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金融论文篇(1)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外资金融论文篇(2)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外资金融论文篇(3)

关键词：现金股利 ；融资约束；成本；公告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140-05

引言

股利政策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股利政策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的信息[1]。孔小文和于笑坤（200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公告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并且不同的股利政策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2]。廖理和方芳基于理论进行的实证表明，相比于非过度投资公司，过度投资的公司股利公告的累积超额收益更高[3]。但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陈浪南和姚正春对不同配股方案的市场反应研究表明，现金股利不能成为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4]。徐国祥和苏月中的研究表明，现金股利在我国并不一定能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反而可能增加了控股股东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成本， 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5]。

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会加剧成本，现金股利则可以有效缓解成本，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当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时，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就尽可能满足自身融资需求的条件下进行现金股利的分配。因此，现金股利的分配将面临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双重制约。Chae等、陆贤伟和王建琼研究证实了当融资约束和成本同时存在时公司治理水平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6，7]。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公告数据，考察成本、融资约束以及两者不同组合下现金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

1文献综述

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减少成本。Jiraporn等研究发现，由于成本的存在，公司治理越好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股东发放更多的股利[8]。吕长江和王克敏的研究表明，公司成本越高，股利的支付水平就越低[9]。肖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说，认为股利政策可以降低成本[10]。李礼等对我国非国有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政策可以降低成本，缓解冲突[11]。融资约束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企业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异。Myers和Majluf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公司受到外部融资约束，公司应该持有一定的现金流用于投资[12]。Jensen研究表明，股利发放可以通过控制管理者可利用的现金流来降低成本[13]。Chay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现金股利支付并不会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而增加，反而会存在负相关的关系[14]。李金等研究表明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降低融资成本[15]。张纯和吕伟研究证实当公司面临较多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将更多依赖内部资金，即使公司当期没有适合的投资项目，公司也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以储备更多的现金用于以后的项目投资[16]。李延喜和研究发现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其约束程度和公司持有的现金流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且两者的显著程度远远高于没有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17]。当成本和外部融资约束两者并存时，公司将怎样制定合适的股利政策来缓解冲突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Rozeff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股利政策能够降低由非对称信息引发的成本，但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支付现金股利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即公司内部可用资金的减少导致公司外部筹资成本的增加[18]。因此，最优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应综合考虑外部融资约束和成本。Chae等研究证实当这两种约束同时存在时，公司倾向于减少现金股利的支付[6]。陆贤伟和王建琼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同时面临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治理较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7]。李长青等通过对“半强制分红政策”颁布后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成长性、行业竞争性对于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有不同影响[19]。

2研究设计

2.1累积异常收益率计算

4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公告数据，考察成本和融资约束双重制约下现金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融资约束样本和低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非融资约束样本和高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对市场的负向冲击更弱；在融资约束与成本的相互组合不同样本中，现金股利政策公告对市场的冲击在同时存在高成本和非融资约束时冲击最小，对市场冲击最为强烈的为同时存在低成本和融资约束下进行的现金股利发放。本研究结论认为，现金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发挥需要考虑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的双重制约作用。

参考文献：

[1]Lintner J.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of Corporations Among Dividends， Retained Earnings， and Tax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 46（2）：97-113.

[2]孔小文，于笑坤.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3（6）： 114-118.

[3]廖理，方芳. 股利政策理论的实证检验[J]. 南开管理评论，2005 （ 5）： 55-62.

[4]陈浪南，姚正春.我国股利政策信号传递作用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0 （10）：69-77.

[5]徐国祥， 苏月中.中国股市现金股利悖论研究[J]. 财经研究，2005（ 6）： 132-144.

[6]Chae J， S Kim. How Corporate Governance Affects Payout Policy under Agency Problems and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33（11）： 2093-2101.

[7]陆贤伟，王建琼.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成本和融资约束双重视角[J].金融评论，2011（5）：91-98

[8]Jiraporn P， Kim. Dividend Payout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Qua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Financial Review， 2011，46（2）： 251-279.

[9]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1999（12）：31-39.

[10]肖珉.现金股利、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效率[J]. 金融研究，2010（10）： 117-134.

[11]李礼，王曼舒.齐寅峰.股利政策由谁决定及其选择动因——基于中国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分析[J].金融研究，2006（1）： 74-85.

[12]Myers S C， N S Majluf.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4，13（2）： 187-221

[13]Jensen M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2）： 323-329.

[14]Chay J B， J Suh.Payout Policy and Cash-flow Uncertainty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93（1）： 88-107.

[15]李金，李仕明，严整. 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来自国内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 2007（ 3）： 53-57.

[16]张纯，吕伟.信息披露、市场关注与融资约束[J]. 会计研究，2007 （11）：32-38.

[17]李延喜，. 融资约束是否影响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来自现金与现金流波动性敏感度的经验证据[J].当代会计评论， 2008（ 2）： 75-85.

[18]Rozeff M Growth. Beta and Agency Costs as Determinants of Dividend Payout Ratio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982， 5（3）： 249-259.

[19]李常青， 魏志华， 吴世农.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J]. 经济研究， 2010， 45（3）， 144-155.

[20]陆贤伟，王建琼，董大勇. 多席位独立董事会损害股东价值了吗？[J].金融评论， 2012（5）：34-44

外资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外部金融冲击 农村金融 风险剖析

国内诸多学者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等问题展开过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农村金融的金融风险问题，但并没有分析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会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对此问题，尝试着进行了剖析。

一、外部金融冲击的特性

这里将要分析的外部金融冲击，是指一国相对独立于农村金融的经济主体在制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导致的金融市场波动，它包括利率、汇率、债券、股市和期市、资产价格、流动性等的波动。

农村外部金融市场的波动或冲击，主要发生于金融市场对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运行的资金配置、支付处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融资活动。这种金融市场波动或冲击，通常在导致金融体系难以跨地区和跨时间地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使厂商难以根据市场供求所确定的价格来进行交易。也许是因为金融波动或冲击的这种效应十分明显，许多经济学文献都将其作为界定金融市场存在风险的重要理论依据。

金融市场出现风险的显著标志，是短期内资产价格会在基本面未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波动，资产价格波动会引起以信贷危机为特征的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经济理论围绕金融制度框架、金融系统监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运作、汇率和国际贸易等来展开以金融冲击是否发生为内容的制度性或体制性的解释，不仅包括国际金融投机和国际贸易等的冲击，也包括国内或区域内的相关金融冲击。

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来考察，如果不考虑国际金融而单纯以国内金融市场为考察对象，农村金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外部金融市场可被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如果以静态或相对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这两个板块的金融关联或“传染”，能够拓宽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研究。

总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内在风险，但从外部金融冲击对其客观存在的传导机制来讲，这种风险的内生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外部金融冲击所淡化。

二、外部金融冲击对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

从农村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的关联来看，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资产价格异常波动和流动性受阻时，如果农村金融市场与其相关性显著增加，那么，外部金融冲击就已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或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这种相关性的检验，可以前阶段某一特定时空上这两组资产价格和流动性指标为参照系，在把这两类指标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段的基础上，通过对反映这两类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检验冲击发生后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存度，即通过对这两组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验外部金融冲击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关联。

如果统计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部金融冲击已造成这两类指标的协方差明显增大，则可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受外部金融冲击较大。

三、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

目前，中国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表现为：（1）场内金融的部分政策支持性贷款缺乏效率，场外金融使一些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超过官方贷款利率，企业金融资产在高利率重负和资金流发生断裂时容易成为死呆账；（2）金融市场的大宗资金流动、拆借以及与此相关的债权债务被房地产“套牢”，大量金融资产的本金和利息存留于在建或完工的房产形态上；（3）银行资金被巧立名目的大量中长期投资项目“信贷”到股票、期货和债券等市场，资产价格波动致使债权债务关系得不到保证，大量社会储蓄经由信贷体系或被市场蒸发，或被内幕交易等等。　值得研究的是，以上金融风险会通过各种路径传递到农村金融市场。

从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冲击传导的一般机理；二是将外部金融冲击的主要因素综合成波动传导的特征值，以作为说明这种波动传导的计量分析依据。

四、外部金融冲击下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析

鉴于农村金融在信贷运作、信息传递、监督管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特殊性，揭示外部金融波动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是最主要的困难。其实，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冲击，是将其视为作用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来看待的。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风险乃至于出现金融危机时，外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变化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一般机理可以理解为：价格波动尤其是价格持续或剧烈下调时，通常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影响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资金的流动性，这种冲击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传导方式、力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其中，对正规金融的直接传导显示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大要广，而对非正规金融的间接传导却反映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相对较小较窄。

但在现实中，这些冲击所内蕴的传导机理并不以清晰的方式表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形，需要探寻有助于揭示这种冲击的理论分析方法。

将外部金融市场不稳定视为一种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的分析思路，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分析方法：如果把外部环境中有可能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最主要金融变量加以分类，并适当考虑对这些变量发生影响的相关的经济基础因素，就有可能依据外部金融市场的冲击度来预测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

现实中的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在有些情况下是由外部金融冲击引发的，在理论分析上将整个金融市场划分为两大块，有利于对问题的说明。关于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研究，要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以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是一种抽象的删繁就简的解说，但它所留下的缺憾是没有从市场中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形成的具体作用过程。作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问题的一种理论探讨，可考虑借鉴和运用西方金融“传染”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对外部金融市场如何引致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展开一些模型导引下的计量分析。如果能够在依据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选择变量，那么，关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理论研究或许会取得某些成功。

参考文献：

[1]郭家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9.

外资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董晓时.金融结构的基础与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李　量.现代金融结构的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陈先勇.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谷秀娟.沈其云,中国融资结构的演变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10-16.

[5]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8

[8]王广谦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因素及金融贡献度[J].经济研究,1996,(5).

[9]李依凭.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难点和对策[J].上海金融,2000,(6).

外资金融论文篇(6)

    对金融不稳定性而言,其研究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早期学者认为金融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Minsky(1982)认为金融不稳定性来自于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本性。Diamond and Dybvig(1983)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认为银行体系不稳定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随着信息经济学及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诸多的研究强调了投资者所能获取的信息及其预期对于解释金融市场行为的意义,并形成了金融机构内在不稳定性理论。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研究集中到诸如对外借款、不良贷款、金融自由化、汇率制度等方面,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融不稳定性。

    虽然这些文献对研究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主要着眼于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单方面因素,没有综合考虑金融系统的开放性、复杂性、非线性和动态性,比如对这次次贷危机的分析,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不稳定性存在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作为普遍科学方法论并被誉为“宇宙至高无上的哲学规律”的熵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就尝试从熵理论出发来分析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问题,并试图给出减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二、熵理论简述

    克劳修斯(1864)提出熵的概念,指在能量释放转化过程中不能被转化做功的能量总和,用来反映系统中无规则运动的微观混乱程度。系统中可做功的那部分能称作系统的可用能(),不可用能记作,系统总能记作,则:。熵的定义及度量就由下式给出:

    (1)

    其中C为任意正值常数,这就意味着熵与系统的不可用能成比例。

    孤立系统和外界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相互作用。对其而言,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同时按照能量的降级原理,必然是负值,所以对于孤立系统,必然有(熵增原理表达式):。因为任何一个系统连同其外界一起就构成孤立系统,所以我们将其写成:

    (2)

    可以看出,孤立系统的熵总是趋于增加。这一结论意味着孤立系统的状态变化过程只能朝着熵增的方向进行。同时也意味着孤立系统只有当其熵最大时才能达到平衡状态。因此孤立系统的平衡条件是:。在封闭系统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时,其行为状态总是由非平衡态向平衡态发展,经过一定时期后形成静止的平衡状态,它不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与外界发生联系,整个系统呈现出均匀、单一的特性。这是一种僵死、混乱、无序的状态。在系统分析中,熵值越小,表明系统越有序;反之,系统越无序。当系统平衡时,熵值最大,系统最混乱、最无序。

    针对孤立系统的熵增问题,普里高津提出了开放热力学系统熵变公式:

    (3)

    耗散结构理论利用上式指出,提高系统有序性就要控制系统熵增,其必要条件是,系统向外界排出熵或从外界吸收负熵,即,且满足。开放系统能与外界交换能量,也能交换物质,使其在不断地耗散能量(产生熵)的同时,又从外界更大的环境中得到能量(产生负熵)。正是这种非平衡态势的热力学运动使系统不断优化。

    三、金融熵的引入

    熵理论已经从单纯描述微观世界的热力学物理概念,演变为一个与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动态开放的概念。这一理论也被推广到几乎所有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范畴。爱丁顿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将熵增定律誉为“宇宙至高无上的哲学规律”,爱因斯坦则称之为“一切科学的根本法则”。

    尽管熵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若直接把它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必然会产生不少问题。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不加限制的推广是不可取的。本文把熵分为热力学熵和非热力学熵两大体系,后者主要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熵,并对非热力学熵变规律界定为:在同一层次上,系统内的正熵和负熵具有共轭性(既共存又相反的性质),总熵变等于正熵、负熵的累加之和,其结果属于实数,可分为大于零、等于零、小于零三种情形;对于理想情形,总熵变等于零。虽然金融体系和热力学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运动体系,存在不同的运动形式,但是金融体系中却存在着与热力学体系中产生熵的相似条件。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运动体系实质上都是传递能量的运动系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试图把金融体系和热力学体系进行模拟,把金融资源的运动和热运动结合起来,提出金融熵的概念。

    金融体系是一个金融能量持续运动并不断转化的系统,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一切金融资源的运动都是不可逆的过程。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正是系统产生熵的条件,因此,金融体系的不可逆性的运动形式必然会产生金融熵。本文将金融资源定义为:在某一时期内可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的金融资产。将金融体系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总和称为金融资源的总供给,把单位金融资源所能实现的GDP产出称为金融资源的产出能力,把金融资源的总供给与单位金融资源产出能力之积定义为金融能量。同时将金融系统中所贮存的金融能量的无效耗散部分称为金融熵,以这一概念表示金融系统的混乱程度。

    四、用金融熵对金融不稳定性的阐释

    着名的货币金融学家弗里得里克·S·米什金(Fredric S.Mishkin)在《全球金融不稳定:分析框架、现象和问题》一文中对金融不稳定做了这样的定义:“当金融体系所受的某些冲击已经明显干扰了信息传递,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再能有效地将资金传输给生产性投资机会时,金融不稳定就发生了。事实上,如果金融不稳定的程度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它就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即引起人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Mishkin,1999)。简言之,金融不稳定是指在各种内部冲击之下,大部分或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和规模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超常变动,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影响到实质经济正常运行的一种经济失衡现象。在这种失衡达到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金融不稳定将表现为金融危机,换言之,金融危机是金融不稳定的集中表现。

    本文将金融不稳定性界定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自身不稳定性及易受攻击性,其实质是金融体系内部的运动状态的混乱和无序的直观外在表现。而其内部的混乱和无序状态是因金融资源在传递与转化金融能量的过程中,出现无效金融能量耗损而致使金融熵增并累积所致。所以,本文认为,金融不稳定性是因金融系统中的熵增而产生并存在的。

    金融脆弱性的基本内涵强调脆弱是金融业的本性,是高负债经营行业的特点所决定,这是狭义的金融脆弱性,有时称为“金融内在脆弱性”。广义的金融脆弱性,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负债过多、安全性降低,承受不起市场波动的冲击,即广义金融脆弱性的表现。

    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交易过程中因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

    五、从熵的角度重新审视金融危机(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为例)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传统的经济理论告诉了我们很多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危机的办法,但九十年代以来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却给予这些理论以“证伪”,尤其是1997年影响深远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次贷危机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说明GNP、通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等传统衡量经济状态的指标不再完全适用,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相比较,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远远滞后了。所有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去重新认识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潜藏着的不稳定根源。事实上,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是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内在根源。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引起了金融系统的熵增,而熵增又诱发金融不稳定性,当不稳定性达到一定程度就引起金融危机。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即,内部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尤其是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缺陷性因素的积累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当与低效率:

    ①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

    ②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

    ③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过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

    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更是超过15D0亿美元。

    ⑤汇率制度僵化。

    ⑥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2)从外部原因看,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由于东南亚各国过早地实行了本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于是,国际炒家从当地银行贷出大量该国货币投向外汇市场,该国货币贬值后,再以较低价格购回,除了归还银行贷款和利息外,还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国际炒家的投机对东南亚各国实施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总之是当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过度投资和过度吸引国外短期资本(热钱),都是投向股市、房地产等而没有投向实体经济(制造业),致使经济中产生了大量的泡沫,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或去生产性)加之过早开放资本市场给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以可乘之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外资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资源； 经济增长； 县域经济；金融市场；金融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5）01-0009-09

收稿日期：2014-09-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理论与路径选择研究”（12BJY163）；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基于金融地理理论的山东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研究”（2009GG2001000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山东省金融发展战略理论与路径选择研究”（14AWTJ01-2）；“山东省高校协同创新计划-金融产业优化与区域发展管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张志元，男，山东青州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资本运营与资本市场；李东霖，男，山东青州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资本运营与资本市场。

一、引言

自秦始皇设置郡县以来，“县域”在两千多年中始终是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基本治理单位和统计单元。进入新世纪，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开始，尤其是在“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背景下，大力发展作为城乡经济结合点的县域经济已成为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所谓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人民政府为调控主体的，具有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县域总人口超过9亿，绝大部分土地、矿产、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分布在县域之内，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石与前提。而我国经济的龙头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实践经验也一次次验证了“县强市强、县强省强”的论断。对于县级行政区划众多的农业大省山东来讲，运行良好、富有活力的县域经济则更是实现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1]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确，金融以其跨越时空调动资源的能力与科学技术共同成为了现代经济最为强劲的驱动力量。自Schumpeter[2]开始，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关注已有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不同流派、不同理论之间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争论，但金融发展、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是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肯定的。笔者认为，县域经济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基础单元，其发展与金融资源的配置必然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我们所进行的关于金融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也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内学者已进行了卓有建树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研究当中，凡是能够运用计量工具与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的，大部分是基于省级及以上区域的数据而开展的，如胡彬彬[3]对于河南省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然而，在一个省份之内不同的县份之间在自然条件、历史基础、政策倾斜及经济运行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就使得基于省域整体情况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对于具体县域或某些类型县域的针对性不足。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虽然是基于某些县域之具体情况而展开的，但它们大多是以纯粹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如刘书娟、杨志文和雷有林[4]对于河北灵寿县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虽然具有了更强的针对性，但由于缺乏对于实际数据所进行的科学计量，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普遍有限。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针对性与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本文选取山东省临朐县作为研究对象，以计量工具对于其实际数据进行分析检验。

图1近20年临朐县县域生产总值与山东省140个县级行政区划

平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山东统计年鉴2013》。

临朐县位于山东半岛中部，以丘陵地形为主，矿产包括石灰岩、花岗岩等，人口80余万，拥有等级公路1100公里，境内有铁路通过，无临港、临空等交通优势，三次产业齐备但整体水平都不高，截至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二百余亿元；其自然、社会条件，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在山东省内陆欠发达县份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拟对该县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将相关结论推广到与其情况相近的省内其他县份，以期为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与命题

开辟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道路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oldsmith[5]。他将经济体中的金融工具、中介、市场及其互动关系定义为金融资源，提出了以金融相关率（FIR）为代表的用于对金融资源发展水平进行衡量的系列指标，并对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35个国家一百余年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经济与金融的平行关系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存在的。在这之后，麦金农和肖[6-7]、金和莱文[8-9]等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始于谈儒勇[10]，他通过最小二乘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及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后，研究进一步推进，金融资源指标的选择不断丰富，计量手段也更加先进，王志强和孙刚[11]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等多个方面选取指标，应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结论。田树喜、恽晓方和[12]则分别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研究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了金融资源“量”的扩张对于经济增长影响更为显著的结论。近几年来，从地域范围上来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细化，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始增多，例如胡彬彬[3]等在省域层面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以上的研究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当中，伴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与关注范围的拓展，理论界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入和细化，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也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肯定。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临朐县来讲，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路径作用于该县县域经济发展：其一，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把大量原本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闲散资金吸纳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之中，提高了储蓄率，进而为本县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其二，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高，可以使本县所产生的储蓄、集中的资源更加充分地服务于本县的经济发展；其三，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一方面使得县域内更多产出率较高但投入相对较大的项目具备了运作的可能，另一方面使得该县金融体系对于风险的分散与转移能力得到加强，这将极大促进山区高附加值农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究竟孰为因孰为果始终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对于该问题存在着三种认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为因，经济增长为果；经济增长为因，金融资源配置优化为果；两者互为因果。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运用计量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的来说，第三种看法，即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看法逐渐成为主流。如史永东、武志和甄红线[13]通过研究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胡彬彬[3]通过对于河南省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与金融市场化率是经济增长的单向原因而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开放程度则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上文已经提到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对于临朐县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此外，本文认为，临朐县经济增长也将对其自身的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起到积极作用。类似于临朐县的欠发达县份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往往存在着上存、转存、投资甚至金融机构撤出等形式的金融资源外流，这不仅引起县域资金紧张，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借贷等行为的扩张，进一步对区域内金融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反过来讲，该县经济的良好发展则可以为金融资源提供更多的用武之地，金融资源在自身逐利性的驱使下会自动地流向该县，具体表现可能是信贷、投资额的上涨以及金融机构在该县布点的增加，这又会进一步通过各种路径作用于县域经济增长，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两点研究命题：

命题1：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将与该县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稳定的正向相关关系。

命题2：临朐县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该县的经济增长存在的是双向因果关系。

三、变量及数据

为验证上一章节当中所提出的两个研究命题，本文拟从临朐县的县域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配置两个方面选取研究变量及相关数据。

关于经济增长的度量，在不同的文献当中出现了不同的指标，如周波[14]在其研究当中直接使用了GDP与GDP增长率，而周好文和钟永红[15]则采用了人均GDP指标，还有部分学者为使研究更加严谨使用了对研究主题解释力更强的指标，如李广众和陈平[16]等采用实际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由于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县域经济总水平，因此直接选用临朐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研究变量，记为LGDP。

关于金融资源的界定，国内最早做出系统论述的是白钦先[17]教授。在其所著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当中，白钦先教授提出了金融是一种稀缺的战略资源，认为金融资源不仅包括货币资本等核心资源，还包括金融机构、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实体性中间资源以及由金融系统与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运行机制、运行状态构成的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笔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承袭了白钦先教授的思想，亦认为金融资源应包含有金融机构、市场、甚至法律法规等丰富的内容，但由于制度性金融资源指标较难衡量，加之制度、系统等宏观性金融资源的变化对于临朐县这样一个县级研究对象来讲基本属于外生的系统性变化，因此本文将所研究的金融资源界定为狭义的金融资源，即货币资本或资金，其包括债权资金、股票筹资金额、保费收入、外商直接投资等。

在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情况的考察上，考虑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既是一个金融资源总量扩张的过程，也是一个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我们所选择的变量也就必须要同时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的“量”和“质”，故而，本文选取了以下几个反映金融资源配置的变量：

金融资源总量（LF）。根据在上文中提到的对金融资源的定义，参考胡彬彬[3]的研究方法，我们以临朐县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保费总收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及股票筹资额之和代表该县金融资源总量。

金融市场化水平（FMR）。金融市场化的程度越高，说明资本市场对金融风险分散能力越强，金融功能越完善。本文以保费总收入及股票筹资额之和与临朐县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金融市场化指标。

金融中介资源配置效率（LDR）。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当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仍然占有主体地位，间接融资对大多数经济主体来讲仍然是正规融资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对于临朐县这样的欠发达县份来讲，发行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对于绝大部分企业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银行等金融中介对于资金的配置效率就成为了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这里选择金融机构存贷比作为研究变量。

金融开放水平（FO）。对于金融开放水平的衡量目前存在多种方法，如以一个地区长期资本流动值与其生产总值之比表征，或以金融与资本项目与国际收支或GNP之比表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以临朐县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其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研究指标。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潍坊统计年鉴》及《临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时间跨度为1996年至2012年。为了提高数据在计量分析中的适用性我们对所取的变量数据进行了频率转换与对数处理，处理后分别记为lnLGDP、lnLF、lnFMR、lnLDR、lnFO。

四、实证检验

本文将通过实证的方式验证上文所提出的两个命题，针对命题1本文将选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验证，针对命题2本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进行验证。Johansen协整检验必须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将在进行协整检验与因果检验前先对lnLGDP、lnLF、lnFMR、lnLDR、lnFO进行平稳性检验并构建5变量的VAR模型。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于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其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式可以看出，临朐县金融资源总量、金融中介资源配置效率、金融开放水平与该县县域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关系，其中经济增长对金融资源总量、金融中介资源配置效率的弹性较大而对金融开放水平的弹性较小，作为反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则与经济增正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这与临朐县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临朐县作为欠发达县份，其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吸引外资的优良项目，外资利用水平一直偏低，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作用于自身发展，因此表现出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开放水平较小的弹性；另一方面，在该县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包括农商行）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直接融资发展十分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因此出现了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间的负相关关系。综合“质”、“量”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我们认为以上进行的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上文中提到的命题1，即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与该县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协整检验可以验证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但却并不能证明其因果性，因此，为了研究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为了验证上文当中所提出的命题2，本文将对lnLGDP、lnLF、lnFMR、lnLDR、lnFO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使变量序列满足格兰杰检验要求的平稳性，本文先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上文已证明了上述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并记为DlnLGDP、DlnLF、DlnFMR、DlnLDR、DlnFO，而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1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临朐县金融资源配置与其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金融资源总量这一因素对于县域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已与其实现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但另一方面，该县薄弱的金融基础、落后的金融市场也限制了金融资源对于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金融资源的“质”的作用远远小于其“量”的作用，直接融资、保险市场等的巨大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于临朐县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可以推测山东省诸多与该县类似的内陆欠发达县份的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以期能够帮助相关县份更好地配置金融资源，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一）扩大金融资源总量，防止金融资源外流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现阶段金融资源总量对于欠发达县份的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扩大金融资源总量摆在了首要位置。

首先，应当立足实际，将防止金融资源外流作为工作重点。要扩大县域金融资源总量，道路无非是两条，即开源与节流，这里的开源更多的是指吸引并涵养本县之外的金融资源，而节流则是指减少本县的金融资源外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家普遍更加重视开源而非节流工作，但事实上，当前欠发达县份的金融资源外流情况日益严重，其所导致的资金缺口已成为束缚经济增长的“瓶颈”，另一方面，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欠发达县份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高质量项目相对较少，因此从其他地区尤其是从较发达地区吸引金融资源难度是很大的。故而，本文认为应当立足于欠发达县份的现实情况，将防止金融资源外流作为工作重点。具体来讲：其一，通过政府的积极牵头以及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只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化境才能够涵养充足的金融资源；其二，引导中小企业、农户农民选择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资金回收快的好项目，提高经济实体的融资能力，为金融资源尤其是信贷资金提供良好的落脚点；其三，各级人民银行适当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权限内尝试构建县域信贷资金回流激励机制，尤其是信贷资金回流“三农”的激励机制，比如对从县域吸收的资金最低应投放本县的比例进行一定的规范和指导。

其次，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定义上来讲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包括支付体系、法律法规等在内的制度安排，而针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县域经济），这里所讲的金融基础设施则主要是指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服务终端等硬件设施。对于欠发达县份来讲，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通过盘活存量、充分动员沉淀资金来进一步扩大金融资源总量。而许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出于对经营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对于在欠发达县份拓展业务并不“感冒”，因此在建设金融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地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甚至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的作用，可通过提供一定补贴和支持的方式引导它们深入农村开展业务，还可通过推广代办业务的方式提高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营业成本，提高其服务三农的热情。

再次，鼓励民间投资，盘活民间资本存量。部分县域之内的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投资项目与投资途径，这些资金或是闲置或是进入风险较大的民间借贷市场。政府及金融机构应当适度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方式帮助这些民间资本通过正规途径投入再生产，或是通过允许和支持民资进入国有、集体企业及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方式拓宽其投资渠道，以求扩大金融资源总量，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二）提高金融中介的资源配置效率

关于提高金融中介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讲，即金融中介自身与政府部门。就金融中介自身来讲，金融机构应当通过积极开展金融工具与服务的创新提高自身定价与配置资金的能力，通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优化，适时适度地扩大县级分支机构的权限，以提高其配置资金的灵活性。就政府部门来讲，应当适度运用投放科技支持资金、环保支持资金以及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引导金融机构逐利性资金流向发展潜力大、对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大的优良企业、项目，使有限的金融资源发挥最大效能，将好钢真正用到刀刃上。

（三）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高金融体系对风险与收益的配置能力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临朐县为代表的欠发达县份金融市场发展十分滞后，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很低，保险市场对于风险的分散与转移能力不足，金融市场没有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作用。要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必须改变落后现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首先，要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为有上市意愿的企业提供帮助，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到“新三板”、创业版甚至主板市场募集资金，同时鼓励合适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其次，要格外重视保险市场的发展，上文当中已经提到过，保险对于临朐县等多山农业大县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发展保险市场，引导保险服务走向三农，同时利用供销社、合作社等机构，组织农户开展互保，以弥补商业保险体系的不足。

（四）积极扩大金融开放，“保质保量”吸引外资

欠发达县份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本地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上存在较多的缺陷，扩大金融开放，引入外来金融机构，有助于其扩大金融资源总量，并通过借鉴外部金融机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树立县域以外都是外的观念，欠发达县域本身金融基础较为薄弱，直接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驻的难度很大，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吸引全国性大型金融机构或其他地区金融机构上。其次，在推动金融开放过程中不要把目光局限在银行类金融机构上，应当更加重视证券、保险甚至担保、租赁等新型金融机构。最后，在吸引外来投资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投资的质量，外资对于临朐县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一方面由于其利用外资水平还不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目前欠发达县域的招商引资尚属粗放，过度地强调了外资的“量”而非“质”。因此，在未来的招商引资工作中要从长远出发，引导外资流向对县域经济发展最有利的部分，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使其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SCHUMPETER J A.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2.

[3]胡彬彬.河南省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1.

[4]刘书娟，杨志文，雷有林.县域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灵寿县为例[J].河北金融，2013，（5）：60-61.

[5]GOLDSMITH R. Financial Stern and Development[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6]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 卢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 邵伏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8] KING R，LEVINE R.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108）： 717-738.

[9]KING R，LEVINE R.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32）： 513-542.

[10]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11]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13-20.

[12]田树喜，恽晓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400-405.

[13]史永东，武志，甄红线.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预测，2003（4）：1-6.

[14]周波.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07（2）：47-52.

[15]周好文，钟永红.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分析[J].金融研究，2004（6）：130-137.

[16]李广众，陈平.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研究[J].管理世界，2002（3）：52-59.

[17]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