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篇(1)

我们都可以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空间集约形式。对于这样一个空间集约形式的理解，人们在不同时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依据城市的不同功能、要素、结构和层次等多元复杂性，对其进行界定。在中国古代，“城”和“市”是两个概念。《管子·度地》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墨子·七患》曰：“城者，所以自守也”。由此，我们认识到，古人将“城”视为安全保护的围障之物。至于“市”，《周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事，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所其得。”从中我们认识到，“市”在当时是一个商品集市交易场所。“城市”在现代生活中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军事和交易概念。如今，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城市是一个有限地域内集聚的经济实体、社会实体和物质实体的有机系统；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城市是大多数居民从事工商业和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区，是人类居住、生活、工作的基本社区之一；地理学的观点认为，城市是发生于地球上的一种宏观现象，有一定的空间性、区域性和综合性；建筑学的观点认为，城市是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结合，是一个复杂的建筑工程综合体，是各种工程建筑和各种管线系统的汇集地；系统学的观点认为，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以空间利用为特点，以聚集经济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文化、集约信息的地域系统，是一个与周边进行人、物、信息交流的动态开放系统。②而美国芝加哥学派则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出发，将传统、礼俗和心理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内容，它将城市视为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它认为，从一定的角度上讲，世界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城市历史。该学派的创始人帕克在其《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指出，城市决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基础设施的聚合体，“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③帕克的观点摆脱了人类文明历程中城市发展的物质性，他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城市的价值。这也验证了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人有七种心理需求在城市发展中的状况。古代社会的“城市”仅仅是物质需求和安全需求，而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化和精神的集合体。那么，作为传统、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的音乐，我们又怎么样从这一特殊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城市呢？可以这样认为，城市是一个在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实体。因此，我们的音乐在城市形式和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其一定的特征和作用。

一、城市音乐文化

所谓的城市音乐文化，就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由此，它的特征与城市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首先其表现在城市因素的集约性上，即城市音乐文化所涉及的范围体现为人口集约性、经济集约性和科技文化的集约性。其次体现为城市功能的综合性，即城市音乐文化发生在一个人口、经济和科技文化集约的地区，其必然反映该地区的在文化方面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功能，同时，在这样一个社会实体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城市音乐文化的形式也体现在人们从事政治社会活动，以及智力、教育、文化中的作用。再是，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实体，音乐文化在其中也同样体现出其开放性。通过在城市音乐文化中的内容和其特殊的形式，在城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实现经济、文化、传统、审美、感情和思想意识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将认识到，城市音乐文化的系统性，它与整个城市构成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音乐文化作为社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城市经济和市政要素一起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整体，从而达到城市复杂的结构、层次、多元和综合性中的音乐文化特殊的作用。

从社会结构来看，市民性是城市音乐文化特征的一个层面。一般我们将具有城市市民特点以及区域个性的文化称之为市民文化，由于各个城市在地理、经济、风俗、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市民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特征。例如，上海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海派”成为了上海文化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也同样体现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租界性”和“国际化”最集中地体现在上海大众文化的“海派”特征之中。由于海港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意识最先在这里滋生，西方文化从这里进入，也从这里发展和延伸，将文化作为商品，无疑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诸如歌舞厅、音乐社团、唱片业、音乐作品的出版，以及音乐广播电台的建立和发展，我们都已经看到，它们成为了推动这个城市都市化、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另一方面，这些音乐文化设施、表演内容和形式也都体现了上海市民文化，或者说，“海派音乐文化”的深层心理中所隐藏的“媚俗性”和“时尚性”。事实上，“海派音乐文化”的“租界性”和“国际化”是其形式和地域现象，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媚俗”和“时尚”的内容和人格本质。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媚俗”和“时尚”的本质和内容就是那一时期上海都市文化中基本的阶级文化，它们反映了消费这些文化的社会群体的属性。这些被消费的文化，尤其是歌舞厅、流行音乐和爵士等娱乐性文化传播到市民阶层中间之时，其主要的作用就在于表现为市民们所共有的文化价值和心理特征。换言之，这也是特定的人就是特定种类的都市文化载体的具体显现。

对市民音乐文化的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早先欧洲中世纪市民文化是相对于贵族文化而言提出来的，而在中国古代则相对于宫廷文化。例如，欧洲中世纪贵族文化中把音乐看作为是一种科学，所有贵族子弟都必须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而那些供职于王公贵族门下之外的艺人们，他们以音乐作为谋生手段，而且成立行会。然而，对于这样一批市民文化的“吹鼓手”往往是受到贵族阶层的排斥的。15世纪初，英国下议院曾谴责威尔士艺人的市民音乐是“弄神弄鬼、造谣惑众”的种类。

在中国古时宋代城市商业集会场所“瓦肆”、“勾栏”里的各种音乐表演形式，也是典型的市民音乐文化，它们对于之后的曲艺、戏曲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市民文化一词有时也特指城市阶层中地位较低的那些人群，将他们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文化现象归结为小市民文化。所以市民文化也就成为了这一阶层的人群的特点，一般表现为“庸俗、虚伪、自私、低级趣味”等。

城市音乐文化中带有区域特征的为社区音乐文化，其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社区音乐文化是指在一个社区内以学校、图书馆、文化馆、俱乐部等公共设施为阵地，创造社区的音乐文化生活环境；广义的社区音乐文化是指社区的人文环境、建筑物布局及空间、行为模式及生活方式等。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特点的社区音乐文化。在一个城市内部，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也会形成不同的社区音乐文化。同样，在不同社区的学校音乐教育、家庭音乐教育也呈现出这类差异性。

尽管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一些城市的社区结构发生了变化，社区文化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但是，随之也同样将产生新的社区文化和新的社区音乐文化。诸如，从调查中看到，上海的徐汇区、静安区、长宁区都是经济文化发展较好的社区，在这些社区的文化馆音乐活动中就充分体现了它们各自的优势，相比其他社区文化馆来说，那里不仅业余音乐教育的层次较高，一般音乐娱乐活动开展得也非常活跃，喜闻乐见的书场、音乐教室、老年舞场以及其他活动极为频繁和丰富，从而也带动了该社区的文化活动方面的经济创收。而一些经济文化底子较差的社区，文化馆中的音乐文化活动就贫乏，管理部门将音乐活动场所出租或者用于其他商业行为，从而更是影响了音乐文化活动的培育。再者，城市居民表现出来的闲暇文化行为，也体现在城市音乐文化之中。诸如，人们在自由闲暇时间内，所安排和从事的各种文化的活动越来越大量地涉及到欣赏音乐、学习音乐和表演音乐的活动。城市社会学将娱乐闲暇文化看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由于每个居民的闲暇时间活动内容不尽相同，它会因个人的文化素养、文化追求、文化导向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兴趣爱好等而各异，从而反映出居民闲暇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此，居民闲暇活动归根到底和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随着城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闲暇活动的时间也必然增多。⑦因而，居民闲暇文化的发展也是城市音乐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标志，高质量的闲暇文化对城市音乐生活的改善有重要作用。

因此，综合地说，城市音乐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历史和传统的积淀，城市音乐文化是城市文化新发展的体现，城市音乐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社会行为、观念的反映，城市音乐文化是城市文化规划和特色的标志。将这几方面的因素集中起来，城市音乐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两种性质：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物质性指的是音乐文化在城市中所具有的有形的物质特征，即音乐活动所需要的设施和器具；非物质性为音乐活动中所涉及的社会心理、文化价值、审美情趣、和思想意识等。

二、音乐产业化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音乐文化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不断被产业化。一般来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经济成分、运营机制、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生活水平、教育状况、文化活动等要素从小到大、从粗到精、从低到高、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聚集的复杂过程。⑧因此，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个综合过程中，文化产业成为了城市化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篇(2)

关键词:

进入本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集约化时期,由原来追求数量目标到现在追求作品质量优良。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在不断地提高,追求舒适、自然、精致的、有文化品位的环境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城市环境中城市雕塑的形式语言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多元化的时期。可以说,当代城市雕塑形式语言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今城市文化走向,在纷繁芜杂的雕塑造型中提炼出雕塑的形式语言,并对其特征进行提炼,可以从另一个文化角度来揭示城市的文化状态,从而使城市设计更具有人文的深度,也使公共空间的设计更具有人文的内涵。

一、公众参与的互动性特征

城市雕塑由于具有环境性、地域性、公共性、社会性等特点,一件城市雕塑作品首先要考虑的是所在地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创造性、美感等艺术价值必须与环境因素综合考虑。城市雕塑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公共性与社会性,他面对的是非设定的、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

以深圳城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为例,《深圳人的一天》雕塑群为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接触艺术场所,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出城市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公共性与和谐的“市民精神”;充分体现了深圳城市的特点,雕塑的过程充分发动了各个阶层的参与,雕塑群凝固了在特区工作、谋生和奋斗的各路人群的辛酸和喜悦、成功与失落的普通人的寻常故事。该雕塑成功的建立起与公众亲和、密切相融而互动的观赏模式,使观者和介入其间者与艺术之间的主客体界面趋于淡化,而在这当中使观者的内在情感趋于愉乐与提升,使得城市雕塑成为提供给公众自由参观,或可触摸、依偎甚至于攀缘其间的展示形态,以缓解城市高密度、高层化建筑群构成的居住和办公环境对人造成的压抑和排斥,从而成为一种公众性的生活的艺术。

二、文化生态的融合性特征

现代城市在社会文化或物质形态方面都产生了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变化,城市文化环境面临着流行性文化的侵蚀以及学术性文化的冲击,呈现出一种不同文化层次交流、互动和共存的多元景观。它们相互依托、交流,形成一种动态的有机组织,城市环境日益显现出开放和流动的特点,使现代城市雕塑创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城市雕塑家要将作品置于现代城市公共环境,就必须考虑环境因素的变量,考虑城市雕塑的观念形态与大众日常生活审美形态这样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冲撞与结合。这就需要现代城市雕塑的创作除了考虑美学等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要考虑与城市环境相融合的生态关系与城市环境的互动。

城市雕塑给予人们视觉感受的综合印象,是人们心中对城市环境的体验和历史的关联,使自然和人文景观获得象征意义。因此,成功的城市雕塑,必须实现与环境之间的对话,才能在城市环境中表达它特定的环境语言含义。

三、公共空间的标志性特征

唐代长安城的区域划分依靠的是宫苑、里坊城墙。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市井划分依靠的是门楼牌坊,达到街区、寺庙的区域识别标示。欧洲城市由于较早关注城市的的公共开放空间,城市雕塑成为区分具有不同功能区域的有效标示,形成了区域品牌的认知,以及文化形象、精神表现的传达。

城市雕塑“标识性”的功能无疑是增强了城市的可识别性,可识别性伴随着的是城市的识别、记忆与联想。城市雕塑在城市中具有定向与导向的功能,它本身所具有的识别物、参照物的功能使其更容易被记忆。其易记忆性增强了城市空间的识别性与可记忆性,因此城市标志性雕塑也成为唤起城市记忆的关键要素。

四、消费时代的世俗性特征

1990年代以来,当代雕塑己从1980年代新潮美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和挪用转向对大众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化的加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背景下,当代城市雕塑把大众文化作为主要的艺术资源来使用并非是一种偶然,而是一个关键性的选择,并且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现象。

当实雕塑的批判性和指向性的功能,伴随着轻松的视觉载体和通俗易懂的写实语言,让大众的视觉在摆脱传统严肃和精英文化的审美局限的同时,人们更关心的是雕塑在思考着什么。尽管不能用精英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大众的消费文化,但大众的消费文化也足以说明大众对文化权利的民主诉求。不管在何种意义上对艺术进行消费,大众总能从中找到自己,找到他们寻求的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文化贵族时代,大众对雕塑艺术消费的过程正是“彰显自我,昭示民主”的过程。

五、传统文脉的符号化特征

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篇(3)

关键词：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资本；非自愿移民

作者简介：刘源超(1977－)，男，山东费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潘素昆(1976－)，女，河北滦南人，经济学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118－04　收稿日期：2007－07－07

一、引言

(一)广义的农民市民化

广义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的居住地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以后，农民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上与城市逐渐融合的过程。

随着工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各国都经历了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70％～80％，在经济模式与人口结构同步演化的情况下，农民在融入工业化体系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市民化，并不存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剧烈冲突。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城市容纳能力有限，但城乡收入差距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出现了农业人口无法进入城市就业体系的所谓“市民化”问题。

市民化不单是农民居住地的转变，还意味着，具备了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职业特征，与城市文化接轨的意识、行为方式的文化特征，从传统的以亲密关系为主的乡土社区网络转变为契约关系为主的城市化社区。在中国现阶段，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同时意味着户籍身份“农转非”的变更。

(二)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特殊性

失地农民市民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由于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或开发性项目的原因，农地大部或完全丧失、已将非农产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居住地由农村改为城镇的失地农民，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虽然失地，但仍然居住在农村(比如退耕还林)的农户等其他失地群体，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如果农民市民化进程是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协调、同步进行，农民市民化本身并不成其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假如能够在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中找到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一般会选择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经济因素之外的各种障碍，比如文化上的歧视、观念上的摩擦，都将随着农民个体和网络的“城市化”而逐渐消弭；尤其是在二代移民身上，这种来自农村风俗的文化遗留将变得更加微弱。但如果农民是基于原有土地、财产被征用或被剥夺，不足以维持旧的农村生活方式导致的被动进城――非自愿移民，则会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市民化的障碍。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被动的，是基于财产关系剧烈变动的一种生活方式变化。

二、文献综述

林南(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即所谓“社会资本命题”)。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由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组成，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

依据高和荣(2006)的一个概括性述评，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具有增殖性、生产性的特征，而且社会资本不容易被发现、观察和度量，具有无形性、亲密性的特征。

生活方式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经济因素是生活方式选择的原因。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所有类型资本的根基。(林南，2005)”布迪厄提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是可以互换的(莫洛・F・纪廉等，2006)。三者不但可以交换，而且必须交换和转换，因为个体对社会资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例如一个拥有经济资本的成功企业家，可能会进高校深造谋求文化资本，同时会通过结交各种重要人物以培育社会资本。

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生活是“嵌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资本对经济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依据这一观点，失地农民作为非自愿移民，经济状况上的变化仅仅是移民全部生活内容变化的一部分，而非生活变化的全部，社会资本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这种变化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会进一步拉大失地农民与“城里人”的收入差距。由于失地农民的网络具有相对封闭性的特点，本文还引用了格兰诺维特关于封闭型社区的消极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开展了角度不同的研究。杨涛、施国庆(2006)对我国失地农民在经济、社会权益上的损失问题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对失地农民规模、失地农民权益流失、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失地农民征地补偿问题、失地农民安置方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等七大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李生校、娄钰华(2004)从历史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城市因素、政府因素等五个方面剖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重点针对政府行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期，失地农民已经从局部社会问题转变为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杨涛，2006)。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较之于农民工等群体的市民化问题，显得更加迫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实际上也是探讨农民在新的环境下如何重获经济的自生能力、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非自愿移民对失地农民福利的影响

(一)不完全补偿制度带来的福利损失

当前，我国土地征用、尤其是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偏低，与国际通行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差距很大。目前虽然土地的出售是市场化交易，但土地征用却完全是非市场化的过程。补偿标准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实行不完全补偿的政策原则。

由于土地增值收益是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作为“经济人”，会力求在征地时成本最小化、卖地时收益最大化，导致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明显偏低。“政府并没有把征用土地看成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不仅没有考虑土地权人丧失土地的间接损失，就是直接损失的补偿标准都只是根据耕地常年产值来制定。”(刘畅，2005)有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达2万亿元(喻国华，2006)，且农民一旦失地，就被永久性地排除在了土地升值的收益分享范围之外。

补偿标准低、补偿款被村集体挪用侵蚀、拖欠补偿款等问题，让失地农民遭受了直接经济利益损失，影响了他们的当期福利和远期福利，且无法通过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获得补偿。如京沈高速公路辽宁省凌海市某段的征地补偿费，经市、乡、

村三级截留后，到了农民手中每公顷仅剩3900元(何格等，2005)。不对等补偿使农民丧失了角色转换必需的物质基础。

由于农业税取消之前的农民负担、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农民种田收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本，这让部分农民在失地问题上带有“自愿”的心态，宁可被征地而出门打工。这种状况下的失地，表面上看短期内“提高”了农民收入，但却无助于增加农民的长期福利。

依据叶继红(2007)对南京近郊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失地农民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约为38.4％；对生活不满意的因素排在前5位的是经济收入、生活条件、消费支出、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分别占总体的84.2％、24.6％、10.5％、8.8％和8.3％。经济收入成为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指标。

生活方式改变、告别田园生活也给相当一部分农民带来心理上的创痛。与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相伴的，还有城市内的创业压力。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获得最低消费的粮食、蔬菜、肉、蛋都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部分农民怀念农产品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如果本地区存在严重就业不足的情况，则更会降低迁居者对于城市生活的评价。

(二)进入新的“二元”结构体系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指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上的二元结构。依据刘易斯的相关观点，社会经济部门被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发展支出和福利支出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上的差距。“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并存，传统部门是低收入经济。农村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化地位。

如果这种经济上的二元特征没有在农民失地的过程中得到纠正，就必然会反映到农民进城以后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上。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劳动技能都比较低，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经济状况普遍较差，适应城镇文化需要较长的学习过程。

新的“二元”结构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方面。在从农民向居民转变的过程中，部分农民生活圈子还高度依赖原来的乡邻乡亲，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上还具有“村”的特点。如果原来的村集体还有制约力量，则这部分农民还会受到传统的社区等级的影响。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但工业文明下的消费方式具有更强的“符号消费”、“象征消费”的特征(高丙中，1998)。这种同样具有等级色彩的消费文化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往往会造成与城市主流群体二元分离的消费方式，形成社区文化、消费文化上的新二元结构。

新社区中的文化“二元”现象，其消极影响就是农民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时会遇到文化上的摩擦，影响其社会资本积累，使其信息渠道闭塞，感觉“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失地农民经济上的自生能力进一步下降。

四、失地导致的农民社会资本的变化

(一)乡土社会网络在城市内的延续

传统乡村网络是一个封闭型社区。失地农民在定居城镇以后，出于维持和保护共通的相似资源的目的，通过同质性互动来维持已有的社会资本(林南，2005)，维护社区利益。这种同质性互动一般说来是延续了乡村社会网络的特点，血缘、地缘关系仍然比较紧密，与城市化人群将职业角色(业缘)、消费模式作为认同资源的情况有所不同。

失地农民所形成的网络具有某种封闭性，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对于维护社区成员的安全、声誉、教育等核心利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网络也会带来消极的社会资本。中国传统的封闭型社区的一些陋习一一消极的社会资本，会在城镇社区中继续存在，导致失地农民在经济利益上进一步受损。比如，婚丧嫁娶的铺张浪费一直是落后地区农民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与“风俗”、“习惯”等社会网络规则密切相关。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很难摆脱这些传统陋习所导致的经济资本的损失。

(二)社会资本的损失

基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的互换性，如前所述，当前的失地补偿导致农民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他们没有通过征地活动换取体面的生活，反而使经济资本削弱，这无疑导致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地位降低，使他们处于社会网络中更加不利的地位，并且投资社会资本的能力下降。经济资本对社会资本投资能力的影响是主要的。

应该看到，乡村社会网络的建立是基于长期互惠的关系。这种互惠关系的经济基础在失去土地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过去的一些社会资本投资已经失效。新的经济活动的互惠关系如何调整建立，还是一个问题。例如，过去在土地上的种植养殖活动可能是非竞争性的，但失地以后的摆摊设点、开店等经济活动，可能就转化为某种竞争关系。在中小城镇，是以简单的“门面经济”为主，日用杂货、副食、各种维修、美容美发、餐饮等服务业网点，同业竞争往往比较激烈。

地理、管理体制、周边资源的微妙变化，都会使失地农民丧失原有的一些社会网络资本，这些变化可能是事前难以预计的。比如，由于三峡水电站蓄水，重庆市涪陵区老龙驹乡场就地后靠，建设了新的漂亮城镇。过去镇上农民靠种地和赶场获取不错的收入，在搬迁之后房子虽然气派了，但却不再是集贸交易的中心点了。范云峰(2005)调查发现，“基本上所有门面都关了门，许多门面都堆有柴草。因为没有土地又不赶场，100来人的场镇现在不到100人，大部分人外出打工”，镇子变成了“空城”。

失地农民变为城镇居民后，个人谋生手段变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的社会网络进入成本。新网络对新加入的失地农民群体可能会有一些排斥。一般情况下，被征地农民文化素质都不高，能够从事的工作岗位都以体力劳动为主。不但失地农民之间存在岗位竞争，失地农民与原有城市居民的竞争也会存在。城市底层市民的生活竞争非常激烈，低技能工作岗位很难找到，且不稳定，收入太低，有时不足以维持家庭的体面生活，出现了“社区游民”的现象。

(三)新社区中的社会资本

失地农民所依托的较封闭的网络还会形成某些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对于个体社会资本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资本形式。比如三峡城镇化移民构成的移民小区，在落实移民政策、维护移民利益方面，就是态度高度一致的群体，有着更大的谈判力量。

多数情况下，失地农民社区会是一个“同质性互动”较多的“强关系”社区(林南，2005)。农民之间拥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都差不多，且资源的量都比较小。在同一个社会圈子里的同质资源互动，获取外部的社会资本少，突出的表现就是就业难、创业难。浙江省是个私经济繁荣的沿海发达地区，即使这样，失地农民也面临着就业难的苦恼。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柯桥镇“从1992年开始，有29个村陆续被征用土地12561亩，涉及农民24505人，劳动力14840个。目前，这些劳动力中已就业的只有6598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4.5％；无业人员8242人，占55.5％”(杨文兵，2006)。

由于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涉及社会稳定，各地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一些地区开展了针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创业支持等活动。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介入，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弱关系”带来的外部资源，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资本投资。

目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比如宁波就颁布了试行办法(刘华安，2006)。这些保护失地农民经济利益的措施，有利于他们逐步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适应城市生活。一些企业也被要求在安置失地农民中发挥作用。这些企业的网络，又构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积极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四)失地农民的“反市民化”

由于无法融入城市化生活的氛围之中，一些失地农民感觉离开土地后的生活更加艰辛，由此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市民化”的行为。尤其是女性、老年农民群体，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都更加弱势，受到的冲击更大，由此出现了所谓“城市农民”的现象。三峡城镇化移民中就出现了这些现象。重庆市巫山新县城的10万居民中约有2/3是占地移民和进城农民。由于不习惯城镇生活，一些居民就开始在房屋的阳台、卫生间喂养猪、鸡、鸭。“文化小区内的70岁的陈婆婆利用住在1楼的优势，在屋外楼搭棚，专门喂了10余头猪、10余只鸡和鸭。类似陈婆婆这样的‘专业户’，在城里就有300来户。”(何昌钦，2005)广州市番禺区的谷围新村是一个新建小区，住户都是广州大学城拆迁的小谷围岛上的失地农民。这个小区以2层楼的小洋房和5～6层的商品房为主，楼房鳞次栉比，但小区内的公共绿地却不断被住户开垦种上了蔬菜。“猪圈搭在花园洋房里，公共绿地种上大白菜”(李卓，2003)的原因，一方面是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城镇内的生活负担。

“种田无地，就业无路，保障无门”的“三无”状态是“反市民化”行为的主要原因。田园生活是自我支配、自给自足的，而城市里的工厂秩序则是强制的、科层制的。如果无法在工业化体系中找到固定工作，失地农民还不得不游离在城市主流的生活方式之外，利用摆摊设点等方式谋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可能会被新的网络颠覆，较低的收入使得失地农民的消费层次低，与城市主流消费方式形成一定落差。这些压力都会催生他们“反市民化”的行为，长期保持农村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

还有一种“反市民化”的特殊形式就是“城中村”问题。“城中村”实际上也是失地农民的群体，大部分耕地被征用，一般只能保留政府不愿征用或无力征用的少量土地，以建房租房等非农产业为收入来源。“城中村”实际上是乡村网络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拒绝城市化的一种努力。“城中村”兼有城市和村庄两种特征，土地征用和城市化带来的负收益是这种“反市民化”现象的主要动因。针对“城中村”问题的专门研究已有不少，此处不再详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征地过程中经济利益的损失是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积累和培育的主要障碍。而社会资本投资不足、社会网络狭小单一、信息资源贫乏，又反过来影响了失地农民群体的经济利益。同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不足，也会影响失地农民在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文化资本投资。为此，笔者就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投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篇(4)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外围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Www.133229.cOM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广州城市总体城市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实施，在落实广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广州城市区域不能无限制的蔓延，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边缘区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绿带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得以保持而不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淹没。

(2)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与广州市毗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广州正处在产业转型期，新农村社区需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结合居住社区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例如，南村镇的新基村紧邻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华南新城，新基村发展必然要受到华南新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走一条房地产商、村民集体和政府三赢的道路。

(3)特色保留。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各具特色，构成了广州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不少建设性破坏工作，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场所景观。

(4)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5)渐进发展。城市边缘区新农村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改造。一方面，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也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照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展开滚动式发展。

(6)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方法必然是综合性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针对规划对象的社会结构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7)可持续利用。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家允许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的新政策，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采用生态的规划方法与建设科技，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新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模式，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不断融合进城市社区的特点，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而新农村社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进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规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在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尝试以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进行规划设计。抛砖引玉，珠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具有自身特点，考虑地域特征条件下的新农村社区规划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杨山．城市边缘区空间动态演变及机制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3)，19—23．

[2]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李绍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篇(5)

【关键词】空间；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研究评述

城市空间的更新，既是一个生产过程，更是一个博弈过程。城市传统社区更新是当前城市建设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在城市改建运动中遭受到传统“寺坊”居住格局的瓦解、穆斯林聚居地拆解、穆斯林群体散居化的冲击。在城市改建的激进过程中，不当的空间建构方式泯灭了城市特色，造成“千城一面”等普遍性问题。因此，基于城市空间研究视角的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研究显得格外紧迫。

1 概念引介

社区是构成城市机体的细胞，城市的文化特色要透过一个个社区来呈现，因此保持原有文化特色的城市社区在城市特色的构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是城市文化社区的构成之一。首先，城市传统穆斯林“围寺而居，依坊而商”的生活习俗确定了人群的“小聚居”特征，在城市界面中有明确的物质边界，清真寺构成了城市穆斯林聚居区的领域焦点，不仅仅是空间组织焦点，也是穆斯林社会活动、心理活动的焦点。其次，伊斯兰文化构成了城市穆斯林聚居区文化构成的同质性，穆斯林群体在相同文化的规约下进行社会互动，形成群体内的同质生活和群体外区别于城市其他人群的异质化生活。例如，穆斯林每天的宗教功课和传统宗教节庆活动，与城市其他居民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伊斯兰教是联系城市穆斯林的精神实质，形成了穆斯林共同的心理联系、情感向度。

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与一般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者通用的“城市回族社区”表述相比较，“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概念突出研究的文化视角，强调城市一定空间地域的文化属性，指明维系该空间地域内社会结构稳定的文化因素，淡化了空间地域内的族群差异。从开放、包容的意义上讲，文化更具包容性。城市民族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重构方向应该是在“宗教之外、文化之内、哲学之上”，用文化“精神自解、自明”的方式来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途径，更符合时展、城市发展的趋势。

2 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研究框架

要研究社区，首先要揭示社区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构成要素从不同属性、不同层面揭示了社区的社会结构。

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构成要素的特征更加明显，易于辨识。是一个典型的研究对象，对城市传统文化社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是一个变化的系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元素及其性质的集合，所以这些变化遵循规律。结构的概念有三部分组成：整体的概念、变化的概念和自我调节的概念。[3]认识社区结构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社会学家安布罗斯・金和K.Y.钱在研究社区时提出三个分析尺度：物质尺度、社会尺度和心理尺度[4]。

社区是由城市系统内的独特要素构成的空间和非空间模式，这些要素包括建成环境、建筑物、土地使用，以及社会群体、经济活动和公共机构。要理解城市空间，我们需要在建造空间的过程中从整体上抓住物质、社会和象征三个方面。

对本文试图建构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研究框架，从社区空间形态、社区社会结构、社区心理尺度三方面，建立物质――社会――象征三维一体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解释性框架。

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是文化特征显著的城市亚空间，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物质结构，目的是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空间原型”及其空间形态演化历史成因机制，包含传统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社区边界、土地使用功能、外部空间、建筑形态及建筑群组、交通组织、穆斯林行为空间等。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的新特征和新要求，研究传统社区空间再生的可能性，即在不断更新的社会进程中如何植入新功能和创造新空间。

在社会层面，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人群社会关联方式的原初形式及其历史变迁，揭示出现代化、城市化对传统社会的解组过程中，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调适与变迁过程。

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心理认同，本质上是对社区文化特色的追认，探讨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与城市特色构建的关系。

3 文献综述

对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研究，相关学者从不同研究角度进行了努力，周传斌、马雪峰通过北京回族社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从地理――居住结构、宗教――教育结构、经济――职业结构、家系――婚姻结构等四方面构成来研究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杨文炯则通过地缘结构、社缘结构两方面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黄嘉颖、吴左宾从社区成员构成、职业构成、社会组织、社区文化、社区归属感五方面论述了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的社区结构变迁。

其他学者则通过个案描述和具体问题分析，从某个侧面对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解读。如良警宇从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居住形态方面[8]，张小娟、毕晓莉从清真寺周边环境的发展演变方面分别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物质尺度的变迁[9]；而白友涛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社会尺度方面，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马寿荣从社区经济活动社区文化讨论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社会尺度方面的变迁，白友涛也从社区文化模式角度探讨了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社会尺度方面。在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社会结构的心理尺度方面，马寿荣从清真寺功能、宗教生活两方面对文化认同进行了探讨，林祥柽利用消费、符号、叙事与文化认同的理论视角，分别从饮食、宗教生活、服饰、文化景观、交往空间、符号、叙事七方面探讨了回族文化认同的变迁。

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心理尺度的研究，相关学者以详细田野调查为基础，从文化认同方面给予的回应，能反应出当前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文化认同的变化特征，即中老年人对伊斯兰教更虔诚，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而年轻人却与之相悖而行的状况。

4 研究评述

当前，相关研究对如何通过城市伊斯兰文化社空间组织来满足新的功能需求缺乏研究进展。在城市空间的研究视野中，城市伊斯兰文化社区、伊斯兰宗教场所是构成城市框架的重要元素，对形成清晰稳定的城市框架有重要作用。从城市知觉图式的角度讲，传统伊斯兰文化社区具有“区域”属性，伊斯兰宗教场所的建筑具有“标志”属性，在当前“寺―坊”结构破坏的现实下，伊斯兰宗教场所及其周边城市环境还具备潜在的“节点”属性，即通过对其周边城市空间的设计，有可能增强该节点的可进入性和可读性。

【参考文献】

[1]张鸿雁、胡小武，城市角落与记忆Ⅱ（社会更替视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朱力、肖萍、翟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篇(6)

一个城市的价值定位，应首先确定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任一客体都具有众多特性，人们根据一群客体所共有的特性形成某一概念。这些共同特性在心理上的反映，称为该概念的特征，”是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的征象或标志。城市文化特征应该考虑两项基本内容:时间和空间，即历史性和地域性。无论精神特征，还是社会特征，或者制度特征，基本脱不出这二者的范畴。时间性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其内涵历史性则涵盖每一时间段的文化创造。每段文化创造在城市文化中的地位不同。一般说来，早期历史文化决定该城市文化的特征，最具有文化价值，常常成为城市文化的标签。空间包括自然地理空间和社会地理空间，其内涵地域性体现在独特的自然地域风光和该地域的独特地理位置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区域核心作用。因此，城市文化是一种原生文化。探讨原生文化，才能更为准确地定位城市文化。

城市旅游文化虽然也称之为文化，但其实质首先不是文化，是一种商业行为。一般来说，是近现代工业化之后逐渐兴起的以经营为主的商业活动，其后，为满足游客文化需求多样化的客观规定性，促使旅游目的地必须具有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特点的文化形态。当它借助于城市文化时，就成为城市旅游文化。因此，城市旅游文化的特征首先是基商业性，其次才是文化性。因此，城市旅游文化是一种衍生文化，其定位应是城市特色文化下的商业文化。

二、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文化内涵解读

城市文化的特征决定了城市文化的基本内涵，大多数城市并不像专家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可观瞻性，都具有规模意义，都具有被外界所关注的价值。如凤凰古城、丽江古城、平遥古城、黑河、满洲里、苏州、蓬莱，等等。这些城市被关注的内容或特色，主要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其城市文化内涵不可能涵盖社会、自然、人文的所有部分。因此，地方政府在建设城市文化时，往往选择该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文化特色及积淀的部分代表城市文化。如古城、古园林、古建筑、古都，等等，以及自然方面独步全国的特色，如桂林、阳朔、昆明、五大连池，等等。当然，也有超大型城市具备各种典型综合城市文化特征，如北京、上海等。只是这样的城市是少数，不代表广泛性城市文化意义。

解读城市文化内涵应该从城市特征入手，而不能从广义城市文化概念开始。否则，将陷入概念繁琐的陷阱之中，无法有效认识城市文化的特征及内涵。城市旅游文化既然是衍生文化，其文化内涵自然要追踪溯源，探寻该城市旅游文化产生的本源，这是根本性的。另外，某一城市旅游文化的形成，与外界所关注的内容直接相关。通过外界的关注，某种可能不受当地人重视、没有纳入本地城市文化的文化，而被作为城市旅游文化的内涵受到重视，成为地方城市文化的内容。但无论怎样解读，城市旅游文化内涵必须具备商业开发价值这一根本性特征。

三、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文化的关系

从上面关于城市文化和城市旅游文化特征及内涵分析中，可以明确二者的关系。城市文化为母，城市旅游文化为子，或城市文化为源，城市旅游文化为流。当然，母子关系或源流关系，并不完全代表双方一致。历史各个阶段的文化创造之“源”并不能全都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如中原地区众多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其普遍性而没有纳入城市文化标志性内容之中。而“流”有时也例外地选择“源”之中非城市文化的内容作为开发内涵，反客为主，成为城市文化的主要内涵，逆向丰富城市文化的内容。如丽江纳西古乐就是在外界关注之下，成为丽江城市文化的主要内容。黑河知青文化，也是在大量知青回第二故乡的潮流推动下，成为黑河大力开发建设的城市文化。

四、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文化的功能

功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效能;另一种是对象能够满足某种需求的一种属性。一种是主动性质，一种是被动性质。这两种性质的功能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作用。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非常重视城市的文化功能。“他形象地将城市比喻为，‘容器、传播者和流传者’。其论据是，城市的出现与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以及手书草字等这类永久性的记录方式的发生时期吻合，还与数的抽象概念以及口语词汇同期出现，也就是说，城市凭借象征性的书写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他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

实际上，芒福德的城市文化功能理论自身具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性质，“文化贮存”、“文化创造和发展”具有城市文化的主动性质。但芒福德的功能理论虽然强调了城市文化建设的人文性，却没有把城市文化的主动性完全包含在其理论要素中。城市文化的规范性和导向，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阶段性作用。城市文化功能主要以主动性为主，是在城市建设中发挥有利作用的重要基石。城市建设核心思想的制定、城市建设规划的制订、民众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城市建设的方向、规范人的品德、提高人的素质等，皆有赖于城市文化。“文化传播和交流”功能兼具主动和被动两种性质。主动与其他区域城市文化进行交流，是在发挥城市文化的主动性;与来访的城市进行文化交流，则是以被动方式传播和交流文化。而规范性和导向，贯穿于城市文化建设的每个阶段，在技术、建筑方式、建筑规划、管理模式、人文内涵、生活方式等方面，通过城市文化主动性的规范和导向，形成城市文化的特色和基本框架，并基本上左右着城市文化的走向

城市文化的主动性，主要体现于城市的内在文化建设。当然，真正意义的功能的被动性质，主要是某种事物能够满足某种需求。在城市文化中，实际上，这种功能主要由城市旅游文化来承担。因此，城市旅游文化的功能体现的主要是被动性质。大量消费者到旅游目的地，主要是体验异域文化，他们所购买的旅游产品，基本上是城市旅游文化，即城市精选出来供旅游消费者消费的城市文化。这些文化从各种不同意义上满足消费者复杂、各具个性的需求。所以，城市旅游文化的被动性主要体现在城市的外向文化建设。

五、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文化建设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在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文化建设方面采取不同的策略，以适应各自不同的特征，针对不同的群体，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商业等方面的功能，达到相应的效益。关于城市文化建设，学术界的研究和设计成果极多，但大多偏重于总体设计与规划，以及全方位文化思考。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情况，王立曾经做过详细综述。对于大多数中小城市，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如若摊子铺得过大，考虑过于全面，则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此，对于这类城市，应根据城市历史和自然的特征，适度开发与当地民俗相表里的文化内容，尽量避免受现代文化影响而与大多城市相雷同。以特色文化建设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导向。例如，黑龙江省黑河市，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应该秉持黑河城市建立发展过程所独有的历史文化痕迹，包括民族文化(以达斡尔、鄂伦春文化为主)、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移民文化)、移民文化(关内大量人口移居黑河)、中俄商业贸易文化(黑河城市兴起之源)、知青文化。

以“民族”、“移民”为主线，打造黑河城市建设，组织人力研究黑河城市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概括出黑河城市文化的内涵，设计黑河城市文化的象征标记，推进黑河特色城市文化发展。作为有特色的城市，自然要大力发展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城市旅游文化，是加快城市与外部世界接轨，加强城市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城市旅游文化的发展，要根植于城市文化的主要特征，并结合自然因素，以价值开发为基础，从城市文化中衍生出城市旅游文化。因此，价值开发是城市旅游文化建设的基本导向。如黑河城市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应以俄罗斯、达斡尔、鄂伦春文化为根基，以观光、避暑、冰雪自然地理特征为纽带，借助于五大连池和俄罗斯阿穆尔州航天城的独特资源，形成以黑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辐射区，南走中国广大内地，北走俄罗斯阿穆尔、远东、俄罗斯欧洲腹地，极具价值开发的旅游文化圈。

城市的社会文化特征篇(7)

[关键词] 城市文化 地域性 差异

城市作为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及等。城市在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地域及不同时代特色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与建筑形式，亦即产生了城市文化。

一、城市文化

对于城市文化这一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各个领域都从其专业角度出发进行界定。但从整体上来看，城市文化涉及三个要点：一是城市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的视角；一是城市文化是一种综合认识的结果。即主体对某特定城市客体的总印象；二是城市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城市建筑文化、城市公共文化、城市科技文化、城市自然文化、城市制度文化与城市精神文化等。由此可见，城市文化处在整个社会前沿最能体现时代特征。

二、城市文化的特征

1.聚集性

城市以其独有的向心力使人类的财富、信息、权力乃至全部生活方式都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汇集。这个集中过程使城市文化更具社会化，它的涵盖面越来越大、凝聚力越来越强，这必然带来文化在城市的聚集和繁荣，进而逐步形成多民族文化特色。人类创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文化。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人类文化的荟萃之地。在城市积聚的文化有来自不同时代的文化(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和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城市积留，而且在城市融合、渗透和创新。

2.层次性

城市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类成果的总和。城市是由众多子系统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巨型多面体，城市文化也必然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由城市的各类房屋建筑，各项基础设施，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城市物质文化的“表层”；由从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的城市居民在这些活动中创造的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浅层”；由城市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由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和指导、影响、支配行为的一整套规范、准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心理等构成的城市精神文化是“深层”。

3.多元差异性

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洗礼、信息化的来临，这些冲击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加之城市生活的高度差异性，使人的生存含义发生了变化。在商品生产和消费为主的生活中，城市人彼此作为高度分化的角色相遇。多元差异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为每个市民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个人同其同类相分离的可能性不断发展，并且不断强化着个人共性中的个性差别”。城市从来就是各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新的种族、新的文化、新的风俗与新的社会形态就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城市文化的这种多元差异性，极大地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增加了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吸引力。

4.地域性

城市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步发展而成的，由于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文化又有着不同的特色。另外，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使每一个城市都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自然的影响愈是多样化，城市的整体特性就愈复杂、愈有个性。作为地域的中心，城市承载着其所在区域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这是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归宿感的基础，也是城市个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是城市应保存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市民对本民族与本地区和本城市的历史、传统、及其载体的一种成熟的认同了的看法及行为表现。城市文化是城市得以延续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能够延续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延续。一座城市，其过去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都是它的价值所在。若抛开长期积淀下来的城市文化，则该城市的知名度、凝聚力和辐射力就会减去大半。虽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使当代生活具有更多的共性和世界性色彩，但这并不能完全取消各个地区的独特文化，相反还刺激了各地区的城市文化向更具有地域性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总的看来，以上四个特点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地域性，亦即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是最突出的特点，而前三个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地域性差异的引申。

三、我国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的表征

我国的城市文化是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城市文化的鲜明地域性，主要从城市市民的趋尚、行为习惯、审美趣味、处事态度、为人原则等方面体现出来。如北京人的好礼，武汉人的重商，重庆人的热情豪爽，成都人的闲适从容，上海人的精于计算，温州人的善于经营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城市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特有的地域神韵，趋时求异的创新精神，具有历史感、共同性、地域性。下面我们以南北方城市的文化差异为例来简要说明其差异表征。

我国南北方城市文化显著的地域性差异的表现很多，如“北方出当官的，南方出经商的”、“南方路边多广告，北方街头多口号”、“北京讲主义，广州讲生意；北京出决议，广州出效益”等顺口溜，都反映了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不同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心态。

这种地域性差异往往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作为政治中心北京的做法靠道德，而经济中心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教，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再以南北方的城市服务业为例，在北京豪华型消费场所不少，而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场所比较少，北京的商业服务显然不是主要面向白领为主的中产阶层，而是老外和富豪们大手笔消费的场所。上海、广东就不同了，各种价格适中的消费场所随处可见，而且服务水准和经营功夫用在细微之处。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都是我国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的表现。

四、我国城市地域性差异成因

中国城市文化的个性差异，既是中国城市的迷人的魅力，也是中国城市地域经济发展的特殊的推动力。那么，中国的城市为什么会有这种个性鲜明的文化特征呢？

1.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的现代城市与农业文明、农耕文化有着悠久的密切关系。我国的城市一般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古都西安、洛阳、杭州、南京等等，都是有上千年历史的城市。这些城市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古代城市由于规模较小，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所以中国古代城市的商业经济很不发达，基本上属于半自然经济与半小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中国的古代城市的城市功能在大海般的封建自然经济中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中国的城市迟迟未能发展到它应有的成熟阶段，始终被强大的农耕文化影响着。这样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化始终没能摆脱中国农业文明的印记。城市文化的这种鲜明的乡土性，在中国的城市文化中既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同时也具有突出的典型性。

中国的农业文明有着华夏民族的共性，同时又具有丰富多彩的地域性。这就是说每个地方的农耕文化都会给当地的城市文化造成特色化的深刻影响，自然而然地使当地的城市文化带上该地区农耕文化的特殊色彩。由于中国古代城市不仅会受到当时当地农耕文化的共时性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当地农耕文化的历时性影响，所以中国的城市从古代直到近代都长期受到中国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影响。这些城市的市民与当地农村中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心态、生活习俗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市民文化中或多或少地有了小商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因素，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小农意识。这正是产生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与个性特色的基本原因。可以说，中国城市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由中国古代城市文化与地域农耕文化的密切关系决定的。

2.自然地理原因

城市文化地域特色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自然地理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城市所处的纬度位置、距海远近、海拔高度、地形特点、植被状况、气候特征等等因素，都会影响该城市的市民文化心态。因为自然风物的不同，必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不同的感应。客观的自然物作为审美的客体，作为人们长期生存的环境，必然反复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与心灵，使人们产生相应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趋向。一切精神文化现象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从物质形态的角度来看，城市在建筑样式、街区布局方面一定有区别。如北京市一般少有高层建筑，单体建筑布局以四合院落居多，占地宽阔而气势庄严。这种建筑样式的形成，与北京地区的地势较高，气候偏冷，多有风沙的地域特征有关；当然或许也与北京作为的王者之气的熏染有关。而南方钟灵毓秀，崇尚精致，房舍一般都显得精致玲珑，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这与南方的青山绿水、湖光山色、茂林修竹、山石清泉等物候有关。自然环境还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城市性格，成都人由于生活在四面环山、较为闭塞的四川盆地之中，环境的封闭平和给人以稳定感、平和感，静态特点鲜明。受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成都人形成了气性平和、态度从容的特点。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城市文化的选择和走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3.交通原因

中国城市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还与中国古代交通的不发达有关。一般来说，交通、通讯发达的国家，它的城市之间难以形成独特的个性。因为交流是文化融合的基本前提，没有交通、通讯的发达，则没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发达。所以中国交通、通讯的不发达，产生了一个意想之外的结果，那就是每个城市受当地农耕文化的影响，更容易形成其文化的个性特征。中国城市彼此之间文化交流、影响困难，长期处于一种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状态之中，各自比较独立地发展着、生长着，适应着各自的地域环境、传统文化。虽然在历史地域的时空中，一个城市的文化不可能完全没有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只是一种缓慢的量的积累，很难达到质的飞跃。因为一种少有外界影响的文化，要靠它自身的内部裂变造成新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交通与信息的闭塞倒是为一种文化的稳定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五、结语

地域性差异明显的城市文化或者说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的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异性这种城市文化特色其实就是一种识别标志、认同标识，它增强市民凝聚力、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吸引投资、招徕旅游者……是促进城市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城市的精神内涵，是促进城市延续传承的根本。我们要明白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原因，认清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努力维持城市特色，理解城市内涵，继承城市传统，维护城市灵魂，以保护个性，求得城市的最大发展和社会的最大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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