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1)

关键词：山西方言 河津 生命度

一、引言

生命范畴本是人类针对自然界万物提出的概念。人类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按生命度的高低对自然界的万物进行了分类，例如人类、动物、植物等，类别不同，生命度也不同，人类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这些都作为基本常识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而语言与人类社会密不可分，是人类日常交际的基本工具，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人类的语言当中，或多或少地对语言产生了一些影响，这就使得生命度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成为一种语言现象。

1924年，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最先在《语法哲学》一书中提到语言当中的生命范畴问题。他主要通过“性别和属性”来关注语言中的有生性与句法的关系：第一，生物性别（sex）与性（gender）范畴及其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有生物、无生物在语法（主要是语法性范畴）上的表现①。他找到许多有生物与无生物在句法结构中的形式标记对立，充分证明了生命现象在语言中有其相应的语法表现。

20世o70年代之后，“生命度”及其相关名词作为语言学术语陆续被语言学词典收录并进行释义。哈特曼（R.R.K.Hartman）和斯托克（F.C.Stork）合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收录了“animate”一词，释义为：“动物名词：名词的一类，这类名词指人或动物。动物和非动物这两个范畴在某些语言的语法中起性的作用。如俄语阳性名词第四格形式的变化，取决于该名词是不是动物名词。”

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中收录了“animate/animateness”这一词条，沈家煊将其翻译为“有生的/有生性”，该词典对这一词条的解释为：“有生的：对词（特别是名词）作语法分类时用来指其指称对象是人和动物的那个子类，与无生命的实体和概念（inanimate/inanimateness）相对立，某些语言用形态手段来区分有生性和无生性。”

马修斯（P.H.Matthews）的《牛津语言学词典》中同样收录了“animate”这一词条，并解释为：“有生的：（名词）指称可以运动的实体，或被感知到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行动。例如人、马。因此这一特征涉及一些搭配或选择限制，例如，动词‘死’的主语要求有生。”

可以看出，各词典对“animate”一词的内涵的界定几乎相同，虽然翻译成汉语所使用的词语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其本质是一致的，是名词的一类，所指称的对象仅限于人和动物，即有生命的物体。

伯纳德・科姆里（Bernard Comrie）在其《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一书中对生命度的研究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且深入的。在第九编“生命度”中，作者将“生命度”初步定义为一个等级：人类>动物>无生命物。他明确指出，语言学中所说的生命度与其原始意义并非完全吻合，并对语言学中的“生命度”进行了区别，例如第一、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区别，代名词与非代名词的区别，专有名词、亲属称谓与其他人类名词的区别，男性女性的区别，动物内部的区别，无生命物内部的区别等。伯纳德・科姆里对受生命度支配的语言现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结合各国语言材料指出生命度在名词短语形态、动词一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动词一致关系中，生命度等级甚至可以使语法关系失效。伯纳德・科姆里通过分析与生命度有关的各参相得出了一个关于生命度性质的最终结论：生命度等级不可能归结为任何单一的参相，只包括原来意义上的生命度本身，实际上生命度等级反映了人类在好几个参相之间一种自然的交互作用。②

随着国外理论的传入，国内对生命度的研究渐渐有所成果，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珏的《生命范畴初论》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生命度的专著，主要从词汇方面对生命度进行研究，将词汇分为有生词和无生词，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和用法的区别。其余更多的是从语法语义的角度切入，结合汉语对生命度进行研究。李临定在《现代汉语句型》一书中提出意志句与非意志句，马庆株在《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一文中提出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都涉及到了生命度。还有杨海明《生命度与汉语句法的若干问题》、钟书能《生命度――构建语言意义的核心因素》、高莉萍《生命度对汉语句法语义的制约和影响》，都是从语法语义角度对生命度进行分析研究。此外，高莉萍《生命度对汉语句法语义的制约和影响》、李秀明《生命度等级的提升和降低――修辞新创结构的构成规则之一》、李艳《移就中的生命度等级转移规律》还对修辞中生命度的高低转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使用修辞的过程中，低生命度的词可以用于高生命度的概念，而高生命度的词也可以用于低生命度的概念，但是，生命度等级会提升或降低，发生暂时性变化。黄成龙在《羌语中的生命度等级序列》一文中结合生命度理论对羌语中的生命度等级进行了分析和排列，对研究方言中的生命度现象有一定启发。

河津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地区西北部。汾河流经河津境内，将河津分为汾北和汾南两部分，两部分地区方言略有差异。总体而言，河津方言属山西官话汾河片解州小片。本文结合河津方言语料，对生命度对河津方言中的人称代词、构词法的重叠与子尾以及“叫”字句这三个部分的影响进行描绘和分析。

二、人称代词复数

伯纳德・科姆里在分析生命度对名词短语形态的影响时提到，有一种与生命度有关的对立现象：生命度较高的名词短语存在数的区别，而生命度较低的名词短语往往不存在数的区别。他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可能是人类更关心生命度较高的实体作为个体出现，而生命度较低的实体往往被看作一团模糊体，所以也就无所谓是否有数的区别。汉语普通话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例如“我”“你”“他”作为人称代词指的是单个人，在其后加“们”则表示复数，数量一定在一个以上。河津方言中，同样是在人称代词后加后缀“叽”表示复数。河津方言中的基本人称代词见表1。

表1：河津方言基本人称代词单复数表

人称代词单数 人称代词复数

我 我叽

你 你叽

他 他叽

咱 咱叽

伢 伢叽

表1列出了河津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使用时所指称的一定是一个人，与普通话相同。如果在后面加上“叽”成为“我叽”“你叽”“他叽”，指称的就是两个以上的人。例如：

（1）我不会画画。

（2）你可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

（3）他也是听人家说下。

（4）我叽都不会画画。

（5）我给你叽一人买下一歪（一个）。

（6）这事就是他叽做不对。

（7）你叽明到都准点来，别迟了。

例（1）～（3）中的人称代词都表单数，例（4）～（7）中的人称代词都表复数。

“咱”在河津方言中发音为[t?hia324]，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表单数往往指代说话人自己，表复数往往指代说话人和听话人。如果后面加了“叽”就只能表复数，在句子中同时指代听话人和说话人。例如：

（8）伢不爱见咱，咱自己就知趣些。

（9）咱一会逛街走。

（10）妈，咱走吧。

（11）叫我给咱叽买菜去。

（12）咱叽都走，叫他一人在兀嗒坐著。

例（8）中的“咱”表单数，代指说话人自己，例（9）、（10）中的“咱”表复数，代指说话人和听话人，例（11）、（12）中的“咱叽”表复数，指代说话人和听话人。

“伢”在河津方言中是“人家”的合音，使用广泛，多用于背称，指称的人往往不在说话现场。“伢”表单数，“伢叽”表复数。例如：

（13）伢是哪啊，还见你叽惊啊。

（14）我姨伢早都走啊。

（15）伢叽都不在你屋吃，刚刚都走啊。

（16）咱叽能和伢叽比啊，差就不是一点。

例（13）、（14）中的“伢”表单数，例（15）、（16）中的“伢叽”表复数，代指两个人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叽”在河津方言中只能出现在表1所列出的五个人称代词之后，河津方言中的其他人称代词如“自己”“各子”等，不具备这样的用法。此外，其他指人的专有名词、普通名词短语、动物、植物等后面都不能加“叽”来表示复数。由此可以看出，河津方言中的复数标记“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命度的等级序列，人称代词生命度等级要高于其他指人名词短语、动物、植物等，而且人称代词内部也会有等级差，“我”“你”“他”“咱”“伢”这五个可以添加后缀“叽”的人称代词的生命度要高于反身代词“自己”等其他人称代词的生命度。

三、名词的构词法特点

河津方言构词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叠和子尾非常重要，河津话中的大部分词都是通过这两种方法构成的，名词也不例外。观察发现，通过重叠或添加子尾构成的名词大部分是生命度较低的名词，生命度高的名词很少。

（一）重叠

重叠是河津方言构词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河津方言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拟声词等都可以通过重叠构成新的名词，具有很高的能产性，本文主要以名词为讨论对象。通过整理观察发现，这些由重叠构成的新名词中，生命度低的名词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生命度高的名词，而且低生命度名词的使用频率也更高一些。无生名词数量最多，使用频率也最高。例如：

事事 杯杯 椅椅 桌桌 面面 盘盘 珠珠 褂褂

袄袄 水水 汤汤 糖糖 角角 烂烂 生生 冷冷

盖盖 布布 毯毯 绳绳 杆杆 棍棍 本本 盒盒

框框 包包 袋袋 柜柜 碗碗 豁豁 笼笼 草草

锯锯 拐拐 顶顶 刷刷 渣渣 板板 爪爪 瓤瓤

齿齿 篓篓 坡坡 管管 皮皮 牌牌 气气 把把

跳跳床 鸡爪爪 山沟沟 蹦蹦车 泡泡糖 枣核核

糖水水 温温水 瓷盆盆 铁铲铲 菜汤汤 地蔓蔓

毛褂褂 洗脸盆盆 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以上都是通过语素重叠构成的无生名词，在河津方言中还存在大量类似的重叠式无生名词，不再一一列举。当然，并不是说河津方言中完全没有重叠式的有生名词，只是相比之下数量要少很多，主要包括两种情况：1.人类，包括亲属称谓，例如“姨姨、娘娘、爸爸、妈妈、大大、姐姐、舅舅、亲亲”等，此外还有“疯疯、憨憨”指流浪汉，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2.动物，除了多为儿童用语的“狗狗”外，还有“蛛蛛、虫虫、毛毛虫、吱唠唠、蚂蚂蚍蜉”等，都指昆虫类。这两类名词都是有生名词，但是可以发现每一类中这些重叠式名词的生命度与同类的其他名词相比都是比较低的。在指人名词中，亲属称谓的生命度要低于人称代词；在动物类中，昆虫与其他动物如“马、驴、猪、狗、猫”等动物相比生命度也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河津方言里通过重叠构成的名词当中，无生名词占了绝大多数，而为数不多的有生名词生命度也是比较低的。

（二）子尾

河津方言的构词特点除了重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通过添加“子”尾构成名词。河津方言中没有儿化韵，儿化韵的语法及语用功能都通过子尾来实现，所以子尾在河津话中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种实词以及实词性语素，加上子尾后都可以构成名词。“子”一般有[tei0][nei0][lei0]三种读音，在鼻音韵母后面一般读[nei0]，下文用“取北晔荆辉诜潜且粼夏负笠话愣[tei0]，下文用“得”标示；[lei0]在语气很弱、说话人很随意的情况下才使用。与重叠一样，子尾具有这样一个特点：通过添加子尾构成的名词中，无生名词或生命度较低的名词占绝大多数，有生名词或生命度较高的名词只占很小一部分。无生名词例如：

桌得 椅得 被得 杯得 褥得 豆得 本呐 管得

饺得 包得 袋得 柜得 车得 镜得 擦得 角得

梳得 尺得 扇呐 粽呐 房呐 胡得 腰得 饼呐

鞭呐 筷得 辫呐 盘呐 秃得 箱呐 扣得 钉得

席得 毯呐 炉得 茄得 裙呐 膘得 剪呐 塞得

帽得 冷得 袜得 酵得 窖得 茅得 盆呐 叶得

票得 镊得 架得 肚得 鼻得 花得 锁得 院呐

勺勺得 锤锤得 纽股得 痂痂得 爪爪得 坏坏得

酸酸得 豆角得 核核得 瓤瓤得 面面得 麻椒得

以上列举了河津方言中无生子尾词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子尾词，使用频率都很高。当然并不是说有生子尾词完全没有，只是相比之下数量较少，主要有两类：1.人类，主要包括对残疾人士的称呼如“聋呐、瞎得、瘸得、哑得”等，还有一些人名的昵称如“二得、三得、娟呐、国得”等；2.动物，一种是对动物幼崽或小动物的称呼，而且也仅限于少数几种动物如“猪娃得、兔娃得、狗娃得”等，此外就是表示昆虫的名词，如“蝇呐、蚊呐”，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可以看出，与大量的无生子尾名词相比，有生子尾名词的数量少之又少，上面列出了日常生活中较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未列出的那些使用频率非常低。

可以看出，在河津方言中，通过重叠和子尾这两种构词法构成的名词生命度都比较低，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点可以对这些词中哪些是无生名词，哪些是有生名词进行划分，而是更偏向于表现为一个连续体的形式。大部分的实词或语素通过重叠和添加子尾可以构成无生名词，有一小部分构成了有生命词，它们的生命度等级高低不同。

四、“叫”字句

普通话中一般使用“把”字句和“被”字句表示处置意义和被动意义，河津方言中不使用“被”字句，更多地使用“把”字句和“叫”字句。“把”字句只能表示处置义，而“叫”字句既可以表示处置义，也可以表示被动义。一般情况下，关于“叫”字句表何意义，当地人很少相混，这主要取决于施事和受事的生命度高低的不同，一般生命度高的是施事，生命度低的是受事，从而决定了“叫”何时表处置义，何时表被动义。例如：

（17）我叫火弄灭啊。

（18）火叫我弄灭啊。

“我”的生命度高于“火”，这决定了只能是“我”把“火”弄灭，而不可能是“火”把“我”弄灭，“叫”在例（17）中表处置义，在例（18）中表示被动义。不同的是，例（17）中强调“我弄灭了火”这个事实，例（18）中更强调把火弄灭的人是“我”。“叫”字句中施事、受事的生命度也大致遵循“人>动物>植物>无生命物”这样一个等级序列，生命度越高，在句中就越有可能充当施事，生命度越低，在句中就越有可能充当受事。例如：

（19）我叫碗打啊。

（20）碗叫我打啊。

（21）我叫果得卜（树）剪啊。

（22）果得卜（树）叫我剪啊。

（23）我叫狗打唠一顿。

（24）狗叫我打唠一顿。

（25）马叫草都吃啊。

（26）草都叫马吃啊。

例（19）、（21）、（23）、（25）中，生命度高的名词在前，生命度较低的名词在后，即施事在前，受事在后，所以“叫”表处置义。例（20）、（22）、（24）、（26）中，生命度低的名词在前，生命度高的名词在后，即受事在前，施事在后，所以“叫”表被动义。不同动物的生命度也有高低之分，一般来说，动物体积越大，生命度越高。例如：

（27）狗叫鸡咬啊。

（28）鸡叫狗咬啊。

（29）鸡叫蛐蛐吃啊。

（30）蛐蛐叫鸡吃啊。

例（27）、（28）中，狗是施事，鸡是受事，不会产生歧义，因为狗的生命度比鸡高，例（27）中的“叫”表示处置义，例（28）中的“叫”表示被动义。例（29）、（30）中，鸡是施事，蛐蛐是受事，因为鸡比蛐蛐生命度高，例（29）中的“叫”表示处置义，例（30）中的“叫”表示被动义。

在“叫”字句前后都是指人名词短语，并且一个实指一个虚指的情况下，虚指的名词往往生命度较高，充当施事，实指的名词生命度较低，充当受事。例如：

（31）小王叫人打啊。

（32）两人叫小王打啊。

例（31）、（32）中，小王充当受事，“人”“两人”充当施事，“叫”表示的分别是被动义和处置义。

其他情况下生命度对“叫”字句的影响比较有限，仅依靠生命度往往不能准确判定谁是施事，谁是受事，从而引起歧义。例如：

（33）小李叫人家打啊。

（34）人家叫小李打啊。

调查发现，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河津人对例（33）、（34）的理解也有差异。有的人认为，两个句子中的“小李”都是受事，“人家”都是施事，而有的人J为，例（33）中的“小李”是施事，例（34）中的“人家”是施事，此时“叫”表处置义还是表被动义无法明确区分。也就是说，当“叫”字句前后名词处于同一个生命等级的时候，生命度的影响比较有限，仅靠生命度无法判断“叫”表示的是处置义还是被动义，而要根据语境或者其他语句的组成部分来判断。

生命度是近年来从国外传入的理论，虽然在国内发展还很不成熟，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山西河津方言中，名词生命度总体是符合“人>动物>植物>无生命物”这个等级序列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咱”“伢”都可以加上后缀“叽”成为“我叽”“你叽”“他叽”“咱叽”“伢叽”，用来表示复数，而其他指人名词则不行，说明人称代词的生命度要高于其他指人名词；重叠和子尾是河津方言中两个独特的构词法，这两个构词法与生命度联系密切，通过重叠和子尾构成的名词大多是生命度较低的名词，主要是无生名词，有生名词只占较小的一部分；“叫”字句在河津方言中表处置义还是被动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命度，生命度高的往往充当施事，生命度低的往往充当受事，施事在受事前“叫”表处置义，受事在施事前“叫”表被动义。

注释：

①杨海明.生命度与汉语句法的若干问题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7.

②伯纳德・科姆里.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M].沈家煊，罗天华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伯纳德・科姆里.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M].沈家煊，罗天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高莉萍.生命度对汉语句法语义的制约和影响[D].天津：天津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杨海明.生命度与汉语句法的若干问题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7.

[4]史秀菊.河津方言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5]赵瑞兰.汉语名词生命度初论[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07.

[6]邓海清.名词重叠的自由度及语义表达[J].韶关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1998，（1）.

[7]李艳.移就中的生命度等级转移规律[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0，（3）.

[8]曹瑞芳.山西阳泉方言的“子尾”构词方式及相关问题[J].语文

知识，2008，（4）.

[9]黄成龙.羌语中的生命度等级序列[J].汉藏语学报，2013，（1）.

[10]乔全生.山西方言“子尾”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1995，（3）.

[11]温春燕.山西祁县方言重叠式名词的构词特点[J].汉字文化，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2)

但这是否意味着“同意杀人”行为因而也可以游离于刑法规制之外呢？从立法例来看，目前仅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或地区刑法对“同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日本、韩国等。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刑法中，对受托杀人与得承诺杀人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通常轻于一般故意杀人。如日本刑法对同意杀人（嘱托、承诺）罪规定的刑事责任为“6个月以上7年以下惩役或者监禁”，而一般故意杀人罪最高则可至死刑；在刑法没有对“同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作出特别规定的国家或地区，如我国，一般认为“同意杀人”在性质上与一般故意杀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点仅在于刑事责任存在轻重之别。

一、“同意杀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概括而言，各国或地区认为“同意杀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态度还是值得赞赏的。

“同意杀人”与一般故意杀人根本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因此，从生命权本身出发探讨“同意杀人”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法律上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也有权委托他人处分自己的生命，同意杀人行为因而也就应当适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阻却犯罪的成立；反之，他也就无权同意他人杀死自己，“同意杀人”行为理应承担刑事责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生命权人是否享有生命利益支配权的问题。

我认为，生命利益支配权并不是生命权的具体权利内容。理由是：首先，从支配权的含义来看，生命权不可能包含生命利益支配权。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公民生命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社会总是会尽量采取其可以采取的手段来保护这一宝贵资源，而不会轻易的将它完全交由公民自由处置。在现代各国，出于刑法的谦抑和刑罚的功能之实现的考虑，自杀已不再被作为犯罪处理。但在社会一般观念看来，它仍然是一种的消极行为。对于这一行为，其他公民或者组织，可以，甚至在某些场合必须予以干涉。干涉公民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不仅不是违法行为，对于具有特殊职责的人来说，甚至是他们的一种职责。而不具有这种法定职责的人救助自杀者的行为，也往往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而不是对其干涉行为的非难。

其次，从法理上看，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并非法律权利。公民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从“私”的层面看，它使得个体归于消灭，最宝贵的价值———生命被毁灭；从“公”的层面看，它既是社会意识领域极端的行为，同时又不可避免的造成社会小群体以致公共利益的损害。这样的一种行为，显然严重不利于统治秩序，不应当也不可能被法律评价为合法行为。然而，考虑到刑事责任的效果和对人性的怜悯，现代法律，包括刑法，只能无奈地将它作为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来处理。即将生命权人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在法律上定性为一种事实支配行为，也就是适法行为，而非法律上行使权利的行为。

再次，从法律引导社会观念的角度来看，也不宜在法律上确定生命权人享有生命利益支配权。这样无异于鼓励生命权人自由处分自己的生命，刺激自杀率的攀升。而这种状况显然是当局所不愿看到的。

综上所述，生命利益支配权并不是生命权内容的组成部分，因而即使是生命权人自身，也并不在法律上享有该项权利。而从授权的成立来看，每个人有权，并且仅仅有权自由处置或者委托别人代为处置“自己权利以内”的事项。刑事领域中被害人承诺作为犯罪阻却事由的适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此类似。被害人自身在法律上都不具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又何来同意他人杀死自己的权利？因此，在法律的眼中，被害人对行为人非法故意剥夺其生命的允诺并不具有影响行为性质的意义。“同意杀人”与非同意杀人在对他人生命权的侵犯这一行为本质上，也就没有根本的不同。这也是安乐死所以不应被合法化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同意杀人”一般应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

“同意杀人”一般应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并不在于该杀人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因为被害人的意志本身并非决定刑事责任之有无与轻重的因素，除非它可以构成一个有效的犯罪阻却事由。

在理想主义的刑法（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完全一致）中，一个刑法意义上行为刑事责任的有无与轻重，取决于并且仅仅取决于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严重程度。而在侵害客体一定的情况下，行为所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不同也反映出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差异。从客观方面考虑，同意杀人行为通常对社会的冲击较小；从主观方面来看，一般情况下，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毕竟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其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人对生命权的轻视程度与一般故意杀人行为也还是具有量的差异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比一般故意杀人行为较轻。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该行为所配置的刑事责任也理应低于一般故意杀人行为。从这点出发，各国或地区刑法所以将“同意杀人”作为减轻情节的故意杀人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根源或许正在于此。理论与实务界一般认为安乐死这种“同意杀人”的行为属于从轻情节的故意杀人，按照这个解释也是说得通的：其一，安乐死中行为人动机的良善反映出其对生命权并非恣意轻视，人身危险性较小；其二，安乐死这种杀人行为客观上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较小。

三、特殊情况下“同意杀人”未必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3)

［方法］ 通过上海市死亡数据登记系统软件和手工报表资料，分析近50年黄浦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期望寿命指标。 ［结果］ 1951年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南片为13.55‰,北片为9.44‰;出生率南片为44.00‰,北片为29.20‰;1976年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南片为6.89‰,北片为6.66‰; 出生率南片为7.10‰,北片为6.56‰;2006年黄浦区居民全死因(南北片合并)为8.50‰，出生率(南北片合并)为5.08‰。1951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47.56岁(南片),1976年期望寿命为71.18岁(南片),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81.98岁(南北片合并)。

［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出生率大幅下降；居民期望寿命不断上升，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较1951年上升72.37%，较1976年上升15.17%，比上海市同年居民期望寿命80.97岁高1.01岁，与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期望寿命相近。

关键词： 出生率； 死亡率； 期望寿命； 死因中图分类号：R 195.3 文献标识码：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人民生活指标第8项明确列出居民期望寿命2010年预期达到80岁以上。这是涉及卫生领域的唯一标志性指标。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指标列为衡量人群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已将期望寿命列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之一。鉴于《纲要》对城市区域功能定位及黄浦区的区情，对黄浦区近50年生命统计资料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近50年黄浦区生命统计资料研究，在全面了解和掌握黄浦区近50年居民出生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主要疾病死因顺位等指标基础上，重点计算居民期望寿命指标，并对相关因素作出分析，与上海市该项指标比较，为黄浦区制定相应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背景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黄浦区1951―2006年生命统计资料及数据库中南片的生命统计资料相对完整，北片资料1978年后相对完整（南片系指黄浦区合并前的南市区，北片系指黄浦区合并前的黄浦区，2000年两区合并为现在的黄浦区），2000年以后为两区合并后资料。1980年前资料根据［沪卫统］上海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分类统计月、年报表，1980―2002年根据ICD-9编码建立死因数据库，2002年后根据ICD-10编码建立死因数据库。人口资料来源为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为上海市户籍人口数。

1.2 数据处理

应用上海市死亡数据录入和分析软件Death Reg和SPSS 11.1分析软件包对1951―2006年黄浦区生命统计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计算出黄浦区居民出生率、死亡率、居民期望寿命等指标，并对以上指标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黄浦区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率

半个世纪以来，黄浦区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51年（50年代）的44.00‰(南片)降至2006年的5.08‰(南北合并)，降幅为88.45%；婴儿死亡率由1951年（50年代）的41.12‰(南片)降至2006年的3.61‰(南北合并),降幅为91.22%；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13.55‰(南片)降至2006年的8.50‰(南北合并),降幅为37.27%。1986年（80年代）黄浦区人口出生率为15.78‰(南片),婴儿死亡率为16.42‰(南片),人口死亡率为7.34‰(南片),与2006年比较,2006年的3项指标分别下降67.81%、78.01%、15.80%（图1）。

2.2 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

1951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47.56岁(南片),其中,男性47.23岁,女性48.11岁;1986年期望寿命为74.75岁(南片),其中，男73.11岁,女76.38岁;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为81.98岁(南北片合并),其中,男79.55岁,女84.36岁。2006年与1951年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72.37%，其中，男性提高68.43%,女性提高75.34%；2006年与1986年（80年代）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9.67%,其中,男性提高8.81%,女性提高10.45%，总体趋势稳步上升。将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与上海市比较，2006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比上海市居民期望寿命80.97岁高1.01岁（图2）。

2.3 黄浦区居民1996―2006年前10位死因

2006年黄浦区居民死因顺位为：循环系统死亡率为298.40/10万,构成比为35.09%;肿瘤死亡率为260.74/10万,构成比为30.66%；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为95.97/10万,构成比为11.29%;内分泌代谢疾病,死亡率为49.82/10万, 构成比为5.86%；损伤和中毒死亡率为29.82/10万，构成比为3.51%；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为22.33/10万，构成比为2.63%；泌尿生殖系病死亡率为11.50/10万,构成比为1.35%；传染寄生虫病死亡率为11.00/10万，构成比为1.29%；精神障碍死亡率为10.50/10万，构成比为1.23%；神经系统疾病死亡率为6.50/10万，构成比为0.76%。2006年黄浦区居民死因顺位与1996年比较，前3位没有变化，内分泌代谢疾病由1996年的第5位升至2006年的第4位，损伤和中毒降至第5位，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由1996年的第9位升至2006年的第7位，精神障碍由1996年的第7位降至2006年的第9位（表1）。

3 讨论

死亡监测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监测项目，对常住居民进行长期和连续的人口学监测和全死因监测，能掌握固定人群死亡模式的动态变化，了解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情况，发现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1］。

WHO官员Kenji Shibuya博士指出，WHO对生命统计数据相当重视，他强调“死亡统计对健康不可或缺”，并帮助建立疾病负担、疾病经济后果的评价等方法。“人口统计学的监测点和全球卫生的新挑点”中强调已吸引了具多种背景专业人士，如流行病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临床医师、经济学都参与其中。他们研究能持续进行并从多方面对健康问题进行检查，同时为研究人员的培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2］。目前国内对此亦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最近，杨功焕［3］编著的《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在此方面作了很好的研究和探索。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卫生部信息中心在全国12个试点省也作过相关的卫生政策研究，此份研究的基础资料均来源于生命统计监测。

黄浦区从1951―2006年生命统计资料时间跨度为50余年，内容完整，基础工作相当扎实，是作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的良好基础。2006年黄浦区平均人口数为600 209人。每户平均人口3.10人，陆地人口密度54 079人/km2。半个世纪以来，黄浦区居民死亡率、出生率大幅下降，这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密不可分。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医疗卫生水平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7年黄浦区人口总死亡率已降至8.63‰，黄浦区婴儿死亡率已降至1.80‰，孕产妇死亡率为0，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与国家调查点资料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3,4］。

期望寿命是根据各年龄组人口死亡率，用寿命表方法计算出来的一个统计指标。它是各年龄组死亡率的综合反映，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健康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社会经济、卫生保健水平的基本指标。世界各国的期望寿命有很大差异。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西欧和北欧等国家期望寿命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寿命较低，目前，我国在发展中国家里属于偏上水平。1951―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不断上升，2006年与50年代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72.37%，2006年与80年代比较，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提高9.67%，总体趋势稳步上升。与2006年上海市居民期望寿命80.97岁比较，2006年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比上海市水平高1.01岁,已达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将会稳步提高［5］。

2006年构成居民死亡疾病主要原因是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统、内分泌营养代谢和损伤中毒等非传染性疾病，此5位死因占居民全死因的82.90%。循环系统疾病中，脑血管病占57.68%，心脏病占39.14%,65岁以上占91.90%；肿瘤疾病中，男女性别比为1.35∶1，肿瘤部位前5位分别为肺、胃、肠、肝、食管，此5位肿瘤占总体的64.28%，65岁及以上年龄组占71.88%;呼吸系统疾病中,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占92.19%，65岁以上占95.66%；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中，糖尿病占99.00%，65岁以上占93.31%。从心脑血管、糖尿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发病年龄看，65岁以上人口均占90%以上。从每种主要死因中寿命损失年来看，先天畸形、损伤中毒、传染病、精神障碍是具潜在危险的死因，这几种死因的死亡率若持续上升，表明将来会有更多低年龄组人口中途死亡，将会给社会、家庭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在对主要影响老年人的慢性病进行防治的同时，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主要影响低年龄组有关死因的防治工作。

20世纪50年代，黄浦区居民主要死亡原因为传染性疾病，20世纪80年代主要死亡原因开始由传染性疾病转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作为主要死亡原因的循环系病、肿瘤、呼吸系病、损伤中毒和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开始成为上海市黄浦区居民面临的影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水平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此种情况符合黄浦区亦是上海市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中心城区的人口学特征，符合上海市与发达国家或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近的特点。在经济以两位数持续增长，同时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继续加强急性传染病防治的同时，加强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危险因素的控制与干预，加强对主要影响低年龄组有关死因的防治工作是今后黄浦区也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亦是继续提高黄浦区居民期望寿命水平的关键所在。

4 参考文献

［1］戴志澄.疾病与监测――方法与应用［M］.华夏出版社,2005.

［2］WHO.世界卫生报告［R］.2005,2006.

［3］杨功焕.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

［4］黄荣清.中国人口死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4)

刘寅生 1904年8月生，酃县策源乡人。1922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选为中共湘南特委委员，1926年任共青团衡阳地委书记兼中共湘南特委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27年11月回酃县领导革命斗争。1928年1月，中共酃县特别区委成立，被选为书记。3月，成功发动和领导了酃县三月暴动，随之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升格为中共酃县县委，仍任书记。5月下旬，在酃县垅溪段家垅因叛徒告密而遇害，时年24岁。

李却非 1899年9月生，酃县水口镇人。1921年在北京大学文科院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受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担任驻唐山工运特派员，成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青年团唐山地区委员会，领导了唐山南厂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4年夏，李却非根据党的指派，离开唐山，回到湖南，在安源路矿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7月，受中共湖南区执委派遣，回到酃县，创建了酃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酃县特别支部，任书记。 1927年4月，与省农运特派员朱子和一道，组建了酃县农民自卫军，随后又成立了酃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长沙马日事变后，遭通缉离开酃县。1928年5月刘寅生牺牲后，被派回酃县重建中共酃县县委，任书记。10月被选举为中共湘赣特委委员。1929年1月，井冈山失守，到桂东、安仁等地隐蔽，1932年8月被挨户团发现遇害，时年33岁。

黎育教 1905年生，酃县下村乡人。1923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奉命护送毛泽覃上井冈山后留在工农革命军工作，1928年被派遣回酃县协助李却非重建中共酃县县委并任组织部长，1929年李却非脱险离开酃县时正在外地执行临时任务。1929年2月，黎育教从外地回到酃县，联络隐蔽下来的周里、张平化等十余名党员在石禾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在与湘赣边界特委未取得联系和未查明原县委书记李却非下落之前，成立中共酃县临时委员会，成立会上被选为书记。4月，调湘赣边界特委工作，卸任中共酃县临时县委书记一职。1931年，任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中共湘赣省委巡视员。1932年12月，由湘南返回湘赣省委途经酃县时遭敌袭击牺牲，时年27岁。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5)

也就在同一时刻，2月1日，中央公布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迎来了灿烂的春天。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支持下，老区面貌发生深刻变化，老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由于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矛盾仍然突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加大对老区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工程要优先向老区安排。党的十以来，就曾先后到河北阜平和西柏坡、山东临沂、福建古田、陕西延安、贵州遵义等革命老区考察。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春节前，又深入“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调研，指出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在南昌听取江西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又强调要加大对革命老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布局、社会事业发展等要向革命老区倾斜，推进赣州、吉安、抚州等原中央苏区加快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

非常之目标，当有非常之举措。

革命老区的开发建设，要以支持贫困老区为重点。贫困地区是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贫困老区更是短板中的短板。要把贫困老区作为老区开发建设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着力改善发展环境与条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相关资源要素向贫困老区优先集聚，民生政策向贫困老区优先覆盖，重大项目向贫困老区优先布局，尽快增强贫困老区发展内生动力。

革命老区的开发建设，要以扶持困难群体为目标。切实解决好老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老区开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打破惯性思维，采取超常规举措，加快科学扶贫和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提高优抚对象待遇水平，办好老区民生实事，使老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6)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干部教育思想；主要内容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016-0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苏区也曾出现了一定的腐败现象。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能否搞好干部的教育，关系革命事业的成败。

一、土地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动员农民。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在中国高革命，必须吸引大批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中国共产党置身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处在大海般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党内的农民比例必然迅速增加。到1930年统计，赣西南党员成分：农民占80％，知识分子及商人占10％，工人占10％；闽西的党员成分：农民占77％，知识分子和商人占10％，工人只占13％。大量农民阶级入党，一方面壮大了党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必然把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这些人中有的人在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并未入党。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战斗性，必须加强对干部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

二、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1.政治思想教育

(1)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队内，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大；同时资产阶级思想，也有一定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土地革命战争是格格不入的。1928年到1930年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篇章，既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思想教育。特别是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会议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他既指出了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危害很大，应该彻底纠正，同时，指出了党内存在着的另外八种错误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古田会议决议》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经典型文献，在加强当时党的思想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主要是指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途径。

(2)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文化教育。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其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它的党员干部是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只有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较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任何风险的考验，并提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能力，坚定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领导苏区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和学校。比如党校、红军学校以及其他干部学校，并选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高、政治思想素质强的同志担任干部学校负责人并亲自授课。红军大学先后由何长工等人担任校长；苏维埃大学则由亲自担任校长；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先后由任弼时等同志任校长。这些学校主要开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重点是宣传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崇高品质等。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文化教育。1933年9月，由主席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七号》明确提出“设立列宁师范与各种教育干部训练学校来造就一支发展、普及教育与扫除文盲的战线上必须的、强大的教育者军队”。当时，苏维埃教育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创造大批有能力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

2.军事教育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的“围剿”，能否打败的军事进攻，决定了党和红军的生存，因此，对党和红军的广大干部进行军事教育，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军事教育方面，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在1927年我党召开的以八七会议上，党内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暴力革命的原理和中国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实际结合，第一个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与等中央领导干部亲自对广大红军干部讲授军事课。1931年冬，视察红军学校，称赞红军学校可与著名的黄埔军校相媲美。这些学校，为土地革命战争和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斗争，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3.纪律教育

纪律是保持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的保证，也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必备条件。没有纪律就没有顽强的战斗力，自由散漫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员数量的发展，有一些投机分子乘机混进党内，这些人在党和政府机关中制造矛盾，破坏革命，白色恐怖一来便纷纷投敌，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针对这种情况，要求把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不论干部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他指出：“苏区的工农群众……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对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实行党员重新登记，从支部开始严格审查；对于犯一般错误的干部、党员，通过个别谈话的方式，提高其觉悟，仍可留在党内。通过，党员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党员干部的素质提高了，组织更精干了，为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

同时，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创初期，就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和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又将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项分别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一切缴获要归公”；对六项注意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成为八项注意。后来，就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加强对广大军队干部、战士思想教育、规范他们的言行的铁的纪律。

4.关心群众的思想教育

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因此，关心群众生活中国

共产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在土地革命的特殊环境下，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必然失败，因此，告诫全党干部和党员要关心群众。指出：“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高到议事日程上。”在中国共产党和的领导下，当时苏区的干部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

5.反对

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要害是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其后果是使党丧失民心、党心，因此，把反对斗争作为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主张大张旗鼓地进行。他号召各级苏维埃经常利用会议、文件、演讲、舆论宣传等形式，公开抨击。他指出：“要把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在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斗争。

6.等苏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以自己正确的言论去影响群众，更应以自己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去引导群众。以身作则，就是要以自身良好的素质和行为影响感化群众，充分发挥以上带下和以上促下的作用。1933年冬，训令，要求：“凡属政府工作人员均须于不妨碍政府本身的日常工作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以身作则地领导和鼓励全体农民群众千百倍的提高劳动热忱。”而且，他带头执行。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仍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以身作则。他与红军士兵同甘共苦，一样住普通民房，每天吃同样的伙食，并带头吃野菜。在的领导下，苏区其他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像、、、、陈云、博古等也都以为榜样，克己奉公、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7.坚决查处苏区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发挥事件本身的教育作用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7)

12月20日，研讨会成立了以石仲泉先生为主任委员的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着中心的建设发展从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协同创新以及重大科研成果的推出和申报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2月21日，研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和揭牌仪式，第二阶段围绕“苏区精神：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进行学术研讨。在大会开幕式上，赣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孙弘安代表学校致欢迎辞，简要介绍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情况，表示要按照教育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努力把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中央苏区史和苏区精神的研究高地、革命传统教育的宣传阵地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智库。沈谦芳代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作了《大力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从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和概括苏区精神的原因、对促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发展的意义及加强苏区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彭祖雄代表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会上致辞，对赣南师范学院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进一步总结经验，开阔视野，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努力在以中央苏区史和苏区精神为重点的中共党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上多出高水平、高质量成果，成为全国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基地，为繁荣发展江西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学术研讨会阶段，石仲泉先生作了题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旨演讲，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集中阐述了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并提出要辩证看待晚年错误，认为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的共同体，是打不倒的。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