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指标篇(1)

财政分权 中国经济增长 度量指标在Oates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Qian和Weingast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经研究发现，指标选择及其处理不统一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一、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得出了四种具有争议性结论：一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正，从而认可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适用于中国。如Ma（1997）、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以及肖文和周明海（2008）等发现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二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负，从而否定了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Zhang和Zou（1998）认为，省级财政分权与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这在过渡时期（1985-1989）显得特别明显，周培奇（2011）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三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但对此仍存在不同的结论。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个分界点，之前的财政分权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之后则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他们还在划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地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差异。但是，同样基于分段回归，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1994年前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两者之间却呈现显著地负相关。周业安和章泉（2008）发现从1986―2004年的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1994年前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1994年后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四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无直接相关关系。如胡书东（2001）、李文星等（2009）认为一般的财政分权与国民经济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二、对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的再思考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下面对相关的指标选择进行简要分析。（一）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提留的比例，该指标也被成为自有收入的边际增量。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为了反映这一变化，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对不同时期中央和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分类，其中，在1985到1987年之间共涉及到四种类型，而在1988到1993年之间则涉及到五种类型。按照他们的研究，在1985到1987年间有14个省可以从财政收入增量中保留一定的份额归自己支配，在1988年到1993年间还有5个省这样做，其余省份在所有时期获得了100%的边际分成率。对于财政制度改革前即1985年之前不存在财政分权，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将其标记为0。在他们的方法下，我们可以发现，像广东和江苏这样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雄厚的省份竟然与四川、宁夏等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较穷的省份具有同样的财政分权度，这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时，那些将财政收入中的固定比例上交给中央财政的富裕省份和那些从中央获得财政补贴的省份是一样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曾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划分是按照中央税种、地方税种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来进行的，这就进一步制约了边际分成率方法的应用。也承认，边际分成率指标确实不足以反映财政关系的复杂变化。Ma（1997）使用了平均分成率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但正如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所指出的，这一方法面临一个内在矛盾，即一些省份在改革开放前就一直对中央财政有净贡献，按按照Ma（1997）的方法，此时就已经存在财政分权，但在统收统支制度下，这些省的支出仍需要中央政府批准。这样一来，平均分成率就无法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所经历的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新格局。虽然肖文和周明海（2008）结合使用了这两个指标，但由于这两个指标在度量财政分权程度时分别面临困境，并不会因为合并使用而消失。因此，他们方法的合理性也是值得商榷的。（二）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胡书东（2001）使用了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和地方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周业安和章泉（2008）使用了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李文星等（2009）采用了各地区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应该说这种基于财政收支比重的指标选择方法沿袭了Oates从财政收支度量财政分权的传统。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仍然面临潜在的问题，比如我们需要考虑，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否能够反映财政分权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转移支付在分为有条件转移支付和无条件转移支付时，它们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是一样的吗？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等，尽管分税制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但是由于1994年的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因此，这种不对等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集中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但又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形式将财政支出转移给地方。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的研究表明，在1998年到2001年间，税收返还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其比重高达62.1%，其次是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为20.1%。这样一来，非条件性转移支付就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由于税收返还建立在一定的基数基础上，在制度设计上为了保证地方原有利益，并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采用了“ 存量不动， 增量调节” 的办法，并确定各省税收返还额的递增率，系数为各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这样一来，如果一个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高，其获得的税收返还额也大。所以对于经济发达省份而言，包含了税收返还的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可以比较好地反映财政分权的情况。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而言，由于其地方财政收支存在较大缺口，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样用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则可能拉高其指标数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统一的标准，转移的具体数额往往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跑部钱进”的能力密切相关，这样就使得利用财政支出比重来准确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面临更多的困境。另外，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进行竞争时往往使用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甚至是简单的通过承诺对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返还来“招商引税”，这样就带来税收在地方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一个地方因招商引税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增加会高估其财政分权程度，而一个地方因其他地方招商引税而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降低也不能反映其实际财政分权程度。此外，如果考虑到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财政支出比重也不能很好的反映财政分权情况，即使像胡书东（2001）、周业安和章泉（2008）那样采用人均指标，仍然不能避免因为经济规模差异而产生的影响。正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举例指出的，四川省的财政支出最高， 但这并不反映四川省就比支出较小的广西拥有更多的财政自。同样，上海财政支出高于天津， 但上海市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比天津更多。（三）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由于中国财政收支的不规范、不统一，学界通常采用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资金来描述政府实际财政收支的分布。这样，对财政分权的度量就必须对此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很多学者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关注到了这一特殊事实，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采用了预算内外的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衡量财政分权，特别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还考察了体制外收支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要影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中央于1993年至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这导致了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概念的变化，进而导致难以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统一处理，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程度加剧，结果是地方政府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了预算外收支的比重。从不同角度可能对此作出不同的判断，如从地方实际支配财力的角度，可能得出财政分权程度加大，但如果从预算外收支特别是制度外收支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看，也可能得出财政分权过度的结论。

三、结语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现了四种主要的争议性结论。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其中，对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分析从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财政收支比重指标，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因此，本文认为，度量指标的选择和处理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在选择指标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困境是指标要么不符合现实，要么不易于处理。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感兴趣的学者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相应的度量方法和指标都是有效的，大量的度量缺陷可能会导致从那些数据中得出不合理的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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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指标篇(2)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的指标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转型升级；资源环境；主成分分析；专家赋值法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低端制造业和低附加值贸易、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这三大传统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近几年中国经济正在探寻新的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改善收入分配模式，实现经济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出发，基于转型升级的视角，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较丰富，但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也是基于对内涵的不同理解而进行的。近些年，大部分文献都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多维度的丰富内涵。国内钞小静等（2009，2011，2012，2014等）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钞小静等（2011）构建了包括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资源环境、收入分配、居民福利等多指标来研究经济增长质量，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丰富，其所构建的指标只能反映主要方面，并不能完全涵盖。钞小静等（2012，2014）分别研究了资源环境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显著。本文也将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多个维度来刻画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是将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的过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通常从多个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主流。通过选取基础指标，采用不同的方法赋予权重，经逐步加权得到经济增长质量。从现有文献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比较多元，本文尝试从转型升级的视角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考察我国各省经济增长质量。

三、指标设定

经济增长既要考察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活动的效果等动态过程，也要反映出收入分配、质量效益等发展结果。此外，经济增长的实现也付出了资源高投入、低产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代价，何强（2014）及钞小静等（2012）均对资源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资源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影响。因此，转型升级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质量除了涉及经济发展，更多的是考量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环境改善以及收入分配更趋公平。在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参考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基于需求的反映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统计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5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分别包含了经济稳定、结构优化、创新驱动、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

1.经济稳定。经济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转型升级的必要保障。西方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有4大基本目标，分别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据此，本文分别使用GDP增长率、城镇调查失业率、CPI等三个指标来反映各地经济稳定情况，使用税收占GDP的比重作为辅助指标，补充衡量经济发展情况。

2.结构优化。结构优化着重反映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情况，是体现转型升级、经济增长质量效果的重要方面。结构优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投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生产率更高。本文通过如下6个指标来反映各地结构优化情况，分别是全员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比重、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

3.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本文衡量转型升级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反映指标。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钞小静等（2011）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使收益递增，从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本文的创新驱动侧重于考察技术创新，采用R&D经费与GDP之比、每万名就业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与R&D经费之比、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等5个指标来衡量。

4.资源环境。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对资源环境过度开发和利用，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钞小静等（2012）研究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何强（2014）研究资源环境和要素禀赋后指出，能源消耗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面临的重要约束之一。

本文选取单位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森林覆盖率等4个指标来衡量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5.收入分配。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一，若只有部分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悬殊，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本文使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城乡收入比、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GDP之比来衡量居民消费能力，进而衡量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本文将分别测算各省的总体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各省各个维度上的质量。在研究指标评价的文献中，熵值法、专家打分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法都有较成熟的使用，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而选用不同方法。相比较而言，主成分分析法与因子分析法都是根据数据自身的特征而非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权重结构，可以很好地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但是对于包含多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而言，因子分析法无法准确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只能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趋势，而主成分分析法却能够获得构成经济增长质量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30个省市的总体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依据主成分分析法的计量结果，结合经济转型升级的特点，对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设定权重，加权得出5个维度的指标值。

2.数据处理。本文使用SPSS16版本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及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两个维度的指标对总指标影响较大。因此，相对赋予较大权重。此外，结合转型升级时期经济的特点，本文对GDP增长率、单位GDP能耗、城乡收入比和居民消费水平也赋予相对较高的权重。同样使用经过标准化后的数据和相应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份每个维度上的指标值，以及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值。为方便理解，本文所呈现的计算结果均经过处理。这里需要说明的，由于的某些数据不完整，本文的研究中，暂时不包括。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五、测算结果

本文基于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构建了测度我国经济质量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赋值法相结合的方法，对22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测算了2014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及各个维度的指标值，具体结果如下。

第一，总体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分别测算了2014年和2006年各省份总体经济增长质量，从转型升级的视角看，2014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好于2006年，表明经过近10年的发展，各省的经济增长质量均有所提高。同时，经济增长质量表现相对较好的省份均为经济发达省份，北京的经济增长质量最高，上海次之，接下来是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这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特征相符。两个年份相比较而言，重庆、湖北、海南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经济增长质量进步较大。第二，在经济稳定性方面，各地相差较小。北京表现最佳，其次是海南、上海、贵州、广东、青海。北上广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经济稳定维度上的各指标表现也一直平稳；贵州和青海是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但是经济稳定维度上的指标表现较好。相比较来说，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在经济稳定性方面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第三，在结构优化方面，表现最佳的是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这几个地区都是经济发展较好，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城镇化水平较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也是最好的几个地区。其余省份在这个维度上相差不大，说明我国大部分省份在结构优化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第四，在创新驱动方面，表现最好的是北京，接下来依次是上海、浙江、天津、广东、江苏，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较好，人才优势明显，市场环境相对较好，创新和研发的储备力量较强，发展动力更大。其他地区在创新驱动维度上表现相差较小，从创新驱动角度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五，在资源环境方面，各地差别较小，这说明各地在发展经济中都开始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能源。表现最好的是上海，依次是福建、广东、北京、吉林。山西和新疆两地资源较丰富，在节约资源、降低能耗方面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六，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部分地区差别较小。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余省份的收入分配维度的值均位于79~81，其中有18个省份的值位于80~81，表明我国各省份在收入分配方面发展程度相当。总体来看，无论是综合指标还是各维度的指标预测结果，经济发达省份在当前转型升级阶段的经济增长质量好于其他地区。其中，各省份在经济稳定、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方面发展程度差距相对较大，可以在相关领域采取措施，提升水平，使经济增长更有质量、更有效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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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强.要素禀赋、内在约束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统计研究,2014(1):70-77.

经济增长的指标篇(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渐进式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计划所具有的强制性逐渐弱化，计划指标、计划手段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开始向指导性、预测性、灵活性转变。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深刻变革，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波动形成机理呈现出新的特点。1991年中国经济进入建国以来的第9轮周期，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轮周期。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4.2％，达到这次周期的高峰，此后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速度，但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1％，2000年经济增长出现转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但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又出现回落为7.3％。根据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十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7％左右。因此，从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基本走势分析和预测，本轮周期是否已经走出谷底，形势还不明朗。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与前几轮周期相比，本轮周期的收缩期将大大延长，经济将在低谷持续运行一段时期，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潜力较前几轮周期缓和。人们通常把一个周期中出现的经济较长时期处于低谷的徘徊状态，称为经济周期的“宽带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制度、供求关系、分配体制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对策。在下文中，我们将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的新特点，选择若干月度经济指标来构造一个综合指数，据此进一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的具体特征。

二、短期经济波动测定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周期类型的选择

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增长周期两大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就属于现代增长周期。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

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

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趋势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1）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研究阶梯周期也有这一步骤）；（2）求出序列在各期的趋势值；（3）求相对数｛（1）／（2）｝，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平滑过程阶梯周期也不能免）。

如果对同一组资料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来研究，会发现这两者的测量结果是有差别的。主要差别是：（1）序列周期转折点在出现的时间上不同，在离差周期处于峰顶和谷底的时候，阶梯周期总是处于平均增长率上。离差周期处于由复苏走向高涨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峰顶，离差周期处于收缩走向萧条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谷底。（2）两种方法反映周期波动的敏感性不一样。阶梯周期比离差周期敏感（注：）。阶梯周期分析中，有的以序列的各期值与前一期对比，以月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有的则是以每月值同前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数值进行对比得出的季距、半年距或年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我们采用阶梯周期分析中的年距发展速度来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9轮周期波动。

（二）短期波动指标体系设计

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能够通过统计指标（变量）的数量变动特征表现出来，反之，统计指标的变化亦是一定范围内某种经济现象总体变化的数量测度的结果。因此，统计指标作为测定经济活动变化的指示器，在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波动现象的出现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在建立短期经济波动指标体系时，不仅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完备性，而且要顾及指标间反映经济波动的非重复性，尽可能使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为指标集中的最小完备集。

1.指标体系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经济运行是一个动态连锁过程，既受经济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如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等，又受系统外部因素的干扰，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等。虽然准确测度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困难的，但反映其变动的数量特征尤其是发展趋势，则可通过统计指标变动规律的研究来实现。事实上，统计指标具有刻画经济变动规律这一功能，已被中外大量的事实所证明，经济“脉搏”的跳动频率是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亦是统计指标变化特征的综合反映。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统计指标作为认识经济规律的基本变量，在具体测度经济“脉搏”跳动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不同的客观总体，有些反映较为全面、准确，有些则不然。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主要源于经济客观总体与刻画手段两个方面。经济波动现象的发生，是多层次、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元化的影响不会形成模式化的呆板结果，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表现出不一致的结论。在经济领域内，根据内容、对象等可将客观总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每一总体又可细分为许多子总体。一般而言，统计指标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其他属性的，它只能反映总体的某个侧面，不能也不可能反映全貌；只有当它们形成指标体系时，才有可能反映总体的主要面貌。因此，在经济波动研究中，统计指标体系肩负着刻画经济变动规律的重任，是度量经济变动数量特征的神经网络，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2.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从众多的统计指标中选择反映经济波动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构成指标体系，这项工作必须遵循指标体系的特征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首先，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应具有以下特征。

（1）指标的记录应足够长。我们知道，一个短期波动周期往往需要几年，要确认周期波动的存在，并研究其波动规律性往往需要几年的数据。从这样长的时间内发现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是否重复发生，这种重复性在统计上是否可能性很大，只有以相当大的把握认为周期波动确实存在，然后才能研究周期波动的统计规律性。

（2）指标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指标应具有较明显的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以便能够观察到其周期波动形式确实存在。

（3）指标的周期波动应比较稳定。以大体上一致的波长作重复性的周期波动。

符合以上3点的指标均可作为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众多的指标中，具有这3种特征的指标可能很多，因此，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对指标进行筛选。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经济涵义的重要性。不同指标反映经济活动的不同侧面与内容的变化特征，并且对于同一活动所起的作用或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选择具有重要经济涵义、对经济增长波动作用贡献大的指标尤为重要。

第二，变动的协调性。研究经济波动就是要分析与经济总体变动特性相关的指标及其相互关系。按指标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之间的关系，可以粗略地将指标划分为3大类：一是，在时间上和波动起伏上基本一致，即指标的扩张和收缩与经济总体的扩张和收缩大致同时同向变动；二是，在时间轴上经过平移后其轨迹能基本吻合，即满足第一类中的条件，这里的平移是指指标的向前或后退；三是，前两类以外的其他指标。指标变动的协调性就是指所选指标要具备第一、第二两类指标的性能，这对经济波动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变动的灵敏可靠性。经济指标反映经济总体变动具有不同的灵敏性和可靠性，有些指标在经济总体即将发生或刚发生变动时，就表现出超前的征兆，而当它们上升或下降时，一般有较大概率预示着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研究经济波动需要有能及时捕捉经济运行变化方向且具有较高可信度功能的指标。

第四，变动的代表性。指标的变动常常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对于总体具体变动的特征，也常常表现出一个指标与几个指标或一组指标与另一组指标反映其特征几乎是等价的特性；因此指标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替代性。所以，选择指标既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要避免过多的重复。

第五，变动规则的稳定性。经济指标变动的轨迹大多不是呆板或机械的，诸如严格地按正弦或余弦轨迹波动的指标是没有的，并且一般指标的波动性能也不很稳定，这给经济分析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选择波动稳定性强的指标对于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大有益处。

3.指标体系的组成

经济波动来自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不同方面或同一方面的因素对经济波动贡献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有些相差很大；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就是要对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因此，指标体系中的变量应选自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为了确保指标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可靠性，指标体系的构造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来选择。

我国国家统计局每月定期公布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面：第一，工业。主要指标包括当月工业总产值（现为工业增加值）、月度累计数和同比增长率（进一步细分为轻重工业、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第二，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包括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客运量、旅客周转量。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指标包括全民固定资产投资（1996年以后，改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又细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等。第四，国内商业（现为国内贸易）。主要指标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其中又细分为消费品零售额（包括居民和社会集团两部分）和农村生产资料零售额，目前该指标改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按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进行细分。第五，对外经济。主要指标是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新近增加批准利用外资协议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第六，劳动工资、物价。主要指标有职工工资总额（1997年以后取消）、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35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服务项目价格指数等。1998年底，在以上6大类指标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又增加了两大类指标，一类是财政金融。财政类主要指标包括国内财政收入（其中单列出各项税收收入）、国内财政支出（其中单列出基建支出）和行政管理费；金融类主要指标有现金流通量（M[,0]）余额、狭义货币（M[,1]）余额、广义货币（M[,2]）余额、金融机构存款期末余额、金融机构贷款期末余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另一类是证券类。主要指标包括上证综合指数（月末）、深证成份指数（月末）、股票市价总值等。2000年4月，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开出版《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月度经济形势。

为了更加准确地确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等，我们将根据1990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来进行分析。在这些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将以以上经济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为依据，选择部分能全面刻画经济波动的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规模。第一，工业生产。工业作为物质生产的主要部门，仍占据中国GDP最大份额，在国民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选择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第二，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与发展规模，是经济发展实力与后劲的标志。在这里，我们选择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测度建设规模的指标。

（2）市场环境。第一，商品销售。商品销售是各种商品由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反映社会购买力实现程度。我们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测度市场流通状况的指标。第二，物价。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的目标之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里，我们选择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测度物价水平的指标。第三，交通运输。交通运输的通畅及其规模是经济顺利运行的条件，保证了生产要素和消费品及时到达需求者手中。我们选择货物周转量作为测度指标。

（3）开放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对于中国而言，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各国经济周期波动也将部分通过进出口贸易这一渠道相互传递。这里选择进出口总额作为测度开放程度的指标。

以上是我们所构造的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当然，从理论上分析，应该可以挑选出能够更全面反映短期经济波动状况的指标，但是，由于受所掌握的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经济指标数据的限制，我们暂且以这些指标构成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指标体系。

（三）短期波动综合指数的构造

因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复苏、扩张、收缩和萧条都不是在一个月内发生的，而是通过许多经济指标（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的不断演化而逐渐展开的。在这些指标中，各个指标波动达到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都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构造一个综合性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经济波动的状况。美国经济周期专家伯恩斯（A.F.Burns）在他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讨论中提出了使用综合指数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根据单一指标所得到的周期时间不可能绝对可信，所以，将若干指标综合起来，也许就能防止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意外。构造综合指数必须首先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所谓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是指，宏观经济波动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和谷底的时点，即历史上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日期。基准日期一旦确定，周期的持续时间、扩张和收缩时间也就确定了。所以基准日期既是分析周期波动特征的主要依据，又是确定经济变量之间的时差关系的基准。

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确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如同上面的论述，由于宏观经济是一个多侧面、多过程的经济活动的综合体，我们很难用一个单项经济时间序列全面地说明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时，经济波动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宏观经济各部分的运动常常不一致，从而给准确地确定基准转折点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目前通常的作法是选择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这组指标的波动被认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大体上一致，并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宏观经济波动。通过这组指标计算历史扩散指数，从而初步推算出基准日期。然后根据记录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等的周期波动年表，及专家意见等综合判断来最终确定基准日期。确定了基准日期后，就可以把各个经济指标的周期波动与基准转折点相比较，从而将指标分为先行、同步和滞后。最终决定各个指标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影响方向和程度。

我们这里构造的综合指数，与以上方法有所不同。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由6个具体的指标组成，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根据这6个指标每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率所画出的曲线可知，它们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因此，这里将不再分别构造先行、同步和滞后3个综合指数，而是将6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构造1个的综合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确定指标的起止时间。中国建国后第8轮周期（1987～1990年）结束于1990年，第9轮周期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因此，这里采用的月度数据指标应从1991年1月开始。但是，我们考虑到年度数据与月度数据在反映经济周期波动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期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更重要地是，为了保证周期的连贯性，使我们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第9轮周期，其中也包括第8轮周期如何过渡到第9轮周期，为此月度数据指标的起始时间设为1990年2月，一直持续到2002年4月，共147个月。这一期间既包括了第9轮周期完整的波动轨迹，也包括了前一轮周期的低谷期。

第二，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这6个指标的增长率是按照它们各自的每月累计数比上年同期数计算得出的。由于是本年同期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因此就不存在季节调整的问题。

第三，对各个指标增长率进行调整。由于受不规则因素的影响，造成指标部分时段的增长率过高或过低，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数据进行适当的修正，主要参照该时段前后几期指标增长率进行算术平均。

第四，计算各指标的波动系数。对6个指标分别计算其波动系数（Vt）。

第五，确定各指标权重。将6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加总，即V＝V[,t]，t＝1，……，6；然后，分别计算6个指标波动系数占6个指标波动系数总和的比重，即W[,t]＝V[,t]／V，这一计算结果W[,t]就是各指标的权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确定指标权重的统计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都各具特色。经过权衡，本着简单化原则，我们选择了波动系数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

第六，计算综合指数。分别将6个指标的权重乘以其每个月的增长率，即CI[,t]＝G[,t]×W[,t]，然后加总，就得到月度综合指数CI＝CI[,t]，t＝1，……，6。在计算出综合指数之后，我们将以它作为测定本轮周期的基础，并绘制相应的周期波动曲线，以便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统计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形成机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将根据所构造的1990年2月～2002年4月共147个月的综合指数，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进行简要的统计描述。

（一）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总体概况

按照上一节关于构造综合指数的方法，首先，我们计算147个月（1990年2月～2002年4月）的6个指标，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并对不规则变动所造成的奇高奇低的增长率进行适当调整。其次计算波动系数并确定权重，最后计算综合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表2。

根据表2中147个月的综合指数，我们绘制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曲线图（见图1）。通过分析表中的数据和波动曲线图可知，与以往几轮周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底～1990年初，中国进入第8轮经济周期低谷期，1990年3月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整个1990年的以后几个月经济仍在低谷徘徊。1990年底～1991年初，中国经济走出谷底，进入第9轮周期。随后，综合指数增长率迅速回升，虽然个别月份综合指数增长率有所跌落，但总体上仍处于上升趋势。1994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此后，直到1995年7月，经济一直处于繁荣阶段。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本轮周期的衰退并没有表现出像以往周期那样，在进入衰退期后急速跌入谷底，随后迅速回升，即周期的衰退阶段和扩张阶段形成一个“V”字形，而本轮周期除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下半年）经济下降速度稍快外，整个衰退相对平缓。1997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短暂的急速下降，并于1998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谷底，以后的1年，整个经济都徘徊于低谷。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小幅上升，经济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速度较慢，回升进程艰难，从波动曲线图上可以看出，1999年这一段曲线非常平缓。2000年初，经济再度出现小幅震荡上扬，综合指数增长率再上一个新台阶。但是，现在还没有充分的依据得出本轮周期已经真正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第9轮周期中，无论是从扩张阶段转入衰退阶段，还是在将来走出衰退期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本轮周期都将呈现出倒“U”字形或“U”字形的态势，且U字的底部非常平缓，即经济周期波动的峰顶和谷底将不再是一个时点的概念，而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周期运行到峰顶后，并不是立即转入衰退期而是在峰位持续一段时间；同样，当周期运行到谷底时，也并不是立即转入扩张运行，而是在谷底徘徊一段时间。因此，周期在波峰和波谷的转折将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急速完成，而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且平缓的过程。

表16个月度指标波动系数和权重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表2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综合指数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附图

图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曲线图

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概况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表明，中国在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经济运行机制与新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相互磨合，已经从开始的不相适应到逐步适应，现在，整个经济运行基本以市场信号为导向，市场机制已经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到20世纪末期，中国所经历的20多年的由“计划—供给”型周期向“市场—需求”型周期的转变过程基本完成，“市场—需求”型周期基本定型。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周期阶段划分

通过划分周期的各个阶段、准确把握周期的转折点，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周期波动发生的变化。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动幅度比较平缓，但是周期的各个阶段还是明显的。

1987～1990年的第8轮周期于1987年达到波峰，到198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一直处于过热的高峰区，但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难以为继。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治理整顿。从1988年10月起，经济增长开始降温，总体经济增长的降落，持续了大约17个月，也就是一年半左右。这期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低（负增长）的状况大致维持了半年时间，即从1989年第4季度到1990年第1季度。1990年初，政府采取了坚持控制总量，调整紧缩力度和结构的宏观调控措施，当年3月起，工业生产开始回升，回升不断加快。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从表2也可以看出，1990年3月起，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小幅回升。纵观1990年的经济形势，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总体经济已经越过低谷，开始局部回升。1991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回升，进入第9轮周期。

1991年1月～1993年1月为本轮周期的复苏阶段，即在1990年走出上一轮周期的低谷阶段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并开始恢复性增长，1991年12个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接近10％且波动很小，1992年1月～1993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2％～14％的水平。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走出低谷后迅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主要是由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10月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加之3年的治理整顿，使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秩序得到有效调整并趋于合理。

1993年2月～1995年8月，本轮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其间31个月的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从1993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经济进一步扩张，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峰顶，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本轮周期的扩张是历次周期中较强劲的一次。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直到1995年6月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1月～1995年8月，中国经济保持了5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是中国历次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表3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阶段划分

附图

1993年下半年，面对经济过快增长以及严重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过热”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到15％左右，本轮周期进入收缩期。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9月～1996年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幅度较大，回落了近8个百分点，综合指数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此后，综合指数增长率降幅都没有超过2％。1996年底，中国政府宣布成功实现“软着陆”，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一个适度的区间，当年GDP增长率为9.6％，物价水平回落到6.1％。此后直到1997年1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稳中略降的态势，月度之间波动幅度在1个百分点以内。为了进一步巩固“软着陆”取得的成果，防止通货膨胀反弹，国家确定1997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98年初。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力量的出口，也急剧下降。中国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需也开始萎缩，需求对经济的约束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乏力。1997年底～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中国表现出来。1998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明显的急剧下滑，从1997年12月的6.69％下降到－0.06％，达到本轮周期的谷底。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1998年1月达到周期谷底，这一段时期是本轮周期的衰退阶段，共持续29个月。

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本轮周期进入萧条阶段，整整1年整个经济都在谷底徘徊，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3％左右，波动幅度较小。1998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小幅回升，当月为6.73％，增幅达4.62个百分点，2月份又回落到5.91％，随后直到1999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都保持在5％左右。2000年1月，经济增长又出现一次小幅回升，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到10.34％，2～4月份增长率又回落到6％左右，此后到年底的几个月增长率再次回升到9％左右。2001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又下降到6.11％，到3月份上升到9.24％，随后直到年底又逐月回落到5.39％。2002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较大幅度回升，为10.06％，随后又出现回落，4月份为6.76％。

第9轮周期在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缓慢回升，最高达到10.34％（2000年1月）。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持续几个月（最长一次为1998年5月～1998年11月，连续6个月增长），随即又伴随几个月的回落，表明整个增长形势很不稳定，尚未真正走上新一轮周期持续增长的扩张阶段。到2002年4月，整个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的萧条阶段，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2002年4月，本轮周期的整个收缩期共持续了80个月，也是9轮周期中，收缩期最长的一次。

从1998年下半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大国债发行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连续7次调低利率，都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对于刺激经济的效果有限。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作出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已经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期的结论。

四、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主要特征

中国第9轮的经济周期波动，是从1991年开始的，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1992年本轮周期迅速达到高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4.2％，仅次于1984年的15.2％；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于1994年1月达到高峰，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为28.57％。1992年下半年，经济呈现出过热状态，199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终于在1996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保证了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快速增长。但是，其间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难以走出低谷。依据我国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周期持续时间一般在5～6年左右，1996年经济应该达到这一轮周期的谷底，1997年进入新一轮周期。但是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并未改观，1997和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走低。2000年经济开始出现小幅回升，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前景尚不明朗。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状态。这一轮周期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本轮周期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1978年，全国GDP仅为3624.1亿元，1990年上升为18547.9亿元，年均增长9.2％。同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除国有经济外，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轻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基本扭转了轻重工业比重不合理的状况，第三产业日益受到重视，为一、二产业服务的功能逐渐增强。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短缺”的困绕，这种“短缺”主要是由于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1991年开始的第9轮经济周期，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总量连续登上了几个台阶，1991年全国GDP为2.2万亿元，2001年达9.5万亿元，年均增长近10％。目前，我国在12天时间内创造的GDP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总和，长期困绕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问题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九五”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大于求，即一定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据国家经贸委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1999年上半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分析，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67种，占27.6％，只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占0.17％。另据国家统计局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普查，27.7％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18.1％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19.1％的产品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些热点产品，市场很快就达到饱和，生产能力发生过剩。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已经从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且这一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二）从波型上看，这一轮仍然是一个“前峰型”周期

“前峰型”周期是指在每轮周期中，如果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高峰的位置大多处于第1年或第2年，也就是说，往往由上一轮周期的低谷直接跃入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1953～1981年的6轮周期波动看，其波型大多为“前峰型”，1982～1990年的两轮周期，其波型大多为“中峰型”，即高峰在每次周期中的位置大体居中，这样，低谷与高峰之间、高峰与下一轮低谷之间，都有一个适当的过渡。这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这一轮周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回升——扩张——高峰——收缩——低谷5个明显的阶段，而高峰位置靠前，即按年度增长率计算，1990年经济达到上一轮周期的谷底后（经济增长率仅为3.8％），就于1992年达到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谷底到高峰，经济增长率变化了10.2个百分点。如果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高峰出现在1994年1月，即第37个月，而本轮周期已经经历了136个月（1991年1月～2002年4月）。因此，即使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也属于“前峰型”周期。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度变化，对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冲击。

（三）从波动性质上看，本轮是一个“增长型”周期，也是一个“弱周期”

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未出现绝对下降，而仅表现为增长率的减缓，这就是“增长型”周期。虽然本轮经济周期还未结束，但是，在这一轮周期的以后阶段，预计年度GDP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从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来分析，本轮周期谷底综合指数增长率为－0.06％（1998年1月），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造成中国进出口大幅度下降，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也是一个原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工业的增长，仍然保持了正增长（在9轮周期中，我们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得出的“古典型”周期，工业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我们仍把本轮周期划归“增长型”周期。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看，在相邻的两个周期中，前一个周期为“弱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仍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后的第二个周期为“强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根据本轮周期的走势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在这一轮周期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可能收缩在7％这样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如果本轮周期的波谷收敛在7％这一水平上，那么，此轮周期将是9轮周期中，除第7轮周期外（1982～1986年），谷位最高的一次（第7轮周期的谷位收敛在8.8％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抗衰退能力在不断增强，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在未来要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本轮周期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周期

从我国前8轮周期波动来看，4轮周期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相等，即第3轮周期（1963～1968年）、第4轮周期（1969～1972年）、第5轮周期（1973～1976年）和第8轮周期（1987～1990年）；3轮周期的扩张期小于收缩期，即第1轮周期（1953～1957年）、第2轮周期（1958～1962年）和第6轮周期（1977～1981年）；1轮周期的扩张期大于收缩期，即第7轮周期（1982～1986年）。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短扩张、长收缩的态势。就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来看，每当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时，随着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一般而言，经济都能迅速走出低谷。但是，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扩张时间仅仅持续了两年，在第三年就转为收缩，到目前为止，收缩期已经持续了9年，是9轮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如果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扩张期也仅为37个月，收缩期长达99个月，即使我们以1995年9月本轮周期开始出现明显衰退迹象为转折点计算，本轮周期扩张期也仅持续了56个月，收缩期为80个月。因此，无论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还是以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都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短扩张型”周期。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虽然本轮周期的收缩期较长，但收缩比较平缓。从1992年周期达到高峰后，直到1999年，年度经济增长率下降了7.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在历次周期中，本轮周期的收缩期最长，收缩力度却相对较弱，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的趋势。这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趋势相同，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周期波动逐渐由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向平缓型波动转变，周期的扩张进程相对艰难，收缩期相对延长。

（五）本轮周期中物价波动幅度较大，既经历了严重通货膨胀又经历了严重通货紧缩

前8轮周期中，物价上涨幅度最高的是第2轮周期（1958～1962年）中的1961年，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6.2％，以及第8轮周期（1987～1990年）中的1988年，为18.5％。第9轮周期波峰年过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续3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1993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3.2％，随后的1994年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21.7％。以月度物价指数计算，1994年10月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当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5.2％和27.7％。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尽量避免采用“急刹车”式的、单一的行政命令调控方式，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没有造成经济的突然猛烈下滑，即“硬着陆”，而是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即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水平。1994年10月份以后，通货膨胀率止升回落，1997年10月份开始，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到1999年12月，零售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下降了27个月，1999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3.0％。从1994年的高峰到1999年的低谷，物价波动幅度达24.7个百分点，是历次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1次。2000年1月，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非常缓慢且力度较弱，此后零售物价指数时升时降，除个别月份外，零售物价指数都为负增长。现在通货紧缩就像当初通货膨胀一样，作为一个“新事物”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开始感受到一直是西方国家“专利”的通货紧缩的困扰。

五、简要结论

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收缩期延长，长期未能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即出现所谓“宽带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随着经济总量增长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当经济周期步入收缩期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惯性作用在增强，经济调整期相应延长，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对延迟。

第二，在本轮周期中，经济持续几年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关系，加之转轨期各类矛盾的剧烈作用，导致收缩期延长，“宽带现象”出现。

第三，在本轮周期中，中国宏观调控逐步从过去“急刹车”式的大动作向微调转变，但在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政策搭配等方面尚处于摸索中。

第四，在本轮周期中，世界经济周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出现“宽带现象”产生了一定影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周期的走势，我们认为将发生以下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

第二，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际经济增长率难以越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超常增长，而会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

第三，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周期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增强，抗御外在干扰的能力也将不断提高。

第四，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特点，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五，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小波等编著：《经济周期与预警研究——理论、方法、应用》，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

（2）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科学出版社，1990年。

（3）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4）张塞主编：《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经济增长的指标篇(5)

四川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省份，四川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大大带动整个西部的发展。因此，从数量上研究四川省三次产业的间接经济效益变化状况，分析三次产业对四川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益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文献[1]提出了一种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计算方法，文献[2]提出了一种实用的间接经济效益计算模型，文献[3]从传递和获取两个方面研究了各部门间接经济效益状况。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反映了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情况，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反映了对国民经济的推动情况。本文将在前面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利用四川省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和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分析四川省三次产业十年来是间接经济效益变化状况，同时对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做出评价。

2三次产业总产出分析

根据四川省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四川省国民经济总产出分别为1599.81亿元、2513.02亿元、3902.26亿元、9334.20亿元、8049.02亿元。1997年与1987年相比，总量增加了6449.21亿元（含物价因素，后同），增加4.03倍。

按三次产业分组，四川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总产出、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十年来，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的总产出从绝对数额上都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分别增加了1006.487亿元、3864.233亿元、1578.48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的数额最多。但从增长幅度看，第三产业增长幅度最大，增长了4.87倍，第二产业其次，增长了4.35倍，第一产业仅增长了2.58倍。

从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来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总产出的比重从24.32下降到了17.34，下降了6.9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28.69%。第二产业是增加了3.57个百分点，增加幅度6.44%。第三产业虽然只增加了3.41个百分点，但增长幅度最大，为16.84%。尽管如此，四川省“

二、

三、一”的产业格局并未改变。第二产业仍然是四川经济的主体。

3三次产业的直接经济效益分析

表2列出了四川三次产业1987年至1997年5个年度的直接经济效益。

从变化状况来看，1987年至1995年的8年时间内，四川省直接经济效益总量呈现逐渐增长态势，1990年比1987年增长了5.14%；1992年比1990年增长了128.87%；1995年比1992年增长了132.61%。1990年至1995年是直接经济效益增长最快的时期，到1997年，直接经济效益总量有所下降，下降了8.56%。

表2四川三次产业的直接经济效益与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单位：亿元

年度

产业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

直接效益比例直接效益比例直接效益比例直接效益比例直接效益比例

第一产业5.883.048.184.0239.048.3590.018.2888.688.92

第二产业122.6863.42134.5466.15219.0746.86603.0555.45524.2452.72

第三产业64.8833.5460.6729.83209.4044.79394.4236.27381.4738.36

总量193.44100.00203.39100.00467.51100.001087.48100.00994.39100.00

1997年与1987年进行比较，第二产业的直接经济效益增加最多，增加了401.55亿元，占增加总量（800.94亿元）的一半，但它的增长幅度却是最低的，只增长了3.27倍。第一产业的直接经济效益虽然增加得不多，只增加了82.80亿元，但增长幅度却是最大的，达到14.08倍，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原因在于第一产业直接经济效益的基数很低，稍微有一点提高就增长很快。第三产业直接经济效益增增加了316.59亿元，增长了4.87倍。直接经济效益的格局仍然是“

二、

三、一”。

为了准确的评价三次产业的直接经济效益情况。我们使用评价指标dx来分析。

dx=某产业的直接经济效益/某产业的总产出（1）

它的经济含义为，某产业每亿元总产出（或单位总产出）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表3列出了四川三次产业的dx指标。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产业dx指标是三个产业中最低的，但它却在逐步增长。1987年第一产业的dx指标与第二产业的dx指标相比，相差10倍，而1997年只相差2倍左右。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在走下坡路，dx指标在下滑，由于第二产业占四川经济的比重很大，保持和增加第二产业dx指标是提高四川经济直接经济效益总量的途径之一。第三产业的dx指标值是三个产业中最大的，说明四川全社会每亿元总产出中，第三产业直接经济效益是最好的，高于第一产业3倍，第二产业2倍（1997年）。由于三个产业中，只有第一产业的dx指标值是在逐渐增长，其它产业都起伏不定，不能保持稳定增长，此消彼涨，导致四川省的十年来dx平均值，起伏不定，不能保持稳定增长。

表3四川三次产业的dx指标

年度

产业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

第一产业0.01510.01280.05240.05920.0636

第二产业0.13830.09480.10020.10500.1103

第三产业0.20050.13270.21560.19040.2006

4三次产业的间接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间接经济效益的计算模型[2]，三次产业的间接经济效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它的大小反映了某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另一类是某产业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它的大小反映了某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3]。1987年至1997年四川省三次产业部门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见表4。

表4四川三次产业的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与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单位：亿元

效益

年度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

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

第一产业5.718.1346.64142.29112.7620.9429.6861.86138.49123.65

第二产业155.91183.84346.551104.13821.43165.70208.24502.651374.311090.31

第三产业62.2779.75321.34601.55580.7137.2533.80150.03335.17300.94

总量223.89271.72714.531847.981514.90223.89271.72714.531847.981514.90

从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总量上看，1997年比1987年增加了1291.01亿元，增长了5.77倍，增长幅度超过了总产出和直接经济效益总量增长的倍数。三个产业中，第二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增加的最多，增加了665.52亿元，占增加总量的一半左右。从表面上看第二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在十年间占了四川省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的一半以上，第二产业对四川经济的带动作用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是另外两个产业无法替代的。但仔细分析第二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在四川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状况就会发现：1987年，第二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所占的比重为69.63%；1990年为67.66%；1992年为48.50%；1995年为59.74%；1997年为54.22%。比重呈逐渐下降趋势。这表明，第二产业对四川经济的带动作用所占的绝对统治地位正在逐渐下降。而其两个产业对四川经济的带动作用正在逐步加强。1987年这两个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分别只占四川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总量的2.55%和27.81%，但到1997年分别达到7.44%和38.33%。

从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增长倍数来看，增长最多的部门是第一产业，十年来增长了18.74倍，远远高于它的总产出增长倍数（2.58倍）和直接经济效益增长倍数（14.08倍）。第二位的是第三产业，十年来，虽然总产出和直接经济效益都增加了4.87倍，但它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却增加了8.32倍。增长幅度最低的是第二产业，仅仅增长了4.27倍，不仅低于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增长的平均水平（5.77倍），还低于该产业总产出增长的水平，究其原因是因为该产业直接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增长幅度仅为3.27倍。因此，要想提高第二产业对四川经济的带动作用，就必须提高第二产业的直接经济效益。

从三次产业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来看，仍然是第二产业占了大头，1997年比1987年增加了924.61亿元，增长了5.58倍，占增加总量的71.62%，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占四川省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的比重，1987年，为71.01%；1990年，为76.64%；1992年，为70.34%；1995年，为74.37%；1997年，为71.97%。这说明：第二产业对四川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当大，是另外两个产业难以比拟的。从增长速率看，增长最快的是第三产业，增长了7.07倍，其次是第二产业（5.58倍），最差的是第一产业（4.91倍）。

与上节分析相类似，为了准确的分析各产业间接经济效益的状况，我们使用tqx和oqx两个指标来分析。

tqx=某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某产业的总产出（2）

oqx=某产业的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某产业的总产出（3）

它们的经济含义分别为某产业每亿元总产出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和每亿元总产出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1987年至1997年四川省三次产业的这两个指标见表5。

表5四川三次产业的tqx指标和oqx指标

指标

产业tqx指标oqx指标

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

第一产业0.01470.01280.06260.09360.08080.05380.04660.08310.09110.0886

第二产业0.17570.12960.15850.19230.17290.18670.14680.22990.23930.2295

第三产业0.19250.17440.33080.29050.30530.11510.07390.15450.16180.1582

从表5可以看出，，十年间，各产业的tqx指标变化是不一样的。第一产业的tqx指标出现逐步增长的态势，1997年比1987年增长了450%。第二产业的tqx指标，1997年基本上与1987年持平，但中间表现得不稳定，呈一种波浪变化状况，1992年最小，1995年最大。第三产业的tqx指标总体趋势是上升，但中间起伏较大，1992年达到创记录0.3308，这意味着当时第三产业每亿元总产出要传递3308万元的间接经济效益，它的亿元产出对四川经济所起的带作用之大，远远超过其它两个产业。因此，从单位总产出角度看，第一产业对四川经济的带动作用在逐渐增强，第二产业的带动作用相对稳定，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带动四川经济的发展。所有产业的oqx指标变化状态相对于tqx指标的变化状态要稳定得多。而且增长得不多，1997年于1987年相比，增长多的部门是第一产业，达到64.61%；增长最少的部门是第二产业，仅增长了22.87%。所有产业平均增长了29.20%。这表明，从单位总产出角度看，十年间，三个产业对四川经济的推动作用虽然在增加，但幅度都不大。

5三次产业的作用类型分析

仔细观察表4可以发现，虽然各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和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都在增大，但它们增加的速率是不一样的。由于某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反映的是该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的带动作用，而某产业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反映的是该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比较某产业不同年度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和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来分析某产业对国民经济作用方向上的变化。对此，我们使用tq指标来分析。

tq=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4）

如果某产业的tq指标值远远大于1，就表明它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远远大于它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带动作用，它属于带动型产业。如果tq指标值远远小于1，就表明它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带动作用，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是推动作用，是推动型产业。如果tq指标接近1，表明它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和推动作用相当，是综合型产业。表6给出了十年来四川三个产业的tq指标值。

表6四川三次产业的tq指标

年度

产业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

第一产业0.2727670.2738780.7540431.0274640.911902

第二产业0.9409010.8828520.6894570.8034050.753394

第三产业1.6716602.3594812.1418241.7947511.929665

从表6可以看出：第一产业tq指标值虽然一直都小于1，但逐渐向1靠拢，这说明，第一产业传递的间接经济效益的增大速率快于获取的间接经济效益增大速率，第一产业的这两种间接经济效益的差距在缩小。因此，从作用类型上看，第一产业对四川经济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从推动型逐渐变为带动型。第二产业基本上是综合型的，但有向推动型转变的倾向。第三产业是典型的带动型产业，并且有增强的趋势。

6结论

（1）1987年至1997年十年期间，虽然四川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效益都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小于第

经济增长的指标篇(6)

1山东省蓝色经济各指标竞争力指数的分析与评估

1．1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域的蓝色经济资源在我国沿海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海洋主要资源的种类权重值以及各种蓝色经济资源的丰度权值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的高低。在蓝色经济资源中，我们可以分为传统一般性资源、传统战略性资源和新兴产业资源。传统一般性资源，如海洋渔场资源、海洋盐场资源和滨海砂矿资源；传统战略性资源，如海洋能源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港口资源、海洋港址资源和滨海工业资源；新兴产业资源，如滨海旅游资源。从目前的数据资料的收集统计分析来看，山东省在海洋渔业资源、海洋盐业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港口资源和港址资源以及海洋风能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海洋矿产资源种类多，但是丰度低；海洋油气资源虽不如广东、河北，但是资源也比较丰富，山东滨海工业资源较辽宁、上海、浙江和广东比较薄弱。因此，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在传统一般性资源和新兴资源的权重指数比较高，而在海洋战略型资源的权重指数比较低。可以总结为，山东省的蓝色经济资源权值较高，在蓝色经济资源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1．2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本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本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在蓝色经济领域的投资能力，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山东省经济总产值权重值和可以投资总产值权重值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经济总产值指标是指地区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可投资总产值指标是指地区沿海地区人均产值（上海、天津以整个市来计算）。从目前收集的统计数据资料分析来看，山东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较高，仅次于广东、浙江和上海。但是山东沿海地区人口绝对数量多，因此山东沿海地区人均产值的比较优势不是很明显。所以山东省沿海地区经济总产值权重值较高，而可投资总产值权重值低于上海、广东、浙江以及天津。因此，山东省蓝色经济发展的资本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

1．3山东省蓝色经济科技教育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海洋科技教育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领域的海洋科技和科技人才培育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地区科研院所的数量和实力的权重值、科技人才队伍素质权重值、计量时间内科技成果权重值这四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山东省是有名的海洋科研大省，全国的海洋科研院所和海洋科研人才超过40％都集中在山东沿海地区，其中以青岛地区最为集中。每年的海洋科研成果也都集中在山东沿海地区，因此，山东省在地区科研院所的数量和实力权重值、科技人才队伍素质权重值、计量时间内科技成果权重值这四大指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山东省海洋经科技教育有其绝对的竞争优势。

1．4山东省蓝色经济市场竞争力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市场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的蓝色经济产业产品在我国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蓝色经济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蓝色经济产业的销售利润率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蓝色经济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一般通过地区的蓝色经济总产值来表示，从近几年的海洋统计年鉴资料反应，山东地区蓝色经济总产值位居第四位，因此其市场占有率权重值处于中略偏上，但是在海洋的总产值中，渔业和盐业占了绝对地位，而渔业、盐业产品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和低利润的产品，所以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产品销售利润率的权重值中偏低，总体来说，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1．5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规模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值规模和资产规模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在产值规模上，从近两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显示来看，山东省海洋产值处于第四位，属于中偏上，但山东的蓝色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渔业、盐业等传统的一般型蓝色经济资源的开发，这些产业较海洋油气、海洋工程、海洋造船业、海洋采矿业以及海洋运输业的投入较小，而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和广东等地区由于具有传统的优势，并且近几年在这些领域的加大投入，而山东沿海缺乏传统的海洋工业资源优势，并且近些年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够，所以山东省的资产规模权重值出于中偏下。总的说来，山东省蓝色经济规模竞争力的平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

1．6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经济效益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销售利润率、资源利润率、从业者劳动生产率三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从山东省海洋经产业情况可以看出，山东省的海洋产业主要集中在低利润的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所以其销售利润率权重值处于中偏下；资源利用率笔者取海洋总产值与资源总值的比值来表示，从近几年海洋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山东省蓝色经济总产值位居第四，处于中偏上，而山东省蓝色经济资源丰富，其资源竞争权重值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山东的资源利润率处于中偏下；山东省蓝色经济产值处于中偏上，但山东的海洋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蓝色经济的从业人员绝对数量也很大，所以山东省从业者劳动生产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总的说来，山东省蓝色经济效益竞争力的平均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

1．7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的增长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值增长率的平均权重值。通过近几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山东省年增长率权重值处于中偏低的水平，其产值已从以前的第一位降到了第四位，其权重值的水平正好验证了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的实际增长情况。另外，利用地均产值区位商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值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情况。笔者采用地均产值区位商（WH）大于1和小于1，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WC）大于1和小于1等4个指标，构成一个2×2阶矩阵，以此分别对海岸带经济或蓝色经济发展状态进行了二元分类，从中将海岸带经济和蓝色经济各划分为持续增长型、稳步增长型、潜在增长型和缓慢增长型4种增长类型。这4种增长类型的标志和特征位：持续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大于1；WC大于1，地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均大于平均值，处于强劲的发展势态。稳步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大于1；WC小于1，地均产值大于平均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小于平均值，增长相对减缓。潜在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小于1；WC大于1，地均产值小于平均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大于平均值，这种增长类型虽然地均产值相对低下，但增长速度甚高，具有较大的发展后劲。缓慢增长型，其标志和特点为WH小于1；WC小于1，地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增长率均小于平均值，处于缓慢增长势态。以此衡量标准，我国沿海省市的海岸带经济和蓝色经济的发展类型见表1。从表1中不难发现，山东海岸带经济地均产值区位商和海岸带经济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均小于1，属于缓慢增长型；从蓝色经济的增长状态类型来看，山东虽然地均产值区位商大于1，但地均产值增长率区位商小于1，属于稳定增长型，这与我们的蓝色经济基础和结构现状非常的吻合；山东省蓝色经济增长率权重值水平偏低。山东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不足已成为事实。

1．8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创新能力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产业研究与开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R＆D）经费支出、产业R＆D人员投入、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效率和高新产业销售额比重四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从统计资料研究分析表明，山东省产业R＆D经费支出权重值和产业R＆D人员投入权重值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新技术产业转化效率权重值和高新产业销售额比重权重值处于中等水平，综合这四大指标，山东省蓝色经济创新权重值处于中偏高的水平。本指标的计算由于统计资料局限性，还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层次的研究。

1．9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洋经济产业层次结构在我国沿海省市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技术、知识型产业占蓝色经济总值的比重平均权重值。技术、知识型产业主要指海洋油气、海洋工程与造船业、海洋能源、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药业以及滨海旅游业。表2是山东省与广东省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从表2中不难发现，山东与广东相比，山东的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权重值偏低，山东蓝色经济产业层次结构竞争力严重不足，是严重影响山东蓝色经济成长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而也影响了山东省蓝色经济的综合竞争力。1．10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的初步评价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指山东省海洋企业的企业组织能力在我国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比较优势，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协作企业数量与规模、超大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比值两大指标的平均权重值。山东省蓝色经济产业长期以来以渔、盐产业为主导，传统上缺少如海洋工程与造船企业的大型海洋工业企业的资源优势。因此，其海洋产业的企业数量多，但规模不大，而且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能力弱，所以山东省蓝色经济企业数量权重值高，而海洋企业的规模权重值和超大型海洋产业企业对协作企业的带动比值的权重值低，综合分析，山东省海洋企业组织结构竞争力权重值处于中偏低的水平。

经济增长的指标篇(7)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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