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 和谐文化 文化建设 核心价值体系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和谐文化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金融企业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入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1. 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1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
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通过自身经营管理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创造和遵循的金融精神、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创新能力的总和，是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
1.2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金融企业文化是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又是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金融企业素质水平和竞争能力的综合体现，对金融企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金融企业文化是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保证。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一个企业对文化管理模式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该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制约并影响着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金融企业的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 金融企业应顺应时展要求，建设企业和谐文化
2.1从社会发展、民族发展的层面来认识企业和谐文化建设问题。纵观世界各民族发展史，民族培育了文化，文化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毁灭是一个民族致命的毁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标志。
2.2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中外企业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建设企业和谐文化，构建和谐企业，是企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建设和谐文化，处理好企业内外部各种关系，创造和谐的环境氛围，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有利于增强广大职工搞好企业的信心决心，打牢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3. 金融企业应如何做好企业文化建设
3.1人本文化
人才是企业生存之本。加速培养和吸纳知识型、专业型、复合型人才，成为具有行业特点、时代特征的企业文化基因。人本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负责；要树立“对人才培训的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的观念，培训资源既投向全体员工，又突出对核心人才的重点培养；加强管理人员专业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加强后备干部的培训。
3.2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优良美德，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3服务文化
服务文化的核心是对客户负责，即从客户需要出发，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以最专业、最便利、最规范的流程和无可挑剔的服务态度满足广大客户的现实需求和未来期望。在所有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企业，应统一对外标识，统一服装，统一服务用语，统一服务举止。
3.4竞争文化
员工在工作中应尽职尽责，圆满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衡量每位员工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因此，竞争文化的核心是员工对企业负责。只有全体员工开展互相竞争，方能使企业所创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企业应充分利用竞争机制、激励机智、淘汰机制、培训机制等，加强企业竞争机制建设，实现企业价值和职工人生价值的和谐与统一。
面对金融危机对各国众多金融行业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方位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对金融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改变过去单纯重视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甚至把它当做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这样的观点。要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金融企业价值的重新准确定位，不断凝练自己的文化特色。金融企业要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诚信立行，以服务取胜。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金融企业要想不断创新，增强自身的生命活力，是否拥有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企业文化是人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的统一。人本性特征是企业文化的本质要求和首要特征。人是活的资源，是能不断升值的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资源。企业文化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性，就是以人为本，育人为先，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发挥人的才能，使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文化需要全体员工的自觉修炼和维护，不断发展。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系统。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念、社会行为准则、社会文化心理、社会道德规范，等等，都对银行有重要影响。现代金融
企业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包含着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依赖性。金融行业的企业文化也会对社会文化发生更强烈的影响，纳入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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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2)
（一）加强金融企业文化管理，可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商业银行的发展也越来越完善，不同银行提供的服务种类非常类似，银行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不管是从生活环境的变化，还是从银行未来的发展前途来看。银行都应该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提升软实力。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加强金融企业文化管理，可加强商业银行的凝聚力
尽管改革开发进程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滚滚而来。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都和以前的国有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文化依然在银行内部占据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更应该发展新的金融企业文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取代原有的思想，也是适应当前银行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这个过程中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更应该为企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未来的竞争培养更多的中间力量。新的金融文化的形成能够使全体员工团结起来，为银行未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加强金融企业文化管理，可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资产的管理依然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商业银行的员工管理和其他企业的管理没有太大的区别。当员工感觉到企业管理模式带来的优势的时候，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才能被真正的调动起来，这种体现着人文关怀的管理方式能够让员工体会到家的温暖。所以，管理层应该认真掌握心理学的知识，这样在管理银行员工的过程中能够给员工带来另类的惊喜。只有所有的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性被充分发掘之后，银行的管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能力。
二、如何最佳构建金融企业文化
（一）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应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计划
经济时代是没有商业银行身影的。在我国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运而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它的经营过程中享受自由的同时，也需要应对严格的法律和其他制度。由于我国社会性质比较特殊，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也有独特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银行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金融文化。
（二）构建金融企业文化要注重领导者观念的更新和率先垂范
对于企业来说，独特的文化来自于每位员工的努力和单位领导独特的驾驭能力，只有形成的企业文化才更具有凝聚力。领导应该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模范作用。当企业的文化内涵形成的之后，每位员工才会不自觉地去遵循，去融入到企业的独特文化中。领导作为一个单位的灵魂人物对于员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三）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应体现鲜明的企业特色
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快速增加。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逐步进入到历史的舞台。因此金融企业应该立足自身的实际情况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在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地域特色，这样企业文化的形成才更有吸引力。银行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只有为客户提供特色的服务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效的地位。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其他银行模仿，还能快速的打造成企业的名片。
三、结束语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融资约束；现金持有行为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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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高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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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企业文化;金融企业;道德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7-0005-05
一､企业文化研究的文献综述及主要功能
(一)文献综述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推动了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应用,促进了理性化的管理实践｡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梅奥基于霍桑实验的结果提出了“社会人”假设以及人群关系理论,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对员工心理需要的满足,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的激励理论｡因此可以说,基于对人性的理解是企业最根本的价值观,最初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是企业文化研究的起源｡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的重新审视｡国际企业文化理论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形成了挑战,于是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一股研究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热潮,企业文化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雷斯・E・迪尔和著名的麦肯齐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阿伦・A・肯尼迪出版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是企业文化理论诞生的标志性制作｡韩文辉与吴威威(2000)对国外企业文化理论主要流派进行了归纳,列举了几个主要流派:一是霍夫斯坦特的文化四指标说｡该学说提出了对企业管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差异的四个指标,即“权力差距”可接受程度的高与低､“防止不肯定性”的迫切程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及男性化与女性化｡他得出的结论是:管理不是处理具体的东西,而是处理对人有意义的“信号”｡这种信号是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文化渗透于管理和组织的全过程｡二是特雷斯・E・迪尔和阿伦・A・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五因素”､“四类型”说｡认为企业文化是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习俗､文化网络五个因素所组成｡迪尔和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五因素”说,揭示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历程｡三是威廉・大内的Z理论｡威廉・大内指出,为了建立“Z型组织”,必须倡导一种“Z型文化”｡其深刻揭示了经济与社会､管理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从案例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角度,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从而为企业文化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理查德・帕斯卡尔和安东尼・阿索斯的“7S”管理框架,即战略､结构､制度､人员､技能､作风､最高目标,将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提高到一种艺术的高度来认识,并以此来深刻反思美国企业管理中的失误｡企业文化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丛林理论等的不足,强调了“软”､“硬”结合的最佳管理方式,把管理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企业文化及主要功能
实际上,企业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美国斯蒂芬罗宾斯教授在他的《组织行为学》中这样描述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它使组织独具特色,区别于其他组织｡”一般来说,企业文化是在一个企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持久性､延续性的群体认知系统､思维系统和行为系统的统一体,它渗透于生产经营的各方面,是企业独特的内涵､素质和风格,能够引导企业员工以牢固的心灵契约和一贯自觉的行为方式,朝着组织的目标前进｡由于企业文化根植于特定的群体,需经长期地培育,所以具有独特性､难交易性和难模仿性的特征,使其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魏钢焰,2006)｡同时,它与组织内的规章制度与组织机构等正式制度安排相对应,构成组织的非正式制度｡
具体来说,企业文化包括三个基本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即表层｡包括企业外部形象､技术设备､工作环境等,它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二是管理文化层面,即中层｡包括企业的经营思维,职工的行为准则,业务竞争的公关艺术以及各种意识和观念,它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协调制约伦理文化｡三是伦理文化层面,即深层｡一般包括从业人员在品行､素质､仪表以及敬业精神和人际关系五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综合修养和价值取向,是企业文化最深层次的内涵｡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基本功能进行了有益地探讨｡我国著名企业文化专家贾春峰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纽带功能和辐射功能;中国企业研究会副理事长王成荣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协调功能､维系功能､教化功能､优化功能和增誉功能;管理专家周三多认为,企业文化具有自我内聚功能､自我改造功能､自我调控功能､自我完善功能和自我延续功能;张德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创新功能和辐射功能;常智山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辐射功能､约束功能､控制功能和调适功能｡可见,企业文化比较公认的功能为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和约束功能｡
一是导向功能｡具体表现在,引导员工价值观方向和诱导企业行为方向｡正如彼得斯和沃特曼所说,在优秀公司里,因为有鲜明的指导性价值观念,基层的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弥补人的有限理性的不足,将广大员工的行为引导到共同的企业发展目标和方向上来｡
二是激励功能｡首先,从“目标理论”看,目标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激励因素,缺乏目标激励的行为将是低效率的｡其次,从需求层次理论看,企业文化遵循以人为本的民主管理方式,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满足了企业员工的高层次需求,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应｡
三是凝聚功能｡凝聚力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其发生的机理可以从行为科学的“态度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强化理论”和“认知理论”来解释｡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企业员工产生的思想凝聚､情感凝聚和组织凝聚等三个方面｡
四是约束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规定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认为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通过将企业共同价值观､道德观向员工个人价值观､道德观的内化,使员工在观念上确立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的行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
二､花旗银行和招商银行企业文化的比较
(一)花旗银行的企业文化
成立于1812年的美国花旗银行,历经两个世纪的潜心开拓,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声誉最响的全能金融集团｡花旗之所以会取得长盛不衰的奇迹,除了始终奉行开拓创新的发展战略外,最关键的还是和它卓越的企业文化所产生的“文化生产力”分不开｡花旗的经验很值得我国金融业学习借鉴｡
――发展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根基｡花旗银行以成为“最受尊重的全球性的金融服务集团”作为企业发展的愿景和理念,并承诺与社会共同分享成长与收益,对客户､合作伙伴及每一个人负责｡同时,在其价值观的阐述中,提出诚信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要求企业领导人有义务做诚信的楷模｡
――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花旗银行自它创业初始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战略,认为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要素,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从花旗银行全球范围看,它的人力资源政策可以概括为:一是聘用､培养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让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让员工在花旗有“成就感”､“家园感”｡二是尽可能聘用当地人员｡聘用当地人员既给银行节约了派出人员的高成本,同时更宜于文化的融和,促进工作的开展｡如花旗银行在亚洲的1.5万名员工中有97%是在当地聘用的人员｡三是在培训上下功夫,着力提高“存量”人才的质和量｡花旗银行每年平均每人培训达5天以上,培训的费用支出更是相当高｡
――风险管理是企业文化的基础｡花旗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将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作为银行安全经营的基础｡它的风险管理十分严密,所有的业务都置于严格的风险控制之下,运作程序规范､部门责任明确､制衡机制科学｡花旗银行风险控制采用内部评级法(IRB),强调风险计量的准确性和标准化,并以此作为风险决策的参照依据｡花旗银行已进入模型化阶段(IRB分为经验判断､分析模板､打分卡和模型化4个阶段),掌握了比较娴熟的IRB技术,其风险管理技术比较先进｡
――寻求创新是企业文化的升华｡在花旗银行,大至发展战略､小到服务形式都在不断进行创新｡一是业务领域的创新｡以海外市场为侧重的业务领域创新是花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花旗银行海外机构的资产与员工分别占到该行的56.1%和45.6%,海外机构所产生的利润达50%以上｡二是技术与产品创新｡在产品创新､技术更新与发展上,花旗银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巨额的资金,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客户至上是企业文化的灵魂｡花旗银行企业文化中的最优之处就是把提高服务质量和以客户为中心作为银行的长期策略,把与顾客的长期稳定关系作为主要营销目标｡同时,把客户的需求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调结构的变化要与文化的变化相一致｡花旗银行还认识到,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键是要有吸引客户的品牌｡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里德坚持把消费品营销的原则应用于银行营销,试图在全世界建立高效､方便与高质量的品牌｡为此,花旗银行对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把传统的以地区和产品为中心的组织结构改组到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结构｡
(二)招商银行的企业文化-“因您而变,百年招银”
招商银行成立于1987年4月8日,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过20年的稳健快速发展,招商银行各项经营指标始终居国内银行业前列｡招商银行秉承“因您而变”的经营理念,坚持“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将西方银行金融企业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稳健的市场导向性的金融企业文化,并体现出“专家治行”和“科技领先型”的理念｡
――服务､创新､稳健--招银文化核心价值观｡招商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尊重和关爱客户｡全员树立“大服务”和“客户本位”的思想,并做到三个转变:一是员工角色定位“代表招商银行”向“代表顾客”转变;二是标准化服务向个性化､细微化､亲情化服务的转变;三是从重视接待重要顾客转向接待好每一位客户｡最终达到让客户满意､让客户惊喜､让客户感动的三个境界｡招商银行的金融创新有自己的特点,突出业务特色､注重市场细分､形成特色品牌､发挥科技优势,并将金融电子化作为招商银行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招商银行重视风险管理,视资产质量为银行的生命,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审慎投资;规范经营,合规运作,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卓越的银行家精神｡招商银行以“专家治行”为领导特色,高层领导均具有长期从事金融或企业经营管理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行长马蔚华就是一名经济学博士,在招商银行发展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口号,从“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质量是发展的第一主题”到“力创股市蓝筹,打造百年招银”,推动了企业内部管理从追求速度到稳健管理的转变｡
――审慎的风险管理文化｡招商银行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坚持稳健经营,在全行提出并推行“质量是发展的第一主题”的经营理念,大力营造以风险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文化,在通过制度把风险量化到每一个人的同时,也把风险的概念固化到员工的头脑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稽核内控体系,同时成功地在全行推行了储蓄､会计业务质量认证,获得了英国BSI太平洋有限公司和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颁发的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书｡招商银行从理念到制度到措施注重防范风险,近年来新增贷款的不良率控制在1%左右｡
――以人为本,实现个人与企业价值的统一｡招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才能,以“尊重､关爱､分享”为其人本理念的核心,使每个员工都有充分释放才能的机会,因而提高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同时,招商银行在制度建设方面是严字当头的,其“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约束,使职工感觉到处于一种健康成长的环境中,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实现了个人价值体现向企业整体价值回归｡
(三)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花旗银行和招商银行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中美企业都非常重视客户､创新､团队协作｡曲庆(2007)的研究显示,使用这些关键词的中国企业的比例分别是72%､65%和47%,而美国企业的比例分别是72%､44%和44%｡二是美国企业既重视组织也重视个人,中国企业则明显更重视组织;美国企业的人文主义导向强于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的绩效导向强于美国企业,即强调质量､增长､价值､责任等｡
借鉴中美两家比较优秀的金融企业文化,我们认为,我国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在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同时,应突出人本原则､严格规避风险原则､鼓励创新理念和市场竞争理念｡
三､基于道德风险视角的金融企业文化要涵盖信用文化､风险控制文化､人本文化和自律文化
金融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一方面具有一般企业文化的共性,同时应体现出明显的行业特征,即以信用文化为核心,同时包括风险控制文化､人本文化､自律文化｡
(一)信用文化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金融是现代国民经济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企业文化就是一种诚信文化｡金融企业诚信文化可以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来考察｡从企业内部来看,诚信文化是形成强大凝聚力和辐射力的根本途径｡诚信的管理,能够激励员工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有效地实现企业共同价值观､道德观向个人价值观､道德观的内化,使员工在观念上确立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从而达到目标一致化､思想认同化和动作协同化;从企业外部来看,金融诚信文化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是商品社会的社会契约之一,更是企业的信誉资本｡诚信具有可预期性,是行为者双方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实际上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多次重复博弈的均衡点｡
(二)风险控制文化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面临的风险如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内控风险､操作风险等｡这些风险往往交织在一起,复杂多变｡风险控制文化包括金融企业员工的风险观､风险内部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职业道德等｡这些内容决定了金融企业在内部控制管理上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道德水准,对金融企业内部控制有着重要的影响｡风险控制文化包括:一是要有现代化的风险内控管理方法,要树立风险内控意识｡二是树立合规经营文化｡由于金融行业具有外部性,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章经营,赢得监管部门的信赖,树立诚信经营的社会形象｡三是强化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员工行为操守规范是风险管理的最重要内容｡要重视员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重视员工权力观､政绩观､地位关的引导｡
(三)人本文化
人是金融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是金融企业最大的财富和资本｡企业的人本文化,就是要将管理对象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把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作为基本出发点,即在尊重人的价值,爱护人的成长,关心人的生活,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规范员工行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凝聚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人本文化也体现在尊重客户､尊重合作伙伴､注重社会效益等｡
(四)自律文化
自律是人们按照基本行为规范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纠正的一种行为｡对于个体及行业性的群体而言,其伦理道德水准的状况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外部的监督与管理机制,但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自身能否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对每一位金融从业人员固有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诱发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尤其近年来,金融机构内部出现的､以贷谋私､监守自盗､内部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表明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提倡自律文化,呼唤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回归,已是迫在眉睫｡同时,自律文化的倡导,也会推进具有人合精神的团队意识的建立､严谨的工作作风的培养以及风险控制机制的健全｡
四､推进我国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讲究立体性和全方位｡具体来说,一是要有深入内心的精神､理念､价值观;二是必须制定一些制度､规章､规范加以约束和监督;三是通过经营管理把理念､文化､制度落实到各个环节和全体员工的行为之中｡简言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应“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
(一)明确目标理念,端正经营思想,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
金融企业的理念包括核心理念和经营管理理念两个部分｡核心理念包括企业的愿景､使命､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等｡一般来说,形成价值观有几个要点:以人为本,强调诚信;与企业发展目标一致并为确定经营思想､实现经营目的服务;要考虑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经营管理理念包括为实现以上核心理念所应该具备的人才､领导､制度､沟通､学习､创新､服务等基本理念｡
(二)加强金融机构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底线,同时也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企业的价值取向｡员工在遵守制度的过程中,逐渐同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金融企业的制度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应该包括用人制度､激励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员工行为规范等的建立与健全｡
(三)以人为本,营造金融创新的氛围
重视人力资源规划与开发工作,创新竞争价值,形成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潜能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创新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建立以劳动合同制为基础､以岗位管理为依托､灵活高效的劳动用工机制和绩效挂钩､权责相称的薪酬制度｡建设学习型组织,以学习促创新｡
(四)加强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及价值观教育
要培养和教育员工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员工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恪守信用､团结协作､文明服务､廉洁奉公的金融职业道德规范｡提高全体员工的自我道德修养,努力做到“慎独､慎始､慎微”｡
(五)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时俱进,重在法制观念教育
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属于企业精神文明的范畴｡一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确定正确的价值取向｡二是要加强法律法规教育,增强法治观念｡通过学习《刑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培养员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从而提高企业领导人依法办行和员工依法经营的水平｡
(六)切实发挥金融企业管理层的引领作用
金融企业管理层是经营战略的制定者,也是金融企业文化的塑造者｡优秀金融家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会影响金融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其模范带头行为对员工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金融企业家要具有优秀品德,牢记自己的责任,要对金融企业的现实负责,对金融企业的未来负责,同时还要对社会负责,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七)实现金融企业文化战略和企业品牌战略的有机结合
品牌是文化的载体,蕴涵着鲜明的文化个性,是市场认知企业的桥梁,也是检验企业文化优劣的手段｡企业品牌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至高境界｡一方面要面向市场,强化竞争理念､顾客理念､创新理念､诚信理念､社会责任等,增强企业文化的市场公信度和辐射力;另一方面,要突出品牌的核心价值,把企业文化的人本内涵融入品牌的设计､营销､服务和广告,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提升金融企业的品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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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曲庆,《中美优秀企业文化陈述的对比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7.5｡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融资约束；所有权；多元化；资本结构内生性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8-0068-07
一、引言
资本结构的产品/要素市场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公司战略是紧密关联的；资本结构既可能是企业战略的实施手段，也可能是企业战略的具体后果。例如，通过调整资本结构，企业可以达到某些战略意图(Brander and Lewis，1986)。同样，由于实施某些战略，企业的资本结构可能因此而改变(Bromiley，1990)。换句话说，资本结构既可能是企业战略的外生给定变量，也可能是其内生结果。
根据以上推论，国内学者对我国企业的多元化与资本结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洪道麟等(2007)。其研究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提高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经营不会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国有、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关系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它们在进行多元化经营时所遵循的不同财务策略所致。
这一研究无疑为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但必须指出的是，利用西方金融经济学方法，通过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来描述多元化的财务动机，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前提：企业可以自由进入资本市场，选择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等再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即资本结构的变动能够较为客观、充分地反映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和融资意愿(偏好)。而我国资本市场显然与这一前提存在着巨大差异，企业的再融资受到较为苛刻的约束。在此条件下，我国上市公司可能不得不把银行贷款作为主要的融资来源。由于预算软约束等问题的存在，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从而开展多元化经营。因此，在股权再融资约束和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战略导致资本结构提高，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结果。相反，由于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困难，非国有控股企业只能更多地利用内部资金开展多元化，其多元化战略也就不容易引起资本结构的上升。从这个角度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是企业受股权再融资约束时的被动选择所致，并没有客观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财务)动机，它可能并不完全(或者主要)是多元化共同保险功能的体现，而是权益再融资受限的结果。因此，只有排除股权再融资约束的干扰，探求(或证明)所有权性质、多元化和资本结构内生性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才会更有说服力。基于此，本文以1999-2003年间获得再融资资格(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再次检验所有权性质、多元化和资本结构内生性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一)资本结构与公司战略
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开创性地工作之后，资本结构问题一直是经济、金融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发展了多种资本结构理论，如权衡理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控制权理论、产品/要素市场理论等(Harris and Raviv，1991)。
相对于前几种理论，产品/要素市场理论出现得较晚。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理论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产品要素市场理论的研究表明，资本结构是企业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以及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合理选择，它与公司战略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在资本结构对企业产品市场战略的影响方面，债务融资具有战略承诺效应――通过提高资产负债率，企业可以向竞争对手表明自己将会采取更激进的产出策略的决心(Brander and Lewis，1986)。Maksimovic(1986，1988)等也认为，债务发行和负债比例的上升可以使得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更为强硬，更具进攻性，从而增强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遵循Brander和Lewis(1986)的思路，Chatterjee和Wernerfelt(1991)等对产品/要素市场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企业战略对资本结构具有重要影响。Kochhar和Hitt(1998)、Barton和Gordon(1988)等也从实证角度证明了这一观点。
企业战略与资本结构的互动关系也存在于我国的资本市场中。朱武祥等(2002)认为，公司预期未来竞争程度越激烈，当前选择的债务规模就越低，从而产生财务保守行为。刘志彪等(2003)以1997-2001年间深、沪两地的上市公司为对象，发现公司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虞慧晖和贾婕(2005)研究了企业债务水平对产品市场决策的影响，认为企业债务水平差异对产品市场决策的确存在影响，债务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市场策略。
(二)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
从理论上说，多元化作为一种常用的企业战略，它与企业的资本结构相互伴生。一方面，资本结构会促使企业作出多元化战略选择。Campa和Kedia(2002)、Villalonga(2004)证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等一系列特征会促使企业实行多元化战略。和Bohl(2006)以1998-2003年间英国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实证发现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多元化倾向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多元化倾向增加；但当资产负债率超过了一定程度之后，多元化倾向会下降。另一方面，多元化战略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多元化的相关理论认为，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好处之一就是利用经营单元之间的共同保险(Coinsuranee)，来获取负债能力的提高(Lewellen，1971)；或者是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来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给企业外部融资带来的负面影响(Weston，1970)，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其次，Jensen(1986)等认为，多元化是由问题引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多元化企业的管理层可能更不愿意引入债务人监督。再次，根据Montgomery和Wernerfelt(1988)、Chatterjee和Wernerfelt(1991)的研究，多元化模式(相关/非相关多元化)与企业所控制的资源特征密切相关；而这些资源特征又会影响到企业对融资方式(债务/权益融资)的选择(Williamson，1988；Kochhar，1997)。最后，Hadlock、Ryngaert和Thomas(2001)
的研究表明，多元化可以减轻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其再融资折价程度较专业化企业更低。由此可见，多元化战略(及其模式)或者直接导致企业资本结构发生变化，或者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方式，如增大股权融资比例等，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
我国学者对多元化问题已作了较多的研究，如朱江(1999)、苏冬蔚(2005)等。根据已有研究，共同保险、内部资本市场、问题或者信息不对称因素0等，可能是我国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出发点。因此，如果在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改变，那么资本结构将具有内生性，成为多元化战略的内生变量。根据这一观点，洪道麟等(2007)研究了1999-200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中的企业资本结构内生性问题。
(三)融资约束、多元化与资本结构内生性
借鉴Comment和Jarrell(1995)的方法，洪道麟等(2007)通过多元化前后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和融资来源的对比，对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的财务动机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共同保险理论可以解释国有控股企业资本结构的显著改变；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则没有发现内部资本市场失效的证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该方法隐含的前提是企业可以自由进入资本市场，其融资活动不受限制。因此，在发达资本市场上，通过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来描述企业多元化的财务动机，进而分析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是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的。
然而，我国证券市场与国外存在巨大差异，上市公司再融资面临着多重限定。这些限定首先表现在监管当局对再融资资格的规定上；其次，即使符合中国证监会对再融资的要求，企业还需要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在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和批准之后才能进行增发。而中国证监会对增发申请的审核、批准往往受宏观政策、股市走势以及市场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巨大牵制。
在面临较为苛刻的股权再融资约束条件下，我国上市公司可能不得不把银行贷款作为主要的融资渠道。由于预算软约束等问题的存在(田利辉，2005)，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从而开展多元化经营。因此，在股权再融资约束和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战略导致资本结构提高，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结果。相反，由于获得银行贷款相对较为困难，非国有控股企业只能更多地利用内部资金开展多元化，因此，其多元化战略也就不容易引起资本结构的上升。从这个角度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是企业在受股权再融资约束时的被动选择所致，并没有客观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财务)动机，Comment和Jarrell(1995)分析方法所体现出来的可能并不完全(或者主要)是多元化的共同保险作用，而是权益再融资受限的结果。
因此，只有排除股权再融资约束的干扰，利用不受股权再融资约束的样本来探求(或证实)所有权性质、多元化和资本结构内生性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才会更有说服力。当然，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我们并不知道股权再融资约束的边界(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和资本结构关系的影响)。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获得增发、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股权再融资约束，远远小于没有获得此类资格的公司。因此，如果这类公司在所有权性质、多元化和资本结构内生性之间的关系上与洪道麟等(2007)的结论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可以说明该研究是受到了股权再融资约束的影响，其结论的可靠程度将会降低；反之，则会大大增强其说服力。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
(一)变量说明
参照国内外已有研究(Titman and Wessels，1988；Rajah and Zingales，1995；陆正飞和辛宇，1998；黄桂海和宋敏，2004；王克敏，2003)，本文首先选取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有形资产比例、非债务性税盾、公司所有权性质来考察它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资本结构具有行业特性(陆正飞和辛宇，1998)，因此，本文借鉴了Lang和Stulz(1994)的方法，对资本结构进行行业调整。例如，F企业在B、C两个行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两个经营单元业务收入占F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各为50％，F企业的资产负债率(D/A)为0.55。假设B、C行业内专业化公司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分别为0.4和0.6，那么F企业经行业调整后的资产负债率[I(D/A)]为0.5(=0.4×0.5+0.6×0.5)。D/A与I(D/A)的差值(D/A(adj))为0.省略info.省略)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其余资料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色诺芬数据库(省略)。
四、实证结果
(一)资本结构的一般性决定要素
为了便于对比，参照洪道麟等(2007)研究，本文首先采用面板数据下的固定效应回归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一般性决定要素。模型如下：
D/A(adj)it=α+βXit+ei+εit
(1)
其中，D/A(adj)it为剔除行业因素后的资本结构；X为由公司规模、增长机会、盈利能力、有形资产比例和非
债务性税盾等变量构成的矩阵；et代表时间效应；εit为误差项。回归结果见表5回归1，其结论与国内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即资本结构与资产规模、有形资产比例正相关，与增长机会、盈利能力、非债务性税盾负相关。除了增长机会外，其余各变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
(二)所有权性质、多元化和资本结构内生性
表4是按照所有权性质区分后的样本企业资本结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统计上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因此，有必要就所有权性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代表所有权性质的哑变量Cont，回归结果如表5回归2所示。回归2中代表所有权性质的哑变量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结构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所有权性质确实会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高低。所有权结构对公司资本结构的这种影响，可以用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来解释：首先，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尽管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国有股东行使各种权利，但是所有者缺位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控股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缺少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在这类企业里，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经理层不愿引入来自债权人的监控。相对来说，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包括民营控股、外资控股企业等)在两权分离方面做得更为彻底。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大股东更有可能利用债务作为公司治理机制来减少经理层的问题，降低由于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其次，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部分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扩张欲望，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而业务和规模的扩张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我国股权再融资渠道的缺乏，加上监管层对股权再融资资格的严格限定，这些企业只能依赖于债务融资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这也可能是非国有控股企业负债程度较高的一个原因。
表4还显示，从总体上看，多元化企业与专业化企业在资本结构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区分所有权性质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有控股多元化企业的资本结构显著地高于专业化企业，而非国有控股多元化企业的资本结构显著地低于专业化企业。为此，我们在模型(1)中分别加入了多元化[D(div)]、所有权性质(cont)及其交叉关系[D(div)×Cont]等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回归3和回归4。
表5回归3和回归4显示了对多元化、所有权性质进行区分的意义。在不区分所有权性质的时候，多元化变量D(div)是不显著的。但是，当加入交叉变量D(div)×Cont后，D(div)、Cont和D(div)×Cont都变得显著了。这表明，所有权性质、多元化战略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结构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实施多元化战略后，会从整体上提高企业资本结构；非国有企业在实施多元化后，其资本结构会大大降低。
结合洪道麟等(2007)对1999-200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行为的分析，本文的上述分析再次表明，资本结构与多元化战略的关系会因为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资本结构是多元化战略的内生变量。与之稍有不同的是，本文显示，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其资本结构因为实行多元化战略而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原因造成的。由于本文非国有控股专业化企业仅有40家企业的72个年度样本，由此得出的结论的稳健性还有待于后续检验。当然，不管怎样，本文认为，多元化战略不会造成非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显著上升。
参照国内已有研究，我们对企业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等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如用企业年度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资本支出/总资产、Roa分别替代模型中的对应指标，结论与表5保持一致。限于篇幅，这里没有报告。
五、多元化的财务动机与资本结构内生性
根据Comment和Jarrell(1995)的研究，如果内部资本市场有效，企业就会尽可能地利用内部的自由现金流作为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它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会降低；反之，如果内部资本市场失效，那么企业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资本市场。因此，考察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程度的变化，可以辨析多元化战略的财务意图或财务效应。如果多元化与来自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入/流出负相关，表明多元化企业同外部资本市场的金融交易减少，那么内部资本市场可能较为有效；反之，如果多元化与来自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入/流出正相关，那么内部资本市场可能就是相对无效的，自然它也不可能成为企业多元化的主要财务动机。此时，资产负债率的提高来自于外部融资中债务融资比例的上升，而这正是共同保险的体现。以此为基础，我们也许能够解释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在资本结构内生性方面的差异。为此，本文借鉴Comment和Jarrell(1995)的研究，从现金流量表中选取与融资活动相关的财务数据构建如下指标：
(1)资金流入比例(IR)=资金流入量/总资本，即本年度融资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入量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其中，资金流入量=吸收权益性投资所得+发行债券所得现金+借款所得现金+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总资本=考虑非流通因素的权益总市值+债务账面价值。
(2)资金流出比例(OR)=资金流出量/总资本，即本年度融资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出量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其中，资金流出量=分配股利或利润所付现金+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所支付的现金+偿还债务所付现金+偿付利息所付现金+融资租赁所付现金。
由于前文所述非国有控股企业样本方面的原因，出于稳健性考虑，本部分只针对国有控股企业进行具体分析。表6是国有控股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程度的描述性统计。无论是中位数检验还是均值检验都表明，多元化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要显著大于专业化企业。因此，对于国有控股样本，表6表明，其内部资本市场并不能提供公司多元化经营所需的全部资金，企业需要通过大量外部融资来满足其多元化经营的资金需求。
接着把资金流入/流出比例进行如下分拆：
EIR=权益融资筹集到的资金流入/资金流入量
EOR=与权益融资有关的资金流出量/资金流出量
对应地，DIR=I-EIR，DOR=I-EOR，它们分别表示通过债务融资产生的现金流入/流出量占本年度企业融资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入/流出量的比重。同时，我们还引入短期债务占债务资本比例(SR)指标，以体现企业对于流动负债的依赖程度；它等于下一年度到期的债务总量/债务资本总量，表示下一年度企业需要同债权人重新谈判、借入资金以维持现有债务结构不变的数量。描述性统计见表7。
表7体现了多元化企业与专业化企业在融资来源上的差异，与表6相呼应，它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有控股企业资本结构变动的原因。对于多元化企业，尽管它们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专业化企业，但是权益融资所占比例反而下降了，企业的资金来源更加依赖于债务融资。对SR的分析则可以进一步说明国有控股企业资本结构变动的原因。相对于专业化企业，多元化企业对债务融资依赖程度的上升主要是通过增加短期债务实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有控股企业在多元化之后资本结构大幅提升的原因。
六、结论
利用1999-2003年的再融资数据，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了多元化战略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和有形资产比例正相关，与成长性、盈利能力、非债务性税盾负相关。其中，企业规模、盈利能力、非债务性税盾和有形资产比例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是资本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本文还再次验证了所有权性质对资本结构的重要影响，即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结构要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
在区分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本文考察了多元化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会显著提高其资产负债率，因此资本结构是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内生变量。对其融资来源的分析表明，国有控股企业资本结构随多元化上升的原因，在于内部资本市场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而它们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主要体现在负债规模的增加上，这是与共同保险理论一致的。因此，利用共同保险理论可以解释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导致资本结构上升的现象，这也可能是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多元化的真实原因之一。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7)
本节对融资约束和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1.1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平滑作用柔性是Hart等在研究企业受经营周期影响时提出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环境向复杂化、动态化趋势发展，柔性生产、柔性管理等问题才开始被重视，直到20世纪末财务柔性作为集成柔性中的子系统才开始被研究。从葛家澎和占美松、DeAngelo、Byoun等对财务柔性的定义可以看出，财务柔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Singh和Hodder通过对跨国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务柔性能够增加公司价值［。Chang、Jackson和Grover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现，在动态环境中承担风险的诸多企业中，只有具备财务柔性的部分企业具有更高的经营业绩。Dreyer和Grnhaug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财务柔性水平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业绩水平。Arslan、Florackis和Ozkan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发现在危机前保持高负债融资柔性和高现金柔性的企业在危机期间创造了更好的经营业绩。企业价值既包括业绩，也包括风险。财务柔性的特殊作用是预防或利用不确定性因素，而不确定性恰恰是风险的来源，因此财务柔性具有预防或降低风险的功能。Antonio等认为企业财务风险的规避策略与柔性程度直接相关；Bates、Kahle和Stulz发现，随着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企业保持高水平的负债融资柔性和现金柔性能降低其信用风险、避免发生违约事件。中国学者对财务柔性研究较少，主要对财务柔性的作用及构建财务柔性的理念进行了探讨。例如：邓明然对企业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财务柔性可降低不确定性、规避财务风险、提高经济绩效；赵湘莲和韩玉启在分析应对财务管理活动中的风险因素时，指出财务柔性不仅能降低风险因素，而且能利用发展机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财务柔性水平的监控措施；王楷华从人本思想的角度提出了财务柔性管理的构建。中国学者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财务柔性进行了探讨，鲜有文献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综合国内外学者对财务柔性作用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可知：财务柔性为企业创造价值，不仅表现为对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而且表现为在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使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水平和债务融资能力，并能降低企业的信用风险、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在金融危机期间，财务柔性凭借其降低风险、提升业绩的作用而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危机过后，金融环境整体比较平稳，资本市场波动趋于平缓。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企业仍面临经营环境复杂化、动态化的发展趋势，财务柔性在预防不确定性事件、缓冲信用风险方面仍起重要作用。
1.2融资约束对财务柔性缓冲作用的影响在资本市场完美的假设下，Keynes认为企业无须持有现金资产，因此企业对现金柔性不产生要求。现实中，Greenwald、Stiglitz和Weiss以及My－ers和Majluf却认为，信息不对称和问题的存在导致外部融资成本过高，由于企业自有资金有限，因此当企业没有足够多的财务资源来应付不确定性因素时就会产生融资约束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严重。虽然中国政府开展了金融市场改革———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建设以及国有银行商业化管理等，但是由于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层层严格审批，而银行偏好向国有企业贷款，因此中国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Almeida、CamPello和Weisbach以及Denis和Sibilkov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企业进行流动性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融资约束，而且融资约束越强则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越高，企业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也越高。对于融资约束程度更强的企业而言，现金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更大，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也更为显著。顾乃康和孙进军就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所持现金的边际效用随着其融资约束程度的提升而增大。对比中外学者关于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不难发现：在融资约束情境下，现金持有的价值随着融资约束的加剧而增大。而Acharya、Almeida和Campello从投机需求的角度以及García－Teruel、Martínez－Solano和Sánchez－Ballesta等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均表明，融资约束会增加企业的流动性需求。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公司内部的现金、等价物以及保有的负债融资额度，即现金柔性和债务融资柔性。融资约束越严重，企业对财务柔性水平的要求就越高，企业保有财务柔性的价值就越大。Hubbard最早提出“流动性缓冲”，即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出于预防性动机会保留较多的流动性资产。Almeida、CamPello和Weisbach进一步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留存较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非融资约束的企业不存在这一现象。可见，受融资约束的企业面对信用风险的增大会有越来越高的财务柔性需求。本文基于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预防作用，提出了“财务柔性缓冲”。“财务柔性缓冲”的基本原理如下：在财务融资约束情境下，企业为了预防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而保有一定的现金并维持一定的负债融资柔性水平，以继续维持企业现有投资和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预防债权人提前解约或“惜贷”，从而降低企业信用风险；当发生可利用的投资机会时，企业根据优序融资原则，可以优先使用内部资金并凭借保有的负债融资水平，进一步扩大投资以最大化企业价值。
2实证设计
2.1研究假设综合上述讨论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财务柔性水平与企业信用风险显著负相关。假设2：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缓冲作用随着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程度的提升而增强。
2.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剔除如下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的ST公司；2009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关键指标值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2364家上市公司的7986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所用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使用Stata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3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2.3.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信用风险（EDF）。国外企业信用风险计量模型有多种，万晏伶和杨俊的研究表明KMV模型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本文结合中国上市公司信用统计资料不健全的实情，借鉴穆迪公司开发的KMV模型来衡量上市公司样本的信用风险。该模型假设企业价值服从布朗运动。其中：E为企业的股权价值；VA为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DP为负债的账面价值；T为债务的到期时间；σE为企业股权价值波动率；σV为企业资产价值波动率。运用MATLAB编程逐一迭代可计算出各企业信用风险EDF值。
2.3.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财务柔性。根据DeAngelo等、曾爱民和魏志华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现金柔性（Xjrx）和负债融资柔性（Fzrx）来衡量公司的财务柔性水平。现金柔性为企业持有现金比率，负债融资柔性＝max（0，行业平均负债比率－企业负债比率）。
2.3.3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为融资约束。本文借鉴Hadlock和Pierce的Size－Age指数（简称为SA指数）法来衡量融资约束。SA指数＝－0．737×Size＋0．043×Size2－0．04×Age。其中：Size为企业规模；Age为企业年龄。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根据连玉君、彭方平和苏治的研究［27］，本文用企业规模（Size）、是否支付股利（Guli）和产权性质（Nature）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规模越小，则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不支付股利，则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大；企业是民营企业，则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大。此外，本文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盈利能力（总资产净利率———ROA）、成长性（总资产增长率———Totassgrrt）、固定资产规模（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ixassrt）和公司治理（董事会规模———Board和独立董事比例———Dudong）。同时，设置哑变量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影响。
2.3.4计量模型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设定如下模型：式（2）中：SA×Xjrx、SA×Fzrx为用SA指数衡量的融资约束程度与财务柔性的交叉项。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将模型（2）中用SA指数衡量的融资约束程度替代为企业规模（Size）、是否支付股利（Guli）以及产权性质（Nature）。其中：Size×Xjrx、Size×Fzrx为用企业规模表示的融资约束程度与财务柔性的交叉项；Guli×Xjrx、Guli×Fzrx为用“是否支付股利”表示的融资约束程度与财务柔性的交叉项；Nature×Xjrx、Nature×Fzrx为用产权性质表示的融资约束程度与财务柔性的交叉项。如果融资约束程度与财务柔性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值且其绝对值越大，表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强，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缓冲作用越大。
3实证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差异性检验结果。从全体样本看：企业信用风险均值为0．25、标准差为0．07，说明样本企业间的信用风险水平差异较大；负债融资柔性均值为0．08、最低值为0，现金柔性均值为0．21、最高值为1，表明样本企业间的财务柔性差异较大。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融资约束程度强的企业的信用风险均值相对较高且差异显著———这可能与企业的财务柔性水平不一致有关；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的负债融资柔性水平和现金柔性水平相对较高且差异显著。
3.2相关性分析表2列示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由表2可知：企业信用风险与负债融资柔性、现金柔性显著负相关，表明提高财务柔性水平可以显著减小企业信用风险。同时，不论是Pearson相关系数还是Spearman相关系数，企业信用风险与负债融资柔性、现金柔性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
3.3回归分析
3.3.1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缓冲作用表3列示了模型（1）的估计结果，分别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负债融资柔性、现金柔性与企业信用风险的回归系数基本一致。表3中，两种模型中负债融资柔性和现金柔性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财务柔性的变动方向与企业信用风险的变动方向相反。财务柔性与企业信用风险的波动方向相反能否说明财务柔性对信用风险起到缓冲作用呢？本文进一步控制影响信用风险的其他因素，如盈利能力、成长性、固定资产状况、公司治理、行业和年度。加入控制变量后，财务柔性与企业信用风险的显著负相关并未改变。可见，财务柔性水平的提高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减小起到了明显作用，即假设1得证。
3.3.2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借鉴Hadlock和Pierce用SA指数衡量融资约束的做法，SA指数值越大说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强。以SA指数均值为标准，融资约束程度小于该均值的企业为融资约束程度强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大于该均值的企业为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用虚拟变量表示融资约束程度：融资约束程度强，该虚拟变量取值为1；融资约束程度弱，该虚拟变量取值为0。SA×Fzrx为融资约束程度与负债融资柔性的交叉项；SA×Xjrx为融资约束程度与现金柔性的交叉项。表4列示了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分别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由表4可知：利用两种模型所得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从而加强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检验结果显示：负债融资柔性、现金柔性与公司的信用风险显著负相关———这与前面的假设1一致；融资约束程度与负债融资柔性、现金柔性的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强，财务柔性对信用风险的缓冲作用越大，故假设2成立。
3.3.3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结论的有效性，本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分别使用企业规模、是否支付股利和产权性质来衡量融资约束程度。其中，企业规模小于均值的企业为融资约束程度强的企业，企业规模大于均值的企业为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未支付股利的企业为融资约束程度强的企业，支付股利的企业为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强，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弱。融资约束程度强，变量值为1；融资约束程度弱，变量值为0。很显然，财务柔性与企业信用风险显著负相关的结论未改变，表明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缓冲作用。用不同变量衡量的融资约束程度与财务柔性的交叉项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越强，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缓冲作用越大；当企业没有融资约束时，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缓冲作用不明显。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