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

【关键词】政府；企业；审计；质量；效益

一、审计促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单纯的GDP的增长，而是依靠技术进步、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新工业化和绿色化的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完成新工业化和信息化而审计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促进作用。

（一）政府审计

通过审计，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建议是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好的审计项目和一份有分量的审计工作报告，不仅仅要揭示问题，更重要的是切实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和措施。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就加强财政管理提出了五条意见，每一条都是建立在审计发现问题的基础上，都是着眼于推动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其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统一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的意见，是基于有些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转移支付不规范等问题提出的；“加强财政制度建设，提高预算执行效果和预算公开质量”的意见，是基于预算编制不细化、执行中调整预算级次和项目用途以及基本支出定员定额管理制度有待改进等问题提出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的意见，是基于一些地方民生资金计提不足、建立健全财政民生支出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等问题提出的；“清理规范税收优惠和变相减免财政性收入等政策，维护税法的统一公平”的意见，是基于审计中发现的一些地方出台与国家政策相悖的优惠政策文件，将相关企业上缴的税收、土地出让收入等返还企业等问题提出的。在综合上述意见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宏观调控的整体合力”的意见。从而使整个审计工作报告的问题与建议有机统一、前后呼应、相互支撑，保障了审计监督作用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层面得到充分发挥。

（二）社会审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国民经济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政府部门由依靠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依托市场，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通过加强宏观调控进行间接管理。企业直接面对变化无穷的市场，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可利用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了解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进行宏观调控。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依靠行业协会，加强行业监管，促使注册会计师增强职业风险意识，讲求职业道德，提高服务质量

（三）内部审计

新形势下，企业内部审计呈现出五大总体发展趋势：内部审计由合规导向型向管理导向型转变；注重管理审计；审计工作方法标准化；审计职能组织集中化；通过内部审计机制培养企业经理。

内部审计重点由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转变。企业调查显示，近70%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重视管理审计，通过审查流程和分析系统来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并确保对业务流程和结构的战略性塑造。仅有6%的企业还未开展管理审计的业务。由此可见，财务报告和合规性审计在大型企业内部审计职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而管理审计的业务将成为未来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责。国有企业应参考国际经验，完成其内部审计职能的转型。

二、审计有利于促进提高经济发展效益

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营管理落后，损失浪费惊人，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普遍存在着经济效益不高的现象。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重视科学技术外，就是要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开展经济效益审计，通过对管理效能和经营决策的评审，可以完善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树立“人人讲效益、事事讲效益”的管理意识，保证企业经济活动有着较高的效益。

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永恒的主体，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收支效益性的审计，主要是审查政府各部门使用各项财政性的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是否将有限的资金使用在刀刃上；财政支出的结构是否优化、合理、科学；财政收入的构成比例是否科学；财政所投放的项目资金是否达到了投放的预期目标，特别是财政支农资金。政府对“三农”的投入逐年加大，资金总额每年不少于亿元，如何监督财政资金拨付的层层渠道和环节？如何监督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特别是资金的最终使用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农民是否从中真正受益，从而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这些都需要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层层把关，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资金拨付、分配和使用上存在的各项问题，当好经济卫士，促进资金使用的单位严格按国家政策法规办事，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003年10月至2004年2月，为促进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审计署组织17个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对50个县 2001至2002年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调查发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很难形成合力，时常出现同一项目多个部门管理，不仅投入重复，使用分散，而且造成资金管理成本高。针对问题审计署建议对财政资金实行集中化管理。逐步实现由财政部门统一拨付财政支农资金。对财政支农项目，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应相对集中管理，强化统筹协调，避免多头审批、重复投资和分散投资，尽力归并支出事项和纳入一个部门管理，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审计不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同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管理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效益。

参考文献：

[1]内部审计全球发展新趋势 .天和网.2013-03-01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篇(2)

關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内涵；原则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32-05

质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關注经济增长的源泉、动力，而且还必须關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前景及其持续性。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關注增长质量成为千余位参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热议的论题。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对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进行价值判断；二是提出经济增长在数量提高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质量。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价值判断，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加有道德的经济增长，其研究方法是一种规范分析方法。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经济主体不同的行为特征以及不同的交易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要重视经济道德基础的构建，重视经济增长价值判断的建立。

一、道德基础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

道德基础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影响。

1.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的经济主体提供激励和约束，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小部分，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习惯、伦理等非正式规则来约束的。”道德基础在客观上也是作为一种无形的经济构成要素而存在的。这种隐形的经济构成要素通过为经济活动提供理念支持、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经济活动效率受制于具体的经济制度，而一种经济制度的建构总是在一定的伦理价值理念的支配下完成的，道德基础作为社会的主流伦理价值对经济制度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的道德基础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制度结构，有效的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增长。道德基础通过激励为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提供精神动力，“开拓”、“进取”、“奋进”等伦理精神对经济主体的开拓性经济行为给予激励，在承担高风险的条件下依然勇于前进，即使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遭遇到经济上的失败，经济伦理也能够使他获得精神上的补偿，这种效应就能够引导更多的人进行理性的风险投入，从而为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实现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创新、经济发展。道德基础通过协调，为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基础。只有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经济主体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法律以外规范竞争环境的主要因素即为道德基础，它以确认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充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虽然市场竞争的道德基础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竞争能力上的差别，并把竞争中的胜利与失败看成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它坚决反对把竞争优势上升为人格优势，并且反对以各种不正当手段确立的竞争优势。在倡导正当竞争的同时，它提倡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致力于协调竞争關系的结果，从而使经济压力转化成为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2.道德基础能够促进自利行为公益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体现了经济主体的社会性，直接服务于社会功利目标，肯定道德基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肯定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的统一。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卡尔·霍曼认为，从道德上规范现代经济生活的重点在于设计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所有经济主体都能履行其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个人良心才可抵消体制失灵，最终保证道德标准高的经济主体的利益实现。这表明，认同并开发道德基础的价值对体现社会公平的特殊意义，强调经济主体向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延伸。虽然自利行为公益化有时候会使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所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却促进了其利益的增加。

自利行为过程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的利己的实现过程也是利他的实现过程，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决定了个人利益的取得只能在与他人的双边關系中实现。作为对等的经济主体，双方的利益在交换过程中的顺利表达，要求每一方在取得利益的同时必须要有等价的付出，也就是说自利行为必须要以利他为前提，由于与特定经济主体发生交换關系的对象是多元化的，因此利他便形成了公益。如果一种经济行为过程只表现出利己性而无法达到公益化，则在经济上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在道义上也陷入利己主义，也就是道德基础所反对的。相应的，结果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利己行为所带来的既得利益，必须同时作为社会化公益而存在，体现出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有用性。道德基础要求经济主体从两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利己行为的公益化：一方面，通过税收使一部分经济利益的所有权发生改变，由特定的经济主体所有转化为社会公有，以财政收入为形式，以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归宿；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使税后的经济利益以新的形式产生效益，这种效益对于经济主体意味着更多的个人利益，对于社会则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税收，公益性得以实现，道德基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由此表现出来。

3.道德基础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使社会文化充斥了经济利益，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等虽然也包含着文化的品味，但文化的深层内涵却被明显的物质化了，文化成为了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工具。马克思在揭示市场交换的文化危害时就指出：“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虽然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冲突，但在道德基础的作用下，这种冲突能够得到有效的化解，道德基础能够帮助将物化的文化人性化，实现道德基础的文化价值。

合理健康的道德基础有助于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经济交往环境，有助于维护正当的财产权、契约關系和交换活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可以通过倡导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意识，淡化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增强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情怀，从而缩小物性文化与人性文化之间的差距。虽然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可以融入到现实的人文情境之中，使物性的经济文化以人性的文化特征来表现。道德基础可以控制经济文化中的唯利主义，阻止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过分膨胀，最终把经济文化定位在符合人性的基础上。现代道德基础在肯定经济主体的自利权利时，特别将互利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凸现出来，对“互利”的认同，实质上是对其他主体权利的确认，在人格意义上体现着对其他主体价值的肯定，尽管这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文化概念，其人性特征却很鲜明，由于有了人性作为纽带，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沟通就成为可能，人们将不会感到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巨大反差。这对于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对整体的社会风气的改善具有很大的好处，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

我们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还要追求有道德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不纯粹是物质财富的累积，同时还包括增长主体道德水准的提升。道德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质量呼唤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包括以下方面：

1.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求利

经济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经济增长质量鼓励经济主体理性求利，正当的追求自身利益。经济增长质量是在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要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下，社会合理运转，经济增长与道德优化合二为一。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合理的道德约束，违背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就会出现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诚信缺失和享乐主义都是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财富的追逐偏离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理性求利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一致，将个人或者团体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取是一种积极的财富创造过程，主张自身利益的获取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2.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消费

正确而合理的生产、消费行为与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合理的道德观可以为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提供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提倡理性消费，既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又提倡合理消费。勤俭节约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的核心原则之一，适度消费、崇尚节俭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效益扩散，又使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对消费的过分压抑，不仅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循环，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当前我国出口增长遇到越来越多问题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的增长，但是在实现消费增长的过程中要以合理消费作为道德准则。经济增长质量要求与之适应的理性消费的道德准则，做好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促进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在经济增长中承担社会责任

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弱化，导致个体对国家集体的社会责任缺失，人类的同情心正在逐渐泯灭，相互间的感情共鸣被物质利益替代，造成了无情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结合，经济规律与道德基础共同引导着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类的感情共鸣使个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显示出感性的一面，使社会充满温情，遭遇不幸的个体得到公众的同情，遇到困难的个体在他人的帮助下渡过难關，社会、国家面对危难时，大家都勇于承担责任，各尽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经济增长质量呼唤有情的社会责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都充分发挥人性中的同情心，培养起高度的责任感，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4.在经济增长中维护社会基础的稳固

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方式，婚姻道德是家庭美德的组成部分。婚姻道德不仅關系到家庭美德建设的成败，而且關系到社会基础单元的稳固，是關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增长，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威胁着稳定的家庭结构，外界的诱惑使婚姻關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崩溃危险。但是家庭的重组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社会稳定性降低、子女心理健康面临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稳固、社会风气败坏、人伦观念丧失。因此，经济增长质量要求经济增长包容家庭婚姻道德基础的发展，提倡和谐稳定的婚姻關系，一旦步入婚姻，双方应当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道德义务，共同构建和睦的家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爱护子女，保持长久的婚姻關系，通过道德基础信念抵制家庭外的诱惑，实现家庭婚姻關系的稳定。“齐家”是社会发展的關键因素，在法律规范之外，家庭婚姻道德基础是约束家庭成员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社会婚姻道德基础的提升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济增长质量。

三、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价值判断

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为了保证契约的公正性，以及市场竞争中的公平与效率，除了要有完备的法律外，还要有道德的支持。道德价值观和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文化维度，意味着不同目标导向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影响。因此，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价值判断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经济增长与伦理道德建设的和谐统一

经济增长依赖于效率的提高，又普遍地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1）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改善民生的逻辑导向。既要促进经济数量的高速增长，又要改善民生，使经济增长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为最高目标；（2）经济增长应该围绕人的发展。经济增长是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应该围绕人的发展，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3）以遵循规律性与伦理至善目标相统一的价值判断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把物质原则与人的发展原则相结合，考察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自觉运用经济规律、市场规律、资源配置规律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繁荣，又要从伦理至善原则出发，经济增长还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结构、精神文化、守法程序、生活方式，体现出伦理至善的总目标。

2.经济增长的结果必须惠及到大多数劳动者

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要使经济增长的结果能够惠及到大多数劳动者。一方面改善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福利，另一方面使劳动者的收益与其劳动付出程度相關，从而激励全社会从事生产性活动。（1）在经济增长中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到更多的劳动者，使大多数人的社会福利得到显著改善。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进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2）劳动者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反之，则相反。

3.在经济增长中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要避免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福利增长。（1）随着经济增长，绝对贫困要逐步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应该降低贫困发生率，使绝对贫困逐步得到解决，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政策要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使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随着经济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要逐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除了与人类发展具有直接關联外，还有许多间接途径促进人类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在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发挥核心作用。一方面，健康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源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源投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中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将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合理配置劳动资源。

4.经济增长使人的发展条件得到改善

“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關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更多的人分享，就违背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则，因而这种增长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是反伦理的。（1）经济增长本身不是人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人类到达理想境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手段，人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人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的目的与归宿。人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起点，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与归宿。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类自身利益。（3）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福利供给越丰富，从工作、生活获得的满足越多，人们的身心就越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经济增长也只有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其价值才能最全面地反映出来。

5.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加以协调，二者不可畸轻畸重，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1）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内容，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发展既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协调、更不可能持续。（2）社会发展要与经济发展同步，要把社会发展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社会结构要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公民也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也就是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篇(3)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迅猛发展。金融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加上，也表现为除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迅速扩张。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基金业、证券公司等的资产规模都快速扩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需求遵从”造成的，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扩张的强烈需求，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Robinson，1952；Stem，1989）；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可能是政府引导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相信金融发展有“供给主导”作用，即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利用2006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介绍相关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指标构建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此相关的文献回顾就从这方面展开。

1. 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以Goldsmith（1969）、Tun Wain（1972）、 Sinai和Stoker（197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会直接增加储蓄（以金融资产的形式）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而Mckinnon（1973）、Shaw（1973）等金融抑制论者认为，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主张废除金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无论金融发展是通过哪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只要我国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方式确实存在，那政府就有必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去引导和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则没有必要去构建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 指标的选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马轶群、史安娜，2012）。但所选指标差异比较大，而指标选择是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甚至得出相反结论。因此，有必要对已有文献中用到的指标进行梳理。

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常见的做法有两种：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如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资本形成等（陈刚等，2006；赵勇、雷达，2010；王志强、孙刚，2003）；第二，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构建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肖红叶、李腊生，1998；刘树成，2007；马轶群、史安娜，2012）。

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不同类型的金融发展指标，如经济货币化指标、金融相关比、贷款总量/存款总量、非国有经济贷款/总贷款、银行贷款总额/GDP、存贷款总额/GDP、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等，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指标分别进行研究（姜春，2008；方文全，2011；崔艳娟、孙刚，2011；M.Kabir Hassana et al.，2011；陆静，2012；Jin Zhang et al.，2012；Khalil Mhadhbi，2014）；第二，构建一个表示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Beck、Demirguc & Levine，2001；李连发、辛晓岱，2009；樊纲等，2003；邓向荣、杨彩丽，2011；张成思、李雪君，2012）。

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研究金融发展对“纯粹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然有些不够全面；其次，指标的选择不尽合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使用单一指标的做法（即使选择几个单一指标分别研究）只不能对金融发展整体进行度量；第三，现有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研究，较多采用国家层面数据，或是对某一地区进行研究，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的数值更加合理；二是建立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指标（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的影响；三是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体现了样本之间异质性。 三、 指标构建和数据计算

1. 指标构建。

（1）经济增长质量指标。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经济增长早已不是单纯的扩大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因此，我们把经济增长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经济量的增长，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对国民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对产业、消费、人口等各领域进行调整，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这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方面。

根据经济增长的这一定义，我们试图构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该指标既包括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指标构建情况如表1所示。

（2）金融发展指标。有关金融发展指标的数据，我们参照邓向荣、杨彩丽（2011）的做法，把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分为总量指标、结构指标、效率指标这三个方面，再选择适合的基础指标对这三个子指标进行细分，具体见表2。

2. 指标计算。在多元统计分析中，考虑到各变量之间计量单位和数量级的不同，因此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在计算时，要区分“正指标”和“逆指标”，标准化的过程见公式（1）和（2）。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各基础指标赋权重来计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的数值。在计算指标重时，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来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在计算出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数。所有的过程都在stata12.1中完成。 四、 实证分析

1. VAR模型。为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建立VAR模型。经过检验，VAR模型是稳定的，且最优滞后期为2。图1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图。面对金融发展的冲击，经济增长在前两个时期的反应很小，但从第2个时期开始快速上升，并在第7期达到最大，之后缓慢下降并逐渐趋于平稳。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短期时滞。图2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结果。在前2个时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但从第3个时期开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20期以后基本趋于稳定。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不能立刻显现，但一小段时期之后，会越来越明显。

2. 回归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本文将各地区划分成经济发展水平高、中等、低三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各地区的分组情况见表3。分组情况基本符合我们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观印象。不同分组的经济发展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4。各组样本的平均值都落在了我们划定的范围内，可以判定，本文的分组基本合理。

接下来，在不同的分组内，我们以金融发展为自变量，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回归结果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增长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是负的；在经济增长程度中等的地区，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而在经济增长程度高的地区，该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大于经济增长程度中等地区的回归系数，其显著性也更强。

然后，对经济发展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量的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变得更大也更显著，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负数变成显著的正数。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除了能对经济量的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都有负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尽管不显著，但都是正数；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子指标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不仅是正的，而且也都显著，并且数值也都变大。

这就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五、 结论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迅猛发展。金融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加上，也表现为除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迅速扩张。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基金业、证券公司等的资产规模都快速扩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需求遵从”造成的，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扩张的强烈需求，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Robinson，1952；Stem，1989）；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可能是政府引导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相信金融发展有“供给主导”作用，即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利用2006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介绍相关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指标构建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此相关的文献回顾就从这方面展开。

1. 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以Goldsmith（1969）、Tun Wain（1972）、 Sinai和Stoker（197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会直接增加储蓄（以金融资产的形式）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而Mckinnon（1973）、Shaw（1973）等金融抑制论者认为，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主张废除金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无论金融发展是通过哪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只要我国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方式确实存在，那政府就有必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去引导和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则没有必要去构建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 指标的选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马轶群、史安娜，2012）。但所选指标差异比较大，而指标选择是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甚至得出相反结论。因此，有必要对已有文献中用到的指标进行梳理。

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常见的做法有两种：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如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资本形成等（陈刚等，2006；赵勇、雷达，2010；王志强、孙刚，2003）；第二，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构建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肖红叶、李腊生，1998；刘树成，2007；马轶群、史安娜，2012）。

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不同类型的金融发展指标，如经济货币化指标、金融相关比、贷款总量/存款总量、非国有经济贷款/总贷款、银行贷款总额/GDP、存贷款总额/GDP、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等，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指标分别进行研究（姜春，2008；方文全，2011；崔艳娟、孙刚，2011；M.Kabir Hassana et al.，2011；陆静，2012；Jin Zhang et al.，2012；Khalil Mhadhbi，2014）；第二，构建一个表示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Beck、Demirguc & Levine，2001；李连发、辛晓岱，2009；樊纲等，2003；邓向荣、杨彩丽，2011；张成思、李雪君，2012）。

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研究金融发展对“纯粹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然有些不够全面；其次，指标的选择不尽合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使用单一指标的做法（即使选择几个单一指标分别研究）只不能对金融发展整体进行度量；第三，现有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研究，较多采用国家层面数据，或是对某一地区进行研究，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的数值更加合理；二是建立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指标（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的影响；三是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体现了样本之间异质性。 三、 指标构建和数据计算

1. 指标构建。

（1）经济增长质量指标。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经济增长早已不是单纯的扩大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因此，我们把经济增长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经济量的增长，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对国民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对产业、消费、人口等各领域进行调整，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这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方面。

根据经济增长的这一定义，我们试图构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该指标既包括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指标构建情况如表1所示。

（2）金融发展指标。有关金融发展指标的数据，我们参照邓向荣、杨彩丽（2011）的做法，把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分为总量指标、结构指标、效率指标这三个方面，再选择适合的基础指标对这三个子指标进行细分，具体见表2。

2. 指标计算。在多元统计分析中，考虑到各变量之间计量单位和数量级的不同，因此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在计算时，要区分“正指标”和“逆指标”，标准化的过程见公式（1）和（2）。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各基础指标赋权重来计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的数值。在计算指标重时，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来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在计算出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数。所有的过程都在stata12.1中完成。 四、 实证分析

1. VAR模型。为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建立VAR模型。经过检验，VAR模型是稳定的，且最优滞后期为2。图1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图。面对金融发展的冲击，经济增长在前两个时期的反应很小，但从第2个时期开始快速上升，并在第7期达到最大，之后缓慢下降并逐渐趋于平稳。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短期时滞。图2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结果。在前2个时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但从第3个时期开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20期以后基本趋于稳定。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不能立刻显现，但一小段时期之后，会越来越明显。

2. 回归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本文将各地区划分成经济发展水平高、中等、低三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各地区的分组情况见表3。分组情况基本符合我们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观印象。不同分组的经济发展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4。各组样本的平均值都落在了我们划定的范围内，可以判定，本文的分组基本合理。

接下来，在不同的分组内，我们以金融发展为自变量，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回归结果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增长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是负的；在经济增长程度中等的地区，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而在经济增长程度高的地区，该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大于经济增长程度中等地区的回归系数，其显著性也更强。

然后，对经济发展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量的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变得更大也更显著，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负数变成显著的正数。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除了能对经济量的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都有负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尽管不显著，但都是正数；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子指标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不仅是正的，而且也都显著，并且数值也都变大。

这就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五、 结论

本文构建了能反应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通过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的应用，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建立VAR模型并使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法，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较短时间的滞后，但越来越重要。接下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对各地区分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有所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某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金融发展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展特定的金融体系，这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在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各地应充分考虑自身现实情况，制定出与当地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金融发展计划。忽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一味地促进金融发展，并期望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 马轶群，史安娜.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2，（11）.

[2] 陈刚，尹希果，潘杨.中国的金融发展、分税制改革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06，（2）.

[3] 赵勇，雷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J].世界经济，2010，（2）.

[4] 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5] 姜春.时滞、回归及预调：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8，（2）.

[6] 方文全.财政赤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金融评论，2011，（3）.

[7] 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

[8] M.Kabir Hassana， Benito Sanchez & Jung-Suk Yu.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 th：New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1，（51）：88-104.

[9] 陆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2，20（1）.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篇(5)

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增长质量；创新路径

公共管理创新是指改革、完善管理制度以满足公众利益的需求，经济增长质量是指除了关注产品的数量外，更关注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结合经济的发展和需求，进行公共管理的创新，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反过来，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经济有新的发展，会对公共管理有新的要求，从而促进公共管理的创新。

一、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公共管理的主体存在缺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管理的主体实现多元化，其中政府是核心主体。但政府管理的主观性、强制性强，管理方法落后，透明度低，再加上管理的事物越来越多，导致管理效率和效果不理想。政府“唯GDP论”、“无限政府”的落后管理理念，导致其服务质量及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政府的管理体制僵化、落后，官僚制现象和政府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导致资源配置不均、经济失衡。[1]政府主导管理、市场经济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的公共管理模式，使公共管理僵化，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强。

二、以公共管理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

(一)营造优良的创新政策环境。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这一阶段经济的发展，我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可见创新是当前经济发展应坚持的第一理念，也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政策环境对经济的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要注重这一环境的营造。政府可以推行与农业、新兴产业有关的保护、奖励政策，促进其发展。完善法律法规，确保经济开放、统一、健康、有序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经济质量才能持续发展。(二)创新公共管理理念。理念的创新是公共管理创新的前提，要想发展质量型经济，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往的管理理念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主要目标是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物质的需要。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经济发展除了追求社会公平外，还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价值的实现。公共管理的思维应该由权制改为服务，这就要求管理者变被动服务公众为主动服务，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促进经济的发展。此外要由片面的追求经济数量增长转为更追求质量增长，经济的发展并不仅是物质的增多，还要确保物质的质量。提高产品的质量，使其有利于人、自然和社会，生产产品、发展经济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使人能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共同进步。(三)扩大公共管理参与主体。公共管理的主体是组织或个人，以往的社会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目标，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组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促进经济质量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活动的形式不断丰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当前公共管理的主体仍然以政府为主导，还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组成管理机制。[2]把非政府组织纳入到公共管理主体中，是因为它的资源配置作用比政府更大，能够有效的节约交易成本和供给成本。公民、社会组织能开展公益活动，获得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管理中，能有效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除了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外，还要变革政府的作用和职能。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管理中，使管理主体变得多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政府的职能。政府要想充分发挥职能，就要结合实际情况，对自身的运行方式、权利实施和结构等进行变革。政府不要过于干涉经济，不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此外，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职能，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服务、物品，实现共同管理、协助管理，优化治理资源。如面对气候变暖、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政府可以与环境等相关机构合作，学习先进的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加强污染治理，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质量型经济的发展。此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管理中，还能动员更多社会力量，使他们与政府形成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局面，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效率。(四)创新管理体制。要想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就要对政府的治理方式、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节约各种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管理体制应该做到把竞争机制引入市场，完善评估机制。竞争机制在市场中的应用，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使政府权利的行使和事务的处理更加公平透明，政府各部门能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3]完善评估机制，能对社会需求、成本、效益进行科学的分析，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五)遵守法治规范。创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复杂曲折、不可预测的探索性活动，在创新管理工作时，要对其中的规律、特点、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选择正确的切入点，这样才能提高公共管理的创新水平。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以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依法行政、提供公共服务。要创新行政制度，加强行政管理的程序建设、规则建设、制度建设，确保权力、机会、规则的公平，实现行政管理的合法、透明、公正。加强风险监控和预测，在出台管理政策、制度时要综合考虑其合法性、可行性、实施效果、大众的心理接受、承受能力等，考虑随机性事物对计划、政策的影响。

三、结语

当前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是政府，但也需要其他主体参与管理。政府在转变自身管理理念、体制的同时，也要鼓励其他主体参与管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陈金玲.以公共管理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探析[J].职业,2016(24):55-57.

[2]王薇,任保平.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共管理创新机制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5):77-81.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篇(6)

【关键词】高速铁路 地域发展平衡 区域经济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巨幅提升发展带来的必然是高速化的交通建设，高铁建设现已成为交通建设的新风尚。由于高铁的速度快、运输便捷、安全系数高等突出特点，能够有效提升铁路的运输供给量。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我国的高速铁路快速发展，逐步形成南北相连，四纵四横的铁路格局，高速铁路网更加完善，加强了区域之间的联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高速铁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于新型城镇建设阶段，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城市的建设。以高铁为中心，其经济辐射作用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

生产要素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均衡状态，东部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大，南北方产业发展结构差异大，我国的经济结构整体不协调。这种区域间发展失衡的状况将不利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高速铁路的发展，加强了区域间的交流，对于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对于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高素质人才数量多，竞争压力大。高速铁路的发展，促进区域间人员的流动，有利于高素质人才向经济不发达区域的流动，并且能够缓解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压力，同时，技术和劳动力成本要求低的产业，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逐步向落后的地区转移，能够拉动当地生产的发展，使当地的经济水平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使当地的劳恿δ芄坏玫匠浞值睦用，并且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集约程度，使得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并且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经济发达的地区能够扩大发展范围，促进经济的整体提升发展。[1]

（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

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必备条件，我国的资源分布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经济发达的地区自然资源较少，消耗量大，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会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西部部分经济落后地区资源丰富，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开发程度低，难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为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搭建了桥梁，加强区域之间经济合作，提升了资源的运输效率，加快了资源的流动速度，能够及时填补经济发达地区紧缺资源的空缺，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充分发挥资源的使用价值。同时在资源流动的过程中，为区域之间提供了更多合作的机会，能够提升经济落后地区资源开发技术，在经济发达和经济落后地区之间形成纽带，促进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经济发展发展方式落后，生产要素的集约程度不够，资源利用率较低，因此改变产业结构迫在眉睫。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性健康发展，保证工业建设和科技建设发展并行，降低农业占有比例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发展科学农业迫在眉睫。同时高速铁路带来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经济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旅游业、餐饮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同时，高速铁路本身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钢铁、建材，能够带动铁路沿线钢铁建材产业的快速发展。运输速度的加快，为高科技信息技术的更大范围的普及提供了可能，使得第三产业能够更加快速地发展。经济落后地区通过高速铁路的纽带作用，吸收其他地区的先进力量和技术带动当地发展，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区域经济向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2]

（四）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能够缩短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距离有效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节省了运输时间，带动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同时，高速铁路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区域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使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加协调。同时，改善了区域的交通状况，使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加快劳动力的快速流动，使就业结构更加平衡，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渠道，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高速铁路自身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提升人们的收入水平，提升人们的支付消费能力，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五）促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表现。我国近些年来的城镇化发展变革迅速，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部分农村转变为城市，提升了国家的整体城镇化水平。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改善了沿线地区的投资环境，同时提升了周边土地的产业价值，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使得当地的城市化发展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同时，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能够吸入大批优秀优秀劳动力，引进优良技术，保证城镇化发展的顺利进行。并且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周边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符合中央的农村向城市发展的目标计划。

三、结束语

交通工具在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近年来，，高速铁路的大力建设是交通方式的重大变革，大大缩短了不同区域之间的距离，节省了运输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加强了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自愿的配置更加优化，且加强了区域之间经济信息的交流沟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高速铁路的发展，夸大了城市的发展范围，加强了城市的辐射作用，加快了周边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而提升全国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我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经济；新常态

引言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快速增长期步入中高速增长期，这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应该实现新常态，打通变革道路，释放经济发展潜能。同年，6月16日至18日，在贵州调研时再次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新常态特征，因此，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2016年1月2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题为《新常态：“十三五”时期，最主要的新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强调，“新常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各项工作的开展，各个行业的发展都应该做到“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新常态”已然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它要求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都要充分认清发展现状，结合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特征，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进行分工细化，结构优化，使经济发展拥有持续稳定的动力与后劲。当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时期，如何继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如何继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何继续农村土地等基本制度改革，成为急需破解的难题。201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为了使农村经济在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继续发挥能够调节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作用，成为扩大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就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与农村经济新常态合二为一，相互促进，共同实现。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新常态内涵解析

“新型城镇化”以“城镇化”为基础，它是我国政府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城镇化建设经验，创新出来的新概念。农村经济新常态则是以我国经济整体实现新常态为基础，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村经济实现新常态，就意味着国民经济距离新常态目标已经不远。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为了寻找二者的契合点，为了了解与把握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关系奠定基础，也为从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分析农村经济新常态提供更多的参考。

（一）新型城镇化内涵

新型城镇化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民生的城镇化。是指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关注与提升农村居民的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以及教育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户籍、收入分配等制度；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村居民享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其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是指进行产业升级与转型，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事业，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参与到农村文化事业中来；创建服务型政府，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规范民间投资；注重环境保护，注重低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践行，发展绿色产业。其三，质量的城镇化。是指区域统筹协调一致，发展集约型经济；提升农民群体的文化素质，提升其受教育水平，保障食品安全；调整市场准入制度，完善相关的监督体制；协调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促进土地流转，注重土地的节约利用，保证空气与水环境不受到污染，为乡镇居民提供有品质的生活服务。

（二）农村经济新常态内涵

2009年就被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到“新常态”，之后，诸多经济学家将“新常态”引入经济研究领域中来，后来被我国的经济界学者所运用，用于阐释与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趋向。农村经济新常态有两层内涵，其一是“新”，意味着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老传统，要适应中国经济的总体变化，适时的做出调整。众所周之，农村经济一直以粗放式增长方式为主，效率低、成本高是其显著特征。如果固守原有的经营方式，就会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因此，必须要有所创新。其二是“常”，意味着中国农村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了“减速换档”期，只有平稳的渡过这一时期，才能保证农村经济稳定持续的向更高的水平推进。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合一”，那么，农村经济的发展不能再求快速、求高回报，而是应该求稳、求持续。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我国农村经济新常态的相互关系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早于农村经济新常态的提出。通过对内涵分析可知，农村经济新常态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中提出的，二者在本质上有着深层次的契合点，从而产生相互促进作用，也为我国农村经济新常态的研究与探讨展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农村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手段

农村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表现为，农村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实际增量仍不容小觑；农村经济增长更加平稳顺畅，增长动力趋于多元化；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农业产业前景可观，更加稳定；服务型社会发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服务作用，市场活力被最大程度释放。实现“新常态”需要多方并举，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实现农村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手段。新型城镇化建设会鼓励广大农民发展周期长、见效慢的低碳农业，试必会显现出经济增长减缓的特征，但是，基于“潜能增长论”，长时间是处于“潜能增长期”是为农村经济的更长久的“实际增量”做准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会稳步实现产业升级，将农业产业与旅游产业、服务业有效融合，促进现代复合农业体系的形成。当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实现以后，劳动生产率提升，生产成本降低，多元化的农业产业链条形成，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会变得多样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样会促进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其服务意识增强，使乡镇政府形成高效、稳定、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建设目标的实现，非常有利于我国农村经济新常态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新常态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正确导向

当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农产品国际价格倒挂，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生态环境破坏、土壤层变薄、地下水污染等。这些都是农村经济新常态的绊脚石。在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增多等社会问题，羁绊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除了建设速度过快，另一个问题就是方向模糊，表现为将“城乡统筹”当作“农村集体用地变城乡建设用地”；将“集约紧凑”建设实施为“高密度、高层数”建筑。农村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则给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要求其“坚持以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农业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才能使农村经济平稳建设发展，才能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偏离预期的目标。

三、新型城镇化视域下我国农村经济新常态战略走向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既面临机遇与面临挑战，在各方面的支撑发展条件都潜移默化的发生了改变以后，潜在增长率也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农村经济发展应适应发展环境、顺势发展方向，以适宜的速度、方式、效率、质量，实现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实现真正的农村经济“新常态”。

（一）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创25年来“新低”，并且跌破了7%的底线，这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换档期”，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新常态”时期。通过分析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必须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促使经济的全面转型，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2015年，农业产业增加值为60863亿元，增长3.9%，也已经进入了低速发展期。当前摆在我国农村经济增长面前的难题之一就是农产品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农业效益逐渐下降、农业产业安全需要迫切的得到保障。解决好这些难题，就可以使中国农村经济虽然从高速增长区滑落，但可以稳定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并且拥有持久的发展动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稳步实现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以人口聚集引领农村资源聚集，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为农业经营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规模化经济的基础之上，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生态文化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以及商贸流通业，并且将有限的农村资源合理的分配于各个产业之中。增速放缓是农村经济实现平衡的最佳时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利用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一重要时期，促进农村经济新常态的形成。

（二）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招商证券谢亚轩认为，2016年GDP同比增速回落的速度将较2015年放缓。导致2015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因素有多种，但是，政府要认真分析当前的形势，希望可以实现“前低后稳”的常态特征，认真权衡稳增加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认为经济减速只是表层现象，其实质是说明我国的增长方式迫切的需要得到转变，必须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中，最令社会不安的问题当属“农产品质量问题”。我国每年由于重金属污染而给粮食生产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亿元，2.5亿农户大都采用分散化经营，组织化程度极低。再加我国监管体系不完善，农产品检测存在漏洞，导致我国农产品质量令人堪忧，并迟迟得不到解决。农业经济也必须转变思路，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实施生态文化策略与转型升级策略。不仅要以城镇为依托，强化现有资源的节约保护和集约利用，还要注重大气、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型升级策略则强调，要转变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以城镇为中心，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且与工业集群、服务集群实现协同发展。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将生产过程的质量、生产产品的质量、生产环境质量等放在首位。不再一味的追求增长速度，注重增长的质量，才能使农业经济拥有强大的竞争力，避免再次出现“大豆之殇”。

（三）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实现农村经济新常态，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必须进行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求发展动力得到转变。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方式所依托的是生产要素与资本投入的数量；而质量型增长方式则需要以创新力与技术为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突显的问题之一就是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投身于二、三产业中去，导致农业劳动力资源匮乏。农业生产的根基之一，土地资源的使用由于体制的限制，无法进入市场，实现高效流转。这些似乎由于城镇化建设引发的问题迫切的要求我们必须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动力，这也是反过来逼迫农村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农村经济的增长四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随着城镇化建设，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缩减，而资本的投入增加却没有换来产生的随之增加，这就说明，前三种要素的投入已经达到了临界值，产业不增反减，这就要求要发挥第四大影响因素“创新与技术进步”。2016年3月，由英国繁荣战略基金项目和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共同资助的“中英农业科技资助体制比较研究”项目在北京举办结题研究讨会，项目负责人、中科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李晓轩指出，从英国的农业科技术发展与应中可以获得启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支撑作用还远未得到满足，因此，要想实现农村经济新常态，就必须实现农业科技创新新常态，发挥创新与技术的驱动作用。依托于新型城镇，实现农业生产技术集成化、劳动机械化、生产信息化与发展产业化，快速形成农村经济新常态。

（四）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长期以来，我国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宏观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刺激经济增长为出发点。虽然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以后，在短时间内发挥了积极的经济促进作用，但是，当经济增速放缓，或者是出现下滑的趋势时，这种刺激增长型的宏观政策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我国的宏观政策应该侧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政策相结合，这样才能，在适当的刺激内需增长的同时，使经济增长趋向于稳定化。农业副部长余欣荣于2015年10月份在吉林省开展专题调研和督查强调，要“促进农业转型长级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地方政策的制定要转方式、并且要调结构，在政策的制定上，要“看得远，看得宽，善于下一手好棋”，不能再着眼于一时的经济增长，在立足于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发挥城镇的集合作用，积极探索“村企合作”，促进农村三产有机融合，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带动农民增收。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全面推进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要在区域上大作文章，形成数量得当，优势互补的城镇体系，通过区域宏观政策的支持与调解，形成区域性特色农业的发展，形成特有的农村经济模式。

结语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瓶颈期”，在这个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手段与内容，必须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分析这个时期农村经济的新常态走向，与农村经济发展共同下好一盘棋，相互促进，共同前行，促使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优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周玉新.低碳经济时代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探析［J］.农业经济.2012（07）.

［2］贾晓娟.论新常态下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5（05）.

［3］汪传敬.经济新常态下的农业发展问题探析［J］.中国统计.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