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产业发展分析1

随着5G技术的兴起，融媒体时代的传统媒介已经滞后于人们日新月异的信息需求，因此网络直播的出现丰富了人们对于媒介选择的渠道，直播也逐渐发展成为媒体行业的关键力量。“电影+直播”的形式也在产业发展浪潮中不断更新迭代，有效探索崭新的电影营销模式，催生出电影的更多可能性，其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电影+直播”的发展阶段

1.直播拍摄：公开化电影模式引争议2016年电影《分裂》首次尝试全方位公开化的“直播+拍摄”模式，从开机之日起每天持续8个小时的片场直播，打破了当时国内手机直播的时间长度，在为期6天的直播观看中人数高达500多万。但是作为悬疑题材的电影，这样的直播拍摄方式引起了业内争议，片中女主角周菲在拍摄过程中拿着手机拍摄第一视角内容，这或许会提前曝光演员的设定、造型以及剧情内容，甚至减少最后电影的成品对于受众的吸引程度。更重要的是，在《分裂》的直播营销模式中，电影本身沦为直播的附属品，观看直播的用户们怀着一种猎奇的心理进入相关平台，大多不是为了电影的本身而去观看直播的。然而这部影片以直播的宣发方式充满了创意，利用互联网新模式与影视内容整合，完成了直播营销中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2.直播售票：电商时代电影营销的必然产物互联网时代的电商经济蓬勃发展，直播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购物方式之一，从“直播带货”到“直播+”的营销方式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态势。中研普华研究院报告显示，到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2012亿元，电影的营销也逐渐挤入直播的浪潮。2019年电影《受益人》将触角伸向了电商直播平台，导演申奥，主演大鹏、柳岩联手当红主播，探索全新的电影营销模式“直播售票”，被誉为电影营销宣发的“破圈之作”。在直播间，观众通过0.1元的商品链接购买电影优惠，然后根据券码信息在相关平台兑换电影票；剧组人员则是在直播间里和观众分享电影拍摄过程中的一些幕后故事及心路历程，此场直播的观看人数高达800万，共秒空了11.6万张票，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之后直播平台、片方、票务平台三方开启深入合作，尝试将“直播卖票”作为电影宣发的常规模式。同年12月，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的主演桂纶镁、胡歌来到顶流主播李佳琦的直播间进行电影宣传，短短6分钟内售空25.5万张电影票，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其他电影也纷纷效仿直播售票的宣发方式，如《吹哨人》《天火》《只有芸知道》《误杀》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38亿，同比增长7539万，占网民整体的63.1%。直播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能够为电影的下沉营销市场提供重要的用户接口，挖掘更多的潜在观众并催生出电影的更多可能性。如当红主播在淘宝直播平台拥有9194万粉丝、李佳琦则拥有5943万粉丝，因此“直播+电影”的营销方式能够很大程度借助主播们的粉丝效应为电影的宣发制造关注度和话题。

三方共赢探索电影宣发新思路

“电影+直播”的宣发模式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争议时代开启了电影产业的新业态。那么它是如何从“优胜劣汰”的市场运作中链接电影产业各环节的轨道？“直播+”的形式契合了制片方、院方、发行方的何种诉求？它的出现又将把电影带向何处？首先，对于发行方来说，在直播数据透明化的当下能够对电影的宣发进行直观的评估和即时的调整。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其用户的评论、点赞和反馈成为一种“宣发效果监测”，后台也会显示实时的数据，包括直播的人均观看时长、商品点击次数、购票人数等。因此，电影的发行团队可以根据大数据量化每场直播的宣发情况，从而进一步根据受众画像制定不同的宣发策略和直播环节的内容，以提高信息传递的准确度和灵活性。另一方面，拥有网红主播“加持”的直播营销模式可以发挥对电影产品的长尾效应，充分形成良好的流量导流。有从业者表明，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与平台给电影的资源相挂钩，如果直播的反响非常强烈，那么平台会给该电影更多的资源推送并把它推给更多受众，从而不断为电影带来话题和曝光度。例如CGV影城在抖音直播平台中从2021年的9月28日开始为国庆档电影预热，10月5日—10月9日的直播预告均与影片长津湖相关：长津湖IMAX观影低至xx、恭贺长津湖破xx亿等内容获得了大量受众的关注，于是同账号便了“陈宝国观看《长津湖》后感动哽咽”的短视频内容，获得了4.8万的点赞率。相比于传统的“砸物料式”营销模式，发行方可以通过“电影+直播”的宣发手段充分释放电影的效能，在相关直播平台上延长电影的话题周期与热度，更好地发挥长尾效应。同时，直播的实时数据也能够辅助电影的宣发来获得即时的市场反馈，从而制定并完善后续的宣传策略。其次，“电影+直播”的营销模式能够丰富影院的增收渠道，并有助于相关影城提高用户黏性和留存率。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9月底，中国电影市场共有影院14235家、银幕80743块，银幕数正式突破8万块大关，此时暑期档的票房较上年相比都处于下降的趋势，8月全国影院总票房为20.51亿元，同比下降39.7%，影院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票房增长的速度。那么，对于营收单一且依赖于票房收入的影院面临着一系列经营难题。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影院意识到直播对于行业的助力，促进了片方与院方之间的深度合作。

主播们在各自的直播平台展示电影商品，购买链接被放置在界面最显眼的位置，观众可以在左下方的弹窗中进行自主购票，一键式按钮为消费者提供了畅通全场的服务，在如今信息呈“粉末碎片化”的大环境中，大大缩短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例如CGV影城抓住了与抖音电商合作的契机，共同在直播间推出了电子券包的产品，一方面旨在丰富影院的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对“影院持久盈利”的保障。CGV影院后续也会通过固定的直播内容诸如特惠观影、老客回馈等活动来提升用户留存率，继续加深直播用户与影城之间的绑定。此外，每一次电影直播的后台数据能够及时反映观众是否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以及他们的购买程度，从而使影院的排片更加针对化、合理化。最后，“电影+直播”的模式为电影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一部电影的宣传常常需要进行全国30至40场的路演，不仅耗时耗力，还不能直观反映物料的投放效果。而直播则以一种更接地气的形式，更有利于打破圈层拓宽下层市场、精准触达目标受众群体。灯塔平台总经理袁娟曾经说道：“用直播的形式为电影做线上路演，这将成为未来电影宣发的必选项。”直播数据的透明化能够为制片方清楚复盘每一份物料投入的产出比，从而有针对性地“把钱花在刀刃”上。

互动仪式：虚拟世界的文化狂欢

在当下的融合媒体语境下，“电影+直播”的宣发模式从以低价为吸引点的原始形态进阶成为一种具有情感体验性、意义共享性及典型仪式互动特征的日常文化活动。在电影直播的过程中，主播、观众、传播媒介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虚拟仪式空间，电影主创人员的幕后故事、主播的宣传话术、用户们的实时分享等都在不断地刺激观众“参与仪式”的欲望进而完成电影票的购买。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欧文·戈夫曼仪式观的基础上着眼于微观过程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互动仪式链的核心在于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在一种身体与心灵的交流中达到协调，进而产生群体团结，并使得成员获得相应的身份感。在直播过程中，观众对于共同的主题与主播进行互动和沟通，当他们在评论区的发言得到主播回应时，这种“翻牌”的行为会使观众产生一种满足和认同感，同时基于直播间中评论、连线和送礼物的方式能够与大家进行积极的情感表达与分享体验。从互动仪式链的视域下看“电影+直播”亦是如此，电影的主创人员化身直播参与到这场直播的仪式平台中，与观众分享电影的幕后故事和心路历程，在宣传的同时也在直播间里积累了情感产生“集体共情感”。例如电影《梅艳芳》的监制江志强、演员杨千嬅来到抖音和微博直播间分享电影《梅艳芳》背后的动人故事，整场直播以“忘不了，终相见”为主题，其间杨千嬅为观众带来梅艳芳的出道歌曲《心债》，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互动仪式链模型中包括参与仪式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聚集在同一地点的要素，传统的互动仪式强调主体的亲身参与，而直播最大的特色在于能为用户提供具身化的在场体验。用户进入直播间后，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看到直播间的在线观看人数，在同一时间内和主播及其他用户完成即时性的沟通和交流，形成一种“在场”的状态。例如2021年10月12日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中的4位导演——沈腾、章子怡、徐峥和吴京，4人来到现场直播，同时在直播间内还和众多明星导演以现场连线的方式进行互动。观众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主演沈腾的状态十分放松，边嗑瓜子边与观众互动。此外四位嘉宾还现场连线当红明星朱一龙、电影《唐人街探案》导演陈思诚，整个直播中生动的对话过程、视频对话界面等实时信息，都增强了观众的在场感与“身体共同在场”的构建。

“全民直播”时代的跨界营销

1.电影与明星在直播间中的双向赋能“电影+直播”的营销优势在于借助新媒体时代的最大特征——互动性，提高与电影观众的“黏性”。在直播间里，主播专业性的话术包装、“限时特惠”及频刷的弹幕这一充满紧张感的消费场景设置、表演力十足的产品展示、明星嘉宾的驻场，无一不在促成观者冲动性消费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参与直播的明星们也借助直播营销的热潮展现更为生活化、多元化的形象，为电影的口碑营销蓄力。2021年春节档影片《你好，李焕英》在宣传期间，主演贾玲、张小斐来到主播的直播间，张小斐温柔端庄的一面与贾玲高情商的幽默感圈粉了一大批观众，直播间中的多个片段也登上热搜话题榜。在这个过程中，电影与明星之间达到了双向的赋能，二者之间形成双向的良性循环，把势能转化为动力，为全媒体时代的直播营销树立了新范式。“电影+直播”的营销方式由于实时性强、传播范围广、观众互动性强成为一大优势，在直播间中明星们的互动能够增强与消费者、电影观众之间的黏性，从而更好地为电影引流，创造可观的商业价值。

2.电影与品牌在直播间中的双向赋能电影与品牌在直播间的相遇也同样如此，唯有找到跨界营销的契合之处，才能产生1+1>2的效果。去年5月9日晚，由张爵西导演，狄龙、宣萱、陈沁霖主演的剧情片《我来自纽约》首映礼在移动电影院APP落幕，时值母亲节，奶粉品牌美素佳儿联合移动电影院特设近万人妈妈班专场云观影活动，50万名观众同时在直播间观看并参与互动。该片主打代际隔阂与亲情谅解，其目标观影受众恰与奶粉品牌所覆盖的妈妈群体产生一定重合，这一次直播放映有机联结了品牌文化、观影平台、影片主题、节日营销。整个过程中，品牌、受众和影片三方之间同时赋予了价值传播动力，实现了他们之间的一次完美双向赋能。在“全民直播”的时代里，电影与品牌的营销已经不再是过去单纯意义的广告植入，而是通过直播间的渠道深入挖掘电影与品牌调性相匹配的特点，使电影的内核与品牌的理念高度契合，从而实现深度融合、品效合一。电影能够借助直播跨圈层传播、为口碑营销蓄力；在直播过程中，品牌也能够借助电影内容强化品牌理念与意识，更有效地拓展整合营销的覆盖范围。

作者:孔晓晓 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电影产业发展分析2

格里菲斯曾预言：电影在未来将成为新的世界语言，凡看者都能理解。现如今已然实现。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也在努力寻求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影视作品拍摄与制作方面的合作。中国电影的海外输出计划或者说“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一方面可以打开中国电影的国际销售市场，扩大本土电影成本回收的空间，提高国产影片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介质或载体输出到国外，中国电影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影片的国际知名度，使中国形象刻画进世界人民的内心，进而提高我国在世界文化大舞台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的现状与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电影产业的发展整体向好，海外电影市场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符号。但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影片市场所占的份额却陷入了难以与国内电影市场相匹配的窘境，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

1.电影创作类型趋于单一动作类电影是中国电影走出国门最多的类型。《卧虎藏龙》《英雄》使中国武侠、动作类影片名扬世界，但后来铺天盖地的同类型影片一哄而上闯出国门，过度讨好海外观众，其结果是中国电影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逐渐消失。拿着他国的标准去开发和制作具有所谓“普世性”的非合拍的、纯粹意义上的华语作品，并且急功近利地去取舍、杂糅并不相匹配的文化，如本是众所期待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上映后口碑扑街，惨淡的票房结果说明，此举对扩大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不是一剂良药。

2.扶持政策力度不够对标发达国家对本土电影的各种扶植政策，中国对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管理框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也有待加强，这将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国内“电影专项资金”很多被用来贴补高票房影片和高收益影院，没有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

3.市场定位模糊，发行受众局限中国电影在不同的海外市场所面向的观众群体是不同的，有的是广泛意义上的主流受众，他们少有民族和地域文化差异的倾向性；有的是以海外华裔为主体，他们所期待的影片大都与内地先行上映的电影有着同频共振的关系。但对于很多中国电影而言，其创作时的市场定位就不利于海外推广，盲目地把原本定位于本土市场和受众的电影直接生搬到国外市场并不可行。

“一带一路”下中国电影跨国发展新格局

1.内容多元，丰富中国电影的类型放眼当下，中国电影产业规模化、产业化走向世界电影舞台，其带有的独特文化色彩十分明显，勾勒出丰富多彩的中国电影种类。《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等系列电影，将国家意识形态与对公民生命维护的意义融为一体，表明中国是一个以和平发展为基调的负责任的大国；伴随现代电影工业的发展，2019年《流浪地球》敲开了中国影坛科幻类作品的大门，科幻电影在神州大地上迅速走红；《大圣归来》《哪吒》等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为底蕴的动画片取得不俗的成绩，表明中国电影出现了以现代动画为载体的新的电影类型，中国电影的受众更为广泛。

2.利好政策，海外市场机遇与挑战共存“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在于促进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相互联通，传承弘扬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精神，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作为中西方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彼此经济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两者间精神文化的互通。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除了要深耕本土、传承创新之外，更应该放眼世界，承担文化输出、交流和互赏的责任。国家以多种方式对走出去的优秀电影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中国电影行业应把握好机遇，积极应对进口电影的冲击，直面外来挑战，迅速拓展海外市场，实现真正的“走出去”。

3.文化互动，实现中外合拍的共赢近年，中外联合投资拍摄的电影逐年增加，如中俄的《黑土地的最后一站》，中印的《功夫瑜伽》《大唐玄奘》和《大闹天竺》等，中韩的《花样厨神》《赤道》等以及中泰首次合作的惊悚电影《索命暹罗之按摩师》和中越的爱情喜剧《越来越囧》等，这些都表明中外合拍电影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共同命运》，作为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纪录电影，以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片段展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聚焦他们平凡的喜怒哀乐，解读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赞颂他们为梦想而不懈坚持、艰苦努力的精神。它以整体角度充分展现了“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生活形貌，使世界观众对沿路沿线各国人民有了新的认知和认同。中国影视制作团队从中外合拍的电影中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电影拍摄理念、制作技术和发行经验，这将有利于降低电影传播的“文化折扣”效应，提升不同国家受众对中国电影的理解基础和中国电影在世界市场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外合拍共赢，其目标在国际市场，其实质是实现合作双方国家电影创作水平与制作能力的最大化，进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与收益。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拍电影过程中，无论各国自身电影行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合作均会推动电影行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国经济的提升。中国电影行业应把握契机，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积极主动地同沿路沿线各国进行合作。

中国电影产业海外发行的对策研究

1.发挥政府职能，推行更多利好政策在电影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国家政策性支持与市场性倾斜有益于电影行业的发展。例如法国以国家电影中心（CNC）为主导的政策性资助和以SOFICA为核心的商业性资助构成的电影资助体系，对推动法国影视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可以吸收法国CNC在电影扶持政策方面的经验，一方面强调政策上的指导，由政府部门制定各种利于华语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利好政策，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推动本土电影走向世界，即进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引导，建立政府、行业、社会等多方联合的扶持机制，为中国电影产业走向世界提供资金帮助，即实现市场倾斜。

2.实施精品战略，加强国际交流，扩宽传播渠道电影以内容创作为核心，这关乎电影的卖座和口碑，决定其日后的市场发展。拥有庞大体量的中国电影不仅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展现独特的民族特色，还要多多开展跨国合作，明晰自己的市场定位，审时度势把握国际市场，树立全球营销观念，运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借助数字传播技术，实现多元化、全方位、有针对性的全球传播。如，利用线上媒体平台，通过在YouTube等视频社区预告片、上传演员信息等方式扩大华语影片的知名度。结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电影“走出去”、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金钥匙”。牢牢地把握住这把由沿路沿线各个国家共同打造的钥匙，就能为中国电影的海外推广打开一片新的天地。要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中坚力量，中国电影还要不断提高电影创作质量，具备了出口竞争力，中国电影才能经得住全世界观众的检验。同时，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也离不开国家多方面的支持。

作者:朱晓晗 单位:澳门科技大学

电影产业发展分析3

上海国际电影节发展概述

199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告问世。它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其构成要素、运作机制、动力主体等重要因素。

1.构成要素：“双线”联动，内容板块丰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多样，线上线下联动，官方单元主要包括电影展映、金爵电影论坛、电影市场、活动盛典、电影项目投创、短视频、文化交流这七大板块。电影展映板块分为获奖电影的线上线下展映与经典电影的4K修复计划。受疫情影响，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线下创新展映活动部分采取了露天放映的形式；线上则通过有线电视渠道进行放映。4K修复计划于2011年启动，目的是拯救受损经典电影，推动电影的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金爵电影论坛分为金爵论坛和电影学堂两个部分，主要围绕人才培养和电影创作方向展开探讨，因而已经成为电影人了解产业动态的最佳途径之一。为配合疫情防控，目前上影节推出了“国际影视云市场”板块，主要通过在线平台“云展览”“云洽谈”等促进电影交易与洽谈，强化数字平台服务。对观众来说，盛典部分是最具仪式感的部分，包括金爵盛典颁奖典礼、亚洲新人奖以及“一带一路”电影之夜三项内容。电影项目投创板块的目的在于鼓励青年导演的创作，因此评委会根据项目的原创性及创意为获奖项目提供奖金。短视频单元于2019年设立，主要以短视频为载体，与金爵短片、创投训练营、电影项目创投等共同打造阶梯型新人孵化体系，实现电影人才储备。文化交流则包括“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和“国际直通车”项目，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各国电影节影片资源，向国际电影节输送优秀华语电影，实现经济合作共赢与文化传播。

2.运作机制：效益为主导，市场为依托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运营管理上，坚持效益为主导，市场为依托，致力于推动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与文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同时培育与支持青年成长，建设专业、规范、科学的管理运营模式，打造中国及亚洲影视产业孵化器。在运作模式上，上影节采取Mass-Star、Market-Service与Mechanics-Structure相互依存的方式，立足人文、效益和管理三方面，以产业化为核心、专业化为基础、市场化为动力、国际化为标准，打造文化品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资金支持上，上影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主要通过社会集资获得资金支持，依托上海文广集团进行资源配置。因为过多考虑社会融资，其公益性较弱。在内容板块创新方面，1993年创办之初，以金爵奖国际影片评选、国际影片展映与国际影片交易为三大核心板块；后先后增设了“金爵”国际电影论坛和亚洲新人奖评选。

3.动力主体：政府与社会融资，上海开放包容从内部看，上影节最初的目的是为那些对电影艺术和电影影响力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聚会场所。随着电影行业的繁荣，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他们共同推动着电影节的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由政府主办，组织委员会承办的综合性电影节，主要依托上海文广集团的资源配置推动上影节的运行。从外部动力主体看，国际专业市场要与高度开放的城市相匹配。此外，城市中交通、餐饮、旅游等相关配套服务业以及“上海文化”品牌的塑造共同支撑了上影节的发展。

上海国际电影节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世界A类电影节相比，上影节仍存在较多问题，在国际上受到较多争议，难逃“B级”命运，目前已经进入发展“瓶颈期”。

1.受主办方影响大，参赛影片“含金量”不高“含金量”可以解释为影片质量，电影节评选过程中总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根据国际制片人协会的规定，任何国家的任何电影只有一次参选A类奖项的机会，这使得许多优秀影片在参与戛纳、柏林与威尼斯电影节后不能再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选。上影节最终只能在非一线的电影中择优录取，影片评选压力增加。

2.“守株待兔”选片被动，优秀影片资源不丰富一个电影节成功的前提是有优秀影片的支持。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大奖的影片质量、数量与世界A类电影节上的影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世界、亚洲首映影片比例较低，选片被动。戛纳电影节选片接受种类丰富，品位独特而又多元。其选片的创新和包容性在电影行业中独树一帜，为其树立了独特的电影节品牌。

3.专业选片人才匮乏，配套设施不健全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中具备国际电影节选片人资格的专业人才缺乏，主要是来自各高校、电影界的研究人员和民间影评人。他们难以接触或参与到知名导演的创作过程中，对国际电影创作潮流预判不足，再加上国内电影分级等配套制度不完善，使上影节的发展受限。戛纳电影节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吸引了大量参展商集聚，尽管市场内的展台租金价格昂贵，但仍有不少片商不惜重金前来参展。戛纳电影节主打艺术与商业结合的电影，其选片机制与配套设施的完善是其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4.政府及上级部门对上影节的支持力度不够作为会展经济的一部分，上影节的经济收益对上海城市的经济增长贡献微不足道，因而获取财政资助与补贴存在一定难度。所以上影节每年的经济压力较大。另外，电影节相关业务人员往往在管理电影节主营业务的同时，还要管理电视节的部分业务，管理目标较为分散，导致上影节发展动力不足。

上海国际电影节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上海国际电影节发展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从品牌定位、运营模式、产业联动等方面加以改进。

1.兼顾艺术性与商业性，树立特色品牌鼓励多元创作，推动影片交易与发掘新人，已成为众多电影节创办的基础性目标。上海国际电影节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探索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结合，在与其他知名电影节的比较中寻求差距，寻找适合自己的目标定位。具体来看，可以将上海城市的文化优势带入上影节的品牌塑造，以文化会展为定位，用差异化策略提高自身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将我国新时期的目标放在电影节视野中，引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权威话语权，提升上影节的国际知名度与认可度。

2.优化内部运营模式，塑造节事活动仪式感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采取“精英评委制度”，评委人数较少，权威性参差不齐，且评奖标准较为混乱，评选结果可操纵性强。对此，上影节可学习与借鉴国际知名电影节的运作模式，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完善评委评选机制，如设立内部监督部门，评委会成员选拔条例等。同时，提高上影节相关板块的仪式性，实现形式化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如塑造典礼仪式感不要拘泥于单一的演员走过场，而应使之更具感染力，要让观众浸润其中，实现“集体欢腾”。3.挖掘电影产业空间，实现沟通机制的可持续运转电影节的举办除了要表达艺术、传播文化外，还应引起产业联动，带动周边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等的发展。上影节应认清电影产业发展态势，在充分了解自身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紧跟热度与未来发展趋势，不断拓展电影产业价值，拓展全产业链发展空间。

作者:徐惠孜 单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