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论文篇(1)

1.1政治方面在国际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中，各种复杂矛盾不断滋生。我国在政治方面的社会矛盾主要有：第一，较弱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法制观念。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仍然存在。第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新矛盾表现在：经济与金融、信息与传播的风险、传统安全风险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风险，如恐怖主义、生物医学疾病、非法移民、走私贩毒等。

1.2文化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一，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矛盾，表现在个人主义膨胀和拜金享乐主义滋长。这些行为危害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第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受到影响，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也滋长了灰色文化和黑色文化等畸形文化。

1.3社会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累积的矛盾中以下两点较为突出：第一，对于发展与稳定的矛盾，社会中存在少部分人，抱有“仇富、仇官”的不满情绪，往往把最终矛头指向政府，以致不断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损失。第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包括了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安居难、住房难等等方面。

1.4生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令人鼓舞的成就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巨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与生存空间的矛盾：出现了不合理的国土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威胁；还有资源短缺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河段污染、草根退化、烟囱林立、尘土飞扬、噪音不断、污染泄露等等环境问题比比皆是。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

上述得知，我国呈现出的深层次矛盾比较复杂，解决起来涉及面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总结和分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找到化解矛盾的途径，推进和谐社会构建。

2.1特点分析从本文总结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向。归纳起来可概括前沿视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二，矛盾更具广泛性，矛盾的程度也较重。

2.2成因分析改革的逐步深入，矛盾也越来激烈。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利益不均的束缚。近年来，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下岗、失业形势严峻，“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出，由国企改制、城市拆迁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二，腐败和非法收入的威胁。和腐败行为使政府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大受损害，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第三，滞后的现代社会体制。这种滞后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根源，反映在城市化体制、户口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法制的缺位，社会潜规则的形成等等方面。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化解方略

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我们驾驭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总结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化解矛盾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努力寻求切实可行的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3.1发达国家、拉美国家的经验启迪通过比较和分析具有较强典型性的发达国家、拉美国家在化解矛盾，建构和谐社会方面的实践，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制度创新提供了依据。第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化解社会矛盾、建构社会和谐的历史经验，对当下中国的矛盾凸显期的启迪主要有：首先，经济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点，中国仍然应该坚持以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其次，收入分配调节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武器，中国只有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收入分配，不断改善社会结构。最后，社会保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后盾，中国只有从实际出发，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市民的作用。第二，从拉美国家的角度来看，拉美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值得当下中国借鉴，主要有：农村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突破口，中国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尽最大努力缩小城乡二元的格局。同时，社会政策（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指明灯，当下中国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实行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和谐社会论文篇(2)

关键词:和谐情感理性形而上学辩证法儒家思想感恩宽容

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把‘牡会更加和1R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文从哲学角度谈谈对和谐社会理论建设的几点认识。

1.对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分析

1.1中国古代和谐思想

中国人素有追求社会和谐的理想。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如《左传·襄》写道年之中，九和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和谐社会理想的向往。陶渊明描述的‘怡然自乐”的《桃花源记》更是千古传颂。特别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充满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论语》中的‘真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于舞云，咏而归”的社会和谐场景早已成为中国人关于社会理想的经典表述之一。

据史学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其中有600年是战乱分裂时期，1400多年是统一、安定时期，统一安定的时间远远多于动乱分裂的时间。我认为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和谐思想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1.2中国古代传统和谐社会思想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优点

一是重家庭、重情感。以儒家和谐社会理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和谐思想巧妙地利用天然的血缘关系资源，并强化这种关系，建立起家族内部牢固的感情和伦理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秩序。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维护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手段。

二是追求天人合一。如《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于舞云，咏而归”的描述中，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里，既有“莫春，、‘析，，水等自然条件，也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大，的人文因素，更有‘‘浴乎.沂，风于舞云，咏而归”的天人和谐的境界。

1.3中国古代传统和谐社会思想中的缺陷

也许是因为儒家和谐思想太有效果、且过于强调和谐了，而扼杀了明朝中晚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扼杀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而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也存在一定缺陷。

具体来讲，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一是形而上学性。在儒家社会和谐思想中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一面，忽略矛盾转化的一面。如在‘执两用中”观点中，一方面‘执两，正确的指出了对立，或纂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点论、两分法;而另一方面，‘翎中”岁的是“中和”，维护矛盾统一体，片面强调维护矛盾体的统-而否认矛盾的转化，即使有一点‘预益，，也是在维护事物!质的条件下，有所‘损”、‘监”。也就是说孔子主张奴隶制f}亘古不变，反对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化;由此推理也5对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这个作用就表现为育文提到的明朝中晚期扼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召我国社会的封建制度又延续了300多年。辩证法告诉多们，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转化，封建制度向资本主夕制度的转化是历史的必然性。但儒家形而上学的和谐社尝思想，因片面强调统一、否认对立面的转化，从而阻碍、延绍了这种转化，儒家思想成了延缓中国古代社会制度转化创条件了。

二是忽视理性。这一点同样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书点。中国古代哲学同西方哲学比较，它的特点之一是重撼性，轻理性;重综合，轻分析;重整体，轻部分。我们读《论语》，很难看到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论证，而只能读到双告人们应‘七者爱人”、应‘流己复礼”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等说教，缺乏逻辑论证内容。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缺乏逻辑论证性，使得人们很难在理论上真正抓住传统和谐思想中的不合理性，因而很难从理论上它以便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和谐思想，最后只好由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来摧毁它了。

我们说宇宙整体上是和谐的，同时也认为人类整体也可以说是和谐的。这一观点在世界文化上也适用。如有偏重感性和综合而忽视理性和分析的东方文化，就有偏重理性和分析而忽视感性和综合的西方文化来补充它，就不需要什么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了，这不也是一种和谐吗?下面我们来分析西方传统和谐思想。

2.对西方和谐思想的分析

2.1西方的和谐思想

西方人自古也向往和谐。如古希腊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两个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是最美的?一和谐。”并且他们进而提出了‘厌体的和谐，和‘美德乃是一种和谐，的命题。

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社会分为执政者、守卫者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当这三个等级在国家里面都有节制，‘客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国家才有“和谐一致”，..，原则也才能得到贯彻，否则，就会导致‘乱民政治”。

又如哥白尼创立‘日心说’’否定了势力强大的宗教支持的、由亚里士多德创立了1000多年、在人们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地心说”。这需要极其大的勇气，这勇气的来源之一就是他对和谐的信仰，开始哥白尼也相信‘她心说，但他在分析地球、月亮、太阳等天体的关系之后，总感到‘地心说，所描绘的地球、月亮、太阳之间的关系不够简单和谐。

突然有一天，他猛然意识到，如果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世界就完美和谐了。后来他又以此设想为指导进行了大量观察，并且以严格的数学计算和逻辑推理论证了‘太阳中心说”。哥白尼由‘地心说’’向‘日心说”转变的重要原因是他继承并坚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简单和谐的传统思想。

2.2西方和谐社会观点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汲取的教训西方和谐社会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有:一是注重逻辑、理性。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主张理性是灵魂里最优秀的部分，理性统帅意志和欲望。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中，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而哥白尼不仅信仰“天体的和谐，也非常注重观察、数学计算和逻辑推理论证的作用。二是注重制度的作用。如西方社会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体系比较健全。西方人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中的缺陷主要有忽视情感因素的作用。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认识到，中国人自古素有和谐社会的传统理想;西方人自古就追求社会和谐;也就是说，追求政治安定、社会和谐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美好梦想。但东西方文明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又都失之片面。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对和谐社会形成了科学的认识。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的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观点，为社会和谐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马恩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的时候，就曾明确地指出:“提倡社会和“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志zoos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和谐的理论。那么从文化哲学层面看，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呢?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且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扬弃中国古代儒家形而上学社会和i杳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实现社会更加和谐，必须继承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社会的合理思想。如注重伦理道德的作用，注重家庭的教育作用，注重情感因素的作用，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须肯定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退居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同时还必须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如当有大规模外敌人侵时，斗争、流血、冲突和对抗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相反，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承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谐沦同儒家形而上学的‘始终如一的、只有和谐的和谐沦的最大区别。辩证唯物主义的和谐论是和谐与不和谐(斗争、冲突)的同有，人民利益需要和谐、客观条件允许和谐时，我们就选择和谐;人民利益不要求和谐、客观条件不允许和谐时，我们就选择斗争。要重视对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关注中国人传统的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落实以德治国方略。

和谐社会论文篇(3)

【关键词】和谐美学/和谐社会/和谐关系/和谐人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为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机遇，也给和谐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和谐美学认为“美是和谐”，而和谐是历史的、动态的，它由古典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向现代更高、更新的辩证和谐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为现代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这种新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从和谐美学看，和谐社会就是更新、更美的社会。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美的时代”，但那是古代人未充分发展的一种和谐，是一种不完满的完满，是无法与今天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与现代和谐美相比拟的。现代社会主义新型的和谐社会，既超越了古代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超越了历代儒家期盼的太平盛世和大同世界，也超越了毕达哥拉斯数的和谐宇宙、柏拉图的“爱情”世界和“理想国”。这个新的和谐社会，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构建的，它的形成将意味着从近代开始一直在主体基础上对立、分裂中演进，不断向现代、后现代极端化发展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而新的和谐社会将开辟出一个新的美的时代，它将总结和超越过去一切的和谐社会，它将是一个自觉的充分发展的和谐时代。

如生产劳动过去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而从和谐美学看来，它应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和谐的关系性的概念，劳动实践的涵义非常丰富，它不只是人类创造工具、使用工具，作用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且是创造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不断发展的活动。但迄今为止生产劳动的和谐却是有限的，原始劳动的和谐是素朴的，是在强大自然威力压抑下唤醒的神话式的和谐。农业社会的劳动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土地、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工业社会的劳动，一方面是异化的劳动，是物对于人的奴役和控制；另一方面是主体的膨胀，借助工具理性粗暴地征服，摧残自然，导致生态失衡与自然的分裂对立。只有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与物、人与工具才逐步走向新的和谐，才真正开始全面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劳动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们才在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中，创造并感受到和谐，体验到快乐，劳动才超越了生存的需要，升华为一种人生的享受。同样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但生产活动是和谐的，产品的流通、交换、消费的活动也不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同时是一种审美活动。人们购物不但是为了满足使用的需要，同时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审美含量，购物的过程变成一种观照体验快乐的过程。买方与卖方也不单是交易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交易的过程也变成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彼此审美素养的过程。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9年我在《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一文中曾说：“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已逐渐失去作用，正在被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所代替”①。当然，适应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没有不平衡，而是社会主义社会能自动调控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使之在动态中不断达到新的适应，新的协调，更高的平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实践，必将进一步把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生产，在动态中平衡、有序、全面地协调起来。我们更应该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艺术生产、精神生产与和物质生产相互适应和谐发展的新规律，以有力地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而当前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也正在朝和谐适宜、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着。食不只是胃肠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国古代晏子早就有“和如羹”、和五味的思想，并且认为和羹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的作用，中国的饮食文化始终体现着一种中和意识和趣味。现在各种食品更讲究造型的独特、色彩的搭配、口味的调和，使人们吃出一个和谐来，吃出一个美来；衣着不单是遮体御寒，已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人格化和亲和力，注意新颖而得体，时尚而靓丽，让人们穿出一个和谐来，穿出一个美来；房屋不单是为了居住，追求实用而美观、温馨而舒适的美化装饰，已渐成为家居的普遍风气，它为人与环境、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和谐创造了更多的物质条件。一位美学家曾形容审美的愉悦像坐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居正在中国大地兴起，让人们住出一个和谐来，住出一个美来；行也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不但自行车王国正逐步为轿车所挤占，而且逐步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惬意的出行，逐步让人们行出一个和谐来，行出一个美来。总之日常生活正在审美化、和谐化、人文化。但我这里所说的生活审美化，与有些同志所说的“审美生活化”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把生活升华到精神的审美的高度，而所谓“审美日常生活化”是让审美与生活看齐，把理性的精神的审美降至感性的物质的日常生活的水平，实是把审美感性化、化、生理化，越来越淡化了其人文精神和理性内涵，这是后现代消解和否定审美与日常生活差别的一种反映。审美自然包括感性的，但它又必须超越感性，使感性与理性、生理感受和心理体验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审美境界。

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人与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社会的理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现代和谐，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原始时代也曾产生过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但那是未分裂的、素朴的和谐。我国古代儒家也曾设计过人与社会和谐的方案，如在家庭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在国家讲君明臣忠，将相谐和，君民同乐，长治久安；在社会上讲睦邻友好，交友诚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关系。但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为适应宗族关系和封建等级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体依赖于客体、个人依附于社会、心理意识服从于道德律条的不自由。古代梦想的和谐社会是片面的、虚幻的，甚至冲淡和掩饰了阶级对立的现实。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突破和扬弃了古代的和谐，把一切社会关系置于厉害对立的基础上，二元对立也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一直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嬗变的。荒诞是二元对立极端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把对立推向两极，另一方面又与“无差别”相关联，消解和抹杀一切矛盾、差别，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前期的荒诞侧重于向两极对立的极端发展，后期的荒诞，特别是其近来的动向，更侧重于走向消解和抹杀矛盾，甚至走向另一极端，否认和消解一切差别。诞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西方称环境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同样表现了这种消解矛盾否认差别的思潮。因为在这种“整体和谐”中，侧重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生态发展的一个环节，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下，人与自然的差别，人的社会性、主体性、能动创造性消失了，以人为本不见了，而突现出来的实是以自然为本，实是人统一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与自然无差别的整体和谐。新的和谐社会关系，将结束近、现代的绝对对立，吸收、融合后现代趋向和谐的有益观念，重新创造一种和谐自由的社会关系。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的规律性的真实存在，远远超越了古代虚幻、片面、素朴的和谐。它以新的互助互爱、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关系代替利益对立和相互争夺的旧关系，开创了人类和谐处理自身关系的新时代。社会美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将创造一种更新、更高的社会美。

人与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无机躯体，自然与人的和谐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没有物质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当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依赖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完成，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难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学家诺曼·万尔顿曾说，“只有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而只有人们之间和谐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和平相处”③。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美和生态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自然向更高的和谐发展，也将不断促使自然生态日益变得更新、更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落脚点是人，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与核心，只有人与自身的和谐，只有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试想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身心畸形、灵魂与肉体分裂、理性与感性失衡，哪里能谈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呢？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构建和谐社会实践要落实到人，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归宿也是人，都是为了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造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和谐社会是现代和谐人的摇篮。现代和谐人既富有突出的个性，又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切社会关系和谐自由的内涵内化为自己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他是感性与理性都充分发展，而又和谐统一的人。现代全面和谐的人远超越了古代人，古代人的和谐是原始的未充分发展的，是单纯的、不丰富的、有限的。他也超越了西方近代、现代、后现代人，从近代开始人们就在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二重性格的裂变和斗争中备受煎熬，而随着现代、后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的极端发展，一方面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理性虚构了自我迷信，理性主体的妄自尊大，无度的粗暴的征服和摧残自然，陷于自然的无情报复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丧失，感性主体的膨胀和沦落，人或异化为“甲虫”、非人，或裂变为“单面人”、碎片人，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谐社会为后现代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构建了美好的精神家园，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有家可归了，人类漂泊无依的时代也将成为过去。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是非人时代的终结，将是理性妄自尊大时代的终结，将是真正现代自由人的新生。他把必然升华为自由，把受动转化为主动，具有充分的创造活力，成为最有主体主动性、历史创造性的现代人，成为既有主观目的又合“客观目的”的真正的历史的主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类历史的“目的本身”④，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本身”。现代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将是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将是社会美的核心和主体自身，将是自然美的创造者，艺术美的立法者。艺术美源于现实美又高于现实美，艺术和谐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艺术概括和审美创造，是新型的现代和谐自由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和谐关系的典型反映和理想的表现，它也将随着和谐社会、和谐人格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日益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

总之，和谐社会的精神是把社会和谐化、审美化，从美的本质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美的社会，和谐的关系就是美的关系，和谐的人就是美的人。和谐的精神照亮了我们社会整体的美，也点亮了我们社会一切个体的美。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现在和这个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可贵的是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构建，已朝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个光辉理想一定会逐步变成明天灿烂的现实。

注释：

①周来祥：《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原载《文艺报》1959年第2期。后收入《周来祥美学文选》(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3—126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页。

和谐社会论文篇(4)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社会和谐根源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了人的能力、需要、社会关系、自由个性的内在要求。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如今，网络已经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促成了现代人交往的革命性变化———网络交往。信息、知识作为人的发展最重要因素之一，成了衡量人的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它为人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群体环境，有利于实现了个人需要和个性发展，个人在获得丰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社会本质。

二、网络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新挑战

(一)从参与网络文化的主体构成来看，青年人的网络社会化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潜在影响。当前网络媒体主要的宣传、传播、引导的对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年轻受众。他们是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希望所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有活力、最积极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所蒙蔽和利用的一代，也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最难于引导、说服和教育的一代。由于网络提供的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虚拟社会，对于青少年来说，它很难形成像现实世界那样强烈的社会规范，在网络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很可能附带网络影响的消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建设还应包含建设主体主体意识的培育，它加大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难度和复杂性，改变了以往人们文化的传播途径，要求将社会的主流文化传递给青年个体，使个体接受主流的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从网络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看，它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全新课题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网络参与。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人们表达意愿渠道、促进个人发展等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功不可没。同时，又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引领网络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何净化网络环境，如何更好地加强网络管理，回答这些问题是新时代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引导网络文化，强化网络管理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上网群体与不上网群体的构成看，易形成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和谐社会建设我国互联网分布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是十分严重的。尽管我国网民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省份，以及直辖市，互联网水平发展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水平发展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是第一资源，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政府机关和大型的工作人员等一小部分人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管理资源，而且还掌握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信息资源。而其它较低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很难参与到网络文化中来。这不利“五个统筹”的实现，更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和谐网络: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加强虚实和谐建设

对虚拟现象的认同，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如前所述，网络和谐社会是是建设现实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和谐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执政者转变执政视角，从关注现实中的社会建设转移到现实和谐和网络和谐的共同建设。在信息化建设的今天，领导干部不关注网络社会的呼声和网络文化的建设，就不能全面地、真正地理解和谐社会建设，就不能彻底地、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

(二)倡导和谐管理

首先，“和谐”表示不同事物“相应”且“配合得当”，多种要素相统一，本身蕴含着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灭异，这就要求执政者对网络管理抱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抵制错误和腐朽”的积极态度。其次，要认识到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定会在网络上显现甚至被夸大，另一方面，网络管理和网络文化的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这种矛盾和冲突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理论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治国理想和治国方略的一次大飞跃。

(三)寻求积极主动建设

和谐社会论文篇(5)

关键字：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唯物主义

一、引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宽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视野，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认识成果。

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是人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为人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的交往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人的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人的本质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以人为本”为了人，从人出发不断推动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使得“以人为本”不至于空洞化，不至于是一种宣传和口号。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但是，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两个基本的执政能力，一是把蛋糕做大，一是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人执政既要有把蛋糕做大的本事，还要有把蛋糕分好的能力，执政能力应当有机地包括这两个方面。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丰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六、总结

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能达到并保持多赢或双赢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和谐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的和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人社会、融人集体。集体和谐是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和谐也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社会分工的和谐包括社会各类人员的比例构成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增长性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一段时期内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和谐社会”理念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科学阐释。这一理念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精神”，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分析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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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论文篇(6)

[摘要]治理和善治是当代西方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危机而提出的政治理论和进行的政治实践。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和民主政治制度奠基和发展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善治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词]治理；善治；政府职能；政府能力；和谐社会今天的中国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高风险期。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的挑战，化解国内社会转型期所积聚和引发的种种危机和风险，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治理的核心和目标。西方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引入和传播无疑带给我们启示，同时也引发我们思考：善治理论是不是代表着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当下的中国能否按照善治理论进行治理？中国该以怎样的治理方式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文将从分析治理和善治理论兴起的原因入手，通过对比中西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的差异来努力探讨并回答这些问题。一、“治理”与“善治”的西方语境在20世纪，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克服了资本主义建立初期“政党分赃制”所造成的政府动荡和低效，适应了专业化的工业生产对专业化的政府职能所提出的要求，成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然而，随着西方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70年代西方就提出了“政府再造”的行政改革，90年代以来，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传统垂直型、单向度的国家统治方式的不适应，照顾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需求，“治理”与“善治”理论在西方风起盛行。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倡导主体的多元化，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上下互动、相互影响的管理过程。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是可以避免“无效治理”的“善治”，概括地讲，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P8-9)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十个：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有效、稳定、廉洁、公正等。[2]（P16）这些要素的实现程度越高，善治就越有可能。治理、善治不仅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也为政治家和政治组织所关注。以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等人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或“新中派”明确地提出“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口号，并把它当作其新的政治目标。可以说，“西方治理与善治制度的实践是对公共领域的危机或民主政治衰败做出的拯救性回应。”［3］（P60）二、西方“治理”与“善治”的历史积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和民主政治制度奠基和发展的现代结果。众所周知，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奠定了自由、平等、民主的基调，经过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民”等一系列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西方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认为“个人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也就是承认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窄，他的观点和爱好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相信人应能发展自己个人的天赋和爱好。”[4]（P21）个人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它最初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并且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核心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扮演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师与辩护人的角色。”[5]（P58-59）自由主义在政治设计上划分“群己权界”，在设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范围时，确立了自由优先的原则，并将它视为个人幸福的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主张“有限政府”以“防止罪恶”，倡导民主政治和宽容、妥协精神，相信不同意见之间“可以通过讨论，通过交换要求和建议，通过谈判、调整和妥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6]（P817）自由主义将政治设计进一步转向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的构建上，贯彻了结构分化原则、代议制民主政治原则、法治主义原则和权力制衡原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贡献在于：既完善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建构了西方现代国家，同时也推动和发展了公民社会。这样，就使西方公民社会与国家处在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良性建构的关系中。“公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7]（P41）在西方，公民社会是多个利益集团和自治组织的汇总。公民社会从形成之初就是作为制衡国家的力量而存在，完备的资本主义市场所内在要求的平等、自由、竞争精神不断充实着每个公民并滋养培育出有利于公民自治的公共理性。公民自愿结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其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增大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力量，并防止国家利维坦对公民私域的侵害和干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之初就尊崇“自由主义”，认为政府作为市场的守夜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尽管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直至今天，反对国家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已经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信条。可以说，公民社会在与国家的长期博弈中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自治权力，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自治经验。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在行政膨胀、削减福利、减轻财政负担的今天，强调个人责任和多主体治理不仅有其现实难题，当然更不缺少历史传统的积淀和现实的自治的实践。三、中国治理的历史屏障与现实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沉疴和历史惯性阻碍了民主的生长与社会的发育。传统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权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划分公域与私域的理念和实践。长达千年的封建专制将臣民牢牢地掌控在王权之中，整个社会被“家天下”的国家所吞噬。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垄断了各种资源的直接支配权，而且几乎对全部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尽管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达县一级，但民间社会在王权和绅权的干预下，形成了组织规模狭小、组织结构类似、彼此不相联系的“蜂窝状结构”。它们“事实上也主要是起着政府职能的延伸作用。”[8]（P266）尽管在中国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思想，但它们主要是少数哲学家和个别贤明君主的政治思想。中国自古崇权威，重人伦，把对生活的憧憬、社会的希望和对不公正境遇的改善都寄托在清官和明君身上。独尊儒术对于维护历代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却阻断了民主意识和自治实践的发育，造成了中国民主基础天然性的缺失。及至封建帝制的废除和封建社会的崩溃，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播，西方列强的入侵与蚕食、军阀割据与混战，使得民间社会力量活跃。后来的政府实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竭力限制和镇压社会团体及其活动，但政府的制裁和镇压却在社会力量的反弹中最终走向了终结。1949年后，中国建立起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国家政权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干部队伍以及有效的政治动员，实现了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全面垄断。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政府逐渐建立起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社会纳入到政府的权力体系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模式逐步变得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两者的矛盾日益突出。在60-70年代，虽然政府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多次进行过权力关系的调整，但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解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激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赞誉与认同。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上少有的超大后发型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中国现在正处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工业化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中，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都尚未完成，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理念与经验时，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独有情境中选择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双重性因素。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并逐步得到了发展，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促进了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自治能力的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社会文化事务的热情与积极性得到提升，实际参与的力度、参与的方式和途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权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促进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化。非政府组织得到发展，并开始在社会公共领域独立承担或与政府合作承担相当一部分社会服务的功能。可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和发育过程之中。尽管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还不高，但公民社会的各种主要特征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9]（P186）另一方面，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经济运行还很不规范。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保障和思想道德体系的支撑尚未完全形成，现有的政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任重而道远。非政府组织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度还不是很高，开展公益活动的能力十分有限。这就意味着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还处于“生存弱势期”。[10]（P18）国家与社会之间远未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在非政府组织对国家政治发展施加影响的同时，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也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实现。由此可见，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治理”理论中所要求的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平衡协动的三大治理支柱在中国并没有形成。换言之，目前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客观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要退守到国家“全能主义”。由于社会分化、分工细化和社会事务的急剧膨胀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无论怎样扩展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都无法满足社会公共管理的需求。况且，庞大的政府机构是国家财力无法支撑的，官僚体制也日渐成为政治正常运转的赘瘤。可以预见，在实现现代化并向后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统管社会的治理方式更显得不可能。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再度兴盛，意味着人类正在探索一种具有更多灵活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如果说工业社会早期的社会自治力量是对政府治理行为的补充，那么，在20世纪后期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却是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11]（P32）这种治理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由社会自治力量为辅助的治理，而是政府与社会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必然会走向后工业化之路。在公共治理方面，中国也必然向着民主多元、平等协作的理想治理模式努力。但客观地讲，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在目前中国市场不成熟和公民社会初步发育阶段，决定了政府做为社会治理的第一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东亚的发展经验一再证明：权威政府的主导是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基本保证。拉美经济发展所遭遇的困难也表明，不适合当地大多数民众需求的“善治”最终也会流于失败。因此，处在社会发展历史拐点之上的中国，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治理，提升政府权威和政府能力，这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症结所在。国内许多学者主张依照治理与善治实行政府限权、放权，这“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对于打破全能主义政府体制、结束计划经济，的确具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启蒙性的积极意义。但是总的看，是偏离中国转型期的现实国情的，其结果可能弊大于利。”[12]（P114）它既忽视了中西现在所处的不同历史方位，也忽略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积淀和历史惯性，更是抛开了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境和主要任务，这一“应然”与“实然”的错位与脱节，是理想主义热切希冀后发中国追赶西方的“急性病”的主要表征。它不利于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相反，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且正处于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如果按照后工业时代西方追求的“治理”理论端直指导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中国实践，面对计划体制积存的老问题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新矛盾，面对分化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还很低的公民社会，政府为甩包袱而过多放权、过度收缩职能范围，这样非但达不到多元协动治理的效果，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治理真空，有可能加剧矛盾，引发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中西当代不同的境遇，决定了中国治理必有其中国特色的一面。在全球化深刻的影响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当下的中国应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立足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能力提升，在政府治理的推动下，走向善治。为此，政府必先要构建现代国家形态，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制度，为实现善治与和谐搭建最基础的制度平台。政府必须通过自身治理促进和规范市场与社会，把构建现代政府与培育公民社会有机结合起来。1、加强廉政建设，提高自治能力，建设廉洁、透明政府。廉洁是人们对于政府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及其正当性的根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才能履行好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促进机会均等，保障公民自由权利。而腐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政治腐败的直接结果损及政治的结构功能，削弱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损及政府的形象、合法性及其权威，破坏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引起社会成员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13]（P41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廉洁与否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建设廉洁政府意义重大。廉洁与透明是相辅相成的。建设廉洁政府的关键就在于建设透明政府。在透明政府中，公众有权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政府是怎么做的。透明政府要求政府组织透明、政府决策透明和行政行为透明。公众明确了政府机关的设置体系、职能分工以及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他们的监督就会减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利、机构之间争夺权力和相互扯皮的现象；政府决策透明最重要的是政府决策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政府所有的规定、决定必须公之于众，而且制定的过程必须接受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使决策公开化、民主化，实现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政府行政行为公开便于公众参与和监督，激发公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便于行政相对人获取来自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的法律救助。世界银行在评价政府透明性的作用时指出：透明增加了市场信息的有效性和精确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政治与公共管理有助于减少腐败，有助于增加公民参与决策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决策的民主合法性。[14]（p29-36）面对反腐工作的重任，中国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创新，通过建设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来推动政府廉洁。为此，首先要发扬人民民主，实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建立分权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推动法治建设。其次要作到政务公开，使监督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从机制上防止“暗箱操作”。再次要依法保障新闻独立和自由；建设一个强大而活跃的公民社会；促进私人部门的健康发展和正当竞争，形成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最后加强政务员和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使他们诚实尽职，守法奉公。2、促进职能转变，提高行政能力，建设服务、效能政府。简言之，政府职能就是政府的职责和功能，它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任何社会的存续，都有赖于政府有机统一这三方面的职能，形成合理的职能运行逻辑。”[15]（P24）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不发达，人们以分散方式从事生产并自给自足，无法形成把社会个体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因此社会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经济的力量，而只能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强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去整合分散的个体。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的实现和发展造成了社会个体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任何个体都离不开社会而存在，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人际关系，都实现了高度的社会化。于是，分工与交换造就了把社会个体联结起来的经济纽带，进而使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以往只由政治活动起主要作用的社会整合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为过去那种单元板结的同质性社会解体提供了条件，政府更多地指向政治领域的倾向及其政治领域对于其他领域的强势地位开始相对弱化，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不再简单地依附和从属于政治活动而得到不断的孕育和成长。[16]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职能从改革前的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经过改革推动的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为现在正在展开的以社会管理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是经济形态更替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逻辑。正因为如此，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便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顺应时展潮流、满足人民要求而选择的不二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和功能主要就是弥补市场经济缺陷。政府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物品、治理环境污染、调节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来克服“市场失灵”。但时至今日，我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事务；缺位就是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错位就是政府微观事务繁忙、宏观统筹不力。这自然与政府主导参与型的改革发展思路有关，但“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特殊情况当作一种常规，必然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9]（P110）解决这“三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使政府把制定和运用政策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把政府的注意力转到主要为社会和市场主体服务以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充分发挥政策在管理经济和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向社会适度让权，国家在加强自主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大社会的构建。在经济方面，政府的责任是“平衡器”和“调控杆”。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严禁地方分割和部门保护。政府的责任是“发动机”和“助推器”。政府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政策，为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3、整合社会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建设责任、权威政府。改革过程是利益产生分殊的过程。利益分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和必然后果，但这并不是改革的目的。我们的改革为的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成功的改革是利益调整和利益均衡的过程客观地讲，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传统的不公平的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改革初期不平衡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更加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当前，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利益分化表现出如下特征：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17](PP124-126)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部分人民都成为受益者，但是不同个人或不同社会群体的受益程度有很大差别，同时原有的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类型也发生着显著变化，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增生。利益部门化、集团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权势分利集团也随之产生。“权势分利集团就是权力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权势分利集团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他们排斥民间力量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依托权力无节制强化其寡头垄断地位。”[18]比如近几年，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因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以合法形式“瓜分”国有资产的极少数高层管理人成为当今中国的新权贵；而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的利益却遭受到极大的损害。能否有效地进行利益整合和利益再分配，以减少社会风险、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哈罗德·拉斯韦尔曾著书阐述，政治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得到的问题。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与它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政治系统可以通过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19](P26)而分配是否公正必然直接影响到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执掌公权并作为公益的唯一代表，政府首要责任就是维持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它意味着社会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而合理的分配。社会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是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弱者的扶助和关怀。为实现社会公正，政府必须承担补偿义务，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方式，调整利益、重新分配价值或社会资源，以超越市场形式正义与丛林法则，弥补和改变市场对偶然性因素的无视与利用；通过政治作为，改善人与人的相互对待方式。唯如此，才能弥合利益差别过大所造成的社会分歧，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维持在既能激励竞争又能保障正常生活的均衡状态，使社会不至于在两极分化当中发生断裂。从整个国际经验和教训看，社会结构的不公正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无论是拉美、非洲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政治专制与社会动荡几乎总是与社会不公正相伴相随。由此可见，在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条件下,维护公民普遍安全和社会秩序，有赖于一个能实现社会公正的良好政府。在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应当坚持社会公平、政治正义的价值取向，要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要理顺分配关系，解决社会公平的“核心问题”，力争在缩小地区差距，控制贫富悬殊，遏制权势分利集团的形成，解决就业难题，加大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等方面更有所为。当然，利益整合与利益调节需要中央政府的权威。市场经济只有在中央“一盘棋”的运筹帷幄中，宏观调控的优势才能得以发挥。中央权威弱化必然导致地区主义盛行、市场运行畸变、利益分配不公加剧、国家和人民利益受损，全国产业整体布局失衡。接连发生的“江苏铁本”、“内蒙二电”等无视中央政府的事件不断证明：建设权威政府是当前中国治理的客观要求，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政府。民主从根本上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理念是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政治要求遵循公正、合理、普遍、透明的预定程序，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以及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实行权力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制约机制；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追求及利益主张均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和平衡，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消化在民主过程之中并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机制得以和平解决。法治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在理念层面上，法治主要是指一种统治和管理国家的理论、思想和学说；在制度层面上，法治主要是指一种在法律基础上建立或形成的概括了法律制度、程度和规范的各项原则；在运作层面上，法治则主要是一种法律秩序和法律实现的过程及状态。在法治社会，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都处在法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之下；各政治主体依照法定的规则和程序行使政治权力，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根本行为准则。同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都通过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予以有效地调整，各种社会资源和利益都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公正、合理分配，权力的失控通过法律途径加以矫正，受侵害的权利也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民主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权利的一种国家制度，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历史上最广泛和最高类型的民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保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依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利，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才能使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部分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相对协调的和谐状态，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和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没有法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难以保障。因此，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时，把民主法治放在首要位置，是有其深刻意义的。法治政府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是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开始推进法治政府进程，但由于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管理中仍然存在某些程度的人治现象。为此，政府必须树立行政法治的观念，健全依法行政的法律规范，完善行政法治的程序，创新公共权力监督机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也只有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才能给党的组织制度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治政方式的改善，党内民主制度的扩大和健全，制度的民主就会逐渐得到落实。5、确认公民身份，养成公共精神，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西方传统观念上的公民社会始终是以抗衡国家权力扩张的对立力量而存在。他们认为，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运作，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防止独裁政治的出现，是促进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有效途径。其实，在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除了这种对立型外，还有限制型、协作型和公民社会引导型。其中协作型认为，公民社会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媒介物或双向传送带，决定着单个公民和正式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而发挥着潜在的关键作用。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分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改善民主政体的运作[20]（P251）全球化进程加快引发社会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巨大变化客观要求我们要超越“二元对立”，重塑国家与社会的新型良性互动关系。在当代中国，既要建设保障社会全面发展的强政府，又要培育协助政府治理的大社会。公民社会是强大的政府和负责人的个人之间获得平衡的中介，它可以为个人的成功提供更多的机会，没有繁荣的公民社会，个人的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实现。“社会如果软弱无力，权力和收益就会流向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21]（P19-20）社会民间组织不仅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拥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这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型后发展的中国来说，只有确定公民社会之间良好的的伙伴关系，即政府引导、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合法、自律、有序地在发挥作用的领域承担政府无法替代的功能，才会使政府职能实现转变，使公民社会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培育公民社会，首先要确认公民身份。相对于其他社会身份而言，公民身份更能够满足人类的根本政治需要，“赋予一个人公民身份意味着这个人为整个共同体接纳，承认他对共同体的贡献，同时也承认他的个体自主性格。”[22](P7)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政治共同体的同等对待。公民身份的存在，意味着作为个体的公民在为政治共同体履行义务的同时，有资格要求政治共同体对他承担责任，使他能够享受社会合作带来的好处。这样，对于政府来说，就需要切实通过建设，建立一个法律和规则体系，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自由，取消对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为公民社会发展壮大提供法律保障。培育公民社会，还要积极培养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公民社会的催生和发育既离不开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也不能缺少社会公共精神的营养与滋润。一个健康运转的公民社会需要公共精神来维系。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理性引导下形成的一种尊重其他个体的存在、并愿致力于公共生活改善和公共秩序建设的价值取向。它产生着信任，培养着公共参与的能力。公共精神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它促成了社会成员集体行动的自觉性，弥合了社会内部分歧，进而避免了诱发冲突与矛盾的可能。在现代社会，公共精神既要从市场经济交往与实践中培养和习得，又要通过制度安排和社会机制加以引导和弘扬。对于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加强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造就具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公民；另一方面要践行公共服务的理念，在公共事务上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积极动员与吸纳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公共行政过程中，在开放性参与、商谈、对话与论争中培育和弘扬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并加以落实。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基于历史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制度环境的许多问题和困难。为了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应当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参考文献：[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何增科．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3)．[3]孔繁斌．治理与善治制度移植：中国选择的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4][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袁祖社．权力与自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M]．商务图书馆，1986．[7]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杨宏山．当代中国政治关系[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9]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事业下的执政党能力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吴志成．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11]张康之．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J］．湖南社会科学，2006，（4）．[12]王振亚．超越二元对立：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新型关系探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3]陈振明．政治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WordBank(1994)．Governance：theWorldBank’sExperience．[15]林尚立．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J]．学术月刊，2006，5．[16]蒋京议．在社会结构变迁中转变政府职能[EB/OL]/NewsInfo.asp?NewsID=94622，2006-8-24/2006-10-8．[17]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8]刘军宁．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EB/OL]/NewsInfo.asp?NewsID=96744，2006-10-13/2006-10-13．[19][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0]郑伟．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21][英]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政治”，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22][英]齐斯·佛克．公民身份[M]．黄俊龙（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3．

和谐社会论文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责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大家和睦相处在美好的社会环境中过幸福生活。构建和谐社会不可能一就而蹴，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是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是一个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需要进行很长期的艰苦努力。高度的社会和谐不会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主动地创建。

构建和谐社会，应该人人有责，每个人都应自觉调整自己观念与行动，共同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一方面是从各级领导机关，各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构建和谐社会，各级领导应该走在最前列。领导干部，要真正树立公仆意识，有了公仆意识，才能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政治上代表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为了群众。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遵照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办事要出于公心，想事要心系百姓，断事要讲求原则；处事不随风转向，陈事要直言不讳；险事要挺身而出，成事要不贪钱财，败事要敢于承担责任。做到台上讲的与实际做的完全一致，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一致，表里如一。以良好的工作作风，高尚的人格魅力在群众面前树立起一座丰碑，为构建和谐社会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做好了，大家就会跟着学，也才有号召力。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是无声的号角。

二方面是每个企业。企业与公民一样都是社会的细胞，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更要追求“义”。企业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企业在为社会提供经济价值的同时，需要向社会显示其承担的责任；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时候，要通过各种方式回报社会。做为一个企业，要时刻牢记，要给予国家什么，给予环境什么，给员工什么，而最终企业会得到什么。目前推动的“企业公民”建设的目的就是寻求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契合点，达到互惠双赢。“企业公民”的要素构成，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两大类。社会责任主要指法律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应具有强制性，如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为市场提品和服务。执行政府的宏观政策，维护职工的权利，遵守市场竞争秩序等等；道德责任主要是指支持社会公益活动，福利事业，社区建设等，其特点是自觉自愿。每个企业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自觉，积极加入到“企业公民”建设事业中去。要强化个体利益目标与社会利益目标一致性的认识，做为企业，在管理上要突出和谐主题，坚持用和谐文化引领和谐企业建设，使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广大干部职工重要价值取向，从而凝聚力量，推动发展。

安微阜阳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矿难事故频频发生，产品质量粗制滥遇、污水废气偷排暗放等等。看似管理的缺失，其实暴露的是企业价值的危机。

三方面是每个公民。人是社会的细胞，没有每个人的自我和谐，就不会有社会和谐的肌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每个人来说，不仅要与自然之间的融和、与社会群体的“和合”、与单个行为之间的和睦，而且与自己的思想行为和谐。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对自我和谐却不在意，甚至做得很糟糕。有的对社会现象不见阳光，只看阴影，对任何事物横挑鼻子竖挑眼，牢骚满腹，自己把自己搞得心不平气不顺。还有工作、事业与生活，单位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不协调，甚至顾此失彼。如果每个人心理充满了这样那样的冲突与不满，心理或生理会失衡，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不但影响伤害的是本人，还会影响伤害到家庭和周围的人，如果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造成危害会更大。

自我和谐是一种境界，一种情操，一种态度。实现自我和谐，是一个人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加强道德修养的过程，不断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就是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和“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过程。只有不为私欲遮望眼，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吾日三省其身”耐得住寂寞，挡得住透惑，管理得住小节，才能不断提高战胜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在和谐自我的基础上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每个人都应从自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让关爱成为一处习惯，让和谐融入到每个细节中。如果全社会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形成平等友爱，融洽的人际关系环境，如果人人参与，不懈努力，社会各方面形成一种和衰共济，构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能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果。

摘要：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已逐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本文从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介的基本标准、目前的心理状况及产生原因分析入手，初步提出应对措施，以给所有从事高校学生工作的教师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

我国传统教育提倡的培养“体魄健全”人材思想中，“体”就是指人的身体，“魄"就是指人的心理,说明健康的心理与健康的身体在评介人才中都同样的重要。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心理不健康的人却出现递增的趋势。近几年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异常或有心理障碍者越来越多，日趋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缺陷表现及原因分析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仅从躯体健康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患各种躯体疾患的确不多，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健康的群体之一。然而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分析，在高校扩招后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适应能力弱的抑郁、过分依恋型。扩招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大学生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大学生们不再是过去被人们誉为的“天之骄子”。扩招后高校资源配置、管理等方面滞后，高等教育中、初等教育的差异性，大学生过去在中学出类拔萃，上大学后高手如林、竞争激烈，学习方法、生活方式难以适应，各种适应性调适还难以完成，一旦有学习、生活上的困难、挫折，他们不免产生失落，自卑的心理油然而生，经常迷恋父母、以往的老师无微不至关心的生活，常产生寝食不安、情绪压抑而产生抑郁心理。学习方法不对头、时间不抓紧就有被清出局的可能，有的大学生一学期下来就有两、三门课亮“红牌”。因此，大学生们在适应环境、心理调适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加之不少学生常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矛盾心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2、人际交往中的心理孤独、焦虑型。目前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随着时间推移，独生子女的比例还将逐步增大。他们在来校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父母，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小皇帝”，在父母的襁褓中长大。多数大学生上大学是父母从远地送其来校，安顿好之后父母们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害怕孩子受苦、担心孩子生活不会自理，这才踏上回乡路，也难怪不少媒体曾称这些学生为“抱大”的一代。不难发现，不少学生缺乏生活锻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人际交往的日趋社会化、复杂化，大学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又相对个性化，对复杂局面难以应付而缺乏心理准备，智力上的成熟和心理上的稚嫩形成反差，想要和别人交往，但不知怎样和别人交往或交往失败，经常性的难以招架，复杂的场合难免尴尬丛生，故而形成怀疑他人、怀疑一切的心理，表现为天真直率、单纯、常感情用事、不成熟，当遇到困难和不顺心的事时，常表现为不能克制自己、又不尊重别人意见，常处于矛盾之中，怕得罪同学，常采取封闭自己的心理，从而导致性格孤僻和心理焦虑。

3、家庭贫困引起自卑、孤僻型。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成本的提高，学费标准逐年趋升，以陕西高校为例，学费一般在5000～6000元／年不等，其他省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攀高。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域、家庭都存在贫富悬殊差异，按一个学生每年4000元／年计算，加上生活费及其他开支．一年每个大学生的花费可达到8000多元，完成大学学业大致在3万一4万元左右。如此昂贵的费用对农村学生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对城镇的部分学生来说，经济调整期有的企业不景气，有的学生家长已下岗或正处于下岗的危险，加之有的家庭还不止一个学生上学，这样家庭经济也同样十分困难。如此看来，对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要负担如此高额的费用并非易事。家庭的不堪重负，不少大学生在校也常为生活而发愁，学费欠着，老师要经常催缴；家中寄钱少，生活费低，在同学中不好意思，其它同学经常出入餐馆、卡拉OK厅，自己则一天三餐也得琢磨着，更不敢奢侈时髦的衣物。由于经济拮据，许多来自农村的、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同学生活俭朴、省吃俭用，在家庭经济宽裕的同学看来则为土气、下里巴巴。由于大学生中存在“攀比风”，不少同学自尊心较强，也非常容易产生自卑情绪，同时，高校管理的错位，也给不少贫困学生带来自卑心理．

4、情感焦虑与自卑。我国大学生年龄基本都在17—23岁之间，从生理阶段来讲，处于青春中后期，生理发育早已成熟，渴望异性，并希望得到生理上的满足，加之不少同学，远离故乡，倍感孤单。高中阶段由于高考压力，忽略了对异性的交往，而且大学生思想活跃，受西方文化和多种媒体比如电影、电视、书刊等的影响，在潜意识中，对异性的渴求尤为强烈，反映在大学校园内的“友谊寝室”广告上，有的女生寝室明文标榜要找某种类型的男生寝室结为友谊寝室。在上海、成都等地的部分高校内，商家把“安全套”的文章做到了大学校园。在“校园网”或因特网上，聊天的内容似乎都是谈情说爱等等。由于缺乏经验和处理恋爱问题的能力，在感情方面比较执着，常为感情纠葛而头痛，有的同学因为谈恋爱与同学关系疏远，与朋友少交往而孤立。有的同学害怕别的同学抢走自己的朋友，常胡思乱想，坐卧不安，产生焦虑情绪，打架斗殴的有之，学习成绩下滑的有之。有的同学因为两人性格不和或其它原因失恋，一方可能陷入感情漩涡不能自拔，甚至产生自杀等心理危机，校园内因为恋爱危机也曾发生毁容等违法行为。大学阶段学生年龄、生理及感情的特殊性，往往会产生情绪焦虑的病态心理。

二、应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措施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随着高校扩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学生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没有清醒的认识，思想上存在模糊的认识，在心理上就产生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为此，高校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要不断优化德育工作队伍，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在高校扩招、学生增加的情况下，及时配备、补充管理队伍，发现学生中存在问题及时解决他们在做人、做事方面存在的问题。

2、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只关心大学生学得如何，还要关心他们各方面的素质培养，尤其是心理素质的锻炼、培养。在各种社会压力增加、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大学生们如果背上沉沉的心理包袱，怎能学得好，成为一个社会需要的“体魄健全”大学生呢?我们在学校课程设置上，要把心理教育纳入课堂，纳入学分管理，在大学生评价方面，率先破除只重成绩、忽视其它各方面素质的评价体系，体现以德为首。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是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有效载体，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可使长期处于紧张的神经得到松弛。高校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学生社团在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活泼的校园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如今社会上各种不良思潮对大学校园进行严重侵蚀的环境下，要积极主动地占领校园文化阵地，为广大学生提供高雅、健康、多样的精神食粮。

4、有效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经常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可以及时疏通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障碍、心理冲突、心理困惑以及其它心理疾病，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通过面对面、或电话、或书信等的方式，对大学生更加直接、亲切和有针对性。扩招后高校更要为心理健康咨询创造条件，设立心理咨询中心，配备经验丰富、敬业精神强、品德高尚的专、兼职人员，完善各种服务设施如心理普及型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报纸专刊、电脑网络、咨询电话等。建立心理专家和专、兼职心理教师想结合的接待制度，坚持24小时值班服务。完善各种信息服务网络，发挥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和学生干部队伍在心理咨询中的作用，发现心理问题特别是心理危机的学生要早报告、早干预。有条件的还可以通告社会，求助心理热线帮助大学生尽快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心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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