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篇(1)

加成定价在经济学上之所以难以估计，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观测项边际成本。在计量经济学中借助工具变量法来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得到无偏估计量。许多学者用会计数据中的利润、收入或者销售额减去企业的劳动和资本支出来计算边际成本。从经济意义上看，由于使用不同会计规则，会计数据和成本加成没有明显的时间序列相关关系，利用这些会计数据估计加成定价将会使估计出现问题(Bresnahan，1987;DeLoecker，2012)。因此我们使Hall(1988)和Roeger(1997)所采用的“索罗”残差来消除估计内生性问题，得到各个估计量的无偏估计。根据《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其中AVit表示工业增加值(Cai＆Liu，2009;聂辉华，2012)，CEit表示支付工人工资总额，CMit表示中间投入品额，NKit净固定资产余额，Rit是资本使用成本。

二、结果分析

本文按1999－2007年份对各行业按照公式(1)进行了回归，其中β为加成系数，stdr为标准差，u为常数项，no为观测数。本文在模型回归中采用面板数据，通过HansmanTest方法，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在表1中所有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都大于1，表明国内制造业企业都存在加成定价行为，市场是处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β都小于企业的平均垄断势力0.269，即上述几个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低，市场商品价格低，很容易遭到其他出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通过查看今年来我国遭受到各类贸易摩擦来看，上述几个行业真实中国遭受各种贸易制裁措施的重灾区。而饮料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比较高，如果一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越强，其拥有的成本加成能力也越强，这与该行业的产品竞争力相关。为了解我国的制造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时间效用，对公式(1)进行回归，其中deltax系数表示β1的系数，将每年的出口企业作为哑变量，其系数为β2，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2007年我国的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处于下降态势，只有2002年除外。

2000年加成定价能力要比1999年低1.11%，2007年要比1999低15.9%，但是2002年要比1999高3.78%。那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2002年，我们觉得这与我国加入WTO有关，当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是更大是市场需求，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有很大的需求量，企业加成能力较高，但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出口企业加成定价一直在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企业采取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的政策，这导致我国的企业即使加成定价能力弱，也大量出口，从而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不合理，本文认为我国出口企业过多的集中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依靠我国的低价劳动力，同时很多的跨国企业利用转移污染来避税，将能耗高、污染重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从加成定价反映的企业竞争程度可以看出，出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仅仅采取低价策略，不利于我国出口的长远发展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鉴于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的不一样，根据是否从事出口来对企业性质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表3中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加成成本更低，而非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为正向，加入出口企业(Exdeltax)的虚拟变量后，其系数为－0.189，说明出口企业加成能力很弱，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对企业出口额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一方面非出口企业在国内拥有更多的垄断因素，对于市场有更高的制定价格的能力，而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对的竞争因素更多，比如国外的法制的完善性、国外市场的透明度有关。同时，国内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其他费用，造成非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中包含了更昂贵的运费、税收、管理费用等，这就间接的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使得非出口企业的产品的价格要高于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汤二子(2011)认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其原因是国内存在较高的准入条件，企业面向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出口市场，同时，出口企业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边界值才能进行出口。对于市场集中度，本文回归中用hhidea表示，通过表3可以看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加成定价有正向促进作用，那么对于加成定价很弱的行业来说，其市场集中度就很低，对于我国出口市场来说，进行出口的企业分布众多，市场竞争力弱，这也体现当今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从市场集中度我们可以看出需要调整我国的出口行业的结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论文篇(2)

论文摘要规模经济、媒介产品的差异、一定的资源、必要的资金量等构成了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具有双重效应。可以维护在位媒介的利益，并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它会排斥竞争机制、限制资源自由流动等。因此。应当辩证看待媒介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

一、市场进入壁垒理论溯源

“市场进入(MarketEntry)”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产业组织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一个厂商(或企业)进入新的领域，开始生产或提供某一市场上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替代品。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新进入的企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就会构成进入市场的各种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最早明确提出市场进入壁垒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贝恩(JoeS.Bain)。贝恩关于进人壁垒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学派。此后，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生产成本(在某些或每个产出水平上)，这种成本是打算进入一产业的新厂商必须负担、而已在位产业中的厂商无须承担的。”‘嘶蒂格勒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解读进入壁垒，这对于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市场进入壁垒的社会效应，冯·魏兹塞克认为：“进入壁垒使之必须由试图进入行业的厂商负担，而无须由行业在位厂商负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一种扭曲。”该定义涉及进入壁垒的福利问题，如果进入壁垒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会产生。任何一个行业最初的、最基本的进入壁垒都来源于市场本身，而非法律、政策、技术等原因。当市场进入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法律、政策的介入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垒。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进入壁垒分成不同的类别。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贝恩把全部进入壁垒归结为三种：规模经济、在位厂商的产品差别优势、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贝恩最早对进入壁垒的分类，主要是从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着手的。此后，贝恩通过对大厂商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别优势造成的进入壁垒进行综合，将各个产业的进入壁垒高度划分为三大类：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存在实质性的进入壁垒、中等程度到低等程度的进入壁垒。萨洛普则将进入壁垒分成无意的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还有人将进入壁垒划分为刚性进入壁垒、粘性进入壁垒和弹性进入壁垒三类。

对于进入壁垒的影响，学界一直在争论。不过，有一点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进入和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而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又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进入壁垒是决定厂商数量和厂商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由于缺乏进入威胁，在位者能够赚取超额利润，有可能导致在位厂商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上没有动力；在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上。大批的潜在进入者随时准备进入市场，与在位者竞争，并力图替代效率低下的在位者。可见，进人壁垒对在位厂商和潜在进入者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构成维度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传媒产业进入壁垒进行研究。彭永斌认为，传媒产业进入壁垒是指进入传媒市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它从新增传媒机构进入传媒市场的角度来考察传媒市场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考察产业内已有传媒机构与新增传媒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反映的是传媒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传媒产业的进入壁垒可以分成制度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行为性进入壁垒等不同类型。其中，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仅次于制度因素以外，影响传媒进人的一种重要因素。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结构性进入壁垒是指能够遏制进入发生的行业中各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或特征。在传媒产业中，也存在这些结构性因素或特征，主要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资源占有、必要资本量等。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存在于任何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产业中。当每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其边际成本是指每多向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媒介产品或一项服务而生产的成本。平均成本是指提供媒介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除以受众人数。在传媒的大多数行业中，边际成本往往很低，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随着规模扩大使平均生产成本降低。那么就会出现规模经济和更高的利润。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来源。按照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最小单位成本所对应的产量属于“最优规模产量”。如果最小最优规模占全部市场的需求比重较大，那么规模经济的存在就会对进入产生某种阻碍作用。规模经济的存在之所以阻碍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要么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承担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要么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传媒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伴随着生产经营能力的扩大也会出现批量扩大、费用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的长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意味着报纸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发行市场中降低发行价格或者索取较低的广告费用，而发行量较少的报纸则不能这样做。所以，规模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进入壁垒。模经济几乎可以表现在媒介经营的每一个职能环节：新闻信息的采制、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当传媒发展存在纵向一体化时，其共享利益特别突出，因为处于同一利益集团的不同生产或分销各衔接环节可以进行一体化经营，这种共享资产导致非常可观的经济性。目前，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一些区域性媒介集团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些媒介集团基本上都具有纵向一体化特点。很多媒介集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

2媒介产品差别

产品差别优势是指在位者在产品的价格一产量关系上要比潜在进入者更具有优势。在相同的销售成本支付下，在位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在给定产量下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这样，潜在进入者若要获得与在位者相同的产品需求就必须支付更高的销售成本。当某一媒介能够为其受众提供一些独特的、对其受众来说不仅仅是价格低廉的东西时，这个媒介就具有了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经营差异化。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潜在替代品，即便只是无穷小的替代。”如果一种媒介产品难以学习和模仿，可替代性就小。这样，新进入的媒介进行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就相应变小，媒介产品差别优势就会产生。媒介集团的策略、信息不对称、受众的偏好、设计和生产技术、媒介集团的信誉都可以形成产品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更多的场合是以一种交互的形式发挥作用。首先，媒介集团的策略对于铸就媒介产品的差异，形成媒介集团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进入壁垒不易突破。媒介集团旨在扩大产品差异的策略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品牌战略、内容安排、广告、促销、公关等。一些媒介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对媒介的受众定位、市场定位、栏目安排、内容设置等进行精心设计，打造媒介的品牌优势。减少可替代性，从而建构媒介的市场进入壁垒。其次，通过服务铸造壁垒。媒介产品的销售渠道是媒介独特性、差异性的一个有力来源。可以增强声誉和竞争力。这一点往往为一些媒介所忽视，是以后媒介亟待加强的地方。其三，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来创造差异。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是媒介产品差异化战略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形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产品差别是实施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往往对受众定位、区域定位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媒介产品。其可替代性就相对较弱，因此容易维持一批忠诚度较高的受众，这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媒介来说，就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

3资源的占有壁垒

资源占有的多少，会影响媒介的竞争实力。有些资源对于在位传媒有重要的意义，而新进入的传媒缺乏这些资源，会对其资金链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不动产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壁垒。一些在位媒介靠长期的利润积累了足够的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设备等。某一新媒介要想进入市场，往往需要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如果这些资源为在位媒介所垄断。或者在位媒介已经同资源供应者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新媒介进入市场就受到资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这势必增加进入壁垒。在法国，进入全国性报纸市场相当困难，其中印刷设备所要求的高投入，极端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技术现代化等因素构成较高的进入壁垒。其次，信息资源是一种无形的壁垒。信息资源是直接增加新进入媒介成本的一种方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调研数据对新进入者尤为重要。媒介产业对信息具有依赖性。如果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在信息获取上处于下风，新媒介必然要面对极大的劣势。所以，信息资源壁垒是新进入者丝毫不能忽视的因素。第三，受众与客户资源是关键性的壁垒。新创办的媒介能不能在市场中站住脚跟，要看其能否打开局面，赢得受众，吸引大家的眼球。因为受众资源是广告客户所看重的，如果新创办的传媒拥有受众市场，那么它就可以吸引广告客户，就能够突破这一壁垒。物品可以分为“经验品”和“搜寻品”。媒介产品属于经验品，其内在特征(包括媒介产品的价值与功能等)在购买及消费前的检查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甚至需要用很长时间在一些重大现实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因为经验品的质量确认必须经过消费者一定时期的消费体验才能得以完成。当受众对新的媒介产品质量尚未作出识别时，即使它的真实质量与已知媒介产品的相同，在相同的成本支付下，受众也不愿意选择前者。因此，当媒介产品的质量处于有待确认的“等待期”内。它只能争取到较少的受众和广告客户。国外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忠实于某些报纸的读者很难改变他们的嗜好。这构成了较高的报业市场进入壁垒。

4必要的资金量

传媒产业竞争异常激烈，潜在的进入者如果要想在市场中站住脚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较多的资金投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壁垒。以报纸为例，在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心城市，新报纸进入门槛很高。喻国明教授认为，市场份额集中于强势媒体，会加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建立起市场进入的资金壁垒，可能将小媒体逼到绝路。换言之，由于媒体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势，使进入媒体产业的资金“门槛”在迅速加高。《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时候，启动资金只需要30万元左右。而到了2001年，《京华时报》的创刊时启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两年之后，《东方早报》启动资金已经接近1亿元。在国外传媒市场上，新进入市场的媒介也会遇到资金投入壁垒。在美国，Wirth(1986)比较了创办日报、广播以及电视的启动资金发现，1984年，在美国创办一份日报的启动资金，大致为700万美元(发行量为2万份)至3650万美元(发行量为25万份)之间。而创办一个电视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创办一个广播电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不等。Wirth还认为报纸市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是因为新创办的报纸需要一定的资金去克服读者和广告客户对在位报纸的偏好。《今日美国》创刊时，仅仅对售报机的单项投资就超过3亿美元。在英国，《泰晤士报》1993年启动全面改版，仅每年需要的报纸品牌宣传、市场推广花费就达到人民币3.13亿元。这种高投入仅仅获得的是一种进入的资格，新创刊的报纸能否取得满意的回报，能否在竞争中立稳脚跟，还要看新进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目前，中国报业市场的“空白”领域越来越少，所以创办报纸的最低限度投资量逐年增加。高“门槛”的资金需求大大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程度。即使媒介创办成功，在没有实现赢利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又形成很高的市场退出壁垒，这也是新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

三、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的双重效应

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传媒市场带来积极效应，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市场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衡器，没有壁垒不行。壁垒过高也不利。

传媒产业结构性进人壁垒有明显的积极效应。首先，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有利于推进传媒产业规模效益的提高。中国传媒市场结构性进人壁垒较高，特别是一些经济性进入壁垒的存在，可以在产业之外筑起一道屏障，阻止低效率的新媒介进入市场，避免传媒产业形成小型化、分散化局面，提高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度，这对于形成规模经济十分有利。基于结构性进入壁垒产生的规模经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都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无论是从厂商利益还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规模经济所形成的进人壁垒都有助于福利的增进。”其次，结构性进入壁垒有利于维护在位媒介的利益，减少在位媒介的现实竞争和潜在竞争压力。较高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可以有效降低媒介市场竞争主体的数量，从单个在位媒介角度来看，较少的竞争者会使在位者获得更多的市场分额和赢利机会。同时，较高的进入壁垒也使一些潜在进入者望而却步，不敢贸然进入媒介市场。这样，传媒将面临较小的潜在竞争压力，即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之间围绕进入(或业已存在的行业赢利机会)而展开的竞争。再次，较高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可以防止过度进入与重复建设，使媒介市场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在中国广告公司市场，由于进入壁垒较低，公司数量剧增，市场重复建设严重，形成原子型市场结构。1983年，我国共有专营广告公司181家。从1983年到1992年增长了将近16倍，达3037家。1993比1992年多8007家，为11044家，增幅达264％。据统计。2005年底，全国共有广告经营单位125394户，比上年增加11886户，增长10.5％，广告从业人员940415人，2005年平均每个广告经营单位有7.5个从业人员。这种原子型市场结构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小广告公司应对竞争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都很弱，同时对竞争秩序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产业结构论文篇(3)

关键词：县域经济，不平衡性，比较，政策建议

一、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无论在人口数量、所辖地域范围，还是在经济发展中，正在日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广东作为经济发达省份，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城乡和谐发展目标，想方设法壮大县域经济将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结合2004年县(市)统计资料，就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一)基本概况

截止到2004年末，广东共有68个县(市)，其中县级市20个。从各县(市)分布看，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10个县，东西两翼22个，粤北地区36个。2004年底，全省县域总人口为4589.11万人，占全省的59.42%，土地面积占全省的82.50%。

(二)主要特征

1.全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全省68个县(市)创造国内生产总值(GDP)4115.86亿元，占全省总量的22.73%，其中突破100亿元的县(市)15个；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6.09亿元，占全省总量的9.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2亿元的县(市)有12个；2004年，县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203.08亿元，占全省的13.38%，其中储蓄存款余额超过50亿元的县(市)有13个，突破100亿元的有3个。

2.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县域是全省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2004年，县域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1788.25亿元，占全省的69.69%。其中，粮食产量1329.77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84.68%；糖蔗产量811.96万吨，占全省的86.31%；花生产量74万吨，占全省的85.30%。

3.劳动就业的重要场所。2004年，县域在岗人员208.41万人，占全省的33%。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和民营经济的崛起，县域已经成为新增就业人员的主要“蓄水池”，为缓解全省就业压力作出了贡献。

二、广东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比较

(一)总量差距及其走势

各地区受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不平衡性问题十分突出。无论是按三大区域进行比较，还是各县之间进行对比，发展差距均较为明显。

从经济总量上看，三个区域间存在较明显的差距。2004年，在68个县(市)中，珠江三角洲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占据优势。10个县(市)的总人口仅占全部县域人口的14.28%，而其GDP却占整个县域的30.48%，接近三分之一，每个县平均GDP达到125.4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占37.5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27%，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均在广东县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县域人口占全部县域人口近一半(45%)的东西两翼22个县(市)，GDP占不到整个县域的二分之一，为43.60%，地方财政收入仅为整个县域的28.70%，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8.31%。粤北山区36个县(市)的总人口占40.56%，GDP仅为整个县域的25.90%，地方财政收入仅占33.7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34.5%。

从基本走势来看，区域间的主要经济指标，珠三角优势地位同样很明显。2004年，该地区县市平均产值为125.5亿元，比上年递增10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达19148元，比上年递增12个百分点；东西两翼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县市平均产值达到81.6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7733元提高到8663元，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粤北山区经济实力明显偏弱，县域平均产值由2003年的26.6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9.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004年比上年减少了123元。

(二)结构差距及其特征

2004年全省县域三次产业结构为26.51:41.00:32.49，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特点。其中，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比重最高，高于全省县域第二产业比重10.45个百分点，更高于最低的粤北山区16.13个百分点。可见，全省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方面，区域间差距很明显；而第三产业全省县域分区域差距较小，最高的东西两翼比最低的粤北山区仅多出2个百分点。

(三)平均水平差距及其特征

县域经济指标与全省平均水平比较，也不容乐观。一是人均水平。2004年县域人均GDP为896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23440元)低14471元；人均财政收入20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379元)低1170元；人均储蓄存款480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21317元)低16507元。二是产业结构。在以68个县为总体的GDP中，三次产业结构26.51:41.00:32.49。与全省8.63:50.89:40.48的平均结构水平相比，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高出17.88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比重过低，分别低9.89个和7.99个百分点。县域经济总体产业结构呈现“一高两低”。

县域经济指标在各区域之间比较，差距也很明显。从人均水平看，2004年珠江三角洲县域人均GDP为19148元，东西两翼8663元，粤北5727元；人均财政收入从高到低依次是珠江三角洲551.15元，粤北山区174.07元，东西两翼133.07元，珠江三角洲是东西两翼的4倍多；珠江三角洲县域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最高，达到9144.05元，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水平接近，分别为4071.81元和4083.40元，珠江三角洲是其他两地的2倍多。

由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地区及区域内部差距悬殊；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县域财力不足。

三、推进广东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要做好各个方面的科学规划。一是要做好产业布局规划。目前，应抓住广东省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利时机，协调好各个产业之间关系，做到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巩固第二产业发展成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适时解决全省县域范围内劳动力转移问题。二是要做好城镇发展规划。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为推进广东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最佳契机。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工作，一切从本地实际出发，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工作来抓。三是要做好产业园区规划。全省县域内要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建设具有示范和带动效应的产业园区，以此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加大力度吸引外资、民资到产业园区内投资设厂，既有利于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了农民增收渠道，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可谓是一举多得。四是要做好劳动力转移就业规划。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县域经济发展也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划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成立专门机构为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技能培训、信息、政策咨询等多方面服务，并建立起技能培训服务的长效机制。

(二)扩权强县，提高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我国目前实行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管理体制，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中央、省、县三级行政管理。由于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显露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在“财政漏斗”、“权力漏斗”和“效率漏斗”三个漏斗效应。基于此，对县级行政管理层次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和调整。一是“放权”，即赋予县级政府相当于地市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审批权限。二是“脱钩”，即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由省直管县，使得县(市)与所在地级市脱钩，仍保留现有的地级市行政级别，但其职能要有所缩小，主要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市管理上。三是“能放都放”。此方面主要是借鉴浙江省改革经验，将原来要经地级市审批或管理的一律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同时，原来要经过地级市审核报省审批的也一律由扩权县(市)直接上报省审批。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即减少了行政管理层次，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县域经济整体实力。此外，在进行扩权强县改革时，一定要将改革落到实处，避免一刀切式改革，可先行在部分发达地区试点，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逐步推广。同时还要加强对扩权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使其真正成为服务民众的“责任政府”。

(三)调整结构，促进县域产业升级

城乡二元发展结构是影响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推进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促使县域经济向二、三产业转移，努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紧紧围绕国内产业重组、省内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加快调整县域内产品结构，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县级名牌，壮大省级名牌，争创国家级名牌，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巩固和抢占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县域范围内的农村劳动力要走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县域内农村劳动力的主体作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竞争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论文篇(4)

【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不对称分布；对策

一、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问题

（一）人口分布结构未及时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近些年来，上海贯彻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产业发展方针，产业空间布局已经从“中心城区以二产工业为主、郊区以一产农业为主”转变为“中心城区优先发展服务业、郊区优先发展制造业”的产业格局，中心城区集中发展12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郊区发展了六大产业基地和市级区级工业园区，城市产业功能已做了重大调整，新的城市产业功能已经明确。上海也正在加快实施这一新的功能定位，上海城市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是上海中心城区人口过多、人口密度过大，而郊区人口偏少、人口密度偏低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表1可以看出，内环线以内中心城区面积仅为100平方公里，只占上海市土地面积的1.56%，却住着占整个上海常住人口总量的22.94%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为3.67万人每平方公里，而且这些人口中相当数量为历史形成的产业工人和老年人口；郊区面积为占上海市总面积的90.30%，人口密度只有0.11万人每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的人口如果不适度外移，就无法为现代服务业腾出空间和吸纳从事现代化服务业的人员。

（二）人口分布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问题的产生

上海市区人口过多、失业员工和老龄人增多、从事服务业人口未达规模、高学历人员偏低，这一人口分布结构与上海新时期城市功能的变化是不相适应的。现在，相当一批中心城区的工厂迁移到郊区，也有相当一批新企业落脚在郊区，但大量失去了原有的就业岗位的传统制造业工人却没有随同迁往郊区；新的现代化服务业虽然起来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却难以大量吸收这些传统制造业工人，留守的工人难以得到新的就业岗位，4050人员（即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富余劳动力）涌现。现代服务业呼唤着更专业更有知识的人群，但这一区域却居住着大量历史形成的产业工人和老年人口，大量的新老住宅区也难以腾出空间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严重制约了中心城区的功能提升；再一方面，郊区失地农民本来可因制造业的迁入而有就业机会、继而有可能往城镇迁移，从而改善农民收入、推进郊区城镇化，但却因为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低，公司不愿吸纳，宁愿吸收外来人员，农民无法就业，相当一批农民继续困守在紧缺、有限的农田上，“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也失去动力（见图1）。

二、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的原因

（一）郊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郊区交通和生活不便利中心城区的失业工人不愿到郊区企业就业，一个重要原因是郊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交通、就医和生活不便利。上海大部分郊区和市区之间缺乏轨道交通，其它公共交通也十分紧张。由于路上的拥挤、耽搁的时间、消耗的精力、增加的交通费用，医疗和生活之不便利，员工生活的压力和风险增大等等原因，城里员工即使到郊区就业，大多仍希望居住在城里，甚至宁可失业也滞留城里。从城市交通面临的压力来说，随着企业外迁到郊区，中心区、区放射道路交通日益紧张，城市交通成本越来越大，这也造成了郊区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又倍增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的压力。

（二）城市居民就业观念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结构的变化

据上海市劳动社会保障局资料，由于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上海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的需求量却处于激增状态，2002年上海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上年16.3万人的基础上增长60％以上，招聘人数达26.6万人，但却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但是同年上海居民第二产业失业、下岗人员人数达110万左右。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陈旧就业观念的影响，城市居民不能正视中心城区正在向服务业转变这一事实，他们也没有顺利地转移到第三产业。一些人对就业地点和职业的“高低贵贱”特别在乎，一些人依然轻视建筑、清洁、物流配送、物业等服务业。一些人依然把“城里”和“乡下”截然分开，宁可放下自己手上的技术，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度日，闲赋在家中，也不愿考虑到郊区就业的问题。

（三）郊区农民缺乏相应的就业技能

由于郊区农民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宝山区为例，农业人口的文化构成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最大，占46.51%；其次是小学，占34.53%；文盲、半文盲也占有17.36%的较高比重，三者合计达98.4%。相对来说，具有高中（包括中专）的比重只占4.4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占1.13%，基本不具备从事郊区新发展工业岗位的技能要求，以致进镇农民也不能有效利用郊区工业的工作机会。

劳动者素质低下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存在矛盾，已构成了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农业人口不仅文化素质偏低，而且经过专门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比较少。随着科技的进步，许多非农业部门对就业人员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较低的专业素质使农业人口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可供选择的就业岗位少，只能从事技能较低的产业和行业。因此，这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向第二产业再转移，并将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新一轮非农化再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带来的危害

（一）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导致的城市问题

由于人口布局的不合理，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导致中心城区过渡集聚，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问题和不经济状况。

1.城市交通日益拥挤。由于人口大多数居住在市区、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心城区交通日益拥挤，政府费尽心机排堵保畅，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房价居高不下，动拆迁矛盾突出。由于人口大多集聚在市区，房地产开发较多地集中于市区范围，没有形成合理的房地产开发的空间结构。因为郊区发展滞后，市区许多传统产业工人和住户动拆迁不愿到郊区，导致动拆迁矛盾突出。

3.“4050”现象严重，市区失业人群增多。由于许多从事传统二产的工人未能随着产业的外迁而外迁，又难以适应现代服务业，从而“4050”人员涌现。许多具有高级技能的传统产业工人，也因此失业或转岗，导致了大量高级技工的人力资源浪费。

（二）郊区人口密度过低，导致郊区发展滞后

由于大量人口还是集聚在市区，郊区基本上还是以本区域的农民和外来务工者集聚为主，不仅郊区人口密度过低，而且综合功能严重滞后，郊区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郊区发展总体较为滞后。

1.影响郊区新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由于中心城区外迁郊区人口非常有限，郊区新城和新市镇未能吸引更多的新城区人口，郊区城镇化实际上只是一种本地城镇化,是本地农民进城镇的过程，郊区城镇人口规模有限，缺乏人气，影响郊区城镇化发展。

2.影响郊区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郊区工业企业的带动作用。由于制造业外迁郊区时，其大多数熟练的产业工人并未同时外迁，大量熟练产业工人流失，大量的高级人才也未能被吸引到郊区工作，从而严重影响郊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3.进镇农民的就业问题。外迁郊区的制造业考虑到技能和文化素质等问题，大多吸纳符合企业用人条件的外来务工者，对郊区进镇农民吸纳有限，从而导致郊区进镇农民非农业就业率非常低，不利于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促进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的政策建议

（一）通过规划引导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

落实上海大都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合理确定人口、城镇、工业和生态用地规模，形成市域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绿地和林地各约占三分之一的格局。中心城区重点集聚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和就业人群，主要包括：从事体现上海“四个中心”功能的现代服务业的高级白领、从事都市型工业的知识性、科技型的现代产业工人、从事体现宜居城市的生活型服务业的就业人群。郊区重点集聚先进制造业的就业人群，主要包括：从事郊区制造业的就业人群、从事郊区新城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从事农业的产业工人。超级秘书网

（二）构建郊区城镇反磁力体系推进中心城区人口扩散

着力塑造环境优美、特色浓郁、富有时代感的郊区新城镇，加快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向郊区转移，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完善城镇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郊区城镇绿化环境建设优于中心城，有配套的生活条件。新城的建设，应高度关注配套的生活和交通设施，上海市公共投资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要向新城转移，加快郊区的文教、医疗和生活设施建设，形成郊区良好的现代化生活社区，为迁居郊区的制造业工人创造一个良好的郊区生活环境。

轨道交通是解决当前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发展所面临主要矛盾的关键。如果形成以轨道交通为轴线的组团式郊区城镇，公共交通交叉站点又与新城规划相配套，中心城区与各新城有方便的交通，城里人不会再为交通的不便而苦恼，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互动就会顺理成章。另外，相对于轨道交通而言，高速公路对于人口吸引的力度虽然是有限的，但对于物流及产业的支撑确实明显的。高速公路线建设，应在重点城镇处建设全互通立交出入口，在产业区增加高速公路出口，以此加快物流、促进产业区的发展与规模，从而带动人口的发展。

（三）通过技能培训促进人口就业结构调整

上海存在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目前郊区制造业产业工人、城市餐饮、零售、建筑业等新增就业岗位多数是由外来人员在承担。反观香港，上述就业岗位，主要是由香港本地人承担。要解决本市新增就业岗位需求与本市部分失业人员就业期望值不相适应的问题，除了在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转变就业观念方面要加强外，职业技能培训是重要一环。建议加大对过去的二产工人培训，提高他们适应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就业技能；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技能。

（四）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都市区城乡融合

未来判别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将不再是农业时代的城墙，工业时代的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而是信息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通讯技术的改进，未来农村地区可以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卫星通信系统以及利用原有的供电和电话线等进行远程数字通信，使农村地区可以享受到城市中的服务，如教育、医疗服务等。城市与农村相互交错，城市将溶解在农田中，农田将进入城市核心区，并且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时代，家庭办公、电子购物、网络会议、网上学习等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生，使得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集居住、工作、休闲于一体的网络化多功能社区将会出现。因此，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都市区城乡融合，进而推进城市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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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泽慧.加快城市森林建设，走生态化城市发展道路[J].中国城市林业，2003，1（1）.

[4]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产业结构论文篇(5)

(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河南省统计年鉴。目前我国物流业从业人员、物流业增加值等数据分散在第三产业多个相关行业中，完整数据较难取得。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电业是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在近年的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把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电业作为整体给出数据，以其相关统计数据大致可反映物流产业发展水平。所以，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研究的需要，本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公式中的物流业从业人员数选取2009—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各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法人单位财务指标”中的从业人数作为测算对象，最终得出数据指标来反映各地市物流业集聚水平。

(二)物流业省域空间集聚度测度方法关于地区产业集聚的度量方法较多，常用的有区位熵、集中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指标之一，适合行业集聚的宏观分析，由PaulKrugman提出，当时用于测算美国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10］区位熵(LocationQuotient)又称专门化率，是典型的区域产业集聚的中观分析工具。所谓熵，就是比率的比率，它由哈盖特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区位熵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本文拟计算物流业空间基尼系数以判断物流业全省分布的均衡状况及年际变化趋势。其中，G为行业空间基尼系数，Si为i市物流业从业人数占全省该行业从业人数的比重，Xi为该市从业人数占全省总从业人数的比重。空间基尼系数的值介于0和1之间，其值越大，表示该行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越高。另外本文还选择区位熵系数来测度河南省各市物流业专业化程度。也就是通过测算各市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与全省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比值来度量各市的物流集聚水平。区位熵是衡量产业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可充分比较不同城市物流产业集聚程度，确定该城市物流产业集聚状况在全省所处的位置。其中，ei为i市的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数，e为i市的所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Ei为全省的物流产业从业人员数，E为全省所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区位熵系数LQ越大表明物流产业在该市集聚程度越高，说明该地区物流产业高度集中，专业化水平具有优势。

(三)河南省各市物流产业集聚度分析1．空间基尼系数分析根据空间基尼系数计算公式，计算得出表1。从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物流业空间基尼系数呈“U”型变化态势，即在宏观层面上河南省物流业集聚程度在2010年降到低点后又逐渐回升。根据经验数据①判断河南省物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地区不均衡现象明显。2．物流业区位熵分析根据区位熵计算公式，计算得到河南省18个省辖市物流产业集聚度系数。从表2可以看出，总体上看，2008—2012年，各市物流业的区位熵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各市物流业集聚水平极不均衡，差异悬殊。郑州、开封、洛阳、焦作四市物流产业集聚度高，拥有明显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尤其是郑州市，2008年集聚系数达到5．155，是最小值鹤壁市(0．184)的28倍。而鹤壁、濮阳、周口、驻马店四市的区位熵的5年平均值始终在0．5以下，物流专业化程度非常之低，构成另外一个极端。其次，各市物流业集聚水平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专业化差距在逐渐缩小趋稳，但2012年又明显拉大。区位熵中位数不断提高趋稳后又开始下降，而离散系数持续下降后又开始提升。在这种波动性的变化中，郑州的物流专业化优势是先降后升并一直维持在极端高位，开封、洛阳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焦作、平顶山、三门峡、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鹤壁等市的区位熵在波动中呈现不同程度的提升，焦作市甚至从没有专业化优势变为具有较强的专业化优势。

二、河南省物流业集聚度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分析

(一)物流业区位熵与若干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分析为了探究各市物流业集聚度差异的深层原因，从统计年鉴中查阅(或计算)出下列指标值:2012年的各市GDP、三次产业增加值及百分比、三一产业比①、人均GDP、物流业从业人员数及人均薪酬等，以15市②数据为样本计算相关系数，代表性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物流业区位熵与三一产业比高度线性相关，与人均GDP中度线性相关，与GDP、二产百分比、物流业人均薪酬无显著线性相关关系;物流业从业人数与GDP高度线性相关，与二产百分比呈中度负相关，而与三一产业比、人均GDP、物流业人均薪酬无显著相关关系;区位熵与物流业从业人数无关。

(二)区位熵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的回归分析以2012年河南省15市物流业区位熵为因变量，以上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指标为自变量，鉴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考虑，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逐步回归，所得回归模型中仅有三一产业比一个变量，R2达到0．647，即三一产业比变动对各市物流业区位熵差异的解释力超过60%。回归方程如下:物流业区位熵=0．252+0．204×三一产业比t=4．881，P值=0．000回归系数0．204(见表4)，三一产业比每增加一个单位，物流业区位熵就将上升0．204个单位。

(三)基于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各地市聚类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究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内在关系，以2012年物流业区位熵、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为变量，进行系统聚类，类间距离的定义方法选择Ward方法，点间距离的定义方法选择平方Eu-clidean距离，分类结果见表5。进而，比较各组均值并进行方差分析。从表6可以看出:第一类别的四个市(洛阳、平顶山、焦作、三门峡)物流业区位熵平均值达到1．02，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三一产业比则高达3．36，二产百分比也达到了64%;第二类的6个市(安阳、鹤壁、新乡、濮阳、许昌、漯河)平均物流业区位熵0．6，三一产业比2．0，二产百分比64．29%，第三类别的5个市(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区位熵0．52，三一产业比仅有1．26，二产百分比只有45．86%。纵向比较则发现，物流业区位熵与三一产业比变动方向一致，而区位熵与二产百分比之间则存在非线性关系，二产百分比高物流业区位熵不一定就高，二产百分比低区位熵一定就低。可以肯定的是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均低的地市物流业区位熵明显低于全省平均值，而这五个地市(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恰恰是河南省工业基础最为薄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市。表7是对三类别指标值的方差分析，P值(Sig．)均为0．000，指标值在三类别之间差异显著，物流业区位熵与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以物流从业人口为指标度量的物流业集聚程度与地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着方向一致性，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背后是从业人口的跨产业、跨地市的流动。回顾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增加缓慢，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增长较快，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则迅速增加，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断加强，从业人员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较低(即三一产业比较低)的地市流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的地市，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甚至从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物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物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物流业集聚程度相应提高。

(四)关于郑州、开封、济源三市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补充分析在上述分析中郑州、开封、济源三市的物流业区位熵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未被提及，依据相关数据整理出表8。如果按照聚类统计量中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进行划分，郑州应归入第一类地市，开封应属第三类，济源勉强列入第一类，但二产百分比极高，与第一类地市的相似性并不强。将三一产业比、二产百分比代入回归方程，可以预测三市2012年的物流业区位熵分别为3．505、0．581和1．143。郑州市物流业区位熵预测值低于实际值，但偏离不是很大，这一方面说明郑州市作为重要的铁路枢纽、公路枢纽、航空枢纽，物流总部经济和极化效应表现明显，另外也说明了三一产业比与物流业区位熵之间线性关系存在的客观性。开封市产业结构与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农业大市相近，但物流业区位熵的预测值与实际值偏离较远，可能是因为郑汴一体化、物流业从业人员薪酬差异大导致郑州物流业资源外溢所致，即高秀丽等［11］所说的“物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近三年开封市物流业区位熵持续快速下降也说明开封市物流业专业化程度高的优势并不稳固，正在向三一产业比所决定的方向回归。济源市经济总量小，缺乏独立的经济体系，产业结构特殊，物流业区位熵变动剧烈，物流资源要素在与近邻焦作市之间的易流动性或许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

三、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篇(6)

关于老龄化因素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可以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四个主要的潜在影响渠道：消费结构、劳动力市场、资本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其机制可以用图1表示。

（一）消费结构

不同年龄阶段消费主体的需求结构、需求数量不尽相同，因而人口结构变化必然会通过消费主体的需求变化表现出来。当老龄化程度加深时，老龄人口相对增长，而青年人口相对减少，这时，面向婴幼儿、青少年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会逐渐萎缩，而面对老年人口的则会增多。老龄人口往往不倾向于消费那些价格昂贵的“奢侈品”或时尚品，而是更多地偏好类似健康、养生和医疗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这意味着针对第一、二产业的物质性商品需求可能会相对减少，而针对老龄人口服务的“银发产业”会成为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

（二）劳动力市场

从劳动力市场的数量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减少经济中适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而从劳动力的质量看，中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学习能力下降，因而工作技能相对老化。老龄劳动力也不适应体力消耗大、节奏快的生产模式，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有所降低。为了适应这种适龄劳动人口年龄逐渐变大的特点，劳动支出中脑力劳动所占比重应超过体力劳动所占比重，这一特征意味着产业结构要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

（三）资本供给

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人口进入老年时期后，消费相应地从花费现在的收入转向消耗过去积累的财富。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国民收入中的资本积累。这个资本减少的变化量如果体现在各个产业之中，对资本投入更加敏感的产业必然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对资本投入较为不敏感的产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结果就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资本供给的减少对资本集约型、技术集约型的产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而农业、食品业和纺织业等劳动集约型的产业，对资金依赖的较小，受到的影响较小。

（四）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老龄化社会下生产率的演变，有人认为资本-劳动比会下降，所以老龄化会阻碍生产率的增长。然而，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理论证明老龄化一定会对劳动生产率带来负面的影响。生产率并非只取决于资本、劳动，还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如果经济体是一个进步的，并以“终身学习”为目标的社会，那么即使年长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降低，但是他们在志愿服务、经验提供、社交人脉拓展等其他方面也会对生产有着重要的贡献，这种对产出的贡献值并非单纯的资本和劳动输出，更像是对劳动力这种要素潜力的深层发掘。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

（一）模型与指标选取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基准模型：（1）其中，i、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n为三次产业；Ynit和Yni,t-1分别代表地区i在t和t-1时刻的各产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Yf、Ys、Yt分别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Xit是一个K×1的向量，包含了一组其他控制变量。agingit代表人口老龄化程度，β2为我们关心的待估系数。Dit代表地区效应，u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检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而非研究产业结构的决定因素，参照以往研究，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变量，具体如下：人均经济总量（AGDP）：用于考察经济增长水平，根据Chenery和Syrquin对产业结构的分析推导，产业结构演变模型中主要以人口和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本文沿袭其对数结构，在模型中引入人均GDP（agdp）及其平方项（sqragdp）。物资资本（inv）：用于衡量物资资本投资的比重，本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作为变量。人力资本（edu）：用于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本文采取教育经费法来衡量，教育经费指教育经费总投入，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学费和杂费、其他教育经费。经济开放程度（tr）：用于衡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文使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变量。技术进步（nova）：用于考察技术能力和研发创新，本文使用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衡量。政府政策行为（gov）：用于考察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采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衡量指标：用于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目前关于这一指标的衡量，大多数研究者均选取三次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如巴曙松和王群（2009）、卢万青和袁申国（2009）、王文斌（2009）、黄先军和曹家和（2011）等；也有部分研究者选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如杜金岷和廖俭（2008）。考虑到前者能更好地体现三次产业结构，且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开放程度较大，本文采用三次产业的总产值与地区GDP的比值来作为变量，分别用Yf、Ys和Yt来表示。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作为本文研究核心的解释变量，共由两组工具变量来衡量，大部分研究者是从人口结构或者人口红利的角度出发，一般选取抚养比作为衡量指标，为了指标选取的广泛合适性，本文以老龄人口（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老龄人口占劳动力的比重（即老年抚养比）作为变量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别用age和odr表示。

（二）数据使用

按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该国家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即我国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本文选取从2000年开始到2012年全国31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年以来常用人口数据集》以及各地区历年的统计年鉴。

（三）估计方法与结果

为了消除本模型中的非观测性地区效应Dit的影响，对上式进行一阶差分后，可得：（2）上式中，滞后的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项Ynit与误差项的差分uit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从而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法可能会产生有偏估计。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如何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而这正是本文采用GMM估计的动机。根据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DIFF-GMM）思路，将式（2）中的解释变量的滞后阶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来获得参数估计结果，但由于这种方法所采用的滞后阶工具变量与方程中差分项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容易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的出现。基于此，本文同时采用了Arellano和Bond（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的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通过增加新的有效工具变量来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并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从而保证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但不与随机误差项相关，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变量。由于综合利用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进行回归，系统GMM比差分GMM估计法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不仅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也更能控制内生性。

三、实证结果分析

广义矩估计量的一致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系统GMM估计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主要包含两类（Arellano和Bond，1995；Blundell和Bond，1998），Hansen检验用于检验估计过程之中是否存在过度识别约束，原假设是模型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而残差自相关检验则用于检验残差项在差分回归和差分、水平方程系统回归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原假设是不存在序列相关，残差项可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必须二阶序列无关。从检验结果来看，表1与表2中Hansen和AR（2）检验值的伴随概率均在0.05以上，说明应该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可以看到，以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age）和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工具变量的两次回归测量结果之间有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二者均给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发现，从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至今，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均有着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变量与第一、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比第二产业小；而人口老龄化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则呈现正相关性。另外，关于本文控制的其他解释变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edu）、技术进步（nova）对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影响较小，人均经济总量（agdp）的提高对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均有显著的影响，且均呈现出正相关性。物资资本（inv）与第一、三产值比重呈现负相关性，而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关系；进出口总额比重（tr）和政府消费支出比重（gov）与第一、二产业产值比重呈现正相关性，而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有着正相关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论文篇(7)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投资

一、引言

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解决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并没有深入分析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以及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本文着重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并从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和既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的反作用两方面来加以分析。

由于一国在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约束时，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展开的。首先有必要对产业结构的这两方面下一个定义。结构升级指产业政策向属于朝阳行业且占社会经济比例较小甚至尚处空白的新兴产业和产品倾斜，以促动和发展与之相关的产业群。产业结构调整指产业政策对那些在性质上虽属于夕阳产业但占社会经济比例不是很大，产品供给不足需要适当发展的短线产业进行扶持。

二、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一）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投资规模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规模和幅度，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目前，我国企业的投资较为分散，规模过小，造成技术起点低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从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划分可以看出，相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因此，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强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对于这些投资规模较小，社会所占比例较小，供给不足的产业来说，更容易吸引企业投资，相伴随的是易造成重复投资，生产能力过剩现象，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应更倾向于盘活固定资产存量，进行存量调整，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应增加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达到的投资规模。

（二）投资流向和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如果说投资规模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投资流向和投资流向结构则是通过塑造的投资结构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

生产能力形成的约束和既定的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易造成投资效用的发挥滞后。对不同的产业来说，滞后期的长短是不一样的，第一年用于产业结构变化的投资可能在第二年产生效用，也有可能到第十年才产生生产能力。用于结构调整的投资应流向那些在性质上属于夕阳产业，占社会经济比例不是很大，产品供给不足，需要适当发展的短线产业，像纺织、机械等产业。短期内，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果较好，第一年将投资流向产品供给不足的纺织产业，第二年该投资产生的生产能力可能可以发挥出来，满足市场需求。而对于产业升级来说，其投资是流向那些属于朝阳产业，且占社会经济比例较小甚至尚处空白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最明显的特征是从研发到投入生产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短期内，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相对于短期，从长期来看，投资流向结构调整的产业使产业结构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亦或从平衡走向更加合理，亦或从不平衡向更趋于平衡发展，都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而那些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发挥出效用后，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不论是流向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还是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都有两种——存量资产调整和增量资产投资。存量资产调整指转让和重组企业中那些尚在其寿命期内的固定投资。增量资产投资则指投资的是新增资产。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使得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些产业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固定资产存量调整。固定资产增量投资和存量调整是相互影响的，存量调整需要一定的增量投资加以推动，合理的增量流向会通过其最终效应反馈于存量调整，而不合理的增量流向不仅使得存量资产不能及时而有效的转让和重组，而且可能会带来资产存量僵化占用和调整秩序的混乱，使得已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

以上我们已经看到，投资有存量调整和增量投资两种，这两种投资可流向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也可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在既定投资量的前提下，究竟该有多少投入结构调整的产业，又有多少流入结构升级的产业呢？即投资结构该如何安排？对于固定资产存量调整来说，不存在上述问题。因为不论是结构调整还是结构升级的产业出现固定资产僵化占用，都可使用行政或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其转让、重组。而增量投资则不同，增量投资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投资，二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自主投资。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受其财政收入的约束，增量投资是一定的，这部分投资有多少投入结构调整的产业，有多少投入结构升级的产业，直接关系着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的水平。企业自主投资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投资多少到那些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夕阳产业，多少到朝阳产业受到企业自身实力的约束。这里，我们认为，企业作为短期利润追逐者，会更倾向于投资那些结构调整的产业，而政府作为长期利益追求者，倾向于投资结构升级的产业。将政府与企业投资的相互促进，称之为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的共向，将政府与企业投资的相互制约，称之为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的异向。近几年来，国家一直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是必要的，是结构调整的要求，但是，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却明显不足，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的异向。要想有利于一国的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将异向转变为共向。因此，我国提出的结构调整，即在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加大对能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的投资，要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和设备工艺改造，积极采用新材料提高现代化水平，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电子通信、住宅、汽车等产业对产业升级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就是变异向为共向。

因此，投资流向和投资流向结构共同约束着产业结构优化。

（三）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可以说是由于产业所需投资规模不同而造成的风险差异。产业结构调整的是那些短线产业，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周期短，相应的投资风险也不大。一个企业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若出现失误，可以及时抽身，转产也相对容易，对企业的整体发展来说，影响不大。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其投资的是那些高科技等长线产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相应的投资风险也较大，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对于关系产业升级的技术投入来说，见效慢，且若投入方向错误，会造成前期投入完全沉没。因此，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力弱于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由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自身的对象决定的。

（四）投资品种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上面考察了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并且将投资分为存量调整和增量投资两种，默认了投资所需的资金或固定资产都可得到，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投资品种都是可得到的，特别是对稀缺资源的投资，因此，投资品种本身将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约束。发展高科技产业，人力资本投入可谓是起着关键作用，若将人力资本作为投资品种，那么投资品种就受到一国或一地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所以，一般来说，高科技产业一般分布在人均教育程度高的发达地区，更有甚者，紧靠大学城而建，而对于结构调整所需发展的短线产业来说，所需的投资品种一般都不存在短缺问题，因为结构调整的产业大多为夕阳产业，可以说是曾经辉煌过的产业，技术、原料等已成熟，所以对投资品种的约束力弱。因此，投资品种对结构升级的约束强于结构调整。

（五）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假定环境是既定的来分析所有的经济问题，然而，这里将投资环境看做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内生变量。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条件、人文环境、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可以看到投资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条件对产业结构的约束力，特别若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类似于上文所说的投资品种。但仔细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投资品种是从资源，准确的说是投资品的稀缺性来看，而投资环境则是构成了一国或一地吸引资本流入的程度。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的。

这些方面构成的投资环境整体能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但这种约束力是通过影响资本的流向来实现的，投资环境好的地区易吸引境内、境外资本进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存在着三个缺口，即资金、技术和出口创汇能力。而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资本的重要媒介，恰恰具有投资和融资、利用高科技技术进行生产经营和商品贸易三大功能。所以，若吸引了跨国公司中的高科技产业进入，凭借技术的溢出效应，通过产业集群这一组织形式，可实现产业集群内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高水平又优化了投资环境，促进了资本的进入，可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这也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高于中西部的一个原因。同样，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对投资环境的依赖度大，所以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产业结构调整。

具体来说，投资流向和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力最强，投资规模其次，而投资风险、投资品种和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力不强，这是因为投资的这些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间接影响的，有的是通过前两个方面作用于产业结构的。综上分析可以得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力。

三、产业结构变动反作用于投资

短期内，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会通过既定的产业结构传递作用制约投资。即任一时期的投资运行均是在特定的产业结构变化的运行方式下进行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投资的变化，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投资结构的影响上。

（一）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指出，现在的产业结构是由过去的投资结构决定的，而现在的投资结构又影响着未来的产业结构。投资流向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约束力，那么，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有影响吗？回答是肯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也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例如，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要消耗大量的投资品，而投资品是由各产业部门生产、提供的，投资品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制约着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协调发展，投资品供应充分、构成合理，能够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则会形成合理的投资结构，否则，会影响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另外，优化的产业结构是动态的产业结构，在其实现动态优化的过程中，对投资结构也提出调整的要求，引导投资结构的演化方向，投资必须围绕着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及时调整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

（二）产业结构对投资规模的影响

产业结构合理的地区，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大量的资产积压，即需要调整大量的资产存量，为了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水平，需要大量的增量投资，而且还需要通过增量投资来启动固定资产存量调整。

四、补充说明及结论

可以说，以上主要分析的是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现把我们分析的链条拉长，可能会问，投资的这几个方面是如何加以决定的？产业结构反作用于投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呢？为了分析的完整性，现将这两个问题简要的加以阐述。

无论是投资流向还是投资环境等，都是由既定的投资制度安排决定的。可以说，投资制度安排是整个链条的起点，因为投资制度安排规定着投资的各个方面，包含产业政策指向和宏观调控实施手段对投资运行进行调控的内容。投资的各个方面决定产业结构整体水平后，产业结构并不是直接反作用于投资的，而是通过既定的产业结构所形成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偏差反映在宏观经济目标上，宏观经济目标完成的程度又影响了下一轮投资制度安排，从而影响投资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反作用于投资的效果可能不好，因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反作用是在整体动态过程中体现的。这样，我们从投资的上游，产业结构的下游将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加以阐述了。可能投资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约束，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但从投资的主要方面加以分析就已经达到了本文的目的。本文得出的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既定的产业结构水平对投资的反作用，对投资传道循环的起点投资制度安排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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