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统一性篇(1)

一、高中生物教学需要系统论的支撑

高中新版生物教材随着科技的进步、生命领域探究的深入和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生命系统的复杂性。编排体系上明显不同于以往，更加重视生物科学的探究过程和方法，关注与社会的联系，注重对科学过程理解的亲历实验和探究。

高中生物教师基本都经历过教改培训。但实际教学中依然很难适应新教材，过去的教学经验、方法不适用了，又缺乏新的理论支撑。一般系统论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用系统论的方式揭示生命现象，能让学生用开放的观点观察自然现象，理解生命的历程，领悟生命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普遍规律，继而能应用于实践活动。

二、新版教材用系统论的思想构建知识体系

新教材在必修内容知识体系的构建上，充分体现了系统思想。

必修一《分子与细胞》知识体系构建，完全按照系统的思想构建。从内容安排上看，编者让学生理解生命系统的基本内容的意图非常明显，建立细胞是最基本的生命系统这一概念，重点突出了系统的整体性。要求学生学会用系统剖析的方法，探究复杂的生命现象，并为后面学习更高层次的生命系统打下铺垫。

必修二《遗传与变异》，从生命系统遗传的物质和结构基础出发，阐述遗传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然后是生命系统各组分间的相互作用，突出了系统组分的复杂性以及各组分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遗传、进化与环境的关系，目的让学生了解系统的适应性。

必修三《稳态与环境》，从宏观世界介绍更高层次生命系统的组成，按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做主线，进一步突出高层次生命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通过系统内组分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生命系统的自我调节，从而达到生命系统的稳态，更深入地介绍了系统的适应性。

三、高中生物教师应用一般系统论的原则引领教学

整体性原则：整体的性质不是要素具备的；要素的性质影响整体；要素性质之间相互影响。

整体性原则利于高中学生理解复杂的生命现象。例如：《分子与细胞》的教学内容从系统整体性的视角出发，从组成细胞的主要物质以及细胞的基本结构入手，构建最基本的生命系统——细胞。在实际教学中，学习细胞的基本结构，往往会机械地将细胞的各组分孤立化，用细胞器的功能解释细胞的功能，比如讲述线粒体的功能，造成学生用线粒体去解释细胞的有氧呼吸，认为有了线粒体细胞就可以进行有氧呼吸，没有线粒体就只能进行无氧呼吸。如果我们用整体性的原则出发，线粒体是真核细胞具有的重要结构，当细胞有了线粒体这一要素，就可以更加高效率地利用能量正确认识。高中生物教学，要避免类似这样用细胞器功能说明细胞功能、局部说明整体的错误。

用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指导高中生物教学，要求教学对一个生命系统的要素进行分析，分析某一层次的生命系统具有哪些要素，重要要素影响了系统的哪些功能，各要素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让学生建立对生命系统的统一认识，并尝试着用整体性的观点去揭示生命现象。

结构功能原则：1、系统论认为，组成系统的要素不变时，结构决定功能。反之，结构相同，要素不同，则功能不同。2、结构、要素都不同，则可以有相同的功能。3、同一结构可能有多种功能。

结构功能原则要求我们在分析研究生命系统时，必须把握好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辩证发展规律，不能通过简单地叠系统组成成分的功能推导出系统的功能。比如：基因和蛋白质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一个生物个体通常拥有成千上万种的基因，而蛋白质作为基因产物之一，种类和数量就更为庞大。构成生命的这些大分子不是孤立地进行活动和执行生物功能，而是相互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复杂的调控体系，从而决定系统的功能。同种生物具有相同的生命功能，不同的生物具有不同的特征，其核心内容就在于生物具有独特的DNA和蛋白质。在另一方面，许多不同生物具有不同的DNA和蛋白质，却可以有相同的生命功能。如：蓝藻和绿色植物从组成的要素上差别极大，但都能进行光合作用。

目的性原则：即在反馈机制的作用下，系统能保持内部的稳定以及与环境的协调的一种特性。

目的性原则要求我们在研究系统发展趋向时，必须把握它的反馈机制。《稳态与环境》模块中的知识结构反映了生命的系统性、层次性以及适应性。稳态是生命系统的一种状态，它不仅指个体内环境理化性质的相对恒定的状态，而且存在于生命的各个层次上，细胞、群落和生态系统在没有受到激烈的外界环境因素影响时，都处于稳态。生命系统的稳态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平衡。一方面这种稳态由于内部代谢过程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不断遭到破坏，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的反馈调节机制，又使生命系统恢复新的平衡。生命系统正是在稳态不断受到破坏而又同时得到恢复的过程中得以维持和发展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下，依靠自我调节机制维持其稳态，实现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相对稳定。

最优化原则：即现实系统都是变化、发展的，应当在动态中协调系统各方面的关系，使系统达到最优化。

生命的统一性篇(2)

关键词：生命系统；熵势；非平衡相变；熵力

中图分类号：Q111；04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47(2007)01-0016-05

自然界的实际系统千差万别，它们可以是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等，它们在平衡态和衡态已归入一个广泛的统计热力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的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着广泛定义的势函数，如平衡系统的熵、自由能或线性非平衡系统的熵产生、超熵等等，生命系统是个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系统，非平衡理论告诉我们，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系统中存在一个广义势函数．这个势函数是个Lyapunov函数，满足Lvapunov稳定性准则，因此生命系统是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本文依据非平衡系统理论的广义势函数，建立了可以描述生命演化的势函数――熵势，经过对生命系统的分析，发现有一个尖拐型突变函数正好对应于熵势，并把它作为生命系统的特性函数加以应用，即用熵势来研究生命系统的相变特点和生命机体内部的作用力，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为从整体上认识生命系统提供一种较科学的方法。

1 生命系统的特性函数――熵势

生命系统是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系统，其熵势可以通过非平衡系统理论的广义势函数建立起来，非平衡系统既可用确定性演化方程描述也可用随机性演化方程描述，下面首先从随机层次建立广义势函数，再推广到生命系统的熵势，并根据生命系统的特点寻找能描述生命进化的熵势表达式。

1.1 非平衡系统的广义势函数

非线性科学和统计物理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小的随机力不仅仅对原有的确定性方程的结果产生微小的变化，它还能出乎意料的产生重要得多的影响，在一定的非线性条件下它能对系统演化起决定性作用，甚至彻底改变宏观系统的命运，另一方面，这种无规的随机干扰并不总是对宏观秩序其消极破坏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的相干运动可能在建立系统的“序”上起到十分积极的创造性作用。

描述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复杂系统的这种随机性常用含多变量的郎之万方程(LE)，即

(6)中的首项不仅在弱噪声情况下确定了FPE的定态性质，而且支配相应的确定性系统的Lyapunov性质，称其为非平衡系统的广义势函数，

1.2 生命系统熵势的建立

爱因斯坦关系为：

如果(2)式从统计的角度描述一个非平衡系统的演化过程，那么相应的热力学方程为

满足后，这种演化过程才停止，可见这一规律正好符合生命的演化，当生命机体的熵势取最小值时，机体处于宏观上的稳定状态，这时机体的各项功能正常发挥，从热力学和统计学的角度证明熵势可以描述生命的演化。

作为宏观系统的Lyapunov函数，在非平衡态中所起的作用与熵在平衡态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进一步研究证明，和平衡态势函数密切联系，如果连续的改变某些控制参数，使系统从非平衡态过渡到衡和平衡态，那么势函数就回到我们熟知的势函数如超熵、熵等。

1.3 生命系统的熵势表达式

下面根据生命系统的演化特点给出生命系统的熵势函数并分析其生物学意义，为简单起见只讨论一维情形(可以推广至多维)。

从(12)式可以看出熵势与概率密度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就是熵势越小的状态对应的概率密度最大，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具体的表达式来表征这种关系呢?

我们知道对于任意一个系统，它处于稳定状态或势最小的可能性最大，否则它将失去存在演化的意义，而又由于随机涨落力的存在，其稳定态可能受到放大了的涨落力的影响而失去原来的稳定性，到达另一个稳态．但不管怎么演化，其最终将处于势的最小处，对应于状态出现概率最大的位置，所以根据生命系统的特点及其演化过程，在一个生命机体的一生中处于健康稳定状态(可用一些指标参数来描述)的时间最长，概率最大，那么此时它的熵势也应该最小，但是在生命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也在出现偶尔的突变现象，由于一些随机涨落力的影响，熵势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极值，这时系统将面临选择，哪个稳态更有益于生存，它将选择那个稳态，这就是生命进化．基于这样的定性分析，下面的势函数正好能反映生命进化这一现象，于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生命系统的熵势来做具体分析

其中x为描述机体健康状态的变量，α为控制变量，β为一常系数。

那么根据(12)式熵势曲线和相应的概率密度曲线可以绘制如下(实线为熵势曲线，虚线为概率密度曲线)

a)图对应于α>0，β>0，此时平衡位置(x=0)是稳定的，概率曲线表明，在这一点机体所处的状态概率最大，健康状况良好，随着偏离平衡位置距离的增加，概率减小，表现为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处于病疾状态，这时就应想办法治疗使机体向稳态转化。

b)图对应于α0，此时原来的平衡位置(x=0)失稳，变成不稳定平衡点，代之出现的是两个新的稳定的平衡点，相应的，处将成为机体非正常状态，它出现的机率也将减小，而在两个新的稳定态出现的机率增大，如果没有随机力，机体处于两个势谷的机率相等，但由于随机涨落力的存在，将促使机体向更加利于生存的状态推进，可以说这是旧结构让位于新结构，如果一种稳态代表一种有序结构，那么稳态的改变，加之随机力的作用，势必导致机体越来越有序。

这里的状态变量可以是任何能反映生命机体演化的变量，如DNA的数量、机体的某种蛋白质含量、脑细胞的发育程度、机体内部某种激素的含量等等中的一种，如果是其中的两种，那么方程将是二维的，其熵势和概率密度将是个极限环，即曲线绕纵轴旋转180度，同样可推广到多维情况。

可见，这个势函数虽然是一般尖拐型突变势函数，但它的演化特点正好符合于生命系统，而且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系统演化的结果就使系统稳定在某一特定状态或结构上，即新物种一旦形成，就会通过遗传作用使他的已有特性、状态结构稳固下来，不会轻易改变，以保持物种的相对稳定性，不然系统就会不断从一种状态或结构跃变到另一种状态或结构，是新物种的长期存在变得不可能．因此势谷的平缓与涨落的放大以及势谷的加深与涨落的缩小，对于系统的演化或新结构、新物种的形成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交替、相辅相成使得生物界的演化、进化成为可能，可见熵势越小，系统就越稳定，系统的总熵就越小，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越强．例如人类，由于智能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最大限度地吸收负熵，从而使自身体内尽可能的保持熵最小、自组织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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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避免疾病，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2 特性函数――熵势的应用

2.1生命系统的非平衡相变分析

非平衡相变是在远离平衡的系统中出现的某种物理量的突跳行为，大量事实证明，一系列的突变过程联系着系统的进化、序的产生、功能的形成等自组织现象，这类现象在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意义，如生物结构中的DNA、细胞、组织的交替、器官的转变等都是非连续的变化，它们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生命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复杂开放系统，非平衡相变理论可以刻划生命系统的个体发育和系统演化过程，它可能为生物进化提供新的解释和描述手段。

势函数有决定系统演化性质的作用，是个特性函数，它的不同形式也将决定系统有不同的相变特点。

生命系统的势函数(熵势)取

宏观上能实现的态(相)就是出现机率最大的态(相)，也就是势函数取极小值的态，则根据极值原理

可见，当时曲线趋于平坦，出现I临界慢化现象．这时如果没有涨落力的存在系统将处于平衡态，但恰恰相反，涨落力不仅存在而且还被放大，随着控制参数的变化，这个力不断促使系统离开原来的平衡态，在其它位置出现的几率增大，可见随机力在生命发育和进化过程中起着特殊的决定性作用。

2.2 生命机体内部的作用力分析

由(13)可知由势函数可以推导出系统的回复力(决定力)，生命机体内部的非线性作用力表现为机体各部分结构之间的结构力，为与熵势对应这里将它定义为熵力，主要作用表现为系统自身对抗熵的增加，即

即处于稳定态时，生命系统的熵力最小(为零)，系统的熵也最小，系统不需要对抗熵的增加，当系统一旦受到较大的干扰，熵就会增加，就可能离开稳态，熵力就会发挥其作用使系统得以恢复，可见，熵力是生命系统进化过程中的结构、状态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原动力。

3 小结

生命系统是个真正的自组织系统，与其它系统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高度有序性，生命的存在是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一个生命机体在进化的同时，也维持了结构和状态的相对稳定性，通过对熵势的研究，我们对生命的高度有序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个重要结论。

1)熵势反映生命的发育和进化，在这个势的作用下生命越来越有序。

2)熵力是生命系统维持相对稳定性的原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提供了一种方法，且对熵力在生命体内的具体作用过程需要进一步的分析，鉴于生命系统的复杂性，对以上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有点挑战性，需要生物数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相互结合，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生命的统一性篇(3)

[关键词]生态有机性；生态创生；人类生态系统；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Q988；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4-0005-08

[作者简介]盖 光（1956—），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及文艺学、美学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Title： Ecological Organicity and Man's Existence of Health

Author： Gai Guang

Abstract： Ecological organicity presents organic relevance among lives in the ecologic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material exchange， energy exchan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s the relevance of life creation. The Role of ecological organicity to man's existence of health， is actually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healthy relation through man's activities， which may help to bring the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 system into full play so as to benefit human beings.

Key words： ecological organicity； ecological creation； human 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culture

生态有机性本质上是由生态系统内部生命体间的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来呈现的，以此而成就系统的健康。所谓有机必然是交互转换性的，是协调、有序化的，且是循环性的，同时也呈现复杂性结构；所谓健康，表明任何生命肌体间都会完备“你我”彼此的交换节律，且呈现互惠互利性。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有机性需要自然生态状况流向人类活动，呈现资源、能源及环境状况对人类活动的服务与支持，同时，人的活动也需要回馈于自然生态，而表现有机性与循环性。对于人的健康性生存来说，生态有机性实际上是通过人的活动构建人类生态系统内部协调、共生的健康性关系。其基本指向是：建立人与自然生态互为你我的健康发展机制；积极而主动地创制朝向人类未来发展的和谐生境；通过人的生命机能的能动运行，主动地维持自然要素及环境状况的再生能力和自净化能力；强化人的生态责任，维护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从而达到最佳发挥生态系统效能的目的，以惠益人类并影响人类福祉。对于“人类福祉”有如是说：“人类福祉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的物质条件、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保障……在所有的环境中，通过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生态系统都是人类福祉所不可或缺的。”①“人类福祉”既是健康生存的基础条件，也是其主要表现，其中多种要素的构成及多种服务、多种调节机能的前提则必须是生态系统健康，而系统健康的必要条件则是系统内部生命能力互换的有效性、节律运行的有序化及协调机制。人类活动的过度性不仅影响生态系统健康及对人类健康性生存的支持机能，还必然深度影响人类自体存在的健康性及永续发展。

一、生态有机性与人的生态创生性

人的生命有机体作为生态性存在，活动于复合生态系统（自然—社会—经济—精神/文化）的有机运行中，这必须是一个不断蕴聚创生性的系统。在活动着的复合生态系统中，不论是人类自体的生命有机体验，还是与地球诸多生命种群共有的有机性关联，人的一切活动方式及成果理应蕴聚生态创生性。人类的文化所累积的一切活动成果必然体现创生性，我们可称之为文化的创生，或曰创生的文化。较之其他任何生物种群，人类的生态创生是一个十分特殊、个性色彩非常明显且表现文化活动方式的系统结构，而促生人所活动的复合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特殊创生性能力的生态文化系统。人类的这种创生性本质，不仅使生态文化系统的存在合理性趋向和谐与有机，而且人类的和谐性存在也理应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和谐，并不断规复有机性。生态有机性本质上是生态系统内部诸生命有机体间的互为支持，是以生命存在关系作为根本条件，由物质转换、能量交换机及信息传递呈现生命支持系统（亦是生态创生系统）。创生并不限于人类自体，而必然要有天地、万物之生的共同参与，要有天的浩渺无垠，有地的繁育功能及生生不息，或者说人的创生活动的根本条件必须得自于天地万物的支持。

所谓“生”，既有万物之生，也有人之自生，更有万物与人的互生、共生。任何的“生”，必然成就且跃动于古代中国人所言的那种“生生”之链及运行过程中。“生生”不只是一个词语的组合，更表征着创生性结构，是系统整体且有机—过程性的创生结构。在古代中国人那里，“生生”结构的机能与活力，以“生之又生”、“生生不已”、“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铸就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家族繁盛，体现天地自然的生态价值本性。这实际上蕴含着“生生”韵律的易变与多样，其运演状态、形态、姿态、态势均富含生命“自由”之态。生态有机性之创生，促进了亘古不变的“生”，亦即“常生”，而“生”之自由，亦通过不断地变与易而形成“生生”运演的序列。故《周易·系辞上》言：“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②《周易·系辞下》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孔颖达疏：“正义曰：自此己下，欲明圣人同天地之德，广生万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无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③汉代的扬雄《太玄·大玄文》曰：“天地之所贵曰生。”④天地的“道行”及“德”与“贵”在于促生、化生，在于创生万物运演的永无止境。《管子》云：“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心术上》）《黄帝内经》有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①由此看来，所谓生生之“易”，实际上就是天地自然的这种“生”与“创”；所谓“易”之变，则在于“生”与“创”而发生的变，由此而呈现的“生生不已”的运化节律，使自然天地的运行之道韵律化地呈现其德性与尊贵。这使天地之“德”不仅力在创生万物，而且也并生万物的德性。这应该是“德”的始发意及原生意。

人生成在天地之“德”中，并永远无法别离“德”之列，而人的德性与德能理应与这种创生的有机状态及节律运演相辉映。笔者所言的“德能”，不仅在于人类维系自身“生生”运演及永续生存的能力（包括人的自然社会、精神及文化的整体性构建），更在于人如何与自然在生态有机关系中创生以“生—生生”为脉系的生存机制，而我们要有机地完善这两个层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呵护自然，融入生态。《中庸》有言：“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龟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②天之高明为天之“德”，地之博厚为地之“德”，其成就天地、万物之生的“悠也，久也”亦为天地之“德”。由人类活动而参与的生态之创生，必然是天地人之共融、共生的“德性”与“德行”的汇聚，这必然推进天地之生与人之生的互创及互构，必得自于生态系统内部及人的社会结构内部各个生命角色的有机互动，得自于相互间进行的能量交换，且互惠互利，形成健康性活动机制。事实上，生命所体现的健康性意味，生命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是在永久的创生中彰显其魅力的。

人类的自为性存在首先就是肯定了自我的存在，是自我认同、自我体验、自我创生的生命运演的过程，并会沉淀为生态文化形态，由此而推进的人的生存系统必然是有机性及健康性的。用自然生态系统能量运行的传递与变化的原理解析，人类的存在同样是以能量的获取与输出的方式，来呈现自身在系统中的家族身份，以此确立自身的位置，并行使自身的职能。人类的终极追寻是自由的，对自由的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就成为人类不懈的动力，这也是人类追寻健康生存的表征。如果我们将人类的这种健康生存的追寻转换为能量的指数，那么其自由度就必然使能量的转化不断地减少消散，同时不断地增加能量利用率。人类自由疆域的划定是有限度的，人类活动要保持永久的生态创生，就不可能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自由想象，这不是超验的、神性的、虚幻的，也不是人类对自然生态之能量的随意攫取，而必然表现为自然存在和人类自由的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人的生态有机性存在作为文化存在的表现，还使人能够主动创生能量，不仅可以将物质能量转化为精神能量，而且能够将生命躯体活动的能量转换为精神活动的能量，还可以将精神活动作为推进生命躯体的生成及优化的重要因素。人能够不断地体验生命存在的特殊性，同时还能够通过展示生命精神的方式解决人们对精神文化活动的追求，进而构建以人的生命价值而形成的人格结构的能量，并不断地将精神能量转换为物质能量，进而向自然生态输出及回馈。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的生存活动对能量的可控性，还表现在可以主动地提高和增加多样化能量的利用率。但在现实生存活动中，人类欲望性生存的无限性，对能量获取的最大化欲求，同自然资源供给的时限性、阶段性乃至有限性往往会产生矛盾，会使人们排解在焦灼与困惑的状态中，使人类对能量利用的这种主动性与可控性发生变异，这不仅难以有效地调节生态平衡态，而且对人在生态条件下的健康生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生态有机性与生命活动的多重互构

人在生态系统中作为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其生命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形态，与其他任何生命的种群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不仅因为人能够进行物质及精神能量的互为转化，还因为人能够主动地从事实践活动，能够理智、意志性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构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并且在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在生命有机体的机能交换中，人还能够借助情感、想象的“魔力”，开掘人类潜在意识层次的底蕴，活化生命存在的魅力及人的文化存在的组织性作用，同时人类生态系统所形成的有机的、生命一体化的、自组织性的动力结构，必须是开放的结构。

开放性表明人类生态系统必然在生命多样性机能的交互转换中，形成自生与互生、共生的能量流动结构。德国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称：“开放就是让生产和转化获得它所必需的能量交流。”①在生存论的条件下，开放也是“互构性”的，而“互构”的前提必须有生命体及生命种群“自体”之生命能量的创构，而“自体”之能量的创构又得自于能量交流及转化并走向系统整体性的创构，这种双重创构不仅得自而且必须促成系统健康。“自体”之构是系统自身以“自生”、“自创”、自我认同、自我发展、自我体验而形成演替的逻辑脉络，其所依据的是生态系统健康，是其复杂性结构及自组织性的动力结构。我们从生态有机性性的意义上考察互构性，进而认识人的健康性生存问题，需要探讨“互构”的多样形态，以呈现健康系统的自组织性及综合的“力”的结构。

首先是互动与互变。生命的机能在于动，动的永久性、循环往复性成就了生命的永恒。互构性的内在机制是生命的“动”，并且是多样生命体间的“互动”。生命机能外射及吸收、接纳外部能量，进而形成的“互动”，就表现为生命体之间的互为支持，同时形式系统的支持机能。“动”意味着“变”，“互动”也生成“互变”。对生命的机能而言，变就意味着升华，不仅促动机能的完善，还提升生命的精神。“变”是绝对的、永恒的，只有“变”，才有万物之间的“通”，才有阴阳化育万物，万物才能永续性地生存与发展。生存于系统中的生命体的互动、互变，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不是平面性的、静止性的，而是生成性的，是“化性”之动②，是经由生命力的动与变而不断完备生命的机能，升华生命的精神。

其次是互化与互换。从转化、转换意义上看，“动”意味着“变”与“化”，“互动”也意味着“互变”与“互化”。“化”就是经由化育而化生，由互动与互变而显现互化，呈现生命体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人们的种种活动方式不断超越着本身的自然存在，构建起了自身不同的活动形态及掌握世界的方式。各种形态与方式互为补充，并在相互支持中不断完备着人的生存体验。但人类活动形式及掌握世界的方式不论样数多么繁复，品质多么“齐全”，最终都必然要归复人的自然存在，并力主打造人类健康的肌体，构建愉悦、恬适的生存情境，以呈现人与自然生态之“化”。互换就是指生命体之间、生命多样性之间的机能交换，以能量的流动与信息的传递为主要方式。从生态有机性结构的流向中看这种互换，其中还有超越躯体能量的成分，对人来说不仅是躯体能量的互换，还是精神能量的互换。就后者而言，一方面，人可以将自然物的物质能量转换为精神能量，另一方面，人也可以直接以自然物的物性特征和品质，形成人生命活动方式和人所应该具有的品质的参照。人向自然生态转换这种精神能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精神能量互换的间接性更为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创构人的精神品质，是通过特定的人格体验来推进这种互换的。

第三是互渗、互通与互生。构建生态有机性系统，使生命多样性之间进行能量交换与信息传递，并不需要完全改变物的形态和生命存在形态，或者是进行物理变形，对人的活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机能的渗透。物理性改造是一次性的，有时是不可逆及不可恢复的，对能量的获取也是单体的、暂时的，而互为渗透性必然要强调能量互换的持续性、永久性，这必然是非物理性的，要有非物质形态的改变与改造。人的活动能量的渗透，必然伴随着情意性的渗透。在互通与互生的关系中，互通是表层的，互生才是内在的、根本的。互生不仅要求生命体的互为存在，更要求生命能量的互为增长。只有能量的增长，只有完善生命多样性中各种生命体“自体”之构形式的多样化及生命的生存机能的多面性，才可能显示“互构”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在同生共长、互惠互利中展示生命的价值。

生命能量之“互构”的多层次及复杂性，使多样生命体从中互惠互利，都能得到实惠，其产生的“双嬴”及“多嬴”的效果就表现为生态系统健康。人类生态系统健康是多向多面之“力”的结构组合，不论是反向力还是同向力，不论是外向力还是内向力，不论是向心力还是离心力，不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不论是肌体的力还是精神—心灵之力，不论是情感—想象之力还是理智—意志之力，都必然是以生命力为凝聚点及连接点，形成多重“力”的结构融合，以此“合力”构筑生态健康，从而推进人的健康性生存。

三、人的健康生存及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性

人的健康性生存的基础在于生态系统健康的支持，其本义应该指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状况。关系的和谐程度实际上就表现着健康程度，最简单的意义在于由生命能量之“互构”而呈现的机能更新、代谢程度及交换渠道的顺畅，其中系统肌体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尤为重要。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曾讲到：“一个有机体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内部的能够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认为是健康水平。”①生态系统健康主要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它显示稳定、活力、自调节及更新能力。它对人的活动的支持，一方面要呈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生态和谐程度以及功能展示程度，另一方面则促成自然、经济、社会、精神文化之复杂生态系统的有机合成性及协调综合能力。

就人何以守持生态化的生存本性而言，其健康性并不限于躯体性生存的健康，主要还是以人的生命体验的有机性及生态化的程度来体现，或者是以这种综合性的健康指数来体现。其中，生态化及生命自由化程度越高，其健康性就越高，这实际上是由自我更新及自我调节能力的高下所决定的。如果人们能够从这种健康体验中获得更高层次的愉悦与，那么所呈现的人的生态化生存的程度就越高，对自身肌体生存能力及质量的反馈程度也就越高。因为这种综合性生态化程度决定了人类生态系统的能流状态，也决定了系统生命活力的指数。生命活力强的生态系统必然具有强的抗干扰能力，因之就有较强的能力抵抗“疾病”，保证生态安全，用生态学的术语说，这就是系统弹性。弹性越大，系统就越健康，就越具备系统适应性，就越能够克服系统的脆弱性。美国生态学家西蒙·A·莱文（Simon A. Levin）在分析复杂适应系统时就说：“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然系统并不那么脆弱，起码它们是复杂适应系统，在面临环境压力的时候，或许能够改变并且形成新系统。然而，什么是脆弱的？维持人类所依赖的服务是脆弱的。没有理由指望系统在保护这些服务方面是稳健有利的——回想一下，它们允许我们生存，但并不因为允许我们生存而存在，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自然的服务是何等脆弱，而不是自然如何脆弱。”①

人类生态健康也多方展示了系统弹性的强度，具有较强的能力平衡人的精神生态和不断地创生充满活力的生命体，且具有较强的反馈能力，指示人们不断地活化生态化的生存机能。这种强弹性机能，使生态系统健康起码铸就了两重意旨：一是生态系统本身的健康，二是系统为自然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和谐交融提供的健康指数（或者是生态有机性性指数及福祉呈现）。这同时证明，自然生态系统需要且有能力为人类生态系统输送无数平衡、完整、生态力强的生命体，同时也需要人类生态系统为其提供完备的接纳机制及良好的生态氛围。生态健康所提供的人的健康性机能，不仅在于活化那种创制人的生存必需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有维护生态系统完善、保持系统平衡、构建永续发展能力的健康的人。

人类生态系统的运行一般有三个基本要件，即自然生态系统、人的生命肌体系统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系统。前两者是基础要件，后者则是前两者“化性”生成及保证。就健康性生存而言，人的肌体健康看似一种自然性的存在，但当人作为“类”存在时，人的社会机能及文化存在就起到了决定作用，使得人的健康性的深层机制更在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系统健康。这种健康性不仅为人们的健康生存提供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及精神支持，还要不断地生成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保护机能。事实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的职能构成来讲，建立自由、和谐的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职能系统，是其健康性的最大体现，也是促成人类生态系统健康的最大体现。事实上，人类的健康性存在之根应该在自然生态系统，人需要在自然生态系统健康中生成自身的健康。对人的生态健康来说，健康性的实现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然生态有机性，更需要内在精神—灵魂的生态协调与平衡。这种意义说明，尽管人类健康性生存的基础在于自然生态系统健康，但其保障机制却是人类自体的健康，主要是在健康的精神—灵魂以及由此而疏通的人类自体存在向自然生态能量流动与转换的反馈渠道，这可以称为精神生态的补偿机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指数来认识。

首先是活力指数。充满生命的活力和不断迸发生命的激情是健康肌体的重要标志，人的生态健康也使系统充满了活力。人的健康肌体的活力包含多重内容，有自然躯体的健康，即肌体的运动、进食、营养、代谢以及精神的愉悦；有精神的健康，即对生命存在的生态性关爱为核心的精神—心灵的平衡态；还有健康性的能流互动与信息互换。这要求健康肌体必须建立与外界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流交往机制，并进而体现系统整体意识。就健康的生命体本身来说，自然肉体健康是外显的，社会生态健康是基本的运行机制及平台，精神生态健康是内隐的。后者既是根本性的，也是反馈性的。三者既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相互支持。自然躯体健康可以使精神健康具有感性存在的支持，使之拥有生命体的支撑；精神的健康可以为自然躯体健康提供内在的动力，使生命的躯体始终处于充裕、勃发的状态，使健康的肌体总会发散着生命的能量，进而强化生命肌体的外化机能，使生命的存在总是处于价值增殖的状态中。

其次是组织指数。人的生态健康也是组织结构性的，它主要体现为运动、进食、营养等能量生成的基本健康状况。尽管精神健康是“属人”性的，但对人的健康性系统结构而言，精神健康应该是重要的健康指数，因为人类生态系统构建的活性机理除了自然生态机理外，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中的活化系统机能来决定的。人的活化机能不仅体现在精神健康方面，并且精神健康还是其主要支配因素，其基本的组织能力就在于主动地作用系统的有机性及构建协调的系统结构。精神健康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由内而外的功能运作上，其基本职能总是作用于人的内在活动机制，其基本的组织结构也是通过这种内在的作用力来实现的。这种内在的作用力表现在通过人的精神—心灵结构的平衡态方面，通过完备人的知识、观念、信仰、道德，乃至审美等精神体验方式，以此合成特殊意义上的人格结构，进而实施精神健康的组织职能。

第三是反馈指数。反馈性实际上体现了相互支持性。也就是说，人类健康性的生存既得自于生态系统健康性的支持，同时人类生存的健康性也必然为生态系统的健康提供支持。事实上，人类健康性生存的最大作用力在于精神—灵魂的健康及其为物质肌体性健康存在提供生态有机性，但这种支持有直接性和间接性两重表现。在直接性方面，精神—灵魂的健康直接作用于人的肌体，并保持人的肉身躯体能够始终处在活力无穷的状态中。在间接性方面，精神—灵魂的健康对自然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意识，对资源、能源的节约意识，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的建立，在构建自由和谐的生存环境条件下作用于人的自然躯体的健康。

四、人的健康生存弹性机理的评价机制

鉴于对精神生态健康的反映指数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自组织性的结构特征、功能性的系统活力以及对人类生态系统的适应力而表现的弹性机理等方面，设定一个基本的评价机制。

首先是结构的适度性。任何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必须与其他物种建立生态关联，其中，既体现系统的共有本性，也展示物种自体的存在特性，进而表现群结构的自组织特性。人类作为生态系统存在物的一切活动方式，也必须体现出系统的特性。人类生态自体存在的重要特性及自组织特性，会由精神健康指数及精神生态平衡机能来展现。也就是说，人类生态的自组织结构必然是独特性与适度性的统一，既具有自身的特征，也必须在生态系统中进行机能的适度发挥，或者必须是依据生态系统的需要而发挥系统的效能。这种适度性的保证机制及其基础的组织特征，并不仅仅由人外在的活动方式来表现，而实际上是由内在的精神健康以及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来保证的。

其次是主体能量的转换性。从生态主体性的角度来说，主体既是中介，也是过程，因为主体禀赋着将外在能量转化为内在能量，又将内在能量向外在输出的职责。但主体能量的这种转换不同于物质生产过程，不是直接以物质形态转换方式来进行的，而主要是利用物的能量。或者说，它不仅是形态的变异，更是能量转换，是将物流与能流转换为价值流，并且以生命能量存在的形式而成为生态的内在因素。作为主体性的动态转换，这里还需要将生成性的主体存在（生产、劳动、实践）转换为活动性的主体存在（消费、实现），即将静态性的主体存在形式转换为动态产品消费的主体存在形式。这里，产品物的形态只是中介，它只是搭建机能转换与流动的桥梁，其中流动的主要是主体的生命能量机能。

第三是弹性应对性。弹性表现为系统的适应力，生态健康的弹性也蕴聚在对人类生态系统的适应力上。生态对于人类生态系统来说，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状态而存在，因而其物化形态及功能效力发挥也是有限的，这就使生态弹性必然是在有限性存在中，并含有脆弱性。在时代、历史、地域、群落等接受境域中，生态、环境及资源有循环再生性的能力及补偿能力，其弹性应对性主要是指这种再“生”的能力。人类解决物质资源短缺的途径可能有很多，科学技术、经济运行方式虽然是重要途径，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态健康性生存问题。显然，这更需要道德关怀及人文性的注入，即需要道德、精神及人文性的补偿。英国生态主义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Brian Baxter）就说：“如果自然界能够尽可能的多样化，对人类来说，他们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紧密联系的选择机会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增进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要培育某种重要的道德关怀，以最为广泛、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的多样性。不过，这是一个人类对于多样性拥有道德责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按照多样性在于它本身而进行独立的道德权衡的问题。”①

在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与节律运中，“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精神与维护交融起到互构、交流与组织的作用。莫兰说：“文化处在人的精神中，活在人的精神中；人的精神处在文化中，活在文化中。我的精神通过我的文化去认识，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文化也通过我的精神去认识。”②从精神文化的生态健康角度解决人类对生态与环境、对资源与再生、对现实与未来生存等问题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提升这种认识需要深度认识人类现有生产方式的可行性，需要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这又不是个体性的行为，而必须是人类的共同行为。“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把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只作为个人的道德问题，停留在个人行为的框架内，而是要形成新的共同的生活方式、扩大共同生活圈。在共同协作中进行交流是环境问题理解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一个关键。”③时下，我们应该清理我们的发展理念，理性地思考我们的经济运行方式、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合理性。如果我们要提升生态功能的呈示和价值流向，就必须寻求系统效力发挥的最大值，需要促生生态功能的最大弹性，并通过人的精神生态运行，去完成科学技术、资本运行以及政治、哲学、伦理等无法实现的事情。

①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概念框架工作组：《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张永民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页。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周易正义》，第86页。

④（汉）扬雄：《太玄》，郭万耕校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①（清）张志聪集注：《黄帝内经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方春阳等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3页。

①（法）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渺、冯学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②参见盖光：《文化生态“化性”构成的多样性与全息性——兼及文艺生态的透视》，《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①（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①（美）西蒙·A·莱文：《脆弱的领地：复杂性与公有域》，吴彤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①（英）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生命的统一性篇(4)

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通过人的活动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实现，产生了人的社会。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只有在人与人关系中实现，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自身才能实现。只有在人与人关系中，才能进行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活动。在人与人关系中进行的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高度自组织性活动，即社会自组织性活动，产生了人与人关系的自组织性结构即社会自组织性结构，社会自组织性结构产生社会自组织性机能。人的社会是由社会自组织性的人、社会自组织性活动、社会自组织性结构与社会自组织性机能所构成的人与人关系结构体。人的社会的实质是人的活动创造并凝结在人与人关系中的自我完善性、自组织性，及创造并凝结在人化自然与人化物质信息中的外在组织性。

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产生了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即社会关系。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人的本质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实现，必然产生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的必然表现形式之一。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活动，把人与人的自我否定性、非组织性的自然关系，改造为自我完善性、自组织性的社会关系。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水平提高到这种程度，只有实现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只有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人的这种高度自我完善性，人的活动才能作为社会活动而存在，而人的活动只有作为社会活动，才能作为活动而存在——人的活动具有社会性特性——这样，人才能作为人而存在。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人的存在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是人的自组织性活动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能否实现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能否实现人的社会关系，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准之一。人的关系是自我完善性为主的属人的关系，生命关系；动物的关系是自我否定性为主的自然关系，非生命关系，对动物来说是异己的关系，是对动物生命本质、生命本性否定的关系。动物自我否定性关系是对动物关系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人的关系是人建立的，动物的关系不是动物建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①]

所谓社会性，即人与人关系的自组织性，即社会自组织性；所谓社会活动，即在人与人关系中进行的自组织性活动，即社会自组织性活动；所谓社会关系，即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即社会自组织性关系；所谓社会化，即人与人关系的自组织化，即社会自组织化；所谓社会化水平，即人与人关系的自组织化水平，即社会自组织化水平；所谓社会结构，即人与人关系的自组织性结构（同时包括社会的主体——人的自组织性结构、人化自然和人化物质信息的外在组织性结构），即社会自组织性结构；所谓社会机能，即人与人关系的自组织性机能，即社会自组织性机能，即社会和谐性机能、社会紧密联系性机能、社会自我调节性机能、社会有序性机能、社会目的性机能。

人化自然——工具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物质中介物。因为自我完善性、自组织性具有不可中断性，所以，在生命自然矛盾第二构图：“人——人化自然——自然”中，高度自组织性的人与非组织性的自然由于在广义组织性水平上的天壤差距，无法直接发生对象性关系，只能通过具有外在组织性特性的人化自然这个物质中介发生对象性关系。这个物质中介首先表现为工具。高度自我完善性的人自我创造、自我制造了专门执行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物质中介功能的人化自然，即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专门物质中介物——特异化的人化自然——工具。所以，制造工具这种特异性对象性活动构成了使用工具这种一般性对象性活动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决条件。人的大脑自组织性水平越高，人的活动自组织性水平就越高，人制造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物质中介物——特异化的人化自然——工具的外在组织性水平就越高，人的活动的对象化水平就越高，从而使自然界物质在更高的水平上被组织化，使人化自然的外在组织性水平就越高，使人与人关系自组织性实现的水平就越高，使人的活动自组织性可能实现的水平也越高。同样，由于自我完善性、自组织性具有不可中断性，所以，人类工具的外在组织性水平表现出由低到高的连续系列。任何新的高级外在组织性水平的工具都是由低一层次外在组织性水平的工具生产出来的。用锤子、钳子生产不出电子计算机，但没有锤子、钳子也生产不出电子计算机。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具有无限多样性。任何既定的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都是特异性的。这样，任何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物质中介物——工具都是特异性的。工具具有特异性，从工具（包括杀人的工具——武器 ）的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可见一斑。人类生产和使用工具的水平，代表了人的活动的对象化水平，代表了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历史，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史，也是工具发展史。

社会的要素是什么？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物质中介物。同时，人类只有支配了自然，才能支配人与人关系；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自然，就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人与人关系。所以，人化自然的外在组织性水平越高，人的活动的对象化水平就越高，人对自然的支配水平就越高，人对人与人关系的支配水平就越高，人与人关系自组织性实现的水平就越高，人的活动自组织性可能实现的水平就越高。没有人化自然，人就不能进行支配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人与人关系自组织性即人的社会性及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活动——自组织性就不能实现，人就会成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存在物，人就会沦落到生命自然界。所以，人的创造物——人化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的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的社会由自组织性的人（包括高度自组织性的人的大脑、自组织性的人的身体、自组织性的人的活动和自组织性的人与人关系）、外在组织性的人化自然和外在组织性的人化物质信息三大要素所构成。

自我调节性机能的意义是什么？在自组织性机能当中，自我调节性机能是革命性因素，其它四种机能是相对静止性因素。自我调节性机能具体表现为自组织性结构（广义自组织性结构）即系统在系统内部和系统与外界环境两种质和量上显著不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一个系统的自我调节性机能越强，且这种机能是和谐性的、紧密联系性的、有序性的、目的性的，那么，它的自组织性机能（广义组织性机能）即系统机能就越强，它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能力就越强，它向和谐有序方向进化的能力就越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机理就在于自我调节性机能和作用。根据紧密联系性特性，系统内部自我调节性水平要高于系统与外界环境的自我调节性水平。所以，为了维持这种水平差，在这两种作用的界线处出现了系统的边界。这种系统边界表现为细胞膜（可以有选择的控制物质进出）、动植物的皮组织（包括皮上可开关的孔）、房屋的墙壁（包括墙上可开关的门窗）、国家边境线（包括其上可“开关”的海关）、社会组织吸收和排斥其成员时特有的制度、章程、纪律、手续、仪式、礼仪、服饰、暗语等。系统自组织性水平（广义组织性水平）即系统水平越高，系统内部自我调节性水平和系统与外界环境的自我调节性水平差越大，其边界机能越强，越严密。一个系统的自然边界就是其内部自我调节性作用所达到的边界。如果一个系统的内部自我调节性作用可以覆盖几个具有独立内部自 我调节性作用的系统，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子系统。

人的社会活动，产生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产生社会机能。人的社会活动的改变，使社会结构和社会机能改变，使社会自我调节性机能改变。而社会机能，尤其是社会自我调节性机能的改变，又反过来使人的社会活动，使社会结构及社会机能改变。人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使人的社会活动的自组织性水平不断提高，使社会结构和社会机能的自组织性水平不断提高，使社会自我调节性机能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人的社会活动、社会结构和社会机能的自组织性水平不断提高，由此推动着社会发展。

6·人的需要

自我完善性是无限自我产生、无限自我完成、无限自我满足、无限自我实现的，它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是动力机，又是工作机，是两者的完美自然统一。所以，生命主体自我产生了生命自我完善性需要即生命需要，同时，自我产生、自我创造了生命需要自我满足的手段和对象物。同理，自我完善性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所以，自我完善性需要自我满足的手段和对象物必然也只能是自我完善性和它的某种性质属性本身。生命自我完善性水平越高，生命需要水平、生命需要自我满足手段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生命需要自我满足对象物的广义自我完善性水平、生命需要自我实现的水平也越高。

植物低下的自我完善性水平与自然界物质的自我否定性水平差距即广义自我完善性水平差距小，所以，植物生命需要自我满足的手段和对象物仅仅表现为生命原始机能即同化异化机能和具有广义自我完善性性质的自然界物质。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利用阳光和无机物直接合成有机物并同时分解有机物，来满足低下的生命需要。动物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动物生命需要水平不断提高，它与自然界物质的广义自我完善性水平差距绝对扩大，自然界物质不能满足动物的生命需要。动物自我产生、自我创造了生命需要自我满足的新的高级手段——运动机能。动物通过觅食运动及求偶运动，利用自我完善性性质的生命自然界物质——动植物有机体来满足新的高级的生命需要。生命进化为人，生命需要进化为新的高级层次——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需要即人的需要，同时，人即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自我产生、自我创造了人的需要自我满足的新的高级手段——人的活动。生命自然界物质及自然界物质自我完善性与广义自我完善性水平巳不能满足具有高度自我完善性水平的人的需要。人类通过自身活动，把对象世界不断自我完善性化、组织化、和谐化，用人化世界，用自己活动即赋予了外在组织性特性的产品，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如人化的自然——制造的车床、房屋，人化的生命自然界——种植的农作物，畜牧养植的动物，人化、社会化的人自身——人的大脑、身体、活动、人与人关系和情感，人化的物质信息——哲学、科学、艺术、伦理、宗教等来自我满足无限增长的人的需要。

生命进化，动物生命需要自我满足的手段由植物的生命同化异化原始机能进化为运动机能，自我满足的对象物由植物的自然界物质进化为生命自然界物质；而人的需要自我满足的手段由动物的运动机能进化为人的活动，自我满足的对象物由动物的生命自然界物质及自然界物质进化为整个人化的对象世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人的主体性、人的对象世界与人的需要的关系。人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人的需要水平不断提高，人的需要自我满足的手段水平即人的活动的自我完善性、自组织性水平不断提高，人的需要自我满足的对象物的广义自我完善性水平不断提高，人的需要自我实现的水平也不断提高，由此推动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无限提高的人的自我完善性水平、人的需要水平、人的需要自我满足的对象物的广义自我完善性水平和人的需要自我实现水平的矛盾在人类活动中得到统一。人类的历史是人的需要在人的活动中无限自我产生、自我增长、自我展开、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丰富、自我完成、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历史。人的活动既是自我产生、自我创造、自我满足、自我实现人的需要的过程，也是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的过程，即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人的本质的过程，即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人的存在的过程。

7·人的异化

在生命自然矛盾中，生命要把自然自我完善性化、组织化、和谐化，即生命化，自然要把生命自我否定性化、非组织化、非和谐化，即自然化，生命和自然都要把对方异化为对立方面的一部分。生命自然化即生命的异化，自然生命化即自然的异化。在生命自然矛盾中，生命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是一种对立着的相互作用力，性质相反，大小相等。对立方面的存在，对立作用的存在，是异化作用存在的必要条件。异化作用开始于生命即人对自然统治作用的开始，结束于生命即人对自然统治作用的最终实现。当自然对生命居绝对统治地位即生命自然矛盾第一构图，或人对自然居绝对统治地位即生命自然矛盾第三构图[②]，生命与自然的对立作用趋于零，这时，是终极化了的异化，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就不会存在了。

在生命自然矛盾第一构图：“自然——生命自然界”中，自然作用绝对统治了生命作用，生命完全异化为自然的一部分，生命与自然的对立作用接近于零，生命对自然的异化作用即自然的异化接近于零，同样，自然对生命的异化作用即生命的异化也接近于零。在生命自然矛盾第二构图：“人——人化自然——自然”中，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产生，人与自然对立的出现，人的本质力量把部分自然异化为人的一部分，即把非组织性的自然异化为具有外在组织性的人化自然，成为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和谐，与人不矛盾的自然，自然作用也在相同程度上把人异化为自然的一部分，产生了自然化的人，即产生了人的异化。

自然作用把自我完善性的人异化为自我否定性的人。人的异化在把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异化的同时，把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形式——人的活动异化了，使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即自主性水平和对象水平降低了，把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活动的展开物——生产力、人化自然、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国家、人的意识、人的现实、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文化、人的需要异化了，即人、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人的活动的结果都被异化了，人和人的世界都被异化了。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使自组织性的人异化为非组织性的人，使和谐统一的人异化为非和谐性的人，对立性的人。

在生命自然矛盾第二构图：“人——人化自然——自然”中，高度自组织性的人与非组织性的自然通过具有外在组织性的物质中介——人化自然发生关系。人的本质力量通过人化自然对抗着自然，自然作用也通过人化自然对抗着人。人化自然一方面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者，作为在有限意义上与人和谐的自然，作为人的方面的一部人，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代表着人的本质力量压迫着自然，支配着自然，统治着自然，是与自然对立、对抗的；另一方面，人化自然作为整个自然的一部分，代表着自然作用压迫着人，支配着人，统治着人，是与人对立、对抗的。人化自然既代表着人对抗着自然，又代表着自然对抗着人，即人化自然具有双向作用性。人化自然对人的压迫、支配，使体现在人化自然上的人的本质力量变为人的异己力量，人的本质力量，人创造的人化自然反过来压迫着人，对抗着人，使人异化了。同时，人化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它的外在组织性水平比人的高度自组织性水平低，这样，人化自然的外在组织性把人与人自组织性关系“疏远化”了，“外在化”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降低为人与物的关系，甚至异化、降低为物与物的关系，如金钱关系，财产关系。无生命的人化自然，以及人化物质信息, 人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如资本、社会意识——其背后实质上是自然界物质，开始统治人，支配人，敌视人。

在原始社会，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人的生产力和人化自然绝对值非常微小，其水平极其低下，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在数量上极端不平衡，自然在最严重的意义上直接统治着人，人类仅仅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从自然中独立出来。所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人与人的对立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人对自然的异化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人与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谐的，人与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谐的（这种和谐“仅限于氏族或部落内部”[③]）。原始社会是原始和谐社会。

随着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人类生产力和人化自然绝对值的不断增长，其水平不断提高，人化自然以超过维持最低限度人类生存并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的形式出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对立作用越来越大，人对自然和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也越来越大，自然把和谐统一的人类社会异化为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这样，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由于自然作用对人的本质力量在数量上处于压倒地位，自然严重统治着人。自然作用与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平衡，造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力量的不平衡，使人类阶级社会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产生了。人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的低下，决定了人的自主性活动水平和对象性活动水平的低下，决定了人的主体性存在水平和对象性存在水平的低下。自然对人的严重统治、支配、压迫，使人对人的统治、支配、压迫采取了最严重的形式——人身占有，产生了没有人身权利，没有 人身自由的人——奴隶。

在生命自然矛盾运动中，在生命自然矛盾第二构图人的本质力量在数量上小于自然作用时，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绝对值越大，人的本质力量绝对值越大，人的主体性活动和对象性活动绝对值越大，人的主体性存在和对象性存在绝对值越大，人类生产力绝对值越大，人化自然绝对值越大，人对自然的统治程度就越大，自然对人的统治程度就越小，人对人的统治程度就越小，而人与自然的对立作用就越大，人与人的对立作用就越大，人对自然的异化作用就越大，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也越大。

随着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人类生产力和人化自然绝对值的增加，人对自然的统治程度越来越大，自然对人的统治程度越来越小，人对人的统治也采取了相对轻微的形式——人身依附，产生了在法律上不平等的人——农奴、农民。这样，人类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随着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趋向平衡，自然对人和人对人的统治减轻，被统治阶级地位提高，人的主体性存在和对象性存在水平提高，自然与人和人与人的对立则趋向严重，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也趋向严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人身占有到人身依附，是人的主体性存在水平和对象性存在水平的一次飞跃，是人类从自然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的一次有限意义的解放，是人类向自由迈出的巨大的一步。

随着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的绝对自我增长，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增长，人的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水平的空前提高，人类生产力和人化自然绝对值的巨大增加，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统治程度增加，自然对人的统治程度减小，人对人的统治也采取了更为轻微的形式，产生了在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人——自由劳动者，雇佣劳动者。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人身依附到人身自由，是人的主体性存在水平和对象性存在水平的又一次飞跃，是人类从自然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的又一次有限意义的解放，是人类向自由迈出的又一巨大的一步。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而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则分庭抗礼，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和人与人的对立——阶级对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尖锐形式，自然的异化（即环境危机、人为物种灭绝）和人的异化登峰造极。人化自然的双向作用性使巨大数值的人化自然对人与人关系的支配和疏远化、外在化作用达到了物统治人的不堪忍受的程度。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活动及它们的产物即人创造的一切——生产力、人化自然、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国家、人的意识、人的现实、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文化、人的需要即人和人的世界都成了人的异己力量，压迫人，对抗人。

资本主义社会这架庞大的经济机器疯狂地运转着，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人类生产力和人化自然绝对值以惊人的加速度增加着，自然作用在比值上迅速减小着。当人的本质力量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自然作用，人的主体性存在水平和对象性存在水平得到革命性提高时，生命自然矛盾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使由自然统治人转变为人统治自然，使由人对人的统治和人与人的对立转变为人与人的和谐，使人类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就是完成这一转变。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力量统治了自然，支配了自然，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相比居优势地位，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人对自然的统治作用取代着自然对人的统治作用和人对人的统治作用，取代着人与自然的对立作用和人与人的对立作用，取代着人对自然的异化作用和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使自然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与人的对立、人对自然的异化和自然对人的异化盛极而衰，迅速失去存在意义，并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急剧增长而急剧消亡。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自然本质实现了的异化，是终极化了的异化，即人把对立物——自然同化了，所以，也是异化的消亡。

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对人类社会异化作用的直接产物——阶级不复存在，人与人根本利益的一致取代了人与人根本利益的对立，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仅仅以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分工、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残余形式存在着。人类社会实现了初步意义的和谐、自由。

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人对人的统治和人与人的对立到人与人的和谐，是人的主体性存在水平和对象性存在水平的一次革命性飞跃，是人类从自然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的一次革命性意义的解放，是人类向自由迈出的革命性的一步，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三）生命自然矛盾第三构图

人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人的本质力量水平、人的组织性、主体性与对象性活动水平、人类生产力水平和人化自然的外在组织性水平不断提高，人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统治作用越来越大，而自然作用对人的统治作用越来越小，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按照自我完善性目的支配着人、人的活动、生产力、人化自然、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人的意识、人的现实、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文化和人的需要，支配着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而自我否定性规律对其的支配程度越来越小，这样，使人类不断进步。当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组织性、主体性与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存在与对象性存在、人类生产力、人化自然、人化人与人关系和人化物质信息在绝对值和水平上都增长为极大值，人的本质力量绝对统治、支配了自然，人类把活动所达到的自然空间都全部并高度组织化了，自在的自然远离了人，其对人的影响即自然作用对人的统治作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时，自然对人的统治，自然与人的对立、非和谐不复存在了，人对人的统治、人与人的对立、非和谐也不复存在了，人对自然的异化作用和自然对人的异化作用也不复存在了。人在支配自然的同时，支配了人类社会本身；人与自然取得了和谐，人与人也取得了和谐；人在自然界取得了自由，人在社会也取得了自由；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同时也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人由对立性的人变为和谐性的人。这时，人类从自然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中彻底解放出来，人类解放事业完成了她的最后使命。人的本质在人的生物体、自然界、人与人关系和物质信息中得到完全的、高度的实现，人性也得到完全的、高度的实现，人作为本质的人、和谐的人、无限多样性的人、个性的人、自由的人而存在着。人的本质只有在生命自然对立统一关系中才能实现，而人性只有在人的本质完全实现以后才能完全实现。这样，人化自然成为人的附庸，成为人的组成部分。生命自然矛盾第二构图：“人——人化自然——自然”演化为生命自然矛盾第三构图：“人——高度人化自然”。自然被生命同化了，生命自然矛盾在生命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高度大统一。高度自我完善性世界、高度自组织性世界、高度和谐性世界、高度自我调节性世界、高度无限多样性世界、高度个性世界、高度自由世界、高度人性世界、人类大同世界、人类理想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来到了。

四、生命进化生殖死亡

生命是在同化异化特殊化学运动形态的、自我完善性化学运动性质的生命界化学运动中，按照自我完善性根本运动规律和根本存在性质生成、运动、变化、转化、存在的，具有自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机能和自我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的以大分子有机物蛋白质为代表的有机物化学物质系统。

自然是在非同化异化一般化学运动形态的、自我否定性化学运动性质的自然界化学运动中，按照自我否定性根本运动规律和根本存在性质生成、运动、变化、转化、存在的，具有非组织性结构、非组织性机能和异己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的无机物化学物质。

物质世界一切化学变化，都分为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形态的、自我完善性化学运动性质的生命界化学运动和非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形态的、自我否定性化学运动性质的自然界化学运动两种根本化学运动形式；一切物质存在形式，都分为生命界化学运动的生成物质即具有自我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的有机的生命界物质和自然界化学运动的生成物质即具有异己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的无机的自然界物质两种根本存在形式。任何物质——包括某些无机物（水和某些无机盐）——只要一进入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就以生命界物质的面目出现；任何物质——包括有机物——只要未进入或脱离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就会表现或转化为非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形态、自我否定性化学运动性质和异己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就会表现或最终转化为自然界物质。被冷冻的动植物尸体，动植物有机体转化的石油、煤，人工合成的塑料，巳脱离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并巳转变为非同化异化化学运动，或不能进入或根本不具有同化异化化学运动，所以，虽然是有机物，但不具有自我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虽然化学分解缓慢，或暂时停止分解，但最终将分解为无机物，所以，它们不具有生命形态。从动植物身上分离出一块碎片，在由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向非同化异化化学运动转化完成之前，具有生命性质，一旦转变为非同化异化化学运动，有机物将分解为无机物，生命就转化为自然。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形态，自我完善性化学运动性质，自我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与非同化异化化学运动形态，自我否定性化学运动性质，异己存在形式化学存在状态，是衡量生命与自然的根本标准。根据生命定义和自然定义，可以衡量和解释具体物质是生命形态还是自然形态。

以自然选择学说为基础的达尔文进化论用外界原因、外在关系——自然对生物变异的选择作用即生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物间的生存竞争即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生物的进化。自然选择学说是外因论，它未能说明生物进化和生物变异的动力、机理、内在原因。所以，自然选择学说不能为生物进化机制作出理论上的完全说明，它不能构成生物进化论的坚实理论基础。

生物进化动力是由生命本质即生命本身性质、生命自身原因决定的。自我完善性绝对自我增长，生命自然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使生物绝对自我进化。生命绝对自我完善，绝对自我进化，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生命的绝对自我完善。生命自我完善性运动是生物进化的过程。自我完善性暨自身规定性——绝对自我增长性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生命自我完善性本质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动因，并使生物进化表现出一种正方向性、不可逆性、不可中断性、自我加速性。不能到生命之外去寻找生物进化的动力。

生物进化是生物依据生命本质，依据生命自主性、自组织性本性通过变异主动适应自然，与自然保持协调关系的绝对自我完善，绝对自我发展的过程，是生命自然矛盾运动的过程，是对立着的生命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变异是生物进化的形式，适应作用是生物进化的表现形式，自然选择作用是适应作用的表现形式，是生物进化和变异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自然对生命的外在影响。生命本质决定生物进化和生物变异，生命本质、生物进化、生物变异及自然作用产生适应作用，即生命主动适应自然，而适应自然与不适应自然的结果一起表现为自然选择作用，即生命本质、生物进化、生物变异、适应作用及自然作用产生自然选择作用。生物进化、生物变异与适应作用是生命自主的过程，而自然选择作用是自然被动的过程。生命本质、生物进化、生物变异与适应作用是第一性的，而自然选择作用是第二性的，自然选择作用是生命本质、生物进化、生物变异、适应作用与自然作用的派生作用。

生命自我完善性运动产生自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结构产生自组织性机能，自组织性结构和自组织性机能又产生自组织性形态。自组织性机能当中的自我调节性机能使自组织性结构的不同部分分别执行不同的特定自组织性机能，从而使其分化为新的不同的特异性的更高水平的自组织性结构及自组织性机能、自组织性形态。同理，这一特异性的自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机能与自组织性形态又产生新的特异性的更高水平的自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机能与自组织性形态，即自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机能、自组织形态具有互相促进作用。生命自组织性结构和自组织性机能产生了具体的自组织性形态，如千变万化的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生物体等。自然自我否定性运动产生非组织性结构，非组织性结构又产生非组织性机能，非组织性结构和非组织性机能又产生具体的非组织性形态，如岩石、沙漠、土壤、河流、海洋等。物质统一性，自我完善性和自我否定性的统一性，决定了自组织性结构与非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机能与非组织性机能、自组织性形态与非组织性形态的统一性。自组织性结构与非组织性结构构成了广义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机能与非组织性机能构成了广义组织性机能，自组织性形态与非组织性形态构成了广义组织性形态。

在生命自然矛盾运动中，生命本质与自然本质、生命作用与自然作用及其两者的相互作用，两者的力量对比和彼此消长规定了生物进化的动力、内容、形式、方向、路线和速度。生物进化动力是生命自我完善性本质；其内容是生物在自组织性结构、自组织性机能和自组织性形态上的绝对自我完善；其形式是生物变 异；其方向是正方向性；其路线，由于生命自我完善性统一性和生命作用与自然作用的不同力量对比及这个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表现为统一多路线性和波动曲线性，即呈树系状；其速度是自我加速性。

生命自我完善性水平的绝对自我提高和不可中断性，必然由最低层次自我完善性水平向最高层次自我完善性水平进化,产生自最低层次水平至最高层次水平自我完善性水平层次结构连续体。这样，依次进化出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组织水平、器官水平、系统水平、神经系统水平、中枢神经系统水平等不同层次水平的自我完善性，最后，进化产生了迄今为止物质世界自我完善性层次水平最高并绝对自我提高的物质——人的大脑。所以，生命自我完善性水平提高和人的进化，主要表现为最高自我完善性层次水平，即人的大脑高度自我完善性层次水平的提高，表现为人的大脑高度自组织性结构、机能和形态水平的提高，这又表现为人的自组织性活动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外部世界在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上组织化。人的大脑是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的生长点，人的大脑也必然呈现为自较高层次水平至最高层次水平自我完善性水平连续层次结构。所以，人的进化主要表现为人的大脑的进化，最主要表现为大脑最高级部分——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进化，而人的非大脑的生物体的生理进化在人的进化和生存中已退居次要地位。

物质绝对存在，绝对运动，绝对变化，绝对转化，绝对转变。物质统一性必然表现为生命自然统一性，表现为生命自然绝对互相转化性。自我否定性是自我完善性不完全的、不完备的、不完善的形式，自我完善性本身包含自我否定性因素。所以，生命必然由自我完善性转化为它的对立面——自我否定性，使生命走向死亡。死亡是生命过程的中断，是对生命自我完善性绝对自我增长性、不可中断性、不可逆性的直接否定。自我完善性自身规定性即绝对自我增长性、不可中断性、不可逆性、自我复制性决定了生命具有生殖机能。生命通过特有的生殖机能，使自我完善性及其绝对自我增长性、不可中断性、不可逆性在子代身上得到实现。在生殖过程中，生命通过蛋白质分子结构自组织性的特定代表核酸把自身自组织性信息遗传给子代，使生命自我完善性和自组织性既有水平连续地、不可逆地发展下去。所谓“遗传信息”，即“遗传组织信息”。核酸是蛋白质分子结构自组织性的特定代表，所以，它必然和只能与蛋白质分子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大分子有机物。在原生质大分子中，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承当物，而核酸仅仅是蛋白质分子结构自组织性的特定代表。蛋白质存在是生命过程本身，而核酸仅仅对生命过程起调控作用。有蛋白质可能有生命，无蛋白质则必然无生命。生殖机能是自我完善性绝对自我增长性、不可中断性、不可逆性、自我复制性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自我完善性特殊的、无限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自我完善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一切生命形式特有的和必须具备的机能。是否具有生殖机能，是区分生命和自然的根本标准之一。

因为生命是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提高的过程，而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所以，死亡是生命的逆过程，所以，死亡是生命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降低的过程；因为生命是不可逆、不可中断的过程，所以，死亡也是不可逆、不可中断的过程；所以，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也只有一次。不可中断性决定了在没有外源更高水平生命自我完善性作用或压倒性、毁灭性自然自我否定性作用时，无论是生命还是死亡，都不能使自我完善性水平跳跃式提高或下降，即生命自我完善性水平不具有“无级调速性”。自我完善性绝对自我增长性、不可逆性、不可中断性以及死亡必然性，从理论上解释了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也只有一次即生命不可死而复生等经验事实。长生不老、灵魂不死、精神不灭和死而复活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和神话里，它是对自我完善性及其不可中断性的曲折反映。

生命是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提高的过程，它表现为人的发育和生长过程，表现为人由受精卵、胚胎、婴儿发育生长进入青春期，达到人的生理水平的巅峰状态。尔后，生命中自我否定性因素逐渐增强，自我完善性因素逐渐减弱，前者逐渐逼近后者，人的发育阶段结束，人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人的生理水平开始下降，人开始走向衰老和死亡。

死亡是生命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降低的过程，即死亡具有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下降过程性。它表现为自我完善性由最高水平逐次连续下降为零并直至为负，即表现为自我否定性水平的过程。人的死亡首先表现为人的自我完善性水平最高物质——大脑皮层神经细胞机能丧失和死亡，然后依次表现为神经系统、系统、器官、组织机能的丧失，最后表现为自我完善性水平最低物质即有机体普通细胞机能丧失和死亡并分解为无机物。死亡的前奏阶段即前死亡阶段是大脑皮层神经细胞机能的丧失，而大脑皮层神经细胞并未死亡分解。前死亡阶段是可逆的，是生命与死亡的过渡阶段和形式，如“植物人”。当人的最高自我完善性水平一旦降低，即人的大脑皮层神经细胞一旦大量死亡，人的死亡绝对过程就不可逆转。所以，大脑皮层神经细胞死亡是人的死亡的根本依据。

人是自我完善性水平最高的生命形式，所以，人的死亡最典型地表现了死亡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下降过程性。自我完善性水平最高物质——人的大脑皮层神经细胞一旦大量死亡，人就立即地、绝对地、不可逆地进入死亡过程。低等生物——植物、低等动物自我完善性水平、自组织性水平低下，它未进化、分化出明显高低不同层次的自我完善性水平，即生物体各个不同部分自我完善性水平差距非常小，所以，当生物体任何一部分被毁坏，不能使生物整体自我完善性水平明显下降，即不能或不能立即使生物死亡。而有些最低等生物被毁坏分解为几个部分 ，甚至成为碎沫，但由于各个部分自我完善性水平相等，其自我完善性水平并没有下降，所以，每个部分都能作为独立的生命存在。低等生物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死亡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下降过程性。

五、生命自然矛盾的宇宙论意义

宇宙即总的物质存在，所有的物质存在，无限的物质存在。它包括无限多样的物质运动形式、物质结构形式、物质机能形式、物质形态和物质存在形式，包括无限多样的物质变化形式和物质转化形式；在时间上，既包括无限的过去，包括现在，也包括无限的未来；在空间上，既包括无限大的宇观世界，包括宏观世界，也包括无限小的微观世界；它既包括物理运动形式，又包括化学运动形式，既包括自然物质存在形式，也包括生命物质存在形式。宇宙论即物质存在的总过程，总状态，总规律。所以，宇宙论首先是一种哲学宇宙论，宇宙论在本质上是高度统一性的，高度普遍性的。

物理学描述由宇观天体世界、宏观日常生活世界、微观分子、原子、基本粒子世界（[④]）的物理运动、物理演变构成的物理世界、物理存在，描述以物理世界、物理存在、物理运动、物理演变为基础的物理宇宙论，寻求物理世界的统一。生命自然本质理论和生命自然矛盾学说描述了由物质化学运动、化学演变构成的化学世界、化学存在，描述以化学世界、化学存在、化学运动、化学演变为基础的化学宇宙论，寻求化学世界的统一。

物质具有物理和化学两种存在状态。人类对物质的认识首先是从物理存在开始的。物理存在可以直观地认识物质的结构、运动和变化，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自然科学首先成熟的是力学（[⑤]）。物质的分子、原子结构,物质的机械运动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般知识背景，支撑着人类认识的大厦，构成了人的世界观的基础。人们首先建立了机械论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宇宙论，即建立了物理宇宙论。物理科学的每一次革命，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认识中的世界图景。

以一定形式存在的物质不但运动着变化着，而且还在此基础上生成、转化、发展、联系着。化学转化是生成新物质的根本变化，是比机械位移基础上的物理运动，物理变化更重要的变化。化学意义上的自然即与生命相对意义上的自然、生命、具有生命的人、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与对象性、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基础上的人的存在、人的意识、人的现实、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文化、人的需要、人的世界，乃至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都是化学世界的现象，都是一种广义化学存在。它们的意义是由化学存在决定的，物理世界对此无能为力。宇宙是人认识、实践的宇宙，是我们的宇宙；宇宙论是人认识的宇宙论，是从事活动的人的宇宙论，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论。所以，化学存在比物理存在在物质的生成、转化、发展、联系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宇宙论意义，即化学宇宙论与物理宇宙论相比，对于人的存在、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世界，对于方法论和认识论，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化学存在、化学运动、化学演化基础上产生的生命自然本质理论、生命自然矛盾宇宙论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更加广阔的认识世界的视角，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更加强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物质化学存在决定生命和自然的本质，生命和自然的本质分别决定生命和自然的根本运动规律和根本存在性质，决定生命自然矛盾，决定生命自然关系，决定生命本质的特殊的高级生命形式——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的本质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的形式——人的活动，决定生命自然关系的特殊的高级形式——人与自然关系和受其制约的人与人关系。所以，认识物质的化学存在，认识生命自然本质，认识生命自然矛盾，认识生命自然关系，认识人的本质和人的活动，认识人与自然矛盾和人与人矛盾，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和人学意义。这将使人们完成由物理决定论、机械决定论、严格决定论即自然单因素决定论向化学决定论、有机决定论即生命自然双因素决定论，由机械方法论向有机方法论即自组织性方法论，由物理宇宙论、机械宇宙论、自然宇宙论向化学宇宙论、有机宇宙论、生命自然矛盾宇宙论的转变，将形成生命自然统一的物质世界图景。这将是人类认识的一次突破，一次革命。

物质具有生命和自然两种存在形式。生命和自然的本质分别决定了生命界物质和自然界物质的生成、运动、变化、转化、发展和存在，分别决定了其存在性质形式与状态，即分别决定了其根本运动规律和根本存在性质，能够分别统摄和解释一切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在生命自然本质基础上产生的生命自然矛盾，是物质世界基本矛盾之一。生命自然矛盾及其演化即生命运动与自然运动的合力构成了自然界、生物界、人类社会即物质世界统一的，交互作用的，而非二元的发展史，决定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新的完整的基本图景。生命自然矛盾理论是我们的世界生成、运动、变易、发展、联系的基本宇宙法则，根本理论框架。生命自然矛盾演化过程，即宇宙大化过程。生命自然矛盾理论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宇宙论。

只有认识物质，才能认识自然，只有认识自然，才能认识生命，只有认识生命，才能认识人。即要想认识人，必须认识生命，要想认识生命，必须认识自然，要想认识自然，必须认识物质。而认识是人的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认识了人，又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认识生命、自然和物质。在物质自然生命人认识链中，生命和自然的本质，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认识了生命和自然的本质问题，将有助于其它问题的解决，其它问题认识上的止步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命和自然本质空白造成的。只有认识生命和自然的本质，才能认识生命自然关系，才能认识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及其产物——人和人的世界，才能认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即主客体关系，如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需要关系、审美关系等等关系，才能建立生命自然矛盾理论框架，建立生命自然矛盾宇宙论，建立生命自然即物质世界统一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宇宙论。要想深入地、更好地认识客体世界，必须认识生命和自然的本质，必须认识生命自然关系，必须认识生命自然矛盾宇宙论，必须认识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必须认识意义世界的承当者，即必须认识人本身。

在世界是物质的大前提下，生命是什么，自然是什么，生命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是哲学上一切问题的原始出发点。揭开了生命和自然的奥秘，并在生命自然矛盾理论框架下，将有助于我们从新认识生命生殖死亡机理、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和对象性、人的活动（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需要、人的异化、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性、伦理、道德及三者的关系、性善论与性恶性的关系、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理性的本质、美的本质、宗教的本质、生物进化动力、社会历史发展动力、人类生产力内在发展动力、人类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动力、自然界规律与生物界规律的关系、生物界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律的关系、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生命界和自然界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将深化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将是人类认识的一次突破，将改变我们认识中的物质世界的基本图景。生命自然矛盾理论具有普遍的宇宙论意义。

世界是决定论的吗？在自然界规律之外有没有与之相左、与之抗衡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么这样的世界就是一个严格决定论的、机械决定论的、没有生命、没有人、敌视人的世界，而非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只有统一，没有对立，没有矛盾的世界。如果在其之外，有与之对立的、不可调和、不可统一的规律，那么，这样的世界就是一个分裂的、二元的世界。这是一个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的世界。在自然界之外有 一个生命世界、人的世界与之对立、抗衡。在生命自然矛盾框架内，自我否定性与自我完善性既对立又统一，前者产生后者，后者具有绝对自我增长性和自组织性，后者又是前者的高级形式。这样，产生了生命与自然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产生了有机决定论的极其丰富的内容，产生了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

从生命自然矛盾理论框架看问题，机械决定论是自然单因素决定论，而有机决定论是生命自然双因素决定论。生命和自然既对立又统一，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

生命自然本质、生命自然关系、生命自然矛盾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对它的不同体认，产生了人类文化的两大根本形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生命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东方文化倾向于认同生命，认同生命与自然的统一；西方文化倾向于认同自然，认同生命与自然的对立。这一差异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它决定了东西方文化的其它差异，决定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风貌，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分野。

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生命自我完善性，认同自我完善性与自我否定性的统一性，即认同广义自我完善性，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倾向。天既是形而下的气，又是形而上的理；既是自然之天，又是超越于自然、生命和人之上的道、天理。这种统摄主宰包容万物万理的天，既是物质的，是一种宇宙本体，又是精神的，是广义自我完善性的义理之天，是一种绝对性、普遍性、统一性、超越性的宇宙本原，宇宙精神。

天理统摄万物万理，万物万理内在地统一于天理精神之中。天理即广义自我完善性本身就是一个超越性、统一性概念。一个人在心里认识了形而上的宇宙本原、宇宙精神——天理，即实现了超越。中国人走的是一条内在生命自我超越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生命、对生命自然统一、对广义自我完善性的认识，是一种生命哲学、生命文化、统一性文化、综合性文化、伦理性文化。中国生命文化表现出统一性（大一统）、不可中断性（连绵性）、生命伦理性（宗法血缘性）、内在生命自我超越性（内敛性）的特点。

西方文化认同自然自我否定性，认同自我否定性与自我完善性的对立性，产生了天人之分、天人对立、主客二分、主客对立的思想倾向，是一种自然哲学，自然文化。自然、自我否定性是生命、人之外的物质低级存在形式，低级存在性质，不是一种统一性文化，而是对立性文化，差别性文化，分析性文化。对自我否定性的认同，认为人性是恶的，产生了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是一种罪感文化。对立性的个体的人只有在物质活动中认识、改造、征服外在对立的客观自然才能生存,才能实现与外在自然世界的统一（[⑥]）。西方文化走的是一条外在自然超越之路。

在生命自然矛盾第二构图中，社会调节作用有生命社会调节和自然社会调节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调节力量。社会调节形式主要表现为：“生命—人—人性—伦理—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道德—政治—法律—恶—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战争—自然”。其中，离生命越近，生命社会调节作用越大，调节作用内在性越强，强制性越弱，破坏性越小，调节作用越温和；离自然越近，自然社会调节作用越大，调节作用外在性越强，强制性越强，破坏性越大，调节作用越强烈。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生命文化，所以，它主要表现为生命伦理内在自我非强制性温和社会调节作用；西方文化是一种自然文化，所以，它主要表现为自然法律外在强制性强烈社会调节作用。

经济即人把自然乃至整个对象世界人化从而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能力、过程与结果。经济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其次表现为人与人关系，而且在整个生命自然矛盾第二构图中，这种人与人关系是由人与自然关系决定的。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道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经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具体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的现实力量对比。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现实力量对比的改变即经济、经济基础的改变，决定了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西方自然法律社会调节，实质是“经济—道德—政治—法律—恶—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战争”调节，即强烈的经济—政治—革命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注重经济发展，注重物质利益，注重物质财富增值，注重外在社会约束，注重法律，注重自然科学，注重阶级对立，注重暴力革命，孕育出工业文明，政党政治，世界大战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伦理内在自我非强制性社会调节是温和的非经济—政治—革命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重视生命价值，重视伦理价值，重视内在社会约束，重视个人道德自觉，重视和谐稳定，轻视经济发展，轻视物质利益，即所谓的重义轻利，具有强烈深沉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实质上是生命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强大，在宗法制和等级制的基础上产生了集哲学、伦理、美学、经济、政治、法律于一身的礼教（[⑦]），生命伦理文化异常发达，而自然法律社会调节作用弱小，法学不发达，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生命社会调节作用表现为以伦理调节为代表的生命伦理社会调节。西方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相对弱小，伦理文化相对不发达，而自然法律社会调节作用强大，有发达的法哲学，完备繁复的法律和组织严密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机构，法学文化异常发达，所以，西方自然社会调节作用表现为以法律调节为代表的自然法律社会调节。在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伦理不但调节着家庭婚姻和血缘关系，而且还有力地调节着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是宗法血缘生命伦理关系的直接放大，政治伦理化（[⑧]）了，而法律注重生命伦理关系，主要调节人与人关系，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即所谓的天理国法人情，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伦理化（[⑨]）了。与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伦理适成鲜明对照，西方社会伦理表现为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主要呈现为自然伦理，经济伦理，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生命伦理自然化了，而法律强制调节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但调节着人与人关系（家庭婚姻和血缘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而且还有力地调节着人与自然关系，即西方社会法律注重人的经济关系，财产关系。

中国生命伦理调节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极度强化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同时极度排斥自然社会调节作用，无视其存在，但自然社会调节作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地、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生命伦理非经济社会调节方式使人对自然的统治作用小，使自然对人和人对人的统治作用大，使人的活动的对象性水平低，从而使人的活动的自主性水平低，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由此产生了贯穿传统社会始终的自然社会调节形式——专制统治，产生了生命伦理与专制如此对立又如此奇妙的结合，即忠孝观念，三纲五常观念，即所谓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强制性专制调节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伦理非强制性非自然法律社会调节及生产力低下的代偿。专制强，则法律弱；反之，法律强，则专制弱。那么，每当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为单因素调节作用，作为温和的非强制性调节作用发挥到极限，必然走向衰微，它对自然社会调节作用的排斥、抑制作用减小，而自然社会调节作用由弱变强，使社会趋向无序，混乱，或以及自然作用异常强大，即所谓的天灾人祸，这种生命非经济—政治—革命社会调节方式的有限性无法维持社会机体存在，无法维持人的基本生存，也无法使社会自我更新，自我革命时，则自然外在社会调节作用取生命伦理内在社会调节作用而代之，产生了每隔一定历史时期的不绝于史的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战争和改朝换代，即所谓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长时期束缚、压抑自然社会调节作用所聚积起来的能量，长时期专制统治、压迫所聚积起来的反抗能量，象火山一样急促地、剧烈地、非常态地爆发了。这种急骤的、外在的自然社会调节作用以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以社会机体的破坏为代价。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对自然社会调节作用的束缚、压抑作用越大，专制统治、压迫作用越大，自然社会调节作用爆发越强烈，越急促，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越大，社会机体的破坏越大。而当自然社会调节作用即农民起义荡涤了社会累积起来的非组织性因素，动乱的社会恢复了常态，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也恢复了常态，自然社会调节作用又退出了历史的前台，历史又回到了起点，直到下一次自然社会调节作用爆发为止。在这种治乱历史循环中，中国人自觉地，执着地坚守生命伦理单因素社会调节作用，坚信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痴心不改，九死而不悔。这种非常态的、间断的、强制性的自然社会调节方式与常态的、连续的、非强制性的生命伦理社会调节方式互为补充，各有其存在价值，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调节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伦理社会调节方式与自然社会调节方式互相渗透，互为表里。王朝建立之初，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强大，纲常名教完备，政治修明，忠臣大行其道；王朝后期，自然社会调节作用压倒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奸臣当道，纲纪废弛，社会失范，天下大乱。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与自然社会调节作用具有内在对立性，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有意识、有目的地排斥自然社会调节作用，表现为所谓的忠奸不两立。当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与自然社会调节作用势均力敌，以及由前一种调节作用向后一种调节作用转折时，忠奸斗争最激烈，达到表面化、尖锐化的程度，往往表现为生死斗争。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转化为自然社会调节作用，而自然社会调节作用中强制性最小，调节作用最温和的法律调节作用自身是如此软弱，只能由强制性最大，破坏性最大，调节作用最强烈的战争来充当社会的清道夫，王朝只能在内部战争即内部王权战争与农民起义或外部战争或它们的夹击中走向覆亡。

中国生命伦理调节传统社会非经济—政治—革命调节方式，表现为不发达的私有制，即表现为发达的小私有制，表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表现为停滞不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表现为发达的农业文明即非工业文明，而阶级对立、阶级对抗往往表现为改朝换代，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产生了延续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生命伦理调节传统社会是一个暴力征服欲、扩张欲小的社会，一个缺少英雄史诗的社会，在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情况下，未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社会经济—政治—革命调节方式，表现为发达的、彻底的大私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阶级对立、阶级对抗表现为剧烈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革命。西方社会暴力征服欲、扩张欲强，盛行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出现了震撼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革命。

西方文化即自然文化是外在自然超越文化，外向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征服自然，强调主体实践，崇尚人的自由，最终产生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社会实践学说，是偏重于自然的生命自然双因素社会调节文化，是经济—政治—革命的强烈调节方式，所以，它表现为一种强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即生命文化，是内在生命自我超越文化，内敛文化，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最终产生了王阳明的心学，是生命单因素社会调节文化，是非经济—政治—革命的温和调节方式，所以，它表现为一种弱势文化。

伦理属于生命社会调节范畴。道德是在伦理和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跨越并联接生命伦理和自然两个范畴，但它相对于伦理而言，更多地属于自然社会调节范畴。伦理是由生命单因素决定的，道德是由生命和自然双因素决定的。在人性、伦理、道德三个因素中，人性最稳定，变化性最小，伦理相对稳定，变化性相对小，而道德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随着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现实力量对比、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它最不稳定，变化性最大。道德是人性、伦理的现实表现形式，社会表现形式。伦理与道德具有相同性，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们又具有明显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人的自我完善性水平绝对自我提高，人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作用的现实力量对比不断变化，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变化，使社会调节作用不断变化，使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与自然社会调节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变化。在原始社会，当饥饿威胁群体生存时，吃掉老人和妇女是被当时的伦理接受的（[⑩]），即自然社会调节作用入侵、支配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而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在法律上废除死刑才是可能与现实的，即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作用入侵、支配自然社会调节作用。

随着人的高度自我完善性水平的绝对自我提高，人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统治程度越来越大，自然作用对人的统治程度越来越小，以伦理为代表的生命社会调节作用越来越大，以法律为代表的自然社会调节作用越来越小，而自然社会调节的强制形式战争、革命、阶级斗争、暴力、恶、法律终将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人的本质与人性的差别越来越小，伦理与道德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两者趋向融合。那将是一个高度和谐自由、高度人性的社会。但人类必然经过自然法律社会调节为主的自然历史阶段，只有这样，才能再次进入生命伦理社会调节的理想的社会历史阶段。抛开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别，总的说来，人类历史是由生命伦理调节原始社会向自然法律调节社会再向生命伦理调节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而后一个过渡，是由自然历史阶段向社会历史阶段过渡的历史过程，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史过程。

西方社会己经历史地完成了由生命伦理调节社会向自然法律调节社会的过渡。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影响下，开始了由生命伦理调节社会向自然法律调节社会，由生命单因素调节社会向生命自然双因素调节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缓慢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由于中国生命文化的过于发达，历经一个半世纪，至今未能最后完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法制建设和观念更新加速，中国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中国高度发达的生命文化决定了其由血亲复仇式的、宗法血缘式的生命伦理调节社会向自然法律调节社会过渡，并将最终过渡为高度人性的、世界大同式的生命伦理调节社会。中国生命伦理社会调节丰厚文化遗产必将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东方文化是没有对立的统一，西方文化是还未实现统一的对立。东西方文化既是对立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又是互补的，谁也取代不了谁。只能走深层次创造性融合统一之路。

生命自然矛盾学说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发展主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为东西方文化的深层次创造性融合统一，为把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自然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思维运动，把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人学、哲学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即创立一种大统一理论框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页。

[②]见本章第（三）节：“生命自然矛盾第三构图”。

[③]参见杨金海《人的存在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④]关于“宇观世界、宏观世界、微观世界”见《自然杂志》编辑部编着《当代科学之门》（学林出版社，1982年），第24页页下注。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

[⑥]

[⑦]

[⑧]

生命的统一性篇(5)

关键词： 革命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作用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一代又一代大学生健康成长，我们的祖国必将充满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大学生是时代的主力军，社会的新生力量，担负着继承弘扬民族精神和革传统精神的重任。[1]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内涵的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革命传统优势的重要体现。根据革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作用，开展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创新途径和有效形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革命传统文化的含义及作用

“革命文化”范畴，是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来的。他当时所讲的“革命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两个组成部分。其基本规定性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2]本文所理解的革命传统文化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积淀的重要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延续、丰富和发展。

2.革命传统文化的作用

2.1革命传统文化确保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要成为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首要条件是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传统文化体现的内涵精神对于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定信仰、准确把握政治方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具有指导作用。由于革命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强化感性教育的效果，因而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使被教育者受到感情激发，达到感情升华的效果，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性。

2.2革命传统文化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3]革命传统文化资源中蕴涵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敬业、奉献精神和航天精神等，能够使大学生加强对当代国情的认识，自觉坚定爱国信念，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中。革命传统文化资源形式多样广泛，可以结合大学生特长及身心发展特点，深入挖掘革命传统文化资源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形式，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手段。

2.3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革命传统文化的形式不仅有物质的、精神的，而且有信息的，每种形式又有多种形式表现。物质的，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实体，如革命旧址、遗迹、各种文物等；精神的，主要是指那种具有抽象意义的，在物质的内容上进行抽象和升华，反映其内核和主要意义的，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航天精神等；信息的，主要是指一种以文字或声音、图像、符号等形式来表现的信息，如革命和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数据、文本、声音、图像、照片、歌曲、标语等。革命传统文化资源正是借助于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将先进的文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丰富的革命精神融入其中，并表现出直观、形象和贴近生活等特点，既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又为教育者在实施教育过程提供了多种教育形式，使大学生的教育形式多样、寓教于乐，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弥补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枯燥、形式单一的不足，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3.革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探索

3.1把革命传统文化纳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体系中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中推进革命传统文化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门必修课中，与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积极开发和利用革命传统文化资源把它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体系，是拓展和丰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途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指出，要组织大学生的红色之旅参观学习，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作用，组织大学生到革命纪念地学习参观，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成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可以增加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观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游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邀请一些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红军进校园举办报告会、交流会等实践教学活动，使大学生在参观、缅怀、体验、交流中得到良好的教育，增强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可见，环境对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具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具有导向、育人、凝聚和激励功能。高校应当坚持用革命传统文化资源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营造校园革命传统文化传播的氛围，使革命传统文化在整个校园中随处可见、可学，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文化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发挥了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的功能，有效提升了校园文化活动的品位。

3.3构建革命传统文化网络宣传平台

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校园网络日益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生活、娱乐的有效形式，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领域。高校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探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着力构建革命传统文化资源网络平台，加快革命传统文化网站的建设，不断丰富网站内容、增强内容的可读性，做到声形并茂、图文并茂，不断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着重开展生动活泼的网上活动，增强网站的趣味性、娱乐性，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使革命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3.4把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大学生党建活动

革命传统文化资源是党建教育和革命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依托革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党建设的内容和形式，对于发挥党员、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巩固党团组织的战斗堡垒地位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在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中，要把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党课教育培训和党组织活动。如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到革命旧址参观学习；组织学生党员到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馆前开展入党宣誓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积极探索党组织进公寓、进社团等新模式，不断扩大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的覆盖面，使大学生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5]

综上所述，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重视和充分利用好革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孙晓飞.“红色文化”长得当代社会价值及其实现[D].济南：山东大学，2008.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Z].中发[2004]16号.

生命的统一性篇(6)

[关键词] 儒家 文化生命 传统 道统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5] 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管子学刊》（淄博），1995年第4期，第18—22页。

生命的统一性篇(7)

论文摘 要：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又是体验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等多方面因子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因而，由此而孕育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有着它的独特品格，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

中国传统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只能是存在的诗性之思。

一、人生哲学：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正如许复观所指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极为鲜明和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在对于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之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

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已。

禅宗美学也因其具有人生美学的内容而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禅”则体现着禅宗美学的一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禅宗美学是将禅视为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人性的灵光，是生命之美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法性，是万物生机勃勃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美的最高体现。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又是禅宗所讴歌的最高的审美境界。禅宗美学使中国传统美学加深了对于人生、宇宙的诗性领悟，同时也使中国传统美学增添了于现世人生中使人生诗性化的内容与理论。

二、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美学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体验美学。

现实人生包含了生命与生活，人的生命世界与人的存在状态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生命感受，体验、反思之中孕育出来。无论汉字“美”的最始初的文字，还是许慎“羊大为美”之说，都与中国原始生殖崇拜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观念，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气”是生命的本质。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只有具有生命的特征，生气灌注，气韵流转，才有了文学艺术之美，而中国传统美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也都是由生命的生气之美衍生而来的。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并建构起来的，从而又体现出鲜明的体验美学的特征。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美学特征，强调由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的，深入到内部实质的领悟，并最终沉潜于深层生命意蕴的感悟，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主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生命与活力的融合，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把审美体验概括成“味”，并发展出诸如“体味”、“玩味”、“寻味”、“品味”、“研味”等一系列丰富的范畴、理论，它们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性质，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或表明审美体验的不同方式。在审美体验活动中，中国传统美学又十分强调主体的积极参与，内缘已羽，外参群意，随大化氤氲流转，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最终趋于心源与造化的大融合，即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有限的现实时空的超越而获得一种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与高蹈。而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存在方式，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美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与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根与干，艺术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花与果。对人生美与艺术美的研究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特色的人生美论与艺术美论。人生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之中，人是最为宝贵的，“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禅宗，都把对人与人生的探索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

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出追求人的审美极境的审美境界论。认为美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着人在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而审美活动，则通过澄心静虑，通过直观感悟，顿悟人生真谛，获得审美极境。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境界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人生境界论趋于合一。最高的人生境界（审美境界）是心灵的超越与升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儒、道美学，还是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在道家美学中，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庄子美学更有着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向往。佛教禅宗美学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使心与真如合一，来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

由于各自思想的差异性及其宗旨、目标的不同，儒、道、释三家美学各自在对于人生的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中，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儒家美学发展出了“和”的审美思想。强调美与善、情感与理智等方面的和谐统一。道家美学发展出关于“妙”的审美理想。强调审美体验并不仅仅在于对自然万物形式美的把握，而且在于体悟其中所蕴籍的作为美的生命的本体的“道”与“妙”。体现了禅宗美学重视对人的内在生命意义的体验，推崇对人生的一种随缘在运，自然适意，宁静淡远，而又圆满自足的自由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人生审美境界的追求，也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审美价值取向。还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这种追求因其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而使心灵返朴归真，进入生命的澄明之境，而升华为一种审美人格。

四、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美

如果说人生美构成了中国传统人生美学的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根与干，那么，艺术美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绚烂的鲜花与丰硕的果实。这种中国传统美学中向诗性栖居的生成的关注与追求，现实地展开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方面，将个人不幸与家国忧思汇融一体，以诗发愤抒情；或者以诗排解内在心灵焦灼，安顿生命。从而诗（艺术）成为趋向诗性自下而上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发展、人格的养育与建构历程中，艺术又成为人生现实地超拔为诗性栖居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兴于诗”、“成于乐”（《论语·泰伯》）、“游于艺”（《论语·述而》）。这种诗意栖居的向往与追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性个体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知识群体共同的心声，从晋代的兰亭之会到宋代苏轼及苏门四学士等的西园雅集，都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美学将艺术也看成同人一样的有机生命体，对于艺术美的看法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刘勰说：“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基于人化的、以人拟艺的美学观念，中国传统美学形成、发展出了十分丰富、重要的并且具有独特特性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美学理论。如“形”“神”“气”“韵”“风”“骨”“筋”“血”等等。这些范畴与思想之间相互关联而发展出了关于“形神”、“风骨”、“气韵”等等，而这些丰富、繁多的理论范畴，又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形成一个十分宏大的美学理论体系与美学范畴体系，共同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一个突出方面。

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将艺术看成是一个犹如人一样的有机生命整体，从而以人拟艺，而且也将艺术生命的特征与艺术创造主体的特征相联系，因此，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一类的美学命题与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从而中国传统美学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家的气质、才识、志趣、学养，乃至于情感、心理、生理、艺术创造力等等诸多因素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而言，是为解决、思考诗化人生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并且，艺术也成为超越死亡，走向不朽的途径，如曹丕所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才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不托良史之辞，不假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通过艺术，人的生命获得了永恒。

五、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体现出鲜明的生命美学与体验美学的特征，强调、肯定美总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的。中国传统美学是基于对人的自下而上意义、向度、价值、方式以及人生境界等诸多问题的探索、体验、追求、领悟而建构起来的，突出体现为人生的审美化、诗化，同时将艺术生命化、人化。因而，中国传统美学在其理论意义上，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宝藏的一个丰富、珍贵的重要方面，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独特的思想意义与价值。同时，对于当代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世界政治格局步入后冷战时代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在西方美学话语占有主导地位，中国美学处于边缘性话语地位，甚至有“失语”之忧的现代语境下，如何重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理论体系与现代美学话语，都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理论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思想成果的吸收、借鉴，离不开西方美学的参照系。然而，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同样也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要不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我们在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要提出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原则。”如果我们的现代美学建构从自由民族文化的实际出发，而避免停留于对西方美学思想的追逐与模仿，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充分汲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丰富养料，在对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深入透彻的研究基础之上，发展出自己民族的美学问题，并建构出特有的现代美学范畴、逻辑结构与思想体系。中国传统美学对于美的起源、美的本质的认识与看法，对于审美主体建构的高度重视，对于理想人格建构与审美人生境界的追寻，以及中国传统美学思维方式、特征，丰富的范畴体系等等，都将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葛兆光所谈到的：“人文思想所指向的，常常是人自身的存在问题，人生在世总会遇到焦虑、紧张、恐惧、困惑，始终缠绕着人心。人怎么样自下而上是自古至今人们思考的老话题，古代人的思考并不一定比现代人的思考浅陋或简单。”美学思想同样如此，人生与审美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不随时代、环境的转移而消逝。中国传统美学的许多思想对于今日而言，并未失去有效性，仍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和强调人生理想境界的审美追求，在强调人的现世生命的同时，强调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它在对人的高度重视与肯定上，也决非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强调的生物性、本能性的人，而是道德性、文化性的人，强调理想人格的建构，这些传统美学资源，在经创造性现代转化后，当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精神世界的构筑起到诮有的作用。与现代文明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内在精神危机、灵魂苍白与心灵焦灼。而中国传统美学强调人的审美心胸的建构与陶养，强调澄心、虚静、澡雪精神，这对于“溺于物”（庄子语）、物欲无限膨胀的现代人，无疑具有解毒、清热、醒脑的功效。

总之，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丰富、宝贵而独特的思想内容，从现代解释学观点而言，中国传统美学不是已然成为过去的陈物，而是在对其不断的解释与理解中生成与常新，在对其不断的追问与运思之中，呈现出永恒的生命与意义。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特质[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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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盛 宁．人文困惑与反思[M]．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