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篇(1)

从媒体发展历史来看，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直接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变更。而每一次媒介文化形态的变更，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媒介文化形态的更替还带来了媒介内部文化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每种媒介形态根据其特点，都占据自己的生态位，共同支撑起整个媒介生态，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每当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发展，它必然会长期影响其他一切形式的发展，旧的媒介也会在竞争发展中蜕变出新的媒介，从而形成共同演进的局面。“纵观历史，世界传媒业经历了由报纸‘一枝独秀’到报纸与广播‘并驾齐驱’，再到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然后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四强相争’，如今又进入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介形态相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发展阶段。”媒介融合指当前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在技术上，数字化、网络化使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形态的媒介内容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来传输和存储，并依托互联网在同一平台上呈现，从而模糊了不同介质之间的物理界限，统一为某一数字终端的“融合媒介”；在市场上，媒介融合使原来分立的媒体之间、广播电视与电信业间呈现市场边界消融、日益一体化的趋势，媒介集中化的趋势加剧。媒介融合给各类媒介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但是一体化又蕴含着同质化的极大风险。媒介融合形成的“杂交的媒介生态”，打破了媒介之间原有的边界，使他们无法简单地概括与区分。比如，过去电视台主要提供声像，而在网络化、数字化的媒介平台上，所有采集的信息被电子化地分解为更便利快捷利用与再利用的信息，电视新闻可以同时出现文字、声音和移动图像不同组合的多种形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媒介彼此间身份意识模糊，同质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电视的内部，电视形态日益分化也改变着其在大众心目中的既有形象。如手机电视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业务聚合于手机移动终端，携带方便且集通讯与传媒特性于一身，成为了理想的个人信息终端；IPTV（网络电视）则融合网络与电视媒介，可直播或点播音视频节目，并进行即时互动，还可享受网络游戏、订票、缴费、查询信息等电子商务服务，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务终端。人们惊呼“电视不再是电视了”，电视作为现代文明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这一文化身份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已经日益模糊。

二、电视文化当代认知中的几个维度

目前，电视仍然是人们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媒体”。但是，电视媒介如何从媒介融合的趋势中，克服同质化的危险，弥补形态分化的不足，进而通过自身的有效传播，凸现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在文化自觉的实践中还原并重构甚至超越自身在大众中的印象，需要从电视文化的角度确立如下几个维度。

1.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在当代媒体融合的语境下，电视以直观的影像画面和电子媒介的制作、传播方式给观众构筑了一个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已经完全突破了电视的原有局限而进入千万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变成了以人的活动时空为转移的完整意义上的第二空间。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无不如影随形地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的点滴密切相关。它以影视画面语言为艺术载体，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在广义的电视屏幕上幻化为逼真的视觉和空间的真实，呈现为影像“场”的多维的立体空间，这一时空通过电子光波直接送进了无所不在的人类活动，送进了观众日常生活的中心。观众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观赏，参与审美，甚至参与了制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媒体时代，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电视的独特之处首先来自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说，电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种将艺术融于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感知的文化行为。因此，电视文化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交互作用的整体文化环境中，确认电视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认定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当然，大众文化本质身份的确认，并不能排斥电视文化本身的审美创造。当代中国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特定的国情和体制又决定了中国电视文化，并非单纯的大众文化文本，而是现代大众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以及社会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电视审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论述，从内在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电视文化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环境还是内在的分析，电视媒介的第二个文化身份，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日益发达，受众的市场日益细分，更需要强调精神性对物质性的警惕与超越，对制度性的选择与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体融合的当代背景下，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对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人们来说，全球拼贴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舶来品和娱乐品被消费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参与，它必须与本土的价值观结合并对其进行叙述，才能使相对遥远的事件和问题找到本土的意义关注点。因此，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出发，电视文化还应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这一身份。当然，地域文化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在国际、国内比较中，地域文化强调的是国内传统文化；国内地域比较中，凸现的是多样的、丰富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电视媒介通过对独特的民族风景、传说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和重新创作，传达出独特的民族历史感和命运感，促成了人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当代教育传达

当前，经济全球化、传播网络化、媒介数字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电视文化的身份承受着多样的冲击，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构。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华，如何有效地把握内部裂变所带来的文化撕裂，需要我们从电视文化的当代传达中所确立的精神立场，采用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从而有效发挥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场

在全媒体时代，电视经由多种传播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面向最广泛的大众，因而，其“民间艺术”的特征日益明显。当前，尽管受到了新媒介的冲击，但相比较而言，电视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语言的直观、易读和类似于“说书”方式的娱乐世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成为了最广泛的世俗民众文化娱乐的首选。从电视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审美特质来看，电视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化空间色彩，这种色彩推及开来就是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欢也最善于通过一个个“个人”来体现其内涵。当前，电视成为了一种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间”、走进大众的审美文化新样式，并被赋予了电视将艺术行为融于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感知的极具渗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着对同一事实的多种不同观点的多样集中传达，电视文化的传播需要适应多样的表达，并从中确立起自身的主体价值。在全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媒体不仅分流了传统电视最具购买力和成长性的受众，而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意空间。从长远来看，伴随着全媒体成长的一代，将对传统电视的单一产品形态、单向传播方式、大众化的传播内容无法接受，多媒体形态、互动传播、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新一代受众心目中的媒体标准。因此，电视文化只有针对特定的受众，开展传播对象的细分，采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格局。

3.本土化的叙述模式

媒介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媒介全球化；新媒介

一、21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大众媒介飞速发展，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可以说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当代传媒模式的变化包括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变革之一。这些进程体现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社会领域。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面的分化的社会现象。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单一的状态，相反它指的是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全球化的相互联系模式。而大众媒介正是通过源源不断的图像与信息，向大众展示一个流光溢彩的图像世界。媒介已经成为人类真正的宝库，它再现整个人类的真实生活。在新世纪里，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建立于知识之上，一切都开始悄悄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价值取向和动力虽然在各国不一样，但全球化的思想在媒体上的共鸣使知识不仅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而且已经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基于知识来适应现实生活，人的思考和行为须臾都和媒体提供的知识及一切信息融在一起，正在使人类社会清澈见底。

二、在媒介全球化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全球化背景要求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

自从大众媒介发展以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认识世界的渠道，一个是我们实实在在地所生活的那个空问或社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生活世界；另一个是无限扩张的媒介化的社区，它可以被称为虚拟媒介世界。李普曼说他说的“虚拟”并不是指撒谎。“眼见为实”，亲身直观外部世界应该是可靠的，但是它只局限于感觉所及的范围，何况还不能排除感觉不能识别的假象；而媒介世界则力图向人们展示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样，人们既可以从真实生活世界中获得认知，也从媒介上获得认知，并通过媒介与另外一些遥远的人建立联系与交往。这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典型。网络社区存在于无形的信息空间中，它和真实生活世界一样存在着声援游行活动、联谊活动、交易行为等。真实生活世界与虚拟媒介世界彼此相那样丰富，全面和真实。因此，虚拟媒介世界对人们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互影响。人们会依据从媒介上获得的信息指导现实生活，也会以移植真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虚拟媒介世界中的事务，更进一步的是，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人们从真实生活世界获得的信息可能远远比不上从虚拟媒介世界获得的信息了超越真实生活世界的趋势。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媒介化了的人。于是全球性媒介作为理性媒体的外向扩展，走向全球的每个角落，指引人类的思考和美好的追求。互联网及一切印刷媒体一旦回归人类的本性和善良愿望，都可以传播到地球的每个地方。互联网是新世纪的真理高速列车，涉及经济、政治和所有社会领域，在它的冲击下，空间遥远和意识控制已经不起作用。越是控制媒体的信息，越是暴露丢失真理的灰心丧气，因为真理从不惧怕人人皆知。每个人只要有一台接通网络的电脑，只要愿意的话，就可把看到。听到的事实和意见告诉全世界，真理再无法被锁定在密室里。面对信息大潮的喷涌，层层把关人的操劳大都徒劳无益，真理源源不断从中倾泻出来。

只有世界性的媒介才有世界性的报道，把单一的事实置放在人类完整的实践中才有真理传播的科学性。封建社会的愚昧、专制状态不仅在于自然经济的内向性，而且在于媒介的稀少并且信息的封闭。

1850年太平天国的起事，在三个月后才传到西北各省，而在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在几分钟内就传遍了全球，人们对战争的详情和起因了如指掌。卫星电视和跨越国界的报刊提供了每个细节，互联网上的种种意见揭去强辞夺理的伪装，在全球性媒介的聚焦下，人类社会透明了，掩盖真理的阴谋和巧辩失去了效力。互联网时代逼迫传统媒体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因为传统媒体的自限性报道遇到了麻烦：假话一出笼就被网络揭穿，封锁信息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欺骗性宜传遭到哗然的嘲笑……传统媒体只能洗心革面，向受众真诚地敞开大门，尊重现实和受众的知情权。传统媒体强化新闻意识，写出真理的深度，仍能把失去的受众吸引过来。一旦人们从传统媒介得到在网上捕捉不到的理念，传统媒介的生机就焕然一新。用正确的思想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件，满足受众闻知世事的需要，是新闻传播的生命过程，无论网络还是传统媒体都有体现这种生命力，也有各自的优势，就看哪个发挥得最彻底、最全面、最有声有色。在新世纪，面临危机的不是传统媒体，而是传统媒体的旧体制、旧理念。它能不能走向世界，要看它给人类能否奉献真理，让人们透视社会的一切。

媒介文化论文篇(3)

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刺激传统媒体记者开始全媒体化，受众兼具信宿和信源的双重身份。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呈现出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转移的趋势，人们逐渐习惯运用各类社会化媒体来整合自己的人际资源，各类信息依托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得以快速蔓延。现在，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性使我们生存的世界正在重新部落化，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现已发生巨变，技术语境的变迁赋予社会化媒体受众更多的信息权力，他们既可自行生产信息，成为信息生产的前端;也可转引他人信息，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环。面对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社会化媒体的受众解读信息的能力与其是否能够接近事实真相密切相关。因此，培养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利于受众判断力和消费信息能力的提升，从而降低盲目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

二、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信息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劳动分工的时代背景下，人际交往的方式逐渐虚拟化，面对面的亲密交往行为被社会化媒体中的即时互动取代，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报纸作为受众了解风险信息的主要媒介，具有“喉舌”和“过滤”功能，它们通过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体的把关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释放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受众开始成为自己的信息把关人。Lindsay认为，各类风险事件验证了社会化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如发出预警、接收与求助救援、恢复工作以及监测事态发展和实时信息。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各种信息风险，笔者认为“信息风险”是指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由于信息内容的失真、损耗或迟滞等原因从而导致谣言的生成和扩散，最终影响受众的信息决策，引起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风险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曾指出: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社会化媒体信息流动的特点模糊了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之间的界限。一些国际风险信息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得以在中国境内传播，如“美国校园枪击案”“波士顿爆炸事件”“马航MH370失联”等都曾在我国的社会化媒体中引起热议。此外，信息传播空间的改变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更难控制。西方媒体能跨过政府的信息宏观调控，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直接向中国受众传播信息，既可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我国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受众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更加好奇，因此受众并不排斥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联社”有13万粉丝，尽管粉丝数量远远低于我国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但从评论和分享的情况来看，其信息具有广泛市场。基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固有差异，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削弱我国受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第二类是盲目相信社会化媒体中的熟人信息所带来的信息风险。社会化媒体使朋友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开始向网络空间转移，通过微信、微博、人人网和QQ空间的高互动性不断加强虚拟和真实空间中的社会联系。信源的确定性使受众盲目地相信信息内容，在不确定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信息传播至下一个圈层，不确定性消息在熟人社会的快速传播容易演变成谣言且不容易被控制。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类是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报道议程设置中的信息风险。目前，我国的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多以新闻整合的姿态出现，信息更新速度虽然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但准确度不高。在传播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常因追求速度使失真信息广泛传播。如在“MH370失联事件”中，腾讯新闻客户端通过整合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未经证实的信息导致了网络谣言的发酵，之后腾讯新闻客户端开设“辟谣专版”专门为已的消息纠错。同时，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的议程设置方式中也隐藏着信息风险。议题的设置与组合安排方式建构了社会风险，社会化媒体的议程、政府议程、传统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相互影响，新闻客户端在整合新闻资源时建构了信息风险，影响了受众对生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如近来腾讯新闻客户端连续报道的“女生返校途中失联”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安全的讨论。在社会化媒体场域内，与受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信息更容易被受众关注和感知，也更易引发社会风险和道德讨论。当下社会化媒体成为建构风险信息的平台，其信息流动的特点和多元化的传播功能既能够传播积极信息，也能使风险信息更具传播力。社会化媒体受众以草根阶层为主，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研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受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应对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新路径

(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英国学者凯丽•巴查尔格特(GaryBazalgette)认为，获得进入多种媒介和接触各种媒介传播内容的路径，并能对此作出明智的选择;了解各媒介使用的独特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懂得媒介的产品制作过程、制作目的，以及媒介如何应对其受众的反应;利用媒介表达思想和传播信息。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开教授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中将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受众使用媒体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培养受众面对信息时的批判性思维，并掌握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传播环境。

(二)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受众媒介素养的延伸

1.受众进入社会化媒体信息场域的技术素养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以及各类智能终端的开发利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已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基于web2.0技术之上的社会化媒体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联系、文化娱乐、了解信息和学习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技术素养是受众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运用科学技术和使用信息产品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和各类APP构成了受众进入社会化信息场域的物质基础，了解社会化媒体是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前提条件。首先，受众应获得硬件设备、掌握接入互联网的资源并对各类智能设备有一定的认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现有的各类设备之外，也应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类新产品的技术特点。其次，应掌握下载和安装各类社会化媒体软件，包括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和其他社交软件。受众对社会化媒体的消费诉求不同，在了解各类App的布局特点和使用方式之后，大多数受众会在众多App中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产品，如今各类App纷纷推出个性化服务，明确的消费目的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使用信息。再次，受众应掌握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各种基本功能，培养自身独立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即发送信息、接收推送信息、分享已接收到的信息、向他人转发信息和通过评论表达自我。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会收到自己所关注的其他账户的推送信息，推送服务节省了用户搜索新闻信息的时间，各类公共服务号、新闻客户端以及关注的人所生产的信息随时会被推送到每个节点，收到信息的个人通过分析解构信息之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信息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将信息转发给其他目标对象。社会化媒体的评论则是表达自我和参与舆论建构的重要功能，评论功能的有效使用可以使受众与他人沟通思想，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现如今，各类第三方应用之间的连接极大地丰富了受众体验，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技术素养已成为社会化媒体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向度。

2.受众批判性思考社会化媒体信源的能力

受众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满意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即选择或然率越高的信息越能吸引受众，因此，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其成为人们生产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以普通人为主，信息通常在经权威部门验证前就已被广泛传播，一些失真的原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具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化媒体信息把关的缺位、信息生产者身份的匿名性、受众信息消费高度自由以及平台的开放性等多种原因，信息常处于先被传播后被验证的尴尬状态。在2013年3月发生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各类伪造国际级权威媒体信源的信息在各大社会化媒体中大肆传播，真假难辨。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中涌现了标示为“马来西亚官方”“美联社最新消息”或“CIA调查结论”的信源不时地披露客机行踪。例如，《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的微博了内容为“据CNN报道，马航MH370航班已确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内坠落”的微博，而事实上CNN的官方网站从未出现过相同或相类似的报道。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信源真假更难辨识，媒体和受众都存在信错信源的风险，盲目地成为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节点。信源的可信度、时效性、接近性、轰动性、娱乐性和公信力等均是影响受众信息判断的有力因素。受众在感知风险时的第一反应是向自己的熟人社会传播风险信息，以维护其群体利益。盲目传播的行为导致失真信息的多次传播，易引发社会的不安情绪。甄别信源真假的能力有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受众可分别从信源的独立性、信源的多样性和信源的社会公信力这三个维度出发去辨识信源。受众作为其自身的信息把关人，应明晰自己的信息消费诉求，即哪些信息是其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力且必须知晓的。首先，受众应思考接触到的信息是否为独立信源。信源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经济、情感、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信源的独立性。信源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会引起二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易于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其次，受众不应满足单一信源的信息供给，应比较不同信源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国内更大媒体、政府和社会权威的微博实名账户或微信公共服务号相对于个人信源更具公信力，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受众可考虑从权威信源获取信息。再次，应批判性地思考熟人信源的可信度。以微信为例，朋友圈中的成员多为亲密的群体成员，彼此信任度高，加之微信私密的传播情境极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利器。受众可以在众多信源中尽量选择公信力高的权威信源来接受信息以减轻假消息的侵害。

3.受众阅读社会化媒体信息文本的能力

网络中的信息鱼目混珠，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人们的信息消费时间十分有限，而社会化媒体中的碎片化信息与事实真相往往相去甚远。网络热门话题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加速了各种不确定性的传播。此外，新信息不断覆盖未经证实的旧信息，受众在新旧更替的信息之间更加难以辨别孰真孰假，错误信息或谣言容易转移受众对真相的关注和探索，而受众的记忆也被不断碎片化。虚假或错误的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发酵、传播都是诱发社会风险的不安因素。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日趋多元化，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民间组织、权威媒体和社会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面对海量信息，我们该选择什么信息并且相信它成为考量受众媒介素养能力的标准之一?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认为，在新证据面前，真相会逐步发展，公共生活领域的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清晰。并提出了“怀疑性认知方法”，即(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2)信息完整吗?(3)信源是谁/什么?(4)提供了什么证据?(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这六个步骤从媒体内容出发，清晰地阐释了受众在信息认知过程中甄别信息的可行性方式。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来自事件当事人的原始信息，也包括官方和媒体对事件最新进展的权威，还可以是来自社会组织和利益体团体的广告宣传。信息的类别和形式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中隐藏着不同媒介或个人的价值观。社会化媒体受众首先应辨别接触信息的种类，探究信息编码的目的，而不应在未辨别信息种类的前提下盲目地解构文本。其次，受众应观察信息已有或缺失的内容。社会化媒体中一类信息会直接陈述事实，常见于各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滚动消息或通讯社的通稿;另一类信息是将经过选择的不同事例整合为同一个事件，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真实是信息可信性的首要条件，受众在阅读信息文本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否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语境，涉事人物的言论是否客观公正，其对事件细节的描述是否出现前后矛盾，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有明显的错误。同时，受众可比较来自其他信源的消息与已阅读过的信息之间是否有较多出入，最终对涉事的信息的准确性和社会价值作出综合的评判。再次，信息内容的叙述过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信息是真的且值得相信。各类信息陈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明确一部分已经发生的事，但仍有部分事实是未知的。在信息接触与阅读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如何整合不同视角的证据，以此来完成中心议题的阐释工作。本着批判性思考的原则，树立不偏听偏信的信息观念，克服先入为主的自然心理，根据个人已形成的知识体系思考信息内容，还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去检索同一议题的历史背景和其他报道，尽可能多地了解确切的信息，随时关注事态的后续报道以获得更加完整的信息图景。最后，受众可以从语言的微观层面来解读信息，剔除附加在各类细节性描写之上的修饰语。文字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呈现方式，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尽管真实的信息要求信息生产者对事件应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信息生产者在编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通过修辞、隐喻、片段化和模糊信息源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建构文本框架。

4.受众读图和观看视频的视觉素养

媒介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电视文化奇观 电视媒介 《我爱记歌词》 文化批判

随着当代媒体博弈从“竞速”到“竞奇”的发展,媒介呈现方式也由“景观化”向“奇观化”转变。电视文化奇观的崛起虽是电视媒介、受众乃至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但电视媒介固有的核心角色定位决定了它在文化的传播与表现中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电视文化奇观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宏观视野的批判认识,却鲜有以个案形式分析电视媒介对奇观的塑造。鉴于此,本文将选取“平民K歌”节目《我爱记歌词》作为个案进行学理性解读和反思,从而进一步探究当代电视文化奇观背后的媒介立场及其成因。

媒介奇观论的文本视域

媒介文化奇观:媒介文化景观的升华。“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是情境主义的创始人、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在20世纪60年代对“景观”概念的陈述。在其《景观社会》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景观”的主要特征即是真实的世界变成简单的图像,以及一种社会整体性的症候、一种既存的社会语境的随之来临。然而伴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激流和震荡,“景观”强烈的干预意识和能力正跨越文化、时间、地域等一切阻隔在社会中加速疾驰与扩张,德波的“景观”概念在此时显然已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社会文化语境的发展要求。

30多年后,美国媒体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在德波的“景观”宏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体奇观论”――其所呈现的是媒体文化现象与文化形态,而不再只是某些结构社会原则与世界观。凯尔纳聚焦的更多是具体的媒体热点事件,即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和政治事件”。

电视文化奇观:媒介奇观文化的先锋。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电视自诞生起,便日渐成为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作为20世纪最大的科技神话,电视的发明为人类开拓了全新的视听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卫视上星和直播技术的成熟进一步促进了“电视奇观”的勃兴。鲍列夫曾指出,“电视的一个重要审美特点就是播放‘眼前发生的事情’”。现场直播的同步性、戏剧性和现场性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在现场的审美欲望,转变了观众的一般角色而让他们担任仪式脚本提议的角色”――他们不单是普通的“旁观者”,还是媒介事件的“见证人”与“参与者”。

由上,我们可知电视可谓媒介文化奇观崛起的先天土壤,而凯尔纳在肯定电视文化奇观在整个媒体文化奇观中的“先锋”地位时,也“毫不吝啬”。依他看来,电视媒体自上世纪40年代问世至今,就一直充当推广消费文化奇观的工具。现今电视媒介不仅被用来推销汽车、时装、家用电器等商品,而且还被用来传播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展示政治、体育与娱乐奇观的场所,更甚的它们不局限于夸张化地传播媒介事件,而正“创造”乃至“制造”出各类电视奇观――从“美国偶像”到“超级女声”,从Susan大妈到“犀利哥”,电视奇观的疯狂蔓延早已超过所有人的预料。

后选秀时代的电视“奇观”:《我爱记歌词》

“媒介奇观”论虽源起欧美,但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框架、一种新的媒介视角和思维方式。若立足于本国,正在崛起的现代中国恰是媒体奇观现象的多发地带,几年前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以排山倒海之势宣告了电视文化奇观的新巅峰,如今“后选秀时代”崛起的平民K歌节目正在全国各大卫视上演绎得风生水起,其中近年来崛起的《我爱记歌词》作为浙江卫视的综艺旗舰节目,正是用其独特的场景、动作和身体等奇观元素成为当下荧屏前又一大电视奇观。

身体奇观。20世纪以来,欲望、、无意识等作为“身体学”的分支内容,开始与阶级、主体、社会关系等并列而论,共同铺设某种反叛传统的理论框架。同理,通过聚焦明星、进行身体叙事、建构形象认同等,身体亦是构建铺设媒介奇观的重要元素,《我爱记歌词》节目中两位能歌善舞的个性化男女主持:睿智的华少、直率的朱丹,充满个性或者说具备身体奇观特征的选手,其符号表征式的演出与游戏“秀”,更是将身体话语呈现到了极致,与此同时,该节目还邀请当红明星与观众身体互动,进一步加深了让人们对舞台上的明星和参赛选手的“偷窥欲”和新鲜感。

动作奇观。动作是动态流淌、线性时间式的,但经电视媒介播放出来的动作,却又具有鲜明的空间形态性,堪称媒介奇观的重要构成要素。这表现在《我爱记歌词》节目便是明星、领唱、歌迷、观众等共聚一堂展现歌舞、游戏、脱口秀等诸多动作的奇观。华丽舞台上所有参与者或惊世骇俗、夸张或平庸无常的动作、表情、姿势,因为电视屏幕而再现社会比较情境。影像即是社会的一部分,于是影像填补了观众现实的匮乏而释放了欲望冲动。而且电视现场直播这些动作因人而异、不会重复,承载了参与者与观赏者共同的期待和欢乐。

场景奇观。场景奇观是媒介奇观的主要呈现形式,它为奇观生成提供空间背景与前提条件。正基于此,菲斯克、凯尔纳、巴特等人,都曾用大量篇幅来研究街道广场、建筑造型等。我们认为,《我爱记歌词》开放式“广场化”、“去中心式”的观众席场域,即是跃跃欲试的报名者或者K歌爱好者,每场节目中上台挑战的几名参赛者就是从现场观众中随机选出的。所以,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更是参与者,故此已不仅体现为简单的节目互动,而是共同完成节目内容的创造,共同造就一场“泛明星化”的平民狂欢。

电视文化奇观之辩证反思

媒介的本源动力。从表面看,电视媒介似乎无可争议地成为《我爱记歌词》这一电视文化奇观的塑造者和制造者,然而透过过度奇观化的种种纷乱世相,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媒介所制造的如此多的电视奇观背后深层的场域原因――媒介化社会下经济利益的强烈驱动,即包括媒介技术理性、文化背景的影响、全球化、政府监管不力以及媒体自身规制的下降等宏观与微观背景。事实上,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的“场域”理论即深刻地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经济逻辑如何通过收视率来影响电视、新闻场和整个文化生产场的图景。他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这一语境对于我国无疑是符合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经济利益往往会成为电视的首选目标。经济利益是通过广告体现出来的,而电视台吸引广告商的重要依据是收视率。因此其文化传播决策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吸引最广大观众的眼球,最大限度地提高收视率,以获得最大的广告效益。

当前,《我爱记歌词》电视文化奇观的创造正是出于商业盈利的驱动,而事实证明这个成功的电视奇观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据目前最新数据显示,浙江卫视以综艺旗舰《我爱记歌词》为首的综艺节目的收视率不断超过1%,目前《我爱记歌词》一个季度的冠名费已达1000万元,而之前该栏目一整年的冠名费也不过800万元左右。与此同时,浙江卫视去年的广告收益也大幅上涨至9亿元,在卫视媒体竞争如此“白热化”的环境下,其收视排名从第九跃升至第二,仅次于湖南卫视。

电视奇观文化的现实观照。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已大致了解到电视文化奇观的正负影响,然则该如何正确地对待现实的电视文化奇观抑或大众媒介文化奇观仍值得诸位思考。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强调奇观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及,却不能视其是无所不能和无往不胜的。媒体奇观中的这些冲突既可以是正面意义的,如提升社会正义;也可以是负面意义的,如过度商业化和剥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笔者绝非是对媒体文化奇观的彻底批判,而是运用批判理论将其作为“时代的符号”来解析,以求更深入地理解当代政治和历史兴衰、揭示人类新的经历和变化、更全面地把握既存的社会现实和新的文化趋向。

正如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其《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电视奇观化、娱乐化在中国电视银幕上的出现的确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逻辑,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然而“蝴蝶效应”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和实验室数据报告里,现实或不现实的每一个事件和个体都有可能进入媒体,都有可能在瞬间成为超级综合“媒体奇观”风暴中或核心、或边缘的部分。其次,“奇观化”过分追求形而下的“”而忽视了形而上的“美感”,导致节目“人文内涵”缺乏。因此,当下笼罩大众生活“媒体奇观”、“奇观逻辑“的负效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媒介生态‘病征’”和危机的突起点之一。

结论

通过上述对电视文化奇观现象的全景式解读,笔者认为目前我们真正要争论探讨的关键不是媒介奇观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在媒介化的前提下,怎样优化媒介奇观所带来的传播效果,以后不至于沦为庸俗化、堕落化。如果我们对过度“奇观化”的文化产品已宽容到了只要它们暂时是无害的,就可以容忍,甚至麻木得不再追问这样的“奇观”形式将把我们带到何种世界中去,受众沉湎于一个“一切都可以奇观化、娱乐化”的媒体环境中,不再进行症候式的批判和反思,那将很容易成为满足自己初级欲望的工具,直至完全丧失主体性。

电视文化奇观是当代的电视神话,它总是用它近乎神性的光辉照耀着大众,而大众正如需要太阳一样需要它的温暖,但是当我们放弃了自我的独立性而依赖于这种光辉的时候,我们就成了被支配的客体,成了被驱使的木偶,丧失了对于自身本性的坚持、丧失了对于自我生活的主宰,而这并不是创造电视、创造电视奇观的目的,更不是媒介传播的初衷。尽管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这种期待并不能在短期内立即实现,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丧失期待的态度、放弃批判的立场、惧怕孤独的反思,因为这是人类传播最基本的责任和最后的底线。简而言之,电视文化奇观不仅是大众文化的“新景观”,它也是一种方法与一种路径――去把握住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脉搏。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居伊・德波[法]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道格拉斯・凯尔纳[美]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尤・鲍列夫[苏联]:《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5.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英]著,张永喜等译:《电视与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皮埃尔・布尔迪厄[法]著,许钧译:《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媒介文化论文篇(5)

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何种角色？

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说起对话，自然而然地会令人想起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市化自19世纪到今天的迅速发展，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2>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状态发生变化，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状态；<4>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然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即促进或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所必须的两个要素，一是人口由乡村向工业发达的区域流动，二是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

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着工业化革命诞生之后，便对上述两个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这种说法好像并不夸张：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世界上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韦尔伯·施拉姆曾以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守望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发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他指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报告，决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识需要推广，以及变革即将来临之际，总会有信息的流动。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增加，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发达的基础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从大众传媒那里获知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自己应怎样学习、工作、生活，这就为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动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但它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我国建国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主要得力于广播媒介在乡村的发展。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台共有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万只，这些为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我国90年代初涌动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大约有一亿多农民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农活收入工资的信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强大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急需的劳动力，为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了契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计算机汇总资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分的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全国有2302.6万人，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市镇的有1173.1万人，比重为50.95%，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川东北地区果子村里调查时了解到，民工选择打工地点更多是依据亲戚朋友的传闻，再加上在广播、电视里得到的一点印象[2]。

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众多的教育机会，拓宽了农村人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水平。这样都市化的进程才席卷全国。据专家预测，1994年我国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50%将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城市化过程的驱动器之一，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都市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各国正筹建的信息高速网络，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将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拉纳曾以识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为指标，将各社会的传播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复杂相关分类如下：[3]

当然传播体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叠结构与复合功能所构成的。近代社会的传播除了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肩负，也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口头传播仍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毫不留情的冲击。单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相关，仍有待学者探索。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据有关部门1993年进行的《法制日报》读者调查显示，以读者的城乡构成情况看，《法制日报》目前还是一张城镇读者阅读的报纸。调查表明，《法制日报》现有读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县乡镇，三者合为88.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有10.5%的读者分布在农村。[5]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汽车、电影、无线电台等）和商业（广告术、信用赊买、一次性商品等）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它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此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为一切成就的标志。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消费的口味，填补了人们主要的空闲时间。在今天，它扮演的娱乐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城市人的观念，城市人的生活标准等种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大众消费社会与市民标准，从而影响了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观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个城市人的角色。当他回到原来的环境，就会把一些新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带回。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区，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辐射力带回了四面八方，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光烈曾写道，大众传播为现代城市市民设置了双重环境，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虚环境，现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觉地钻进了大众传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个哈哈镜的世界。传播史表明，我们在不断加厚与大自然隔离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我们能否逃离这个“玻璃罩”设置的围城呢？[6]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灌输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大众化，趋于同一化。在消费型文化的笼罩之下，人们的角色创造过程中的创造性也逐渐失去其原初含义，而越来越具有“随从”的意义。城市化的标准也就是市场的标准，是大众口味，而大众传播媒介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口味。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的本领，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虽由映像构成，却也很难与实际的经验相区别。参与这种虚拟的现实的每个人仅受一些规则上的限制，他们掌握这些规则是相互影响所必须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走入了个人梦想的空间，传送着城市的标准观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

王唯铭认为，大众媒体和大众社会的分工是前者出售梦想，后者收购梦想。在今日的媒体中，我们目击着对大众情趣的广泛传播，我们同样目击着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有关城市和城市人的梦想。它们是这样自我证明的：它们永远是也只能是大众情感的忠实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一个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举和神化大众媒体。[7]

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与传统的电子媒介结合，然后再与电脑相联，使讯息传送更多更快，运用范围更广，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工作与休闲生活，也影响了教育、交通、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实在无异于另一次传播革命。初期的发展传播学学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塑造者或变迁者，侧重论述其无限效果，确实是神化了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媒介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变迁，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可对这种影响窥见一斑。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城市化，在被大众传播媒介深深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我国建国后城市化进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矛盾过程，建国4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这5个阶段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起伏。[8]

1949～1957年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1957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设市城市由140个增加到183个，城市人口由5765万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长到15.4%，这是中国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时期。这一阶层我国的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报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和骨干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到1957年，报纸总印数已由1950年的8亿份猛增至26.1亿份。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前进的结果，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国城乡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很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了。1949年9月建国时只有40座广播电台，到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线广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58～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使农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从1958～1961年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万人增加到130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中，新闻事业也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报纸发展得也比较快，许多县都办起了报纸，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1959年全国有电视台20座，广播电台在中增加到135个，比1956年增加77个。

1961～1965年为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城市数目减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大落时期。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处于调整阶段。1963年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数大大减少，1958年以后开办的广播电台，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确实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办，电视台由20座减少为5座。

1966～1976年为第四阶段。时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国的报业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报纸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1966年共有电台78座，1976年共有广播电台90座。县（市）有线广播站从1966年的1281个增加到1976年的2503个，但广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中央1座，省级27座，省辖市级4座。

1977～1995年为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广大县城和小城镇开始振兴和发展起来，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小城镇。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25～30%，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也大大发展，至1994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数已达2408种，比1978年增加了833%，电台数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电视台数约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从下表数据看出识字率与都市化率的关系：

时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识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大众传媒又如何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呢？

一、城市化的发展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重视城市理念，并不停地传播这种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优点和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被大众传媒兜售的城市人的梦想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以城市为核心，如关于对住房拥挤，交通堵塞，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的抱怨，关于城市商业、服务业与文化的繁荣。我们必须按照城市人的梦想创造明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无须考证而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为追求利润的倾向，大众传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标准梦想。在城市里，人们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相对地缩小了，而娱乐世界的生活领域相对地增大了。休闲，成了都市人自我虚构梦想的空间，他们恰好在大众传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别是通过电视媒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就是这样强化了大众传媒的种种职能，而大众传媒宣扬的大众社会的标准，只不过是城市的标准。

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移动，媒介地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战后日本地方社会的变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动，随着人口、财富从乡村向城市、从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动，各种地方媒介也不断地移动起来。以共同体报纸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被列为第三种邮政物品的报纸，1967年日本全国（除冲绳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几乎增加了1倍，达1913家。仔细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况：首先，数字增加的府县，以大阪为最，从66家增为125家。接下来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库（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围，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区。反过来，数字减少的，有东京，还有东北和日本沿海岸的县。但从东京说，总数虽减少了，郊外住宅区的数字却增多了，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辐射周边城市，小城市辐射乡镇，在统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几年，我国中央报纸、省报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媒介不由自主地与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发挥着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关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议题之一。《解放日报》总编辑秦绍德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及沿海地区出现的老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镇）大量涌现的进程，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镇辐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报纸必须立到这个潮头上，研究和报道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们都集中在城市里谋生，城市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重视了对信息的开发与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城市化在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传统的媒介提出了挑战。消费的个性化趋向使市民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媒介从业者们无所适从。而城市人则钻进大众传媒虚构的梦想里，一直没弄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

从多种角度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少学者曾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媒介内容判断家庭形态、国民性格、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这种研究更多地是把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架构，把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态的一面镜子，同时对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消费的角度，却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镜子关系，有人已宣称这面镜子破碎了。继镜子理论和塑造理论之后，结构理论又从另一角度开始研究大众传媒，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诚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说，大众传媒并非独立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会，也被社会塑造。克拉克进而指出，促成传播媒介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公共事务经纬万端。[12]大众传媒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角色，人类创造了大众传媒，却又自愿自主地钻进了大众传媒设置的神话里，成为大众传媒的奴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何时能真正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释：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见《中国青年报》1994.2.16《跟着感觉走》一文

[3]《大众传播社会学》P29，竹内郁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P124，施拉姆著，华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国新闻年鉴》P230

[6]《玻璃罩里的现代人》，载《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梦想：谁在出售与收购》，载《上海文化》1994.6

[8]有关城市化进程参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林玲著；有关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张涛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页

[10]《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P50页

媒介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应对媒介及文化市场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已刻不容缓。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大力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 教育 、加强媒介自律以及完善社会疏、堵机制等是有效的应对手段。

当前，媒介及文化市场已与未成年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深刻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它使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思想道德观念、心理 发展 等方面烙有浓烈的时代印迹，并表现出新的发展和提升;但另一方面，它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巫待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断泛滥的黄色信息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

1.目前在我国，黄色信息正随着文化市场的扩展、大众传媒种类的增加以及传媒载体的普及而泛滥。如舞厅、卡拉ok厅、录像厅、足吧等场所中，不断充斥着色情及变相;文艺广告、文艺舞台、出版物、展览中出现的不正当的性暴露;影视媒介中的色情镜头;描写性暴力、待等方面的书刊、音像制品;电话媒介中的黄色信息台;手机媒介中的“色情笑话”和“荤段子”等。尤其在 网络 媒介中，由于互联网上色情内容的制作成本更低、扩散传播手法更加容易和隐蔽，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网络色情业应运而生，未成年人已经是网上色情信息的重要浏览群体，而且有的人还利用网络介人实际的色情交易。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诱使未成年人形成错位的观、早恋甚至性犯罪。首先，媒介及文化市场中对情爱、的过度渲染给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的未成年人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和冲击，从而导致一些未成年人的观发生错位。主要表现为崇尚低级感官刺激，对放荡不羁、无所谓。其次，导致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早恋。据某调查显示，受访教师有44. 3%的人认为目前早恋的学生在增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色情信息的“启蒙”和推波助澜。再次，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引发未成年人性犯罪。据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性犯罪未成年人都承认曾接触过不良书刊、音像制品，而且表示这是导致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关于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原因，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叫“色情渲染论”，该理论认为未成年人性犯罪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受到了色情的渲染，色情文化使部分青少年身心深受毒害，并导致其坠人违法犯罪的深渊。

二、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暴力内容对未成年人形成显性与隐性双重伤害

1.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是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甚至是其暴力犯罪的重要诱因。据北京市少管所有关人员介绍，该所关押的犯抢劫罪、伤害罪、盗窃罪的未成年犯人中，有63%喜欢看电视暴力节目，喜欢看凶杀打劫的书刊录像。据统计，大约有77%的研究结果认为，媒介暴力会导致实际生活中的暴力。如1992年，美国心 理学 会发表其经历6年研究媒介暴力内容的观点认为:暴力内容增长对他人的暴力和攻击，会引发模仿的行为，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目前，暴力网络游戏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推广，它通过色彩艳丽的图片、悦耳的音响、活泼的三维动画等多种 现代 化手段的演绎，使未成年人在参与的过程中，多重感官同时获得感知刺激，犹如身临其境。他们在一次次暴力砍杀、射杀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受任何制裁，反而会得到加分、升级等鼓励和重奖，这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不言自明。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还会对未成年人的思想、行为、性格和心理等身心健康问题造成隐性的、远期的消极影响。从思想、心理方面看，由于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反复强化与刺激，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一种错误认识:以为现实世界充满了暴力，而使用暴力是解决问题、使对方屈服的有效方法，从而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方式的心理定式。从性格方面看，暴力信息的强刺激会对一部分未成年人形成粗暴甚至凶残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还非常容易引发恐惧心理，使一部分未成年人的性格趋向懦弱。从远期行为上看，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强化，会直接导致部分未成年人产生日后的暴力犯罪。如从1969年起，美国影视及社会行为 科学 顾问委员会就曾对影视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为期1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指出，三年级男孩对暴力节目的偏爱与他10年后的犯罪行为有着极高的正相关关系。

三、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冲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构建

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正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初期与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的关键时期，有研究表明，目前青少年对于社会的基本认识，对“游戏”规则的把握，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90%以上的影响是来自传播媒介。在各类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良信息高频度传递情况下，在大量未成年人毫无戒备的心理条件下， 自然 会导致未成年人对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各类不良现象习以为常，使他们的价值取向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尤其在 网络 这个虚拟世界，相当多的未成年人摆脱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限制与自律，无诚信、欺骗、谎言、谩骂等道德缺失现象随处可见。

四、媒介使用不当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使用媒介毫无限制，严重危及未成年人的生理健康及学习生活。从生理上讲，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媒介使用毫不受限会对未成年人身体的正常发育起到破坏作用。据调查，73 %的受访学生感到由于较长时间观看电视或坐于电脑前，使得眼睛疲劳、视力减退;引起头、肩、颈椎及背部疼痛。并且，由于客观上减少了肢体协调性活动，和户外运动，还会导致未成年人全身生理系统的不协调和不充分发育，会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2.过度依赖图像媒介，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图像媒介所引领的视觉文化，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富有娱乐化、游戏化成分的图像媒介非常容易接受，但是一旦未成年人对其过分依赖，就会逐渐对文字阅读这种有难度的活动不感兴趣甚至排斥。这不仅会造成词汇量减少、语言驾驭能力退化、语言缺失，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抑制未成年人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和抽象思辨能力，使思维简单化、平面化。

媒介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旅游文化传播是传播学和旅游文化学关注的交叉点。本文在这两门学科背景下’采用比较法探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各自呈现出来的特占’，并尝试提出电视与导游相配合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对旅游文化传播的两大媒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寻求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径。作者认为，从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传播来讲，可以采用三段式传播方式，即游览前电视旅游文化传播+游览中导游旅游人际传播十游览后电视旅游文化传播，如图二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