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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论文下载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关键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入推进,对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但由于国家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较高的农业贷款风险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金融支持力度远不能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金融支持不足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因此,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使用好各方资金、创新信贷产品及构建配套的信用担保体系等来支持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道难题。
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使用分散,规范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目前,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分散于发改委、科技、财政和农口各部门,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分属多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加上运行环节多、过程长、管理成本高,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导致资金到位率低,真正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大幅减少,财政支农效率较低。
(二)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在现行信贷政策条件下,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是决定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产品和经营周期有其特殊性,致使涉农融资中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往往不能提供符合信贷政策要求的有效的抵押担保品,因而制约了信贷的获取。另外,由于处在改革过程中的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存在许多制度缺陷,如贷款权限的上收、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及对国有企业、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等为主体的贷款偏好,主观上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
(三)农信社受自身实力限制,难以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从现行经营管理看,农信社市场定位于服务“三农”,主要以小额农户贷款、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而且,尽管农信社在农村地区网点多,但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都难以与实力强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相比,使其在吸储能力上明显处于弱势。再加上农信社历史包袱尚未解决,资金实力较弱,人员编制偏少,支付结算系统不完善,农信社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显得力不从心。
(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的特点限制了信贷投入。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这使农业产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农产品供求弹性小又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险,加大了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周期长、低收益等主要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链条的脆弱性。金融部门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下,必然对产业初始阶段龙头企业谨小慎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投入。有的企业和组织根本无法提供抵押,如养殖场的家畜家禽不可能作为抵押品。
(五)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从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对龙头企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来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龙头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相对工业企业而言,目前农业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处于创业成长期。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贷款在实践中也很难落实,直接制约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对策
(一)转变思路,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倾斜。整合各种支农财政资金,形成稳定的财政支农增长机制。对目前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可以考虑由各地方农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充实政策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基金,并将担保代偿损失补偿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应保证从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中按固定的比例或增长率划出一部分投入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同时,为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应建立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防止财政支农资金被挪用或被截留。
(二)加大针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创新力度。一是开办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多样化的贷款品种,要根据农业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科学细分市场,适时加大贷款新品种开发力度,制订农户大额贷款管理办法,改进支农再贷款管理。二是创新信贷方式,拓宽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融资渠道。金融机构可以选择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农村中小企业试点信用贷款方式。扩大抵押和质押贷款范围,允许农村中小企业以适销对路的库存产品和可靠应收款作为保证向银行申请贷款。有条件的可考虑借鉴目前在中小工业企业融资中的一种新方式“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将订单担保贷款、公司为农户担保贷款、仓单质押贷款以及农业动产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以此来推动“银行+担保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三)合理引导和利用好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资金。在正规农村金融功能有限和信贷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下,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拓宽融资渠道。因此采用“疏导”、“规范”的办法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十分必要。积极鼓励正常的民间借贷,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有区别、有条件地培育出具有一定规模并且管理制度完善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条件。同时,要在利率逐步市场化基础上合理整合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将现存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政府的正规制度安排中,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生存空间。允许创建农村民间银行,允许民间资本、外资参股,实行民营银行试点,促使农村民间借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四)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信社的改革。农信社定位“三农”,应该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快农信社改革步伐,完善省联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多渠道扩充其资金实力。可以考虑建立省域内农信社联行支付结算系统,并实现与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的联网,适应企业支付结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强吸储能力。
(五)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业。农业保险是一种对政策因素依赖较强的特殊险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不应以单一模式为主,农业保险体系应是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在内的以政策性保险为导向、多层次、各种模式相互补充的复合体系。可以因地制宜成立合作保险组织,以股份合作的形式筹集农业风险基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对经办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保险机构适当减免所得税,对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再保险。如,安徽省在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从2008年4月开始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这对安徽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安徽的具体做法是:运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发挥政府组织推动作用,引导和鼓励农户、种养大户、龙头企业以及市县政府、保险机构等有关各方自主自愿参与农业保险试点,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支持政策。保险的范围主要涉及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业保险选择种植面广、对促进“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宗农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养殖业保险选择饲养量大、对保障人民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的养殖品种,包括:能繁母猪、奶牛。在保险费的支付上,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35%,省财政补贴25%,市县财政补贴20%,种植场(户)承担20%。养殖业保险保费根据不同品种,实行差异化补贴,其中,能繁母猪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l%,市县财政补贴9%,养殖场(户)承担20%;奶牛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30%,省财政补贴21%,市县财政补贴9%,养殖场(户)承担40%。在保险模式的选择上种植业保险采用“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模式,经营风险由地方政府和保险经办机构共担。养殖业保险采用“保险公司自营”模式,保险经办机构在政府保费补贴政策框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认为金融危机之后,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一蹶不振的经济生产强制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金融化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进行系统的转变,这是以企业、银行、居民活动的转变为特征的。杨琳、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正处在金融结构转型的攻坚阶段,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结构相配套。
(2)资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认为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他们反对金融化挤出实业投资的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利润的份额增长了,但总利润的增加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金融化实际上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流动性,促进高新技术在不同部门间扩散,资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门流向高盈利部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产投资计划,较好地利用金融利润。王芳(2004),陈峰(1996),范方志、张立军(2003),惠晓峰、沈静(200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2.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最终却从负面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1)投资角度。Lazonick(2010)对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比较普遍,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会压缩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减缓产业结构升级。HeeYoungShin(2012)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出发,以韩国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化确实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赵玉敏(2008)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增加了我国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2)资本积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指出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和金融利润的增加提高了这些企业潜在的脆弱性。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差异进一步拉大,这一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值得研究。大多数研究关注美国的金融化现象,而CaglaOzgur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向土耳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了金融化现象,结果是导致了较高的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继而改变了股东结构、市场结构和社会结构。
(3)价值链角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多从金融化的微观定义出发,从两个层面解释了金融化的含义:一是非金融部门以金融而非产品作为利润主要来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现为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不断增长;二是公司采取分红、股份回购甚至并购的方式将盈利用于增加股东回报,表现为股东财富中金融资产的份额增长。Milberg(2013)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股东价值导向”促成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企业为了维持核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为实现股东短期价值的金融化相互促进,而通过离岸外包带来的利润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资领域,产品部门投资占比不断下降。张慕濒(2010)进一步研究了这种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危害。他认为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加大产业调整的难度。
3.文献评述
从现有研究观点来看,关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不同论述,归根结底是所研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文献大多关注金融化对产业发展的危害,虽然研究视角多样,但论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挤占了实体经济领域投资,从而造成实业空心化,危害国家产业发展;国内只有少量学者持此观点,部分学者虽然认为金融化恶化了国际市场环境,也承认金融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制造业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更加强调金融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即迫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金融化这一全球性的趋势,在我国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这是由我国金融业、制造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的。从国内外文献对比来看,国外的文献关于金融化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和全面,归纳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但是国外的研究几乎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即使有少量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现象的文章,也只关注金融自由化国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现象。国内文献关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剖析极为简单,许多重要环节都是一笔掠过,研究深度不足。同时,已有文献基本是从金融化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论题固然重要,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当前我国十分强调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本文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二、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分析
经济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金融结构在规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体来说,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门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非金融部门在金融领域投资的增多,其次表现在总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这种金融投资和收入的增加表现为金融总资产占经济总产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标———金融相关率。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组成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畜牧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并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过程。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类型结构与产业比例结构配置的科学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关变量的调整,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优化的过程。一方面,现存产业中存在部分劣质产业,需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劣质资源因无法获得资金而被淘汰,或者将其转化为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某些优质资源发展过慢而导致产业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须通过金融资源的二次优化配置,来扶持这些发展较慢的优质产业。经济金融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比例结构的合理化。
2.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产业状态向高水平产值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产值状态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动态演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资金。间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与补贴性信贷机制和市场性间接金融中的商业性信贷机制组成。
3.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发展与地区资源禀赋达到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核心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浪费,使产业发展达到稳定状态。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给,使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干预有利于调节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使资金使用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指标选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标
(1)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英国经济学家戈尔史密斯在其专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并给出了金融相关率的计算公式: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经济活动总量。戈尔史密斯归纳出了构成金融相关率的七个因素,即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等。按照他所考虑的诸因素计算金融相关率非常复杂,因此大部分学者采用一国全社会金融资产总值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相关率(FIR)。许多学者赞同采用金融相关率定量测度经济金融化。如张慕濒(2013)、丰雷(2010)、王芳(2004)等,蔡则祥(2004)在构建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体系时,指出金融相关率能够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使用。参照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将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指标。金融相关率越高,可以认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构造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
2.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分别确定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之间的长期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三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
①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确实受到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影响;
②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表现出正向关系。说明在我国,金融发展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金融证券化和虚拟化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市场机制下,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扶持了高盈利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构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机制;
③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向关系,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去金融化”发展。产业结构均衡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产业发展稳定化。金融化标志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现,资金更容易进入高盈利部门,投机性增强,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波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化趋势并没有侵蚀我国的金融发展,而是带动了我国的金融化。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是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导向。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针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正向关系,而我国1978~2012年经济金融化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这说明虽然金融因素支持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其它影响因素却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基准。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社会劳动总量按社会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保证全部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第二,扩大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广,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政策环境不宽松。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关键要开拓资金来源的渠道,国家财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对于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二是实行超前融资政策,如允许高科技企业直接金融资本市场融资。
高职类教育是我国当前各种教育类型中同社会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这就要求高职类教育应当充分发挥好其社会培训功能,这也成为实现自身内涵建设的重点内容,也能够充分体现出高职类教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引领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高职类院校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履行这一职责,完成对社会培训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各行业的企业中的培训服务力度不够,难以对丰富的教学资源进行利用与共享,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2针对于产业结构调整高职教育的创新路径
(1)校企合作,培育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一方面能够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的顺利高效就业,缓解当前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同时还促使高职院校在教学上实现突破,以企业的需求为教学目标与导向,为企业输送大批量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培训功能。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的同时引进先进教学设备、优秀师资团队等,从而能够为实现高效率职业教学提供保障,同时,高职院校还要进一步深化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在双方合作中的主体性地位,积极获取企业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实现人才质量上的新突破。
(2)发挥高职教育社会培训功能,促进社会全面提升
我国广大高职类院校理应积极构建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用人单位等密切相联的开放式的教育培训机制,保证院校能够充分保证学校各种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为师生教学开设开放灵活的职业类服务培训网络。高职院校的职业类培育要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导向,将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条件作为培训的标准与重心,充分借助高职类院校丰富的教学资源优势,为广大社会用人单位培育更多的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创新型人才。同时,高职类院校还应当注重对于培训人员综合素养方面的培育如企业理念、团队合作理念以及社交礼仪等,通过专业化的社会职业培训,从而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知识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的支持,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高职院校社会培训功能的实现。
(3)注重学生综合素养提升,培育其创新力
文章利用前面构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和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城镇人口比重作为指标,构建计量模型,模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城市化之间动态影响路径,揭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提升的具体作用机理和相互影响关系。
1.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文章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平等对待系统中每一个变量及其滞后值,以便找出变量之间互相作用的机制、路径以及相互关系和对冲击的反应。而脉冲响应是建立在VAR基础上,可以把握来自每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若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则协整分析是必要的,通过协整分析可以揭示价格变量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根据前述分析,文章选择的变量共有3个,分别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化过程。文章采用非农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记为INSU。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所实现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可以度量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常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文章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互动关系检验(1)变量平稳性检验文章采用ADF检验方法,单位根滞后期选取依据SC(SchwarzInfoCriterion)最小值原则。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序列LNURBAN、LNINSU、LNINSO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可以拒绝这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经过平稳性检验说明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故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文章使用Johansen方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合理的滞后阶数,通过AIC和SC准则。根据数据的波动趋势以及模型本身的性质,文章选择检验类型是存在截距没有趋势项的类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显示存在1个协整关系。(2)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用来确定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变量之间影响的方向,其检验思想为若自变量本身的变动或通过误差调整项领先当期因变量的变动,则说明自变量为因变量的Granger原因。文章依据Johansen变量协整方程的结果决定误差修正模型的设定,并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但城市化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合理化也不是城市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直接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并不一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同时,城市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并不一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作用路径的实证检验上述的协整分析,只是说明了变量之间存在着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关系和变量之间的短期传递路径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为了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相互作用路径,需要建立VAR模型。如此可发掘三者之间具体的传导关系与时滞,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刻画具体的冲击响应路径。完成这两步计量后,可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的互动作用机理与路径,将会有更为清楚的认识。(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2)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解释利用前文LNURBAN、LNINSO和LNINSU建立的无约束VAR(4)模型,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可以分别得到LNURBAN和LNINSU对来自三者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分别选择CholeskyOrdering:LNURBAN、LNINSU、LNINSO,可以得到其combined脉冲响。城市化对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冲击产生逐渐增加的正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开始是逐渐增强的负向影响,随着时间累积又会产生逐渐增强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产生先增加后减小的正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逐渐下降的正向影响。
4.小结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显著的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都产生了正向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化的促进效应比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从脉冲响应图中也能看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化形成了较好的互相促进的作用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城市化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更大;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化还没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引起城市化先负向再正向的变动。
二、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政策选择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推进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与较同步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为此,政府在制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合理有序地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为此,文章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巩固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业的发展制约着城市发展水平。因此,首先政府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民积极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在继续发展农业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并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更好的巩固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2.合理布局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扩大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业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非农部门的顺利流动,需要城市产业部门为其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而产业是就业的载体,因此要加速城市化水平,必须合理布局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结构会相继出现轻纺工业结构、重化工业结构、高加工度结构、高技术化结构等阶段。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萎缩,并不断地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替代的现象。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重不断攀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劳动的替代提高,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弹性较高,能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因此,政府要加快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形成机制,降低政府干预,矫正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抑制企业过多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一方面要推进高新技术的开发、创新、引进、推广,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制定支持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扶植政策和区域产业转移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城市化发展的规模。
1.1退耕还林还草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退耕还林还草,是停止耕种那些已经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即将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的耕地,通过人工种植或者自然封育的方法使林草植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从而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所以,退耕还林还草可以使得土地的利用结构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还会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故退耕还林还草非常重要但却极其复杂和艰巨。弄清楚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土地利用结构之间的联系,将会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促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能够顺利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统一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努力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为我国生态建设提供物质上的基础。退耕还林是目前我国用粮食换取生态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的基本措施,更是目前为止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及使农民收入增加最切可实际、最为有效的方法。
1.2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环境基础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建设工程的持续实施,农业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有了根本性进展,农业生产已经由传统以粮食作物为主,强调经济效益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以植树造林种草为主,更注重生态效益的产业结构。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将其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有机结合,既要不断进行植树种草的工作,改善保护地表植被资源,避免土地荒漠化,也要重视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培育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产业,提高人民收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甚至全国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还有助于合理调整土地结构,从而促进林业、畜牧业的发展,形成农、林、牧各产业相互促进的积极效应。
1.3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能够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目的是得到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收获生态效益,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应当是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的。我们应该拓展思维,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放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去考虑,为退耕农户的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岗位。此外,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其不但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还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促进了龙头产业的兴起,发展出区域的主导产业,大大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
2结语
第一,集约化的生产带来的是分布在上下游各个企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加速提高了从图纸到产品的全过程。第二,围绕着核心产品的各个过程和细节,高密度的相关人才和智慧的集中和碰撞,无疑地给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及部分相关配套产品的革新创造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第三,适时理论(Justintime)的运用,提高了上游产品生产和运输的服务质量,加速了库存的周转,减少了生产库房的成本压力,并为各配套企业产品的生产客观地提供了较强的计划生产的灵活性。第四,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为相关的各个企业间提供了技术、设备、管理、工艺、人事和服务的互相了解有利条件。第五,降低了上游产品供应的物流成本,涉及物流的包装成本及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从而最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第六,近距离的产品生产和服务,有利于有效的劳动力培训,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的储备。第七,在这个产业链上各个产品生产企业和组装厂之间,以及这个产业链上产品生产企业之间工作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使得其产品的生产更加配套有序。让我们观察一个对比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理论:二战后,福田汽车公司在英国伦敦东部的泰晤士河湾半岛建立了其在欧洲的第一个汽车生产厂。选址此地,可能当时过多的考虑其成品更接近市场的便利,因为作为政治、金融中心的伦敦对汽车有着极大需求以及当时伦敦相对健全的公路运输可达英国各地。而泰晤士河道通海的水路可用船运通往欧洲大陆。由于泰晤士河湾过小的地域面积和逐年递增的地价,不仅不能为福特生产厂的几乎所有上游配套产业链上的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生产场地,在后来的几十年也彻底限制了福特生产的发展。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二次创业的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在其旧有生产基地考文垂重新规划了其组装厂,周边留有大面积的土地给了他的配套产品企业用于生产和中转库的建设,并借机进行了配套产品以及供应企业的重新组合。形成了当时较为优化的以罗孚组装厂为核心的集团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我们比较后发现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造成了有近74%配套产品较罗孚同类产品因运输成本和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的增加,而最终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成品价格,使其在英国市场逐步失去了同档次车型的价格竞争力。第二,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迫使福特不得不建设大面积的库房和用较大的现金支出来储备配套产品以保证企业的生产。加之伦敦地区不断上涨的地价,使得福特工厂的用地成本也大大地高于罗孚。第三,大面积配件库房,多种的配套零部件产品在福特库房的储备造成了福特高额的零部件管理费用并伴随着零部件产品更新换代造成的死库存而带来的浪费。第四,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给组装厂和配套产品生产商的交流和工作的协调带来了障碍,较之罗孚大部分的主要配套生产商距离罗孚组装厂只要十分钟内车程的距离相比,给善于用开会来解决问题的英国人带来了沟通与交流的不便;同时,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造成的各企业间人员在技术、管理、工艺交流的困难,使得福特新产品的开发和零部件的更新造成时间上的拖拉和延误;同样,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差异。与福特工厂在一个区域的独立相比,罗孚周边的数万工人在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工作。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保证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也在这个产品系列结构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综上所述,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有着大多数单一生产企业所不能具备且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在过去的一百年而被诸多的大型企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成功实践。
2.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缺点
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具有上述不可替代的优势的同时,也具有他与生俱来最致命的缺点---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产业链终端的核心企业及产品的过度依赖。为了更透彻地解释这一缺点,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人们迸发出的消费激情对家用电冰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需求。于是,北京的一家大型家用冰箱企业为了加大生产量以满足市场爆炸式的需求,改变原有几乎从头到尾的生产模式,利用其上级主管单位的行政协调,让数十家中小企业放弃各自原有的产品,利用其各自所长,为冰箱厂配套生产冰箱所用的配件。这时,可以看到以原有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形成,并在建立的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这一生产经营模式的优势—集约,分工明细,且配套。这样,这个冰箱厂以极高的产量满足了北京市场并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占领了周边市场。几年后,市场逐步进入了饱和。冰箱的销售出现了滞销,并且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在这个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数十家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与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一同受到了伤害。他们随着冰箱的销售数量的减少而减产,直至最终停产。到此,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致命缺点充分地暴露出来—即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上游单一产品生产企业对下游终端产品企业的过度依赖性。这一特性形成的原因如下:第一,依赖性的特点表现为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不直接对市场负责,而只对终端企业的订单和质量负责。而作为中央圆心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的依赖性表现为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的依赖,大多不去做深入的市场对比。第二,由于上述的特点,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产品自我研发能力。技术力量主要停留在下游终端成品对自己产品技术要求的理解。第三,这一特点还决定了下游终端成品企业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原材料提出了质量和价格的要求。限制或指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对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采购队伍。第四,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对市场的销售能力。因为所有产品销售的大部分去向或是唯一的去向是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大多或无需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因此,一旦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或产品出现了问题,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力独自面对市场。本文上面阐明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诸多优势,并举例说明了这是在生产、市场及涉及到企业管理诸多要素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并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将在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进程中利用其优势而做大做强。那么,在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各个企业,特别是处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而能够生存发展呢?
3.扬长避短,倚强做强
一般的说,作为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的终端产品企业多为大而强的企业,其产品也具有相当的市场知名度。那么,作为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各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消除短板而倚强做强呢?先让我们还通过对比看一个同样是大型家电企业的例子,他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980年代中期,伊莱克斯集团在大举进行的一系列与家电相关的企业收购和重组后,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家电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综合集团。之后,伊莱克斯着手在意大利建立了以不久前收购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模式。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利用其积累了超过百年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对所建立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规定了如下改革政策:第一,要求作为产业链终端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采购的冰箱的零部件不少于40%要来自伊莱克斯集团之外的生产商。这一政策看似肥水流了外人田,但客观上提高产业链终端企业的采购能力。用集团外的产品和本集团内产业链上游的企业的同类产品进行质量、价格和服务的比较,从而倒逼本集团内上游的企业了解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并制定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与此同时,产品终端企业有了更加灵活的采购方式。用最合理的价格保证其终端产品的质量。第二,要求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集团内各个企业,成为每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一企业,只对各自企业利润负责而无需对产业链上包括终端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的产品供应保障负责。同时规定,各个企业的产品销售给本集团产业链终端企业的上限为其自身生产能力的50%,不设下限。这一政策就是说:各个企业的生产要以自身利润为中心,无需过多的承担对终端企业的责任。这样,上游企业为了各自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能够依托为沈努西加工产品的品牌优势和成熟的技能优势建立自己的市场和销售队伍及建立自己的市场知名度,同时争取更多的客户。在这一政策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生产企业实行几年后的1990年代初,欧洲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沈努西冰箱和其他家电一样遇到了滞销。然而,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数十家生产企业的发展没有随着沈努西冰箱的滞销而停止。而是他们经过了早几年的市场历练,把他们的产品拓展到了冰箱产业以外更宽的空间。他们中的冰箱轱辘生产企业,除了供给沈努西冰箱外,还为医院,超市,航空等公司生产手推车的轱辘。这些生产企业成长得更加成熟和强大。这一切或许都应得益于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当年制定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继承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不是全盘的照搬。从而修正了这一生产模式自有的缺陷和劣势。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