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论文篇(1)

[1]1.1艺术魅力感召作用

作为文化艺术展演策划的一种，非遗文化艺术文化遗产展演策划，立足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展现其自身特色性的文化魅力的同时，实现这类珍贵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特色艺术魅力整合策划感召。即把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中所蕴含的各种特色，经过现代化的编排整合，使其具有现代社会的时尚气息，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感召人们积极地尝试以丰富个人与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活。如针对蒙古族长调民歌专项展演的策划，把长调在蒙古族歌曲中运用的优点都用起来，让人们充分见识其形式与内涵丰富性等，推动人们积极地模仿、学习与创新等。特色艺术魅力拓展策划感召。即针对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的某一种或某一个魅力元素等，进行内容丰富性展演策划，实现创新性的魅力拓展，吸引人们积极地欣赏与学习。如针对皮影戏中道具皮影的制作展演，让人们对充满神秘感的皮影其制作过程有着更加详细地认识，如选皮、制皮、画稿、镂刻与敷彩等过程，驱动自己从个人知识与技能出发加强皮影道具制作的研究。

1.2专项功能群众需求性满足吸引

由于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是特定地域的人们智慧与文化的传承和积累，其得以产生和丰富发展本身，就是其自身某种功能对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足意义。在实际的展演策划中，可以抓住两个要点切入：群众健身性功能满足策划。即充分开发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表演性，尤其运用其表演的美与魅力，让人们积极地加入与行动起来，实现对某项技能的学习，达成自己健身性的需求满足。如通过井陉拉花的展演，引导人们“把井陉拉花改编为大众健身操引入全民健身的范畴之中”[1]，则具有传承、保护与促进参与者身心健康发展的多重功效。群众娱乐性功能满足策划。即在展现策划之初，就充分挖掘其精神娱乐元素，实现人们在欣赏与学习中的身心放松。如针对凤阳花鼓的展演策划，就可以充分运用动感的氛围，策划加入一些幽默或搞笑的元素，如具有戏谑性的击打动作，具有直接搞笑作用的演员表演等，达成人们欣赏过程的身心放松。

1.3文化适应性熏陶

根据文化艺术展演服务的对象性，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展演策划就要首先在确保文化适应性的基础上，来完成对受众的教育与引导。在实际的策划实践中，有两种路径：地域文化特色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中尽可能地发现与创造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与受众所在地域文化的结合点，从文化艺术遗产自身的亲和性出发，吸引更多的群众关注，激活更多的参与与创造。如黄梅戏在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故乡展演时，可以在黄梅戏戏曲中加入马头琴的元素等，以此实现不同文化遗产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激发创新的灵感。群众文化心理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之初，就首先从群众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兴趣需求、个人精神提升需要，以及其他的心理需要出发，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策划，实现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对群众最直接地满足。如非遗聊斋俚曲进乡村的展演策划等。

2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展演策划类型

作为一种展演，既具有非遗文化艺术的传播功能，也具有依托非遗文化艺术为载体的表演性功能，让人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听觉与其他的具象共鸣，实现人们内驱性地学习、活动参与及创造性丰富。

2.1非遗文艺展演

根据当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性质不同，演出组织形式也不同，典型的演出有两类：单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专项展演。主要指那些无论从外在形态、内容与发展都比较成熟的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种类。在当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戏曲类、乐器演奏类、舞蹈类与其他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如舞狮舞龙等），他们都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主题下对群众开展相关的文化艺术教育，如昆曲的专项演出，让群众在欣赏活动中了解到昆曲中的唱念做打、舞蹈、武术，以及其中曲词和行腔，并会根据自己对其他戏曲种类的了解，展开对比性地学习，实现展演传播的目的。多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整合性展演。即按照某种科学性的程序，把多种非遗文化遗产组合起来，使其具有表演性的形式与传播的功能。如把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剪纸、皮影戏与朝鲜族农乐舞等，按照某种内容主题编排成一场文艺演出，实现对群众全面性教育与非遗文化艺术传播。

2.2非遗大众性推广

非遗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空间 虚拟现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如下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沿海居民在长期的涉海行为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植根于辽阔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岛的封闭性与独立性，相对来说，它具有较为稳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间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一种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因为有特定的文化活动的存在，而文化空间又成为文化活动不可脱离的空间环境。

1.文化空间的概念

长久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几何、地理概念，是指由点、线、面构成的方向或者形状空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做出了新的哲学诠释。他在《空间的生产》里建立了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由原先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一个社会或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进而，他在列举空间类型的时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样的描述，很明显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一个专门术语，文化空间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学的文化空间是物质与非物质的结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为，甚至有精神的展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有一个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文化空间的形成和作用来看，它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在此，笔者把文化空间分为两类，一类文化空间是单一、纯粹或动态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产生、包含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文化空间既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中又包含了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资源状况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海洋地域特征和海洋文化特征，使得其对文化空间的依赖性更加地突出。截止目前，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没有文化空间的形式，但中国并不缺乏文化空间。而且，从文化空间的第二种类型来看，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化空间。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指定期举行海洋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形式的场所，或是某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根据文化空间的性质、内涵、特征与形式，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沿海居民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明显区别与大陆居民，漫长岁月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形成了沿海居民的海洋生活习惯、海洋生活习俗、海洋人格精神、海洋信仰，也促进了诸如渔业、盐业、造船业、航海业、海洋科技等海洋产业的形成，还造就了极富海洋特色的人文历史景观建筑等。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是一个活态的空间，样式多样且极富有变化，流动性较强。

第二，海岛村落。海岛村落尤其是传统海岛古村落浓缩了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蕴含着海岛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海洋文化的精神空间。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在2014年3月的《海岛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价值与路径浅析》的调查报告中，将舟山群岛海岛村落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古建筑村落，如岱山县的倭井潭村，嵊泗县的峙岙村等。二是民俗风情村落，例如定海区的紫薇村，普陀区的莲兴村。三是自然生态村落，例如普陀区的西岙村。海岛村落在文化具有很大的天然包容性，存在文化的多样性。

第三，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是一种自然景观，但是由于其能被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因此，也逐渐融入到人文历史景观当中。比如，海岛村落从海岛地理地貌视角来看，它是属于自然地域景观。但从村落文化视角来看，它是属于人文历史景观。不同的地理决定了海洋自然地域景观的结构、样式、文化特色和素质等。例如，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第四，海洋方言俚语。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海洋方言俚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遗产的首要条件，使其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舟山话被当地人叫做“舟山咸话”，这“咸话”两字并不是“闲话”的错别字或谐音。因为“闲话”的意思是“闲暇无事，随便聊聊”。而“咸话”的“咸”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种，“淡”就是淡而无味，那么“咸”就是有滋有味了。“咸话”，就是指舟山的海岛居民讲的有滋味、有风趣的一种语言了。

第五，海洋信仰。海洋信仰是沿海居民由对海洋崇拜、禁忌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感受所创造出来的神、灵形象，以及对这些神、灵形象的崇拜和禁忌仪式及其传承活动。海洋信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空间。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它也一种文化空间。例如舟山群岛普陀山的观音信仰，观音信仰是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诞生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寺庙文化，诞生了观音文化节、观音祭祀朝拜礼仪，也诞生了观音饼工艺、观音传说的口头文学等。

第六，海洋节气。海洋节气是中国传统节气与沿海和海岛地区的特殊地域节气相结合的用来指导涉海生活生产的一些特殊性时刻或时段。在这一时间阶段，为了辅助涉海生活生产，沿海居民往往会举行相应的习俗、礼仪、节庆等方式，进行表达和纪念。中国传统的节气因为沿海或海岛特殊的地理，会披上海洋的特色，而这些每到节气，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纪念和庆祝方式。

3.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1998年提出文化空间的概念的，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55次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项奖金，用来激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官员埃德蒙・木卡拉对此解释说：“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择的时间。”从这个解释来看。文化空间似乎又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也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化空间一词，亨利・列斐伏尔早就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其著作《空间的产生》中提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文化空间，去研究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那么，文化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会丰富得多。

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空间。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产物，它有别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化。中国的观音信仰大致起源于两晋时期，但把观音奉为海神，作为海洋信仰的对象，则是唐代开始的。舟山的观音传说具有浓郁的海洋气息，这和普陀山称谓南海观音的道场是有关系。例如不肯去观音、慧锷请观音等观音传说故事，都是依托海洋这个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而逐渐形成的。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文化空间的土壤而生，如果离开了这个文化空间，它就可能变异，甚至消亡。以舟山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它们是渔民在渔业劳作时为了休闲放松、或调节、统一行动和工序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然而，随着渔业科技的发展，随着渔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休闲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在现实的渔业生产现场听到自然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了。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那就必须得到横向和纵向的转播。还是以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尽管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地抢救、保护和传承。但传统的渔业生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渔业生产技术得到了革新，甚至连方言俚语也逐渐被淡化，这让渔歌或渔歌号子失去了文化空间。艺术是需要灵感和情感的，这样脱离实际氛围的传习，即便是绘声绘色的舞台表演，都很难让演唱者和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或作用，除了物质上的支撑之外，更是精神上的养成和寄托。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空问，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4.基于文化空间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基于文化空间视角，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原著空间保护。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著空间是指现实的海洋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原著空间保护是基于现实的地理或者文化空间的基础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自从舟山群岛进入大桥时代，原本的离岛变成了半岛，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冲击。不过，舟山群岛有1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那些远离本岛的海岛便成为原著空间保护的典型样本。例如，舟山市的嵊泗列岛便是典型的离岛群落。在嵊泗离岛当中，像黄龙岛、花鸟岛、枸杞岛等海岛村落，都是远离舟山本岛甚至远离嵊泗县主岛的小岛，相对来说，原生态的海洋资源保护得比较好，体现了浓郁典型的海岛特色。

第二，装饰空间保护。所谓装饰空间保护就是利用博物馆、展览馆、文化商业街、广场等文化经济场所，以实体的形式再现某个海洋文化空间，利用真实的实物模拟，再现具有海洋、海岛特征的生产生活场景与氛围。这样的文化空间一方面能够作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也能够作为参观的对象。很多海洋的节庆礼仪活动都是可以通过装饰空间来得到展现和传播。另外，建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也是一种良好的途径。

第三，艺术空间保护。艺术空间保护是指通过艺术表演舞台、氛围的营造，来展示、传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把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演绎成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进行传承、展示和传播。例如，将观音传说改编成舞台剧、戏曲的形式，通过舞台背景的布置，舞蹈音乐的渲染，人物造型和语言的表达，将观音传说由平面的语言转化成立体、流动的空间表演艺术，更加有利于表达和接受。

第四，虚拟空间保护。所谓虚拟空间保护是指利用能够再现海洋现实文化空间的虚拟现实技术，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和传承。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汪成为在其著作《人类认识世界的帮手：虚拟现实》一书中是如此来定义虚拟现实技术的：“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及各种传感器（如高性能计算机、图形图像生成系统，以及特制服装、特制手套、特别眼镜等）的支持下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的，具有一定的视、听、触、嗅等感知能力的环境，使用户在这些软硬件设备的支持下，能以简捷、自然的方法与这一由计算机所生成的“虚拟”的世界中对象进行交互作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虚拟现实空间就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海洋原著空间以立体三维空间的形式再现，利用光、影、声的反射，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嗅觉等，使其身临其境地感受一种现实动态的海洋场景。形象逼真的虚拟现实空间，能把你带回到真实的海洋生产生活场景、海洋自然场景当中。它可以成为一个接近于现实的平台，去体验文化，接受文化。

非遗文化论文篇(3)

(一)规范价值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会带有自觉的目的性，意识支配下的行为取向也都会朝着符合自己利益和目的的方向发展，这样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的产生摩擦和矛盾。任何人不是独居的，都是生存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的，共同体为了避免成员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来防止、缓和和化解矛盾。人口伦理同政治、法律一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人口伦理不像法律具有强制性，但是它依靠伦理行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调节，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效果。在婚约伦理中的族内婚制、家支外婚就规范了氏族成员的婚配关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违抗性，同时也是人们开始自觉控制自身行为，增强行为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现。因为这种自制行为的表现是受到了明确的规范意识的支配。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伦理规范具有加强内部团结，扩大与家支之外联系的功能，而且有效控制了近亲结婚的发生，间接提了人口素质。

(二)教育价值

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指人口伦理的实施与践行对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规范影响。这种规范影响通常是一种内在影响，即人口伦理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只有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为前提，并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时，才能得以真正实施，因为“内化的规范也称作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去遵守社会规范。”所以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的:一种是积极肯定的价值。是对社会成员合乎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接受、肯定和鼓励，为行为的实施指明正确合理的方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的作用。这里表现在为明显的便是孝道存续伦理，其“其死者如事生”的核心观念及各种丧葬仪式风俗首先肯定敬老孝老的传统伦理道德，其次鼓励要将这种伦理道德延续，甚至被敬孝者离世后仍要继续，以告慰亡灵并求得良心上的安慰，最后通过丧葬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对晚辈后代人的训示和教诲，不仅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对参加丧葬仪式的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第二种是消极否定的价值。就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违背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批评、否定和压制，并教育违背当事人，进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警示的作用。人口环境伦理中尤其是涉及到对自然的保护伦理方面，多表现为民族习惯法中禁止性的条款。侗款中将到塘水和田水，规定道:“水共一条沟，田共一眼井。……下边只能让上边有谁下边干，不能让下边有水上边干。若哪家孩子偷水截流、破塘埂、毁沟堤，私自开沟过山坳，私下引水过山梁，害得上边吵、下边闹。……要让他的父亲出来修平田埂，要让他的母亲出来赔礼道歉。……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明确的惩罚赔偿规定，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三)评价价值

人口伦理不仅规范、指引人们行为，也制约和调整各方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人口伦理制约、规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指人口伦理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评判、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功能。评价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的直观表现。通俗来将就是，哪种行为或利益应该禁止并受到抵制，哪种应该受到褒奖和推崇;哪种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哪种又是正当的、正义的。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通过评价标准来实现的。故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明显的客观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并非由任意人制定，或因人而异，它是贯穿在整个社会各个群体、每个社会组织和所有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而且通常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普通的生产生活。人口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生育伦理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哪个民族，抑或哪种社会组织，如侗族“款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有谁制定，合乎利益需求。其二，普遍的有效性。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判断，是在其所能及的领域普遍适用的，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人际、地域等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贯穿整个人口伦理的孝道伦理，无论是婚姻伦理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哭婚伴嫁，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还是老龄伦理的老年养老、健康长寿，死亡与丧葬伦理的念祖怀亲、孝道存续，无一不体现、不倡导传统的孝道伦理，即便是在当下社会，孝道伦理仍然发挥具有评价。其三，动态性。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必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也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淘汰那些与社会发展进步脱节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婚俗中的姑舅表婚是一种近亲结婚的婚配方式，当时人们不仅认为这种联姻的方式是“亲上加亲”，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使本族的财产不会外流。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舅权至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婚姻负担，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在清乾隆年间，侗族人民便自觉进行了反对姑舅表婚、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的婚俗改革。锦屏县文斗村的婚俗改革碑就是很好历史见证。

(四)预测价值

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是人们通过对人口伦理规范的了解、把握和认知，来安排和实施其行为并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功能。即人们根据人口伦理规范，事先预计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功能，就是人们遵循或违背某种伦理规范时所出现的结果。其次，是选择功能，即人们根据认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动或怎么样行动，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生育伦理中，人与社会都有普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如果哪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会受到他人歧视，受人欺侮，而且自己也会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之养老送终，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会自觉的做出选择———多生，必须生到有儿子才行，最终达到不受歧视、子嗣繁盛，不再担心死后无人送终等一系列目的。

二、启示

(一)为人口学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新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学科的研究范围与视域也随之开拓，对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也是在新时期，面对新的人口问题时，时代赋予本学科新的研究使命。将人口伦理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下研究，冲破了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屏障，细化了人口文化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综合程度，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口伦理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拓展学科之间渗透、融汇的具体途径，促进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从而更加科学严谨地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代最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孕育并出现在不同学科概念的交叉点上。注重知识的横向扩展，开阔视野，探新求新，以适应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时代特征。

(二)拓展“非遗”认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外，人们对丰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显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1世纪初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人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单纯的继承保护到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的认知逐步加深。但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环境生了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简单的“维持性静态保护”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价值开发策略。从本研究看，只对文化遗产依附存在的实体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对其蕴含的核心精神继承和弘扬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变迁，那些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终会濒临消失的处境;科技在进步，那些传统技艺，例如刺绣剪纸、医药制作技术与疗法等也会受到冲击;生活在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那些传统礼仪、仪式、习俗，更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淡漠。“非遗”是由“人”创造的，是通过“人”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传承弘扬还是灭绝失传，更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所以必须拓展对“非遗”的认知，尤其是从“人”、“人口”的视角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升华出高层次的理论存在，以此更好地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展开。

(三)弘扬“非遗”人口伦理中的和谐理念促进人口文化建设

同志曾经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清水江各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具民族性、最有地方性、最具历史性、多元化的资源和财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口伦理及其体现的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休养生息;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重注重家庭和睦，在村寨之间，和睦友好，民族大家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和谐人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伦理价值仍是当下衡量人们道德尺度的重要标杆。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人口伦理中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传统人口伦理中合理理念，才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点上创造创新出适合现代社会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口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存进和谐人口文化建设的内容，汲取合理的思想精华，使优秀的人口伦理内容得以传承，更优秀的内容得以被发现，使和谐的人口伦理得以升华和新生。

三、结语

非遗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文化传承价值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45-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提出的，二者主要区别体现在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遗产载体。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各种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文物、历史文化名城等。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静态性和固定性，具有不可传承性和不可再生性，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对其现状的维护和受损的修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活态的，它的保护和传承依赖于活态的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了对精神价值和知识技能的保护。国务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以下几种：1.口头传统，包括语言等；2.民俗活动、节庆、礼仪；3.传统手工艺技能；4.传统表演艺术；5.与自然界和宇宙有关的传统民间知识和实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自从1998年，全国人大就开始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在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成立了起草小组，并于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后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又将草案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全国人大于2007年将此法案列入了立法计划，并成立了制定该法案的专门小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其列入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成立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它与《文物保护法》同为行政法，二者相互结合，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保护模式

第一，专题展示馆保护模式。是展示、研究、保护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相关行政部门审核批准、面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目前兴化市非遗展示馆的功能已经在最初的研究、教育、收藏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展示和传播等功能。第二，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是通过教育的、科学的或一般的文化方式，对一个特定区域的整个文化环境或社会环境进行开发、管理和研究。第三，活态保护模式。该种模式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时间及空间组成的一个动态文化场，进行各种传承工作，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第四，旅游开发保护模式。旅游可以让人们感受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相融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传承价值

（一）地域文化的传承价值

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地方特色已经逐渐被钢筋混凝土建筑所取代，地域风情和文化生态正在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地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越剧、庙会、剪纸等都是活跃在人类大地上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各个地方文化的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点燃艺术的灵感，激发当下文化的创作热情。现代都市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地域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文化特征与各地的文化产业开发进行融合，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纽带作用，从而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价值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深化民族认同感，增进各民族情感。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文化形态也是多种多样，文化就像剂，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我国目前文化战略中就包括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一项，要想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要发展各种文化，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在现代文化的发展格局中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另外，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使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得以光大。

（三）历史文化的传承价值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认识历史意义、保存历史记忆具有重要意义。当今许多古老的艺术都成为历史的载体，保存了重要的历史信息。笔者在此举一个鲜活的例子，2008年6月14日，我市的“茅山号子”被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茅山号子”是茅山人民在生产劳动时，鼓动大家积极生产的优秀民歌，可谓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一习俗可追溯到尧舜时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这一文化遗产将尧舜古史传说体系化、地方化，不仅将尧舜禅让、尧王嫁女、尧王访贤的美谈包含其中，而且也有舜德服人、舜耕历山、舜孝感天的传说，另外还包括一些有关沿途各村的地名、村名、人情来历及风景地物的解释性传说等。这一文化遗产能延续至今不仅非常难得，而且对后人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吕屏，王庆仁，彭家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09，（03）.

[2]孙正国.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类型化保护[J].求索，2009，（10）.

[3]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J].理论导刊，2008，（01）.

非遗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学教育 课程设置 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历史使命

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的资源大国，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见证和载体。然而在经济强势和文化式微的宏观背景下，面对开放多元的生存环境，那些主要靠言传身教、心领神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某些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由于老艺人的离世而不断地消亡，乃至成为绝响。因此，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非遗的保护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区域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校是一个教育、文化的中心，每个学校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它不仅是某一特定精神文化的品牌标志，而且还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构建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和迫切要求。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教育服务社会的优势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平台，在教育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是势所必然。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各地教育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的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也是当仁不让。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高校还具有科研创新的优势，能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教育实践，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地方各界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展示研究成果，为非遗教育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保证。高校在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传承活动中，有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更加突出的优势。而几年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深化，不仅仅是高校教育的普及，而从小对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势在必行。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中学阶段开展非物文化教育。这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使命，是教育服务社会的具体表现。也是重大优势所在。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教育审美价值。它的历史文化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是不同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积淀，反映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变迁，是现代和传统对接的见证；它的教育审美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能够熏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因此，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和审美理想，激发奋斗向上的追求精神，锻造真诚和谐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励创新意识，提高实践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增强可持续发展力，让学生理解“真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含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国家工程。校园传承关键在于学生，学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及传承人。

校园传承能扭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濒临断裂的局面，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一剂良方，在学校中进行发展性传承，就是在保护其基因和文化生态的同时，树立发展性思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各种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教学，探索寻找出行之有效的教学传承模式，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通过学校的课堂行为让更多的人感知、熟悉、传习非遗文化；通过在学校的交流、展示及传承，培育传承机制，培养后继传人；通过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以此为契机，对于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并将文化在校园内不断的传承，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教育传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关于非物质的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艺术研究院著：《中国非物质文化普查手册》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1

[3]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2006.10

[4]周和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非遗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性；精英性；大众性；内卷化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038-04

国内有的学者根据目前中国综合发展形势，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大致分为了三个部分：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等）、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少数人文化、小圈子文化等）和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流行文化、通俗文化），这种划分也基本得到了文化界的认可。但按照此种划分，我们回过头来检视目前国内研究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时，就会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非物质文化似乎并不能根据上述三种文化的任何一种来进行归属认定。那么，非物质文化与所谓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有何种区别和联系呢？它的文化属性究竟是什么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主流、精英及大众

近年来，确切地说是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并非偶然，有其产生的多重背景与多重动因，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20世纪末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性、全球化发展问题的一种策略是显而易见的。

（一）非物质文化与主流文化

既然是全世界范围内对应全球化与全球性的一种策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要有政府的参与。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从2004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条文，比如2004年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2005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等，并于2011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保护写入了正式的法律条文。此外，国家还大力投入资金在全国高校等研究部门专门成立各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深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策略。而且还把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以节日的形式来举行各种民间艺术展演和宣传。

如此，非物质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染上“官方”的色彩。但是，着染了官方的色彩，并不代表非物质文化就是主流文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更多意义上指称的是主旋律文化，而所谓主旋律大致是指体现官方意识形态导向的文化，应“表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以歌颂改革时代正面的人物与光明的事件为主，积极向上、格调健康”。根据国内学者的考察，中国的主流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直至90年生了一些变化：“90年代的主流文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个转型的核心之一，就是有条件地从改革开放以前高度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使得80年代至90年代的主流文化表现出了与以前的主流文化不同的许多特点，其核心则是与市民文化的共处、互渗以及对市民文化的一些价值取向与操作方式的吸收。”换句话说，主流文化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与吸收市民文化等各种非主流文化的一些有益的东西，以便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有力的阐释空间，所以主流文化对非物质文化的关注与保护也同样有此深意。故而，非物质文化尽管有官方的认可与保护，但并不可就此简单归置为主流文化。

（二）非物质文化与精英文化

在主流、精英、大众三者之间，非物质文化恐怕离精英文化最远。我们一谈到精英、精英性、精英文化便不免联想到洁身自爱、虚空高蹈、品性高雅、曲高和寡等表述词语，即所谓的少数人的文化、小圈子的文化。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由士大夫们来履行和完成的，直到以来的近代才转由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来接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精英文化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分享的文化……在精神上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功能，它得以如此的前提是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义尽在其中”。实际上，精英文化一直和主流文化有着最为深层亲密的关系，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本身大多数就置身官场，而近代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大多不过是“统治阶层的被统治者”，均与官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在面对非物质文化这样滋生、流传于民间的文化时，精英文化所代表的高雅文化一般采取的态度则要么是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要么是不屑一顾的置若罔闻。然而，这种居高临下抑或是不屑一顾在法国社会学、思想家布尔迪厄看来不过是一种“区隔”心态在作祟。布尔迪厄通过对文化审美趣味概念的历史考察发现，审美趣味自身可以被当做一种划分阶层类属的工具，就连康德所提出的“审美无功利性”命题也不过是“康德想要将他本人所隶属的阶层习性普遍化的产物”。即是说所谓高雅文化的形成过程不过是那些占有较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于政治资本的少数人自我封谥，从而对其他阶层强加审美趣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合法性理应受到质疑。故而，非物质文化在精英文化面前并不见得就是低俗文化、落后文化的代名词。而且，如要一味高扬精英文化、贬低非物质文化，也不利于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发展。

（三）非物质文化与大众文化

无论是名称抑或是一般心理感觉，非物质文化似乎都与大众文化更具亲密性，因为它们似乎均源自于下层阶级，受众范围都比较广范。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大众文化的内涵，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尽管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以及接受态度并不十分一致，甚至于对大众文化的基本概念界定都意见不一、互相抵牾，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特征描述上来了解大众文化：首先，大众文化不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存在，而是伴随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而出现的新的文化形态；其次，它多是以大众传媒为手段，并遵循市场原则运作的；再次，它紧跟时代而动，与普通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融。

尽管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其重要的意义，比如加快了文化传播速度、丰富了文化的传播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文化区隔与文化壁垒从而建立真正的文化民主等优点。但其实大众文化在西方一经产生，便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F·R·利维斯、阿诺德、D·麦克唐纳等思想家先后对大众文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尤其是稍后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对大众文化形成了围剿之势，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决心。现在总结起来，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众文化有刻意炮制以博取民众欢心的媚俗之嫌，大众文化以市场为其基本导向，故而更多考虑的是文化产品的销售与盈利。其次，大众文化以大众传媒为其主要生产、传播手段，故而传媒在大众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很容易导致民众经验的“类型化”，容易轻松误导民众的审美倾向与审美趣味。再次，大众文化不要深度只求感性，不要思想只求娱乐，不要公共民主关注只求抓人眼球的追求，容易遮蔽大众对民主、社会以及真正美好生活的关注与思考。此外，大众文化容易被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引导，并与其形成合流。大众文化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兴起之时，社会对之都是口诛笔伐。实际情况是，直到目前所谓的精英阶层们对待大众文化仍然是嗤之以鼻的。然而，中国与西方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出发点有所不同：“西方热衷把大众文化看做一种政治参与姿态，国内更多关注的还是大众文化的道德内涵……大众文化如果不说是粗俗、平庸、浅薄，至少也与精致、高雅、深刻相去甚远，它是文化的堕落、艺术的堕落、人的品位的堕落。”然而，中国社会目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让人颇感吊诡：一方面对其在道德内涵上大加鞭挞，另一方面却在经济上大加支持。大众文化的同义词“文化产业”当属中国近年提的最多的关键词之一，而且专门写进了相关文件要求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希冀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此种矛盾也足可见出大众文化在国内所处的尴尬地位。

如此看来，尽管非物质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是“大众”的文化，但“大众”一词所指涉的群体却相去甚远。非物质文化中所指涉的大众更多指的是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乡土民众，而大众文化的大众更多指的是工业文明背景下的那些城市民众；非物质文化更多关心的是民间文艺，如剪纸、陶艺、民歌、祭祀仪式等，而大众文化关注的更多是时尚和“小资”品位，如酒吧文化、咖啡馆文化、电影艺术等；非物质文化更多关注的是有着远古历史与积淀的民间经验，大众文化则与工业、后工业时代相连，不断追求新的文娱形式。所以，不论在受众、艺术形式、艺术内容与经验等各方面讲，非物质文化都与大众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别，并不能浮皮潦草地将其归入大众文化的范围。那么，既不属于官方文化，又不能简单归于为精英、大众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的文化属性究竟在哪里呢？

二、非物质文化的民间乡土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04年在国内成为热门话题以来，对它的研究和阐述可谓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就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家公布的保护名录来看，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这尽管体现了世界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和决心，但问题在于“无所不是便可能毫无所是”，在内容上、特性上没有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也就基本上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种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这个定义中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世代相传”，这就界定了非物质文化不是国家规定的官方主旋律，也不是精英文化的曲高和寡，更不是大众文化的稍纵即逝，而是扎根于乡土世代相传的东西。其次是“认同感”，而且是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基于社区群体的，是带有乡土自觉性和积淀性的。再次是“文化多样性”，这便说明了“应当注意到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即具有大一统色彩的主流文化与具有多样性的社区、民类、群落文化之间的差异”。

另外，根据上述定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还大致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包含范围：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其中的口头传统、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等也无不是民间乡土文化的基本构成。中国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0大类518项，其中带有乡土特色的占绝大部分，比如民间文学31项、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41项、民间美术51项、传统戏剧92项、传统手工技艺89项、民俗70项等。这也足见非物质文化的民间乡土特征。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其名为《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打破了以前对复杂文明社会文化进行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简单区分的传统，代之以大传统文化和小传统文化。所谓大传统文化即是指那些精英上层的主流文化传统，而小传统文化即是指民间乡土文化。这些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口传、民间习俗、民间活动等非物质性延续和流传的。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正可用乡土文化来概括，换句话说，非物质文化具有独特的乡土性。认清这一点，对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意义重大。选择“乡土性”一词来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主要是考虑该词的非贬低性和包容性，以往不论是“乡民”抑或是“乡间”等词总感觉有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低级文化的贬低之义。其实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并无所谓高低之分，它只是不同社区、群落所形成的不同特色而已。而且，我们所讨论的乡土性基本遵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涵义：即是考察那些以“土地”（更多指农业、林业而非游牧业）为基本生活依靠，以“乡村”群居为基本群落，以朴素原始礼法观念为纽带的区域的文化形式与文化状况。那么，非物质文化的这种乡土性具体有哪些特点呢？它又具有哪些重要性呢？结合国内外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大致可以将这种乡土性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内卷化、本土性、群众性、活态性。

第一，非物质文化在宏观上具有内卷性特征。“内卷化”一词最早被社会学家运用于研究农业社会、经济问题，其英文单词是involution，“它源于拉丁语involuturn，原意是‘转或卷起来’”。通过词义我们也可辨析出来，它在英语世界相对的是“进化”（evolution）一词，指的是非扩张性、内部精细化、内部复杂化的一种模态，运用到文化领域则是指称“只进行维持生存的劳作而没有扩张发展的文化”。非物质文化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它在自然环境中牢固于“土地”之上，在文化环境中从不进行扩张而自觉世代流传于乡间（更多是口耳相传）。这种文化按照目前通行的文化进化论观点肯定被视做落后的文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因此应当是被主动抛弃的文化。但我们只要静下心回过头看看我们在进化论指导下的文化现象，就会发现一味地追求进化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文化工业的商品拜物教、通俗文化的道德价值失衡甚至于低俗文化的趁虚而入。广大乡土农民不断“被城市化”，进入了城市却流浪无居，就算居住在城市也无身份的确认，到头来还可能遗弃了家园同时也被家园遗弃。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如何保证普通大众的原样文化生活？如何使普通大众共同“诗意栖居”？问题的答案便是要首先确认与保障非物质文化的这种“内卷性”，充分认识到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进化”和“内卷化”二元共存的生态时代、文化时代，偏废其一便可能对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造成伤害。

第二，非物质文化具有本土性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就指出了：“从基层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此种乡土是与“土”紧密相连的，这也就难怪有些人嫌民间乡土艺术“土”。然而，“岂不知正是这种‘土’才使它具有了个性和价值。‘土’是不同地区艺术风格和特征的具体显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正是要保护这些“土”的个性。中国有56个民族，分散居住在辽阔的祖国大地，很难想象可以用一种文化模式来满足如此众多民众的审美需求，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民众审美趣味的多元性也正是现在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多元共生，用中国的古话来讲即是“和而不同”。

第三，非物质文化具有群众性特征。乡间流传的文化，其主要表演群体不是少数的精英，而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拿河南豫剧来说，尽管并不是每个乡土民众都可以登台演出，但大多数生于乡土的民众都可以哼上几句，作为田间劳作、茶余饭后的一种娱乐。但凡去过乡间并在乡间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被那些扛着锄头、推着板车还哼着豫剧小调的“诗意”生活所感动。这就是他们基本的文娱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本真的生活状态。然而，片面的文化进化论已经开始使这些诗意生活变得有些面目全非，走出乡土、走向城市的这一代人已经逐渐忘记了这些本真的诗性生活，“土”已经开始不是原来的“土”，“乡”也不再是他们想要衣锦而归的地方。念及这些状况，都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于民众在现代性、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忘记了自己真正“存在”的悲哀。

非遗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民族音乐；民间文学；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传承

在物质文化兴盛的当下，非物质文化却日益凋敝和流失；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为主体的消费文化成为时尚，以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民族传统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而发展濒危。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主要内容。因此，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该承担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

一、“非遗”高校传承的必要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总之，地方高校对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艺这种活态文艺的文化价值、流传特征及其在高校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进行了“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思考和探究了民间文艺高校传承的实现路径。希望藉此让世代相传的“古老”的民间文艺继续现代流传，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流脉源远流长。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DLA110302）子课题《重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音乐类）高校传承研究》，课题编号：FY3D008。

参考文献：

[1]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志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民间故事的传承发展策略探究———以“谭振山民间故事”为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