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业论文篇(1)

于是农村学生完成作业的平均时间会偏高。其二，部分农村学校布置的数学家庭作业，只重视理论知识的考察的题目，而缺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富有情境的题目，使学生对家庭作业产生厌倦感，为了交差而完成作业，缺乏内在动力。于是，拖拖拉拉的完成作业，延误了完成作业的时间，甚至出现抄袭作业的情况。其三，教师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只能靠布置大量的家庭作业来巩固当天的知识内容，让学生苦战于“题海之中”。

针对上述的情况，笔者结合“分层教学”的原理，尝试着对农村学生数学家庭作业进行分层布置。采取了设置家庭作业的“梯度”、提高家庭作业的“趣味”、控制家庭作业量等方法，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乐于完成家庭作业，减少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还给学生能够自由把握课余时间的权利。

“分层教学”是一种对传统教学的改造。它通过改变教学策略来提高教学的内在品质，使教学既能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又能促进学生共同提高的教学组织方式。而家庭作业分层，是切实考虑到农村各层次学生的可接受性，遵循“量力而行，共同提高”的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

一、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业。这样做既减轻这一部分学生家庭作业的过重负担，增添了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为他们自主完成作业增加了信心和乐趣，提高了作业质量；同时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学生抄袭其他同学家庭作业的现象。虽然对学习有困难学生进行分层次安排家庭作业，由于不用顾忌优秀学生吃不饱，所以降低难度，学生能做多少就布置多少，表面上学生作业量的少了、浅了，但却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比如我在《2.1有理数的加法（一）》的作业中，删掉了配套作业本上的综合运用部分的内容，而改成如下的内容：

和式和的符号和的绝对值和表达式

（+5）+（+8）（+5）+（+8）=

（-15）+（+8）（-15）+（+8）=

（-12）+（-7）（-12）+（-7）=

（+10）+（-20）（+10）+（-20）=

（-30）+（+30）（-30）+（+30）=

由于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进行了分层原理，而对这一部分学生实行“低起点、低难度”的家庭作业要求，自然就调动了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他们自卑、落后的心理状态。而且老师选择作业时自始至终是关注着这一部分学生，这种“待遇”是他们在传统状态下所享受不到的，这也激发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真正实现这一部分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并向优秀学生转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家庭作业层难度的由低到高的发展和作业层次的不断提高，学生做家庭作业的能力和学习的探究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二、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比较轻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创新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教师对学习比较轻松的学生设置一些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家庭作业，而不用担心作业难度的适中性。从而使教师可以更专心的设计一些数学问题。可以在家庭作业中渗透与其他学科“整合”、或其他知识体系的“综合”思想。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家庭作业的内涵，这样的家庭作业肯定会加深优秀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真正体现：“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

比如：在《认识不等式的解》一节中，针对学习有余力的学生补充一些有创意的作业，意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分类思想与分类讨论能力。作业设计如下：

小明说：3a>4a，聪明的你认为呢？

又如：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某班有23位同学去郊游，他们有两种租车方式：出租车和人力三轮车，已知，出租车每辆最多乘4人，三轮车最多坐2人。

（1）请你设计他们的可行的租车方案（5种以上）。

（2）如果出租车每辆每次10元，三轮车每辆每次7元，请你设计最节省的租车方案。

数学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处理、帮助人们进行合理计算、帮助从们进行演绎推理。通过对数学模型理解，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用数学工具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这无论是对培养优秀学生数学思想，还是为完善他们数学方法，还是发展他们应用能力，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正是家庭作业的分层，才可以使学习轻松的学生有这样的机回，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对纪律差、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创造了可能。纪律差、厌学学生，他们不是做作业的时间太多，而是不肯做家庭作业，他们要么抄袭其他同学的家庭作业，要么就干脆不做家庭作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态度不好，对数学学习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课堂上根本不听，而且自由散漫现象严重，他们不仅自己不学，还严重地影响他人的学习。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可以是与传统的作业有差别的：我们根据中学生好奇、求胜欲强、学习从兴趣出发的特点，结合数学本身独具的内容丰富、趣味性强等特点，努力挖掘各种内在因素，创设情境，诱发激励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兴趣，因此，教师要设计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比如，进行一些简单的社会调查，收集数学数据等等。使他们由被动的“要我做”转变为主动的“我要做”，从而引起他们做作业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比如在讲到《数据的收集》这一节时我设计了如下的作业题：

据了解,区教育局要求初中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平均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请你设计调查表,调查全班同学每天做作业的平均时间,并检验是否符合规定?并向数学老师提出你的建议。

实践证明，这样的作业能激发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而且学生们提出了许多的建议，使学生们充分到参与到问题中。必要时，教师可以参与到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作业之中，帮助他们设计调查表，为他们作示范，鼓励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这样就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初中数学家庭作业的分层布置尊重每个学生的年龄特点，重视学生的心理特征及个性差异，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机会，并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为数学教师提供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平台。尝试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中……

参考文献：

家庭作业论文篇(2)

关键词：家庭；职业生涯规划；家庭工作关系；家庭因素

20 世纪60 年代，职业生涯管理学开始在欧美国家兴起，传入中国的时期为20 世纪90年代中期。职业生涯管理学是组织帮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帮助其进行职业生涯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职业生涯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满足了员工、管理者、组织三者的需要。对于组织来说，也是一个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职业生涯管理开始被所重视和应用， 并得到员工和组织的普遍欢迎。

现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组织为了提高组织的整体竞争力，开始管理雇员的职业生涯。而个人也开始注意到这方面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现在中国逐渐兴起的职业生涯规划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从最初开始进入职业劳动到最后完全退出职业劳动的历程。职业生涯管理就是管理这一历程，过去大都是组织来发起和进行，它是还可以通过个人进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重要性，而且观念和内容都相比于过去在不断地变化，比如职业生涯管理的主体，职业生涯发展从组织管理转变为由个人管理（Hall，1998）。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对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组织也是一样，关系到员工竞争力的保持。两个目的促使组织心理学家关心职业生涯发展：首先，培养或储备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其次，员工的发展需要被满足了，员工就更有可能会为组织做出自己的努力。

除了对工作方面的发展的追求，现在的员工同时也在寻求家庭方面的稳定和发展。在传统的组织观念中，家庭与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认为组织的目标是首要的，并且不会去了解组织目标对个人或家庭造成的损失。很明显，传统的观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需要了，组织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而家庭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为职业生涯与家庭因素息息相关，或协调或冲突。

一、工作家庭冲突方面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70年代，研究者认为冲突的形式是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一般体现。很多文献阐述了雇员个体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回报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种压力来源，家庭冲突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有子女的员工会产生很多生理心理上的不适症状，如较低的工作效率、工作倦怠、缺勤或离职、精神健康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等。

1.有关双职工家庭的研究

有关双职家庭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其重点在女性身上。随着地位的变化，女性开始承担多重角色。女性成为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并开始有了自己的职业追求。但是，女性还是要履行家务、抚养子女等传统意义的家庭义务。所以，研究的开始阶段主要集中于探讨女性承担多重角色的影响，以及由此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变化。

现阶段，发现为了使家庭生活的和谐运行，单靠夫妻的努力并不足够，社会规范、政策等与家庭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方面关注的研究认为，家庭幸福还需要社会政策等宏观条件，比如具有弹性的工作时间，抚养孩子的优惠政策等。

大部分学者只是把研究集中在一小部分的双职家庭上，也就是那些最成功和最杰出的双职夫妻，却忽略了那些由于信念或经济原因而注重家庭生活胜于工作的家庭，所以可以说这些研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2.溢出理论与补偿理论

“溢出理论”认为，假定工作与家庭之间是暂时分离的，然而在一个范畴的行为和感情可能会被带到另一个范畴。“补偿理论”补充了 “溢出理论”，认为假定工作与家庭之间是一种相反的关系，在一个方面的丧失会由另一个方面的投入获得补偿。这些研究和理论都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有研究发现溢出和补偿可以同时发生在个体身上，这就给解释个体选择某种反应是原因提供了难题。而且，这些理论认为个体是反应性的，而不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塑造环境的。

3.工作家庭冲突理论及研究成果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当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压力在某些方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产生的一种角色交互冲突。即，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工作任务使得个体不能够尽到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或者反过来因为家庭负担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完成（Linda & Christopher）。Greehau等（1985）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概念，其具有指向性，即：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家庭冲突”；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家庭工作冲突”。因为这些冲突各自的角色期望不同，故而在时间、压力和行为方面是不相容的。

4.工作――家庭边界理论

美国学者克拉克（2000）在对以往的工作家庭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这个理论提出“工作”和“家庭”属于两个不一样的范畴，不同的规则联系着在其中的个人。边界界定了工作或家庭的范围，是与范围相关的起始点。边界一般分为物理的、世俗的和心理的这三种形式。边界跨越者是频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转移的那些个体，并很有转变为中心参与者，即具有内在化的范围文化、被证明有能力胜任某项责任、与核心人员保持联系、有范围责任识别的个体。监督人是工作中的普通边界维持者，而夫妻是家庭中的普通边界维持者。其他范围成员对定义范围和边界有影响力但对边界跨越者却没有权力。

（二）国内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国内对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还仅仅是局限在少量实证研究和综述性研究。李淼、陆佳芳、时勘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变量并提出了相应干预策略。陈兴华、凌文辁以及方俐洛对工作-家庭冲突提出了平衡的策略。

《工作家庭冲突的初步研究》（陆佳芳、时勘等）通过科研单位、金融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 195 个有效样本，发现员工更加能够知觉到工作-家庭冲突而更少知觉到家庭-工作冲突；在工作压力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程度方面，女性员工与男性员工相比更加地严重。李晔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研究中，对文教卫生系统的员工进行了调查，取得了448个有效样本，结果表明包括工作卷入、组织支持、加班轮班、工作时间等（照顾老幼除外）与工作直接相联系的影响的因素会工作家庭关系；而包括家庭支持和家庭卷入等（工作时间除外）主要与家庭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会影响家庭-工作冲突；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主要来自单位和家庭的社会支持。郭翔认为职业生涯的每一阶段都与家庭因素高度相关，可能是相互协调或者相互冲突，所以他重点分析了家庭生命周期对职业生涯阶段的影响，并得出家庭对职业生涯各阶段的影响具有不一样的特征。最后，在个人、组织以及国家这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平衡措施。

工作家庭冲突的实证性研究，促使组织的管理者更加地关注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问题，并能够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是需要更加进一步进行可操作性研究。

二、家庭（父母）因素的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变量

组织中的员工除了在过职业生活同时还在经历着家庭生活。家庭对员工本人有重大意义， 也会给职业生活带来许多影响。以往对家庭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结构变量和过程变量两类。前者有父母工作状态、家庭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等；后者涉及父母支持、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员工职业生涯的规划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前因变量

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经济地位可看作是职业选择和探索的预测源（Phillips等，2002）。员工如果具有较高的家庭经济地位，则会有较高的职业预期和职业抱负、并会追求更加有威望的职业。有研究认为，原因主要是在于具有较高家庭经济地位的父母会给员工提供工具支持（如工作引导和职业信息）及情感支持，而来自于得父母支持，并由此经历更多的困扰。一项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即中产阶级的父母会有意识的参与到其子女的职业发展之中，为其提供兴趣和能力发展的活动场所，教给其子女更多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所以，这些员工更有机会了解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兴趣以及职业选择。而相反的是，工人阶级的父母会认为其子女的职业发展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从而较少地对其进行兴趣发展和能力发展的引导。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是这其中最主要的差异（Hill等，2004）。

父母工作状态：父母的工作条件、工作经历以及雇佣状态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失业会影响到员工的职业抱负、成就。父母失业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安全感以及其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成功预期。通过对于员工活动的参与及学业的指导，父母工作状态也会间接的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

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了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以及相应的能力和技能，这些都会融入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引发自我效能信念等，并影响员工掌握其未来职业成功所需求的技能（Ketterson等， 1997）。Hill等（2004）的研究显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员工的教育抱负，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有较的高子女发展期望，这种期望会内化到父母的教养方式中去，所以父母会主动参与到其学业活动中，并最终促进其职业的发展。

三、过程变量

亲子依恋：根据依恋理论，父母是员工在幼儿早期的“安全基地”，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是幼年时期获得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情境稳定性和跨时间稳定性。在职业的社会情境中，在童年时期就形成了安全依恋的员工会更有胜任力和信心，并会具有职业生涯探索活动的主动性中（Blustein等，1991）。但是，依恋水平的高低并不意味着其职业生涯探索发展水平的高低（Vignoli等，2005）。Lee 和Hughey（2001）的研究显示，心理分离和母子依恋的中等水平会促进员工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的增高。不过，两者关系更多是通过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角度进行的探讨，对其工作态度、动机与方面的了解还是较少。

父母教养行为：父母教养行为是个体成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研究者非常重视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Bryant等2006）通过对员工的职业发展的论述，指出父母教养行为会促进员工发展职业兴趣和选择能力，其中父母的应对方式会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的过程，并进而间接作用于工作效能感和职业满意度。Kracke（1997）认为，父母对子女职业准备的支持、父母的开放性以及权威型教养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员工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而Vignoli等（2005）研究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忽视型方式会抑制员工环境探索的频率和广度，而权威型方式则与探索活动无关。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其结论并不一致，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父母支持：作为员工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对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关注和支持与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相关显著，父母支持正向预测子女的职业生涯规划（Ketterson等， 1997）。此外，员工感知到的父母支持与其坚持性以及职业自我效能感有关，Turner 等（2002）发现，员工在父母的支持下，能够坚持自己解决问题，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感知到的员工支持是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预测源。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家庭的父母因素对职业生活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个人发展目标对职业的影响。职业生涯管理作为组织人力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但是对于雇员的另一半――家庭考虑的不是很多。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以及家庭的各个因素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现在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所以学者们可以从这方面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郭翔.论家庭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及平衡措施.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2]李晔.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类工效学，2003，9（4）：14-17.

[3]张再生.工作―家庭关系理论与工作家庭平衡计划.南开管理评论，2002，（4）：55-59.

家庭作业论文篇(3)

关键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515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 670多个，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但从试点区的调查来看，家庭农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发展水平不高、质量参差不齐、运作效率偏低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应如何评价？从理论上探明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引导和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部经管司，20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2）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即无长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3）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业净收入占总收益的80%以上。（4）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50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①。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区分开来。

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既兼有集体农场及小农经济的优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者的缺陷。首先，家庭农场的产权结构较为简单，农场主及家庭成员作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其收入直接取决于农场经营的好坏，一般不存在产权激励不足的问题，即便是雇佣少量劳动力，劳动的监督成本也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农场的缺点；其次，家庭农场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经营具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特征，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更高，与小农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再次，家庭农场必须不断的改进生产设备，强化管理理念，采纳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规划投入及产出，形成最佳的经营规模；最后，家庭农场拥有生产经营自，可以根据市场变化随时改变经营安排。因此，家庭农场的组织结构既延续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特征，又是新时期对家庭经营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有关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研究文献，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由于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均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分析家庭农场运作绩效提供借鉴和参考。对于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合作社内在的影响因素，如张晓山（2004）认为农户的经营规模对合作社的发展影响很大，专业大户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条件；Pulfer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员对社长的信任度、人力资源状况及成员结构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重要因素。二是从外部环境入手探讨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Egerstrom （2004）基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分析了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外部环境因素，认为合作社除了受到同业竞争、原材料供应者及产品购买者的市场力量、潜在替代者的影响外，还受到政治、文化、公众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孔祥智等（2005）认为影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法律及社会发展环境因素。三是结合内部资源及外部环境分析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韩俊等（2006）认为，合作社的内部资源和客观条件会影响合作社的健康成长；Zuhui Huang等（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合作社绩效的主要因素为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社长能力、社员人力资本。

在研究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同时，有学者对合作社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最开始的一元评价主体过渡到多元评价主体，从最初考察单一绩效过渡到综合考察综合绩效。如刘滨等（2009）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内部治理机制、社员收益、组织收益、发展潜力及社会影响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依据，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了检验；徐旭初等（2009； 2010）则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可以通过行为绩效和产出绩效两个方面来衡量，并利用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验证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其中，行为绩效主要反映在组织建设和运营活动上，产出绩效可以通过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及社会影响来测量；赵佳荣（2010） 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评价指标除了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以外，还应包括生态绩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有实践意义的成果，但鉴于家庭农场在经营主体、成员构成、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虽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二、假设提出及模型构建

在本研究中，对于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测量，参考徐旭初等（2009）及赵佳荣（2010）在测量农民合作社绩效时所用的指标体系，并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相应改编，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三个方面测量。经济绩效主要包括：年总产值、盈亏情况、产品品牌度；社会绩效的指标主要有：区域影响力、表彰次数、示范效应；生态绩效指标主要包括：绿色产品产量、环保投入、周边居民满意度。

由于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因素有诸多方面，本研究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从内部特征和外部资源入手综合考察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1.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家庭农场所拥有的各种物质资源，是其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条件。本研究结合郭红东等（2009）的研究，从注册资金、土地面积、年均投资量、品牌建设等来衡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发现，合作社拥有的物质资本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合作社的绩效越高（郭红东等， 2009）；郭云涛（2009）也认为，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会直接影响其经济及社会效益，但没有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故我们可以认为，当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时，其运营绩效的各项指标也会表现得更好，由此得到假设1、2、3：

假设1：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农场主及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知识、经验、判断等，是家庭农场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规模普遍偏小，农场主在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故本研究用家庭成员数、农场主教育年限、农场主年龄、创办年数等指标来测量。家庭农场主要由家庭成员组成，与一般性经济组织相比，家庭成员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倾向，有利于降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进而提高组织绩效（陈纪平， 2008）；黄延廷（2010）也认为家庭农场易于制定、执行较为严密的生产经营计划，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故我们得到假设3、4、5：

假设3：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社会资本。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主要指与供应商、经销商的关系，社会资源主要指与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公众之间的关系。家庭农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其经营水平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会对其绩效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借鉴黄岩和陈泽华（2011）的研究成果，从政府支持力度、资金借贷难度、经销商关系紧密度、供应商关系紧密度及公众关系紧密度来测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郭红东等（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仅次于物质资本，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合作社的成长水平；郭云涛（2009）以广西为例分析我国家庭农场所存在的问题时也指出，由于我国家庭农场存在弱小、分散等特点，难以通过联合形成封闭的社会网络，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社会资本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故我们得到假设7、8、9：

假设7：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8：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9：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构建出以下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三、变量测量与数据描述

（一）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来自前人的研究文献或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改编，各变量的测量指标详见表1。其中，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测量，其他指标都为家庭农场的具体测量指标。

（二）数据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3年3月笔者联合武汉市农业局发展计划与财务处对武汉市家庭农场所做的调查。家庭农场样本的选取标准为：一是已经注册，二是符合本文概念界定中所描述的4个特征。共得到167个家庭农场样本，主要集中在种植（53家）、水产（46家）、种养型（28家）及循环农业型（24家）四种模式上，其他模式为16家。样本家庭农场2012年收入均在20万以上，年投入量均在10万以上。对于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的测量，通过随机选取家庭农场样本附近的10户村民进行填答，取均值作为这两个指标的测量值。对反向量表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后，具体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结果与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测量指标存在不同量纲，故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84，p

利用AMOS170对理论模型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中六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都大于08，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在07以上（除X35公众关系紧密度的载荷为0677，稍低于07外），且各潜变量的AVE值均高于05的判别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在区分效度方面，如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则可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从表3可知，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整体模型结果

利用AMOS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拟合指标为：χ2/df=1370（p=0003），RMSEA=0047，NFI=0917，CFI=0976，GFI=0903。考虑到χ2检验对于样本大小具有高度敏感性，尽管p值未达到参考标准（p>005），但其它拟合指标都高于适配临界值，可以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各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及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61和0209），假设1、2得到验证，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社会绩效，物质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大，而物质资本对生态绩效的影响不显著（R=0056，p>005），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仅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R=0259，p>005），而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4获得支持，假设5、6未通过验证；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社会绩效的影响最大（R=0504，p>0001），对生态绩效的影响次之（R=0356，p>001），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最小（R=0227，p>005），假设7、8、9均得到验证。

图2 路径模型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武汉市167家家庭农场为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主要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其运作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且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更为明显，但对生态绩效无显著影响；第二，人力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经济绩效，但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提升无显著影响；第三，社会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具体而言，对社会绩效的提升效应最大，其次是生态绩效，然后是经济绩效。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对于家庭农场而言，要提高综合绩效，必须特别重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争取政府支持，提高贷款的可得性，加强与经销商的合作，协调地方公众的关系等，以提升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还要综合考察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注释：

① 2013年3月农业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家庭农场调查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所确定的纳入调查范围的家庭农场应符合的“七个标准”整理而得。

参考文献：

[1] Egerstrom， L. Obstacles to cooperation. Cooperatives and Local Development：Theory and Applic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M].Me Sharp， 2004：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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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红东， 楼栋. 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 2009（8）：24-31.

[6] 郭云涛. 家庭农场的资本， 市场与经济效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 31（2）：56-61.

[7] 韩俊， 秦中春.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红旗文稿， 2006， 145（15）：1-14.

[8] 胡书东. 家庭农场：经济发展较成熟地区农业的出路[J].管理世界， 1996（5）：65-70.

[9] 黄延廷. 家庭农场优势与农地规模化的路径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 2010（5）：20-23.

[10]孔祥智， 张小林. 陕、宁、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及制约因素调查[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5（6）：52-57.

家庭作业论文篇(4)

【关键词】 大学生；家庭背景；就业；工作搜寻；影响；建议

一、选题背景

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220万增加到2012年的686万），大学生就业情况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07万人，到了2013年，这一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是2000年的6.53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而699万还仅仅是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如果再加上往届待业人数，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可想而知。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强调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有关部门、地方、高校要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大工作和政策力度，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不仅仅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十对高校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对于改善国家人力资源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及实现大学毕业生“中国梦”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从而使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注程度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家庭背景一直是个“隐性”而未被公认的重要因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学者，更多大学生也逐渐地感觉到，除了自身能力、就业环境和经济形势等因素外，家庭背景 对其就业意向和选择，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搜寻过程（包括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就业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收入角度，我们被称之为代际收入传递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市场并非完全竞争，而社会、文化、法律、家庭因素，甚至环境等制度和习俗，是决定个人收入不均等甚至被强化的原因（胡永远，2011）。按照代际收入传递理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收入，既存在直接的代际效应，也存在间接的代际传递。在直接代际效应方面，通常采用代际收入传递性系数指标来测量家庭背景对孩子收入的直接效应（岳昌君等，2004；王海港，2005）。在代际效应间接影响研究方面，主要遵循四个线索：一是从人力资本渠道出发（Blau and Duncan，1967）；二是从文化资本渠道出发（Lewis，1963）；三是从父母个性特征渠道出发（胡永远、邱丹，2011）；四是从社会资本渠道出发（郑洁，2004）。

已有家庭背景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更多地在于深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原有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和个人工资的影响基础上，将其扩展到了 “人力资本形成”这一更广层面，即考虑到了家庭背景环境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个体和企业必须花费成本来相互搜寻（Mortenson，1986；Mortenson and Pissarides，1999）。个体就业的获得，最终是以工作搜寻的成功（王萍，2010）为前提，其中工作搜寻过程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此，结合我国家庭背景特点和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简要分析其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的过程，进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就业不公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的理论分析

由于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不完善，信息不完全，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对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工作岗位信息的掌握程度是有限的。在个人能力、经济状况和工作期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理性的高校求职者必然在就业市场上进行工作搜寻，而工作搜寻的不同将间接或直接影响其就业结果。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造成的就业结果可能会不同。而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又受搜寻行为选择、搜寻信息获得、搜寻成本多少、搜寻期望高低和搜寻机会等因素的影响。

1、家庭背景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搜寻过程中，除了受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背景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的方面。家庭所在地、父母的文化程度（教育水平）、父母的工作性质和家庭的收入状况等不同，间接上对毕业大学生的工作搜寻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很大程度上又影响其就业结果，这一点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共识。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和就业质量方面最有帮助的两大因素，在我国日趋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和“特殊的”劳动力体制下，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社会资本（特别是家庭背景资源），对于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仍旧不可忽略，而且家庭背景资源差距越大，这一影响凸显的就更加明显。

2、家庭背景对搜寻信息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从起初的工作搜寻到最终就业结果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多方面资源配置的过程，是在特定就业市场下毕业生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而就业市场的完善程度如何，又很大程度上影响毕业生的资源配置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市场日臻完善，毕业求职者获取求职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也趋于现代化和多样化特点。除了传统的信件交流、纸质期刊和广播媒体外，互联网等新媒介成为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渠道的首选。然而，这其中依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就业供求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学术界的认同，所得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确实存在而且突出，健全这一市场有利于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许多劳动力供给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而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真实可靠、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这对于自身在就业过程中的相对竞争优势有很大影响。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化层次。而这种层次越多的人，往往在就业过程中具有的优势更多（包括竞争优势和信息优势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的求职者，可以更多地获取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就业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不利问题。

3、家庭背景对搜寻成本的影响

这是家庭背景影响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一个明显途径。对于少数发达国家而言，可能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成本基本上构不成财务约束，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缴纳高额固定的学杂费，对于家庭压力已经非常大，面对“额外”的工作搜寻成本，可能要进行选择。因为搜寻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消费，从而增加了消费的边际效，家庭的理性选择则是减少工作搜寻。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毕业生工作搜寻成本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弱势家庭背景的毕业生，由于经济原因，学校的各种费用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堪重负，要想获取额外的经济支出（如提高就业技能和工作搜寻费用等）就十分困难，进而缺乏必要的就业经费（即工作搜寻成本），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就业选择和搜寻范围，降低了就业成功的概率。

4、 家庭背景对搜寻期望的影响

根据劳动力市场序列寻访理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首先取决于自身期望工资的高低（即工作搜寻所确定的保留工资）。在搜寻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毕业生保留工资越高，在就业市场上搜寻到合适岗位的概率就越小，搜寻时间就越长，造成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可能性就越小。而事实上，现阶段造成大学生大量失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态，这种心态下就会导致其搜寻期望过高的情况，造成与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之间存在差距，致使一些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由于从小家庭经济压力的“驱使”和父辈亲人对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就业期望值往往也会更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家庭背景差的毕业生，把自己的就业期望定位在地理位置优越、就业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薪水比较高的外资、合资企业，甚至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党政机关等，而这些职位每年竞争异常激烈，供给也十分有限，真正能够进入的人相对较少，往往是一家欢乐九家愁，造成其工作搜寻失败和竞争结果失利。

5、家庭背景对搜寻机会的影响

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跟我国就业市场现实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特点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就业体制也不够健全，根深蒂固上又是一个 “讲人情，重关系”的社会，高校毕业生利用社会资源如何，就业优势怎么样，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资源的丰富程度有关。受中国长时间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毕业求职者的就业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传统社会中利用家庭背景等非制度方式获取各种资源的经验，呈现出既对各种制度的结果安排表示承认，又不同程度上偏爱利用家庭背景等传统资源获取有利信息的双重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迫使传统社会体质向现代社会逐渐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不同形式和程度上释放大量“自由流动资源”，从而提供了一个适合这种“资源”发挥的 “自有流动空间”，加强了毕业求职者工作搜寻过程中利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家庭背景资源作为这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以不同形式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和工作搜寻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从上文理论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的就业市场当中，工作搜寻对于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很有必要。尽管求职者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家庭背景因素仍然不能忽略。在具体求职过程中，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会从不同角度影响大学生就业结果，而家庭背景不同，对工作搜寻过程中这几个方面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进而对高校毕业生造成不同的就业结果。

2、政策建议

家庭背景导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公平现象，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公共政策必然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政策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长期和持续性问题。结合本文简要论述和结论，以及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就业市场体制，弱化家庭背景对个体就业的影响。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就业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政策实施不到位和毕业求职者相关保障措施不足等都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就业结果的实现。所以，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如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制度、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机制、放松户口限制等，都可以很大程度上破除这些因素对大学生就业带来的不利因素，弱化家庭背景在其中作用的发挥，促进就业公平的实现。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家庭弱势背景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资助。家庭代际效应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比较严重，政府的作用不能忽略。国内外相关文献都有证明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际效应，而教育的发展，不管是规模上还是政策上，政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统包统分” 的就业体制下固然不对，但对大学生就业和工作搜寻不能完全放任不管，很大程度上就需要政府做好中间的纽带和推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尽可能从各方面资助家庭弱势的毕业生工作搜寻。

第三，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多方位弥补大学生（主要是弱势家庭背景）在家庭教育上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学校从各方面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对弱势家庭背景大学生要进行更加针对的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学习和完善是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因为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可以弱化代际家庭教育等方面造成的差异性，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增强自身在就业和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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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06.

家庭作业论文篇(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1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Y043）；财政部、农业部重大专项（CARS-024）；农业部948专项（2012-Z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2ZYTS019，2012RW002）

作者简介：何 可（1989- ），男，湖南浏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张俊飚（1962- ），男，陕西咸阳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田 云（1986- ），男，湖北长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摘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典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重要影响，扩大直系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可能性分别为萎缩家庭的3185、2074和1898倍；劳动力数量、纯消费者数量、户主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劳动力数量的部分效应需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发生，余下变量的影响系数因家庭生命周期的中介作用而提高；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农户；技术需求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118-05

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采用已逐渐成为推动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力量。正因如此，农业科技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科技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错位现象十分严重。“十一五”末，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52%，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①。作为农业科技应用的重要主体之一，农户的技术需求是什么？影响农户技术需求的因素有哪些？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不仅有利于明确农业科技的创新方向，还有利于深化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并为解决农业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新思路。

迄今为止，一些学者和专家在农业科技采用和扩散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研究农业科技扩散的原理和机制[1，2]。二是研究农业科技的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包括关于某一因素（如教育）与农业中创新采用之间关系的研究[3，4]和不同属性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差异的研究[5，6]。三是研究农户技术需求及其影响因素[7，8]。尽管上述学者在实证或规范研究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农民个人特征或家庭特征与技术需求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多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着手，仅讨论了个别或少数个人变量和家庭变量对农户技术需求的影响，并未基于家庭特质尤其是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探索。而事实上，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由于家庭发展任务、家庭构成、居住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农户的技术需求状况也会有所差异。鉴于此，本文首先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典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揭示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限制下影响因素的差异。

①该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1 理论分析框架

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最初被用来解释贫困产生的原因[9]。此后，经过多个学者的完善，该理论由萌芽走向成熟。直至1947年，美国社会人口学家Paul C Glick首次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Glick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6个阶段，分别是形成期、扩张期、扩张结束期、萎缩期、萎缩完成期和解体期[10]。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家庭事件发生的顺序有了新变化（如婚前同居、离婚率提高等），许多学者对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完善，如Duvall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8个阶段，同时还指出了在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家庭发展任务[11]；Rex Y Du和Wagner A Kamakura应用隐性的 Markov模型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13个阶段[12]。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具体实际。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等以家庭为根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旧深入人心，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家庭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13]。传统中国家庭往往是“数代同堂”，子女成婚后，仍与父母住在一起，以便父母年老后尽“孝道”。即使是分家析产，父母也大多由子女轮流赡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中国社会及经济体制变革，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农村家庭逐渐走向核心化[14]，于是，核心家庭、复合家庭、直系家庭等类型的家庭结构林立并起。在这样的背景下，Glick的生命周期模型的解释力显然有限。事实上，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要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以及所获得资料的完备性而重新界定[15]。循着Glick、Duvall等学者的先驱性研究，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家庭生命周期修正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夫妇核心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组成的家庭，此类家庭一般已与父母析产分家，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但尚未生育子女。第二阶段为标准核心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此类家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子女的成长提供保障。第三阶段为扩大核心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未婚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第四阶段为直系家庭，在这一阶段，成年子女已经结婚，但尚未生育小孩。子女结婚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儿子娶妻（非入赘到其他家庭）；二是招婿；三是女儿嫁到其他家庭。若结婚形式为最后一种，则此类家庭归为扩大核心家庭。第五阶段为扩大直系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子女、孙子女组成的家庭。第六阶段为萎缩家庭，即户主与子女分家独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假如子女在结婚后便与户主析产分家，此时，若户主没有其他子女，则将这类家庭归为萎缩家庭；若户主还有其他尚未与其分家的未婚成年子女，则将这类家庭归为扩大核心家庭；若户主还有其他尚未与其分家的未成年子女，则将这类家庭归为标准核心家庭。具体见表1。

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21 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本文将构建一个关于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选择模型。农户的意愿只有两种，一种是农户需要这种技术，另一种则不需要。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用来分析预测这类具有二分特征的因变量概率。更为重要的是，该模型对因变量的数据假设要求不高。为此，本文采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1）

式（1）中，z=b0+b1x1+b2x2+…bpxP，y=1表示农户需要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概率，y=0表示农户不需要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概率，xp表示第p种影响因素，bp为第p种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22 变量选择

借鉴perz、高梦滔和姚洋、林善浪和王健等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6～19]，本文以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学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各变量的基本说明如表2所示。

3 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2009～2011年的全国性实地调研。整个调研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9年4月至6月，调研小组主要由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各功能研究室、综合试验站的岗位科学家及相关课题组成员构成，调研区域包括浙江、河北、福建、江苏、山东、辽宁、吉林、河南、黑龙江、湖北、陕西等11个省份。第二个阶段为2010～2011年，调研小组主要由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及综合试验站的相关工作人员构成，调研区域包括浙江、福建、湖北、吉林4个省份。为了使调查结果做到全面、准确、可靠，调研小组在当地乡镇机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深入农户家庭，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与农户进行沟通、交流，累计获得问卷800余份。基于本文研究目的，筛选出有效问卷582份。

32 样本统计特征

运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3报告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样本农户的家庭构成情况。不难发现，样本农户家庭大多属于标准核心家庭（344%）、扩大核心家庭（306%）和扩大直系家庭（128%），夫妇核心家庭（06%）和直系家庭（15%）所占的样本数量较少。为此，本文剔除样本量较少的夫妇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着重分析标准核心家庭、扩大核心家庭、扩大直系家庭和萎缩家庭4个家庭生命周期阶段。

表4报告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样本农户的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从中不难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平均劳动力数量呈倒U型曲线，扩大直系家庭的平均劳动力数量最多，为295人，萎缩家庭的平均劳动力数量最少，为177人。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平均纯消费者数量则呈波浪型走势。第一个峰谷为扩大核心家庭，平均纯消费者数量为061人；第二个峰谷为萎缩家庭，平均消费者数量为023人。需要指出的是，在萎缩家庭阶段，由于户主与子女分家而独自居住，这类家庭的成员即使年龄超过了60岁也往往会从事适量的农业劳务工作，故而纯消费者数量最少。从年龄分布来看，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户主年龄呈上升趋势，扩大直系家庭和萎缩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均超过50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4 实证分析

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后，运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5报告了样本数据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其中，模型Ⅰ是控制人口学特征后的估计结果；模型Ⅱ是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引入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从Ominibus检验结果来看，模型Ⅰ、模型Ⅱ的卡方值分别为28499、36441，均达到显著水平，即认为本文选定的变量能够有效地解释和预测样本的回归结果。

分析表5，可以发现：

第一，单独引入人口学特征变量后，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增加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后，劳动力数量这一因素的影响系数是显著的。可见，劳动力数量的部分效应需要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发生。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劳动力在家庭发展任务上存在较大差异，故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也随之不同。

第二，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在模型Ⅰ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3、0476和0590。在引入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后，上述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可见，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系数因家庭生命周期的中介作用而提高。

第三，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预期一致。这说明，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越小。调查统计结果也显示，当家庭劳动力数量从2人提高到5人时，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具有需求的农户比例由54%下降到了43%，减少了11个百分点。纯消费者数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预期相悖。可能的解释是，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家庭纯消费者数量越多，负担往往越重，这种负担可能是养育下一代，也有可能是赡养上一代。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可能考虑到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收益风险等方面的因素而不愿意学习农业新技术。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相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知识水平和眼界相对较高，更加愿意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采用农业新技术。政治资本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究其原因，作为农村社会的管理者，村干部一直都是农村人才工程的重要培训主体，相对于普通村民，更容易接触到先进农业技术和经营理念，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好处具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同时，村干部具有带头、示范、推广新技术的职责，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劳动节约型技术。

第四，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标准核心家庭、扩大核心家庭、扩大直系家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认为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影响。由模型Ⅱ中各生命周期阶段变量的Exp（B）不难发现，扩大直系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具有较高的需求，其可能性分别为萎缩家庭的3185、2074和1898倍。萎缩家庭需求较低的原因可能是，萎缩家庭中的成员以老年人为主，学习农业新技术的热情和能力相对不足。

进一步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按照前面的数据处理方法，分别建立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Ⅲ）、扩大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Ⅳ）、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Ⅴ）和萎缩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Ⅵ），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不难发现：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因素具有异质性。从共同点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从不同点来看，政治资本对扩大核心家庭和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标准核心家庭与萎缩家庭影响不显著；劳动力数量是影响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纯消费者数量和年龄是影响扩大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

5 研究结论及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1个省份582个样本农户家庭搜集的截面数据，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重要影响，扩大直系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可能性分别为萎缩家庭的3185、2074和1898倍。第二，劳动力数量、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其中，劳动力数量的部分效应需要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发生；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的影响系数因家庭生命周期的中介作用而提高。第三，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从共同点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从不同点来看，政治资本对扩大核心家庭和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标准核心家庭与萎缩家庭影响不显著；劳动力数量是影响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纯消费者数量和年龄是影响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

52 讨论

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在三个方面得到了深化：第一，首次对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考察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状况及影响因素。第二，依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典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修正，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理论。第三，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基层农业科技推广要充分考虑劳动力数量、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从家庭生命周期类型来说，准确把握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基本特征及动态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业科技推广政策是政府相关部门在今后应着重考虑的方向。当然，受限于数据获取以及笔者自身学识水平的不足，本文没有考虑人格特质、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和睦程度等变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影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预测的精度。研究局限将为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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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篇(6)

[摘 要]本文选择家庭背景为主要自变量，研究其对西南地区城镇和农村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在广泛汲取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以西南地区几所高校2015届和2016届大学生为研究调查对象，对数据分析后发现，城乡大学生在家庭经济资源上存在明显差异，就业意愿差异不明显，家庭背景各方面因素会影响就业选择。

[关键词]城乡大学毕业生；就业意愿；城乡大学生差异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136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0-0-02

1 对城乡大学生毕业就业意愿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已经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大学生就业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如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教育体制、就业制度、大学生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性已是学者的共识。在家庭社会资本视角下，对城乡大学生而言，在面临社会之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父母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就家庭背景对农村和城镇大学生就业意愿影响的差异，相关研究从数量到质量都呈现不足的情况。

本文以西南地区的2015届和2016届大学毕业生为研究调查对象，对比分析家庭背景对城乡大学生就业意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能够帮助大学生更清晰的认清现状、认清自我，理性选择就业意愿，增强大学生就业信心，发挥好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以后学者对家庭背景差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及城乡大学生就业差异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

关于家庭因素对城乡大学生就业差异的影响，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1 大学生就业状况的研究

吴鲁平认为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不再是“天子骄子”，大学生就业已步入“大众化”阶段，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并不了解市场的实际情况，导致大学生就业匹配率降低。闵维方 等人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16个省份34所高校2005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开始出现。

1.2 家庭社资本、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潘孝侃认为由于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存在，“关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从家庭的经济、文化、组织、社会资源方面，阐述了家庭关系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负作用及对策。邓淑娟 等人采用多元选择模型研究了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毕业去向的影响。尉建文从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的视角，验证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求职意愿的影响。

2 社会资本理论

在西方，社会资本概念具有不同视角的解释，社会资本理论得到了深化与发展。经济学家格林・洛瑞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将其运用在经济学领域。对这一概念进行初步分析并形成理论，运用在社会学领域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他认为，相互认同的社会关系和潜在的社会资源能够形成持久的社会关系网。林南又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资源论”。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为了在嵌入性资源中获取回报，通过工具行动和表达行动而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将其运用在劳动力就业领域，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

3 城乡大学生就业意愿资料的收集

本文调查实施于2016年3月，采用网上自填，用问卷星发放问卷链接的方式收集资料。通过网络的形式发放，开展调查工作，利用问卷星对问卷进行回收，对问卷资料经整理、筛选、核实后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由此得出结论。对收集到的资料首先进行了整体情况的描述性分析；清楚大学生的家庭基本情况及就业意愿选择情况后，通过数据交叉分析、了解现阶段西南地区城乡大学生在家庭背景和就业意愿上的差异。

4 城乡大学生就业意愿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本调查计划发放150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25份，有效回收率83.33%。在125个调查对象中，女性有81人，占64%；男性有44人，占36%。对象主要以一般本科院校大学毕业生为主，有95人，所占比例为76%，涉及少数的高职高专院校和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各15人，各占12%的比例。其中，家庭所在地在农村的有52人，所占比例为41.6%；乡镇的有24人，所占比例为19.2%；县级城市有27人，占21.6%的比例；大中城市有22人，占17.6%的比例。

3.2 家庭经济资源交叉分析

家庭经济资源是城乡大学生在学习与求职花销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主要是针对家庭经济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对“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家庭的年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行了交叉分析，了解农村和城镇在家庭经济资源方面的区别，如表1和表2所示。

由表1可看出，在“困难补助抚恤金类”选项中，只有农村学生的家庭占据了1.92%；在“亲友支援”中，仅有4.55%的来自大中城市的调查者选择此项。整体来看，城乡大学生的家庭主要收入主要都来自父母工资，但另一项主要来源的区别在于，农村大学生的家庭收入是务农收入，而城镇大学生的家庭收入为经商收入。

由交叉数据表2可知，农村家庭的年收入要少于城镇家庭。农村大学生的家庭收入集中在“3万元以下”及“3万～6万元”，而乡镇、县城学生家庭的家庭年收入集中在“6万～10万元”区间，大中城市家庭年收入在“10万～15万元”的所占比例较大。

5 城乡大学生就业意愿调查结果

5.1 在家庭经济资源上，农村与城镇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对家庭背景进行了家庭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及社会资源等各方面的操作化并发现，在总体上，城镇的家庭经济资源更雄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任职位越高，家庭组织资源更多，关系网络建立更容易，互动更频繁。在文化资源上，城镇的数据以微小的差异显示在文化资源上优于乡镇；在组织和社会资源上，城镇与农村的标准差拉大，但也不是特别显著。

相较于城镇良好的家庭经济基础，农村的大学生更容易有经济压力，这也会在学习和就业工作中带来相应的经济压力，因此，在就业意愿统计上，有70%的农村大学生选择工作，因此，家庭经济资源的差异也会对大学生学习、就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5.2 在就业意愿、发展前景、声望地位上的区别

农村与城镇大学生在就业意愿无显著差异，但在工作的发展前景和声望地位意愿上有较小的区别。

在就业意愿上，较大比重都选择了工作，城镇选择学习比重微大于农村。在工作工作前景、经济福利、声望地位三个维度上，城乡大学生都比较看中经济福利，城镇相较倾向于声望地位，农村大学生更看重工作前景。可见，农村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更期望有一份发展前景较好的工作，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城镇在家庭政治资源较多，城镇大学生更希望从事政治性质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1]吴鲁平.中氲贝大学生问题报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等.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

[3]潘孝侃.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J].现代商贸工业，2010（11）.

家庭作业论文篇(7)

关键词：家庭道德建设 六家一堂 和谐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c）-0122-01

1 开展家庭道德建设的背景分析

多年来，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以强化道德意识、践行道德规范、塑造道德形象为中心环节，在加强企业道德建设的同时，重点开展了家庭道德建设。家庭道德建设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公司和谐、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增强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对于凝聚员工意志，促进家庭和谐，企业和谐，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家庭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工作思路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以建设“六家一堂”为主要内容，吸引更多的家庭参与家庭道德建设实践，营造健康、和谐、文明、进步的家庭氛围，提升全体干部员工思想道德素质和家庭成员的文明素质、文明行为、文明形象，以家庭和谐带动企业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建设“六家一堂”的主要内容

（1）讲礼貌，建文明之家：通过家庭文明礼仪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使家庭成员在家庭交往、邻里交往和社会交往中学礼仪知识、讲文明语言、行文明礼仪、养成文明习惯，使文明礼仪成为家庭成员必备的文化素养。

（2）争先进，建模范之家：通过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活动，引导员工学习、追赶周围和社会上过得硬、叫得响的先进典型，使员工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见贤思齐，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力争使自己成为别人学习的模范，追赶的典型。

（3）守诚信，建道德之家：通过开展诚信教育和实践活动，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倡导关爱他人、关爱企业、关爱社会的良好风尚，培养家庭成员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弱帮困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家庭成员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实现“知诚信、讲诚信”的家庭建设目标。

（4）求团结，建和睦之家：通过家庭和邻里沟通技巧的宣传培训与实践活动，促进夫妻沟通、代际沟通和邻里沟通，建立家庭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的人际关系。

（5）爱学习，建教育之家：通过深化创建学习型家庭和全员教育培训活动，引导家庭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形成代际相互学习、亲子共同成长的风气，家庭成员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明显提高。

（6）重品行，建忠厚之家：通过讲操守、重品行教育和实践活动，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明辨是非，克己慎行，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提高文化素养，摆脱低级趣味。慎重对待朋友交往，坚持择善而交，纯洁社交圈、净化生活圈、管住活动圈，做到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起诱惑。

（7）四世同堂：通过对四世同堂家庭的奖励，树立员工的家庭感、幸福感、自豪感，培养老爱幼，幼尊老，老带幼，幼帮老的传统美德，营造欢乐祥和的家庭氛围。

4 “六家一堂”的评选条件与保障措施

4.1 必备条件

（1）遵纪守法，爱国爱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损害党和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错误言行，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爱护公物、诚实守信、言行文明，积极参加普法学习，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不损公肥私，不侵害集体利益；（2）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夫妻之间、子女与双亲之间关系和谐，夫妻平等相待，有共同的愿景、文化认同和精神动力，尊重各自的兴趣和爱好，具有现代家庭教育观念；（3）相互信任，勤俭持家。家庭成员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家庭荣誉、承担家庭责任、分享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的快乐，遇到困难时，能够携手同心，共渡难关；（4）邻里团结，乐于助人。邻里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互帮互助，见面主动打招呼，不在背后议论他人，不猜疑，谈笑逗趣有分寸，尊重他人隐私；（5）热爱学习，崇尚文明。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创造幸福，在生活中享受快乐，学习成为家庭建设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来源；（6）热心公益，保护环境。积极参与扶贫助困送温暖活动和各类公益事业活动，并对活动表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爱护公共环境，保持家庭整洁，自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室内环境整洁、美观。

4.2 保障措施

（1）建立组织领导体系。为加强对家庭道德建设的组织领导，公司成立以总经理、党委书记为组长，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2）建立活动品牌体系。以重大节庆和重要活动为抓手，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要突出特色，讲究实效，使活动贯穿全年；（3）建立舆论宣传体系。加强对家庭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传播家庭文明理念，发挥舆论监督作用；（4）建立保障激励体系。每年底由各工作小组按评选标准进行评选，评选结果进行公示。公司对每个获得先进称号的家庭颁发奖牌并给予物质奖励。对获得“四世同堂”称号的家庭，颁发奖牌并给予物质奖励。

5 家庭道德建设的实施效果

通过实施家庭道德建设，员工的思想道德水平明显提高，员工家庭和睦相处，和谐的家庭为员工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撑，使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企业凝聚力显著增强，营造了和谐的企业发展环境，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企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公司连续多年未发生影响稳定的精神文明事件、上访事件和廉政事件。公司连续17年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先后被授予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中国公益事业功勋单位、第四届中国企业教育先进单位百强、山东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山东省管理创新优秀企业、山东省总工会“模范员工之家”、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先进县供电企业”、首批“烟台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单位”、海阳市“五个好”基层党委等荣誉称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