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发展方向篇(1)

关键词:媒介产业 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媒介产业正处在一种体制变革、机制变革、规则转型的时期。同时,中国媒介产业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进入到了“规模化”、“集团化”的发展阶段,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将带领媒介产业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的竞争也将改变中国媒介产业的竞争格局。因此,对中国现阶段媒介产业的发展而言,战略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为了提高中国媒介产业竞争力,促进媒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主要战略措施包括:

建立现代媒介产业运作体系,调整媒介产业结构

首先,政府部门要实行政企分开,将媒体推向市场,企业自身要按市场经济运作要求进行经营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企业要适时转变经营方式,积极建立现代媒介业运作模式,实现以传统媒体为平台、多种层次组合的现代媒介。其次,管理部门要制定有关政策,促进媒介企业进行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媒介企业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产重组,实现媒介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媒介业进行结构调整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单一经营和多元化经营的关系;传统媒体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媒介业垄断和竞争的关系。

延伸媒介产业价值链,推进媒介产业整合

媒介的竞争是质量、品格的竞争,更是产业链的博弈。产业链是顺应市场、做大做强产业最有力的资源。媒介资源深度开发往往表现为从平面到立体到多维,但由于“想不到”的产业链上的资源空间及其挖掘效能,缺乏“打通”上下游产业的原动力,往往被动“开拓”,比如,一些媒介只“立足”于简单的发行、广告等单一的赢利模式,赢利的支撑形态单一,形不成科学的行业规律特点和良好发展态势,结果一遇“风浪”便“全军覆没”。这些都成为影响媒介产业进步、拉长产业链的“软肋”。促进媒介产业链成长,是媒介“强体”的自我需求,也是媒介发展的必然选择。

此外,在延伸媒介产业价值链的同时,要注意媒介资源的整合以及媒介相关产业的融合。通过锻造媒介产业价值链,提高媒介产业规模经济效应;通过各种整合和融合,在不同层面之间以及同一个层面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纵横维度上建立价值链,提高产业关联,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媒介产业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我们可以把媒介产业的整合划分为三种主要的形式:横向整合、纵向整合、斜向扩张。横向整合是指媒介企业通过自身发展或者兼并、收购,获取更多的同类媒介企业,从而在同类媒介产品市场上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纵向整合指的是产业内部的重组整合。这一方式主要发生在各个产业内部的重组和整合过程中,通过整合产业内部相关联的产业可以提高竞争力,适应市场新需要。通过整合供应链把上、中、下游相关联的产业联在一体。斜向扩张是指把业务侧向地或斜向地向其他互补领域发展,通过斜向扩张的发展战略,媒介可以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媒介之间的协力优势,实现范围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还能够使媒介实现多元化经营,分散经营风险。

鼓励集团化和多元化经营,优化媒介产业组织

综观世界媒介产业发展的经验和趋势,集团化、一体化已经成为媒介产业发展的基本取向,集团化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媒介竞争力的核心指标。由于中国媒介产业经营起步晚、实力差、集中度低,通过集团化发展道路优化媒介产业的组织结构应该是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中国媒介产业发展的基本战略。将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媒介集团作为媒介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有利于尽快改变目前中国媒介小而分散、规模不齐的状况。

集团化经营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媒介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规模经济起的作用较大。媒介企业一般选择单一产品生产,在生产某一种产品时,其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出现起初递增、中间不变、最后递减的现象。在媒介企业成长到成熟阶段,范围经济起的作用比规模经济要大。媒介企业选择增加一种和原有产品相关性较强的媒介产品,增加的产品生产同样可以利用原有媒介的资源、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而实现比生产单一产品更低的生产成本。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入,媒介企业享受范围经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此,当媒介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阶段,即媒介企业的范围经济的边际利润大于规模经济的边际利润时,媒介企业在享受已有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转而追求范围经济,一般而言,媒介企业可以通过组建媒介企业集团进行纵向一体化生产、横向一体化生产或者多元化生产来实现范围经济。

如今的媒介产业基于单一类别、单一渠道、单一内容、局限在区域市场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只有顺应了数字化产业发展趋势,实行多元化经营,找准定位并围绕内容和渠道实施横向和纵向一体化扩张战略,构建结构化竞争优势的新型媒介集团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

媒介产业多元化经营途径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横向多元化,即同时在报纸、网络、期刊等行业层面上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人力资源共享;第二,纵向多元化,即同时在媒介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间,如印刷、发行等;第三,混合多元化,即同时在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内行业之间实现多元化经营。

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媒介产业布局

第一,实现媒介产业去行政化,转变政府职能、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在解决媒介产业的去行政化过程中,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政府管理模式要实现从“行政―管理型”到“规制―服务型”的转变。行政―管理型目标是维持市场、社会秩序,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进行直接控制、干预,维护的是所谓的国家利益而非管理对象的利益,缺乏成本效益意识;规制―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工作目标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主要通过规制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对规制对象进行支持和服务,讲究规制的成本和效益。二是增强媒介产业的创新能力。包括经营方式的创新、产品内容的创新、运营机制的创新等诸多方面。增强媒介产业的创新实力应在强化优势产业和振兴弱势产业的前提下,发展新型产业、重视高新产业,如在动画、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发展方面进行不断地创新。

第二,推动媒介产业区域联合,打破地方保护。中国媒介产业的市场条块分割和增长极孤岛现象,对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媒介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推动区域联合,打破地方保护。推动媒介产业区域联合,政府部门需要破除搞“政绩工程”和“攀比”的心态,打破地方保护,冲破区域壁垒,应当加大媒介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媒介产业落后区域的相关投入,推行“多增长极”的策略,利用政府调控的宏观性,鼓励、培育媒介产业的市场体系,形成多个增长极。从市场的层面上看,则要求媒介产业市场以专业分工为基础。媒介产业欠发达地区与媒介实力高的发达地区进行正面竞争显然处于弱势,应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开拓专业化领域。如湖南卫视处于中部地区,从娱乐节目中寻找突破点,一炮走红,成为收视率与央视并驾齐驱的地方电视台,西部电视产业应选择电视纪录片和以西部丰富多彩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为背景的电视剧为增长点。

放松媒介产业管制,完善媒介产业政策

政府应逐步放松对媒介业的产业组织政策管制,允许探索媒介集团公有制的新形式,允许媒介业既有国有独资的公有制形态,又有国有媒体资本绝对控股的公有制形态。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对媒介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吸收其他国有资本参加到媒介行业。政府可以制定一定的法律和政策,对投资者的资格及投资行为进行规范和管制。也可以考虑对媒介经营的不同环节分步放松进入限制,即先允许非国有经济进入发行、广告等经营领域,再逐步放松对采访、编辑等新闻主业领域的进入限制。

明晰媒介主体产权也十分重要。媒介主体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使得媒介只生不死。在中国媒介产业的市场体系中,媒介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媒介产业的产权不明晰还表现在媒介企业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不明晰,缺乏激励机制。因为媒介企业的产权多为国有单一的产权制度,使得经营者只重视眼前利益和自己的政绩表现,缺乏产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目光。中国媒介产业政策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建立健全媒介产业政策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国媒介产业特征和市场取向的日益明确,需要我们通过法律、法规来建立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精神的媒介产业规制,使媒介产业政策具有合法性和正式性。

建立适应媒介产业化发展的政策系统。明确媒介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深化内部机制的改革;打破地区壁垒、媒体壁垒、行业壁垒,积极推进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经营;进一步完善媒介投融资政策,使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能够合法地投资于媒介市场,实现媒介市场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形式多样化;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建立独立的媒介管制机构。在媒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可以考虑建立权威的独立管制机构来进行有效的管制,为媒介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独立的媒介管制机构应是不仅独立于媒介企业,而且独立于政府部门,如证监会、银监会。

建立适时调整的产业扶持政策。媒介产业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对其予以一定的补贴或减税,是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的。但是媒介产业的扶持政策也应适时调整,一方面对负有特殊职能的党和国家的重要媒体,应继续予以产业扶持政策,通过媒体的重大基建项目和设备更新提供财力支持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促进其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其他媒体则不应实施特殊的保护政策,而应发挥其市场主体的能动性,鼓励其积极参与平等竞争。此外,为了顺应世界传播技术进步的潮流,中国政府应当通过产业扶持政策,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提高媒介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应用能力,使中国媒介产业能够做大做强,积极融入世界媒介的竞争大潮中。(本文的研究得到了2008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1.尹蓓:《中国传媒产业化:问题及对策初探》,《新闻知识》,2006(4)。

2.邓向阳:《媒介经济学》,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26页。

3.彭永斌:《传媒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分析》,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4.杨树弘:《三环扣紧传媒产业链》,《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1-1,第8版。

5.谢春林:《中国电视产业做强做大的路径选择――政府规制的角度》,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版,第151页。

6.陆地:《论西部电视产业发展模式的增长极》,《电视研究》,2000(10)。

7.张熙:《试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改革与战略》,2006(9)。

媒介的发展方向篇(2)

关键词：互联网思维；媒介素养教育；媒介价值观；思维分类；有效举措；责任分解

一、互联网思维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时代特征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传统报纸、电视、电台媒体产生了冲击，并覆盖了其他各类媒体，融合成全媒体新形式。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了更新，思维方式和主观视角呈现出新的特征。这种新特点、新特征、新特质，就是媒介素养教育要着力吸纳的重要时代特征。

1.信息选择获取中的开放性

媒介素养教育要教会学生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信息束、信息群中选择出有形、有用、有内涵的部分加以吸收。在传统媒介形式中，报纸的文字、电视的光影、电台的电波是其中的载体，在媒介背后有着数量多、关卡多、门槛高的议程设置员，对信息内容进行高频次筛选。而在互联网世界中，依托网络平台技术，私密性下降、公开性上升，从一般意义上说，所有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的传播和接纳。它的信息端口是开放的，接驳成本是低廉的，获取形式是多样的。在这一形势下，形成媒介素养的首要条件就是认知媒介和掌握信息，具体表现为对信息知识的筛选和判断，核心素质是能否在数量极大、内容极杂、秩序混乱的信息知识中成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并发送出有效信息〔1〕。

2.知识消费生产中的多元性

运用媒介的过程看似是对信息知识的获取和挖掘，其实质是对信息知识的消费和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生产的主体、信息呈现的形式、信息组成的结构、信息传播的载体、信息达成的效果都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非是一对一的方式，而是在多对多的整体组织架构中力求做到多对一或一对多。实践证明，即使是力求做到P2P的信息市场模式，也在互联网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拥有了多元性的特征。培育学生的媒介素养，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时代的多元属性，尊重他人的信息诉求、知识追求、价值需求，理解媒介运作中的化简为繁，认可知识消费与生产中的供求双方的多元态势。

3.实践参与反省中的体验性

互联网的出现是在网络技术火花迸发之后，随着网络用户的不断增多而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网络协议，并在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内容过程中，逐渐丰富网络表现形式，即在对用户诉求充分满足的原始驱动力下实现的。其中，互联网最主要的特质就是鼓励和吸引用户积极参与，并在其中进行体验式改进。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强调体验的感觉、推动体悟的发生，是教育的重要出发点。唯有让学生在媒介运用中实际操作，才能促进理论知识走进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才能推动学生自主发现自身媒介素养的短板和不足，才能以个人成长经历为背景不断纠偏媒介运用方式、纠正媒介价值取向。

二、当代媒介素养教育中互联网思维的缺失与弱化

在当下教育发展中，媒体的运用已经是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媒介素养已成为涵盖知识吸收效率、信息筛查能力、网络运用素质等众多方面的综合素养。以书本、报刊为主的纸媒，以网站、论坛为首的网媒，以手机APP为主的自媒体，已经成为教育教学的标配，深入到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的各个环节。然而，在互联网思维的运用中，媒介素养教育仍然存在片面地强调知识、困顿于过去等不协调、不平衡、不到位的情况，亟须对症下药，分类施策。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断网”现象

1.媒介技能欠完善

随着教育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媒介素养的内容也得到不断扩展，媒介全方位渗透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学空间从课堂到教室、宿舍、食堂等多场所，教学时间从特定时间固定阶段变成全天候24小时，教学形式从一对多的教与学变成开放式师生互动等。这些变化虽然给教育带来更多表达内容、表达渠道、表达反馈，但一旦教育主体的技能水平无法跟上新媒介发展的脚步，就很容易导致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技术与运用、教学形式与实质出现脱节。这里所说的教育主体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还包含教育管理者。从实践看，学生的媒介技能往往可以在第一时间跟上时代进步，但是教师和管理者容易处于滞后状态，导致教授内容滞后于社会行业需要，即所教非所用，给学生媒介能力培养方向形成误导〔2〕。

2.媒介心理未达标

媒介素养水平高的重要指标就是在充分发育的信息市场上能够拥有健康而理性的心理。目前，大众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本身结构欠合理，具体表现为：推送信息泥沙俱下，多种价值观并存，出现了部分对客观世界的失实、失真反映，对人性心理的扭曲、污染以及对主流观念的冲击、替换，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媒介素养的弱化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的难题。例如，在面对眼花缭乱的媒介形式时，如何选择健康高效的媒介；在面对杂乱无章的信息知识时，如何判断科学真实的信息；在面对媒介设置信息清单时，如何筛选符合自己的内容，等等。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重视学生的媒介心理，加强对其心理状态的监控，从而在媒介浸润下对其产生心理影响时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置个体问题，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媒介心理素质。

3.媒介道德有短板

用户信息隐藏、信息便捷、信息内容失查的情况，很容易造成人性黑暗面的暴露或道德品质的缺失。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有素质、有原则、有效率地使用媒介。这种原则和素质主要体现为道德行为的优劣。互联网思维下，如果不能将媒介道德纳入素养教育的范畴，学生在媒介运用中就会陷入“马太效应”，使大量的受众群体因低素质群体的存在、落后道德的盛行而降低对媒介整体环境的期望值，而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大多对媒介道德点到为止，将媒介道德教育简单地推给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从专业角度给予的特殊关注和有效举措，这很容易导致技能强而品质差的媒介素养出现。

4.媒介法制有空白

媒介无论怎么创新发展、种类多么丰富、内容多么庞杂、效果多么显著，都应当置于法制管理、有效监督之下。互联网思维应当具备对法律法规的明确认知，坚定地认为在媒介参与和使用过程中必须坚持符合法制要求，在法律红线之上的媒介素养才是真正科学合理、符合时展的素养能力。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中，一些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更倾向于对媒介知识的讲授，使学生会用、能用，而忽视了学生群体的媒介用途。有些学生因而抱有侥幸心理，在触犯法律准绳时仍然不知情，在涉及法律法规约束时仍然不情愿，这直接影响了其对媒介信息的有效选择和运用，导致媒介素养非但没有成为其综合素养的加分项，反而成为减分项和雷区。

（二）媒介素养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1.媒介价值观念偏差

多种媒介创新发展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在传统教育观念中，人们习惯于将媒介素养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元素和表征加以考量。市场的定位及较强的竞争性激发了媒介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媒介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偏功利化，媒介价值取向更侧重于能够带来切实经济利益的模式。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互联网思维弱化和缺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价值观念的定位出现了偏差。如果媒介的文化属性服从于经济属性，也就是当一种媒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高于对社会效益的认可，那么就存在偏离科学媒介价值观的可能。当媒介不再作为传递文明、传播文化、改良精神、改造世界的存在，而是作为服务低俗、恶俗、庸俗的工具，那么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就难以摆脱功利化、低俗化的倾向〔3〕。

2.无效信息过载严重

媒介素养教育的首要出发点是对信息的筛选、吸收和应用，这种信息可以是知识的雏形，是碎片化的实践案例，也可以是知识向技能转变的可靠路径。一般而言，这种信息在得不到系统归纳时采取普遍作用、重点突破的方式，通过人际传播、社会传播对人产生熏陶作用。媒介素养教育是要让学生学会运用媒介，即能够快速梳理、甄别和吸纳信息。这种教育的发展是基于特定条件的：一是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的信息是定量的，不能无限增长、无止境增多；二是其中的信息是有效的，主要是凝聚和浓缩的精华，无效信息的比例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目前教育实践看，媒介信息长期处于超载现象，无效信息持续处于高位，给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选择、课程开展、案例实践造成了很大负担，给学生正确认知媒介、科学掌握媒介、快速提升素养带来了障碍。

3.创新研究深度不够

教育是教人思考的事业，媒介素养教育是教人对媒介原理、媒介理念、媒介影响进行深入思考的工作。在互联网思维下，通过在开放的业态中对媒介进行研究和分析，继而进行创新，是促进媒介素养成长的重要路径，但是，目前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创新研究还不深、不透、不够。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流主导一切。媒介的发展以技术创新为第一驱动力，但是技术创新并不是媒介发展壮大的全部要素，也不能代表媒介素养的各个方面。很多素养教育对媒介的介绍集中在技术原理上，并自誉为对知识深度的挖掘，其实是对技术的片面理解，缺少技术人性化的全面体验。二是体验流高于一切。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体验才是王道，是高于技术、理念、思维等各因素的存在。这种倾向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践中会导致过度关注体验效果、沉溺于感官刺激，而忽视对媒介深层发展和人际传播作用的分析研究。

4.主体参与实践不足

互联网思维主张采取主动参与的方式使用媒介。这种参与应是深度的、有效的。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选择性实践过多，即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存在一种偷懒倾向，即对媒介工具的应用仅仅是简单搜索、查找、检索、浏览，缺少对已有信息的分类、梳理、汇总、筛选。其实，越是简单易得的信息，已经被媒介编辑或其他用户进行了多次编写和分析。这种结果既是经验，也是一种禁锢。从思维训练、积极参与的角度看，应当多尝试对原汁原味的信息资料进行自主化分析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媒介素养的提升。二是沉默的螺旋效应出现，即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当教师或学生一方对媒介运用的某种倾向持不明朗态度时，大多数群体就会采取沉默但屈从的方式跟随。媒介素养最终要体现在学生的言行举止之中，表现为学生今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媒介运用能力，这种技能水平应当表现为勇于发声、敢于说话，在媒介上能够善于运用媒介形式表达自身观点，承担作为新时期个体媒体人的导向作用。

三、基于互联网思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策略

在当前重视媒介发展、强化媒介运用、加强媒介素养的诉求下，要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和提升，不仅需要依靠互联网思维细化分类、明确思维导向，也需要用切实可行的教学举措培育媒介素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内外兼修的系统性综合工程。只有将媒介素养教育置于互联网思维模式下进行观照，将其置于教育事业进步中进行考量，才能真正使媒介素养成为教育发展的助推器、教育评价的指南针。

（一）以思维分类明确发展导向

1.以客户思维改善教育体验

客户是互联网时代最宝贵的资源，客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这种思维方式在于关注客户的诉求，在产品设计上围绕客户所需进行，在产品供给上围绕客户所想予以满足，在后续服务上按照客户反馈加以改进。如果将媒介素养教育看作市场生产线，那么提供何种教育模式、教育内容都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诉求，满足大多数学生当前教育阶段的基本需求，让教育成为学生获得媒介知识、培养媒介技能、提高媒介素养的实践基地和平台。这里主要强调体验，包括情感体验、感官体验、技能体验等，让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参与到课程设置、课堂设计、教学计划中，参与到教学互动、课程反馈、媒介应用中。这种客户思维的运用也是以生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是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的生动诠释。

2.以共享思维优化教育模式

互联网思维下，资源不再是处于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之中，而是可以达到“1+1大于2”的共赢。这种共享思维是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教师之间、校际之间广泛开展教育互动、交流沟通，在理念的相互碰撞、方法的相互学习、效果的相互比对之中优化教育模式，提高媒介素养。具体来说，就是要让师生在媒介素养教育中表达出来、反馈出去。师生通过媒介接受的信息量大而庞杂，接收到的知识类别繁多，共享思维让人们愿意将所学、所思、所感与所悟分享出来，给他人作为借鉴。可以说，这种思维下的素养教育是对信息处理的倒逼和优化。在共享思维下，媒介素养教育的各方都同时成为了资源的接受者和提供者，要在接受信息后进行处理优化，再传递出来，形成自身的资源体系。这种方式就促进教育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3.以创新思维落实项目研究

创新是互联网时代的鲜明特色，互联网思维的重要元素就是创新发展。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应做到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形式创新，即脱离原有教学教研方式，采取教学课题、项目研究的方式，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重点项目进行推进，可将这一选题细分为多个分课题，集中人力、物力等资源进行研究和突破。二是来源创新，即在原有教学评价、教学反馈的基础上增加教育评价主体，将以社会新兴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及时纳入评价范围，将学生主体的教学评价作为重要指标，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学生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动态反馈，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项工程进行改进和完善〔4〕。

4.以开放思维促进教育融合

当前，互联网经济成为重要风口。我国在多个领域提出“互联网+”的理念，这其实是互联网思维开放性的具体表现。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媒介个体，应当立足于开放思维，善于从不同层面对媒介素养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媒介素养进行融合，将科技创新点、教育发展点、学生诉求点在媒介素养平台上进行综合、融合，不断加强已有教育载体与新兴媒介形式的结合，将媒介素养教育视为一种相对固定教育发展阶段下动态化、开放式的教育体系，随时随地将相关要素囊括进来，进行组合，一切以学生最终媒介素养提高为检验标准。

（二）以有效举措培育媒介素养

1.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媒介认知能力

互联网思维下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要回答“谁是把关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媒介素养教育结构中相关主体的地位。首先，学生必须是媒介素养培育主体，他们是互联网思维的深刻掌握者、实地践行者，也是媒介传播的重要客户、媒介素养的主导者、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对媒介素养有着自身群体性鲜明认知，有着与时展相契合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因此，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应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参与，让学生充分认识媒介。其次，教师必须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在互联网思维下，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学生地位不断提升，但是对媒介的认知不能简单依靠学生群体的重复体验，而需要在教师指导下有方向地、科学合理地进行学习和掌握，媒介素养的提高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也需要教师主体充分发挥作用。

2.丰富技能实践课程，提高信息筛选能力

媒介素养的提高不是媒介知识的掌握，媒介素养教育不应仅仅是让学生在理论方面的加强，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从能用到会用，再到用得好、用得准、用得科学高效。互联网思维下，首先，媒介素养教育要突出“全”，即在媒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仅局限在媒介理论中，而要将传播学原理、计算机原理、新媒体原理等多学科知识进行融会贯通，为媒介素养的运用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媒介素养教育要突出“特”。媒介素养的关键在于使用，要依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行业岗位需求，充分依靠社区、基地等实习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让学生拥有对媒介运用的一技之长。

3.联通各类教育平台，提高资源应用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校园生活和课堂行为，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对各类教育资源的打捆利用，这一特点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尤为突出。采取多种媒介形式展开教育教学，学生自然对信息的收集具有敏感性。因此，教师要有意识建设和连通多种教育平台，收集整理相关教育资源，为学生推送更多、更丰富的教学资源。一方面，要线上线下结合，在校园生活中，充分利用班级、年级等学习单元，让学生在班级、年级之间运用媒介知识和技能进行互动。还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社团等学生团体，让学生对媒介素养的追求具化为主题活动，使媒介素养实践覆盖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要校内校外结合，特别是对在线教育各类信息平台、论坛、网站进行归口处理，让学生能够在学校主页上寻找到沟通交流的接入口，通过虚拟世界的体验，提高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率〔5〕。

4.增加情感体验教育，提高心理建设能力

媒介的运用表面上看是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其实质是对学生自身潜能的激发、对自主研究兴趣的激励、对媒介参与经历的重温。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教师应当让学生逐步增加情感体验，引导学生在认知媒介、掌握媒介、运用媒介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身边案例，加深媒介体验程度，促进媒介信息在学生群体中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同时，依托媒介教育的实施，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情感交流，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程认同感。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提高学生面对媒介信息、使用媒介工具时的心理素质，建设强有力的媒介心理，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媒介转型与持续不停的信息轰炸。

（三）以责任分解夯实保障基础

1.重视教师媒介素养

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大影响。教师的媒介素养高低不仅表现在教育水平上，也体现在人文素质、教学形式、教研成果上。教育管理者要持续关注教师的媒介素养，要通过加强媒介素养业务培训，强化相关考核评价，提高教师媒介素养。同时，教师要从自身做起，主动了解和掌握互联网思维，学好媒介，用好媒介，总结经验，提供案例，为有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可靠的保证。

2.加强学科媒介应用

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门新学科，既是一种专业知识的传授，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张扬。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做到：一是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吸纳更多心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知识，通过课程设置、教材研发、资源共享等方式实现。二是在专业学科教学中渗透媒介素养手段、媒介素养理念、媒介素养精神，在采取声、光、电等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手机APP、平板等新媒体工具，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媒介的发展方向篇(3)

[关键词]媒介素养 发展传播学 多维构建

受众媒介素养问题，作为受众研究的一部分，是传播学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传播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丰富，更鉴于媒介素养在破解“三农”难题中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发展传播学应是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发展传播学――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理论视角

（一）媒介素养内涵及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提出。

“媒介素养”在西方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最先提出“媒介素养”概念，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对电影等大众传媒带来的流行文化保持批判意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至80年代，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从纯粹学界关注向政府和跨国界方向发展。21世纪初，美国媒介素养联盟 （AMLA）和媒介教育行动联合会（ACME）的成立，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涨。现在，很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内，并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终身教育。[1]

媒介素养实践方兴未艾的同时，对其内涵却至今没有达成普遍共识。中国学者较多借鉴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和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的看法，尤其是后者的定义：“一个媒介文化人――和任何有机会成为媒介文化人的人，能够理解、评价、分析和传播印刷及电子信息的能力”。（CMS，1992）

现在，媒介素养一般指面对媒介信息时人们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可以简化为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中国学界对“媒介素养”内涵有多种看法。米丽娟在《媒介素养科学内涵述评》一文中，将媒介素养观点分为侧重传者、受众和兼顾双方三类，颇为全面、中肯。但是，尚无进行城市和农村受众媒介素养二元划分的观点。

“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在中国学界关注程度如何？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搜到九篇相关论文，说明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论文多以个案调研为主，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笔者以为，将发展传播学与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联系起来，应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

（二）发展传播学视野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

作为传播学主要分支之一，经过勒纳、施拉姆、卡兹、罗杰斯等人的努力，发展传播学成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的理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2]但是，不论“现代化范式”的肯定态度，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忧虑态度，发展传播学始终以大众传媒、受众与社会发展为主线，进行三位一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认为，发展传播学始终坚信受众及其素养在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从勒纳开始，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关注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在以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

勒纳用“移情”这个术语描述人的一种心理模式“在一个社会中的人应该是‘能动的人’，这样的人是具有高度感应能力的现代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也是要现代化的，而且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3]在勒纳看来，人的移情能力，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动力之一。而“勒纳式”具有移情能力的人，与具有高度媒介素养的人，具有很大的内在相似性。

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有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和实施正规教育的作用，这是对传媒提高受众素养的正面肯定。罗杰斯认为，通过大众传媒可以扩散新思想，提高人的现代性，强调了大众传播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1966年，他提出了以“接触大众传媒”为核心的传播与发展模式。[4]该模式的前提条件包括“读书能力、教育程度”等要素，恰恰体现了对受众媒介素养的重视。

90年代以来，打上了深深历史印记的“发展传播”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5]但是，这种在大众传媒、受众和社会发展三维互动背景下，重视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张国良的《中国发展传播学》和王德海的《发展传播学》等书，葛进平的《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一书也值得关注。同时，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包括乡村传播和农业传播在内的研究新分支。赵晓春的《农业传播学》一书第四章专门论述了“传者和受众”问题。在谢泳才的《中国乡村传播学》和方晓红的《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中，都论及受众素养问题。

因此，不论乡村传播、农业传播或农村传播，都是发展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体现，农民媒介素养问题始终是其题中之义。

总之，发展传播学是研究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基本理论视角。

二、研究路向与调研结果审视

2010年7月，为了解广州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状况，笔者在广州南沙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作为2000年后广州四个新设区（番禺、花都、南沙、萝岗）之一，南沙区属于以渔业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城中村”，处于由乡村向城镇发展的过渡期。大众媒介的普及、受众素养与农村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问卷以掌握农村受众媒介素养基本情况为核心，设计问题涵盖了受众背景、媒介认知、媒介态度和媒介使用等方面。在当地随机抽取141个住户发放问卷，除少量文盲是完成外，其余均由本人填写。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7份，问卷回收率为83.00%。最后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些数据与结论。

（一）受众属性与媒介选择分析。

传播学中，受众的属性一般包括人口统计学意义和社会关系意义两个层面上的属性，职业、文化程度和性别作为其重要属性，是分析受众媒介选择的重要参照点。

性别、文化程度与媒介选择有关系。受访者中，具有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少数，初中文凭的人数最多，有40.52%；其次是具有小学学历和未受教育的人数，共占33.62%。这是一个人数可观的低水平文化群体。就受众文化水平与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接受能力关系而言，数据表明：文化水平越高，媒介接受能力越强，这个群体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多；文化水平越低，媒介接受能力越弱，在这个群体中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少，基本呈正比例关系。

就性别而论，具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男性占30.91%，女性占19.35%，而且女性的文化程度在每个学历段均落后于男性。报纸（杂志）的男性受众比例远远超出女性。这应该与文字印刷媒介侧重理性，对受众文化要求较高有关。

就职业与媒介选择关系而言，两者关系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从事开店铺、打工和开厂三种职业的人，较多使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大众传媒及新媒体，信源较广，有条件成为“意见领袖”。

（二）媒介现状与媒介素养构建――基于媒介认知、态度、使用的分析。

1．南沙区农民的媒介生活现状。

受众的媒介接触呈现如下整体特征：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在网络和手机等媒介使用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受众信息渠道趋向多元化。

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69.56%的受访对象表示，在闲暇时间他们会选择接触大众媒介，有一半人选择看电视，电视成为农村受众获取外界信息的首要途径。在电视独占鳌头的同时，广播已经呈现边缘化趋势，对其使用情况和认知水平，都较电视、报纸、电脑和手机低。（见表1）

网民之中，年轻网民（20~39岁）占绝大多数。他们除对电视、电脑、手机有较多接触外，也不乏对报纸的喜爱。有21.43%的年轻人看报纸，占报纸受众总数的50%。在媒介接触频率上，广播受众每天接触人均频率至多为1.43小时；电视受众每天接触的频率人均至少为2.60小时；网络受众一天接触的人均频率至少为3.39小时。

2．受众媒介素养的多维构建。

全美传播学会将媒介素养教育具体化为五个标准和能力：首先是理解人们在私人与公共生活空间使用媒介的能力；其次是理解阅听人与媒介内容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第三是理解媒介内容乃是社会与文化产物的能力；第四是理解媒体商业化本质的能力；最后是使用媒体与特殊对象沟通的能力。（NCA，1998） [6]

笔者以为，媒介素养的构建，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受众素养的培养，是依次经历从被动向主动，从抽象理解向具体行动的多重转化和逐步具备上述能力的多维构建过程。

首先是基于媒介误读的认知分析。

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强调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媒介认知是素养培养的起点，并习惯上将其与情感、行为相对应。调查显示，农村受众对媒介认识存在一些明显误区：

目前，几乎所有现代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由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另一个是客观的“真实世界”。对未知“真实世界”的认识，很多人是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来判断，所以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很多人都会混淆。

本次关于媒介信息可信度的调查结果是：5.98%的受众选择“非常可信”；83.76%的受众选择“基本可信”；9.4%的受众选择“基本不可信”，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只有1个人。由此可见，大部分人对媒介信息的态度是持肯定的，只有少数人对其产生怀疑。

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虚拟世界”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重现，媒介传播的信息是经过重重“把关”、“议程设置”等环节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媒介世界与现实世界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差距，受众必须加强对媒介信息的辨析能力。

此外，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众对网络持怀疑态度。实际上，网络自身并不存在好坏问题，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或者社会组织，它的性质取决于使用者的能力和价值倾向，对媒介极端怀疑或盲目信任，都是片面认识。

因此，先要走出一系列观念和认知上的误区，才能为接下来的媒介素养培养夯实基础。

其次，基于接触倾向性的态度分析。

媒介认知的不断累积，可能影响人的观念、价值体系情绪或感情的变化，也就是心理和态度层面的转变。态度层面包含对事物性质的定性判断。调查显示，针对不同需求，村民会选择不同的媒介。

问卷中有一题“假如发生了与你们村生活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比如拆迁，你想了解清楚情况，你会采用哪种方式”，得出如下数据（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倾向于从人际传播的渠道而不是从其他渠道来获得信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外，人际传播特有的交流方式也很重要。

至于社会信息的获取，32.76%的受众表示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40.52%的受众表示没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26.72%则表示不记得。可见，他们倾向从大众传媒处获得社会信息。

最后，基于媒介使用的行为分析。

认知和态度上的变化最后通过行动体现出来，这也表征了媒介素养最终的形成。受众媒介使用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方面，媒介日常使用有倾向。调查显示，南沙农民收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有： 1．新闻与信息；2．电视剧；3．搞笑的娱乐节目；4．文化教育类节目。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有：1．获取新闻信息；2．聊天；3．打游戏；4．查资料或收发邮件。

另一方面，特殊事件中的媒介使用有难度。通过媒介来获得信息、进行娱乐和查找资料，是媒介使用的一般形式。面对涉及农民权益等问题时，利用媒介来维权，则属于媒介使用的更高形式。

据统计，在自身权利受损时，会选择“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人数只占22.41%，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的达44%，还有31%的人选择“没有办法”。因此，媒介素养的提高尤其要重视其在行为层面的提升，强化受众媒介接近、使用的能力。

三、相关建议

笔者以为，若要提高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

一方面，以“信息广州”建设为契机，加快信息化体系构建。

1996年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农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工程，农村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加快“信息广州”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在2012年前贯彻“信息富农”计划和国民素质培养目标。为了落实这些计划和目标，就要大力整合涉农信息，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等渠道，为农民提供气象、农资农机、卫生医疗、农业科技等信息服务。这些基于大众传播的信息化建设，为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培训，完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培养。

考虑到农村传媒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差异，以及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对传媒选择的影响，用完善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可以弥补大众传播的不足。施拉姆、罗杰斯等学者已经认识到人际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罗杰斯更指出人际传播是新事物影响流重要的传播途径。意见领袖作为人际传播的构成要素，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形成。因此，可以选择当地有影响的人为意见领袖，重点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然后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农村受众，逐步提高这一群体的整体媒介素养。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水平落后于城市且参差不齐，其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以发展教育事业和普及大众传媒为前提，以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向面为着力点，逐步推进，努力开创中国农民媒介素养全面提升的新局面。

注 释：

[1]张志安、沈国麟：《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 《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2][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魏文欢、罗杰斯：《发展传播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借鉴意义》[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4]范东生：《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J].《国际新闻界》1990年第3期

[5]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J].《新闻大学》1996年冬

媒介的发展方向篇(4)

【关键词】传媒产业化 媒介集团 对外传播

一、我国媒介集团化发展历程

我国的媒介集团化自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出现以后,人们不断地对这一新鲜事物从多种角度,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和评价。随着国内媒体集团的增多,媒介集团化已经成为我国传媒事业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在传媒领域不断对外开放,竞争也更加激烈的背景下,加快了我国媒介集团化建设的进程。我国目前已经组建24家出版集团公司,49家报业集团,出版行业上市公司11家(南方周末,2008年12月4日)。我国媒介集团化在发展过程中,控制总量合理布局,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发展集约经营,形成规模优势。按照专业分工和规模经营要求,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形式,组建一批主业突出、品牌名优、综合能力强的大型集团,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地区结构调整,促进跨地区发展和多媒体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集团做大做强。在现有试点基础上,组建若干大型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广电集团、电影集团,有条件的经批准可组建跨地区、多媒体的大型新闻集团。集团承担完成宣传文化工作任务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负责把握导向、制定规划、加强资产运作、财务管理。一来解决长期以来媒介单纯依赖国家财政的问题,二来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和“优化资源配置”,解决我国媒介规模普遍较小、无法同国际级的媒介集团抗争的问题,三是解决近年来媒介发展中因管理不善出现的“散”、“滥”等问题。

二、西方媒介集团化的特点

1、以大吃小,以强吞弱,强强联合,逐步形成集团化趋势。这是西方媒介集团目前发展的主要方式。一些资本实力雄厚、媒介技术先进的企业利用手中的资金和技术垄断市场,打压竞争对手,并通过政策来以大吃小,以强吞弱,兼并和重组中小传媒公司,迅速扩张自己的业务范围,逐渐发挥其自身的影响力。

2、横纵结合、纵深发展、多媒体、多行业、多区域、多国发展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标志。西方媒介集团在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产业的横纵结合发展上形成体系化,形成上中下游紧密联系的价值链。同时,西方媒介集团实施向外走战略,加快国际经营发展,诚如学界所言,“当今西方各国,新闻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纯粹是本国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只在本国经营,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3、传统与技术相结合,数字化、网络化成主流。传统媒体,利用网络平台、开发其内部价值,逐步走向集团化发展趋势。在多媒体时代,应用数字技术,可以将任何一种形态的信息转化成统一标准的信息资源,转化为统一的数字化信息。这样不仅打破了媒体之间的沟壑,也将各种信息整合、开发、利用在同一个组织结构内,发挥更好的优势。

4、政府参与、政策保护、法律法规健全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集中化变革,与政府的社会改革、产业的综合调整、法律的不断补充和修订不无关系。西方政府明确的认识到媒体在社会发展、国际竞争等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在社会变革中扶持本国传媒企业的壮大和扩张,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三、媒介集团在抢占国际话语权中的作用

无论是从我国媒介集团化发展的必要性,还是从近几年我国对外传播和一些敏感事件的上来看,我国需要强有力的对外宣传媒介集团,扩大我国在对外传播中的话语权。对外传播中,一些国际化的媒介集团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没有呈现出系统化的传播格局。一般是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一些大型媒体来承担。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与国外媒介集团相比,并没有占上风,因此,组建国际化的媒介集团,加强我国的对外传播显得尤为必要。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我国组建的媒介集团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动借鉴国外媒介集团,尤其是对外传播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型媒介集团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以电视、报纸、网络等多媒体形式的大型集团,在处理敏感事件和对外传播中,可以及时传达官方和民众的看法和意见,让国外民众从多种渠道了解中国。

第二、更新理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媒介集团。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介集团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介绍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载体,是国外民众和媒体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要在对外传播中彰显媒介集团的信息传播作用及在引导舆论方面的能力。■

媒介的发展方向篇(5)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辨；区分

如今，媒介生态学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带来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廓清这些认识，理清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关系，已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不是“原发的”

在中国媒介生态学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美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比我们早很多年，但是“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展开与它们并没有什么渊源。[1]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媒介环境学的区别，而忽略了国内外媒介生态学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将2001年后，“Media Ecology”在中国的独创性发展作为了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点。

（一）中国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来源于西方

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正是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然后又是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所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

（二）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一开始就注意运用平衡、和谐和系统等生态思想来研究媒介，并侧重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研究，关注人、媒介、社会、受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构建。但是早在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宣称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之后，西方很多学者便开始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秩序。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就非常重视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他还运用了一个生态学暗喻，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2]可见，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思维范式取向上异于西方，但是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研究存在学术渊源”[3]。

二、“媒介生态学”是不是中国的原创概念

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4]笔者认为“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于对北美“Media Ecology”的直译，只是后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存策略”以及“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原创性的理论。中国学者使用此概念绝非巧合，更非原创，而是与北美“Media Ecology”有着密切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Media 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北美

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是1996年3月召开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后被收入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业现状与趋势》一书。然而，早在1967年，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一书中就最早提出了“Media Ecology”的概念。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作演讲，首次公开介绍并明确提出“Media Ecology”一词。后来，波兹曼又在纽约大学拓展媒介研究课程，并将这一术语转变为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二）中国最早出现的“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态学”概念都是“导入”，而非原创

有学者评价说，裘正义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系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导入‘媒介生态’概念的专论”[5]。这里的所谓“导入”，即引入，也就是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引入到另一个地方。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媒介生态”概念的出处，但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北美提出“Media Ecology”20多年之后，而“Media Ecology”的中文直译就是“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

中国学者尹鸿、崔保国、邵培仁等最早明确地将“Media Ecology”引入中国的时候，都是将其翻译为“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被认为是“国内新闻界杂志中最早提到‘媒介生态学’一词的”，但“尹鸿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6]

三、中国学者把“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是否存在误译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进而用社会大环境是水，媒介是水中之鱼来诠释“媒介生态学”，违背了北美“Media Ecology”的基本观点。[7]笔者认为北美“Media Ecolog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都具有多向性，中国学者的翻译并不存在误译问题。

（一）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 Ecology”属于同一个学科范畴

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理论前提预设和逻辑起点一致。它们都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媒介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媒介现象的本质，实现生态学和媒介学的对接与融合。它们都属于媒介生态学的学科范畴。

北美的很多“Media Ecology”研究先驱在一开始就有生态学互动、平衡、和谐的意识，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谓“技术生态”的思想，谋求技术的人性化、技术的有机化，强调人类生态的平衡不能因为机械技术的到来而被打破。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生态学的思想，但他们的著作有关生态学的暗喻随处可见。[8]“Media Ecology”学会的章程第一条还开宗明义地写道：“媒介生态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邵培仁更是为媒介生态学正名道：“但凡能以生态的眼光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其实统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圈中”，而“‘Media Ecology’从字面上看，其准确恰当、无可争辩的译法就是‘媒介生态学’”。[9]

（二）北美“Media Ecology”具有多种含义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背离了北美“Media Ecology”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依据波兹曼本人在1968年给“Media Ecology”的界定：“Media Ecology”是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主要探索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的生存。[10]52

其实，波兹曼本人就是一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人，其观点也存在先后的不一致，以至于梅罗维茨没有沿用他的导师所定的“Media Ecology”这个名称，而是另起炉灶用“Medium Theory”来称呼这个研究传统。[10]65李明伟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中也没有把波兹曼列入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原因是波兹曼对“Media Ecology”的某些认识和分析更倾向于批评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包括波兹曼本人等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吻合。而何道宽则表示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处于中心位置；而“媒介环境”是一个中观概念，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媒介营造的环境。可见，在中国学者眼中的媒介生态学是广义的，包括被波兹曼界定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媒介环境学。波兹曼对“Media Ecology”的界定只是为北美“Media Ecology”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并非其全部内容。

四、“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是否需要区分

美国“Media Ecology”学会副会长林文刚、深圳大学的何道宽都认为：“把‘Media Ecology’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11]

随着对北美“Media Ecology”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起源、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鉴于此，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将两者区分开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助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弥补不足，不断完善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不关注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和组织准备的严重缺位，研究方法趋向于定量研究，不作结构性分析。而北美媒介环境学着重探讨媒介本身的变迁和发展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融入并借鉴了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理论根底扎实，知识渊博，思维方式也是多元的。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有助于看清各自研究的轨迹和特点，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的交流，并借鉴媒介环境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阔的学术视角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得出更多创新性的成果。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多个要素。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以不同要素为中心也就形成了不同偏向，构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以媒介为中心，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其生存发展的制约，构成媒介社会学范式；北美媒介环境学以人类社会为中心，考察媒介创造的生态对人类的影响，构成媒介环境学范式。两者之间互相补充矫正，正好成为媒介生态学之树上的两朵璀璨之花，形成珠联璧合之效果。

（二）有利于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的拓展与深化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可以为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指明方向，使其更加清楚地审视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路径和特点，积极引进和借鉴国外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分析当前中国的传播现象，关注中国语境下的传播环境问题，深化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挖掘中国本土的媒介环境思想，吸引更多跨学科人才的介入，开展跨学科领域的研究。

学科的发展就是理念不断清晰、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在不断地发展演进、充实和完善，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层次和范式。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J].中国传媒报告，2003(2)：20.

[2]孙滔.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构建、创新与困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6)：30.

[3]袁靖华.生态范式：走出中国传播学自主性危机的一条路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6(3)：72.

[4]阳海洪，赵平喜.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J].新闻界，2009(2)：68.

[5]宋超，赵凯.深水静流(1929-200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57.

[6]杨婷婷.论中西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差异[J].新闻界，200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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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角(总序)[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媒介的发展方向篇(6)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统报业；困境；机遇；对策

中图分类号：G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2-0062-02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变革以及受众的需求，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发展，使得传统媒体尤其是报业受到较大冲击，其发行量、广告收入等发展都开始落后于各种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其惊人的发展变革速度，使得媒介融合的趋势已经逐步形成并且不可逆转，因而媒介融合也成将为传统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报业在媒介融合趋势下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同时也会遇到较好的发展机遇。

一、媒介融合的现状

1.媒介融合的概念。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最早提出“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中提到“传播形态融合”，正是指媒介之间相互融合的寓意。喻国明教授在《传媒经济学》中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同，以信息技术为中介，以卫星、电缆、计算机技术等为传输手段，数字技术改变了获得数据、现像和语言三种基本信息的时间、空间及成本，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了整合，不同形式的媒介彼此之间的互换性与互联性得到了加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 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强调各种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此后，学界进一步认为“媒介融合就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背景下，以信息消费终端的需求为指向，由内容融合、网络融合和终端融合所构成的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候’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这是所有媒介在数字化时展的内在驱动力和终极目标，由此带来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统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交融，形成了融合化的‘大媒介’产业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融合并不是指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机械化的组合在一起，而是各种媒体相互穿插交融衍生出新兴媒体的媒体现象。

2.媒介融合的现状。经过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目前存在的媒介形式主要有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手机等。而中国传媒业已形成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共同构成的多角度、多方位的传播架构。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加快了媒介融合的步伐，因此媒介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就目前国内形势来看，多种媒介融合的规模尚未形成，媒介之间的融合处于起步阶段，融合模式较为单一，基本上都是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单向融合，如电视与网络的融合、广播与网络的融合等等。2010年，我国“三网融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而带来了媒介从内容到终端的全方位融合。“三网融合”包括[1]：内容融合，即各类纷繁复杂的内容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运营[2]。渠道融合，即对原有的广电网络进行更新换代，通过网络渠道、卫星渠道、有线渠道等渠道传播内容[3]。终端融合，这包括电视、手机、电脑、PAD以及其他通讯设备终端的融合，另一方面包括终端设备的融合和终端服务的融合。

3.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计算机网络、电信网络和广播网络“三网合一”的形成，能够给受众带来一种全新的消费习惯，进而加快新产品的推广，加速P2P技术、无线通讯技术等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媒介融合的技术，与传统的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相互交叉、渗透，定会促进新媒体的出现。然而由于政策壁垒、技术壁垒、管理壁垒等影响，我国媒介融合的发展并未像欧美等国家迅速，但是随着全球信息化以及全媒体的时代的到来，媒介如何的趋势势必不可逆转。媒介融合不仅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利润与较低的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高质高量的信息。同时有学者指出，媒介融合的最高形态称为整合媒介，整合媒介包括组织融合、资本融合、传播手段融合三个主要阶段。整合媒介将会成为未来媒介发展中的一个趋势。

二、媒介融合趋势下传统报业的困境

网络技术与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媒介环境，互联网、手机、PAD等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报业惯有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传统报纸面对新媒体的发展以及媒介融合的趋势，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体现：

1.时效性不足。在媒介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报纸携带较为便捷，因而成为了人们最热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然而在媒介融合的今天，报纸的传播速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信息获取时效性的要求，而携带同样方便的手机、PAD等新媒体则以其及时的信息满足了受众对于时效性的高要求，得到了大家的青睐。传统报纸在传播内容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排版、印刷等制作，而新媒体几乎可以使受众在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信息，其信息的速度远远快于传统报纸。尤其是对一些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传统报纸的报道显得更为滞后。这样便使一些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放弃了传统报纸，改而使用新兴媒体来获取更新更快的消息。传统报纸的受众老龄化以及受众流失现象日益突出。

2.互动性不足。传统报纸的最大特点就是单向传播，虽然也有些报纸开办了读者来信互动的版块，但是当新媒体出现后，这样的互动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网络平台的出现、手机短信的简便等形式，都为受众提供了互动的场所。一些网站的论坛以及当下流行的微博，更使得受众可以对某一事件第一时间进行评论、抒发表达自己的观点情绪，同时受众也可以成为一名草根记者，对某一事件进行报道。相比报纸的读者来信互动来说，这样的互动模式受众更容易接受，也更为方便。由此可见，传统报纸在与受众的互动环节上处于劣势。同时，由于传统报纸是单向传播的模式，在传播过程中受众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无论好坏、感兴趣与否都只能是一味的接收信息，而媒介融合趋势下的信息传播改变了单向传播的局面，受众面对信息时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3.信息量以及趣味性不足。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每天的海量信息相比，传统报纸则由于版面以及出版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传播信息数量方面望尘莫及。同时，传统报纸的版块设置大都以时政、民生、经济、娱乐、体育等为主，传播内容的局限同时也使其趣味性略显不足，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新媒体传播的海量信息则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各行各业，并且会以各种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如视频、图片等，这样以来其趣味性与可读性均强于传统报纸。

三、媒介融合趋势下传统报纸的机遇

不可否认媒介融合所建构的新兴传媒环境带给受众许多传统报纸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我国目前的媒介环境正处于媒介融合的起步阶段，媒介融合的准则框架等都较为混乱，因此，新媒体所建构的传媒环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同样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小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正是传统报纸在未来的转型发展中可以把握的机遇所在。

1.新媒体对信息的真实性把关不足。新媒体给公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然而部分人为了获取点击率以及出名等目的，大量虚假不实的信息，使得新媒体海量信息库内充斥着诸多不真实的信息，造成严重的信息污染，影响受众的思辨能力。而传统报纸的信息都会经过采、写、编、评等环节，最后呈现在受众面前的信息都是经过许多媒体人审核、把关的信息，是有着正确舆论导向的信息，因此在公信力方面，传统报纸相比新媒体更为可信可取。

2.新媒体对新闻报道的深度不足。新媒体满足了受众对于信息时效性的要求，这必然导致其提供给受众的信息比较肤浅，新闻报道的深度明显不足。传统报纸有着长久发展形成的报道模式以及文化底蕴，同时也必然会拥有一支优秀的采编队伍，对某一新闻会进行跟踪报道，挖掘新闻表象背后的真相。因此在报道深度方面，传统报纸更胜一筹。

四、媒介融合趋势下传统报纸的应对

1.与新媒体合作。纵观传媒发展的历史，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不可能完全取代某一种传统媒体，传统报纸亦是如此。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迁，传统报纸仍然会拥有自己特定的受众群体，因此所谓的“报纸消亡论”未必会实现。但是，传统媒体面对全新的传播环境，如若不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其发展的空间势必会逐步缩小。面对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传统报纸也应顺应发展的步伐，寻求与新媒体的融合，使自身能更好的得到发展。传统报纸可以与网络媒体合作开办自己的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打造自身在网络环境中的影响力、树立品牌、提高价值。这样既可以提高传播信息的时效性，也能打破传统报纸单向传播的模式，更好地与自己的读者进行互动。另外报纸也可以选择与手机运营商合作开展手机报业务。当下也有一些报纸与电视媒体合作，开办一些诸如读报类的节目，使得受众对于报纸的兴趣增强，增加受众的阅读欲望。

2.培养高素质的全能记者。传统报纸相比新媒体而言，拥有一批高素质的采写记者，然而面对媒介融合的时代，记者只会采写已经不足以满足这一行业的发展。媒介融合环境下的记者应该是类似于西方冠名的“超级记者”，这些记者掌握较全面的多媒体技能，他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

3.办有特色的报纸，受众定位明确。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统的报纸应该改变思维模式，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办有特色的报纸来吸引更多的受众，从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因为版面的限制，传统报纸在的内容上应该有所取舍，力求突出特色，做到内容与众不同而精彩。同时，受众是独立的个体，对媒介的选择自然不同，传统报纸应该明确自己所要争取的受众群体，细分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受众群体，从而使得报纸结构更为合理，而是迎合所有受众的胃口。

4.保持自身良好的传统。传统报纸在与新媒体融合的同时，应该保持自身长久发展沉淀下的良好传统，如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深入等。而不能因为要更好地顺应融合趋势偏离正常的轨道，也不能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而不良信息，使自身变得与一些新媒介一样庸俗。新媒体的兴起，使得媒介环境竞争日益激烈，传统报业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媒介融合，给传统的报业带来了一种新的发展思维。与新媒介融合，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当前传统报纸的首要任务。如何在日趋复杂的环境中立足，如何在融合的道路中走出自己的特色，如何在稍显庸俗的传媒领域中继续保持自己良好的传统，传统报纸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 喻国明.传媒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媒介的发展方向篇(7)

关键词：平面媒体 区域经济 相关度

媒介经济是整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一切经济的共性；媒介经济又是影响力经济，它的双重性使其显示出相对复杂的经济形态。第一是它的接触性，媒介经济的形成首先是凝聚受众注意力的规模；第二是它的消费性，媒介消费者实际拥有的社会消费能力。

媒介经济存在两个依赖：一是对媒介影响力的依赖，二是对广告的依赖。表面上看，媒介影响力与纸媒的议程设置关联度非常强，如果缺少发行经营手段，媒介影响力同样抵达不到峰值。平面媒体影响力与平面媒体的产品销售，即与发行量的关联度密不可分，与实际阅读流量也呈正相关关系。

媒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广告必然与经济发展紧密关联。首先是消费者对媒介产品的消费程度，媒介产品的消费依据消费者的文化素养，也受到经济能力的制约，而广告商对广告的投入依据消费者的社会购买力。广告拟态出个体消费者的经济环境，对社会产品的销售及消费进行了另一角度的测评。

媒介经济存在于社会整体经济中的发展趋势，由多种因素制衡，其中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因素，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经济因素的依赖度是最基础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在媒体管理模式、区域群体综合需求、区域经济环境。新疆媒介经济在新疆区域经济环境中受到正负两方面的关联作用。

新疆平面媒体市场化走向受到新疆区域经济负面因素影响的相关度

新疆经济的区域性与平面媒体经济的区域性。新疆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决定了新疆经济的区域性特点，新疆经济的区域性特点延伸到了新疆媒体经济。与内地报业市场的远距离相隔，新疆平面媒体市场局限在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从区域之外进入新疆平面媒体市场的产品数量十分有限，进入者对市场目标的争夺定位在媒介产品销售上，无力于争夺新疆广告市场份额，新疆广告资源被新疆媒体如数囊括。外界难于进入新疆媒介市场，新疆媒介也难于进入区域之外的市场，新疆平面媒体媒介产品完全封闭在本地区域内。

对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新型媒体发展势头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媒体在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快于相对滞后的地区，对平面媒体市场走势的影响也强于后者，处在相对置后的新疆平面媒体获得了一个缓冲时间，中国发达地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缓冲时间为10至15年，新疆平面媒体市场打开缺口的时间表将推后很长一段时间。从一种观点上看，它给新疆平面媒体减弱了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留有一个缓冲的空间，但这样的空间，是一个弱势的空间，并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新疆平面媒体的充分发展。

区域性特点导致新疆平面媒体在区域内竞争，给区域外竞争增加了难度。新疆经济报与南方航空公司联办的《旅游报》在北京市场竞争了三年，这是新疆少有的能在疆外竞争的报纸，一直苦苦坚守到2007年，最终撤出了北京市场。新疆平面媒体试图以成立集团、加快市场化、解决体制不顺等问题的方式改变现状，但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平面媒体市场态势，与市场化激活的竞争力形成了对冲。

新疆平面媒体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高于发达地区。中国媒介经济始端于改革开放，在二元经济结构框架的土壤上萌生。媒介经济与社会经济存在“种群关系”，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和经济水平决定一个区域媒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对媒介经济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中国媒介经济的活跃因素首先聚合于都市类媒体。以都市类报纸为例，因为寻求最大限度的广告资源是报纸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唯一经营模式，而二元经济结构造就的商家追求的高附加消费群体聚集在城市，因此，都市类报纸在面世之初就以这一消费群体为经营目标群体，由此打造的巨大广告资源与低价报纸售卖的联盟首先在大中城市生根开花。

固然，“报纸是城市化的产物”，但报纸在经营过程中，一旦以将报纸的影响力向广告主寻租作为核心竞争力时，报纸发行目标选择的参考价值将以广告主的潜在利益为主导，目前报纸流行的销售理论中的“无效发行”，就指的是不能带来广告量的边际发行量，从而以读者为首先选择的报纸发行导向，退到了被次要选择的价值取向。都市类报纸拥有的读者群体的分布，基本吻合二元经济结构造就的消费能力等级分布，也源于纸媒为追求广告资源而在自己认定和人为规划的区域中低价销售报纸的培植，逐渐形成了平面媒体的二元经济结构。

新疆地广人稀，农牧区的人口多而分散，平面媒体的受众需要一定的文化层次，其媒介产品销售的特性又带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新疆平面媒体产品抵达农牧区的难度强于内地其他省份，进入新疆农牧区的平面媒体媒介产品的数量不足以形成影响力经济，新疆平面媒体基本上放弃了对农牧区的利益诉求。新疆党报在农牧区的发行量完全指向宣传的需要。新疆涉农广告本身就少，有限的涉农广告选择了其他媒介，新疆平面媒体上的涉农广告少之又少。

媒介二元结构呈现的结构性矛盾激化了区域性市场进入的泛滥，固定在广告资源争夺上的经营模式限制了媒介经济从内涵向从外延上的拓展，过度依赖追逐具有较强消费潜力的受众导致媒介同质化竞争。《都市消费晨报》、《乌鲁木齐晚报》、《新疆都市报》的同城竞争态势加剧了新疆平面媒体经济的二元结构强度。

由调查得出，新疆各地区主要报纸发行量低，发行量低所带来的问题是平均成本增大，吸引广告的能力低，而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恰恰是新闻媒介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新疆的多数报纸，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报纸运行十分困难。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首先会影响到新闻媒介的传播质量，使新闻媒介的发展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

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对广告的影响。据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08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达4203亿元人民币。2008年新疆地方财政收入达361.06亿元人民币。

新疆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群体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变化，消费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横向比较的结果表明，新疆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仍排在靠后的位置，新疆媒介经济不可能超越社会整体经济。

新疆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其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单一生产结构，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严重滞后。广告以推动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为第一大类，新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状况决定了新疆本地广告资源的不足。

新疆平面媒体市场化走向受到新疆区域经济正面因素影响的相关度

新疆经济发展对媒介的传播要求。随着对新疆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优势资源的开发，新疆正在成为国家能源资源接替区，基础建设、设施农业、边境贸易等给新疆经济注入了活力。今年，中央提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新疆经济大发展，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新疆经济发展向新疆媒介提出了适合新疆经济发展的传播要求，意味着向新疆媒介的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极大地影响到新疆媒介经济的走向，影响新疆平面媒体的市场化走向。

在未来的几年里，新疆平面媒体获得的行政广告资源、商业广告资源将呈上升趋势。

生活水平的变化对媒介的传播要求。新疆经济发展，不能单靠一座接一座的高楼拔地而起、一个接一个的大项目落地而成，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只有当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时，才能把现代化的气息延伸到城乡统筹的各个角落。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带动服务业的扩大，社会群体对各类生活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它将导致平面媒体广告类别结构的变化。

分类广告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向读者提供大量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实用信息，读者能够通过这些信息解决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小分类广告满足了受众所需要的“售屋租房”、“求学辅导”、“出让转卖”、“家政保育”等信息。小分类信息范围的扩大、量的增加，其基础由民生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作支撑。

新疆平面媒体小分类广告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类别的广告。《都市消费晨报》、《新疆都市报》分类广告占版面积每天保持在4至6个版。两家都市类报纸小分类广告的年收入分别达到4000万元和1000万元，从过去广告经营中的“丑小鸭”变成了一大亮点。

传统报业发展到今天，如何对信息进行深度开发和再度利用已经成了关乎今后报业进一步发展的紧迫课题。报纸广告将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信息源。新疆平面媒体目前小分类广告同时采用两个通道，即在纸介上后，又借助于网络。网络利用纸媒信息建立起了面向公众的信息资料库。

区域经济环境改变促使新疆平面媒体调整盈利模式。平面媒体遵循的一般经营模式是，增强媒介的影响力、吸引力，促进发行的市场占有率，带动广告的吸附力。从广告的服务对象来说，广告主选择投放对象，首先关注媒介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读者的阅读率、媒体的品牌效应和美誉度，看重的是广告投放的效果。从产业构成上说，广告、印刷、发行是传统报业的三大产业支撑，尤其是报业的广告经营。这种传统的报业经营模式从现代报纸诞生以来一直在延续，在广播、电视的挑战下，其运行轨迹依然如故，未做大的调整。

近20年，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向纵深蔓延，传播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世界报业的经营模式多元化。日本《读卖新闻》把保险业作为报业集团经营的主营业务，默多克新闻集团在多元产业优势互补的推动下涉猎全球传媒资源，包括中国的新媒介资源。报网融合的经营模式在全国平面媒体中遍地开花。

随着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环境的改变，新疆平面媒体经济的环境也将改变。《新疆经济报》报业集团以亚心网为依托探索报网融合的经营模式，目前形成的产业链有待进一步延伸。新疆平面媒体一致有着清醒的意识，增加非广告经营收入，调整广告在媒介经济中占比居高不下的经营模式将是未来平面媒体转变盈利模式的关键。虽然不是直接的影响因素，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对新疆平面媒体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对平面媒体广告的拉动。新疆的经济状况在西北各省区中并不是最落后的，而且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但是，新疆在全国仍然是属于后列的。媒介经济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的程度影响着平面媒体广告的拉动，新疆GDP在逐年增加，新疆主要平面媒体广告额及新疆各主要地区平面媒体广告额也趋于上升趋势。（本文为“平面媒体市场化走向与其分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李晓枫：《中国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2.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2007年至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