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新业态篇(1)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 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在优化升级。新常态下大宗商品贸易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风险。机遇与挑战并存，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企业为了扩大销售，获取更大的市场占有率，赊销等信用销售的交易方已经成为企业日常业务的经营方式及获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信用销售在给企业带来更多重要商业机会的同时，客户的信用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困扰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采用信用销售，由于货物和服务的提供与货款和服务费的回收之间存在时间差异，势必导致信用风险的存在。近年来，钢铁企业因风险管理不善导致停产、破产事件屡屡曝光，不仅对企业本身有重大的影响，也使钢贸企业面临了信用风险集体爆发的危机。由于信用风险相互传染的特性，一旦一家大型企业发生信用危机，必将危及到地区及行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企业必须认识到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1 风险成因

缺乏信用理念。信用理念是企业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价值观，也是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动力源。一些企业不重视信用管理，甚至对客户的很多重要信息都未了解就进行交易；有的企业片面追求合同数量，忽视其后艰难的帐款回收；还有的企业虽初步认识客户信息管理重要性，但注意力往往集中到新客户、小企业，但事实上正是那些熟悉的老客户、知名的大企业更容易违约，给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客户生产经营情况发生不良变化，相关行业受冲击较大，资金较为紧张。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易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造成其信用骤降甚至缺失，导致前期开展的业务规模超出客户实际信用，形成风险.

缺少客户信用管理信息体制，不能准确判断客户信用状况。有些企业在与老客户合作中，缺乏动态信用信息，有的企业对新客户缺乏足够的信用信息，以偏概全，导致判断失误。还有的企业在利益诱惑下，只看重能给企业带来较大经济利益，而忽视其信用等级，一心只想成交，结果货、款两空。对客户信用的跟踪维护不足。未能及时发现客户信用的下降或缺失，导致在客户信用较低或无信用的情况下，仍继续与其开展信用业务，直到发生信用风险，悔之晚矣。

对客户信用额度备案的监督管理不足。存在超客户信用额度开展业务，或先开展业务、后备案客户信用额度等违规业务行为，形成风险。

客户信用预警机制不完善。对已预警或已发生风险的客户，内部运行管理机制不顺畅，通告不及时。由于业务分工不同，许多客户的宝贵信息，分别集中在不同业务部门或一些具体业务人员手上。如各部门间缺乏必要、有效的沟通，业务人员不注重信息的上报，这样就影响客户信息的有机联系及完整性，这样便不利于管理者对客户信用做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导致多家经营单位与低信用或无信用客户重复开展信用业务，形成风险。

2 风险发生后对企业影响

（1）应收账款不能按约收回、预付账款不能按约提货。（2）所购货物质量与合同严重不符。（3）存货发生丢失、一物多卖（抵），无法提货或权属不清。（4）价格下行不止损，赌市场，造成跌价损失。（5）单一客户业务规模过大或多家二级公司与同一客户开展业务。（6）固定客户业务弃单不提货，上下游或者担保方关联。（7）抵押资产难以变现或价实不符。（8）托盘业务规模越滚越大，无法终止退出。（9）业务过程中出现伪造单据，合同的情况。（10）合作客户“跑路”“失联”造成公司资金、货物的长期滞留甚至流失，导致亏损。

3 风险解决方案

（1）建立完善客户信用管理制度体系。结合公司总部各部门和二级公司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修订贸易业务管理办法。适时推进其他相关制度、细则的修订和建立，并指导二级公司建立完善客户信用管理的机构及制度。在制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客户信用管理系统，开展客户信用评估管理

客户信用评估：企业应建立客户资信评估制度。组织业务部门对客户资信进行动态评估，其他相关部门和人员积极配合客户资信评估管理工作，加强客户资信资料的收集与跟踪。

客户信用等级：企业应对客户的资信状况做出综合性评估，并以定量化的方式，对客户的信用等级做出评定。销售部门应按照不同的客户风险级别采取不同的信用政策。

销售人员信用评价体系：企业根据销售人员个人业绩以及日常业务过程中销售人员承诺履约能力、日常客户资信管理记录的分析，综合评价销售人员的信用执行能力，从而作为下一步对该销售人员所负责客户授信的重要评判依据。

（2）指导、监督二级公司客户信用管理工作。要求二级公司加大对信用客户的跟踪与维护力度，实时掌握客户生产经营情况。对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应控制业务规模，缩短业务周期；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须及时上报并重新评价客户信用。

（3）监督、监控二级公司信用额度使用情况。建立客户信用额度备案台账，并实时监督、不定期抽查客户信用系统使用情况。按季度整体排查客户信用系统，同时要求二级公司开展自查工作并形成自查报告；对于超客户信用额度开展业务，或先开展业务、后备案客户信用额度等违规业务行为，须制定处置解决方案。

（4）加强客户信用的动态管控。建立客户资信数据库？

企业应建立客户资信数据模型，制定和落实客户资信调研计划，及时维护和更新客户资信数据库。要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完善内控业务流程、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落实企业内控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将内控理念融入企业的日常经常管理过程中。

通过运营管理部、财务部、法律事务部及其他职能部门的横向联动，实时监督、每月不定期排查客户信用系统及业务运行情况，做到系统性管控。优先保障优质客户业务开展，大力压缩不符合公司战略导向的大宗商品业务的信用规模；及时调整、收回客户信用系统中的冗余、闲置信用额度；对存在逾期情况的业务，不再增加其信用额度备案，防范风险隐患的扩大。

动态管理公司合作客户群。推动建立白名单（合格类）客户、灰名单（限制类）客户和黑名单（禁止类）客户清单，并及时公布和更新相关客户信息。将客户清单与ERP信息系统有效结合，并在信息系统中及时更新维护，严禁对黑名单（禁止类）客户新开展信用业务，从业务执行的源头上控制客户信用风险。

贸易新业态篇(2)

1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新常态”的内涵重在强调效率高、成本低、可持续，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结构调整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动力要素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贸易摩擦增多、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产业转移缓慢、传统竞争优势逐步下降的发展态势，我国的对外贸易已经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已呈现出以下特点:

1．1对外贸易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整体趋势出现了一些波动和起伏。金融危机前，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并呈现增速放缓趋势，外贸的整体发展速度从2011年开始由高速转为中速，由震荡趋于平稳。2015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下降2．8%，是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最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同比增速已保持稳定在4%左右，新常态的特征已经凸显。

1．2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是进料加工

在我国外贸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转变为以进料加工为主。在1989年进料加工首次超过来料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自此之后，进料加工在我国外贸中所占的份额逐年上升，已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1．3外贸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增速明显

我国外贸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福建和广东由于较利于同港澳台进行相关经济往来且拥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引领而拥有了先行者优势，而山东省则是因为处于和韩国的地理区位优势。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同沿海港口城市地区的开放、自贸区的设立等利好政策密不可分。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能力增强，占全国外贸的比重进一步提升。2014年，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增速14．8%，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占全国的比重为15．4%，较2013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

1．4对外贸易主要出口国家以东盟和美国、日本等为主

随着世界多级化的发展化以及加入WTO国际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出口市场在整体平稳发展过程中逐渐优化。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出口市场以东盟，日本和美国为主。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而且它同时还是亚洲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因此，在新常态下能否继续获得我国对美国的产品出口优势是至关重要的。

2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发展方式不合理

多年来我国的外贸产品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出口产品依然以传统的纺织制造品和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为主，而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由于整体技术层次较低、附加值较小、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主要依靠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经营模式仍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对外贸易产业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加工业，这些产业大都存在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浪费等现象。这虽然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现实状况相适应，但是却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2发展空间不均衡

我国外贸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差距十分明显。2014年，东部地区进出口3．66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85%。中部地区进出口3127亿美元，西部地区进出口3344亿美元，合计占全国进口的比重为15%。这样一种发展区域空间不均衡的现象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金、资源、人力等生产要素被东部地区吸走，制约他们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的绝大多数也投向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却很少，这使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拉大，影响中国的总体发展水平。

2．3发展环境不稳定

2．3．1对外贸易企业经营无序化较为严重

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布局比较分散，且对外贸易的监管又较复杂，涉及商贸、海关、外汇管理、税务等多个部门，现阶段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综合管理体系，从而使得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利用对外贸易的渠道进行骗税、走私活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常经济秩序。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但目前反走私惩骗税的形势依然严峻，许多地区和贸易渠道的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多发，严重影响了我国外贸的健康发展。

2．3．2对外贸易过程中的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的对外贸易领域的商品进出口市场呈现不对称而且集中的局面。对外贸易在中国开展的原材料与零部件多数来自于周边国家地区，以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和日本、韩国、东盟等为主;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地区。我国外贸的进出口市场的这种分布格局成为了引发国际间贸易摩擦的诱因，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9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争执点从原来的法律层面向政策制度层面延伸。由于贸易摩擦发生的国家、产品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对我国相关优势产品的出口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2．3．3外贸发展的要素禀赋优势逐步削弱

我国外贸发展最大的要素禀赋优势就是劳动力。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就吸引了很多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快速上涨期，近几年年均涨幅超过10%，沿海地区出口产业劳动力成本普遍相当于周边国家的2－3倍甚至更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竞争力不断萎缩，制造业利用外资持续下降，出口订单和产能快速向周边国家转移，不仅纺织服装等产品在发达市场份额明显下降，而且低端机电产品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速也开始落后于部分周边国家，市场份额面临被蚕食的危险。除此以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企业较重的税负以及外销转到内销的市场的难以扩大，都令我国外贸的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开始丧失，很多“成本驱动型”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劳动力、资源以及资金等要素的成本上升的条件下，调整了在华投资战略，开始将企业向其他更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3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思路

3．1积极拓展中国的境外对外贸易

在新常态下，我国应当继续稳步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各项战略部署，使其充分带动国内产业、企业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发展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相关政府部门鼓励和扶持中小民营企业为外资及外贸公司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中国大小企业勇于加入到国际的对外贸易和全球采购体系中。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国际市场资讯的能力、缺少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等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最终实现走向国际的目标。境外对外贸易是扩大出口的有效方式，也是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方式既实现了扩大中国商品出口的目的，又带动了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它可以将国内一部分边际产业和处于产品价值链低端的环节放到境外，既有效规避了国际贸易壁垒，使中国产品竞争力增强，拓宽了销售渠道，促进了我国外贸的产业结构升级。

3．2加快实现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一是促进中国外贸企业由外贸生产商向外贸供应商转变，由产品交易商向生产组织者转变，鼓励外贸生产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行组织生产，提高研发设计能力，由贴牌生产商(OEM)向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原始品牌制造商(OBM)转变，积极地实现整体产业的升级转型［3］。二是促进外贸企业由价值实现者向价值提升者转变。企业不但注重价值实现，更加注重价值提升，注重通过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获得产品的定价权与话语权，实现中国外贸的价值提升。三是促进中国消费者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消费转变，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贸易渠道和方式，使中国消费者更便利地购买世界各国的资源和产品，切实获得中国外贸发展的红利。

3．3优化对外贸易区域结构

我国地域广阔，对外贸易的的发展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主要是以科技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想要对外贸易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合理规划对外贸易各区域的发展。按经济发展规律引导对外贸易向中西部地区发展。将在东部地区发展空间较小的产业转移至中西部，推动内地经济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东部的沿海地区可以依据自身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的研发，提升与国际接轨的水平，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先进知识类的产业，中西部地区在技术、资金等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利用中西部现有资源，进一步发展制造业。优化对外贸易区域结构，促进我国外贸的地区转移。加强东西部地区的合作，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成为我国外贸进一步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要将我国外贸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对外贸易活动转移到中西部对外贸易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地区，并且要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有保留的进行相关转移，以期获得贸易成本竞争中的优势。

3．4培养高素质的外贸人才

企业要加强对外贸人才的培养，加快对外贸易技术转移。要抢占全球品牌和营销的高端市场，就需要加强软实力建设。目前我国外贸主体人员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不断提升他们的国际视野以及自身的素质，这可以通过培训或引进的方法，培养出一部分懂管理、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重点行业技工和一些紧缺专业的技术人才，这需要企业和高等院校等发挥他们人才造就的作用，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进以提升中国企业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

4结论

对我国的对外贸易而言，如何尽快适应新常态的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自身优势，应对外贸形势的变化，努力降低成本，实现对外经济本质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新常态下，我国应继续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同时综合考虑中国的国情，促进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保持原有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并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

参考文献

［1］刘慧君，洪泳．新常态下我国外贸发展的思考及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5，(2):73－75．

［2］崔日明，张志明．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学家，2014，(2):36－46．

［3］张彩兰．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5，(9):6－7．

贸易新业态篇(3)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在这样的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不断地优化调整，因此，也相应地要求我们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能够随之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不断地适应这个新常态。基于此，我们从新常态的视角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希望能够促进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能够不断地适应新常态。

【关键词】

新常态；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节奏放慢，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在这个新常态中，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地优化调整，因此，就需要国际贸易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

一、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专业性不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对于国际贸易类专业的人才要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从经济快速发展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中脱离出来，转而要求人才的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对国际贸易类专业学生的培养要不断地走精英化路线。

（二）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的实训课程存在问题国际贸易类专业是一门对于实训依赖性较强的专业，通过进行专业实训，学生能够迅速地深化对于专业知识的认识，同时其专业操作能力也能够得到迅速地提升，进而在步入到社会之后，能够与工作岗位产生无缝对接。但是，通过我们对国际贸易类专业的课程安排进行调查发现，很多学校的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实训都较少，学生难以在实训课程中得到充分地练习，因而动手能力不强。还有一些学校的国际贸易类专业在安排学生实训的过程中，不仅课程较短，质量也较差，具体表现在，实训设备较少，不能够满足大量学生同时实训的要求；指导教师指导人数过多，不能够对学生存在的问题一一指正；实训器材严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需要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学生的实训效果十分不理念，难以完全实现实训要求。

（三）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的内容较为陈旧课程内容较为陈旧也是新常态视角下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导致学生难以将在学校中所学知识迅速地应用到社会之中。首先，课本内容较为陈旧。很多学校的国际贸易类专业课本内容较为陈旧，课本内容依然以传统的国际贸易类型为主，而对于一些新的国际贸易类型如跨国电子贸易等则很少提到，造成学生学习到的内容与社会需要之间很大的差距。其次，课程的呈现方式较为陈旧。很多专业课程的呈现方式都以老师讲授和老师演示为主，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思考性较少，因而造成了学生的专业能动性较差，不能够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

二、新常态视角下开展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策略

（一）提升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的专业性新常态视角下，对于国际贸易类人才的要求不仅仅是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其深刻地理解专业知识，掌握专业相关学科的知识等，因此，我们需要从专业深度和专业广度两个方面来对学生进行培养。首先，需要加深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很多学生进入到社会之后，发现其所学的知识概念性太强，毫无用处，这主要是因为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较浅，因而难以在彻底掌握的基础上融汇贯通地使用。因此，在进行国际贸易类专业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加深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深度掌握，让学生深刻地把握专业知识发展的脉络，最终促进学生自由发展。其次，需要不断地让学生掌握学科相关知识，这样，学生的知识面能够更加广阔，能够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丰富学科内容和重新理解学科内容。

（二）提高国际贸易类课程的实训质量提高国际贸易类课程的实训课程质量，能够使学生在实训课程中充分地锻炼自己的专业能力，从而实现学校与社会的无缝对接，进而不断地满足新常态下社会的用人需要。首先，加长国际贸易类课程实训课的时间。通过延长国际贸易类实训课程的时间，能够使学生在实训过程中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学习到的内容进行吸收和消化，从而实现对专业知识更好地掌握。其次，实行分批次实训。通过实行分批次实训，能够使教师有精力对所有参加实训的学生进行精心指导，从而实现实训效果的最大化。最后，及时更新实训室的设备，使其能够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三）更新国际贸易类专业的课程内容更新国际贸易类专业的课程内容能够使学生的专业学习不断地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符。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更新国际贸易类专业的课程内容。首先，不断地关注学科前沿动态，及时地向学生讲授国际贸易类专业知识。其次，不断地关注社会对于国际贸易类专业的需求，将社会的需求纳入到课程教学当中。最后，不断更新教学方式，在教学的过程中多与学生进行互动，让学生能够不断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当中，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思考，这样，学生的专业可塑性就更高，专业发展性就更强，更能够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常态下，社会对于国际贸易类专业的学生产生了新的要求，因此，就要求我们在对国际贸易类专业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不断地适应这个新常态，不断地发现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社会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促使培养出来的国际贸易类专业的学生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常态。

参考文献：

[1]2014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贸易新业态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形势与趋势。汇率波动、能源紧缺、黄金价格动荡；尤其是贸易摩擦加剧，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且越来越借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籍口采取了新型隐蔽的手段；不仅如此，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双反调查也愈演愈烈。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切都对国际贸易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很多企业的国际贸易部门在应对贸易纠纷时非常被动；没有熟练掌握国际贸易实务规则，或者说严重缺乏能熟练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的人才；同时，社会上大量的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没有得到理想的就业。为什么这么多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未能顺利进入企业的国际部门？为什么进入企业国际部门的学生未能给企业带来很好的效益？显然，现行的国际贸易实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存在问题，同时输送人才的渠道也存在问题。因此，我们立足于当前的复杂形势，把当代国际贸易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讲解给学生，使他们掌握应对复杂形势的技能，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当前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当前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国际贸易实务教学方面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内容陈旧，理论更新较慢，并且过多强调对国际贸易流程的学习

打开当前流行的《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等教程可以发现，除了传统的贸易理论之外，其他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贸易流程，其中填写各种单据和文件（如合同）又是最多的内容。尽管很多学校对此都在实验室中给予了模拟，但由于毕竟不是实际工作且内容过于陈旧，很难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

（二） 落后于当前形势，缺乏贸易政策运用方面的学习

学习贸易流程并不是本项目的重点，我们认为掌握和运用贸易政策更有难度且更有意义。具体地讲，正确的运用各种贸易规则是应对复杂性形势的最优策略，将给企业在出口和进口中带来巨大利益。而当前的教材并不涉及当前形势与政策运用的内容，亟待补充新鲜的内容。

（三）缺乏实习、实训的机会，无法与国际贸易企业合作进行学生培养

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表示不知如何运用一些贸易优惠政策，同时表达了对员工进行相关内容进行培训的愿望。这反过来说明，当前的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培养模式中缺乏与企业沟通或合作的内容。而从学生培养的角度讲，通过与企业的沟通和合作让学生进入企业参与实际贸易活动对提高学习兴趣和熟练掌握国际贸易知识都有很大好处。

（四）争取与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学生培养，运用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学生培养

基于当前的外贸形势，实际中的国际贸易实务是个动态的过程。只有随时把握这些动态因素，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减少损失和取得最大的利润，而准确把握这些动态因素的最好途径之一是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贸易对象的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是这些动态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关系到贸易活动的利润多少与成败。而与科研机构合作就可以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学生，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变能力。很显然，当前的培养模式则让学生缺乏这些能力，因而他们即使进入企业的国际贸易部门也很难为企业争取到应有的利益。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现行的国际贸易实务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缺乏政策运用等与企业国际贸易效益密切相关的知识，因而缺乏相应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变能力，且现有模式也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最终就业受到限制。概括地讲，现行国际贸易实务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内容、学习方式、授课方式、效果评价等方面存在缺陷，无法应对当前的形势，需要在上述诸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具体改革方法

（一）删除授课内容中过于陈旧的内容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实务》等教程中，理论内容更新较慢，而且介绍各种单据与文件填写的内容占据了很大篇幅，不同的教材之间还有很大的重叠（如《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结算》等都有相关内容）。客观上讲，这些纯理论内容和概念、程式化的内容不利于掌握和记忆，很多学生在学习不久就会遗忘。而事实上，同学们只要从事国际贸易实务，只需稍加提示就完全可以胜任这些程式化工作。

（二）增加政策运用方面的内容

贸易规则、贸易政策和相关的双边、多边协议、外汇业务，包括原产地的认证规则，美国301条款的实施细则、我国双反调查的实施规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业务知识。这些知识的灵活运用在国际贸易中将直接带来企业利润的增加。在当前，世界各国之间贸易优惠政策很多，而各类国际贸易实务教材上对此并不涉及，亟待进行补充。所以，拟改变和创新当前国际贸易实务相关教材的内容，增加国际贸易政策及其运用方面的知识，并加强任课教师在此方面知识结构的完善，以保证在课堂上准确而全面地讲授给学生真正的生存与竞争的本领。

（三）组织学生到企业中去实训实习

这不同于一般的毕业实习，而是作为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贸易实务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只有给学生提供参与实际贸易工作的机会，增长其见识，才能培养其学习国际贸易实务的兴趣和从事国际贸易实务工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有利于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同时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员工。

（四）请企业国际贸易部门的业务人员走进课堂

实际工作的案例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激发学生对一般知识和实际差距的思考。所以，请从事实际国际贸易工作的人员走进课堂也是我们倡导的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们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让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的认识产生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从而加深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并提高对实际贸易工作的处理能力。

（五）请国际贸易方向科研人员走进课堂

为了弥补任课教师的知识局限性，可以邀请国际贸易方向的科研工作者走进课堂。事实上，由于一些任课教师较少从事科研活动，教学工作趋于程式化，对国际贸易方面的知识缺乏动态把握，因而使很多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也相对静态化。为了弥补上述不足，就是要让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状况和政策研究的人员走进课堂，增加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知识的动态了解。

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向社会输送合格的毕业生。从而使学生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企业能找到高技能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周家伦.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08（5）

贸易新业态篇(5)

【关键词】自贸区；新常态；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042-01

一、背景分析

（一）内部环境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需要新的增长引擎。

所谓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以前那种依靠要素、投资投入拉动、高速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而言的。新常态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3.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不能像以前那样粗放地增长而需要新的增长引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二）外部环境分析

1.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危机中受挫的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趋于保守，在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制定中，有意无意地把中国排挤在外；

2.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导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部分外资企业把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依赖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模式亟待实现转型升级；

中国过去所处的国际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正在发生某些新的变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战略性压力。这就要求我国主动采取对策，将贸易策略重心转移动推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上来。

二、自贸区概述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FTA）又称自由区、出口自由区、自由关税区、免税贸易区等。指在国家或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如：我国上海、天津自贸区。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也可以简称为自贸区，它指的是两国或多国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其目标之一是消除贸易壁垒，允许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这里所指的贸易壁垒可能是关税，也可能是繁杂的规则等等。如：中韩自贸区、中日自贸区。

三、自贸区进程

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9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目前除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均已实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7个，涉及22个国家。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和特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广东自贸区：侧重粤港澳合作，推动服务业对港澳开放，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天津自贸区：面向东北亚，推动京津冀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福建自贸区：福建在对台和侨务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没有的优势，主要面向台湾，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促进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便利化。

中韩自贸区：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自贸协定。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

中澳自贸区：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

四、自贸区福利分析

（一）微观福利分析

自贸区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之处，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贸区落地之后，“海淘”国际品牌商品不仅发货速度快，而且还不限购。

2.自贸区允许进口商直接从汽车原产地进口，买进口汽车价格低还有正规售后。

3.外资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门槛大幅降低，不出国门就可以体验外资医院的医疗服务。

自贸区的建设对我国企业来说也是极大的利好，由于自由贸易会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从而促使企业改善技术，加强合作与创新，使企业优胜劣汰，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扩大企业市场，增加企业的出口，使企业的利润增加，进而增加企业的生产者剩余。

（二）宏观福利分析

自贸区建设在经济新常态下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增加我国净出口，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自贸区的建设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我国的就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3.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助力经济新常态。

4.有利于我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稳定有好的关系，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五、问题与对策

在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自贸区的建设存在着一些挑战。在和发展中国家及澳大利亚建立自贸区时，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农产品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农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与中国相比都更有优势。在与日本、韩国等比较发达的国家建立自贸区时我们的挑战在于制造业领域，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品方面，例如汽车、钢铁、石化等领域。

所以，我国在建设自贸区时应不断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科技水平，逐步提升中国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如中国应在国际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贸易自由化奠定坚实的国内产业基础。逐渐由贸易便利向投资促进、金融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深入挺进。应以开放的心态和迎接机遇的眼光看待TPP发展，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

六、展望

自贸区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常态下主动赢得经济发展机会、赢得国际竞争的战略抉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相互应，并将助力我国经济新常态，使我国经济迸发出新的活力，进而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参考文献：

贸易新业态篇(6)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如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往往不提贸易损害问题，关注的重点是贸易利益。贸易利益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要素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在有政府政策介入的条件下，在贸易利益中还包括政策导致的利益。与此对应，贸易损害的测量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这意味着贸易损害同贸易利益一样，包含国际贸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为的后果。就目前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损害问题的研究来看，人们往往较为关注产业损害问题，而对消费损害等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前面说过，国际贸易中的产业损害仅仅是生产损害的一个方面，它可以用某个行业中生产者剩余的下降来表示。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产业损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视由于其它贸易损害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从而不能全面了解国际贸易摩擦的起因，也就难以有效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二，经济变动过程中的贸易损害。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既有静态模型，也有动态模型。不过，不管是哪种模型，对经济变动过程中，利益变化的比较只有一个基点：自给自足状态。这些理论模型都是将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较来确认国际贸易利益。不过，关注贸易损害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此不同，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把经济变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外，还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进行比较，由此来明确贸易损害的起因与程度。例如，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状态在开始时，第一个国家对第二个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其后，则对第二个国家出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因而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而且更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工业制品贸易状态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依据希克斯-萨缪尔森国际贸易理论，在后一状态的评估中，就会出现贸易损害问题。显然，在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且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的比较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的比较，这关系到进行贸易的各个经济主体能否获得它所需要的贸易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从贸易损害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摩擦，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贸易损害的范围，而且需要综述评估各种不同的贸易状态下的贸易利益得失，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三，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

就目前来看，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主要有下列几种：

（1）消费损害机制。一般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消费其商品；同时，由于进口更多的商品，消费者的选择更大，从而能够获得来自产品种数增加的利益。因而在消费机制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贸易利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消费者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消费行为，随着国际贸易状态的变动，消费者的约束条件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出现贸易损害问题。

（2）生产损害机制。这种机制表现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商品大量的进口，造成国内生产秩序的混乱；二是十分低廉的价格，导致国内生产者出现损失；三是商品替代，外国生产的商品完全替代本国的商品，导致原有生产者破产和失业增加；四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国内生产者退出生产领域导致的损害问题；五是产业调整，就像格雷哈姆提出的那样，也将导致贸易损害。前面的两种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进口激增引发的产业损害、倾销和造成的产业损害相同。显然生产损害机制的表现较多，是贸易损害的重点。

（3）要素收入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所描述的机制，各种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会在国际贸易状态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收入方面的变动，特别是收入减少问题。这必然导致这部分经济主体对国际贸易的反感，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4）政策机制。这是由于相关政策变化引发的贸易损害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补贴造成的损害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综合机制，即上述几种机制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可能会形成引发贸易损害和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的和特殊的通道。

四，谨慎与合理的经济对策。

贸易新业态篇(7)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10.

[2] 程筱宇.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J].金融经济，2015（7）：20-22.

[3] 戴翔，张二震.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82-91.

[4]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5] 冯雷.进口贸易是通向贸易强国的关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4（12）：51-56.

[6] 何新华，王玲.比拼经济实力――对外经济贸易强国主要特征与指标分析研究[J].国际贸易，2000（12）：14-18.

[7] 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J].国际贸易，2010（12）：15-18.

[8] 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2-176.

[9] 贾怀勤.从统计规则辨析中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值是否超美――兼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J].国际贸易，2014（2）：10-15.

[10] 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4-11.

[11] 刘宝荣，李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未来1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0（11）：22-24.

[12] 柳思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5-10.

[1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12.

[14]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7.

[15] 马淑琴，戴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J].财贸经济，2006（10）：64-68.

[16] 马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6（1）：26-32.

[17] 马相东，王跃生.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77-84.

[18] 毛群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于我国外贸发展背景与现实的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36-41.

[19] 裴L洪.迈向贸易强国应先跨过几道坎儿：对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思考[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22（1）.

[20]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J].经济研究，2009（4）：4-16.

[21] 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4-19.

[22] 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21-24.

[23] 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4-20.

[24] 裴长洪.“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3.

[25] 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18-21.

[26] 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J].国际贸易，2015（10）：4-14.

[27] 桑百川.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N].国际商报，2015-12-23（3）.

[28] 田素华，尹翔硕.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4）：14-20.

[29] 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30] 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7）：6-12.

[31] 张幼文.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6.

[32] 张幼文.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9）：5-12.

[33] 张幼文.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J].探索与争鸣，2016（2）：83-88.

[34] 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究竟“新”在哪里[J].经济研究，2014（1）：15-20.

[35] 王备.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究[J].北方经贸，2014（7）：17-19.

[36] 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9-14.

[37] 魏浩，马野青.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2）：21-23.

[38] 吴汉嵩.论实现贸易强国的方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51-57.

[39] 薛荣久.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纲领与重大意义[J].国际商务，2007（11）：5-10.

[40] 杨圣明.“十二五”规划与贸易强国战略[J].时代经贸，2011（2）：13-16.

[41] 杨枝煌.关于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家，2014（6）：25-33.

[42] 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J].世界经济，1992（7）：11-12.

[43]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J].世界经济，2004（3）：38-43.

[44] 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45] 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J].中国国情国力，2001（6）：2-4.

[46] 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GPN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3-8.

[47] 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N].国际商报，2010-04-29（3）.

[48] 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J].世界经济研究，2013（4）：3-9.

[49] 郑宝银.“走向贸易强国之路学术峰会”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1（6）：174-176.

[50] 郑甘澍，蔡宏波，罗彩瑜.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探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3-13.

[51] Cattaneo， O.， Gary， G.， and Cornelia 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0.

[52] Feenstra， Robert C.， and Shang-jin Wei.，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