，总是伴随着许多严格审批与监督机制，尤其是一旦出现过热现象，自然会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所谓矫枉过正)，以避免发生教育投资过度而导致混乱的现象。正如《新疆都市消费晨报》2004年11月10日以《中国高等教育何以支撑世界之最》为题，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过快提出质疑：“在快速发展、规模倍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高等教育，何以支撑世界之最?……迅速扩大的招生规模，不仅使师资力量面临压力，也给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后勤服务等带来困难。这很可能导致教学质量下降。”②这实际上是预示着一种信号：即教育投资过热已经引起了社会以及舆论界的关注，而教育投资热的主要表现是在艺术教育投资方面。另外，国家教委对于各高校在师资和本科教育及学位授予权等方面，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学位办公室等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对社会力量办学毕业证书的认可和学位证书的授予资格等规定，限制了一批高校的艺术类招生的数量。据报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就已经由自治区教委下发了文件，对于各类免办学校的资格进行监管控制。2004年11月8日《新疆都市消费晨报》以题为《首府为各类民办教育设置进入“门槛”》③详细报道了区教委出台的有关监管规定。再有，对于文艺团体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教育后的职称重新认定考核等措施，这一系列的严格要求，使得许多人过于追求投机利润而陷入了政策陷阱。比如：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对于民办教育单位的审批条件首先是土地和书籍的拥有数量，其次是专业教育师资队伍的职称比例与数量，符合这些硬件与软件条件的方可申请办学。许多高校在一边匆忙扩大招收艺术类考生的同时，一边在向教育管理部门申办本科教育审批手续和学士学位授予权；致使真正的艺术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等，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临时拼凑和照搬其他院校的现象较多，以致影响了教学质量。这一现象不在少数。目前，我国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相继开设了艺术类专业，使得一些原本生源勉强维持正常水平的艺术院校，在市场的分流浪潮冲击下，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拓宽专业、广开生源，以维持日常的业务开支。

三、专业技术人才潜在危机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一所学校，除了必要的硬件设施如场地设备等等以外，最为重要的是人才。因为无论企业还是学校，都是由人来进行操作和掌控的。现在人们常说：今天的行业竞争除了对市场的争夺以外，对人才资源的竞争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竞争之一。因此人才竞争与人才资源的缺乏，将是企业及各大专院校永恒的课题。

正如“在知本时代，企业对高新技术和高精尖人才的追求几近疯狂，魂牵梦萦的都是能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技术，有不可或缺的人才。他们没有留意到，技术和人才作为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两大法宝，在为投资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常使大量优秀的项目消弭于无形。”④。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艺术专业技能与艺术教育本不可能完全划等号。这是因为教育本身是个较为复杂的专业学科，艺术专业技能与艺术教育二者互相牵制又互相独立。正像一个优秀歌唱家未必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声乐教育家，而一个优秀的声乐教育家也不一定是个出色的歌唱家。一些优秀的艺术人才或许在专业技能上是优秀的，但在进入教育领域后，却暴露出诸多方面的不足，以至于默默无闻。于是对于这些人才的过高期望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远景幻象而已。另外，有个别艺术教育人才本可能完成或正承担着某些科研项目，也因其他个别院校的丰厚待遇所吸引，从而使项目束之高阁。

有很多优秀艺术工作者，到了高校后，无法适应高校严格的各种规定而显得无所适从与碌碌无为，特别是许多文艺工作者在专业团体工作多年，绝大部分都有重技能轻理论的现象，而理论水平恰恰是高校最为重视同时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一项重要手段，仅此一项，使得许多艺术家在转为教育工作时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同程度的问题。因而对他们的过高期望，也成为一个美丽的幻影。正如本人拙作中所言：“新型的优秀的教育家不仅仅是精神领袖具有管理能力、领导才能，还应该具备优秀教练员的能力。教育家不光教学生学什么、做什么，并且也能够教导青年教师如何教学生、怎样教，同时还应该能够详细地教给他们教学生如何去正确学习和掌握所学学科的基本要领和基本方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给学生学习怎样学会和掌握知识的正确方法，并给青年教师以认真、细致、耐心的讲解或准确的示范。”⑤很多民营院校及普通高校因急于增加艺术教育项目，不惜重金从社会及其他艺术院校招聘专业人才，在这些专业人才中也因各自的学识水准及修养等因素，使得一些过去没有艺术学科的院校，在开办和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问题。这类事件在目前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已不算什么新闻了。因为“高等院校不光是给学生传授知识和各种技能，还要给他们传授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文化理念，这才是优秀教育家在新时期的新任务。”⑥因此，由于艺术人才问题给许多非艺术专业高校带来的潜在或明显的问题也屡见不鲜，其重要因素还是缺少既能够传授专业技能，同时还具备规范的教学能力与教学经验的艺术人才。

无论是民办还是国家高等院校，经济基础固然重要，不断寻求学校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确是现代高等院校的重要课题与任务之一，但是脱离了直接掌控的能力极限就会使自己原有的稳固基础出现动摇或危机。最后我想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刘纪鹏所说一句话：“……当你的管理能力、资金驾驭能力、资金的来源不匹配的话，过度的扩张会带来无法承受的信用风险，将使整个庞大产业毁于一旦”，⑦来警告那些急于盲目追逐艺术市场利益的投资者，艺术教育市场投资应当谨慎!

注释：

①④援引《商界》P38、41页，2002年第11期

②《新疆都市消费晨报》D3版2004年11月10日

③《新疆都市消费晨报》A4版，何平，2004年11月8日

教育投资论文篇(3)

一、我国义务教育投资现存的问题

（一）义务教育投资不足

尽管国家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由于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再加上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级管理以后，国家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连年下降，已由1978年31．2％下降到1992年14．7％，因此国家不可能在教育投入上有更快的增长，近三年来教育投资占国家财政总支出一直徘徊在12．7％，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总体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义务教育经费的短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的不足，一方面是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人数的急剧增加。据有关学者测算，到2000年7－12周岁小学适龄组人口约1．4亿人，比1987年1．15亿人增加近21．7％，国家预算内义务教育投资需800－1000亿元，而1993年教育总经费是600．94亿元，可见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亟需义务教育投资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我国在义务教育投资方面，由于，还存在着性投入不足，尤其是在教育基本建设方面，欠帐过多，到现在中小学校还有大量的旧房、危房需要维修和扩建，而的教育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眼前的需求，无力弥补欠帐，因此更显出教育经费的短缺。

（二）义务教育投资的内、外部结构不合理

首先从义务教育投资的外部分配状况看，总体教育投资过于向高等教育倾斜，义务教育投资比例相对偏低，这可以从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生均费用之比中得到证实。1988年我国三级教育生均费用之比为1：2．31：33．72，而世界一般发展家为1：1．7：8，发达国家为1：1．1：1．3或1：4：3．7。可见在我国培养一名大学生的费用竟相当于培养一名小学生的30或40倍。这种偏重于高层次教育投资的方针与分配比例政策，无疑从结构上造成我国义务教育投资的短缺，因此非常不利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特别是目前仍处在普及初等教育阶段的经济贫困地区。

其次在义务教育投资内部使用结构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一是在义务教育总投资中，教育事业经费与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不协调，基建投资比例偏低，不到2％，农村中小学的校舍建设几乎是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的，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二是在义务教育事业经费中，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现象严重，1993年普通中学用于人员部分达82．81％，小学将近90％，公用经费所剩无几。为此，许多地区连起码的教学条件都保证不了，更何谈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

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它打破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办学的积极性，增加了基础教育管理与发展的灵活性。但同时，随着这一体制的实施，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病也就越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首先，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各地区义务教育普及进程的均衡发展。根据我国实行的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要求，义务教育的投资支出是全部下划到地方财政－－城市是市财政，农村是县、乡财政，由地方政府全部负责和安排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这样就使得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只能取决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取决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存在着一定甚至是比较悬殊的差距，各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以及各地区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能力也各不相同，落后、不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也因此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投资保障，那么由此引起各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不均衡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也正是如此。

其次，这种投资管理体制还缺乏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有效约束，从而不利于保证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和教育投资的合理运用，保障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对教育投资的正常需要。这是因为，现行的投资管理体制要想正常的发挥作用，必须以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为前提。地方政府只有按照社会或上级政府的意愿，并根据经济合理与效率的原则来安排对教育的投资支出，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否则既使是这一地方经济上存在着使义务教育大力发展的可能性，也会因地方政府对支出的不合理安排而使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抑制或损害。由于我国在体制、法规上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地方一些政府官员的素质不高，先经济后文教，轻视教育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行为是相当不规范的，挤占、挪用、削减教育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和解决，前面提到的长期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例正是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种种不规范行为的具体表现。

（四）义务教育投资使用效益不高

义务教育投资不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既使这有限的经费，由于使用效益低，也没有充分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教育经费的短缺，其主要表现是：

1．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逐年下降，学校机构臃肿，超编现象严重，占用了大量的人员经费开支。按现行编制，目前，全国中小学教职工超编66万多人，若以人均支出200元／月计算，每年需多支出人头费13亿多元，可见教育经费因冗员过多的浪费是惊人的。

2．学校布局不合理，规模效益比较差。这在广大的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义务教育自从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后，较为普遍的形式是县、乡（镇）、村三级办学。在农村，以自然村布局设校，势必造成学校布点多，规模小，班额不足，形不成一定的教学能力，师资、设施得不到充分的使用，办学的规模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3．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中小学生辍学、留级现象的大量存在，也占用、浪费着有限的教育经费。全国每年小学辍学的儿童约在3％，初中辍学率7％以上，在农村小学生的留级率高达20－25％。这样，按正常入学率投入的年度教育经费，由于学生辍学而获益较小，又由于留级率高，使正常的投入又往往不够，需追加投入，从而造成浪费。

二、提高义务投资的基本思路

要想使义务教育摆脱的困境，加快普及进程，实现到本世纪末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教育投入上的稳定增长是当务之急。为此，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做为义务教育办学主体的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力度，要切实落实《教育改革和纲要》所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和“八五”期间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全国平均不低于15％的目标，以及近期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进一步提出的，省级政府的教育投入应占财政支出比例的20％以上，市、县级政府的投资比例还要更高的要求。

为此，要使教育经费在国家及各级政府预算中占有稳定的份额，不因、或其它因素的而经常波动，应把教育经费列为预算母项，实行预算单列，使教育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并且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监控，建立、建全教育经费支出监督检查制度。

同时，要尽快出台有关教育投资的法规，使教育经费的筹措、支出有法可依，充分显示的权威性，以法约束和惩治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不规范行为，从而切实保证政府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在法规中，应规定教育经费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在教育总经费中单独立项等有关条款，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制定出相应的法规、细则。

此外，为避免由教育投资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应使义务教育投资在教育总投资中有合理的比重，以保证中小学生均费用的逐年提高；义务教育投资内各部分经费分配也应有协调的比例关系。

第二，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既然现行的全面由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投资管理办法，不能有效地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正常普及与发展，存在着前面提到的种种弊端，而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已经实践证明存在着管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和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应把适当的集中和分散管理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不存在经费紧张等，可仍实行原来的体制和办法，义务教育经费仍由县、乡共管，充分发挥乡财政的作用。在经济不发达或落后地区，则采取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市或县财政统筹管理、调配，直接安排给其下属的各个学校，以防止被中途截流或挪用。由于对中小学教育的投资主要是用于支付教师的工资，而教师工资的发放相对比较规范、稳定，因此这种专款支出可主要用于发放教师工资，这样用，不仅不会对学校经费的运用产生管理过死的弊端，反而有利于全国（全省）范围内为中小学教师创造一个大体相近的福利条件，既有利于改善贫困落后地区教师的待遇，也有利于加强对教师队伍的集中管理和调度，当然在实行这种方法的同时，应加强对现行教师队伍的整顿与管理，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精干和高效率。

为使边远、贫困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进程能尽快赶上全国的步伐，使我国义务教育能均衡发展，除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外，中央和地方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和增加对此类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并保证专款专用。

第三，为确保义务教育投资有稳定来源，除了要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还要进一步在多渠道筹措资金上下功夫。在这方面《纲要》已做出较全面的部署，这里仅提几个补充的建议。

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教育费附加征收制度。自1986年城乡教育费附加开征以来，已成为国家预算外义务教育的一个稳定来源，对缓解基础教育经费紧缺，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征收制度、管理办法尚不健全，近两年不能如数征收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在尤为突出。过去农村教育费附加以随粮征收的办法向农民统一收取，可近两年粮食等农副产品市场放开，农民没有了直接向粮食收购站交送公粮的义务，附加费的征收遂失去依凭，出现了征收难的危机。与此同时，伴随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的实行，有些地方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教育费附加也给取消了，致使这笔资金不能如数征收，1992年如按1．5％的比例，全国应征收110亿左右，而实际只征到50多亿。有鉴于此，为使这一政策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使征收的数额能稳定增长，建议在此基础上，开征社会教育税，从税制的角度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

其次，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但应适当提高学杂费的收费标准。长期以来，中小学学杂费的收费标准偏低，与教育事业发展、物价上涨的现实极不相符，因此应随物价上涨指数同步增长，藉以维持教育的简单再生产。学杂费的收费数额应由各地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统一公布执行，并接受公众的监督。

教育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经济发展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实证研究；二是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开展实证研究，西方早于中国，较中国而言更为成熟和系统。本文旨在从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1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教育先行理论已被广泛运用情况下，国内外对于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甚少。吴开俊、黄莹于2003年通过对1993年和1997年的教育经费投入总额及生均经费状况的分析，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1]。姜春林、潘雄锋于2005年通过对1991

-2002年数据，分析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总量的关系，并建构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的二项式模型[2]。笔者曾在硕士论文《广西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一文中，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建立200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与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关系模型、财政收入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关系模型，探讨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财政收入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影响[3]。

2 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

2.1 西方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的实证研究历程 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源起于西奥多・W・舒尔茨，他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模型：Y=F(K，AL，H)（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未经过教育的简单劳动力，H表示人力资本），并创立了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余数分析法，也称投资增量分析法，通过此办法，根据美国1929-1957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期间美国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3％，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完成了西方首次对教育经济收益的宏观定量分析[4]。1964年，加里・S・贝克尔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收益率计算公式，贝克尔还用具体数学计算和实证研究说明了高等教育收益率，同时也比较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5]。美国芝加哥大学萨卡罗普洛斯于1973年出版《教育收益国际比较》一书，通过对33个国家教育投资社会效益的研究，得出几个明显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现也基本被认同和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教育投资政策和决策，具体如下[6]：①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也高于通常的银行利率。研究分析表明，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一般都超过10%，超过银行利率，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在1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收益率。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教育收益率一般为19.9%，高出物质投资收益率4-5个百分点。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③研究比较分析还发现，初等教育的收益率一般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根据33个国家比较：初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9.4%，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23.7%；中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3.5%，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6.3%；高等教育平均社会率为11.3%，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7.6%。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视为内生增长变量[7]。

2.2 中国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历程 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即定量分析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刁培萼在他主编的《教育文化学》中将教育力――各级学校教育的普及率、社会教育的水平等视为国力要素之一，并用此衡量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不同阶段的教育收益；赵人伟、李实研究了1988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以教育年限作为投资单位，教育的平均收益率是3.8%，即每增加1年的教育可提高个人收入3.8%，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2.7%、3.4%、3.9%、4.5%。陈晓宇、闵维方研究了199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按赵人伟等人同样的计算方法，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3%，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3.59%、4.19%、6.76%、4.67%、6.58%[6]。靳希斌（1997）年通过对1952-1978 年国民经济增长的测算发现，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9%[8]。赖德胜（1998）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1995年中国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其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73%，即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可增加5.73%，与1988年相比，中国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有明显提高。叶茂林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教育生产函数，用以计量资本和初等教育以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层次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陈用芳、邢志平基于Panel Data 模型分析，通过以1997-2005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开展回归分析，得出基本结论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受教育人口比重每增加1%，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5012%[10]。巩海霞在其博士论文《教育投入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中，利用神经网络仿真法，以1990-2007年江苏省的政府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投入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家庭教育投入与政府教育投入比例为1.10时，可获得最大的地方生产总值[11]。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范明、邱敦元、黎野、文浩、李萍、孙绍荣等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总体而言，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早于我国，其不仅创立了对该领域影响深远的研究模型，对全社会经济效益、高等教育收益率、各级教育收益率、以及教育投资收益率国际比较中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国际研究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发展迅速，二十一世纪前的研究主要为对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近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模型建立的关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对象的范围的逐步扩大的特点。

3 结语

我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的研究，任务艰巨，我们应立足于：围绕经济发展要求，合理确定全国及地方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标准；根据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分析，建立教育经费投入考核指标体系。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金额、结构、来源等的确定提供依据。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分阶段分层次分结构比较。首先，全面测算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考核经济发展效益，开展国际比较，指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优势与不足；其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对各层次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及不同来源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比较分析提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适度比例、结构及具体配置的政策。二是建立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动态监测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对教育经费投入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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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青年项目“广西经济发展与教育要素投入关系研究”（09BJLL012）的阶段性成果。

教育投资论文篇(5)

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分析开题报告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指导老师：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以前的政府财政独立负担转变为由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共同负担，即由政府、个人等共同负担高等教育经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为800元左右。其后几年，高等教育收费涨幅很大，到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杂费上涨到了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这种大幅度上涨的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高校向家长或学生收费的基本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够带来个人收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高等教育是否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带来多少收益?目前个人承担了多少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是否能够弥补个人成本?

与此同时，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人数的激增，2005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2006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413万，比2005年增加75万，增幅达22.2%。随着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其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高校本科毕业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上大学真的有用吗?。要解决这个疑问，也必须解决上述的几个问题。

本文将在具体分析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和个人收益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研究方案拟定

第一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是指培养每一位高校毕业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也即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就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培养每一位大学生所消耗的全部资源。它主要包含两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所发生的直接费用支出，主要有学费以及学杂费(包括住宿费)、交通通讯费、书籍文具费以及由上学带来的其他任何额外生活支出。但在个人支出的费用中，奖学金以及任何形式的助学金必须从个人成本中扣除，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只是购买资源力量的转移，并未真正使用某些资源，因此不含有任何机会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受教育者个人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失去的收益。它主要由机会成本、隐形成本、风险成本等组成。

接下来将以一个案例来说明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计算方法。 第二部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获得的，这一部分就是高等教育投 1

资的个人收益。而高等教育对个人收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为个人直接收益和个人间接收益。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是指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高等教育的接受者获得的种种好处。这一部分将首先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一般关系，再具体介绍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大学本科教育的接受者还可以获得种种货币以外的好处。具体表现有：获得孜孜以求的工作岗位，更好的发展前途和更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受教育者个人由于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消费支出的节省;心理收益。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经济效益分析

在企业当中，对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财务评价指标来进行的。在此，本文主要借鉴企业当中的财务评价方法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简单介绍四种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益的测度方法，分别是教育收益成本比值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收入函数法。

第四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以大学本科生为例)

这里主要引用上海财经大学于2001年暑假进行的两次调查结果中的数据，对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法、统计分析、数量分析、实证分析、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量阅读有关书籍，收集相关的资料。

四、计划安排

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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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收益法开题报告篇二 学位级别：博士 硕士 ■工程硕士

学 号：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专业名称： 项目管理

所在学院： 经管学院 开题报告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部制表

注意：本表基本情况及报告正文由研究生本人填写，硕士不少于3000字，博士不少于5000字。

格式要求：正文文字部分为5号宋体、单倍行间距排版，A4纸双面打印装订。

开题报告评价部分分别由指导教师及专家组书写。开题报告会结束后一周之内将报告原件交

院(所)研究生教学秘书处。

一、基本情况

报 告 正 文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内容

1、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研究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现代航空运输服务企业逐渐向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其后勤基建领域的投资金额不断扩大，日益凸现出其对公司发展运营的重要性。就新设立的基地航空公司来讲，为满足庞大的行政人员办公和空勤人员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需求，究竟是购买、租用、还是投资新建写字楼、住宿酒店，是摆在经营决策层面前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北京第二国际机场即将通过规划的大背景前提下，这笔基础设施投资因其数额较大，考虑其在时间价值上与企业发展存在的的函数关系变得非常有意义。如果该项投资测算得准确、宏观控制得高效，不仅会因办公和餐饮住宿场所的投入使用直接给企业带来后勤费用的节省，而且也会因固定资产的升值给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中，企业希望能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技术，测算出合理的办公和餐饮住宿使用需求，依之进行投资分析，并制定有效的投资控制措施来保障项目资金的高效使用。本文正是运用项目投资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通过对项目的工作分解(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分析先后逻辑关系，采取资金时间价值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构建科学的项目投资模型，并通过项目施工前预控进行动态的管理和控制，保证了项目建设投资目标的完成。

本文研究的内容对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的基建项目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可供其他基地航空公司近年在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1)有利于确保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按公司发展需求完成任务，避免投资浪费。通过对影响工程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在投资控制时采取相应措施，使工程投资按计划进行，从而确保工程按合同要求完工，为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2)有利于降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成本，提高项目经济效益。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控制上的应用可以实现公司对自用基建投资的组合与合理优化，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费，从侧面降低项目建筑成本，实现成本目标，完成决策阶段、乃至整个项目建设期的投资控制。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测算与控制研究，总结项目管理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积累同类型工程相关管理经验，并且通过运筹学方法建立基地航空公司普遍碰到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时间的线性模型，将企业由服务效益型向综合管理技术型转变，合理高效的利用投资，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国内外研究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工作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为35% - 75% , 而在工程实施阶段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只有5% ~ 25%。由此可见, 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既是项目投

[1-2]资的首要环节, 也是影响建设工程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方面。

在国际成熟市场，投资者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有很多方法，包括：销售比较法、总租金乘数法、直接资本化法、收入支出法和贴现现金流法(包括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其中直接资本

[3-4]化法和贴现现金流法是国际成熟房地产市场(如美国)普遍采用的。而国外工程建设领域进行投资

决策比较权威的方法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它的原理是以工程项目从拟建开始到项目报废终结全部生命周期内总的周期成本最小为评判标准，从各个备选方案中进行项目决策。这种思想和方法可以指导人们自觉地、全面地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出发, 综合考虑项目的建造成本和运营维护

成本(使用成本) 费用, 从而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

[8]国内企业进行工程项目投资决策主要采取财务评价的方法与原理。财务评价方法是应用资金时间

价值原理，采用折现方式，把建设期总造价和未来运营期总成本按预先确定的折现率换算成当期的

[9]投入资金，再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 来进行项目投资决策的方法。财务评价是在国家现行会计制

度、税收法规和价格体系下, 预测项目的财务效益与费用。编制财务报表和计算评价指标, 进行财

[10-11]务能力分析, 据此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的方法。进行财务评价时涉及的基础数据很多。 按其

作用分为计算用数据和参数以及判别(基准) 参数。计算用数据和参数又分为初级数据和派生数据

[12-14]。初级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定或由相关人员提供的。如产品产量、人员工资、折旧及各种费用、各种汇率、利率等。判别参数是用于判别项目效益是否满足要求的基准参数，如基准收益率、基准投资回收期、基准投资利润率等。这类基准参数决定着项目效益的判断， 是项目取

[15-18]舍的依据。就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来说，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将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理论、方法的变化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现金流贴现(DCF) 方法及在此基础上的决策树和Monte Carlo 模拟方法,我们称之为传统的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方法;第二阶段是随着Fis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的出现并由Myers(1977)首次将其用于实物投资决策而形成的实物期

[19-20]权方法; 第三阶段为期权博弈理论与方法。它是在采用期权定价理论思想方法基础上, 对包含

实物期权的项目价值进行评估的同时, 利用博弈论的思想、建模方法对项目投资进行科学管理决策的理论方法, 是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的最新发展。其基本依据是扩展的净现值最大化, 考虑竞争性企业的行为后, 投资项目价值将下降, 不确定条件下竞争的投资项目价值可以表示为: 投资项目价值= 传统净现值+ 实物期权价值- 竞争的影响。影响投资项目价值的因素主要有3 个: 项目未来收入的现金流( NPV) , 投资机会的价值( 即所说的实物期权的价值) , 竞争者之间的交互博弈作用对项

[21-22]目投资价值的影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投资决策的分析已经逐步向综合性、动态化发

展。国网能源研究院的陈武于2011年在企业投资决策方法中就运用了四维决策框架体系。在企业项目投资决策四维框架体系中,四个维度分别为投资项目的特征、市场竞争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和

[23-24]企业自身的特征。一个科学合理的项目投资决策, 首先项目本身必须达到预期的投资效益和目

标; 其次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能够有效地容纳该投资项目并有合理的生存空间, 再次就是外部环境因素允许项目的实施和存在, 最后它还必须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 同时企业自身还必须具备相应

[25-26]的投资实力。只有在这些条件依次满足的情况下, 企业的投资决策才能满足科学合理的要求。

对民航机场区域而言，它作为航空运输的重要基础和依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航空运输的规模和水平。 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促进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场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根据国外统计， 投资于民用机场建设, 机场本身的经济效

[27-29]益和社会效益之比至少为1：10, 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比值可能大大高于此数。因此，

[30]在机场区域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上，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国民经济分析和社会评价体系。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行政及空勤自用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类项目属于民航机场区域总图规划中的一部分。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是2010年新开航的民用航空公司，目前行政办公和后勤住宿场所租用在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地内，每年的租赁综合成本约1400万元。在北京市正在规划首都第二国际机场、部分基地航空公司不久即将迁建的大背景下，新兴的航空公司面对着投资额巨大的基础设施究竟是该继续租赁、去购买还是新建的决策问题。针对此问题，以上投资决策测算方式要么过于宏观，要么是仅着重讨论客观的工程经济和财务指标，未能充分考虑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的主观因素。本文在时间价值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决策论对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主观意见进行了分析，弥补了其中的不足。 [5-7]

2、选题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

研究内容：

(1)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理论基础：通过对当前公司发展预测、项目需求测算进行阐述，为本论文

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2)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分析：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决策阶段可能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为该工程的投资管理提供参考。

(3)项目投资收益的分析：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的收益测算，采取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方法和运筹学决策论，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收益测算。

(4)项目投资计划的控制管理: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进行了分析控制，并且提出了项目投资控制中有效的实施策略和原则。

研究目标：

(1)根据使用需求测算，探讨项目在决策阶段的投资控制，对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进行决策分析和管控。

(2)通过对项目投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现代航空企业自用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和管控实践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案例。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运用资金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投资方案的可行性并提供决策。

(2)运用精细化管控思想对建筑工程项目投资计划进行控制与管理。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思路、技术路线或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研究思路：

(1)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工程项目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2)对该工程项目投资方向进行测算，并运用运筹学相关理论进行优化。

(3)针对该工程投资管理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实现项目投资有效管控。 技术路线图如下：

教育投资论文篇(6)

摘要：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人力资本必须经过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有政府、企业和个人。本文是从个人的角度，从经济学和财务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两方面的决策，并提出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风险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最初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经济中物质资本存量与产出差距在不断加大，出现巨额余值时使用，并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及以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牢固树立起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并能够为其带来长期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人力资本既然属于资本化形态，当然就不例外了。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在将来获得回报（如通过增加收入或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正规教育（学校教育）形成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问题。

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一）、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下图显示了学校教育投资的可能分析。一个人面临两种选择：需要S年全日制学校教育，在完成后如果就业，会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龄，比如65岁。更一般地说，年龄T。学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学费、书本费等K。另一选择是不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赚得工资W0，（从决策开始到退休年龄T）。

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没有能力限制，没有退学风险，收入在整个工作年限内不变。工作经验与决策无关，没有失业风险（见图1）。

假设投资成本（或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机会成本W0（可能赚得的工资）。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是成本中较大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方案中整个生命周期贴现收入，选择贴现收入较高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将不接受学校教育的收入从接受教育的收入中减去，如果结果为正，可以预测该个体会选择投资于学校教育。在第一个S年，每年的差距为-K-W0，

该个体必须付出学费和书本费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为机会成本，即由于选择了教育而放弃的收入。W0+K为每年的投资成本。从整个生命周期看，贴现后收入为图中的B+C，在S年之后，两种收入流改变：获取Ws（超过不接受教育的收入W0）。差额Ws-W0为教育带来的利得。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学校教育。同样考虑折现，可以发现贡献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额为A。

如果由教育决策带来的终生净收入为正数，或所得利益（Ws-W0，从年龄S到年龄T，贴现后）大于投资成本（W0+K，从年龄0到年龄S，贴现后），那么该个体会选择学校教育。如果人们可以以市场同期利率进行借贷，则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

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有以下几个结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参加学校教育的人数会增加（虽然每种条件的影响大小可能不同）：（1）未来收益增加，即工资奖金对那些已经完成其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增加了。（2）直接教育成本减少，比如学校降低学费或政府增加教育补贴。（3）贴现率降低。由于未来工资收益相对于以前工作阶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说对那些着眼于未来利益而非当前利益的人来说，贴现率较低会使人们倾向于学校教育。（4）教育筹资变得容易。如银行更愿意贷款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费的奖学金。

进一步分析，如果给定受教育的年数，与工资增加Ws-W0相对应的年回报率（学校教育的回报率）是投资决策中必须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产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长，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则是教育的回报（Mincer，1974）。为了计算它，理论上必须知道某人实现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关于是否投资教育或继续投资教育已经有许多公式化研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认为，人力投资的时间比较长，难以根据已知的投资期限来计算投入量与收入量，为此，他把投资期限限定在一个时期（例如13年），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带来的收入，用来分析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公式为式中，C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的直接费用，W0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赚取收入的总年数，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观察的年份。根据这个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资料可以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个人就可根据对投资与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继续投资教育的决策。决策基本原则是,预期收益流量（流入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流量(流出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只进行12年教育投资，而不选择13年教育投资。

（二）最佳投资的决策：

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有的个体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学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资决策时，我们必须分析学校教育的最佳长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会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稳定。在最初的几年，如果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学校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Yoram，1975）。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资过程并描述了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个人通过已有的人力资本和他自己的时间、其他市场资源相结合来达到产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Yoram最佳资本积累的模型是个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Qt表示个人在时期t人力资本的总投资；Kt表示个人在时期t初始人力资本存量；St表示个人在时期t内贡献于存量Q的时间（Q：人力资本存量总增加）；Xt表示积累人力资本（生产中）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初始人力资本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首先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他的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参数B是由Becker在1975年运用同一生产函数时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个人体力和智力”，使Yoram的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合理化。原因是（1）随着个人在增加其人力资本累计的过程中，成本增加。（2）个人生命是有限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不断付出，工作年限会缩短，这减少了获得利益的时间，结果最终是收益的增长幅度减少。而且个人继续延长其受教育时间，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机会成本增加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工资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花费（见图2）。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学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边际收益（每延长一年增加的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现在边际成本线与边际收益线相交的那一点。如果教育年限超过S*，则产生的额外成本要大于额外的收益，此时再选择学校教育从经济上来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为最佳投资点。在此点上，投资者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内部收益率（IRR），是投资成本现值与投资收益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即教育投资的净现值NPV为零时的贴现率），也就是说图1中面积A=B时的贴现率。这个模型也可得出几个预测（允许成本和收益曲线随个体不同而不同）：

（1）边际成本曲线较低的人（总成本线较平坦）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如较易获得贷款的人，资金成本较低（筹资费用较少）。如图中A曲线。

（2）边际收益曲线较高的人会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比如由于家庭关系网络、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学校教育恰好能与之互补等原因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如图中B曲线。

三、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因素

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风险，下面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少被论及。但事实上,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与证券市场相同，人力资本市场包含许多资产，即各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不仅与受教育的时间长度有关，而且与所受教育的种类有关。每个人选择与其未来收入的风险和回报相匹配的资产来获得最优选择。与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教育资产市场有几个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样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调整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投资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种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场环境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些投资风险概括起来说，有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尽管在有关研究中有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的描述，但在本文中为了简洁起见，统称为风险。）

（一）、市场风险：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因素。

1．未来人力资本市场供需变化

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获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报，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只关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有最高净收益（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后的值）的教育。则我们只需观察接受每一种教育的人群。在一种教育下，每个人的净收益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可以通过弹性工资来建立。如果太多的人选择同一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下降。相反，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短缺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上升。只有当工资产生的终生收益相等时才会出现均衡的态势。

2．市场分割

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在私人部门（单位）的回报要高于在国有单位的回报。另外从职业等级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对求职者有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求，而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如果就业时选择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最终将逐渐贬值。因此，投资回报中包含了失业风险和由于就业于不利的行业或部门而导致的低收入风险。

此外，还有市场平均工资、流动限制等风险因素。

（二）、个别风险：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动机、兴趣等。这些因素使教育回报的估计变得不是很准确。受更多教育者获得较高工资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由于他们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体地，个别风险有以下：

1.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几种不确定性。首先，人力投资者（即潜在的学生）对其所选择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许多教育系统在学生步入大学教育之前向学生展示越来越多的选项（如课程、专业等）。而潜在的学生并不知道哪种学科对自己来说是必要的，以及喜欢与否，能否达到学科的要求（智力水平、耐心或能力等）。第二，在完成学科（毕业）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即便是接受过职业或专业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职业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个人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相对于职业的真实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任何特定的个体永远拥有资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很大的不同。让你的儿子去当鞋匠的学徒，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做出一双鞋；但如果送他去学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与他会在此行业中站得住脚的可能性相比，至少为20比5。”

2.生命风险。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人力资本受益期也将随之缩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则必须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补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也随着主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极端地说,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随着一个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丧失而全部损失掉。

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个人承担的份额、个人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的投入（总时间=受教育时间+工作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机会成本、经验等。

总之，我们在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需要进行是否继续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以及最佳投资的决策，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风险，能够帮助投资主体做出更客观准确和相关的决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更加完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雅各布•明塞尔,张凤林译.人力资本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教育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VECM;教育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115-02

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国内学者对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多,但是同时对两者分别进行长短期因果关系检验的研究比较少。本文以EViews为分析工具,以国家统计局的1990―2009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一系列统计方法和模型对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定量研究,揭示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并根据VEC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两者进行长短期的因果关系检验。最后,本文提出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和提高教育投资效率的策略。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建立教育投资和GDP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接着采用格兰杰(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法来检验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同时,通过在向量误差修正(VECM)中使用这种检验方法,从而可以得到长期和短期两方面的检验结果。在进行格兰杰检验之前,本文探讨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变量及数据的选取

在我国,教育投入的形式多样,而政府是我国教育投资的主体。所以,文本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水平。本文采用GDP来客观反映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采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值。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0―2009年之间GDP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两者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

(一)协整检验

本文对GDP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取对数,用变量LNG表示GDP的对数,LNE表示教育经费的对数。1990―2009年,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两者有着相似的运行轨迹。接下来,本文对1990―2009年之间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变量进行协整分析。

第一,根据协整理论,在建立协整模型前必须进行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根据LNG和LNE的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的曲线图,大致上可以判断两者都是二阶平稳的序列。

第二,用Johansen方法对LNG和LNE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如下表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Johansen协整检验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GDP和教育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在统计上验证了GDP和教育投资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估计的标准化后的协整关系为:

LNG=LNE*(-0.84811)

依据标准化后的协整关系系数,本文进行指数转换,可以得到GDP与ED之间存在1/0.1586的关系,则说明从上期来看,经济每增长1%,则教育投资增长0.1586%。

(二)VECM

根据以上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我们发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两者进行短期和长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先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本文似然比检验(LR)、AIC、SC、HQ准则等多种确定向量自回归(VAR)滞后阶数。根据准则,我们确定在VAR中滞后阶数p的值为2,从而VECM中的滞后阶数为1阶。于是,我们根据EVIEWS软件的操作,可以得到的VECM的表达式为:

D(LNE)t=-0.07447D(LNE)t-1+0.644382D(LNG)t-1+0.076436+0.005959 ECMt-1 式(1)

D(LNE)t=-0.304372D(LNE)t-1+0.920163D(LNE)t-1+0.060813-0.238205 ECMt-1 式(2)

ECMt-1=LNGt-1-0.537990LNEt-1-7.140491 式(3)

(三)Granger-causality检验

进一步探讨教育投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因果关系。我们给出教育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长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将针对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的检验作为长期格兰杰检验,针对滞后内生变量的系数的检验作为短期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 Granger 因果关系是双向的;而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 Granger 因果关系是单方向的。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是教育投资发生变化的原因,教育投资增长率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教育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和对策

我们在VECM模型的基础上检验了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短期因果关系。根据以上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长期来看,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的长期因果关系。根据前面得到的协整关系,当教育投资每增加1%时,经济将会增长6.30517024%。由于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通过知识演变出知识经济,促进技术的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每增长1%时,教育投资将增加0.1586%,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教育的投入会不断增加。

第二,从短期看,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结合我国的实情,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教育投资总量始终偏低。在我国,教育投资总量虽然逐年递增,但教育投入水平依然较低,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仍很突出,集中表现在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我国教育投资的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投资问题的关注焦点是教育投资的总量,忽视了教育投资的结构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教育投资的结构不合理,则不仅不能发挥教育资源的应有作用,反而可能会降低整个经济大系统的运行效率。

第三,从VECM模型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238205,说明模型误差修正系数具有反向修正机制,可知经济增长变动受到协整方程的约束,对长期均衡关系的偏离会在下一期得到修正。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这种关系说明,经济增长自身有着自动向均衡水平调整的趋势,而且两者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机制进行自动调节的力度比较大;误差修正项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系数为 0.005959,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偏离对投资的影响是正向的,说明总投资正向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府在注意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应增强教育投资的立法力度,不断优化教育投资结构。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我国教育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对教育投资的结构和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给予更高程度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于忠江,王元福.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河南省为例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9,(571).

[2] 翁莉娟.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8,38(10).

[3] 张秋菊,朱钟棣.跨国外包的承接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VECM的长、短期因果关系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08,(6).

[4] 陈荣达.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检验框定依赖实证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