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论文篇(1)

古代文学论文论沈宋及其诗歌创作

在众星闪烁的唐初诗坛，声震朝野的著名诗人沈佺期、宋之问，被世人合称“沈宋”。《新唐书》卷二。二《宋之问传》云：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他们在志骄意满时，曾写有深受皇家喜爱的应制诗，但就其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还能直面险恶的仕途和惨淡的人生，抒发郁积胸中的块垒和悲愤，铺写出字字锦绣的诗句，使初唐诗歌由狭隘的宫廷生活开始转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其体裁也由歌行杂体完成向诗歌格律化的转变，并最终形成“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格律诗，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本文试图对沈佺期、宋之问其人、其诗作一些粗浅的探索，以还其历史本位。

一

沈佺期(6567～714年)，字云卿，相州内黄(河南内黄县）人。关于其生卒年，两《唐书》本传仅云“开元初年”，均无具体记载，于是众说迭起。闻一多《唐诗大系》判为“6567—714年”：刘开扬《唐诗通论》定其卒年为“开元元年”(713)；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从两《唐书》卒于“开元初年”之说；谭优学《沈佺期行年考》云：“闻一多《唐诗大系》疑沈卒于开元四年(714)。”今检“闻氏大系”只以公历标明，全无“开元四年”字样，将公元714年换算成“开元四年”，实为换算者之误造成的后果，应排除此说。那么，沈佺期卒年尚有三说：开元初卒；开元元年；开元二年。

据《唐会要》卷二十二《龙池坛》云：“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词含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所载与此略有异同：“玄宗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公卿士已下凡三百篇，请付太常寺，其间词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上述所谓“龙池乐章”，适见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共录存《享龙池乐章》十首，其三即为“太府少卿沈佺期”之作。由此推知开元二年闰二月至六月之间，沈佺期尚在“太府少卿”任上，故谓卒于“开元元年”之说，未安。

又据苏翅《授沈佺期太子少詹事制》：“正议大夫太府少卿昭文馆学士上柱国吴兴开国男沈佺期……可太子少詹事”(见《全唐文》卷二五二)。两《唐书》以传谓“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旧唐书》无“少”字)，开元初卒”。这说明沈佺期继中书舍人、太府少卿之后，又任太子少詹事，其具体时间应在开元二年六月之后，故其卒年在其后至开元三年之间的一段时期，故闻一多先生判定其卒年为开元二年(714)，大体可信。

沈佺期，唐高宗上元二年 (675)进士，曾授协律郎、通事舍人。武周圣历年间，参予修撰《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 十一月十二日撰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参见《唐会要》卷三六)。崔融又集三教珠英学士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已佚。敦煌遗书斯二七一七存《珠英集》残卷，内载沈佺期诗十首(又见《全唐诗》)。后转为考功员外郎，不惜背离李唐，攀附武氏，成为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除写下“我后光天德，垂衣文教成”之类奉诏应制诗外。还为武氏诸王用事于朝，歌功颂德，当其行亲迎礼时，赋《花烛行》以美之(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崇训传》)；产男满月之际，亦赋诗美之(《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秀传》)，故被人以为不耻。长安四年(704)以“考功受赇下狱”，因依武后宠臣张易之兄弟，不久获释。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张伏诛，坐赃贿流配？州(广西、越南之间)。稍迁台州(浙江临海县)录事参军。

景龙二年(708)后，授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累迁中书禽人、太府少卿、太子少詹事等职。有集十卷，惜已佚，现清影抄宋蜀刻本《沈云卿文集》五卷，明正德王廷相刻本《沈佺期诗集》七卷，以及四卷、三卷、二卷、一卷等刊本。

在诗歌创作上，沈佺期虽善于写作形式华丽、对仗工巧的应制诗，但内容空洞，华而不实，几无可取之处。长期以来为人称道的主要是描摹征戍贬谪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首先，由于诗人对唐初连年不断的边塞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怀有不满的情绪，一些以征戍闺怨为题材的诗作往往写得真挚感人。如云：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裹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杂诗三首》之三)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粱。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上述两首诗虽然同样以征戍闺怨为主旨，但前者意在期盼良将出现一举夺取龙城，结束令人困扰的战争，明显地具有反战情绪，言短意长，含蕴无尽。后者更着重于抒发闺中少妇的怨思怅望，在寒砧声声、落叶飘零的秋夜，怀念十年不归的戍客，委婉缠绵，幽思无限。

其次，沈佺期在官场失意，政治上遭受挫折和打击之后，也写下一些较好的诗作。当他因考功赃贿，被捕下狱时，直以激烈率真的诗句为自己辩解：“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实”(《被弹》)；“我无毫发瑕，苦心怀冰雪”(《枉系》)。真诚地期望圣主为之申雪冤枉：“圣旨垂明德，冤囚岂滥诛”(《移禁司刑》)。尤其是《被弹》诗中有关封建法吏的横暴和狱囚痛苦的描写，若非亲身经历者实难写得如此真切：“劾吏何咆哮，晨夜闻扦扶。事间拾虚证，理外存枉笔。怀痛不见伸，抱冤竟难悉。穷囚多垢腻，愁坐饶虮虱。三日惟一饭，两旬不再栉。是时盛夏中，嗅吓多瘵疾。”

诗歌创作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创作，朗诵，诗歌，教学法

 

诗歌教学如何实现课程标准提出的“培养和强化学员的人文精神，提高学员的审美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初步掌握文学作品鉴赏的步骤和方法，领悟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精髓，自觉地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以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等培养目标？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探索了“创作性朗诵”教学法。该教学法引导学员对诗歌进行口语、态势语技巧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不仅能使学员更深刻地把握诗歌作品的内涵，还能提升美感、涵养语感、培养战斗精神，提高学员的口语表达能力及人文素养。

一、概念诠释

“创作性朗诵”教学法，即师生依据自身对诗歌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对诗歌作品进行口语、态势语技巧方面的艺术加工处理之后的朗诵，即再创造式的诵读练习的方法。

二、教学目的

使学员全方位理解把握诗歌的内涵、情感、结构特点，深入体验诗歌作品的语言美、节奏美、情感美、意蕴美，全面提高学员的口语表达能力，并达成人文素质的培育和滋养。

三、教学过程

第一步：引导学员在初步领会诗歌作品内容的基础上，悉心揣摩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再根据自身的认识、理解，对诗歌作品进行口语技巧的处理和标注，即将个人选择的情感基调、语音的轻重、语速的快慢、语调的抑扬顿挫、语气的明暗、虚实、连断等标注在诗文当中，然后反复练习，使学员读出节奏，读出语气语文教学论文，读出情感。这一步是创作性朗诵的初级阶段，学员已初步融入了自身的理解、思想和情感。

第二步：对诗文进行态势语技巧方面的处理，即对重点词、句所需要运用的眼神、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进行设计。比如：朗诵“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句诗时，视线是长、是短、还是中等距离，是虚的，还是实的；面部表情是刚强、坚毅，还是豪爽、豪迈；手势是用掌还是用拳，是用双手还是单手；劈刺的动作是在上区、中区还是下区，是横劈、直劈还是斜劈等，然后反复练习，为下一阶段上台表演做准备。这一步是创作性朗诵的中级阶段，学员在作品中更深地融入了自己的理解、思想和情感。

第三步：上台表演。即以登台表演的方式，将经过自己二度创作，亦即经过艺术加工处理后的诗歌朗诵，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向全体学员进行展示。这一步，是创作性朗诵的高级阶段。这时学员对作品的理解感悟、情感抒发和各种口语、态势语表达技巧已浑然一体，学员与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已物我合一，从而创造出我“这一个”的诗歌朗诵作品。

四、优势特点

㈠可更深刻地把握诗歌作品内涵。读，是诗歌教学之魂龙源期刊。[1]由于朗读是脑、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是入于眼，出于口、闻于耳、记于脑、化于心，使纸上的诗变为学员心中的诗的过程，是把诉诸视觉的文学语言转化为诉诸听觉的有声语言的活动，因而作品丰厚的内涵是在朗诵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品味出来的。朗读的遍数越多，与作者交流就越深，理解课文的内容就更透彻。[2] “创作性朗诵”教学法就是通过牵引学员的眼、口、耳、心，在有声语言再造文学语言中的艺术形象的过程中，激发学员全部的注意力与创造力，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一次次地建立起情感的互动、沟通和共鸣，让学员走进文本、靠近作者，在与文本、作者零距离的接触中，达成对文学作品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㈡提升美感。文学作品为学员提供了审美对象，而美感的产生还需要学员在实践中获得。创作性朗诵这一实践活动是对精神产品的再生产活动，是人文与个性结合的再创造过程。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感，[3]而“读”使诗歌的精华润物无声地渗入到学生的心灵中，使学生变得“多情”、变得“爱美”、变得“乐善”，[4] 所以正是在这种“创作性朗诵”的过程中，学员不知不觉进入到诗歌的意境中，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感受到他的情感和思想，体会到作品不同风格的美语文教学论文，进而感受到诗的美，使审美能力得到提高。[5]

㈢涵养语感。培养语感、训练语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高语文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6] 而训练语感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感情朗读。“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有感情的朗读有唤起形象、表达感情、加强理解、训练思维等多种功能，即通过有声语言再现作品的艺术形象，使学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从而激起内心感情的共鸣，这对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古人就是通过诵读培养语感的。“创作性朗诵”教学法即很好地传承了这一做法，使培养学员语感之目的得以完成。

㈣培育战斗精神。“创作性朗诵”强调进入、交融、共鸣，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再创造。因而，当学员双眼放射着豪迈的光芒，口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挥手做出抽刀取剑、劈刺的动作时，当他们伴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将右手高高举过头顶，做出由外向内归拢的手势时，当他们双手抱拳，目光炯炯，仰视苍天，高诵“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诗句时，学员与作者已融为一体，“我”就是渴望戍边杀敌、建功立业的李白，“我”就是胸怀大志的曹操，“我”就是气壮山河的岳飞，……学员的战斗精神即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

㈤提高学员的综合能力素质。陈丹老师说：“朗诵是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它具有很强的表演性。”[8]正是这样，学员在把握诗歌的思想内涵、情感基调、语音轻重、语速快慢、语调的抑扬顿挫、语气的明暗、虚实、连断等口语表达技巧和眼神、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态势语言技巧的过程中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在这一过程中，学员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作品思想内涵及情感态度，并将自身认识和情感体验融入作品，在物我交融的过程中进行创造，从而提高解读、建构作品的能力和审美能力；在登台表演的过程中又很好地锻炼了心理素质、形象气质等，从多方面培养了学员的能力素质。

五、注意事项

㈠从理念上要舍得花时间让学员读。学诗当然要从读诗开始，作为语文教员务必要传承这一理念、重视这一环节。其道理在于，“在诗歌教学中，熟读成诵是基于汉语的特点而形成的我国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数千年一以贯之语文教学论文，自有其独到的价值。宋学家朱熹指出：“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读，注中训释之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的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诗歌教学尤其是这样，只有熟读背诵，才能仔细品味诗句的意蕴，体悟作者的情感与操行，继而咀嚼其中的语文味道。[9]还在于：“诗歌作品的精华都在字句之中，字句之中有声情、有气韵、有见识、有抱负。不读，这些精华是不会自动显露出来，而只能是缎子上的文字符号，那是“死”的，要把“死”的变成“活”的，只有通过读，而且要出声地多读、细读，才能让它在你的嘴里“活”起来，然后才能在你的心里活起来，最终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10]

㈡教员须加以指导。教员应通过各种方式、手段对学员加以教导、提示。“可用体态语进行提示，用目光激发学生诵读的情绪，用面部表情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用手势表示诵读声音的高低、语意的轻重、节奏的快慢……以此来激发学员的诵读情绪，引导学员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11]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龙源期刊。

㈢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训练。在运用“创作性朗诵”教学法时，可穿插采取教员范读、学员领读；按班次、座次，或排、列轮读；单读，齐读，接龙读，分角色读；小声读、大声读、轻声读、喊着读，快速读、缓慢地读；模仿播音、录音、录像朗读；配上音乐、画面朗读，欣赏（录音、录像）性朗读等方法，“让学生观其画、吟其词、入其境、悟其情，教学效果就会事半而功倍。”[12] 这样的训练可使学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情绪和兴趣。

㈣大力倡导吟唱古诗词。教学实践证明，“音乐更容易让学生进入诗境”。[13]彭士强先生认为，吟唱古诗词对提高学生传统文化传承的自觉性，熏陶情操，健全人格，升华艺术趣味都是有积极影响的。[14]以曲配词诵读，既符合词的特点，又能引发学生朗读的兴趣。让学生融在其中，乐在其中。彭先生说：“曼吟、轻诵、放歌诗词语文教学论文，有助于充分发挥民族语言的魅力，有助于学生兴味盎然地投入古诗词的怀抱，有助于人文底蕴的增厚、精神的升华！何乐而不为？”[15]我们可以选用彭士强先生编著的《古诗词吟诵唱鉴赏》教材，也可选用劳在鸣先生编著的《古典诗词吟唱曲谱》[16]，还可选用叶至善先生编撰的《古诗词新唱》增订本（开明出版社1998版）。这本古诗词歌曲集创意极为新奇，是由150首由中外经典名曲与我国经典古诗词配合而成。其经典＋经典的配合，使演唱者收获的是双份经典，双份享受。这里热心推荐邵燕祥在文汇报上“跟叶至善一起唱古诗词”的文章，[17]读后，《古诗词新唱》的精妙之处就了然于心了。

㈤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朗读之后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评议，而且评价要言之有物，好在哪里教师或学员要进行归纳、提炼、升华，错在何处，教师或学员应针对性指出，并提出订正建议，使学员获得朗读方法的正确导向。[18]

“创作性朗诵”教学法的效果如何？在对本院2006级44名学员的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41份），认为本教学方法不好的无，一般的4人，较好的11人，很好的26人，达63.4%。认为该方法所产生的效果达到20%的1人，40%的1人，60%的6人，80%的24人，100%的9人,其中认为效果达到80%以上的学员达到80.5%。

参考文献：

[1]龙泉明.读——诗歌教学之魂[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9):4.

[2]马素娟.语文教学应重视朗读和背诵[J].文学教育,2006，(4，上):48.

[3]魏建主编.文学教育[M].山东：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07,30、31.

[4]冯晨辰.古诗阅读教学方法趣谈[J].文学教育,2006,(4，上):44.

[5]江亚平.美读学古诗[J].文学教育,2008,(7，上):45.

[6]李丽萍.通过有效朗读培养学生语感[J].文学教育,2007,(11，下):126.

[7]龙平.语感培养的途径[J].文学教育,2009,(1，下):52.

[8]陈丹.古体诗的朗诵技巧[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10):71.

[9]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教学文摘，《诗歌教学需重视“读”》，(粤教版高二必修)2009-06-08

[10]刘荣.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J]文学教育，2008,(11，上):36.

[11]黄群芳.诵读法在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J]文学教育,2009,(3，下):85.

[12]王跃琳.例谈诗歌的诵读教学法[J]文学教育,2006,(4，上):39.

[13]张守敏.古诗词教学的一些尝试[J]文学教育,2007,(5，上):31.

[14]何郁.且吟且唱学语文——彭士强先生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9):54.

[15]何郁.且吟且唱学语文——彭士强先生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9):54.

[16]劳在鸣.古典诗词吟唱曲谱[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7]邵燕祥.跟叶至善一起唱古诗词[N].文汇报,2009-7-6，11.

[18]丁志珍.新课改中的朗读教学[J].文学教育,2008,(9，下):119.

诗歌创作论文篇(3)

关键词：严羽 《沧浪诗话》 诗歌意境论

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及诗歌评论家。他的诗论专著《沧浪诗话》包括《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涉及诗歌创作论、诗歌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诗歌理论范畴，并阐释了历代诗歌体制的流变和分类，对某些作家作品的真伪、讹误作了一些考证[1]（P322）。他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基础上，“以禅喻诗，以悟论诗”[2]，在推崇唐诗的同时对宋代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对其以后明清的诗歌创作及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历来对严羽诗学的研究既多且深，本文拟对严羽诗学中的诗歌意境论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严羽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古代诗歌意境论的丰富与发展。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论独有的一个概念。关于意境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先秦老庄和《易经》等对言与象、象与意等关系的阐释，如《庄子·齐物论》中就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汉代佛学传入后，佛家修炼达到的境界也称意境[3]。魏晋时期，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开始将“境”的概念用于诗歌理论。到盛唐以后，文学意境论开始全面形成，首次正式提出“意境”概念并将之用于诗歌理论的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不过，他提出的“意境”只是诗歌境界中的一种，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意境是有区别的[4]（P216）。王昌龄之后，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观点，发展了意境论。中唐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进一步发展了意境论，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观点[4] （P217）。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为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重要范畴。严羽把诗歌意境概括为“气象”、“兴趣”，强调了诗歌意境的重要性，并对他所推崇的几种诗歌意境作了深入的分析，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论。

一、强调诗歌意境的重要性

他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指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P316），认为诗歌创作的方法是体裁、格调、风貌、形象和意境、音韵，这也是学诗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气象”是指风貌、仪态，近似于风格，“兴趣”则指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结合而构成的鲜明生动的形象和意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情趣[1]（P316），二者都涉及到了诗歌意境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所以，“气象”与“兴趣”可以看作是严羽对诗歌意境的精炼概括。

在极力推崇唐代诗歌的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时，他强调了诗歌意境的重要性：“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1]（P320），认为诗歌重在表现出意在言外、含蓄蕴藉、难以言传的“兴趣”。他进一步指出，盛唐诗歌的妙处便是创造出了“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P320）的意境，这是一种空明超脱、不可捉摸、语言凝练而韵味隽永的优美、深远、浓郁的意境和境界。他认为，盛唐诗歌正是因了对这一“兴趣”的一唱三叹的创造、对诗人真实情性的表现，才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盛世。由盛唐而反观宋代，严羽指出，盛唐诗歌的这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般的“兴趣”（即意境），正是宋代诗歌所缺少的。所以，他反对宋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这种引经据典、抽象说教、卖弄文辞的诗歌，让人反复诵读也不知其用意何在，他感叹说：“诗而至此，可谓一厄”[1]（P320-321）。

严羽关于“兴趣”的论述，既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优秀经验，也是对前人诗歌理论中的意境说的发展与完善。

二、论述诗歌意境的类别

唐人司空图在其《诗品》中详细论述了诗歌的二十四种艺术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对蕴涵着“韵外之致”的诗“味”（意境）的体悟，认为不同的诗歌风格也就蕴藏着不同的诗歌意境与诗美境界。严羽继承和发展了司空图的诗歌风格与诗歌意境观点，对于司空图分类过细的二十四诗品作了适当的归类与全新的诠释。他指出：“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1]（P316-317）。从严羽对诗歌风格与意境的这九种类别的论述来看，高、古、深、远、长、雄浑、悲壮均为雄壮浑厚、空旷深远的诗歌意境，其他诗歌风格与意境仅涉及飘逸、凄婉，可见他的分类并未涵盖诗歌所有的意境、风格。

不过，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诗歌审美倾向与审美标准——推崇深厚、博大、浑然天成的境界。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进一步指出，“汉魏古诗，气象馄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在气象不同”[1]（P316-317）。在他看来，汉魏古诗的混沌、建安的风骨、陶潜的自然、唐诗的气象，都达到了深厚、博大从而浑然天成的境界，这是宋代人的诗歌无法企及的。他指出，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雄浑壮阔而不锋芒毕露、含蓄深妙而不雕琢奥僻、质朴自然而不浅俗浮薄的诗才是值得欣赏和学习的。

三、提出诗歌意境的最高境界——“入神”

严羽在对诗歌意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的最高境界——“入神”，这也是他的诗歌评价的最高标准。

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指出：“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诗歌的最高造诣便是抒情、写物能达到神妙的境界，而此境界只有唐代的李白、杜甫能达到[1]（P317）。这种“入神”的境界既包含了空明超然、含蓄蕴籍的“兴趣”，也涵盖了雄壮浑厚的“气象”，是他对意境的最高要求。

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入神”的境界呢？他提出“妙悟”、“熟参”的方法。

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P318）。“妙悟”本是佛家语，意即敏慧善悟。严羽认为，诗歌创作要能敏锐善悟，要能敏锐地观察生活，善于体会、领悟其意义，捕捉其中有价值的素材，才能在诗歌中创造优美的意境。只有“悟”才是诗歌创作的内行，才是诗歌创作的本色。这种将禅理的“妙悟”用于诗歌理论并将其推至如此重要的地位的观点，是前人未曾提到的，当是严羽的独创。

他还指出，对于前人作品，只有经过“熟参”才能“悟”出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并从中学习前人写作的特点和经验。“参”本也是佛家语，指集人坐禅、说法、念诵。他认为，前人诗歌亦有高下之分，汉、魏、晋的古诗和盛唐诗歌气象博大、形象鲜明，当属诗歌中的上品，要求年轻人学诗应把学习汉、魏、晋、盛唐当成正路[1]（P323）。他指出，江西诗派推崇黄庭坚，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这影响了宋代的诗歌创作，以致出现了剽窃模拟的作法；四灵派专师贾岛、姚合，诗风纤仄、清苦。在严羽看来，这两派师古门径不对，不仅气象不足，而且形象苍白贫弱，意境不足，这对宋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1]（P323）。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要“熟参”前人诗歌，即仔细研究、比较思考，分出其优劣高下，进而悟出优秀作品的妙处并加以吸收。

四、佛教禅理对严羽诗歌意境论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禅理对严羽的诗歌意境论有一定的影响。

严羽自恃才高，但却一生际遇不佳，流浪江湖。故其诗作中颇多怀才不遇、感时伤世之作。悲观失意的他对佛教有了较多较深入的研究，佛家教义于他当然不仅仅是安慰。而禅理的影响也深入到他的诗歌评论之中。

在《沧浪诗话》中，他认为禅理与诗理是相通的。《诗辨》中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1]（P318）。“第一义”是佛家语，指至上至深之理。他认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是属“第一义”的好诗，而唐大历以来的诗歌则属于不及“第一义”的“小乘禅”。又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提出“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这里的“妙悟”、“熟参”都是严羽取佛家禅理以论诗，可见禅理对严羽诗学的影响颇深。在论述诗歌意境时，他所推崇的空灵超然的意境也有佛教禅理的印迹。可以说，佛家禅理在他思想中的影响太深，以至论诗也以它为思想基础。

严羽以禅喻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艺术的某些本质，但也使他的观点失于虚幻，显得“迷离恍惚”，这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1]（P325）。

尽管如此，严羽的诗歌意境论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黄昌年.试论严羽诗论的主旨[J].船山学刊，2006（1）：108.

诗歌创作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产生于南宋中期的《沧浪诗话》在中国诗论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自魏晋以来，诗论多受到道家玄学与儒家正统的影响，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见解，尚且抽象而薄弱。而到了《沧浪诗话》，严羽则提出“学诗从上做下”、“师从盛唐”这样较为实际的有文本可参的学诗方法。严羽以佛学深浅论诗之高低，以佛家妙悟言诗之真法，从“以禅喻诗”的角度切入，使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道理更加容易理解接受。而谈及诗歌鉴赏的方法，严羽则是就诗论诗，舍去繁杂难懂的玄理，一句话直切要害。承前而有新变。

谈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师法盛唐”的复古理论启发着明代复古潮流，“妙悟”说又对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有所影响，而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是从体制到论法到理论思想都是深刻的影响。

下面专就几点对《沧浪诗话》的全新认识做一定解会。

一、识而后悟――对江西诗派的批判与继承

严羽对江西诗人的评价不高，称他们为“野狐外道”、“蒙蔽其真实”、“终不悟也”。但这并不代表严羽不赞成学习古人，他在《沧浪诗话?诗辨》开篇即明确指出学诗入门须正，须从上往下学习，从《楚辞》开始到盛唐之诗。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严羽赞成把学习古人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础，而且是必须要先学习古人才有可能有所顿悟。但是他同时又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即诗歌的创作讲究别材别趣，不是死读书就能够达到的。因此，他更提倡做诗“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自然而然地抒发诗人的真性情。即做诗要识而后悟。这一点类似于吕本中新变江西诗派所提出的“活法”――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见解，灵活自然。不同的是，严羽接下来提出盛唐之人唯在兴趣的说法，更进一步将别材别趣抬升到与盛唐诗人齐平的高度。比之吕本中的“活法”，更强调脱离书本而后“悟入”，因此多读书多学古人就成了丰富诗人自我修养的必要条件而非创作诗歌时必须摹拟古人以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但同时，严羽也继承了江西诗派关于诗从盛唐以及诗歌吟咏性情的思想。江西诗派诗人推崇杜甫为其宗主，严羽论及盛唐诗人，亦称李白、杜甫二人的成就无人能及，且诗之入神“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尚浅”。江西宗派之祖黄庭坚曾在《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中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同严羽的“诗者，吟咏性情也。”是一个意思。而在有关以禅论诗方面，黄庭坚和严羽都强调正法眼，即以心传心的真髓，主要指接受者的鉴别能力。如范温《潜溪诗眼》所引黄庭坚：“故学者需要以识为主，如禅宗所谓正法眼者。”同于严羽所谓：“具正法眼者，是为第一义也。”

二、以禅喻诗――另辟“妙悟”新路

诗与禅的联系有很悠久的历史。然而提出“以禅喻诗”而“定诗之宗旨”却是严羽的独创。首先，就诗歌创作水平的高低，严羽提出了“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的观点，将诗歌创作水平分为三个等级：“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实则是以朝代划分诗歌等级：盛唐及以前的诗歌是为第一义，所谓“第一义”，在佛教里指无法用语言表达，无迹可求；而大历以后的诗歌落到第二义，“第二义”则是用来比喻大历以还之诗人开始注重诗歌语言的人工雕饰，有迹可求。而晚唐之诗格局更加狭小、不成气候，只是声闻、辟支果这样的小乘禅。在三个分期之后，严羽又进一步指出，大历时期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因此“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而所谓“临济者”，即后文提到的“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 “曹洞者”则指江西宗派与江湖诗人。与前文相呼应。而苏东坡、黄庭坚不再其内，严羽说他们是“出己意以为诗”，赞赏他们作诗能抒发真性情，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进而，针对造成诗歌水平差异的原因，严羽指出了“悟”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汉魏诗人不假于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是透彻之悟；除此之外都是一知半解之悟甚或是终不悟。这里的“悟”原本也是佛家用语，在佛教中，“悟”是觉、三昧、三菩提的另一名称，是通过戒、定、慧三学获得的对佛性这个终极本体的了然于心。在佛禅中，“悟”是修行者追求的目标，也是成佛的方法、成佛的结果和成佛的体现。在这里严羽吸收了佛禅的精髓来定义诗歌创作的宗旨，推崇盛唐的透彻之悟，同时指出江西诗派的弊端在于一知半解之悟。只有自然得到“妙悟”才能创作出像盛唐诗歌那样优秀的诗篇。

三、诗歌鉴赏――尚“兴趣”、“气象”

从严羽批评江西诗派的弊病可以看出，严羽并不死板地要求诗歌的形式、音律，因此在诗之五法中，体制、格力与音节只是诗歌创作的基础，而兴趣和气象才是诗歌创作的升华。

在提及“兴趣”说时，严羽推崇盛唐诗人，说他们“唯在兴趣”，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兴趣”二字的含义。前文他讲到诗歌的“别材别趣”，非关书与理，从中可以看出两个观点：其一，同前文所讲的“识而后悟”，在这里严羽更强调“悟”，更重视超越书本之外的素材，即诗人个人的创造；其二，严羽反对当时程朱理学主导下的宋代诗坛，反对宋诗用古文创作的方法来写诗。他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实际上是将诗歌与抽象的理论区分开，主张诗歌抒发诗人的主观情感。接下来，后文又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典故来说明这种意境的精彩绝伦而又浑然天成，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并相继使用“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像”四组比喻来形容诗境的缥缈深远、韵味无穷。最后严羽将其总结为一点，即“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这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构成了“趣”的美感体验。从而得出，“兴趣”就是诗人感性而发所创作出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境界，即是诗歌的创作方法，也是诗歌的美学特征。

“气象”一词在《诗辩》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阐释，但却是除“兴趣”之外，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在《诗评》中，严羽多次使用“气象”来赏析诗歌，可见“气象”是优秀诗歌所普遍具有的一种美学特征。谈及一首诗的气象时，往往是形容其境界较为开阔，气势雄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此处虽然是评论词话，却与严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里王国维认为范词与夏词都不及李白，就是输在了气象上。可见“气象”的有无以及大小决定了一首诗或是词的品质高低。

诗歌创作论文篇(5)

关键词：文心雕龙；诗歌理论；美学问题

在《明诗》中，刘勰对诗歌的性质及其功能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从“舒文载实”可以看出刘勰认为诗歌的性质第一就是用来表达情志，这是继承了《尚书》和《诗大序》中对于诗歌性质的卡法，《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持人性情”是为持守或把握人的性情，是对《诗纬》“诗者，持也”的继承，“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是继承孔子对《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继承，这些都不是刘勰自己的新观点，所以《明诗》的第一段道：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可以看出来，刘勰对于诗歌性质的问题，大抵还是以儒家的正统诗论为主，仍然遵守“诗言志”的规范，没有谈及诗歌的美学性质。

再看刘勰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他认为诗歌一般具有三个功能，分为：“神理共契”，“顺美匡恶”，“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指契合功能，诗要契合自然之道，契合《原道》中提到的“道心”；“顺美匡恶”指讽喻功能，诗歌要能颂美赞德，纠恶矫行；“风流二南”指教化功能，诗歌要讲风教，要能感化人心。刘勰对诗歌这三个功能的认识，还是承袭了先秦两汉的“言志一政教”的诗论范式，于诗歌理论而言并没有新的贡献。

可以这么说，刘勰对诗歌性质功能以及诗歌创作理论的认识是偏于物化和功利化的，这种从诗歌功用和目的出发逆推至诗人总结出来的诗歌写作理论多少有些偏颇，用西方哲学来概括就是“他者”倾向，荣格说：“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图和自觉地形式。”①与其它性质和功能相比，刘勰对诗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意识自觉性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而且作者创作诗歌，或者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的最初目的有时候并没有刘勰或者儒家所提倡的那样怀着高远的目的，如鲍照的《登黄鹤矶》：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乐饵泰，得夺旅人忧。

这是鲍照为表离别家乡的悲愁和疲于奔波的愁苦之情，并没有像刘勰在《明诗》里所尊崇的那般功能，这类诗比比皆是，我不再举例证。

如若说刘勰全然没有考虑到诗的美学因素也是不对，在《风骨》中“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苑。”“风骨”指力度，而“采”指的就是美的形式，在《物色》和《明诗》中提出了“感物”的美学属性，何谓“物色”？“物，万物也。”“物色”就指的是天下万物的“色相”；而“感”是以“物色”为前提，强调诗人对审美感知的自觉，对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有着审美规定性。可以看出刘勰的美学观点是基于物的，也就是基于形式的自然美，他强调了美的形式的重要性，指出只有美的形式，才能体现深沉有力的内容。

《文心》诗歌创作理论对艺术美的忽略

刘勰这种偏于形式外化的美学观不利于诗歌整体的美学内涵拓展和传承，艺术作品及其创作原理和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内外交互，物心相融的多元体系，简单的以朴素唯物观来看待这个系统中的美学会割裂作品和作者的主体内倾关系。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普遍现象，许多诗歌作品被时代所铭记并流传，而经典的诗歌，人们或许会对其外部形象模糊乃至忘记，但是对于诗歌本身再生产出来的艺术美的印象却会异常深刻。黑格尔在《美学》中说道：

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②

由于创作者的大脑主体意识对自然美进行再生产，艺术美才能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黑格尔的美学观点是以形而上的唯心为基础的，探究了创作者对自然美的再生产，在社会环境、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形成的创作心理机制，并结合了作者的精神主体，所以才能深入到创作主体的个体心灵。

《文心》中对诗歌艺术美虽有体现但是并没有独立成章，而是分散在各个篇章中用来辅论其他观点，没有自觉形成一个独立明确成熟的关于诗歌艺术美的篇章类论述，这和刘勰所处的时代也是有着关系的，齐梁时期，文风艳糜颓废，声色犬马，刘勰对当时齐梁文风是极为不满的，所以在《物色》有这么一句：

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写气图貌”指描绘外物的气势、状貌，重在阐明如何观察外貌，是创作的构思阶段。“属采附声”指如何运用辞采表达胸中的物象，目的在说明如何写物，运词布采，是创作的形成阶段。后文对“图貌”和“属采”又有详细阐述：“故灼灼状桃华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露露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貉Р莩嬷韵；皎日G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又如《序志》：

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Q，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所以刘勰要求诗歌对物象的描写要随物而宛转，表达胸中的物象要用词采丽。刘勰对齐梁文风的不满很正常，但是不免有些矫枉过正，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诗歌虽有宫体，虽有浮艳，但是用词是非常具有审美性的，这一点我们从隋唐对南北朝诗歌的去轻浮留雅致，对宫体诗言辞的雅化就可以看出，齐梁和南北朝的诗歌虽浮艳，但是其中有人为提炼后再生产的艺术美，所以历朝历代这类诗都有着不小的受众群体，从现今所保留下这类作品就能窥得一二，这也可以看出刘勰对歌美学的观点仍然是停留在物象的。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被称之为艺术，艺术美是其中的关键，艺术作品的创作不能全凭理性，不能全走唯物，因为“艺术作品是作为诉之于人的感官的，从感性世界吸取源泉的作品。”③“美的艺术用以在于引起情感，说的更确切一点，引起适合我们的那种情感，即。”④艺术美就是为了引起欣赏着心中的，这种能和作品中包含的情感产生共鸣的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每个人的心理都有着破坏的欲望，但是由于超我对本我的道德理性约束，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是不会体现出来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释放出来，举例来说，每个人破坏欲望的满足会得到一种另类的形式的释放，就是电影，好莱坞的大片中不乏爆炸，追逐，枪战等充满破坏感的镜头，但是人们对这种镜头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爽”，这就是艺术作品引起的情感。

所以为什么充满艺术美的诗歌总能引起审美客体的心理，因为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读者藉由作者对客观物象进行感性化和艺术化加工出来的产品来引起自身产生，是因为，其一，读者和作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其二，作者对客观材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后，能让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也能对此产生心理。所以就第二点来说，艺术美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文心》对诗歌的美学层面理解中存在的问题

诗歌若要再详细分类，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大体可分为史诗、抒情诗、戏剧体诗。从《文心》中对诗歌性质阐述来看，刘勰所论述的诗是抒情诗，从《明诗》：“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黑格尔对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有这么一段话：

诗，语言的艺术，是第三种艺术，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一方面诗和音乐一样，也根据把内心生活作为内心生活来领会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却是建筑、雕刻和绘画都无需遵守的。另一方面从内心得观照和情感领域伸展到一种客观世界，既不完全丧失雕刻和绘画的明确性，而又能比任何其它艺术都更完满地展示一个事件的全貌，一系列事件的先后承续，心情活动、情绪和思想的转变以及一种动作情节的完整过程。⑤

其中很明确的指出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与之有着相似的论调，刘勰在《乐府》中提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主张。一方面强调音乐的作用，指出乐府以声为本，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由于乐府具有“诗声合一”的特点，刘勰也强调了组成乐府的歌词的重要性。“诗为乐心”、“八音摘文，树辞为体”。诗歌是比音乐更高一级的，音乐要以诗歌为主体。不同的是，刘勰认为诗歌是高于音乐，而黑格尔则认为诗歌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两种艺术的特点的极端提升到语言的高度来融合，称之为第三艺术，不存在孰高孰低，“一部分是因为诗的原则一般是精神生活的原则，它不像建筑那样用单纯的有重量的物质，以象征的方式去表现精神生活，即造成内在精神的环境或屏障；也不像雕刻那样把精神的自然形象作为占空间的外在事物刻画到实在的物质上去；而是把精神（连同精神凭想象和艺术的构思）直接表现给精神自己看，无需把精神内容表现为可以眼见的有形体的东西。另一部分也是因为比起音乐和绘画来，诗不仅在更丰富的程度上能把主体的内心生活以及客观存在的特殊细节都统摄于内心生活的形式，而且能把广泛的个别细节和偶然属性都分别铺陈出来。” 就这一点来看刘勰对于艺术的不同形式的看法显然是不够公正的，有为了达到拔高诗歌地位目的而用其它艺术形式为之做铺垫的嫌疑。在西周的贵族教育体系中，乐是“六艺”之一，是贵族阶级必须要掌握的，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及“礼乐”的问题，还发出过“礼崩乐坏”的喟叹，可见“乐”的地位在孔子心中重要性，回到刘勰的观点上，客观的说，刘勰对于“诗乐合一”的诗歌美学观点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对于“乐”这个艺术形式来说，其中仍然有着矫枉过正的痕迹和相对诗歌来说“乐”要屈居下位的不客观看法，这其中原因其实和上面相同，也是由于秦汉之后乐曲和文风一样淫溺轻浮，所以才有《乐府》发“务塞淫滥”一说，对于这种情况我能理解，但是对于诗歌创作理论来说，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够客观的。

《文心》全书专门用来论述诗歌的篇章其实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文”和“道心”论述，所以《文心》对历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更为关键的是，刘勰对诗歌的论述没有对抒情诗的美学性质来探讨，对诗歌这个文学体裁的美学性质的忽略是偶然吗？不见得，《文心》本身是文学与学术的离合，离开文学艺术来谈学术，自然就不会考虑到美学这个对于文学来说非常重要的属性。前文有提到，《文心》诗歌创作理论是“他者”的，因为对诗歌的创作目的和功能的理论都是针对他人而阐论的，对于抒情诗的自我内倾完全没有涉及，这是刘勰论述中国古典抒情诗最大的缺陷，“史诗所要满足的要求是要倾听一个自生自发而成为完满自足的整体，而与主体相对立的动作情节；抒情诗所要满足的确实一种与此相反的要求，那就是要表现自己，要倾听自己的‘心声’。” 所有抒情诗都是诗人自己感性世界中的情感向外喷发的突破口，创作中，笔随心动，意随情动，这是抒情诗的性质和特点，外界客观材料是服从于诗人内心世界的情感的，而刘勰在《明诗》篇所阐述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忽略了主体精神与创作的联系。《文心》中论述诗歌理对这一点的忽略，使诗歌的创作看起来是与诗人内心世界脱离的。

总结

任何艺术作品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在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下产生的，《文心》作为一部论述文学的理论与批评著作，不考虑其艺术美学层面是说不过去的，其诗歌理论，只考虑了诗人创作时“感物”，忽略了对内心感性世界的倾听，出现了如上文中所论述的诸多美学问题，就这一点来看，刘勰的诗歌观可以说是反文学的。

纵观现今对文学的研究，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什么是文学？当创作者的所创作的文本被他人进行审美活动后，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由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世界、创作者组成的这么一个系统才是文学，那么说，对文学的研究是建立的在审美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则是建立在以美学和审美心理上。不论是对文本的研究还是理论的研究，若是离了这个基础，所得的结论必然是不系统、不客观的。我对《文心》中关于诗歌的理论用美学原理进行再论述是希望尽可能使其诗歌的理论更加“中庸”，也更加符合普遍性。

注释：

①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江苏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0页。

④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0页。

⑤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5页。

参考文献：

诗歌创作论文篇(6)

    【关键词】网络诗歌;界定;民间化写作;倾向

    一、网络诗歌的界定

    要讨论网络诗歌,首先要弄清楚网络诗歌到底指什么。网络作为不同于传统纸质文本而存在的一种新的物质媒介,给人类的文化传承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一直以来,关于网络诗歌的论争不断,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肯定了网络诗歌的存在,并大力推广网络诗歌的发展,充分认可网络诗歌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1997年学者兼诗人杨晓民在《网络时代的诗歌》①一文中,率先在中国大陆将“网络诗歌”这一命题推到了文学研究的前沿,该文是中国内地最早关于网络时代的诗歌特质和诗歌发展走向的论文。作者在论文中提出,网络的开放性、游戏性、参与性与交互性,为诗歌彻底打通走向大众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网络文学将彻底瓦解现行的诗歌文本,现行的诗歌将悄然隐退,网络诗歌必然崛起。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在场地意义上理解网络诗歌,反对“网络诗歌”这一词语的命名,甚至主张取消这一命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的网络诗歌,诗歌只是通过网络这样一电子媒介而得到更广泛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诗歌的本质因为网络这一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所谓的网络诗歌更多的是指代有具有网络气息的诗歌。网络并不能催生一种新的诗歌精神。无论诗歌是在纸质文本上刊出发表,还是在网络上张贴发表,评判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标准不会改变。诗人伊沙说:“我以为对诗人而言,不该有‘网络诗歌’这个概念,诗歌以任何载体存在都不能降低它的至高标准——在此一点上,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我,决不妥协。”②

    由上面两个关于网络诗歌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尝试着为网络诗歌下一个定义:网络诗歌是以网络为媒介和平台,以网络电子技术为依托,进行存储、创造、传播和接受的一种诗歌样式。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诗歌包括网上在线创作以及非在线创作但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上,可供诗人与网民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切诗歌作品;狭义的网络诗歌则特指运用电子网络技术手段,即超链接技术制作的超文本(下转第145页)诗歌和多媒体技术制作的多媒体诗歌。目前,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广义的网络诗歌。

    二、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

    网络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歌最显着的特征在于它的新的民间化写作倾向。要分析和讨论网络诗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网络诗歌就是一种新的民间诗歌。传统的民间诗歌写作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表现的是劳动者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其中最关键的是强调诗歌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网络诗歌与传统的民间诗歌创作在对待这一关键点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新的方式中。

    (一)网络诗歌的崇低性特点。

    就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姿态而言,崇高和诗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传统诗歌相比,网络诗歌的文学精神向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由崇高转向崇低。与传统平媒诗歌相比,网络诗歌更多的表现出对人文精神的解构。很多的网络诗歌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消解神圣、崇尚鄙微的倾向。网络诗歌是一种平民文学,与平民的价值取向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使得入网者通过网络这一媒介,回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倾向于远离那种不现实的崇高,甚至讨厌那种虚伪的崇高。以这样一种心理进入网络诗歌创作,便是以巴赫金的“狂欢化”方式规避传统观念,鄙视主流文化,清除本质主义、直至嘲讽或者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而采用非正统的、前卫的、后现代的价值观看待世界、社会、生命和生活。如飘云的《我也玩玩诗歌行不行?》:“远看烤箱生紫烟/近看烤鸭挂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这种戏仿经典、解构经典以抵制崇高的网络诗歌写作在网络比比皆是。很明显,这是一首戏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的诗作,作者用戏仿的手法来颠覆了崇高的概念。

    (二)、网络诗歌语言的口语化。

    阅读网络诗歌作品时,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大量口语、网络词语迎面而来。网络诗歌的出现是对诗歌创作的一次重大挑战。由于创作门槛的无限制,创作队伍的迅速扩大,各种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大面积且迅速的抵达了网络诗歌的创作领地。网络诗歌把诗歌口语化的特色推向了一个高潮。网络诗人在创作时,描写平凡人的生活,讲述平凡人的心情,表达平凡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语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反讽、调侃、幽默,甚至是嬉皮士语言,成了众多网络诗人的语言追求。如张稀稀的《四季歌》:“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夏天来了/小草长高了/秋天来了/小草的叶子黄了/冬天来了/小草啊小草/它不见了。”作者简单的语句描写了一年四季小草的生长状况,从小草的生长透视四季的变迁。贺建飞的《大街上很嘈杂》:“他拿着喊话器/朝马路对面的一群人/喊着什么/对面的人群无动于衷/正欲发火/他突然发现/原来喊话器的开关/忘了打开。”作者的用词取自生活,取材也源自生活,记述的是生活中点滴小事和隐藏的小幽默。

    (三)、网络诗歌创作的广泛参与性和交互性。

    网络诗歌以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为载体,谁愿意创作作品,谁就可以发表作品,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可以实现当“作家”的梦想。网络诗歌使诗歌创作走向了人民群众。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大众化的共同空间,网络诗歌因此也具有全民性、公共性和大众性的特征。欧阳友权说:“网络文学借助电子信息技术的航船,抵达的却是‘返祖’的文化港湾——文学话语权回归民间。”⑩网络诗歌的网民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写作者,一部分是阅读者。网络诗歌的交互性是由网络的交互性这一特点所决定的。诗歌阅读者既是信息的参与者,又是诗歌信息的接受者。一首诗歌一旦在网上发帖,很容易立即引起大量的评论跟帖,这种近距离和快速的交流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顺畅交流体验。如网上炒得很火的“赵丽华”恶搞事件。以赵丽华的《红提》为例:“我原来买红提/买过60元一斤的/还都是蔫蔫的/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我能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啊/今天在新华路和花园楼的街口/我又遇到卖提子的/真的2元一斤/而且很新鲜/我买了5斤回家/一路上我想:/我总算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了。”这语气说是口语诗,不如说是“口水诗”。大量的网友在阅读赵丽华类似的诗作之后,纷纷仿效赵丽华的这一语体在论坛留言。韩寒在其博文中《诗人急了,不写诗了》中写道:“我建议我们把赵丽华的诗歌先排成横的,然后让赵丽华自己再分一次行,看看能不能分的和原诗一样。我情不自禁要写一首诗。”韩寒的这首诗就是《行》:“你行/你就分行/不行/你行行好就别分行/别行不行就分行/免得分的行又不行/诗人决定你分的行行不行/行不行你的行就不行不算行。”十分具有讽刺意味,读罢叫人哭笑不得。

    本文对“网络诗歌”这一概念的争论进行了概括式的总结,并试图做一个可供研究者研究参考的界定。在对“网络诗歌”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对网络诗歌与传统诗歌相比较的标志性特征——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作出进一步的探讨。网络这一平台的出现和大量普及实用,一方面促进了诗歌写作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像一把双刃剑,对诗歌创作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网络诗歌在很大程度和很大范围对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向度进行了解构,带来了新的发展,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重塑网络诗歌的人文关怀,凝聚新的文化精神,引导和驾驭网络这匹野马,使网络诗歌向着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精神指向上发展。

    参考文献

诗歌创作论文篇(7)

关键词：新红颜；新红颜写作；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2010年5月7日评论家李少君和张德明在他们各自的微博上发表了名为《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的两篇文章，文章中记录的是两人于5月1日在海边进行的一次对话，而对话的关注点是当下兴起的女性诗歌，并给这一女性群体取了一个优美动听的名字――“新红颜”。2012年9月由李少君、张德明两位“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者，联合张维一同选编的一本名为《新红颜集》的诗歌合集面世，一时间许多关于“新红颜”写作的评论文章在各大报纸出现。

“新红颜写作”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其特殊的创作群体和创作风格。李少君说：“新红颜”写作，从它被命名起，它就真的存在了。所以说，“新红颜”写作现象的背后，有着很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东西，它将让我们对诗歌，对女性诗歌有更多的理解。

一、“新红颜”写作的诗学意义

在社会物质文明的日益繁荣的今天，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大面积兴起，诗歌早已落寞。如今，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诗歌爱好者也越来越少，整个中国诗歌领域进入了冷冻期，再无波澜。然而正当人们对于诗歌态度处于低靡状态时，“新红颜”写作如一夜春风，唤起了我们对于诗歌新的期待。

“新红颜”诗人是一群隐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女子，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在互联网勤奋写作，表达她们对诗歌的虔诚和热望。这样的创作自然而随意，不受任何纸介媒体、编辑和刊物的影响，能将自我生命中真实鲜活的思想和情绪进行随意的书写和释放。这是博客时代的一个好处，可以给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便利自由的私密空间。关于“新红颜写作”，李少君认为：“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后，大量女诗人借助新的传播平台脱颖而出，本质上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自由的象征，是具有解放性意义的文化潮流。”这些虽然都是业余创作，却并非是无病，相反好过那些浅唱低吟，她们用新的视角、新的语言，为当代中国诗歌发展寻求新的突破。

“新红颜”写作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由而活跃，是一种自由写作的结果，正如诗人施施然的诗歌主张是“自由、灵性、超越，以一颗古典柔软心，穿越而今当下。”其次就是“新红颜”写作具有浓郁的传统美学色彩和强烈的抒情性。翻开《新红颜集》这本书，在目录上，光是作者那诗情画意的名字，就极具中国古典色彩。她们的诗歌如同她们的笔名一样，充满古典的诗意，表现了她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回归，尽情的展现了女性的细腻独特感受。“新红颜”诗歌内容都来自于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与世俗的情感相联系，但是，它高雅的诗意并没有因此缺失，反而与现实很好的契合在一起，虽然感性，却透着一种强大的力量，绵密而持久。诗人吴素贞说“诗歌让我找到灵魂的原乡，是我保持生命清醒的理智与思想高度的定力。”诗歌虽然不是她们物质生活的保障，却是她们灵魂和精神的食粮，“新红颜”们在追究精神的高度时，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对诗歌进行着探索。

二、女性诗歌创作

一直以来，男性文化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女性诗歌创作更是被有意无意的遮蔽着，女性诗歌和女诗人很难让人瞩目。“新红颜”写作翻开了了女性诗歌在中国诗坛上新的篇章，为女性在中国诗歌思潮中重建了身份。在博客时代来临之前，女性诗歌一直处于比较低靡的状态，因为受到家庭角色、交际场所等多种条件的限制，无论是诗歌写作还是投稿发表都会遭遇诸多不便，如今能够借助网络这个既私人又公共的美学空间，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女性诗歌创作的新纪元。

“新红颜”诗歌如此受到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源自一群女性诗人的创作，这些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女子，虽然没有受过专门的诗歌理论的指导，但是网络激发了她们写作的源点，生活的点滴在她们的键盘上敲击出熠熠的光彩。女性群体不自觉的走向诗歌创作对于中国诗歌发展来说是可喜可贺的，我们应当感到高兴的是，女性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关注和反思自身的处境，是当下社会中女性急需的一种精神。

当代批评家刘复生说“‘新红颜’诗歌写作不是任何女性主义的产物或者载体，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无关”①，确实如此，因为新红颜写作是一种自由的写作，并非是刻意的性别权利的呈现。但是笔者认为“新红颜”写作不止于情绪的宣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个体反思的大胆呈现。她们是忠实于自身的经验，所以才能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从中找到对于诗歌创作更真实更有价值的意义。

如今，社会发展，教育普及，文化发展走向民主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诗歌创作主体不再以男性为主。女性本身比较敏感和细腻，因而具有特殊的感受力和创造力，这又正好补充了以往文学创作的不足，由此更具吸引力。显然，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中，女性的优势正逐步显现出来，女性诗歌带着它独特的魅力为世人展开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新红颜集》带给笔者的感觉也正是如此，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灵魂的歌唱，她们用独特的眼界和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善良，看到了美，同时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牵引力，把我们的灵魂引向一个更圣洁的殿堂。诗歌中体现了现代女性自由独立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她们所处的困境，因为“新红颜”们处于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固然要为独立自由付出一定的代价――艰难及其背后巨大的孤独。不过“新红颜”诗歌传达着一种勇于承担的精神，因为她们更乐于享受这种独立自由带来的喜悦。正如诗人灯灯所说“写诗，就想流泪一样，你说不出它是痛苦亦或是快乐，但很幸福。”

结语

也许因为同是女性，笔者在阅读诗集的过程中，常常于“新红颜”诗歌中找到共鸣。她们的诗歌捕捉到了你心中想说却又说不出的东西，并用文字精准的将其呈现，可以紧紧的扣住人的心。我们不可否认，从它被关注至今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甚是质疑声一片。尤其是许多性别立场鲜明的女性诗人和理论家，对“新红颜”写作现象颇为不满。但事实上，“新红颜”诗人们根本无意于性别权利关系的争夺，她们的写作是一种文学自由的象征，她们面相历史与现实的同时，用带有集体性或者时代性的个人经验进行创作，“折射着命运转折期的中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②”。

但是这个诗歌已经被边缘化的时代里，有多少人还会忠实于对诗歌的热爱呢？“新红颜”写作给落寞已久的诗歌又一次赋予新的色彩，我们应该给它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女性诗歌创作步入它的新时代。让“新红颜”们，带着她们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追求，为诗歌发展做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新红颜集》，张德明，张维，李少君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

[2] 《论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姚洪伟，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06）

[3] 《喧嚣后的落寞――90年代诗歌生存处境的思考》，陈爱中，文艺评论，2004（04）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