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动力篇(1)

从1979年以来，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建设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正在于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可以举五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农业承包制

农业承包制，当初称“大包干”，也就是指“包产到户”、“包田到户”。1979年，在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是农民们自发试行的，成果异常显著，于是各地农民群起仿效，一下子就在全国铺开。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上什么农产品都有了。又过了几年，粮票、油票终于取消了。

第二个例子：乡镇企业

农业承包制实行后，效率增长，农村有了一批多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到处建立，不需要政府投资，农民自己为产品寻找销路。80年代中期，国内火车上、长途客车上处处可见到一群提着大包小包，装着样品的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就这样，计划体制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形成了。

第三个例子：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农业承包制的推广和乡镇企业兴起的同时，1980年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在这里，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高楼一栋一栋拔地而起，深圳建设速度之快，给人们一个启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完全可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人才、资金纷纷流进了深圳，这也表明了民间积极性发挥所带来的奇绩。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丢在平静的中国经济水面上的三块石头，它们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平静下来了。民间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中国经济发展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四个例子：股份制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股份制企业。它们最早也是群众自己集资组成的，或原有企业向民间筹集资金后扩建而成的。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中小企业，但仍然是民间蕴藏的积极性的发挥。到处在谈股票、谈上市，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群众的这种热情有增无减。股份制的作用终于被公众认可。

第五个例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进入新世纪初，江西、福建等省开始了集体林权改革的试点。群众称之为“包山到户”。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全国范围内实行集体林权改革的决定，承包期定为70年，林地和林木可以抵押，这样一来，25亿亩集体山林一下子就活了。林区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中国的林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为什么民间积极性的发挥会促进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因为人民有改善生活的基本需求，他们总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比自己这一代较好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他们还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以自己的成就表明自己的价值。民间的积极性就是由此而涌现的。

然而，民间积极性的发展需要有合适的制度条件。没有合适的制度条件，就不会有机会的公平，也就不会有民间积极性的迸发。充分的社会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只能产生于合适的制度条件下。这就是民间积极性得以发挥的最重要前提。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把中国引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从此民间积极性有发挥的可能性。

以农业承包制为例。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些省市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包产到户”的做法。但当时是遭到批判、打击的。倡导“包产到户”的基层干部受到了处分，试行“包产到户”的农民同样陷入了困境。民间积极性刚刚露头，就被扼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发生实质上的变化，民间积极性在农业承包制方面的发挥才有了制度条件。

股份制的推广不也如此吗？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召开，股份制能迅速推广么？民间的积极性能这样迅速地迸发出来么？

无论农业承包制的推行还是股份制改革的进展，都使蕴藏于民间的极大积极性发挥出来，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使民间积极性转化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是发现。发现是指发现民间有积极性，关键在于体制条件是否具备。只要具备了体制条件，民间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并发挥出来。

二是引导。由于蕴藏于民间的积极性具有自发性，所以需要引导。政府引导民间积极性，实际上是对民间积极性的一种爱护，不要让它受到误导而遭到损失。

三是扶植。对于因民间积极性迸发而出现的一些新生事物，例如为适应林权制度而产生的林业专业合作社，政府应当加以扶植，包括在融资方面给予支持。

四是推广。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予以推广，这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五是规范化。不规范化，就不可能使民间积极性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成长，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股份制的推行促成了“公司法”、“证券法”的通过。

二、下一步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课题

下一步经济发展中，包括“十二五规划”，甚至包括“十二五”以后的连续几个五年规划，都有若干重要课题需要研究、解决。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一）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要实现经济转型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为了增加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应当加大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力度。问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是在长期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我们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呢？

为了加速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必要通过扶植优秀企业和完善资本市场。优秀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凡是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作出成绩并且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都应得到支持。同时，资本市场要继续完善，形成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使优秀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更好地运用资本市场。

（二）就业问题

在西欧国家，一般只要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就业就不会发生大的问题，而中国2008年第四季度的资料表明，如果年经济增长率降到6%左右，失业问题就严重了，农民工就回乡了。为什么？关键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不停地向城市流动，而西欧这种情况在很多年前就结束了。那么，当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撬杆究竟在哪里？

为了缓解就业问题，有必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支持微型企业。民营企业是吸收新增就业的主要场所。认真落实非公经济新36条，实现公平竞争，放宽市场准入，可以大大缓解就业压力。对于雇工人数少、资本少的微型企业，要大力扶植，如减免税费、解决融资问题等，将增加大学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库区移民、残疾人的创业和就业。

（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先发展，后治理”模式或“边发展，边治理”模式，都是有害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首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但经费来自何处？怎样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行之路？

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必要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另一方面形成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机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需要大量投入，仅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一领域。此外，要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形成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形成社会一致的环保行动（如资源回收、文明消费、节水节能、保护野生动物、环境绿化等）。

（四）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建设的资金筹集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会持续不断地进城。如果今后每年提高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那么30年后，即到2039年，中国城镇化率可以从2009年的46%上升到76%。要知道，每年提高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其中包括青壮年、老人、少年、儿童。要盖多少房子，办多少学校、医院、文化设施，还有水、电、气、暖供应……“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地方债务”也难以承受，公用事业建设如何筹集资金呢？

为了筹集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有必要建立公用事业投资基金，大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城镇化过程中，建立公用事业发展投资基金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中国，可以由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作为牵头发起人，适当投入财政资金，基金投资人包括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然后发行金融债券，即“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吸引民间资本。

（五）人才建设

人力资本存量不包括在GDP指标内，但却是比GDP总量更能说明问题的指标。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因为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口数量与人均技术水平的乘积。要做到人力强国，必须大力培养各级人才。为此，我们应当从何着手呢？

为了培育更多的人才和吸纳国外留学的人才，有必要及早形成教师和研究人员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关键在于要尊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和辛勤劳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要减少行政干预。要有适当的激励机制，要发挥协作的潜力。

（六）通过民间消费的增长，走向经济的良性循环

投资为主的拉动经济增长，但这只表示中间需求的扩大。过分依赖出口，靠出口拉动经济固然是最终需求，但却会使我们受制于人。促使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必须先做到投资和消费并重，然后主要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拉动经济。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何在？撬杆何在？

为了扩大民间消费，有必要增加廉租房、平租房、平价房的供给，同时让农民得到房产证。政府承担廉租房供给任务，政府支持平租房、平价房的建设，这样就能减少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不足。同时，让农民得到房产证，可以抵押、转让、出租。农民有多余住房可以出租，这既可使农民有经常性的财产性收入，扩大消费能力，又有助于缓解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压力，还可以让农民“带资进城”，自行创业。上海市嘉定区和山东威海市的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七）使有限的耕地产生更大的效率

中国耕地有限，而有些耕地由于各种原因，亩产量低下。加之，农民工外出，或有些迁居城内开店开作坊了，种田人手不足。这问题如何解决？要改良耕地，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又需要大量投资，钱从哪里来？这些都要从长计议。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2)

关键词：新常态 区域经济发展 动力要素 动力转换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

一是分工和专业化。斯密、马克思以及杨小凯等都在不同的时期阐述分工和专业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要素投入。古典经济学家指出了一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新增长理论指出了知识、研发、人力资本等各种高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结构变化。经济增长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如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独立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的，恰恰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结果。四是制度。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变迁、制度安排和制度质量等因素都会影响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五是需求。凯恩斯通过批判萨伊定律，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有效需求驱动的过程。当然，区域经济增长绝非是靠单一动力要素驱使，而应是多种动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动力要素配置合理，形成系统合力，才能真正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区域经济发展动力要素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从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相对放缓，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态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伴随这一改变，我国经济还呈现一些特点和新的变化。

（一）各省区发展差距较大，但区域产业分工水平低，产业分散较严重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自然资源、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相互之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强，是中国区际之间产业合理分工的基础，也是通过强化区域合作与分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不断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延续或维持较长时间中高速增长的重要途径。但是，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会影响产业集聚的发展，造成产业结构的分散化。这种分散化的产业结构，虽然在初期可以起到增强企业竞争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但长期来看，必将阻碍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协作与创新，使得地区和企业把主要精力用在短平快的项目中，造成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更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最终影响整个经济增长。

（二）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是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改变，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群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二是人力资本优势显现，潜力待开发。主要表现在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在提高，文盲率在下降；新增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也大幅提高。三是资本约束的条件已改变。建国至上世纪末，资本稀缺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缺乏必要的资本把劳动力、技术、资源等要素组织起来。因此只能在改革开放前通过计划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后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来吸引资本，同时，通过降低其他要素的价格，改善其他要素的供给状况，来降低投资成本。这期间资本始终处于相对的稀缺地位，即使出现短暂需求不足，资本也很容易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开辟新的投资领域。但是，本世纪以来，其他要素的约束越来越紧，但资本却越来越难找到好的投资方向，即使是政府放松管制，也达不到原来的“一放就活”的效果。同时，还存在某些行业产能过剩与另一些行业大量进口并存的问题。

（三）某些制度安排已从当初的有效激励变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以地方政府GDP考核机制为例，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GDP考核带来的地方政府竞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解释应该说是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的。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条件，想方设法招商引资，竞争性地为投资者创造优惠政策和条件，事实上是以资本为纽带促进了各地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实施到现在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是各地竞相引进上马热门产业，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二是一部分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含量低、效益一般的企业会在各地优惠政策的庇护下长期存在；三是由于招商引资过程中较少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使各地环境和生态破坏加剧。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持m增长。

（四）投资和出口的动力趋弱，但却有诸多要素制约着居民消费动力的增长

以2011年为界，此前，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如以前。与此同时，却有诸多要素制约着居民消费动力的增长。一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缓；二是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收入差距较大，制约了消费动力的释放；三是百姓随着收入增加，需求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由于供给变化没有跟上，也制约了消费动力的释放。

三、以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转换

（一）转变区域发展理念，促进区域合作与分工

要通过不断改善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来持续增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一是转变区域政策导向。以往区域政策大多是以给予优惠政策鼓励特定区域独立发展以及鼓励不同区域竞争发展为主，现在应转变为给予不同区域平等市场机会，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鼓励区域间协同协调发展、竞争合作发展的政策为主。二是提高区域治理能力。通过建立区域协调协作机制、制订和实施区域发展规划等多种手段，有效化解区域发展中的冲突和摩擦，以实现区域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素流通市场配置进而实现区域间产业分工协作。三是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和城市群发展作为促进区域分工合作，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载体。各地要结合本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和本地资源禀赋发展产业集群，让市场在集群发展起决定作用，使集群内核心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真正形成分工合作，而不是简单的企业在空间上聚集。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基本空间单元，推动城市群在基础设施、市场等方面的一体化，实现城市功能的差异化，并将城市群作为整体参与更大范围的一体化。

（二）根据要素禀赋条件变化挖掘区域经济增长动力

一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放开户籍限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女性参与劳动率、释放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冗员等办法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二是促进人力资本向真实生产能力转化。可以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改革，消除人才自由流动的行业壁垒和地域壁垒，激活被制度闲置的人力资本，释放其生产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三是改变过去一味通过放松管制等办法为资本寻找投资机会，通过改善其他要素的供给，优化融资环境，使技术、人才在要素配置中能更好地起主导作用，使经济增长变得质量更高、更可持续。

（三）进行制度变革，使制度真正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有效激励因素

一是改革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原来单一的经济总量考核转变为约束激励相结合的综合考核。增加环境、服务等约束性指标，强化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创新等激励性指标，形成适应新时期的充满新活力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二是切实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改革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行力度，让产权人真正受益，侵权人受到应有惩罚；改革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以及科研财政投入制度，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让科研财政投入真正用在支持创新上。三是强化私有产权的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作用。四是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四）挖掘“三驾马车”的增长潜力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通过去除过剩产能，增加对我国过去不能生产的质量、技术以及附加值较高产品的投资，从补足生产短板中找寻投资潜力，还可以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欠账和全国的环保欠账等投资中寻找潜力。另外，可以通过改革提高投资的市场竞争度和提高政府投资的科学化决策水平，通过提高投资效益的方式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二是拓展国外市场，通过优化出口市场结构，减缓出口的快速下滑趋势。三是真正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释放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其次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研究新时期老百姓需求变化，切实增加有效供给；再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上、下）[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等译.第十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4]谷国锋.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研究[D].L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其转换[J].调研世界，2014，（12）.

[6]任泽平：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房地产长周期拐点到来，http：//.cn/china/gncj/2016-05-19/doc-ifxsktkp8950990.shtml

[7]徐现祥，李郇：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J].经济学，2005，（10），第4卷增刊.

[8]张莹，王磊.地方政府干预与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兼论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J].宏观经济研究， 2015，（10）.

[9]苏红键.空间分工理论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6）.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3)

【关键词】 市场主体；激发活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动力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市场主体包括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其中企业是社会产品的直接创造者和供给者，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它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作为市场上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和各类要素的最初提供者，居民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主体。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是任何一个经济体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种形势下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就显得尤为迫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使得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持续低迷，不仅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结构调整需要面对各种矛盾。应对这一系列的外来冲击和内在挑战，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推动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改变和提升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结构和动力结构。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载体，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主体，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推动力。不断完善市场条件，提升企业内涵增长水平是促进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从企业内部来看，如果把企业竞争力看作企业赢得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那么现代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市场应变能力、质量竞争力、价格竞争力和服务竞争力等，所有这些，唯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持续获得，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创新活动中，企业的内涵增长水平得以提升、发展方式实现转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推陈出新”、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发展新兴产业、优化结构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企业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过程，正是其迸发活力、不断创新的过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升级的过程。

就外部环境而言，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也是与其不断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过程相统一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了对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与自身收益直接相关的利益机制激发了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因此，创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条件，必须具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独立的企业制度。首先，优胜劣汰的竞争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唯有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改善管理、进取创新，才能长久立足、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效率得以提高，资源配置得以优化。有效的市场竞争必须具有公平性，这就要求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待不同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有效的市场竞争必须具有充分性，这就要求消除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各种行政障碍和经济障碍；有效的市场竞争必须具有有序性，这就要求设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各项规则，并且形成各类主体自觉、严格遵守这些规则的市场氛围。其次，通过分散决策和价格机制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分散决策可以避免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信息难题，但要确保分散决策的有效性，企业必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明确独立的产权既是市场交易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源泉。如果企业的决策经常受到来自外部的干预，它就不应当也不可能对其决策后果承担责任，相反，如果企业无法对自身的行为后果切实承担责任，那么其拥有决策的自就是危险的。因此，确保决策者对其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一方面是对决策者的有效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对其有效的激励。

所以，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如果企业不具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必然会削弱甚至丧失市场竞争力，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无从实现，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也无从保证。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以其内部自发的强制作用不断激发着企业的活力，也有力推动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政府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环境的缔造者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市场作用的强化，而不是对市场的替代，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定并执行规则来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充分、有序的竞争，创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有利条件。凡是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无需“越位”，但对于那些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在理应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如果政府“缺位”，则一样会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依据以上原则，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重点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合理制定并严格执行规则；二是调控宏观经济总量，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三是有效提供公共产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承担至关重要的任务。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呈现出增强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尽管政府不是生产的主体，但是它能够有效调控和引导生产主体的行为，或者为其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或者为其设置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本身掌握着重要而众多的资源，其行为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发展政策既从宏观层面主导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从微观层面规范着企业的行为。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要求政府做好服务，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通过明确的导向作用和利益激励作用，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为制定鼓励性政策，对有悖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行为制定限制性政策。

着眼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立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充分发挥好以下作用：第一，形成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把市场的职能范围充分让位于市场。第二，健全自由竞争、独立产权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保障，保证各类经济主体能够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第三，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规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第四，深化投资管理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在更多领域消除民间资本的进入壁垒，破除束缚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体制。

三、多维度激发居民主体活力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必然选择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居民、企业和政府是围绕着产品和要素两个市场进行供给和需求的。在产品市场上，主要由企业提品和服务给居民和政府，不同的企业之间也对产品与服务产生需求；在由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构成的要素市场上，居民主体依靠要素贡献获得收入并购买各种产品和服务。不同的居民在市场上提供了不同的生产要素，他们的市场行为都体现了居民作为市场主体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进而获得收入的本质要求。居民既是要素所有者和供给者，也是消费者和投资者，是集多种经济行为于一身的市场主体。作为消费者，居民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在家庭预算的约束下自主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对不同消费品的购置进行选择；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居民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对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选择。长期以来，我国居民的市场主体作用被忽视了，特别是居民购买力不足成为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羁绊。

激发居民主体发展新活力，意味着多维度地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一方面，要提高居民的要素供给能力，主要通过提升居民的文化素养和技能素质，增加居民的消费、投资和就业理性；要优化居民的要素供给环境，通过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法律建设和社会建设，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尤其要保护和规范居民的要素供给报酬，注重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消费既能直接刺激生产，也能有效缓解由生产过剩引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在当前部分领域投资过热，出口需求又遭受外部冲击的条件下，有效地调动消费需求成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保证消费品的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实体产业和服务消费载体的发展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基础，必须加大对这些产业的投资。这就需要在投资上保证政府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项目的投资力度和比重，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标准。既要在需求上引导居民的消费理念，又要在供给上完善消费品和服务生产的相关体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在实处。

其次，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增加居民收入是增加消费需求的基本条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分配指导思想的变化，即维持高积累不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倾向，提高消费率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涉及分配制度的完善，要确立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导向，保证国民收入再分配更多地向直接形成居民收入的方向倾斜，增强转移支付的力度，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再分配获得更多的收入。

最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长期以来，我国大量的企业把压低劳动报酬作为降低生产成本最主要的途径，这种低成本也成为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措施。只有提高劳动报酬在企业生产成本中的比重，才能把提高产品和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引擎逐步转移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上来。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既能够保证劳动者的收入在企业创造的总收入中占有更多的份额，又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顾钰民.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条件[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1.16.

[2]黄家骅.中国居民主体透视[J].东南学术，2012.1.65.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4)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农村生活环境、农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中国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思路不明确，似乎农村经济发展就是给钱给物，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首先要确认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为这个源泉形成农民财富创造条件，农村经济政策需要发挥这个动力源泉的作用。

一、从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说探寻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含义有多种理解，从最简单的交换角度看，市场经济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所以也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不过市场经济更多体现了一种经济制度。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从单纯的商品交换，发展到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而提升到一种社会制度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也对其中的主体“人”的假设也逐渐成熟起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假设为“经济人”，指人的“自利性”而非“自私性”。关于“自利性”，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中对自利做了如下的描述，“西方古典经济学分析人类行为的逻辑出发点。指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为目标。认为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并不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可以说关于人性“自私”的假设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自利”不同于“自私”。和“自私”不同，自私有故意损害别人利益的含义，而自利不是。市场经济主张尊重和给予人们充分自由选择和发展的权利，从“自利”达到“互利”，这就说明，它对于人的“自利”属性是一种尊重和肯定的态度。所以，市场经济认为“经济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所谓“既定约束条件”，就是法律、道德、制度、政策等等。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自觉地遵守这个约束条件，否则这个约束条件根本无法执行。所以，实现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信任人的能力、尊重人的权利、肯定人的价值。

所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需要激发个体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以自利行为主导的，通过个人努力来满足个体需求，同时也让社会受益。这与马克思的劳动创造财富不谋而合，一个社会只有财富创造才能增进社会福利。从这也不难看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要从“自利性”假设前提出发，最大限度发挥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动力的释放过程

1978年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成为推动城市经济改革的先导，在这过程中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得到了充分展示。1978—1984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截至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达到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7.8%，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工分制”变成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快速发展。从1982—1987年，改革的重点是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这是解除农业生产力的上层建筑问题，为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空间。从1985—1988年，农村改革的重点是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经济，确立农户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三农综合症”，据有关统计，从1993—1999年，全国共清理各种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多达2.53万个，通过“撤乡并镇、并村”使乡镇数量由91 138个减少到43 112个，行政村数量由94万多个减少到74万个，村干部总人数由455.9万人减少到259.2万人。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了2 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还多;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了3 000亿元;从2006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平均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 200多亿元。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预示了中国农村经济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这阶段的发展，对农民自利性的激发需要更多的条件，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也是农民自利性发挥的过程，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实现这种自利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增收、农村发展问题慢慢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公共服务，要求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市场主体地位。

三、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于城镇经济来说，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很多问题，尽管近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新思路。但是相对城市，农村还存在一个弱势地位，2007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 239亿元，分城乡来看，城镇投资117 414亿元，增长为25.8%，占总投资的85.6%，而农村投资19 825亿元，增长了19.2%，但是仅占投资总额的14.4%，如果按照人均投资来计算，则差别更大。农村和城镇经济面临着不平等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也产生了不均衡的发展结果。

从长远发展看，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工业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城市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市民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保护性”。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问题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最终需要转移到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条件让农民的“自利性”释放出来。这些约束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自利空间在缩小。农民的土地在被工业化剥夺，农民拥有的土地已经无法让他们展示自己的积极性。(2)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发展空间。如果农民没有农村空间，那么就必须要向城市空间拓展，而向城市拓展中，城市并没有给农民提供足够的空间发展，一是户籍制度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成本;二是城市中各种机构收费严重束缚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三是很多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而农民不可能直接到微软这样企业工作，必须以服务行业、中小企业就业为主。(3)农村公共保障不足限制了农民积极性发挥。相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城市投入了更多的投资，而且一度以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价格，转移农民创造的价值，推动工业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缺乏，进而导致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差距，公共物品的不足还体现在对农民培训、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四、推动平等市场主体形成，并给予优惠政策，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

当前，应该把农村经济问题放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考虑，放在同一体制内考虑。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形成。要让农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能力得以开发，融入城市文明，需要实现统一户籍制度，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在国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有权享受与所在地居民完全相同的待遇，有权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农村经济也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才能形成。

2.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落实农民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上的平等权。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了这个基本要求。现在，农民在享受各种资源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平等，在失业救济、享受低保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几乎是空白;而教育、医疗、科技文体权利明显地与城市存在差距。要落实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增加对农村医疗投入的精神，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农业公共服务建设，给予更多惠农政策。应依据市场公平原则和农业产业基础产业的地位，和产业波动大，不稳定、脆弱的发展特点，给予农村更多的优惠政策，从国外先进国家的农业政策来看，农业一直受到政府保护，工业补贴农业是一贯做法。国家财政已经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大力促进农村交通、通信、电力、灌溉的发展，大力促进农业机械化、信息化、规模化的发展，为农民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其积极性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5)

关键词：城市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经济竞争力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related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for reference，and connects with the Hangzhou Innovation Index，evaluate and study the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of the 15 Vice-Province Cities through the aspects:Dynamic evaluation of Competitiveness，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y Competitiveness，etc.This study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promoting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accelerating the economy growth.

Keywords:City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Index SystemEconomy Competitiveness

科技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地区）科技资源与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发展水平与潜力、产业科技竞争力形成的综合区域竞争优势体现。城市科技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是衡量科学技术对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找出差距，认清自身的过程，有助于城市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提高科技竞争力。

杭州是国内较早开展科技竞争力评价的城市之一。从2001年始，课题组设立指标体系对杭州年度科技竞争力进行跟踪研究，至今该研究已持续了7年。2008年，考虑时效性和数据可得性，课题组对前几年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研究对象确定为15个副省级城市。

本研究对2007年度深圳、广州、杭州等15个副省级城市科技竞争力发展进行跟踪研究，以期为各城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指标体系设定

根据城市科技竞争力的基本概念及内涵，参考科技部2003年新修订的科技进步监测体系和《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特别是实现和杭州创新指数指标体系的衔接，课题组在沿用前几年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基础上，考虑时效性和数据可得性，对2007年度科技竞争力指标进行了修正，主要是舍弃了科技论文指标，增加了科技活动人员、发明专利和高新技术出口指标。

2.城市科技竞争力动态评价

2.1科技竞争力综合排名分析。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课题组对2004~2007年度15副省级城市科技竞争力进行评价

2.2科技竞争力进步速度分析。以15城市2004~2007年度科技竞争力各项指标年均增速反映科技竞争力进步速度。

对15城市各项指标2004~2007年年均增速打分，设年均增速列第1位的得15分，第2位得14分，第3位得13分……依次类推，第15位的得1分。最后以算术平均法得到各城市的指标年均增速综合得分。

统计显示，2004~2007年15城市科技进步得分超过15城市平均水平的城市从高到低依次有宁波、武汉、济南、青岛、杭州、厦门，其中以宁波增长最为迅速，超过15城市平均水平将近30%。历年科技竞争力水平较低的济南、厦门年均增速较高，显示这些城市正在加大力度，加快发展。长春科技竞争力排名低，科技进步速度也排名落后，显示其科技竞争力需要引起高度注意，加快发展。深圳市、广州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远超过其他副省级城市，属于科技创新能力发达城市，基数较大，增长速度虽然靠后，但创新能力的增长量依然很大，能遥遥领先于其他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中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科技创新能力的排名在第3名，而科技进步速度竟能排名第5，实属难能可贵。从表3可以看出，增长速度较快的大都属于科技竞争力不是很强的城市，而科技创新能力发达城市如深圳则增长速度不高。而杭州的杭州科技创新能力和增长速度都排名靠前，显示杭州既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基数较大，同时还持续高速增长，科技竞争力提升空间极为广阔。

3.科技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的协调性分析

3.12007年度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为了进一步考察各城市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程度情况，课题组选取一些指标对15城市的经济实力进行了评价。在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中，借鉴《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 》中的做法，考虑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商品总值、出口商品总额占GDP比例四个方面的因素，定义地区经济竞争力指数(EPI) 如下：

EPI = 0.36 ×GDP 指数+ 0.24×人均GDP 指数+0.24 ×出口商品总额指数+0.16×出口商品总额占GDP比例指数

根据这一公式，测算出2007年度15个副省级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分组分类 城市经济实力强　深圳、广州经济实力较强　宁波、杭州、青岛经济实力中等　厦门、大连、南京、沈阳经济实力较弱　武汉、济南、成都、哈尔滨经济实力弱　长春、西安3.215城市科技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角度来衡量，15城市的科技与经济发展状况可以描述为4 种类型。

第一类，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型。如深圳、广州均属于经济、科技竞争力“双强”城市，杭州属于经济、科技竞争力均为较强城市，这些城市的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较好，科技对经济起到了足够的支撑作用，科技与经济比翼齐飞，其发展前景与潜力也较为看好。

15个城市中，除了深圳、广州科技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排名一致，沈阳2指标均排名第9。一方面说明沈阳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较好，另一方面则显示沈阳的科技经济竞争力水平还有待提高。

第二类，科技领先于经济发展型。如南京、大连、武汉、成都，其中尤其以南京、武汉为典型。南京的科技竞争力排名第4，属科技竞争力较强之列，其科技人员、科技潜力更是遥遥领先，但经济竞争力却排名第8；武汉2007年科技竞争力排名第6，但经济实力却处较弱地位，说明其深厚的科技潜力与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经济竞争力，其科技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态势说明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

第三类，科技滞后于经济发展型。如宁波、青岛、厦门，这些城市呈现科技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态势，说明这几个城市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外资加工型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科技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3个城市中，青岛的情况相对较好，而厦门与宁波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意味着，如果不解决科技发展问题，其长远的经济发展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经济增长积累的雄厚财力基础，实施科教强市战略，发展科教事业，提升科技竞争力，在保证科技投入的同时，着力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四类，科技与经济发展均呈弱势型。如济南、哈尔滨、西安、长春。这些城市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均有待提高，发展亟需加快。

4.结论

各个城市区域特点不同，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差别较大，但总体而言科技的进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竞争力，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经济越发达，其科技竞争力也比较高，反之亦然。

增长速度较快的大都属于科技竞争力不是很强的城市，而科技创新能力发达城市如深圳则增长速度不高。当然也有些城市竞争力和增长速度都不高。如何启动一个科技竞争力薄弱城市的科技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少内陆城市科教资源丰富、科技研发实力强，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有必要加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加强产学研结合，确实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实力优势。

沿海外向型城市在注重招商引资的同时，也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研究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马元三.区域科技统计与科技竞争力评价研究［J］. 商业时代 2008-22：10~12

［3］赵顺娣、孔玉生.区域科技竞争力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07/21：75~77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6)

关键词：循环经济 企业 内在动力

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发展目标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是在不影响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下，达到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使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战略目标是：用50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建成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资源节约的循环型社会，资源生产率等循环经济的主要指标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极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并整体改善生存空间，全国全面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企业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企业的配合与支持，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与发展循环经济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企业目标与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方面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即单位产出成本消耗最小化，经济效益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任何企业在生产中都会产生各种废弃物，但如果废弃物的排放量不足以达到规模化处理的最小规模，内部独立循环利用资源在经济基础上就没有可行性。因而，对单个企业来说，只有规模大、排放的废弃物足够多时，企业才具备独立对其进行循环利用的经济可行性。并且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改变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思路，引进新的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技术设备等等，这必然会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投入和费用支出，从而使产品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和企业竞争力下降，这显然有悖企业目标。

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废物再生和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被企业所看重，在整个社会层面实现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废弃物充分利用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国家由此获得降低环保投资的社会效益；资源共享节约的重复消费，循环经济倡导产品的标准化和兼容性，使资源能被更多的人同时或分梯次共享，减少了资源的浪费，缓解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国家由此获得生态效益等。

可见，企业参与循环经济建设着眼点在生产效益和提高利润率上，国家促进循环经济建设着眼点在环境效益和生态附加值上，不同利益主体对循环经济有着不同的效益追求。

企业发展与资源节约方面的矛盾

企业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经营成果，而资源是社会的公共的，企业不可能像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那样追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许多资源之所以得到不可持续的开发利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的归属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是由于缺乏明确清晰的产权。市场一般不会对于没有产权的物品进行交易，使得稀缺的自然资源和诸如荒野、河流、空气等成为人人可以免费开采和使用的公共物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通过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循环利用等措施节约资源、消除环境污染的激励。

企业领导人知识结构、能力、经验及企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矛盾

企业领导人原有的知识结构、能力、经验及接受的培训等往往与企业经营管理、经济效益等密切相关，但他们不一定熟悉循环经济，往往缺乏将企业发展与循环经济有效联系起来的意识和经验，对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也可能是肤浅的片面的，更谈不上自觉的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虽然政府倡导循环经济，对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企业予以表扬或表彰，但力度不够，缺乏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有效的激励政策体制。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激励。但我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回收处理体系和费用机制。评价企业社会地位是以其上缴的利税额和回馈社会的多少为标准，而不是他们是否发展了循环经济。

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分析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要尽快推进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企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矛盾，拉动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

将发展循环经济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调动企业积极性，激励企业自觉地发展循环经济，是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循环经济实践依赖于制度评价和社会补偿，制度体系和补偿机制影响着企业和企业集群对循环经济建设的态度。生产型企业在特定生产线模式下，采取循环经济建设模式，意味着要对生产线进行革新和改造，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专项投资。同时，形成具有循环趋向的产业集群，既需要提高企业参与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又需要提高企业间的社会组织程度。对企业和社会来说，循环经济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存在着不同的级差和序列，如何通过免税、减税和补贴制度等经济手段促进两种效益在企业内部和企业集群间的调整和改进，是提高企业参与循环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深入认识循环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建立无污染、无公害的产品创新标准化体系和法律制度，对清洁生产和废物利用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是增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完善税收制度 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现有税种。改革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体现绿色税收理念。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凡列入国家《节能产品目录》和《关于政府节能采购的意见》生产和使用目录范围内的产品给予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为鼓励全社会投资环境产业，国家需出台环境保护投资优惠政策，扶持环境产业的发展；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仪器等进口产品，减征进口关税；对清洁汽车、清洁能源以及获得环境标志产品减征消费税和关税；对经营环境公用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等。

开征环境保护税。其目的就是为实现特定的环保目标，通过强化纳税人的环保行为，引导企业与个人放弃或收敛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同时筹集环保资金，用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环境保护税的税目可以包括大气污染税、生态补偿税、水污染税等。

形成有利于节水、节电的价格体系 积极推进峰谷分时、丰枯分季的电价制度，使价格信号正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抑制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减少电力的浪费式消费。适时开征燃油税，减少大排量汽车快速增长、以及以低油价支撑沙石等低价值商品运输的现象。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既可以得到经济补偿，又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与其经济利益不一致的矛盾有效得到解决，从而达到社会和企业双赢的良好效果。

将节约资源与企业发展挂钩

利用经济手段，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采用市场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是OECD国家采用激励机制保护环境的有机延伸。由于OECD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污染者付费”政策，废旧物资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可以得到废物产生者的资金补助。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我国企业一旦使用了其他企业的废弃物，如工业废渣、粉煤灰等，原来的废物产生者不仅不付费，而且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使综合利用企业无利可图；深化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只有明晰了资源的产权，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源效益，做到物尽其用，使资源的损失浪费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主体将会根据“成本―效益”的原则来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3R”方针，使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如果政府能够以适当的制度安排以建立或支持环境资源的产权，那么环境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将不再免费。为了促进物质和能量在区域和社会更大层面上的循环流动，政府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提供服务，为废弃物资的再生利用建立市场交易平台，例如建立再生资源的交易市场和信息网络。特别是，政府通过搭建生态工业园区，遵循市场运行的法则，引导不同企业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构建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二是调整计税依据。由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三是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等也并入资源税。四是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使资源税真正成为发挥环境保护功能的税种。

总之，采取有效措施将节约资源与企业发展挂钩，使企业追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的同时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双重效果。

将发展循环经济与企业领导人利益及企业社会地位挂钩

20世纪5O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纷纷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如是否会造成公害、环境污染等。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虑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避免，其行为本身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这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不谋而合。但是，要求所有企业都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促使企业约束自己的经营行为，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发展循环经济与企业领导人利益及企业社会地位挂钩：

一方面，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回收处理体系和费用机制，采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建立不易回收的废旧物资回收处理费用机制等，对企业行为加以宏观调控和政策激励，通过细致的工作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循环经济信息咨询支持服务系统，提高企业领导人的循环经济意识与知识。组织行业协会等机构通过举办技术推广会、经验交流会、技术成果展示会等，加快资源效率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建立信息制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国内外各类能耗、水耗信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信息，引导企业挖潜改造；推行综合资源规划和需求预测管理方法，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积极稳妥地推进供热和物业管理体制改革，努力降低资源费用支出等。

总之，只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企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矛盾，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尽快将企业纳入发展循环经济的轨道上，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马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9月

2.谢永清.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对策(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经济发展的动力篇(7)

一、当前社会上存在“重消费，轻投资”的倾向，虽有其特定现实背景，但需客观看待

一是当前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和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促使人们反思我国“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金融危机后，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一度跌到6.6%的历史新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我国连续12个季度GDP增速下滑，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3年第二季度的7.6%，下降幅度为37%。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出口等经济指标也出现了增速全面放缓的趋势。此外，当前我国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和船舶等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部分专家和官员将这归因于过去行业过度投资所致。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和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让很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需要提高储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此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滑和全球金融危机双重影响，产能过剩也主要是由于过去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和出口锐减所致。

二是由于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认为应该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减少投资。在分析我国投资、消费、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时，专家学者经常简单用三者占GDP的比例来判断“三驾马车”的贡献。过去30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70%以上，美国甚至高达80%。因此，有人以此说明我国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更多依靠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全面。一方面，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高储蓄率是这个阶段鲜明的特征，消费率偏低符合经济规律。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投资率较高，但资本存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汇丰银行估算，2010年中国资本存量约为93万亿元，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消费占GDP的比重来判断消费与投资的相对重要性。

三是由于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人们对启动国内消费寄予厚望。“出口导向型”战略给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红利。然而，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萎缩，我国出口遭受到严重创伤，2009年出现了20%的负增长。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弊病，在“出口导向型”战略难以为继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目光由国外转向国内，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从收入分配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和补贴优惠等多方面来纠正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政府寄希望通过启动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防止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这也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观点颇为流行。

二、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仍需坚持投资驱动

1982—2012年期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1.2%，持续增加投资是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除去1981、1989和1990年等特殊年份，过去30年投资对我国GDP年均贡献率为42%。以投资占GDP 40%的比例支撑了我国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国际经验看，增长与投资之间也是紧密相关的。1980—2002年间，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在这7个国家中，其中又有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条件。

三、在收入水平难以提高情况下，提振消费实际难以奏效

我们习惯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 70%的比例来证明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说明我国应该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种简单比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我国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为4700美元，而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少于12616美元，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当美国人均GDP为4800美元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65%，略高于中国当前水平。国内消费不振关键还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加上高昂的房价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我国提振消费政策效果不显著。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实际上在逐步下降，由2009年第二季度的10.3%，下降到2013年第二季度的4.7%，这与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的趋势相吻合。因此，在收入水平没有快速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显著，扩大内需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口号。

四、“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没错，关键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和激发市场活力

（一）需要优化投资结构

政府投资应坚持“公共性”、“民生性”和“战略性”原则，真正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投资应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城际路网和改善环境，最大发挥财政资金公共社会效应。政府投资要继续倾向于民生，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力度、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标准、增加退休人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水平、增加医疗教育投入，这类投资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同时也是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根基。此外，政府还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增加影响我国未来抢占全球竞争新制高点的战略性投资，比如加大海洋战略开发，推进长江上游流域整体开发，重构中亚丝绸之路等，这都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主动权产生重大影响。

（二）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政府政策着力点应该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对产业的直接干预，更多地让市场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盘活民间资本存量，激发市场活力。一是逐步放开在能源、金融、铁路、邮政、电信等垄断行业民间投资，倒逼垄断行业加快改革步伐；二是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和试点领域，推动服务业发展；三是提高各类产品环保标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环保产业，实现环境治理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非进入投机炒作领域等，防止房产、股市、汇市、期货等资本市场的泡沫；五是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向于研发设计、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三）改变政府唯GDP的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