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1)

论文关键词 民进借贷 犯罪性异化 非刑法法律规范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限度

（一）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一，民间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现有正规金融的贷款主要面对我国国有企业及民营的大型企业等有明显国家计划扶持的企业，然而占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却几乎得不到正规金融的借贷支持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超过全国企业总量的99%（到2008年已经超过800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GDP的55.6%、税收的46.2%，75%的就业岗位。而我国作为目前融资重心的商业银行，近70%的贷款输出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互补效应，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民间借贷满足了农村资金不足的发展缺陷，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巨大的矛盾一直存在于过强的资金需求与明显弱势的资金需求之间。我们知道当时正规商业银行曾经进驻农村，但是却无法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供给低于借贷需求的矛盾从来不曾得到有效缓解。正规金融系统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能力非常有限 ，民间借贷有效地弥补了这个资金缺口。民间借贷的发展，给农村经济带来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契机，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促进了从村经济发展。

第三，民间借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 。同正规金融相比，民间借贷具有即时、便捷、灵活等特点，与正规金融一起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金融格局。相对来讲，民间借贷的条件较低，较低的门槛似的他更加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另外，民间借贷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众所周知，银行的贷款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民间借贷则可以即借即还，适合中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的特点。在这种形势下，民间借贷以其上述优势对正规金融造成了不小的竞争压力，这样也促使正规金融改善经营理念，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推动了正规金融的发展。

正规金融在农村乡镇以及针对中小企业时，服务效率极低而且正规金融有效益至上的原则，对于放贷的风险评估极为严格，对象一般为国有企业，服务对象有限。而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与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都可以由双方商议协定，而且针对的对象十分广泛，从个人到中小企业，从乡镇到城市。总之，民间借贷以其灵活、便捷、快速等特点，形成了与正规金融既有竞争也有互补的关系。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补足了农村资金不足发展缺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成为我国金融健康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负面影响及规范异化的必要性

2011年11月7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对浙江银泰非法集资案做出一审判决，季文华等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抽逃出资罪。

首先，我们要看看银泰为何顷刻崩塌。首先是外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是银泰房产资金断链的主要原因之一，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冻结了银泰房产的资金。当然还有内在原因，那就是季氏父子奢靡之极的生活。在这些集资中仅用于他们个人挥霍的就达到近8000万元，其他还有数十辆豪华轿车、跑车，多处房产。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列举了8种情形，其中两种是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肆意挥霍集资款导致集资款不能返还。很明显的，季氏父子以房地产开发为掩护，许以月息2分的高息进行非法集资，而且集资户众多达1.5万余户，人员构成则是从政要到农民极其复杂，资金来源广泛，去向复杂。

民间借贷的消极效应有许多方面，表现在削弱了正规金融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风险的危害性较大等。辽宁省营口市东华“养殖蚂蚁集资诈骗案”非法集资达30亿元，青岛东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集资达10亿元等等，以江苏省为例，2007年、2008年二年间，江苏省公安经侦部门分别立集资诈骗案件37起、91起，分别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53起、99起，这两个罪种的立案数每年平均分别递增194%和145% ，还有今年一月份吴英非法集资一案中本色集团女富豪吴英被判死刑，这让民间借贷的犯罪性倾向问题更加现实严肃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防范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十分必要。

二、正常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定

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界定，现有刑法《刑法》第176条是一条简单罪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该条对于罪行的客观方面的内涵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而在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定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略显模糊，定罪弹性较大。正因为现有法律规范中关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十分模糊。同时，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拥有相同的特定行为，即向他人吸收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且要到其支付本息 ，上述原因都导致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难以界定。

简单的来说，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民间资本的流转，这种现象这种行为本身是无罪的。那么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一个直观标准就是资金的使用去向是否合法，如果将筹集资金作挥霍、炒钱、等用途，那就是非法的。从法律角度看，如果集资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民间借贷进行合同诈骗，或者巧立名目实施集资诈骗，那就是非法的。还可以看放贷、收贷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通过利诱、恫吓、人身威胁等方式进行放贷借贷，强迫对方付出高额利息，那就是非法的。

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还是难以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前者异化为后者的事屡见不鲜，其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机构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批准的机构审批，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公众（较为广泛的群体）吸收存款。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机构或个人向特定的公民借款。在这里，“特定的”和“不特定的”对象是区分合法和非法的一个重要界限 。而且“特定”与“不特定”的区分：首先，“不特定”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非法集资者针对广大民众的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者往往发出虚假信息或过分夸大投资回报，吸引持有资金的广大群众投资，而且将对广大群众产生何种伤害都是非法集资者自己都未知的；第二个方面是广大群众对集资者，广大民众对集资者的信息不了解，对其资产、还贷能力不清楚，甚至是谁都不知道，对可能面对的风险也缺乏承受能力。笔者认为也就是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借贷对象的“不确定”。而“特定”对象则是投资者和投资对象拥有较为清晰、相对牢固的关系，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经过了一定的审查，对投资对象的企业经营状况等有一个较为清晰地了解，而且有相应措施对债务资金进行追讨，即对风险有较强的防范承受能力。

三、加强民间借贷非刑法规范

（一）刑法规范的矫枉过正

从上述民间借贷现状分析来看，我国刑法层面的监管存在很多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刑事打击上对民间借贷也采取“一刀切”严打政策。在一定的时间段以内，这种严格监管的政策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政府监管的天平仍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发生时代性偏移，导致国家机关对民间借贷产生政策性压制，使得正规金融始终处在一个垄断地位。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于严格的监管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性，阻碍了司法监管的进步和创新，也导致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迟缓和监管制度滞后，比如在司法程序中适用法律性文件的冲突：《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 。

刑法的过严厉规制也导致民间借贷的“异化”问题的加重。再当前状况下只能注意对相关证据进行严格排查，对疑似以民间借贷为名掩盖非法目的的，法院应加大职权调查力度，对非法集资等案件进行严格甄别，及时将涉及非法集资或者涉嫌诈骗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吴英案与季文华案两者的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没有相关专门法律进行规范，所以同样是集资诈骗罪罪名，在笔者看来，两者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吴英有为数不多的特定放贷对象，只是这些放贷对象拥有较多下线。相比吴英，季文华一案更加符合我们所认为的非法集资。很多集资户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选择在观望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获得本息资金的情况下，才会需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因是就是，国家不加判别的追究集资者的刑事责任。而且在公安机关介入之后，集资户的资金不仅不能讨还，反而要被没收，自行承担后果。过强的刑事规范使得国家对集资盲目打击，对社会安定无法做出有力维护 。所以，在使用刑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可能会矫枉过正，要慎用刑法。

（二）鼓励并加强非刑法规范

日前，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已经了《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对泛滥的民间借贷进行系统性的规范。这是政府旗帜鲜明的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也为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提供了行为依据、法律依据，虽然没有太多内容创新，但更多的是《暂行办法》是第一个对现有法律全面系统的梳理，这也是其最大意义所在。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2)

本文案例启示：民事民间借贷与商事民间借贷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在刑法评价上必须区别对待。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考察其是否严重侵犯了金融监管秩序。如果民间借款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可以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而单纯闲置资金单向经营性的高利贷行为，则无需刑法介入。

 

[基本案情] 吴某经营一家未经注册的担保公司，从事高利贷活动。2009年至2011年间，吴某以资金周转为由，按3%—5%不等月利率分别向宋某、赵某、刘某等12人（2人是牌友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借得人民币559万元。借得款项后，吴某将所借款按照7%—10%的月利率分别转借给程某、李某、胡某等十余人，从中赚取利率差价。2011年10月起，吴某因无法收回程某等人借贷资金，而停止向宋某等支付借款利息。2012年3月吴某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宋某等人报案，吴某于2012年8月被抓获，其无能力归还借款。

 

该案争议焦点是：（1）吴某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损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2）吴某未经国家批准经营高利贷的行为是否认定非法经营罪；（3）吴某潜逃数月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4）吴某虚构借款理由行为能否认定有诈骗行为，进而认定为集资诈骗罪；（5）吴某是否向不特定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中（1）至（2）涉及刑事司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界限，（3）至（5）涉及罪的区分。

 

一、正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刑法法益

（一）民间借贷的“民商二重性”

正确发挥刑法惩罚性功能，就必须在适用刑法之前，对民间借贷的含义进行准确界定。民间借贷虽古已有之，但目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其内涵与外延都存在一定的分歧，观点主要包括主体说、国家管制说、民商二重说等。主体说认为金融组织之外的借贷都是民间借贷。我国司法实践也主要采此说，如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处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认为一切不受国家控制或监管的即属民间借贷。民商二重说则主张民间借贷资金性质是用于生产、生活，而非用于从事资本或货币经营。

 

笔者认为，上述对民间借贷内涵的界定都反应了民间借贷的某些方面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体说从借贷主体出发对借贷是否适法进行定义，但有些借贷虽然是自然人、非金融组织进行的借贷，但其借贷主要从事类似金融机构的资本、货币经营，应不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的缺陷如同主体说一样，目前绝大部分自然人、非金融组织间借贷都游离在国家管制之外。而民商二重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借贷的本质。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此体制下一般不区分民事性质借贷和商事性质借贷。实际上这两种借贷的区分度较大，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借用资金的借贷行为，而商事民间借贷是以收取利息为目的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商事借贷行为。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中，两种民间借贷从形式上体现出来的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仅仅从借贷主体、合同、协议等方面一般无从判断是民事民间借贷还是商事民间借贷。不过两者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自发性非逐利的民事活动，这种民事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资金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商事民间借贷带有逐利性质，是资本、货币经营运作，这种运作不仅要受民事法律调整，同时因为此种借贷可能影响到金融安全和稳定，同时受行政法律法规调整，要接受金融监管。在刑法评价上对此两种性质的民间借贷必须区别对待。具体在本案中，由吴某的借贷合同无法分辨出该借贷行为的性质和是否属于国家监管范畴，但从民商二重性很容易分辨该借贷行为性质，吴某以谋取利差为目的的资金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一般互助型民事借贷的范畴，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商事民间借贷。

 

（二）判断民间借贷构罪依据是刑法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事司法也必须贯彻这一目的。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看民事借贷是否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我国法律不禁止民间借贷，但是禁止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进行借贷活动，即禁止严重扰乱金融监管秩序的借贷活动。因此在判断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构罪，要判断借贷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刑法保护金融监管秩序。民事民间借贷行为通常都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不在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内，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对此行为一般也不予干涉。根据刑法保护的法益，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商事民间借贷中，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中。

 

同时因为民间借贷的概念是整体概念，涉及主体既包括借入方也包括贷出方，有的主体即是借入方也是贷出方。其中因借入行为构罪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因贷出行为构罪的主要是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等。因此在本案中吴某借入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而贷出行为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

 

二、“贷”方出资行为的罪与非罪

在本案中，因吴某高利转贷的款项来源不是从银行借款所得，因此不符合高利转贷罪构成要件。但从规范层面目前刑法没有高利贷罪，在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高利贷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但争议很大。

 

高利贷与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主要是按照利率的高低来确定，超过法律对民间借贷规定的最高利率，牟取非法高额利息的行为就是高利贷行为。我国民事司法审判中并不是对一切高利贷行为都予以禁止，仅是对高于同期银行利率4倍部分利率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高利贷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合同行为，而且是一个最优化的契约包括分担风险程度及具体的风险变化程度。”[1]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时期，高利贷可以满足自然人或非金融组织等非经常性支出的资金需求，此种高利贷可以定义为互助型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出现纠纷，借贷主体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一直未对高利贷进行强制干预的原因之一，此时刑法更不必介入。

但经营型高利贷已经脱离民事型借贷转向商事型借贷。这种貌似基于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中，过高甚至超过本金的利息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极度不公平，存在借意思自治破坏公平原则，在全国各地都有以非法经营罪对经营型高利贷入罪的判决。但也有主张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认为经营型高利贷虽然约定了高利，但这是缔约双方合意的结果，法律不应惩罚。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3)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4)

一、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司法释义及其变化特点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规范的民间借贷是法律允许的，而非法集资本身属于违法犯罪活动，其不同于民间借贷最明显的特征是向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的法律边界往往难以界定。目前民间借贷已由“借钱应急型”向“借款放贷型”转变，放贷主体也由原来的个人化向机构化转变，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和击鼓传花式的“链状”高利贷，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区域性、系统性资金风险，最终异化为非法集资。非法集资较之民间借贷有以下特点：一是集资方式多样化。犯罪分子打着响应国家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等幌子，从过去的传统种养业向科技创新、公益慈善、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二是与传销、合同诈骗等犯罪相互交织，高利回报引诱集资。三是利用媒体造势、聘请政要讲话、明星代言、虚假经营业绩等方式误导出资人。四是集资规模呈几何级放大。利用网络优势，在较短时间内便可完成上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集资，而且由于资金归集与转移的即时性、无纸化，违法犯罪证据取证更加艰难。

二、银行职工参与非法集资的成因分析

银行职工便利的工作条件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或资金中介机构所利用。正如不少遭受重大损失的集资者事后所说的那样，之所以参与集资看重的就是他们的银行身份和“行长”头衔。银行职工参与非法集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职业操守教育不到位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同业的竞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状态。一些银行为拓展市场份额，一味强调争速度上规模，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规模速度轻质量效益的指导政策，必然导致在员工教育上顾此失彼，一些员工经不住高息诱惑，心存侥幸，不惜以充当资金掮客方式争取客户资源，完成经营考核任务，最终误入歧途。总体来说，目前银行业重业务技能培训，轻职业操守教育现象比较普遍，“三铁”、“三化”制度得不到完全落实，依法合规经营道路依然漫长。

2、内控制度执行不严使非法集资有机可乘

一是授权不当。有些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出台“特别”营销政策，把本该由上级行直接履行的贷款调查等职权转授分支行，甚至为了确保项目营销的成功，分支行又给客户经理个人进一步转授过大权限，致使个别人员利用掌握的客户资金需求信息，擅自通过做过桥贷款、垫资以及其他形式参与民间借贷。二是重放轻管、偏袒优质客户。笔者有幸参加对南方某经济发达省份银行的经营审计时发现，各家银行对优质客户基本上是有求必贷，从表面看贷款流程规范，档案资料完整，但如果仔细分析借款人及其关联企业财务报表就会发现，以购料等名义申请的部分流动资金贷款经过银企间多次“默契”运作，最终成为借款企业向当地商业银行、投资担保公司出资的资本金，或者直接用于企业间融资，客观上为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提供了资金。三是未严格执行对账等规定。对银行内部往来和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基数金额较大且长期不动或变动较小的账户疏于核对监控，容易被个别经办人员挪用，用于炒股、集资。四是轮岗制度执行不到位。虽然近年来银行实施了全覆盖式的评价和审计等多种监管检查，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部分基层分支机构负责人及信贷、财会、人事等重要岗位人员应轮岗而未轮岗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致形成风险隐患或引发内部经济案件。

三、预防银行职工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对策

1、加大对全员的职业操守教育

教育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业绩观，追求业绩，但不唯业绩，业务经营力求实现速度、规模、质量与效益协调发展，以整顿不规范经营活动为契机，警示员工远离非法集资。

2、规范信贷业务操作流程，杜绝闲置信贷资金寻租

严格执行客户准入、贷款调查等环节的规范流程，严禁虚贷占规模、以贷引存等行为，实时跟踪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不给其脱离借款主体的经营活动并在外部高价寻租留下可乘之机。

3、做好员工行为排查，果断处置苗头性问题

员工行为排查工作虽已开展多年，但在某些基层排查走过场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前些年披露的某商业银行支行行长李某非法集资3亿多元，涉嫌倒卖差额银行承兑汇票牟利，开立了9个账户，关联账户160多个，交易量高达9000笔，进出资金总额高达18亿元。但截至案发到被媒体爆料，李某的上述异常资金交易情况并未在多次排查中得到反映。因此，员工行为排查要做到全方位、全覆盖，不仅要看其班内工作情况，也要关注班外活动轨迹，重点关注信贷、财务等重要岗位人员工作生活情况，对消费明显超出合理收入水平、社交圈庞杂等情况，要认真分析，一旦发现苗头性问题要果断处置。必要时，可授权相关部门，对已判定涉嫌参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员工的个人账户资金交易情况进行先期排查，以便尽早掌握情况，及时处置。

4、开展针对性专项监管

对经济发达、资源集中开发和金融资源较为匮乏等地区的金融分支机构开展针对性专项监管，充分利用非现场审计手段，对上述地区因经济活跃出现阶段性巨大资金供需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以期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避免该类区域沦为非法集资重灾区以及进一步蔓延辐射引发社会动荡。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5)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与金融理论；监管框架；法制化道路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特点和分类

（一）民间借款的内涵

“民间借贷”不是法律概念，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并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但从金融史的角度看，可以断言，民间借贷是古代金融的主体，现代金融恰恰滥觞于民间借贷。俗语“放钱”。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企业与企业之间不能私下直接借贷，但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办理定向委托贷款。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特征

1、以个人信用为基础

“民间借贷”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交易活动，其基于一定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而成立，是建立在充分掌握相互信息的基础之上的一种人格化的经济行为，其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社会成员自身的自律，这就决定了民间借贷更多的是一种“横向的信用”。

2、主体的私人参与性

从产权结构来看，民间借贷组织大多是由民间组织或个人独立出资设立的私人企业，排斥国有独资，并采取市场化的治理机制。

3、融资活动的非监管性

民间借贷游离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外，未进入官方的统计报表，也未被纳入金融监管机构的日常管理系统。

（三）民间借贷的分类

根据民间借贷的发展程度，笔者将民间借贷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吸收存款类民间借贷，其属于初级阶段、无组织的、一对一直接的民间借贷方式，该借贷形式是分散、无组织化的，缺乏连续性和规模有限的。其主要形式有：民间自由借贷（包括高利贷），贷款中介人或者经纪人，典当等；二是吸收存款类民间借贷，其属于高级阶段、有组织、具备相当规模的高级形态的民间借贷形式，其交易特点是连续性、集中性和专业化，业务上可吸收存款。其主要形式有：企业集资、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私人钱庄以及如合作基金会这种准正式金融组织等。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与缺陷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

1、吴英集资诈骗案。吴英案历时5年，它是中国当今民间融资导致刑事处罚的典型，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民间借贷的重新审视，并开始认真看待我国的民间借贷问题。学界主要围绕民间融资的自由性、合法性、产权问题，以及吴英的具体案件事实是否确实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来判断吴英案的罪与非罪以及对其本人是否该判处极刑。本案亦从一审二审的死刑判决到最高院发回重审直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其中学界与社会民众对民间借贷认识的肯定也多少影响到了本案的审判。我们亦可发现民间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无法替代的。

2、温州老板集体跑路事件。2011年以来，在宏观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对货币的需求增大，社会上民间借贷较往常更为活跃，一些民间借贷活跃地区已经发生了多起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内部蔓延的案例。有着“泰顺民间非法集资第一案”之称的“温州立人非法集资案”，2013年5月份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书指控：立人集团非法集资涉案金额50多亿，已支付本金及利息35亿余元，涉及7000多受害人。牵一发动全身。经济出问题，即使是政府再腾达，面对维稳、面对开支，也是穷驴技末。

（二）民间借贷的缺陷

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有效和普遍的融资方式，借贷活动相当频繁，但在主体风险意识不足、缺乏监管等因素的共同制约下，因民间借贷而产生的纠纷也层出不穷，具有利率高、总量大、手续便利、纠纷众多等特点。我国民间借贷制度环境是在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着一种行政管理与刑罚双重管制的基本结构，但就当今世界的金融发展现状而言，法律制度的缺失较大。

目前，我国还没有界定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有效监管及交易行为的完整的法律框架，其法律规范主要散布于《民法通则》、《担保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当中，分布地非常分散，民间借贷主体很难掌握和运用。另外，规制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规范又很不完备，不能很好地覆盖所有民间借贷领域，比如现行的《商业银行法》并不能覆盖村镇银行，因此也就无法很好地发挥其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作用。又如现在央行推行的小额贷款运作模式基本是一种信用型的贷款，其从事的业务是金融类服务，但其是依据《公司法》成立的企业，并没有涵盖在《商业银行法》的范围之内，这是由于《商业银行法》对于像担保物和反担保物的设置、质押、处置、抵押等问题都没有具体规定，并不能覆盖上述的小额贷款公司领域。因此，由于法律监管的缺位，民间借贷资金游走于正规银行借贷之外，容易发生难以监控的风险，甚至会滋生洗钱和非法融资等金融犯罪行为。

在我国，民间借贷被法律界定为非法行为，必须承担繁重的民事、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尤其以刑法上的严刑峻罚而受到普遍同情。在判断标准上，在经济活动领域，采取什么手段足以危害到社会秩序，需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尺度，即“禁止超量原则”，只有当经济越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才能将其作为犯罪来规定。但是，民间借贷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采用“社会效应”这一标准，利益的获取达到什么程度而无法被社会一般道德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所承受，容易受不同价值判断的影响，容易以秩序维护为目的扩大打击面。

三、如何构建我国民间借贷法制化道路

（一）我国民间借贷法制化道路选择

就我国的实际而言，考虑到我国经济、金融的二元性和民间借贷发展的现实因素，民间借贷的制度创新模式还应当坚持多元化的原则，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村地区间民间借贷的发展水平差异来区别对待。

1、经济发达地区：逐步过渡为正规金融

随着发达省份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融资范围会逐步扩大且交易成本优势也在不断削弱，其信息成本和合约执行费用却会随之而增加；同时，经济发达省份的民间借贷具有较好的防止损失性和利益驱动性，组织化程度较高，在经营中关注资金的安全性、偿还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已基本具备了正规金融对资金定价与风险管理的经验。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利率也会由于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激烈竞争更接近于资金的供求状况和真实成本。因此，经济发达省份的组织化民间借贷已经具备了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应主要采取改造方式，即按照一定的设立标准，鼓励符合条件的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民间借贷组织以行政区划或经济区域为单位通过市场化方式改组为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中小型民营性质的社区性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民间资本的趋利性，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担保、典当、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机构。

2、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保留民间借贷的非正规性

在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相差的悬殊决定了正式金融难以到达这些地区，带有明显互助合作性质的合会、企业间贷款、私人自由借贷等非民间金融的低级形式会继续保留下来。即使是在我国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地区，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生产费用大幅度减低，但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仍然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有其生存土壤。否则，如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置之不理，过快推行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可能使正规化后的借贷机构因交易费用的增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使民间借贷的正规化止停留在法律条文中，无法执行到位。而若在合理区分非法与合法的基础上，对大部分民间借贷形式合法化，有利于降低其交易费用，引导其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逐步演变，减少其不确定性，反而有利于促进农村市场和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民间借贷监管主体的选择与关系

1、第三方组织的选取：民间借贷自律性组织

尽管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典型、最主要的第三方组织形式是政府，其可通过制定交易规则减少交易各方事前的逆向选择，而法庭等国家机器进行的强制实施则可以有效地抑制交易各方的事后道德风险，提高履约的效率。然而，受到专业知识以及资源的限制，政府不能承担所有的第三方实施的任务。因此其可将某些第三方实施交由个人或其他的社会中介组织以自已的优势向社会提供第三方实施的服务。其所不同的是这一类第三方实施不是采用强制手段而是利用交易各方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来加以实施。那么，这又衍生出一个问题，谁可以充当第三方组织呢？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可从征信机构（如资产评级机构、认证中介）、私人仲裁机构、行业协会三类社会中介组织中选取。

笔者认为，第三方组织对该类民间借贷形式风险的控制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收集并传递事前的欺骗信息、机关与交易对方的历史行为；二是给予欺骗行为事后的惩罚。根据这一功能定位，笔者认为，由行业协会担任第三方组织为宜。

2、国家监管机构的选取

尽管自律性组织有自己的优点，即较政府监管可以进行更有效的自我调控，但自律性组织自身也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即太过灵活性，容易失控。因此在发挥自律性监管作用的同时，针对于其的局限性仍然需要政府以辅助的力量介入以帮助完善整个监管体系。对民间借贷政府监管部门的选择，有以下几种选择：中央银行、专门成立的民间借贷监管部门、银行业监管部门。就哪个部门更适合承担民间借贷的监管职责问题，在选取的时候既要考虑不同国情下相关部门的法定职能和分工，又要考虑到监管的成本和有效性，同时也要兼顾对本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合理预期。

（三）增强民间借贷出资人权益之法律保护

1、确认公民的融资自由权

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也特别指出公民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宪法确立财产权保护的意义在于使公民获得了对自己财产的自治权，个人可以在不侵害社会、国家和其他私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为，为自己的财产寻找出路，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使用相处分财产。资金或储蓄存款作为公民财产的主要形式，理应由资金所有者自由支配，其可以选择自己使用、也可以放弃自用而转给他人使用。赋予公民融资自由的权利，从根本上正是来自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的宪法条款，公民对资金使用、收益和支配权的行使也因此而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2、拓宽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

修改《贷款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放宽对企业之间借贷活动的限制，将企业间、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的信贷合约也纳人法律保护的范畴。

3、保障资金收益权

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要高于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才能覆盖其经营成本。人民银行为主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仍然规定放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然而，根据学者们调研所掌握的数据，在民间借贷的实际运作中，民间借贷一般的放贷利息郡在60%左右，有的高达180%。但是就是这样，我国民间借贷组织的贷款利率仍远远低于其他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年利率。

4、增强民间借贷债权人的法律保护

扩大担保物范围及担保方式。借鉴国际经验，按照充分保护债权人、降低融资成本、利用担保资源的基本原则进行设计，如明确优先权规则；扩大担保方式及担保物范围，让尽可能多的财产成为担保物；建立简明便捷的动产担保的公示登记系统；提高执行效率等。

明确监管权限、程序和内容。笔者在前文已论述了监管机构的选取，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并没有《行业协会法》，仅有《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以及各地区制定的《行业协会条例》，但都只是笼统地规定了行业协会的设立、政府的管理体制等组织方面的问题，行业协会的自治限度鲜有提及。考虑到民间借贷行业协会作为民间借贷一线监管主体的特殊性和童要性，特别是行业协会作为自律性监管机构决定着民间借贷投资者的利益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民间借贷的自律性监管机构的产生，其与会员的关系、议事规则与程序、管理人员的产生、议事机构的组建及其运作，特别是行业协会的监管权限、违反监管的惩罚措施以及其与地方镇监局的协调机制监管程序等问题。同时，对于民间借贷行业协会自治的限度、行业协会与地方银监局的关系，行业协会行使监管职能的程序和责任承担等问题也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姜旭明.中国民间金融，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2]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6)

【关键词】 民间借贷危机;神木县;经济发展

民间借贷就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之间的贷款，双方协商就可以认定有效，是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民间借贷的特点：（1）广泛性。参与民间贷款的包括个体工商户、居民、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其中借款者大多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放款者包括个人、资金富裕的工商户。（2）灵活性。 民间借贷是以现金交易为主的，而且方式灵活，一般只要打一张借条，借款人就可以从借贷公司取得所需现金或者让借贷公司把钱转进指定银行账户中，这种方式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资金到位的时间大大缩短。（3）长期性。民间借贷的时间一般为一年或者一年以上，而银行贷款一般为半年至一年，民间借贷的期限比银行贷款的期限要长。（4）利率市场化。 目前，除了少数民间贷款参考银行贷款利率之外，其利率随着行情变化而变化，而且都高于银行利率，特别是那些因为投资才产生的借贷，甚至比银行贷款利率高出一倍或者两倍甚至更多。

前几年，神木县民间借贷行业兴盛，许多人把钱借给吸收资金的民间借贷公司。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息，在当时，神木县几乎人人放贷，民间借贷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但好景不长，2012年煤炭价格降到了冰点，而重度依赖煤炭行业的神木经济几乎一下子走向了谷底，民间借贷危机点亮了红灯。近年来，由于民间借贷危机影响，越来越多的公司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使神木县的经济发展的到了巨大的打击。

一、资料收集

文章以神木县为调查对象，调查方法主要为实地访谈法，对神木县居民进行了调查，随机对150多名居民进行了访谈和了解，这些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多年的务工人员。为了深入了解信贷危机对神木县经济的影响，共设计了5个问题，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对策。

二、神木县概况

神木县位于陕西北部，与内蒙、山西接壤，面积7700平方公里，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常驻人口有40万余人。 神木资源丰富，县境内已知有煤、石油、天然气、盐、石英砂等数十种矿产资源，其中煤炭资源最丰富，储煤面积达4500平方公里，储量500亿吨，占东胜煤田的四分之一。

神木县是中国第一产煤大县，是中国最大的兰碳基地、最大的聚氯乙稀基地、西部最大的火电基地、西部最大的玻璃、电石基地，是中国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由于矿物资源丰富，神木县成为陕西第一经济强县，2010年中国百强县第四十四名，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第十七名，西部最具投资县第四名，西部十强县之一是中国首个“全民免费医疗”县。2010年前神木县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30%，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0亿元，财政收入50亿元。随后，信贷危机爆发，神木的经济一下陷入了瘫痪状态，经济瘫痪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企业大量倒闭，各种治安问题也随之而来，但是，神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却同比增长了14.4%，说明不是神木县的“钱没了”，而是本来在市场上流动的资金转变成了存款。

三、神木县民间贷款的出现

过于依赖单一且行情不稳定的煤矿产业，神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2007年至2011年之间，当时由于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山西、内蒙等地的煤矿停业整治，致使神木的煤炭价格疯涨，从最初的每吨50元上涨到了每吨500元，但是由于附近地区的煤矿停业整治，涨幅近十倍的价格没有吓退前来购买煤炭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神木有煤可买蜂拥而至，这种情况给了神木当地煤矿一种错觉：煤炭价格再高都会有人买，于是煤矿不停地提高产量，不停的有人投资煤矿，当时因为投资煤矿赚大钱的人不在少数，使得当时神木煤矿股一股难求。

后来，由于煤矿需要扩大生产，需要流动资金的注入，于是许多煤矿会进行二次甚至三次招股，虽然当时许多人都希望入股煤矿，但是不是那种盲目、只要有煤矿就去投资的疯狂，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煤矿才会有大量投资，而在当时，内蒙的民间贷款已经开始盛行，于是神木许多筹不到资的煤矿也学习内蒙来进行高利息的民间筹资，前期只有少数人参与，当时神木的煤炭处于暴利阶段，所以前期参与民间贷款的人不但没有赔钱，反而赚了许多，许多人都听到了参与民间贷款赚钱的消息，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投了进去，短期内煤矿二次筹资就达到了饱和状态，但是还有许多人没有参与进来或者参与过赚钱后想再次参与赚钱，于是，许多矿业公司继续进行民间集资，在西北地区购入煤矿，变相扩大本公司的生产规模，甚至到了后来许多煤矿盈利后不给股东分红，而是直接在街头开办事处，把盈利的钱用来对外放贷。许多人看到了这种高利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资金，也会进行集资，在当时神木拿着“别人的钱”当老板的人不在少数，这部分人把钱投资做其他行业，比如汽车销售、房地产等，当时煤炭行业的暴利，使得神木的经济变得膨胀起来。几乎当时每个参与民间贷款的人都成了百万富翁甚至更多，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变的奢侈，很多人在本地拥有大量房产和大量豪车，而那些筹资然后投资到这些行业的人又赚钱了，当时神木的经济就是一条线：煤矿暴利然后支付高额利息给投资人，投资人一边拿着这些钱进行着奢侈生活一边继续投资民间贷款再次赚取高额利息。神木的经济陷入了这种循环中，这种循环全部依靠与神木煤炭行业的暴利。

神木煤价疯涨，新疆、甘肃等地煤矿没有停产，许多人宁愿花大价钱在神木买煤而不去内陆地区买煤的原因有一点：区位交通优势，神木境内交通发达，县内高速路纵横北上为内蒙，南下市古都西安，东边是产煤大省山西，由于当时煤矿停产的地区是靠近北京的地区，所以整个中国南方地区以及华中、华东地区的用煤全部靠着西北地区的煤矿产业来支撑，而西北地区中最靠近上述地区的煤炭产区就是神木，其他产区例如新疆、甘肃居于西部边陲，离需求区太远，如果在这些地区购买的话成本太高而且耗时也长，于是，神木成了幸运儿。这一点足以让越来越多的人跑来神木花高价购买煤炭而不去内陆地区购买。

四、神木县信贷危机的爆发始末

富裕起来的神木县和温州、鄂尔多斯一样，成为了中国民间集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煤炭创造的巨大财富，为民间借贷市场提供了大量资金，因为中小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贷款，所以民间借贷成风。

小额贷款公司在2008年开始获得批准，当时银行贷款的月利率为0.7%，而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月利率却是2%，比银行贷款利率高出了近三倍，这三倍的利率使贷款公司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了放贷的行业，有的放贷者会吸纳他人的钱来放贷，赚取利息差价。当时，神木的煤炭从50元每吨涨至500元每吨，许多人从小额贷款公司高息贷款，然后投资到煤矿，甚至有的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为了给煤矿集资，据统计：2009年至2010年，神木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至200家，当时神木的煤炭行业蒸蒸日上，许多人在本地找不到投资煤矿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跑到了内蒙、新疆等地去投资，2011年，贷款的68%流向了煤炭、化工等行业。

当年，神木的存款数额出现了10年来第一次减少，由于贷款公司大量高利息吸取资金，多数人把钱放进了贷款公司，为了“吃”高利。2011年，神木借贷狂潮正在疯狂，而100多公里外的鄂尔多斯爆发了借贷危机，直接导致了鄂尔多斯民间借贷体系崩溃，从神木来的民间借贷资金也无法幸免。只不过神木的借贷危机爆发在2012年下半年。

2012年，煤炭价格下跌，煤矿停产，整个行业无法承担这些高额的贷款，神木民间资金链断裂，据统计，2012年神木县煤矿亏损有48家，而当时半停产半整合煤矿50家，几乎所有维持生产的地方煤矿全部亏损，作为支撑民间贷款高利的源头，煤矿全部亏损，7月，许多参与民间借贷的人纷纷跑路，这些人身上有着数千万至数亿不等的贷款，当时还有近百人被刑拘，涉案金额超过百亿。

民间资金链断开，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失业率上升，许多人的积蓄消失，最后终于爆发，位数众多的神木人目睹神木政府在城建方面的挥霍，2013年7月15日是时任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调去市里任职的日子，7月12日，网上传播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现任领导却要离开的消息，并且该消息指出雷正西不仅挥霍完前任书记留下的600亿元人民币，更造成近300亿元的亏空，而且政府部门所发的工资是从陕西省政府借来的，由于财政亏空，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将会终止。改则消息定与15日上午10点也就是时任神木县委书记的雷正西调走的日子在神木县政府门前的广场集合，由于当时民间贷款体系已经崩溃，几乎人人都参与民间贷款的神木县人民情绪爆发了，当日甚至有的民众喊着“打倒雷正西”的口号。7月16日晚间，榆林市官方辟谣，认定这是一起网络散布的谣言事件，并且称雷正西并未调离。

五、民间借贷危机对神木造成的影响以及当地政府的处置

1、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神木的经济一夜之间从巅峰降到了低谷

许多靠民间借贷还能勉强生存的私营企业也断掉了资金链，神木县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随之爆发了。在神木民间借贷正火的时候就能听到许多煤矿盈利后不分红还有个人集资后到期后从别的民间借贷公司贷款还钱的消息，煤矿盈利后直接把钱放进自己家的办事处进行对外放贷，然后会在原来分红的数量上提高那么一点支付给投资者，由于没有恶意欠账，“吃”到的高利一份不少有事还能多拿一点，所以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在意。后来，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一夜之间民间借贷公司收不回来借款，也还不上投资者的钱，而投资者又欠着借贷公司的钱，于是民间借贷体系就出现了死循环，借贷公司欠投资者的钱还不上，投资者欠借贷公司的钱也还不上，当然也有许多人欠钱后恶意不还的。

由于神木几乎人人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后，许多人欠了别人的钱后没钱还或者恶意不还，其他人也欠着这些人的钱不还或者恶意不还，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人都欠别人钱，同时所有人也被别人欠着钱。

欠账发生后，又几乎所有人参与到了讨债大军中，讨债手法层出不穷，有人待在别人家不走，有的囚禁欠款人，更有甚者采取极端手段来进行讨债，严重危害了神木的社会治安。近两年神木县派出所接到的报案有80%与欠账不还有关，民警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有的追债人情绪激动会打骂民警，以各种理由回应民警的调解，有的人则认为民警调解是为了放走欠款人，然后赖在警局不走，让民警还钱甚至赖着让警察替他们讨债。对此神木县公安局不得不制定规定“凡是涉嫌经济纠纷的报案一律移交法院或者打非办处理，民警不得参与任何与债务问题有关的事件”。

2、借贷危机爆发后当地政府的处置方式

神木县建立了“处非办”全称“神木县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和打击处置非法集资专项工作办公室”。

据“处非办”数据显示：至2015年6月份，“处非办”接到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79亿元，涉及群众7000多人，其中正式立案的有72起涉案金额66亿元，参与非法集资群众5000余人，涉及嫌疑人181人，目前已经刑事拘留96人，已经逮捕72人，取保候审59人，列为网上逃犯的45人。

虽然“处非办”的建立对于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处理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截止目前为止，处非办总调解金额只有3.6亿元。

六、关于神木县今后经济发展建议

自2012年神木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神木的经济一夜之间从山顶掉到了谷底，至今为止，民间借贷危机仍然对神木影响巨大，但是影响的力度没有前几年的大了。

现在民间借贷对于神木来说依然是个，群众对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的不信任，今年，神木的银行存款突破了百亿，但是市场上流动的资金却少的可怜，现在当地人民只要有钱，不管多少都会存到银行去，人民的意识还处在以前民间借贷危机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这样直接导致神木经济恢复速度缓慢，每天都有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倒闭关门，但新开的公司几乎没有，人们宁愿把钱存进银行贬值也不愿意在本地做生意。

所以笔者认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经济信用，让人们对本地经济有信心，如果银行存款的三分之一处于流通状态，对于本地经济来说就是雪中送炭，虽然神木的经济不能恢复到最鼎盛的时期，但是也会让神木的经济情况快速好转，也许只要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神木经济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参考文献】

[1] 赵倩.论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D].烟台大学，2014.

[2] 李志学.榆林民间借贷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4.

[3] 霍聪.神木县民间借贷危机成因及化解策略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7)

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一、民间借贷规模较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我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的速度足以令人咋舌，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就相应扩大。根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安徽50%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存在资金上的困难，而80%以上的中小型企业依靠民间借贷来解决自身的资金困难，增加流动资金进行企业资金流动；由于河北正常银行借贷渠道不畅通，民间借贷的现象也比较突出，40%的企业（不仅限于中小型企业）都有民间借贷活动，足以显示民间借贷在河北范围内的重要地位；2008年湖南地区依靠民间借贷进行融资的中小型企业占到了50%，调查的行业大致包括建筑业、商业、农业、制造业、饮食业以及房地产等等。这些调查显示我国现阶段对于民间借贷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而民间借贷又有较大的市场增长空间，所以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

二、民间交易已逐渐半公开化

国家承认的借贷行为是正当银行借贷，而民间借贷正好与银行借贷相反，它的发展不属于国家调控和监管的，民间借贷发展初期都被称之为地下金融，即不受法律所保护的。然而，民间借贷又是企业融资活动的必然产物，虽然民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它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随着民间借贷逐渐走向成熟化，民间交易也已逐渐从原先的暗处交易转向半公开化。

三、借贷形式多样化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借贷在实施中也逐渐产生了中介人和放债人。借贷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中介人为借贷双方牵线，帮助双方达成协议，从中收取中介费用；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公司或者个人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用；还有一种就是典型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再将这些钱放贷出去，从中赚取双方的差价。

四、市县范围之内的个人借贷普遍

民间借贷与正规银行借贷的不同之处在于民间借贷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个人关系，它具有极强的关系借贷性质，所以民间借贷活动一般都发生在市县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民间借贷有着一定的地域局限性。据调查，民间借贷大部分发生在市县范围之内亲戚朋友之间、邻里之间或者村镇之间，且个人借贷在民间借贷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民间借贷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现如今已经成了全国比较普遍的经济现象，经济发达的地区、偏僻穷困山区都数见不鲜。

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产业流向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民间借贷不同于正规银行借贷，它的借贷行为受法律约束不强，部分资金流向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一些小工厂，例如小水泥厂、小纸厂、小钢铁厂，或是一些高污染的工厂，这些产业的生产都没有达到国家相关标准，所以在正规银行借贷中是不允许向这些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企业放贷的，然而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的法律约束又比较小，不少民间借贷都不重视这一点，向这些工厂放贷，这些企业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所积累下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

二、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规范措施不明确

不少人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差别分不开，不少非法集资行为都是由民间借贷慢慢发展过来的，这是由于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两者的定义比较模糊，没有很明确的给出定义，导致社会大众认为这两者是相同的。有关法规有如下定义：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两者之间达成协议即表示有效，但又没有相关的法律对这种合法的民间借贷进行保护措施，导致不少借贷企业抓住此漏洞进行非法集资。没有相关规范措施对合法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进行定义给民间借贷带来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大。

三、民间借贷结构性分析

以往的民间借贷行为都是属于地下行为，见不得光的，也就不受当地政府所掌控，本地资金的供求情况难以把握，以致民间借贷现在主要都集中在一些热门行业去了，例如建筑业、房地产、饮食业等等。将民间借贷的资金都集中到几个热门行业的风险在于，不能产生合适的竞争，无法促进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个行业在一段时间内不景气，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得不到及时的销售处理就会导致民间借贷的投资效益得不到合理的回报，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数时，民间借贷所面临的风险也是会越来越大的。

四、借贷形式风险分析

民间借贷形式有很多种，前面已经提及了几种常见的借贷形式，中介人、担保公司、中介机构，在这集中常见的形式中也是存在不小风险的。民间借贷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关系，所以在大部分借贷活动中都是有关系才找的民间借贷，如果某些人利用这一点进行金融集资行为也无法防止，就跟当今社会上的传销形式差不多，就是利用关系进行的。就拿以下一个真实案例来说吧，2011年4月11日，江某借给许某、郑某600万人民币，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60天，要求许某、郑某在期限内还清本息，但是到了还款期限，许某、郑某无力偿还，江某就将这二人告上法庭，法庭之上担保公司合肥某电子有限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其公司出具的担保盖章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同意，所以认为这次担保行为无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最后的结果，原告获得了胜诉，但是被告以及其他担保公司都无力偿还这两人所借贷的600万人民币（不包括利息），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企业到最后还是拿不回原先借出去的资金，自己的损失还是最大的。向这样的事情也许一两次无关紧要，但是发现这一漏洞的人多了对民间借贷的威胁也是比较大的，没有很好的内部保护措施很难避免这些借贷形式上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