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根源篇(1)

论文摘要：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探寻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阿格尔的思想不仅对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尤其是在对马尔库塞和莱斯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并由此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他的思想不仅促成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而且对于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迪。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史上，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出发，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阿格尔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

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并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工业生产的原因。另外，在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分析时，它也没有忽视对阶级结构的分析。

在它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业已过时，但其理论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仍然充满着活力，并以此为前提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危机经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发展。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面l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危机也主要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然而，到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和空前激化，社会矛盾的地位正在被人与自然的矛盾所代替，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式。他说：“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

这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着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来分析生态问题，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导致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从异化消费人手来探求人的解放，力图通过对现代统治形式的评价和批判来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既要打破过度生产的控制，又要打破异化消费或者说是过度消费的控制，从而设计出一种打破二者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对于过度生产，他指出，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而过度消费的克服将通过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的劳动的办法来实现。

建立在以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础上，阿格尔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生态危机理论。

二、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在阿格尔看来，大量存在于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也是逐渐削弱了。在垄断时期，资本积累已超出资本家有效利用的能力，它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并引起阶级的重新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而且更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和破坏大自然等方面所造成的危险趋势。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导致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前者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以及职能越来越专业化等等；后者则表现为人们往往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自己的幸福程度，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不仅加剧着人的异化即分裂了人的存在，而且还对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因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之所以迄今未能在西方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高生产和高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刺激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和无限扩张；二是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从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然而，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它使生态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逐步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由这样的分析出发，本·阿格尔声称：“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效了。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阿格尔的以生态危机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基本主张。

阿格尔的这一声称，很显然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读和歪曲。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仅仅关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当做一个孤立的活动来研究，而是从它与流通、消费等的关系中对它进行把握。在他那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二者中的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而且，生产和消费中的每一方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由此可见，生产和消费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危机理论不可能仅仅属于生产领域的危机。实际上，马克思还专门对资本主义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商品拜物教思想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当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只是揭示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上，它对当前时代更有意义的是，以前瞻的眼光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现象的洞察和批判。

客观地说，阿格尔主张用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严重性的同时又对它做了过分拔高，走向了思想的极端。其实，用生态危机论来取代经济危机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应当从社会矛盾出发来认识生态问题。而阿格尔却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实上，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越来越表现为生态危机，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仍然是经济危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而要看到它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危机，更不能因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而做出这样的判定，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结合体。在这种危机态势中，经济危机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危机形式，不能离开经济危机来单独地看待和讨论生态危机。

三、异化消费：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费”和消费主义问题，马尔库塞和莱斯都作了具体研究。阿格尔继承和发展了他们这方面的认识，把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的思想。

阿格尔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异化也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异化消费已成为普遍的而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并成为当代各种异化的集合点。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了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上，异化消费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消费领域缺乏充分分析，才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此，阿格尔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需要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从而提出了他的异化消费理论。

依据阿格尔的观点，异化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相脱节。消费本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并总是与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相联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一切消费也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但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广告的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需求不是适应“纯商品”本身，而是适应某种商标的商品。消费也成为对不自由的一种“补偿”，从手段变为目的，与人的需要相脱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化消费呢?阿格尔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异化。由于劳动异化，人们从事着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工作。这样，劳动中的他们是不自由的，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这一不足，使消费成为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然而，这种通过消费而得到某种自由的补偿，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补偿”。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也是受操纵和控制的。在消费领域如同在生产劳动中一样，人们也是不自由的。阿格尔把这种被控制的消费行为称为“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

在阿格尔那里，异化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还是一个政治范畴，起到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第一，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和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第二，它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和消费来大大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第三，它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上，从而大大分散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他说：“个人提高其消费水平可以赢得更高程度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所以，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以许诺高消费来获得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是以许诺高消费而获得的”。“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对于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它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阿格尔虽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与马克思生活时代工人的劳动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在对劳动的性质判定上与马克思相一致，即认为它是一种异化劳动。他把异化消费看做是异化劳动的逻辑对应物，并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在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并且是常常报酬不足的异化劳动中感到不满足，才致力于消费活动，把消费看做是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源泉。他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里，他实际上是把异化消费产生的根源归为异化劳动，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并且，阿格尔还对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做了正确分析，指出二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其中，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而异化消费则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从而也使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不仅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它还是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时展。在l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因而马克思把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主要放在了劳动生产方面。而在当代，异化已远远超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揭露和分析，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被转入到和平用途，使得社会能够向人民提供大量的消费品。再加上“享乐”思想的盛行，西方进入到了所谓的“消费社会”。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正是对这种现实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在对异化消费的考察中，阿格尔把异化消费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并具体分析了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以及它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在阿格尔那里，异化就不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人为的现象。他的这一思想还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

当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异化消费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拔高，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似乎只要消除了异化消费，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他甚至把克服异化消费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二是在对异化消费的分析中，阿格尔虽然也承认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把异化消费的原因归为异化劳动。然而在他那里，异化劳动仅仅被归结为劳动过程的破碎化、集中化和官僚化。他仅仅是从人的不自由以及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方面来看待异化劳动的。可见，阿格尔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违反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异化劳动的危害性的。他没有对深藏在异化劳动背后的私有制根源进行分析，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力度。

四、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既然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只要克服了异化消费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克服异化消费呢?对此，阿格尔明确指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在阿格尔那里，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它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导致生产萎缩，出现“无增长的经济”。于是，人们所被许诺的能够得到源源不断商品的期望就随之破灭，他们被迫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需要与消费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思考中，人们将会对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而消费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消费行为的变革，那种依附于广告媒介的消费和把消费看做是满足的唯一手段的消费现象将会消失，从而使异化消费得以克服。在阿格尔看来，消费领域的这一变革也将扩展到劳动生产领域，它将会使人们对于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促使劳动的强制性消失，使劳动成为真正的“创造性劳动”。这样，在生产中将会出现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实现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而这又将会带来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使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分散的、自治的管理形式将取代那种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体系。以此，阿格尔断言，发端于消费领域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消除异化消费不仅是可望的，而且是可及的。并且，消除异化消费的同时也就克服了生态危机。

可以看到，阿格尔从消费领域人手的社会变革策略实际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之上。而人们消费观念的变革又植根于“人的需要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这样，革命在他那里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的发生只是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就把变革的希望完全寄于生态系统的危机，从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这种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的社会变革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为了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阿格尔不仅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总体变革策略，还提出了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措施，这主要包括：第一，实行稳态经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居住状况和生活方式。他说：“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

第二，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政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在阿格尔看来，这不仅可以使生态得到保护，而且还可以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等主要制度的根本改变。第三，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阿格尔所说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的高度分散的“社会所有制”，又区别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二者的折衷，“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所有制观点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想，“通过提出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就可以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不受那些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解释为国家控制的集权制拥护者们的影响了”。第四，实行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阿格尔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共同反对官僚化，因而二者不仅相容而且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并且这一结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包含着的“民主实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所缺乏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一新的世界相汇合，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特别是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与源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结合。

消费主义的根源篇(2)

[关键词]异化消费；虚假需要；消费批判；制度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价值观，是在对生态危机形成根源的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中间桥梁，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制度联结起来，最终使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成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一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消费”作为联系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桥梁，构成了其理论演进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对异化消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因而使人们逐渐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消费行为。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具体而言，人们在单调、乏味、无聊的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是不自由的。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中的这一不足。因为在消费领域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人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仿佛是自由的。在异化的条件下，消费变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消费物品的价值和数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进入了人的消费范围，成为人的消费对象。然而诡异的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费更多、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人们只能通过更高强度的异化劳动来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满足自己永元止境的欲求。因而，在当代，消费异化已成为各种异化的集合点：在经济上，它与劳动异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为劳动异化得以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政治上，它消解了人们的斗争意识，增加了人们对制度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限生产、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是最初的推动力和源泉，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既是其结果，又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形成新的推动力，它们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作为支撑，互相推动、交融并进，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生存的动力。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动力的推动下，为了防止生产出现“过剩”，维持资本的继续增殖，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消费成为生产和销售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此时的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需要不再是源于人的内心，而是变成完全由外部制造出来的虚假的东西，消费成了需要满足的唯一方式，并变异为生产扩张的内在动力。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异化消费与异化需要的是莱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观点，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消费的观念。莱斯认为，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被系统地导向了商品消费领域。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地重新定义他们的需要，并且用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并最终将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然而，数量众多的新商品，在承诺满足需要的同时也相对从前的商品提升了不满足的感觉。需求和商品之间快速的相互作用带给个人的是一系列持续变化的满足和不满足感。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被经济层面上激增的财富与个人层面上的匮乏的体验之间的永恒矛盾所困扰。无论多么勤勉地或多么成功地寻找到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也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总之，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快乐，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因此，他强调，对于这种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在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如生产领域中寻找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本·阿格尔认为，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异化消费的特征就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为了不断刺激人们去消费，资本借助了广告这一强有力的工具，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人们则把需要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了消费。然而，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但无止境的物质王国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过着物质丰裕的生活的期望必然会破灭，而这又将促使人们审视自我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思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于是，变革的力量将在这种被阿格尔称之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应运而生。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消费现象及其后果的批判为基础，通过揭示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找到了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消费批判纳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体系之中。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不仅因为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大大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批判的重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消费的控制过程及其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他们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从而将消费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这也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绿色政治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

他们认为，异化消费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曾出现，它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普遍实行干预和调控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已设法将经济危机的趋势转移到消费领域，正是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首先，无限生产与异化消费互相促进，通过大量消耗商品和服务，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产生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增长和扩张需要，厂家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和服务，并通过广告和文化灌输等手段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稳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次，消费异化掩盖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瓦解了人们的斗志，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异化消费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求还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因而，人们一旦陷入了物质至上的“虚假需要”，便会把自身的需求与商品体系“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集中表现为“需求的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量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现在它成功地把这种需求转化为普通人自身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变成了个人本能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一体化又产生了利益的一体化，一旦个人把自己的需求与商品体系结合在一起，他们便不再能否定这一体系，因为这无异于否定自身，这样他就彻底失去了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这一动态过程使现代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统治者通过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不仅使统治者、资本家过着丰裕的生活，而且使工人和他们享受着看起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工人阶级在平等的假象中被同化和融合了，对这个制度的反抗要求消失了，统治者通过对消费实行控制成功地延长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寿命。

然而，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冲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人类资源极限的快速到来，以及生存环境的无可逆转的破坏。因为消费经济是以现代工业和技术为发展基础的，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无止境的物质欲求，它专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向“自然界”透支，其结果是人类将为维持这种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环境、能源和生态后果支付必要的代价。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经济无限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它们便因此成为了资产阶级极力倡导的“理想类型”，从发达国家辐射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了全球所公认的最佳发展模式。“不消费就衰退”成为了当今社会似乎无懈可击的道德逻辑，消费甚至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项公民义务。然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今世界，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的原料、能源及其它资源占世界产量的4/5，如果把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人均资源、能源消费水平推广到全球所有居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因此，“正是在发达国家中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并通过经济高压和意识形态灌输在其它国家被提升为普遍理想的高集约市场秩序的社会实践，要为对地球上可利用资源的严重剥夺负责；为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农业而生活的人类现在的生存状况而负责；为向生态圈排人大量的有毒物质而负责。”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直主张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他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则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来说明这种必然性。“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肯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本·阿格尔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产阶级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

三

关于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包括异化劳动、异化需要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生产和消费(需要)两方面入手，从经济运行和制度框架两个层面着眼，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塑的双重变革，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和人的异化问题。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这种摆脱异化和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发挥与人的真正满足和幸福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完全可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根本用不着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与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他主张通过非等级制的、以全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使每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决定自己的需要，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实现，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由此实现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彻底变革。

在制度层面，他通过批判地分析穆勒的“稳态国家”思想和伊利奇的“交往社会”等传统替代方案，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替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他同时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它并不总是以增长、稳定或下降的经济形势为特征，而更迫切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在这个社会中，有一系列消除贫困的相关政策，不会让人们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环境中去；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商品和市场交换，只是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在这个社会中，仍然需要科学技术并享受其成果，只是科学技术也由集中化、垄断化的使用方式走向分散化。

阿格尔则明确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的办法来克服。”他认为变革的希望就蕴含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他特别指出，“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

阿格尔进一步提出，要用“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他指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凡在有技术分散化形成小规模技术的地方，劳动过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业组织的非官僚化。离开了一个就没有另一个。”另外，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的经验的考察，阿格尔提出应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他进而提出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将成为目的本身，而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具有必要性程度的非官僚化)的制度下才能实现，从而最终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消费主义的根源篇(3)

[关键词] 消费主义 危害 科学消费观

消费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生产决定消费 ,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积极引导适度的消费，使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得以良性循环，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的逐渐崛起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西方消费主义逐渐在我国流行开来。消费主义的流行，对于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固然有所贡献，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却不容乐观。消费主义对于生产力不发达，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之脆弱的中国是不切实际离的。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消费主义的危害，抑制西方式的消费模式，树立科学的消费观，以科学的消费观引导人们消费，对于我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消费主义的严重危害

消费主义是指一种鼓吹在大众生活层面上进行高消费的价值观念、文化态度或生活方式，是一种在资源、环境、生态意义上的炫耀性和挥霍性的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其错误是把生活的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把人的正常需要与欲望混为一体，过分夸大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危害。

1.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

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本来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整体性关系，但消费主义自工业化社会以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无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肆意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人类正在面临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

(1)造成大量的能源资源浪费。近几十年来消费主义所引导的大众在生活方式上的高档消费、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为时尚而消费、为消费而消费等等，不仅使商品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制造出由大量废弃的商品及商品包装组成的垃圾，而且使得大量汽车、家具、电器、日用品等相当完好、 仍有使用价值的高档的商品被人为抛弃，结果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国家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基本上都排在世界最后几名。当前的过度消费、奢侈消费模式，已使我国能源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同样严重的是，由于很多资源不得不依赖进口，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又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2)污染环境。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相对应，传统经济生产方式也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变成了一种对自然资源造成高消耗、高破坏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从生产传统耐用商品的经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为一种生产“用过即扔”产品的经济，许多传统的耐用商品已被短期寿命的商品甚至一次性商品所取代。这些用过即扔的商品或商品包装造成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形成了大量污染环境的垃圾。就我国来看，据统计，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26％是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由此造成了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

(3)破坏生态平衡。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三废”垃圾泛滥、土壤侵蚀、森林锐减、气候异常、沙漠扩大、水源短缺、煤、天然气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迅速减少、面临枯竭，森林、生物等可再生资源锐减。据2002年联合国组织编写出版的《全球环境liào@①望》，1100名科学家预言：30年后地球上70%的自然环境将遭严重破坏，许多物种灭绝，一半以上的国家严重缺水，而可怜的地球还要养活20亿的新增人口。在我国，由于对生态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大约已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估计约有几千种植物在近年内已处于濒危状态,人与生态环境的紧张程度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2.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观在原则上主张发展要确保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在代内还是代际，都无法表现出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公正、平等、合理、协调的性质，能体现的只是一种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1)就代内发展来说，由消费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现实利益是不公平的、有损害的，无法保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公正、公平和共同进步。例如，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由消费主义引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贫富两极分化，使得美国等西方强国较之发展中国家享有对全球资源更大的支配权 ，能够凭借自己的资本和技术的优势赚取更多的利润，并且还通过在他国建厂等途径把其本国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2)就代际发展来说，以消费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正在消耗着地球上的大部分资源，并制造了大量的废料、垃圾，是造成当代地球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对人类后代的发展利益造成了较大的损害。据统计，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6%，消费的资源却占全球资源消费的三分之一，美国2亿人对全球能源的利用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200亿人的利用量。

3.导致了消费的异化

消费主义为是一种以单纯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忽视经济与环境、社会、文化诸方面协调发展，对物质消费的过度追求导致了消费的异化，甚至人性的扭曲。

(1)消费主义导致发展目的走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把人的多种社会性需求简化为惟一的物质需求，在满足正常生存和发展需求之外，无节制地追求远远超出自身需要的消费。将发展的目的只限制在满足人的物质利益，甚至是诱导和满足人的与真实需要无关的种种主观欲望上，这就直接导致在发展目的上走向狭隘、错误的享乐主义歧途。

(2)消费主义造成人的精神的缺失。由于消费主义过于注重物质消费，严重忽视了精神消费，使人精神空虚，精神生活贫乏，造成了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不平衡。很多人沉湎于富裕后的物质享受与显摆，忽视精神文化消费和个人素质的提高，造成自身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低俗和低劣。

(3)消费主义导致成功标志的偏颇。消费主义以追求奢华财富、挥霍奢侈消费为荣，以支配物质的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的高低等同于消费水平的高低；把消费水平的高低看作是衡量一个人贵贱、荣辱的价值尺度，把物质利益或财富、金钱的获得看作是成功的标志。拥有不断增多的物品和服务，被认为是最现实的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的道路。

4.催生强化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消费主义在发展的判定标准上以物质利益作为惟一的标准，常见的以GDP增长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惟一标准，而无视在资源和环保上的代价。因此，它助长和强化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急功近利行为，为了一时的发展，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用牺牲长远利益的办法来换取眼前的发展，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损害生态来换取经济一时增长的“政绩”。

二、 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科学的消费观是以和时消费、和生消费、和处消费、和立消费和和爱消费为基本特征的消费观。这种消费观既继承了传统的节约理念，同时又注入了时代的新元素。科学的消费观具有以下内涵：

1.科学的消费观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和时消费观。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鼓励人们适度消费，使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得以良性循环，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消费是人对物的享用，而物的性质、规模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超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消费是无根基的。因此，消费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特别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不顾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消费、贪图享受、挥霍浪费将会导致资本、资源的匮乏。同时，奢侈之风、淫乐之气的盛行也会消蚀人们的创造精神、进取精神，最终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的消费观立足于现实的物质基础，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将消费植根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之上，服从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要求人们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调整自己的需要，是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消费观。

2.科学的消费观是人与自然和生的消费观。自然是消费的源泉。科学的消费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不能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而是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正确对待自然，将消费纳入到生态系统之内，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不突破生态平衡所要求的质的限度，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一是不能破坏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保护生物及其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从而保证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利用。二是消费的增长速度以不超过生态潜力的增长为限。在使用资源的同时，不断对资源的消耗予以补偿，维持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防止生态潜力的根本丧失，提倡资源的循环使用。因而，科学的消费观是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维护人类生存发展的文明消费观。

3.科学的消费观是人类的和处消费观。科学的消费观要求人类代内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消费公正。首先，要求确立代内公平原则。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根源在于人们拥有的太多或太少，只有在合理的人际消费关系框架下，才会有自然生态的详和安宁。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应该公平地分享资源的利用效益和承担生态成本，富裕者需求的满足不应限制中等收入者和贫困者需求的满足，应该优先考虑贫困者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保护环境的义务，率先改变生活方式，限制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改变世界范围的过渡消费和消费不足两个极端并存的不合理现实。其次，确立代际公平原则。把代内公平延伸到代际公平，即强调对后展的足够公平。在自然资源上，我们现在多消耗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其再生速度，就破坏了其再生性，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不能再开发利用了。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同时这种发展又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要给后代人留下更多的自然财富，以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等自然条件。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

4.科学的消费观是促进再生产各个环节协调发展的和立消费观。科学的消费观就是要利用消费来引导生产，借助市场公平交换，把消费信息反馈到生产决策中去，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与效率的最大化。此外，要避免市场消费需求疲软，必须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让人们都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总福利增加。所以，科学的消费观是促进再生产各个环节协调发展的消费观。

5.科学的消费观是以人为本的和爱消费观。科学的消费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是以人的生活方式健康化、文明化为特征的消费观。消费不足或消费过度都是不可取的。消费不足无法提供人类正常生活需要的消费品，使人应该有的健康体魄与健全智力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消费过度将消费作为人生活的唯一目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它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欲求满足，势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人性的扭曲，给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科学的消费观既不是过度消费也不是消费不足；既反对禁欲主义贬抑消费，又反对享乐主义张扬消费。科学的消费观并不反对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高消费，它倡导的是节制欲望的健康理性的适度消费。它将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要求人们按照有利于自己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创造力充分而自由施展的要求进行消费，有计划、分步骤地调整与改善消费结构，要求人们在消费中实现人的体力、智力、情感力、意志力以及社会素质、精神素质、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全面发展，在享受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文明。

参考文献:

[1]毛世英:消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冲突分析[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04期

[2]王建辉:论适度性消费伦理的构建.光明日报,2007-11-27

消费主义的根源篇(4)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凸现的大背景下由绿色运动引起的一种思潮,是西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现代生态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和奥地利人高兹。他们的具体观点虽各有差异,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又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有:

第一，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已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他们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归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认为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由于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失业、贫困化,进而奋起造反,使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危机理论,没有能够如预期那样发生。现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操纵和协调着社会生产与消费,危机趋向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1]现代生态危机较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为此就需要保持高度的工业经济增长率,进行资源浪费、加强污染的过度生产,于是在过度消费同被威胁的环境之间就爆发出了新形式的危机,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裂,使人们重新考虑满足需要的可能性,重新组合其价值和欲望,重新评价满足的手段,重新构造人类对美好的生活本质的期望,他们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正是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为“消费异化”在他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注意力只放在生产领域,把劳动异化当作最根本的异化,认为一旦消灭了生产领域的异化,就能自由地表达和满足人的需求。现实的情况是,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消费异化”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和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的原因。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商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璜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这种“异化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但它又反过来刺激了异化劳动,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麻痹了人们的斗志,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除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

第三，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所谓“社会主义稳态经济”,就是要在放慢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同时,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化。他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坚决反对任何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概念,也不主张古典放任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而是要在全面的计划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找到契合点,并以此合理地安排生产和消费,而“稳态经济”不失为一种有效选择。社会主义稳态经济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实施稳态经济旨在扼制住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实现经济的零增长。唯有如此,“社会生产才既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至于破坏生态系统,并使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关系”;[2]其二,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也不同于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三,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必须体现小型化、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原则和精神。“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3]其四,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根本必要的,但“这种所有制不是国家政权所控制的,而是必须充分有利于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原则精神的贯彻和实施”。[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得失评价

（1）积极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透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倡导生态保护，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诸如维护和平，提倡男女平等和政治民主，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国际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具体结合起来的思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出路问题，为使马克思主义保持巨大的影响力，以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具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捕捉到了保护生态环境这一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要求改变传统的统治自然的观念,要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合理安排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保护生态环境,并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未来,把人类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这些主张对于克服生态危机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且在现时代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趋势等的一系列分析是深刻而合理的,但综观其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过时的结论,指出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这是他的危机理论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因。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唯一办法,在于以马克思关于非异化的人的活动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新的生态危机理论,分析危机的新形式。这些主张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出发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是结合当代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用唯心主义哲学去解释、发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人为地捏合在一起,因而不能站在无产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是侧重现象的研究,当然也就找不到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本的出路和办法。

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尽管他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他们又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他们看来，人们面临的环境污染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殊不知，科学技术不但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是治理已污染的环境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其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它可从整体、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处理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并从生态文化的层次上来处理社会发展问题。

再次，他们主张在经济上实行一种“无增长”的经济、削减工业生产而建立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小规模的技术才能消除由于大规模技术生产引发的生态危机。这固然反映了他们力主现代工业社会应在一种全新的生态文化基础上重建的愿望，然而这是否符合技术发展的规律?技术的发展在当今世界表现为二重性，一是技术规模和影响无限扩大的趋势，二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又使技术表现出分散化趋势，从而有必要发展利用多种能源技术。因此，不顾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主张小规模技术而建立其设想的生态文化，只能陷入主观主义。[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立场和方法在一些理论上虽然存在偏颇，但也提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些问题的构想折射出的智慧光芒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对我国在新世纪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出的社会生产的扩张性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增长很快,环境污染在某些地区已相当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有重要启迪作用。

第一，必须从实际出发,按自然的本性和规律性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既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当前,一些人在利益驱动下,向西部转移落后工艺、设备、产品及废物;一些地区则在认识片面及“政绩”思想引导下,对引进项目不做环保评估就盲目上马,虽在短期内看到了经济效益,却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我们不能把开发演变成开荒、开采和开矿,而应走一条可持续开发的路子。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现时代实现社会物质需要、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区域生态系统尚未失衡,因此,绝不能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重蹈导致“生态危机”之覆辙,应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把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纳入人类生态系统之中,实现生态系统内部物质、能量交换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第二，必须加强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依靠科技进步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人口增长过快是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加剧生态危机的根源。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直接引发社会物质需求量的扩张,社会需求的扩张必然要求经济的超常增长,从而加重生态系统的负荷量,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因此制定和坚持搞计划生育的政策,抑制人口增长速度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基础环节,以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保持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使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而实现比较全面的持续发展。[7]同时在全球面临生态危机,而我国又还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情势下,我们应抓住机遇,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现节约能源、消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新技术、新方法、新途径,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走一条生态效益型的经济增长之路。

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批判入手，着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确实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正在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带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等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其中已经暗含了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8]，这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剥削不发达国家获得了利润，实行各种福利政策改善民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强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使全球的资源长期遭受掠夺性的开发，从而产生了诸如能源危机、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等一系列生态平衡失调的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的矛盾，及资产阶级无限追求夸大在生产与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生态问题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并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索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仅将生态资本主义进一步系统化，又回到马克思恩倾向，并且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相结合，更具有广阔的视野。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499.

[2]任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辨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

[3]王珊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4）.

[4]曹昕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意义―――兼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J],唯实，2003（Z1）

[5]唐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及其当代意义[J],甘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6]朱黎明；郑玉林.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5（1）.

消费主义的根源篇(5)

论文摘要：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探寻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阿格尔的思想不仅对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尤其是在对马尔库塞和莱斯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并由此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他的思想不仅促成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而且对于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迪。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史上，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出发，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阿格尔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 

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并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工业生产的原因。另外，在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分析时，它也没有忽视对阶级结构的分析。 

在它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业已过时，但其理论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仍然充满着活力，并以此为前提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危机经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发展。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面l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危机也主要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然而，到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和空前激化，社会矛盾的地位正在被人与自然的矛盾所代替，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式。他说：“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 

这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着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来分析生态问题，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导致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从异化消费人手来探求人的解放，力图通过对现代统治形式的评价和批判来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既要打破过度生产的控制，又要打破异化消费或者说是过度消费的控制，从而设计出一种打破二者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对于过度生产，他指出，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而过度消费的克服将通过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的劳动的办法来实现。 

建立在以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础上，阿格尔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生态危机理论。 

二、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在阿格尔看来，大量存在于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也是逐渐削弱了。在垄断时期，资本积累已超出资本家有效利用的能力，它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并引起阶级的重新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而且更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和破坏大自然等方面所造成的危险趋势。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导致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前者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以及职能越来越专业化等等；后者则表现为人们往往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自己的幸福程度，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不仅加剧着人的异化即分裂了人的存在，而且还对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因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之所以迄今未能在西方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高生产和高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刺激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和无限扩张；二是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从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然而，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它使生态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逐步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由这样的分析出发，本·阿格尔声称：“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效了。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阿格尔的以生态危机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基本主张。 

阿格尔的这一声称，很显然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读和歪曲。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仅仅关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当做一个孤立的活动来研究，而是从它与流通、消费等的关系中对它进行把握。在他那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二者中的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而且，生产和消费中的每一方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由此可见，生产和消费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危机理论不可能仅仅属于生产领域的危机。实际上，马克思还专门对资本主义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商品拜物教思想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当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只是揭示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上，它对当前时代更有意义的是，以前瞻的眼光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现象的洞察和批判。 

客观地说，阿格尔主张用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严重性的同时又对它做了过分拔高，走向了思想的极端。其实，用生态危机论来取代经济危机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应当从社会矛盾出发来认识生态问题。而阿格尔却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实上，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越来越表现为生态危机，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仍然是经济危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而要看到它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危机，更不能因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而做出这样的判定，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结合体。在这种危机态势中，经济危机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危机形式，不能离开经济危机来单独地看待和讨论生态危机。 

三、异化消费：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费”和消费主义问题，马尔库塞和莱斯都作了具体研究。阿格尔继承和发展了他们这方面的认识，把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的思想。 

阿格尔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异化也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异化消费已成为普遍的而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并成为当代各种异化的集合点。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了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上，异化消费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消费领域缺乏充分分析，才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此，阿格尔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需要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从而提出了他的异化消费理论。 

依据阿格尔的观点，异化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相脱节。消费本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并总是与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相联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一切消费也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但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广告的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需求不是适应“纯商品”本身，而是适应某种商标的商品。消费也成为对不自由的一种“补偿”，从手段变为目的，与人的需要相脱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化消费呢?阿格尔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异化。由于劳动异化，人们从事着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工作。这样，劳动中的他们是不自由的，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这一不足，使消费成为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然而，这种通过消费而得到某种自由的补偿，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补偿”。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也是受操纵和控制的。在消费领域如同在生产劳动中一样，人们也是不自由的。阿格尔把这种被控制的消费行为称为“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 

在阿格尔那里，异化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还是一个政治范畴，起到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第一，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和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第二，它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和消费来大大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第三，它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上，从而大大分散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他说：“个人提高其消费水平可以赢得更高程度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所以，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以许诺高消费来获得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是以许诺高消费而获得的”。“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对于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它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阿格尔虽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与马克思生活时代工人的劳动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在对劳动的性质判定上与马克思相一致，即认为它是一种异化劳动。他把异化消费看做是异化劳动的逻辑对应物，并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在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并且是常常报酬不足的异化劳动中感到不满足，才致力于消费活动，把消费看做是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源泉。他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里，他实际上是把异化消费产生的根源归为异化劳动，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并且，阿格尔还对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做了正确分析，指出二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其中，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而异化消费则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从而也使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不仅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它还是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时展。在l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因而马克思把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主要放在了劳动生产方面。而在当代，异化已远远超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揭露和分析，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被转入到和平用途，使得社会能够向人民提供大量的消费品。再加上“享乐”思想的盛行，西方进入到了所谓的“消费社会”。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正是对这种现实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在对异化消费的考察中，阿格尔把异化消费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并具体分析了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以及它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在阿格尔那里，异化就不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人为的现象。他的这一思想还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 

当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异化消费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拔高，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似乎只要消除了异化消费，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他甚至把克服异化消费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二是在对异化消费的分析中，阿格尔虽然也承认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把异化消费的原因归为异化劳动。然而在他那里，异化劳动仅仅被归结为劳动过程的破碎化、集中化和官僚化。他仅仅是从人的不自由以及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方面来看待异化劳动的。可见，阿格尔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违反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异化劳动的危害性的。他没有对深藏在异化劳动背后的私有制根源进行分析，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力度。 

四、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既然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只要克服了异化消费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克服异化消费呢?对此，阿格尔明确指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在阿格尔那里，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它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导致生产萎缩，出现“无增长的经济”。于是，人们所被许诺的能够得到源源不断商品的期望就随之破灭，他们被迫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需要与消费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思考中，人们将会对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而消费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消费行为的变革，那种依附于广告媒介的消费和把消费看做是满足的唯一手段的消费现象将会消失，从而使异化消费得以克服。在阿格尔看来，消费领域的这一变革也将扩展到劳动生产领域，它将会使人们对于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促使劳动的强制性消失，使劳动成为真正的“创造性劳动”。这样，在生产中将会出现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实现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而这又将会带来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使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分散的、自治的管理形式将取代那种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体系。以此，阿格尔断言，发端于消费领域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消除异化消费不仅是可望的，而且是可及的。并且，消除异化消费的同时也就克服了生态危机。 

可以看到，阿格尔从消费领域人手的社会变革策略实际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之上。而人们消费观念的变革又植根于“人的需要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这样，革命在他那里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的发生只是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就把变革的希望完全寄于生态系统的危机，从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这种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的社会变革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为了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阿格尔不仅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总体变革策略，还提出了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措施，这主要包括：第一，实行稳态经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居住状况和生活方式。他说：“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 

第二，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政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在阿格尔看来，这不仅可以使生态得到保护，而且还可以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等主要制度的根本改变。第三，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阿格尔所说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的高度分散的“社会所有制”，又区别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二者的折衷，“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所有制观点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想，“通过提出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就可以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不受那些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解释为国家控制的集权制拥护者们的影响了”。第四，实行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阿格尔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共同反对官僚化，因而二者不仅相容而且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并且这一结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包含着的“民主实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所缺乏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一新的世界相汇合，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特别是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与源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结合。 

消费主义的根源篇(6)

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含义,有种种不同解释。简单地说,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或将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实践。这种消费主义占主导的社会可称之为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有其鲜明的特征。

1•它特别重视物质消费,往往通过过度的物质占有或消费途径来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消费主义占有或消费物质商品,有的固然是为了满足其物质上的需要,但主要的是为了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炫耀需要和攀比需要),有时纯粹是为了满足其占有欲。

正常情况下,个体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消费需要是有限的、客观的,相对而言,精神需要是主观的、无限的,因此,如果人们把其精神需要用物质的手段来满足就会发生对物质占有或消费永不满足感。例如,为了物质需要而购买服装,那么每个人在每一季节拥有2至3套服装也许就满足了,但如果为了精神需要———例如为了追赶流行时尚而购买服装,那么有了20套或30套服装可能还是觉得不满足。也许,《华盛顿邮报》说出了其中的奥妙:“如果你谈论鞋的特性,你只需一二双。如果你谈论流行样式,你就是在谈论无数双鞋子。”①2•它具有象征性,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消费主义除了把物质商品看成是“物质”以外,更多的是把商品看作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身份或地位的象征,即消费主义把物质消费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因此,消费社会不是建立在人对物品物质效用的需求之上,而是建立在这种象征性的“符号”系统之上。洗碗机、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在其产生初期,除了作为一种器具具有物质效用以外,还有另外一层代表地位或身份的象征意义。随着时展,上述家用电器逐渐普及,奢侈品成了必需品,其物质效用虽然仍然存在,但其象征效用已经消失,于是消费主义就需要另外一种或几种物质产品来取代,例如电脑、汽车乃至别墅、游艇、私人飞机等等。消费主义是根据物的演变和不断替代节奏而生活着,这使得消费主义的循环永无止境。

3•它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促使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模式看齐。这是由前面两个特点自然引出的。因为,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是通过物质的占有或消费来达到心理的满足,即通过有形的物质消费来达到其目的,作为一种“外显”的行为,其他人很容易模仿;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象征着一种身份和地位,所以也容易引起人们“希望社会地位上升”的欲望。凡勃仑对此曾作过精彩描述:人人都想争得荣誉,人人都不放过能在消费方面表现自己的机会,结果是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

正是消费主义的诱导性特征,使得在各种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消费主义在世界许多国家广为传播。消费主义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诞生,此后就不断扩散。这种扩散的规律,表现在消费阶层上是从高收入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扩散,表现在地域上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消费主义的中心地区。米勒在1985年出版的剧本《代价》第一幕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年以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而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1987年,93%被调查的美国少女认为购物是他们最重要的消遣(Lau-renceShames,1989)。到20世纪末,上述国家的家庭不但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而且开始用第三辆汽车、摩托艇、家庭娱乐中心等等。随着时间推移,消费主义继续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布达佩斯一位年轻男子,在同一位西方记者谈话时,抓住了他的国家消费者的心态:“西方人认为我们匈牙利人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其实,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而且我们也想那样生活。”②同样,在印度,伴随着市场的自由化和信誉卡购买的引进,再加上印度家庭的数千万台电视传播着世界各地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信息,已经导致了从汽车和电视机到冷冻食品的每一样东西的销售量爆炸性增长。在印度街道,数百万摩托车和轿车涌入原先主要由自行车、公共汽车或牛车占据的道路。一向以勤俭著称的中国人也卷入了消费主义大潮:豪华商店内,上百元一块的香皂、上千元一瓶的洋酒、数万元一套的时装、几十万元一块的金表,销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增长;还有上百万元的轿车、别墅,甚至还产生了黄金宴、牛奶浴等畸形消费。美国著名环保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概括指出:“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逃脱我们的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③

二、消费主义的危害

1•消费主义危害自然,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早在30年前就已指出:“对消费品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地使用能量,那么,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无穷灾难。”④地球上可供人类消耗的资源是有限的,不但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率也是有限的,自然环境对污染的承受力也不是无限的。消费主义使得人均消耗资源量的急剧增加,再加上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就使得人类的资源总消费量按几何级数增长,加速资源耗竭,加速环境污染。以森林为例,据《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中的资料,在1980~1995年间的森林净损失为1.8亿公顷,即平均每年损失1200万公顷。另外,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化与滥捕滥猎使地球上生物种类急剧减少。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1000多种高等动物濒于灭绝,约2.5万种有花植物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近100年来,地球物种灭绝的速度超过其自然灭绝率的100倍,今天这一速度还在加快。从表面上看,森林与物种的减少是由于生产的扩展,其实,其背后是消费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下,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反之,正是消费者的需要刺激了对珍稀动植物的猎杀或采集,导致越来越多的动植物灭绝或处于濒危状态。据华盛顿特区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报告,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外国野生动物的销售额每年都超过50亿美元(WorldWildlifeFund,1989)。因此,消费主义的结果,使人与自然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的矛盾状态。

2•消费主义危害社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公平一词,从静态看是指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即代内公平,从动态看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即代际公平。一方面消费主义导致代际消费不公。迅速耗竭的资源和加剧的环境污染实际上是当代人提前消耗了本应该属于后代人消耗的资源,这就是代际不公。以上面提到的物种消失为例,众所周知,物种是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某一物种的灭绝意味着一种生物资源的永远消失,这会导致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变化,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给人类后代生活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也导致代内消费不公。代内消费不公包括穷人与富人之间消费不公、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消费不公。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富裕者消费过多资源,就意味着贫穷者消费较少资源。根据《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全世界现有人口中最富有的1/5人口消费全部肉类和鱼类的45%,消费全部能源的58%,拥有电话线路总数的74%,消费全部纸张的84%,拥有全世界车辆的87%;而世界最穷的4/5人口相应消费量仅仅为5%,4%,1.5%,1.1%和1%。世界上还有上亿多人生活在马路边、垃圾场和大桥下面,无家可归。这是极大的不公平,对许多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构成了威胁。

3•消费主义危害人本身:既不利于人身体健康,也导致人精神境界的降低。一方面,消费主义过度地消耗物质财富不利于人的健康生存。人作为一个生命机体,其基本生存需要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常数,但由于人均消费的物质财富的数量急剧增加,必然导致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机能的冲突,从而引起各种生理疾病。现代社会的许多疾病(特别是所谓的“富裕病”)都与现代人的所谓“生活水平提高”有关。消费者为他的肉类丰富的饮食所支付的代价是心脏病、脑血栓,以及胸癌和肠癌的高死亡率;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崇尚物质消费,使人陷入了在异化消费中认识不到自己真正需求的境地。消费主义忽视乃至取消人们更多的非物质性(安全的、情感的、尊严的、审美的和自我实现的,等等),使人类本质上的多维性被简化为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这一单维性。物是人创造的,但在消费社会里,物包围人、困扰人,使人成了消费物品的机器,人被“物化”。消费主义从物中找到自己的灵魂,恰恰是人真正灵魂的失落。“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⑤片面追求物质消费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畸形发展———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相对低下的精神状态,突出表现在人们的幸福感降低、进取心减弱、精神颓废甚至道德堕落。可见,人的需求如果长期停留在物质享受层次上,不但会破坏自然环境,而且最终也将摧毁人类自己。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这是由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决定的。从自然资源的总体水平看,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资源总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各国自然资源综合排序结果,我国在144个国家中属第8位,而综合资源负担系数,即我国自然资源所负担人口数量与世界平均值比较,我国的资源负担系数为3,即我国资源负担的人口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数量在144个国家中的排序为:土地资源在110位以后、耕地资源在126位以后、草地资源在76位以后、森林资源在107位以后、淡水资源在55位以后、95种矿产潜在资源价值在80位以后。从生态环境状况看,种种原因使得中国的环境承载力在有的地区、有的方面已达到了极限甚至超过了极限。突出表现在:水土流失面积有增无减、沙化面积扩展、内河污染与断流日趋严重、酸雨污染越来越严重、海洋环境尤其是沿岸海域富营养化加重,等等。近几年来,我国频繁发生洪害、沙暴、酸雨、赤潮等,既有“天灾”的因素,也有“人祸”的成分———其中一份就是消费主义。

三、控制和消除消费主义的对策

1•要从理论上指出消费主义的危害,澄清错误观点。目前,在理论上,套在消费主义头上有各种光环,其中之一是把消费说成是一种爱国责任。长期以来,人们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把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本指标:GNP值高的国家就是世界经济强国,人均GNP值多的地区就是经济繁荣的地区。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果便是一个国家以追求尽可能高的GNP增长为目标。而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产生和开始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更是为消费主义找到了理论依据。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经济衰退或危机是由于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引起,要消除经济危机关键就在于刺激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这样,消费就被堂而皇之地宣扬成一种爱国责任。所以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冲击美国时,几乎从总统以下的每一个美国人都恳求忠诚的美国人消费。同样,20世纪末(主要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许多人就求助于消费,竭力主张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达到经济增长之目的。殊不知,如果单纯地以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而不顾消费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这种增长是不能持续的。

2•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第一,政府要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反对消费主义,对严重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品的消费,用经济手段促使消费成本内在化。市场经济下,作为一个消费者使用物品时,除了购买时的成本支出以外,还往往由社会承担了某些成本。例如,消费者使用洗衣粉,洗衣粉的价格(内部成本)是由消费者购买时支出的,而洗衣粉使用后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即外部成本,却由整个社会来承担。政府经济手段的目标和作用在于纠正导致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其遵循的原则是“污染者和使用者支付原则(polluteranduserpaysprinci-ple)”,其常用的方法是污染者付费和使用者付费。

例如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实施的对消耗矿物燃料征税就是其典型。第二,政府应该通过教育的手段反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公众固然是反对消费主义的基础,但是处在分散和自发状态下的社会公众,只有通过政府的教育,改变消费主义价值观,才能形成一股反对消费主义的强大合力。只有当在多数人看到一辆大汽车首先想到它所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不是它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当大多数人看到过度的包装、一次性产品而认为这些是对他们的子孙犯罪而愤怒的时候,消费主义就处于衰退之中了。

3•媒体要积极发挥作用。现代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各种媒体的影响。以往,各种媒体在消费主义扩散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特别是广告。广告的本质是生产经营者在生产出各种商品(或服务)的同时所发明的通过各种媒体而使消费者接受它们的一种方法。为了迎合消费主义的口味,现代广告除了告知物品的自然效用以外,更多的是强调物品的象征意义(例如中国广告中经常使用的“成功人士的象征”、“皇家气派”等词语),并与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商品商标等相呼应,使商品不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成为一连串的象征符号。生产经营者正是通过广告宣传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消费时尚”,诱导消费者接受他们自己当前实际上可能并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这就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背离了自己的真正需要,在广告的诱导下按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进行自己的消费活动。在消费社会,广告是如此密集,以致于人们实际上没能记住几个广告。但是,大量广告的结果,即使它们不能卖出一种特定的商品,但它们通过反复说教,兜售出了消费主义思想本身。因此,要控制和消除消费主义,离不开各种媒体的作用。媒体决不能屈从于商业利益,相反,帮助消费者树立新的消费观念并付诸于行动,是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为拯救地球你能做的五十件易事》已经在美国卖出了350万册,《绿色消费者》在英国也是畅销书。这些书籍向消费者提供了他们从前缺少的关于保护地球的各种实践方法和信息,引导公众应该消费什么,不应该消费什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这些国家有许多消费者开始进行简朴的生活。最近,中国也出版了一本《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这本书很有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拥有13亿消费者的中国只印刷和销售了上万册。

4•消费者要成为控制和消除消费主义的坚强后盾。消费者是控制消费主义的最后一道关卡,“人类和自然王国互相联结的命运维系在我们———消费者身上。”⑥因为任何消费行为,最后都是通过消费者进行的。而且,由于消费会引导生产,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充分认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都能从减少消费主义角度进行购买和消费,那么,消费主义就将彻底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尽量减少使用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物品,如矿物燃料、纸张等等;我们要尽可能地减少以炫耀和攀比为目的的物质消费;我们要尽可能培养深层次的、非物质的满足,例如,增加知识学习和对创造的追求、增进和改善家庭关系和朋友同事等各种社会关系、增加音乐、艺术、体育等闲暇时间。当然如果我们抛弃对地球、对他人的责任,继续进行乃至进一步扩展消费主义,这种方式最终将毁灭地球。

注释:

①SpencerS.Hsu,“TheSneakerStepsOut”,WashingtonPost,July22,1990.

②TimothyHarper,“InBudapest,theLinesareatMcDonald’s”,ShoppingCentersToday,May1989.

③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④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⑤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⑥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刘晓君.论改变消费方式———从不可持续消费转向可持续消费〔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

消费主义的根源篇(7)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分析

( 一) 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总根源

1. 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必然结果。奥康纳认为，国家和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打着人民的旗号干着为资本主义或资本家集团谋私利的勾当，从而造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各种尖锐矛盾和冲突，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私利不惜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导致如帝国主义、石油垄断集团以及目光短浅的国家政策共同构成了抵制理性的能源政策的力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福斯特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资产阶级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为了实现商品交换则必然对自然极尽掠夺之能事。

2.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对自然的破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克服，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扩大再生产，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资产阶级通过对自然的掠夺而增加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规模，这就必然造成本阿格尔所说的当今西方工业社会生产过程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不可避免的、全面的、深刻的矛盾和深重灾难。奥康纳也说: 资本主义生产( 其实是所有的生产形式) 不仅以能源为基础，而且也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其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对自然或生态系统的破坏为基础。

3. 资本的逻辑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张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资本的目的就是增值，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奥康纳说: 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利润只存在于以较低的成本对或新或旧的产品进行扩张、积累以及市场开拓。并且，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扩张势必造成对自然的无限扩张和资源的残酷掠夺，资本扩张在自然界面前没有极限。为了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资本的扩张仅仅以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为极限。不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为极限的资本扩张的当然后果就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扩张是盲目的、短视的，只看重眼前的短期可预见的回报，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因此，在资本的逻辑和利润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就是破坏，就是实现资本的增值，而绝不会考虑保护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

4. 资本家的贪婪也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和对立，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资本的逻辑催生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撕毁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资本家的眼中闪烁着的只有金子发出的金灿灿的光芒。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按照唯利是图的原则扩大投资、扩张资本、抢夺有限的自然资源[2]69，为了追求金钱，占有货币，资本家的贪欲不断扩张，成功不再是一个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财富的多少。资本家的贪婪和对财富的占有欲的膨胀，最终表现为对资源的占有和对自然的无限扩张，从而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严重危机。

( 二) 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我们干脆可以这样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生产也是异化生产。生产直接就是消费，因此，异化生产也是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本阿格尔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

关于异化劳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已作了详细论述。那么，什么是异化消费? 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就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7]274，而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苦难的人们将对幸福的追求寄托在消费之上，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消费来逃避异化劳动给自己的肉体和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 另一方面，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欲求通过消费寻找做人的尊严。在利润驱使下，顾客就是上帝成为商业活动的基本信条。通过消费，人们在利润虚构出的VIP中暂时发掘那虚幻的自我价值，以给自己脆弱的灵魂带来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同样如此，他们同样处在一种异化生存状态之中，只不过他们所处的那样一种异化状态不需承受劳动的苦难，与工人不同，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资产阶级同样受自己创造出来的资本的控制与支配，他的生活体现为资本的扩张，他的思想体现为资本扩张的思想。资产阶级的价值只能表现在财富占有的多寡上。而财富占有的多少在商品社会通过消费得到体现。告诉我你扔了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鲍德里亚的话告诉我们，与其说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在消费上得到体现，不如说人的幸福通过挥霍浪费而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异化消费方式对于自然界来说肯定是一场浩劫，人类的挥霍无度使得我们奴役自然，使其服从我们自己的目的，直至这种奴役愈来愈严重地破坏自然。本阿格尔也指出，今天，危及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人们对商品的无止境消费与占有造成对自然的无情掠夺和严重的生态危机。在当今工业社会，我们消费的诸多形式的商品，无论是能源产品还是化工制品，抑或是金属制品和纸制品，它们的制造和使用都将对地球造成严重损害。

与人们的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是虚假需求。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的需求不再是真实的需求，受广告媒体的刺激和诱导，人们的那些由外部强加的需求都是虚假的需求。这种虚假需求是个人心理和社会经济利益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虚假需求的刺激下，人们的消费行为已不再是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象征性消费，商品的符号象征性成为消费活动关注的中心，消费也因而成为人们社会地位高低和幸福程度的象征。在人们的心理上，虚假需求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 。这样，在消费活动中，人们不是知足常乐，够了就行，而是越多越好。不买对的，只选贵的可以说是虚假需求刺激下人们的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极端体现。

在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的相互鼓动下，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与自然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对立，这种对立没有妥协的余地，最终的结果必定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形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 三) 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其实马克思在1856 年就已经注意到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他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现代工业技术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却又使人在机器面前软弱无力; 科学技术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却又让一部分人变得极度贫困; 科学技术充分彰显了人类的智慧，人面对技术却日益变得无知起来。本来科学技术无善恶，人们既可以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也可以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我们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我们灾害的根源。

一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技术这根魔杖的魔性就将得到彻底释放，不仅将人置换为机器，并且将人只是作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还造成环境破坏、生态灾难。如资本主义农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增加产出，农业综合企业使用工业化、化学等手段进行生产，造成了对生态的破坏和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封建主义的手工业尽管生产率低下，但它有着一种田园诗般的浪漫，并维系着人、社会、自然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 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撕毁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将田园诗般的浪漫彻底抛到历史的垃圾堆，它咆哮着轰鸣着向自然开炮。正如科尔曼指出的那样，工业以前的社会一般重视广义的生命资本主义则高度重视谋利甚至不惜毁损地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凭借技术，人类蔑视自然、僭越自然，不承认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相反，自然被视为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如同一架机器似的单调地、机械地运转着。控制自然这架机器是人类的使命，控制自然也就是人对自然的基本关系和基本态度。并且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进步不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超额利润才是技术进步的唯一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放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2]94 这样，资本的扩张刺激技术的进步并带来技术的扩张，技术的扩张无疑增强了人们掠夺自然的技巧，增强了人们掠夺自然的力量。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趋向于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转变。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最终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帮凶。

( 四) 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途径

1.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改变社会关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如何才能彻底消除这一危机? 福斯特指出: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关系。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的逻辑驱使资产阶级不顾一切道德伦理的约束，甚至不惜冲破法律的界限，无止境地扩张资本，扩大生产，最大限度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最终造成想要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就再也不可能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推动工业社会的向前发展。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生态极限。要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使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威胁，出路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况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只有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毁灭，确立起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冲突才会消除。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由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稳态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以技术的理性运用为基础，遵循生态理性，力求以最好的方式、以最低的限度、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具有耐用性的物品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样，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才能真正消除，人与自然才会和谐相处。

2. 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树立以人为本的生命伦理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人类为中心，控制自然，掠夺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严重灾难。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以至于我们现在必须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否则我们就会被自然界所抛弃。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都只是地球生物圈的一个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之间平衡协调地发展，构成一个稳定的有机生命整体。这样，人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也才会达到平衡、协调、和谐的关系。这就是代替那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伦理价值观。当然，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但是人本身并没有贬低或被遗忘，而是依然以人为本。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也应该以人为本。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生命伦理价值观不以环境为本，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建立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是人控制自然，当然也不是自然支配人。我们必须进行生产，以保障人的基本需要得到长期满足。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开展生产，但我们不以生产为本，更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不道德生产。我们是用与生态规律相适应的小规模技术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地组织和开展生产，消除了经济生产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3. 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必须变革个人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消费观和幸福观。由于虚假需求的刺激和异化消费的个人生活方式使得消费者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熟悉商品的有关信息和对当下所相信的进行随意选择的过程。在这种对商品的随意选择中，人们不去关心商品中耗费的自然资源，对越来越大数量的事物的单纯需要意味着个人必然相应地对每个需要和每个事物自身的特殊质量关注得越来越少。换句话说，个人必然对需要和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追求的商品的形状和细微差别相应地关注得越来越少。这种个人生活方式由于只关注满足，而不关注怎样满足，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和。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就要基于长期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前提而进行消费，在劳动中获得需求的满足和人生的幸福，让人的满足最终在生产活动而不是在消费活动 中得到实现。在劳动中人获得自身作为人的本质的属性，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格尊严得到维护。最终，也就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一) 加强对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引导

生态马克思主义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对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性责任。生产总会与环境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在私有制经济中，资本逐利的逻辑更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下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对公有制经济加强监管，使公有制经济在发挥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作用时处理好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引导，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力消解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和冲突。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已置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监督之下，依法有序地开展经济生产活动，但是资本逐利的本质仍然会驱使非公有制经济不断进行资本扩张。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导致非公有制经济对资源的占有和对自然的扩张加剧，并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生态文明，就要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经济建设中切实有效地保护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消除生态危机，实现生产发展和保护自然的双重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 二) 我们必须警惕消费主义的陷阱，避免滑进消费主义的泥沼

消费主义使人们对生命的意义产生困惑，使人们对幸福产生误解。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也随之涌入我国，消费主义价值观在部分人身上日益呈现出来，生产生活中挥霍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需要警惕西方消费主义的陷阱，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振兴的关键时期，避免滑向消费主义的漩涡。为此，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和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消解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在全社会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 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对技术的理性运用，走向运用技术的合理化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使技术成为资本逐利的手段和工具，任何技术进步其最终结果都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技术的合理运用将不仅促进经济增长，也能保护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因此，如果的确是技术让我们深陷困难，则毫无疑问，出路就在于开发出更好的技术。这不是技术乐观主义，这是在面对社会现实基础上继续前进的决心和勇气。尤其对于我国而言，我们的欠发达及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危机，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不如说是技术的欠发展下运用的结果。恰恰是由于技术发展的落后，以致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只能走一条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结果我们付出了环境被破坏的代价。因此，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在社会进步中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必须改变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全神贯注地开展技术创新，尤其要在生产中大力发展和运用生态技术，进行绿色生产、清洁生产，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的缺陷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只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顺利地向前推进。

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造成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但是他们消解生态危机的路径却不是现实的，王雨辰将之称为绿色乌托邦。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