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来源篇(1)

关键词：西方列宁学；民粹经济学；列宁资本主义观；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3-0010-05

一、引言

20世纪末，令一些西方人士弹冠相庆的一个政治事件是，列宁所缔造的苏联解体了。而且，更为严峻的事实是，时至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像列宁当年所预言的那样迅速走向垂死、腐朽和没落，而是度过了自己的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于是，“西方列宁学”在以往谩骂、歪曲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而对列宁主义进行根本否定，有宣称“基本过时论”的，也有断言“根本无用论”的，还有提出“全面错误论”的……种种“列宁终结论”一浪胜一浪。这种理论视线一定程度地令我们陷入了困惑：列宁主义（包括列宁资本主义观）果真过时了吗？如何看待“西方列宁学”的这些观点？为列宁辩护、为马克思主义辩护是我们当代中国学人的职责。

二、“西方列宁学”误读列宁的原因分析

列宁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思想家的攻击，这种“攻击”为“西方列宁学”误读列宁提供了样板。“十月革命”之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家考茨基、鲍威尔等人，大肆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

理论；接着共产国际内部的极左派无理指责列宁的哲学思想，以便把它混同于考茨基主义一起推倒。列宁逝世以后，他的生平活动遭到托洛茨基等人的诋毁和歪曲。这些错误的言论成为了日后的“西方列宁学”歪曲和贬损列宁主义的思想素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思想家为了表明自己同正统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研究的区别和对立，提出以列宁的理论、生平事业以及著作为中心对列宁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由此形成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列宁学”社会思潮，人们称之为“西方列宁学”。这股社会思潮的“不同寻常”意味着，它并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它的“研究性”和“学术性”掺杂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其阵容庞大，是从不同层面否定列宁的复合体。首先，资产阶级“列宁派”是最大的流派。比如，尤里乌斯·不劳恩塔尔、0·泰罗、A·巴拉巴诺娃和A·阿夫托尔汉诺夫以及一批逃亡国外的俄国白卫分子。其次，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也影响非凡。托洛茨基用回忆和研究列宁的手法贬损列宁和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追随者罗伯特A·丹尼尔斯用同样的手法声称，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挽

救了布尔什维克；鲁塞尔·布洛克在《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一书中认为，1922年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正确思想首先直接来自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最后，“卢森堡学”的分支及其派生是一个片面看待列宁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他们试图用卢森堡的观点来批判和否定列宁主义。

其二，其流派繁杂，歧义较多，但根本观点完全一致，都是借助“对立论”的视野来评判列宁主义。首先，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他们研究列宁，是为了寻找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否定列宁主义。其次，制造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对立，执意用卢森堡否定列宁及其思想。最后，制造列宁主义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列宁的思想，甚至把列宁主义视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错误行动路线的“原罪”。必须指出的是，“差异”与“对立”都是矛盾斗争性的表现，但二者的“斗争性”程度不同，前者可以说是平稳程度的斗争性，注重非本质的不同，后者则是剧烈程度的斗争性，注重本质的不同，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看到“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正确看待列宁主义与其他学说之间的“差异”性，有助于维护列宁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促进列宁主义的发展；如果一味地把“对立”混同于“差异”，即认定“对立就是差异，差异就是对立”，看不到斗争性的平稳程度与剧烈程度的相对区别，任意地把“差异”拔高到“对立”的程度，或者任由把“对立”降低到“差异”的程度，势必否定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阻碍列宁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宁学”恰恰就是选择后一种理论视域来界定列宁主义的。

三、“西方列宁学”误读列宁的目的

“西方列宁学”为了否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寻找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源。经过多方“求证”，他们认为民粹主义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民粹主义是俄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主张农民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最主要的思想有两点：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认为只要发展农村公社就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民粹思想渊源的“求证”，主要涵盖于以下两种见解之中。

第一，列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在“西方列宁学”看来，列宁天生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青年时期是人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青年列宁的思想即是列宁一生思想的缩影。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路，原华沙大学哲学史教授L·科拉科夫斯基断定列宁主义是列宁用民粹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他指出，列宁青年时期受到恐怖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传统的强烈影响，只是到了1899年至1902年，“他才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即使到这时他的民粹主义传统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列宁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阶段”显示民粹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1]

第二，列宁深受民粹主义文化传统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其一，列宁的哥哥作为著名的民粹主义者，不会不对列宁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在《他哥哥的命运》一文中就明确提到列宁的哥哥深深影响到了列宁；其二，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已承认了这一点，例如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其理论的核心是主张依靠暴力革命在俄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典型地继承了民粹派衣钵的佐证；其三，列宁自己承认布尔什维主义与民粹主义有着不可割舍的历史脉源。他欣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主义者，把民粹主义的思想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诚如他自己所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头20年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那种思潮的联系”。[2]

“西方列宁学”这样“求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强调列宁主义是列宁用民粹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这种别有用心的意图已经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敏锐审视，其中不少学人积极站出来与之进行论战。南京师范大学俞良早及其团队是国内列宁学研究的专家队伍，其著述《创论“东方列宁学”》的第二篇即是评述“西方列宁学”列宁主义观的专门文献，正如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提出‘东方列宁学’，也意味着对‘西方列宁学’即西方学者许多观点的否定与批评。”[3]诚然，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批判“西方列宁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列宁的相关文本方能真正廓清“西方列宁学”对列宁思想的种种误读。

四、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重新认识列宁思想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全面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对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影响的一部重要著述。该书的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实际上就是列宁为系统批驳民粹派而写作的，其内容主要涉及到社会分工、工业人口增加与农业人口减少、小生产者破产论、剩余价值实现论、资本主义市场论等具体问题。

第一，列宁对民粹派理论否定俄国社会分工的客观存在、否定资本主义有发展的基础和前途的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在列宁看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关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理论。列宁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成为市场”。[4]7经过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之后，列宁揭示出，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使得农业也变成了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这种使得农业发展到专业化、商业性的趋势不仅“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因此，“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论。[4]7但是，民粹派理论家为了否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4]8民粹派这样做得目的就是想否认资本主义产生的客观规律，列宁为此批判道：“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4]8因此，在有否社会分工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列宁的观点与民粹派是对立的。

第二，列宁就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这一客观情况与民粹派经济学进行了论战。列宁强调，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的过程，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客观情况，即“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4]9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4]9也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是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已经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验证。对于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俄国来说，这一规律必将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但是，民粹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这一规律，没有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列宁指出：“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4]9-10

第三，列宁批判了民粹派关于“小生产者破产论”的错误认识。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劳资双方的事实存在及其关系出发，解析了小生产者破产的实质。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是商品经济的本性，有不同经济利益的生产者构成了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实的生产得以进行有赖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由于追求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必然以其“贫困化”和“破产”为前提。这就是说，小生产者破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具体表现。但是，民粹派却据此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减缩”，“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列宁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4]10-11何以见得这种“错误观点”是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呢？首先，“成见”在于民粹派回避探究小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这种既定事实的内在根据，以为小生产者的破产是“人为性”的；其次，“浪漫主义”一方面表征在，民粹派默认小生产者的对立面即生产资料的新的占有者日益富有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消费的日益增多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意味着，民粹派对“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这一状况无动于衷。[4]10-11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小生产转为资本主义生产，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需要扩大了，这就建立和发展了国内市场。因此，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是共同发展的，民粹派曲解小生产者破产的实质，在根本上是为了拒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事实。

第四，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剩余价值实现论。所谓实现问题，就是指资本主义的产品在价值和实物形态上如何既在市场上获得实现又能找到替换它的产品，即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所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哪里去并实现其总产品价值。与此相应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也就是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民粹派为了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容易实现，不变资本部分用于补偿消耗了的资本，可变资本部分用于工人的生活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额外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只能通过国外市场寻找解决困难的出路，而国外市场对于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国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宣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4]13为此，列宁首先运用马克思的实现论批驳了民粹派的额外价值难以实现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如马克思所说，“在分析实现问题时，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4]15其次，列宁设专节论述了“马克思的实现论”[4]20-27，并批评了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错误观点（“斯密教条”），即斯密混淆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把全部消费归结为个人消费，没有可能正确地解决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因而无法了解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民粹派经济学家也正是因为以“斯密教条”为理论源点，所以才在“消费”、“分配”、“收入”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糊涂观念”。因此，民粹派从否定资本主义有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进而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第五，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过程中阐明了资本主义市场论。民粹派经济学不仅否认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可能，也曲解资本主义国外市场发展的事实。对此，列宁深刻指出，民粹经济学“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对他们来说，‘国外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察那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4]33-34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发展与国内外市场发展紧密关联。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据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等等在国内市场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足以证明资本主义与以前的社会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以及自身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同时，资本主义对国外市场的需要，不是因为社会产品特别是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而有另外的原因。列宁阐述了几点决定性原因：其一，国外市场的存在是资本主义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其二，彼此互为市场的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其三，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地方市场和国家的界限，寻求国外市场，但“决不像民粹派所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4]35民粹派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以为承认其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列宁进而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概括为两点：一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二是劳动的社会化。列宁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愈高度发展，生产的这种集体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就愈剧烈。”[4]41这里所讲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国内外市场经济危机的爆发。

综上所述，列宁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深刻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错误，这表明民粹经济学并不是列宁资本主义观的理论来源。列宁在引证、阐发《资本论》的过程中对民粹派进行尖锐斗争，这恰恰说明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列宁资本主义观的真正思想来源。“西方列宁学”一意孤行地力图从不同角度消解列宁主义。实际上，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也不可能过时，用今天俄罗斯学者的话来说，列宁主义“经过几十年崇拜和神化、诽谤和丑化的交替斗争，智慧终将占上风。”[5]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发展着，列宁主义就永远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共产党的锐意变革与奋进实践已经昭示出，苏联解体的惨痛现实改写不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经典文本，理性审视各种否定历史事实的思想及其意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9.

[2]张翼星.列宁哲学思想的命运[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92：71.

[3]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

经济学的来源篇(2)

 

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 赫斯特(1914)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和庇古(1921)的《战争经济学》被认定为最早的国防经济学著作,而后者更多地被认为是国防经济学形成的标志。 其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研究,国防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大量著名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仅1987—2002 年间就产生了100 多部国防经济学相关著作。

 

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国防经济学的专著和教材多是以专题归纳的形式呈现。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防经济学,学者主要是运用经济学工具对国防的相关问题展开专题性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分篇归纳的方式,而并不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 无论是国外的国防经济学原著还是我国学者对国外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无不印证了这一事实。

 

近年来,我国国防经济学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因此,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围绕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展开。 当前,以“国防经济资源配置”“国防资源配置”等为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

 

其二认为, 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这两种观点对国防经济学的界定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是内涵式的界定,后者是外延式的界定。 对比这两种观点,可以看到后者包含了前者。

 

事实上,基于这两种观点构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存在缺陷。 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国防经济学只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那么作为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则被排除在学科的大门之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后者来说,由于没有建立起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这种外延式的界定方法建立的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便很难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防经济学走上专题性研究的道路, 于理论体系逻辑架构的建立不利。

 

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的”学科。 从逻辑上讲,这种存乎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界定仍不足以涵盖第二种观点所容纳的全部外延。 但是,这种观点却表现出了建立国防经济学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倾向。

 

资源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也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都将资源配置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然而,关于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尚不甚明了。 从“国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所表现出的集中性来看,这一主题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方向,前述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种观点甚至直接认为国防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的学科;但从认同度更高的第二种观点来看,国防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认为国防资源配置只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那么,资源配置范畴与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除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外,国防经济学所关注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是否也属于资源配置问题? 从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这一角度出发,能否认为国防经济学也是以资源配置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能否运用资源配置逻辑,科学构建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 从这一想法出发,本文尝试通过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进而建立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并将二者与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对应分析,对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进行探索性的演绎。

 

二、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 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 《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 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 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 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 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 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 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 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 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 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三)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 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 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 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 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 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

 

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 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 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 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 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三、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 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 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 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 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 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 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 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 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 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 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

 

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 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 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 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 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 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

 

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 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 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 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

 

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 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

 

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 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 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 3 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

 

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 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四、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 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 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 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

 

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 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 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 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 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 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 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 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 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 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

 

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 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 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 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 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 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 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 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 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 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 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 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五、结论与展望

经济学的来源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一、来源及含义

(一)循环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发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

“循环经济”一词并非国际通用术语,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绿色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绿色经济”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经济学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分配、绿色技术此起彼伏,使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命题。但直到目前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外延以及特征等方面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相关理论正处于不断探讨和完善之中。

绿色经济的“绿色”,不是人们感知意义上的颜色,而是一种象征性用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

(三)生态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术语,成为生态经济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他在该书中倡导用市场经济体制控制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和协调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开发利用。此后,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毫无疑问,生态经济学就是以生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国内外的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第二,生态经济是让整个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像生态系统一样形成全封闭循环,最终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弃物的零排放,使生产系统自持,也就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是理想化阶段,在知识经济的后期才有可能做到。目前,各个国家生态经济的发展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势。

(四)低碳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早在2003年,英国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

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它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产品市场,目标是低碳高增长。低碳发展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经济思想,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入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与改进的产物,因此它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当然也各具特色。

二、相同的理念、支撑点和追求

(一)新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

新的价值观念包括:在考虑自然资源时,不仅视为可利用的资源,而且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的消费观念摈弃过渡浪费和奢侈之风,提倡绿色消费,也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和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减少一次性消费。而且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同时还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二)支撑点是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以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为支撑点。

绿色科技是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因而又称之为生态科技,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及社会作用而言的,它涉及到科技伦理和科技价值问题。绿色科学技术或者生态科学技术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的,目的是促使人与自然协同演进、共同发展,是在生态自然观指导下,受生态意识支配和生态伦理、生态价值约束的科学技术,这种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越融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优化也就越有保障。自然性和人类性是绿色科技的显著特征。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

(三)追求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实现,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且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

三、不同的侧重点、突破口和核心

(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利用“3r”原则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倡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绿色经济关爱生命,鼓励创造,突出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兼顾物质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生态经济则吸收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以太阳能或氢能为基础,要求产品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密闭循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而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采用清洁能源,以期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和温室气候,使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碳排放量比较低的经济形态。

     (二)解决危机的突破口不同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都是以人为本,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但是它们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各异。循环经济是通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来体现的;绿色经济实施绿色分配,如保证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消费和费用支出;生态经济则将人类看成是具有最高级智慧的生物,通过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依存和协同进化的关系达到人类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使得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co2)浓度不再发生深刻的变化,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气候条件。

(三)核心不同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物质的循环,使各种物质循环利用起来,以提高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绿色经济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为核心,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系统的最大公平目标得以实现。生态经济学研究现状,以农业生态经济学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核心。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消费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将引起现代经济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支撑这场变革的重要条件:绿色科技的进步,市场机制的建立,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的改变,生态经济伦理形成都需要时间。我国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应理性地对待,清醒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克服盲目地不切实际地攀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也就是说,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王育德,步秀君,贾东水.绿色经济论[j].经济论坛,2004(16).

2、钟建平.生态伦理与绿色经济[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6).

3、韩锦芳.试论绿色经济的发展[j].山西能源与节能,2005(4).

4、王育德,步秀君,贾东水.绿色经济论[j].经济论坛,2004(16).

5、李彦龙.哲学视野中的生态经济[d].中共中央党校,2004.

经济学的来源篇(4)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探析

引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细息息相关。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地提升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希望将人力资源部从以往的人事管理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为企业的战略服务，提高企业的有效性。但实施起来却缺少一些理论支持。如果说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是企业内部的市场，那么内部市场的研究就一定要依据外部市场的理论基础，或者随着外部变化而变化。那么劳动经济学则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1]。

一、劳动经济学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一）劳动经济学概述。经济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劳动力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商品，适用于普通商品的价值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劳动力领域。因此开创了劳动经济学来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本文引用乔治・J・鲍哈斯的《劳动经济学》中理论，通过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差异，劳动力迁移率，工会，失业，激励工资等描述劳动经济学，以及其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首先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剖析，而后探讨劳动经济学是如何支持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的运作。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以公司总体使命、愿景、战略、目标为基本依据。以此形成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以及理念，来制定组织的整体结构体系，和具体的岗位设置，以组织结构和岗位设置为框架来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重要功能：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而劳动经济学与这几大重要功能息息相关。而后形成了一个公司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流程、信息系统，作用于企业的研发，生产，市场，财务各个部门来实现企业的有效性以及竞争优势。

二、劳动经济学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一）人力资源规划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规划是预测未来的组织任务和环境对组织的要求。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则需要凭借劳动经济学内容对供求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失业者，脱离劳动力队伍的剩余群体数量和现状，总体上向后弯曲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以及假设当闲暇是标准商品，能给消费闲暇的个人带来正的效用时，依据个人偏好不同而不同的消费―闲暇无差异曲线的预测。通对上述的分析明确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供求现状，人力资源类别，为人力资源规划提供依据。而需求上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雇佣的核心都遵循雇佣最后一个员工时劳动力的费用与边际效益相等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原则。

（二）招聘，培训，开发，配置与人力资本。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培训与公司的战略一致性，人员分析，组织分析等。而劳动经济学则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执行标准如，每个员工的能力不同，学习同样的事物投入的精力，成本不同，以及每个人对于现在教育投入后，未来的回报的贴现率不同导致的每个人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同。

（三）薪酬，绩效与激励工资，补偿性工资差异。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理论包括薪酬体系，理论基础，薪酬设计。但是无论是工资的差异或是形式的差异其根本都是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工资差异范畴之内。而绩效工资的确定更是利用工资增加的边际成本=该工作者的生产率的边际收益来最终确定。

结束语：如果说产品市场和融资市场决定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那么，劳动力市场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石，而对于劳动力市场进行阐述的劳动经济学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支持，以劳动经济学为支撑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依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运作，能够使管理工作发挥出经济学作用，使组织赢得经济利益，实现经营目的。

经济学的来源篇(5)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探析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细息息相关。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地提升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希望将人力资源部从以往的人事管理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为企业的战略服务，提高企业的有效性。但实施起来却缺少一些理论支持。如果说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是企业内部的市场，那么内部市场的研究就一定要依据外部市场的理论基础，或者随着外部变化而变化。那么劳动经济学则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1]。

一、劳动经济学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一）劳动经济学概述。经济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劳动力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商品，适用于普通商品的价值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劳动力领域。因此开创了劳动经济学来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本文引用乔治•J•鲍哈斯的《劳动经济学》中理论，通过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差异，劳动力迁移率，工会，失业，激励工资等描述劳动经济学，以及其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首先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剖析，而后探讨劳动经济学是如何支持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的运作。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以公司总体使命、愿景、战略、目标为基本依据。以此形成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以及理念，来制定组织的整体结构体系，和具体的岗位设置，以组织结构和岗位设置为框架来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重要功能：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而劳动经济学与这几大重要功能息息相关。而后形成了一个公司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流程、信息系统，作用于企业的研发，生产，市场，财务各个部门来实现企业的有效性以及竞争优势。

二、劳动经济学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一）人力资源规划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规划是预测未来的组织任务和环境对组织的要求。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则需要凭借劳动经济学内容对供求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失业者，脱离劳动力队伍的剩余群体数量和现状，总体上向后弯曲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以及假设当闲暇是标准商品,能给消费闲暇的个人带来正的效用时，依据个人偏好不同而不同的消费—闲暇无差异曲线的预测。通对上述的分析明确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供求现状，人力资源类别，为人力资源规划提供依据。而需求上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雇佣的核心都遵循雇佣最后一个员工时劳动力的费用与边际效益相等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原则。

（二）招聘，培训，开发，配置与人力资本。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培训与公司的战略一致性，人员分析，组织分析等。而劳动经济学则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执行标准如，每个员工的能力不同，学习同样的事物投入的精力，成本不同，以及每个人对于现在教育投入后，未来的回报的贴现率不同导致的每个人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同。

（三）薪酬，绩效与激励工资，补偿性工资差异。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理论包括薪酬体系，理论基础，薪酬设计。但是无论是工资的差异或是形式的差异其根本都是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工资差异范畴之内。而绩效工资的确定更是利用工资增加的边际成本=该工作者的生产率的边际收益来最终确定。

三、结束语

如果说产品市场和融资市场决定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那么，劳动力市场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石，而对于劳动力市场进行阐述的劳动经济学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支持，以劳动经济学为支撑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依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运作，能够使管理工作发挥出经济学作用，使组织赢得经济利益，实现经营目的。

作者:孙红薇 单位:辽阳市首山新城重大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经济学的来源篇(6)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才有可能有所进步， 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 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 合理的报偿是多少？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借助二元价值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使之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阐明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指的是一类组成部件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理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所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思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系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但是此学科的任何一个方面如人口部分又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 所以， 这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子系统。而且在每个子系统研究过程当中又会生出许多变量。虽然我们也是用系统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几乎不能逃脱一个套路：那就是总是偏向于细化每一个子系统，抽取主要因素，再加上几个假设条件，做出适合于某个子系统的一定条件下的模型。而这类模型与整个复杂系统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纵使把这些离散的模型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模型，也总是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分块式研究的结果。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意见，而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分块式的研究综合起来，如果长期以往下去，这个学科将有被分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一门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拼凑起来的学科，而应该是一门反映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以物质变换为核心的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应尝试运用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利用大量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大型计算机，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才可能从分块式研究模式转变到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才可能从原来模糊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精确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桂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

经济学的来源篇(7)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能源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能源更是被提高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量息息相关。二战后，多次的能源危机以及围绕能源展开的一次次政治博弈和军事冲突都印证了能源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

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节节攀升。按1952年的价格计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到2013年间从最初的3201亿元增加到83496亿元，期间共翻了27倍；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从最初的57144万吨标准煤到2013年的375000万吨标准煤，期间翻了6.56倍。能源消费的不断增加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也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了一定的隐忧。2010年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能源第一大消费国，到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2.4%。2013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9524.3百万吨，居世界第一，占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27.1%。此外，在2013年和2014年冬季肆虐全国的大范围雾霾天气更是敲响了关于过度能源消费的警钟。“总之，由于能源消费已经对当今世界的环境及经济造成严峻挑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筹划和实践发展低碳经济，以降低能源消费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1]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能源消费增速最快，能源供需最不平衡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增速均显著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与之相对的，长三角地区能源生产则增长缓慢。”[2]2013年长三角地区的能源生产量为4454.2万吨标准煤，仅相当于同年能源消费量60817.3万吨标准煤的7.3%。如此巨大的差距使得我们需要仔细考察该地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制定详尽和可行的计划。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能源政策的调整也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十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其中包括了要节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等政策。“在能源领域则提出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并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3]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如何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协调可持续增长，更是成为“十二五”规划期间的重中之重。

对能源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早已有之，然而发生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却将这一问题推向了学界探讨的中心。在这场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的石油减产禁运活动中，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蒙受了巨大打击，自此能源消费与经济的关系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事实上，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能源的投入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会反过来刺激能源消费的增加。”[4]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能源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能源的本质即是那些能为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提供各种能量的物质资源。作为其他生产活动所需的上游物资，能源的供应量以及能源的使用方法就直接影响着其他生产活动的进行。[5]十九世纪后半叶，电力的使用和普及又一次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每一次跨越式发展的背后都是能源利用方式的重大转变，而正是这一系列的转变激发出整个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经济的发展也会从侧面带动能源的消费。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扩大了整个市场，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企业和家庭对能源产生更多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也为人们利用和开发能源提供了新的知识和手段。“伴随着人们对能源资源的认识更加深入以及工程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原本不易被利用甚至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能源进入大众的视野，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能源的认知，丰富了能源的消费结构。”[6]因此总的来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能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反之经济增长又为能源消费提供了新的需求。为了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我们要重视能源生产方面的问题，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重视能源生产，确保能源安全

“能源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能源依然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确保未来的能源消费就显得至关重要。”[7]长三角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化石能源储量相对匮乏的地区，然而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却十分适合发展水能、风能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项目。因此长三角地区的相关部门应该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符合当地情况的可再生能源和核电项目，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就国家层面而言，我国的化石能源储量（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储量）也相对较低，在大力发展其他替代性能源的同时也应当建立和完善能源战略储备机制，确保国家能源安全。”[8]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节能减排

“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而长三角地区的能源消费增速还要快于全国，这种高能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9]因此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积极促进产业升级应当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同时应该积极鼓励各类科技创新，特别是新能源领域，以及各类节能技术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切实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10]（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志雄.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11（4）：37-41，65

[2] 林伯强.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11）：18-27

[3] 杨朝峰，陈伟忠.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8-22

[4] 陈燕武，吴承业.台湾地区GDP和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分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5] 吴巧生，成金华，王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变动――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4）：30-37

[6] 任少飞，冯华.中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结构的关系[J].财经科学，2006

[7] 陈志建，陈明丽.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相关性分析及空间面板分析[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9（8）

[8] 林景伟.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关系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