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论文篇(1)

民间艺术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较为稳定，几乎不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改变，这不仅因为这些文化内涵与人类的本能性需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深层次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的象征体系，已经深度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格尔茨认为，共享性的、普遍的“意义只能‘储存’在象征”中。反而言之，只有“储存”在象征中的意义才具有普遍性与共享性，因为象征比较直观，无需借助语言文字的解释，人们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意义，而且，在象征没有受到历史意识与哲学观念批判的地方，象征体系就是生活常识，人人稔熟，了然于心。我们发现，民间艺术通过复杂的象征体系，使其文化内涵具有了普遍性与共享性。就民间造型艺术而言，除了小部分直接再现社会生活，把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绝大部分是依据象征体系创造的，这个象征体系由形象、图案、符号、色彩等构成。形象系列主要来自古老的图腾崇拜，如老虎、猪、牛、羊、麋鹿、龟、龙、蛇、鱼、蛙、凤凰、朱雀、向日葵等形象，这些形象在民间的剪纸、刺绣、印染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另一类形象虽然来自日常生活，却并非单纯地将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而往往在古老的象征思维的影响下，通过民间故事赋予其某种神话内涵，将其纳入象征体系之中，如无锡惠山泥人中的“大阿福”，也许是先有了这个形象，为了神化这个形象，就有了民间传说“沙孩儿”勇斗猛兽的故事。再有一类形象则是通过谐音被赋予某种象征意涵。如桌案上摆着花瓶象征着平安；画一位官员骑着一头梅花鹿，寓意是“进禄”；画一个胖娃娃骑着大鲤鱼，寓意是年年有余。我们发现，即使是当代的一些单纯再现日常生活场景的民间剪纸、绘画中，民间艺术家仍然会在场景中加个龙、凤、兔子等吉祥物形象，可见象征意识以及古老的象征体系对民间艺术影响之深。在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中，除了极为丰富的具体形象系列之外，还有大量相对抽象的图案或符号，比较著名的如双喜、如意、中国结、九宫图、八卦图、阴阳鱼、“盘长”、卐字等，这些抽象符号大都来自中国阴阳、五行、八卦哲学观念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观念。如卐字符，据唐代慧苑《华严音义》载，卐本非汉字，原为古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的吉祥符号，武则天时期才权制此文，“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盘长”符号也可能来自佛教，张华就认为，“盘长”并非是对“盘肠”形象的模仿，而是来自佛教的法器“盘长”。在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中，色彩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如红色象征着热血、生命，是中国人心目中镇邪的色彩；白色象征冬天的白雪，意味着万物凋零与死亡，是中国人的丧服色彩；绿色象征着春天、大地、生育，所以传统婚礼中新娘子往往穿红戴绿。在中国民间观念中，色彩甚至与空间、时间，乃至人伦道德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具体而言，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春主青色，夏主红色，长夏主黄色，秋主白色，冬主黑色；红色象征热血、忠勇，黑色象征正义，白色象征奸邪。诚如靳之林所言，中国民间美术并不全按照事物的固有色彩来处理，更不同于西方的条件色彩体系，而“是以阴阳观、五行观与八卦观为基础的观念色彩体系”。深入考察一下民间表演艺术，我们惊讶地发现，民间表演艺术也受到了象征思维的深刻影响，从舞台、服装道具到人物造型、表演流程，以及表演内容，都有某种象征性内涵。舞台以及服装道具的设计作为民间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受制于象征体系与象征思维的。比如古戏台的藻井形式的顶棚，井顶一般为圆形的明镜形式，象征着天圆地方，人在天地之间，顶棚的内壁上大都绘有民间常用的双鱼、龙头、八卦等象征性形象或符号。就民间艺术的表演流程来看，大都有固定的程式，比较典型的是傩戏中的请神、祭神、送神与秧歌中的“谒庙”、“排门子”、跑场图等。尤其是秧歌中的场图，看似随心所欲，变化不定，其实基本图式是相似的，而且大都暗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张华在研究秧歌场图时发现，人们花很大力气排练的秧歌场图，对于参与者来说，远不如“扭”和“逗”来得利落、痛快，对于观众来说，也大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闹秧歌之所以重视场图显然不是出于娱乐或审美的目的，而是因为“那些图式也许是作为某种神秘内容的巫术象征，因而被认为具有了相应的神秘功能。而踩过它们，按它们的模式去跑舞图，就会得到某种超现实目的的实现”。

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表演程式，不仅是在秧歌中，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共同特征。在民族民间舞中，手心向上为阳，手心向下为阴，阴手阳手有着不同的象征，舞步上，先出哪只脚，如何变化，步距、方位、秩序，往往各有定数。就民间表演艺术的内容而言，傩戏的象征性内涵最为显著，甚至可以看作是象征体系的仪式化演练。在傩戏演出中，神坛、神像、神物的布置，巫师穿戴的面具、法衣等服装道具，巫师的念咒、作法以及神灵附身的模拟性表演与念唱神话等，无不具有象征性内涵。正是借助于象征体系，傩戏表演者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带进了神圣世界之中，实现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解。不仅傩戏的内容具有象征性意义，许多地方歌舞小戏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如浙江湖州地区流行的歌舞小戏《扫蚕花地》，就是通过模拟性地表演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与养蚕生产有关的动作，叙述养蚕生产劳动过程，说唱祝愿蚕茧丰收等吉祥话语，借助于象征体系表现其在审美娱乐之外的民俗文化意涵的。通过象征体系，民间艺术的深度文化内涵转化成了日常生活常识，人们耳濡目染，代代相传。且不论专职从事傩戏表演的巫师，就是传统社会中乡间那些无知无识的村妇村姑，也熟知各种各样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靳之林在陕北考察时曾有意问一群剪纸的姑娘，“鱼戏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谈恋爱的意思，靳之林又问，那“鱼唆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一下子羞得涨红了脸，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替她们回答说，“睡在一块儿了呗！”有一位姑娘剪了一个“莲里生子”图案，说必须放在“鱼唆莲”中，而不能放在“鱼戏莲”中，那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解释说，如果放在“鱼戏莲”中，那就是说还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由此可见，不管是民间艺术家，还是乡间普通妇女，对民间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都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对其界限区分得很严格。我们看到，通过民间艺术及其象征体系，在没有文字的底层社会，民众活态传承着最古老的民族文化观念。

二、民间艺术的当代意义

由于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的核心是原始的、世俗的文化观念，因此，在古代社会，官方与文化精英往往漠视、贬抑民间艺术，虽有所谓“采风”制度，却并非因为真正尊重民间艺术，而是为了补察时政之得失，以通上下之情。除却晚明的李贽、冯梦龙、凌蒙初等少数人，在古代绝大多数文化精英的眼中，无知无识的乡民是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的，他们只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信仰是不合礼制的、愚昧的“淫祀”，他们的绘画、雕塑是缺乏意境的匠人之作，他们的音乐连一贯比较重视底层民众的白居易也认为“呕哑嘲哳难为听”。尤其在宋元之后，民间戏剧艺术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其内容比较粗俗，不合礼教，有的甚至暗含着某种抵抗意识，因而，官方时常下令禁止。早在南宋时，就曾“京都新禁舞斋郎”，明清时期更是禁令不断。“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西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下，一批文化精英开始重新审视民间艺术，有人认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有人甚至提出向民间艺术学习，但是，在这些文化精英的意识深处，他们仍然认为民间艺术在文化内涵方面是低俗的、不合时宜的，需要改造、提升，如哈华在1950年代初讨论秧歌时说，“北方的旧秧歌、皮影戏、自乐班、大小戏班、瞎子说书、吆号子等，南方的昆曲、南词、念佛句、山歌、弹词、评话、花鼓灯、秧歌等，数量之大，深入群众的程度，远超过新文艺和新秧歌，新的还赶不上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新秧歌，改造旧秧歌，是向封建文艺夺取阵地工作之一，是一个艰巨长期的战斗。”诚然，民间艺术中有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内容，需要清理、改造、提升，但是，民间艺术是一种尚未从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浑然的艺术形态，其精华与糟粕往往是共生的，很难剥离，因此，我们也许应该谨慎地批判、改造，积极地保护、研究。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由于文化剧烈地变迁，人们普遍面临着文化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文化认同困境，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重估其当代意义。首先，民间艺术通过象征体系成为一种民族共享性的文化符号，它是社群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的媒介，有着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在现代社会尚未丧失。比如，孩子生日、老人寿辰时亲戚赠送礼幔，丧礼上亲友赠送各种纸扎等，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品不仅促进了亲友之间情感层面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礼仪，他们共享了这些文化符号中的文化意涵，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社会形成有机社群。尤其是民间集体表演艺术，如节庆、庙会时的演出，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文化认同仪式的演练，通过审美化的仪式，人们直观地体验到他们在情感、文化上是一个共同体。在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热闹之中，人们陶醉了，即使平日邻里之间、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争吵，此刻也和解了。

晚近二十年来，在乡土社会逐渐解体的当代，不仅华北的乡村，甚至一些大都市，传统节庆、庙会反而大有复兴之势，也许“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庙会依然会保留在现代城市民众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人们文化认同与审美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民间艺术中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族群文化记忆的载体，是我们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面对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尤其是通过一次次操演传统的民间集体表演艺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与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感受到我们并没有远离祖先以及他们的情感与信仰。毫不夸张地说，民间艺术可以让我们与祖先共享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我们直观地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大传统已经断裂的当代中国，以民间艺术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小传统也许是我们通往过去，重建传统文化延续性的重要途径。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新世纪以来，国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而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民间艺术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再次，民间艺术建构了一个关于过去的象征的空间，有利于形成一种“无场所的记忆”，这对于“离土”进程中的当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人不可能仅仅活在当下，生命的意义离不开记忆，尤其离不开来自社会生活的“集体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中具有“凝聚性结构”的是文化记忆，所谓文化记忆是指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中所包含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对重要事件的回忆所提供的解读当下生活意义的重要维度。对于文化记忆而言，稳定的社会空间以及诸如文字、图片、仪式等一整套符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被迫迁居陌生的环境会有种种不适应，其重要的心理根源就在于记忆丧失了社会空间的依托以及熟悉的符号体系。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社会空间，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之后，出现了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汤姆•米勒在中国调研时发现，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无论社交还是居住，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我们课题组2013年在江苏地区调研时也发现，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交往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观念不同，比重为27.5%。在原有生活空间丧失的情境下，凝结在民间艺术中的符号体系与文化理念却是可迁延的，通过传承民间艺术，可以建构起一种“无场所的记忆”。事实上，“离土”的乡民也非常渴望通过民间艺术重温他们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高小康发现，在远离乡土文化的都市，兰州滨河马路的休闲带有成群的人在唱《花儿》，广州越秀公园景区中心的客家山歌墟，不仅有大量客家人来此自发地唱山歌，而且台下往往聚集很多听众。

三、总结

民间文艺论文篇(2)

[关键词]香包传承发展符号不足

一、甘肃庆阳民间香包刺绣介绍

庆阳位于甘肃省东部，地处黄河中上游流域，所处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适宜古人类繁衍生息，从而形成远古多民族聚居的格局，这种先天的地理环境中蕴藏着明显的原始文化特征。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家家户户的妇女从小接受香包文化的熏陶，最显著的特征是母传女，婆传媳，祖祖辈辈把做针线活当作评判女人“德行”的标准之一，这种普遍制作香包的习俗，表现出一种传承广泛的区域特征，是香包在漫长历史中不曾泯灭和消亡的基本原因。香包是历史与文化积累的层累复合物，各种历史积淀的文化，深深渗透在民俗意识里，形成独特地方特色的艺术品。

二、庆阳香包刺绣独特的视觉符号

中国民间艺术，在传承远古文化符号的基础上，积累构造了一个独立的、丰富多彩的、灿烂绚丽的视觉符号系统。经过漫长历史的再创造随着神话传说的嬗变，到了今天民间艺人的心中、手中，凭智慧的直觉和心象融合想象，符号性的形式，符号的功能和符号的意味，全部融为一种对美的知觉和对意味的知觉。

1．符号的共性

民间艺术可以反复使用一个传统图象符号，以满足民俗礼仪和年夏一年的节日需要乡民需要共同的象征吉祥的符号，表达一致的宿愿。从符号的共性可以看出，民间艺术符号是历来所有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共同使用的艺术载体。民间艺术是共性大于个性，或者是在共性中求个性。

2．符号完美性、戏剧性

庆阳民间刺绣中，无论是立体的，或是平面的，其形象、构图均给人完美整体的观感。这是由于民间艺人追求完整造型和“好看”的审美观念所致。

（1）形象符号的完整性

其一是所锈香包的造型很完整；其二是符号形式构造组合充实丰满。

（2）形象符号的戏剧性

这是善良祝愿的乐观理想对美感形态范畴的必然规定。民间的艺人所绣的形象有一种稚拙美，又有一点滑稽。但是我们同时能够感觉到这些艺术品里面含着一种崇高，是劳动人民的朴实、和一种好不掩饰的审美。

三、香包刺绣的传承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对民间艺术越来越重视，庆阳市的人民非常愿意来参与这件事情。

1．文化馆与政府

50年代，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文化馆，庆阳市也不例外。它在传承和发展民间艺术上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1）文化馆发挥的作用

①收集整理民间香包刺绣。他们促成我市几次赴京参展。甚至出国展出本地区的民间艺术品。

②发现、组织民间刺绣艺人，激活他们的创造力。

③出版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庆阳香包》余正东编著，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政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①1988年全国第五届民间工艺美术年会在西峰召开；1989年建国40周年大庆时，又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第二届艺术节；1986年法中友协主席吉莱姆访问了民间美术大师祁秀梅，并考查了全区民间美术。

②《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文化部于2004年末开展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我市西峰唢呐文化和庆阳香包双双入选。

③庆阳举办香包民俗文化节，2002—2004年，连续三届香包民俗文化节的成功举办。

④市上和各个县政府在民俗文化上，保持紧密的联系，各县政府定期向市上汇报。

2．专家学者的建议

庆阳市在民间艺术这方面的专家特别少，但是这些少数的专家提出了非常珍贵的意见。一些专家，包括一些外国专家对庆阳香包看了以后，他们认为把民间艺术品制作传统工艺的方法保护起来，培养新的传承人，并对传承人给予一定的扶持。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杜芳介绍说，在我省，民间艺术地区发展不平衡比较明显。如庆阳市的民间艺术群众基础比较好，当地政府这几年也对民间文化保护和挖掘抓得比较紧，连续4年举办香包艺术节，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3．商品经济的刺激

（1）地方政府、文化馆为了扶贫致富

他们把民间艺术品列为开发项目，香包刺绣是庆阳民间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近几年，香包制作已不再受时令季节的限制，开始变成商品，走向市场，并逐步形成了产业。每届香包节进行的重点活动项目洽谈与招商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项目建设工作，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大举措。

（2）国外旅游者对传统民间美术的热衷。

国外旅游者对传统民间美术的热衷刺激了商人对民间艺术商品的关注和购买。其中香包刺绣品、布制品关注的最多。

四、庆阳香包刺绣所存在的问题

对庆阳香包刺绣存在的问题，我从五个方面谈一下：

（1）对民间香包刺绣的研究、发掘、弘扬、保护，工程量极大，但专业研究人才奇缺，而具备民俗文化知识的工作人员多半已退休，民间香包刺绣艺人相继谢世，传统技艺人很多去世了，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开发民间艺术的时候给我们造成很多困难。

（2）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利益驱动下，机械模仿制造的产品大量的涌入市场，庆阳香包刺绣的纯手工制作技艺受到冲击和挤压，逐渐失去原汁原味的传统特色。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文化欣赏层面的收缩，造成民间工艺盲目“洋化”，数千年的传统技艺误入歧途，原生态的民间艺术逐渐丢失。

（3）庆阳香包作为地方民俗艺术，它的影响已扩大到海内外，但在内容和形式上，仍面临着濒于失传的客观危机。能代表华夏民族文化传统和富于特色作品趋向冷落，现在的作品艺术价值很低。

（4）近些年来，由于香包文化的发展，一些学过造型艺术专业的老师，过多的把一些西方画技法用了香包刺绣上，虽然有了一定的创新，但其盲目的创新和渗透使古老、稚扑的传统文化误入歧途，纯美术观念对古老文化的理解造成香包造型工艺的“洋化”。

（5）从外地聘请湘绣、苏绣大师培训庆阳香包制作者而招收学员。毕竟湘绣、苏绣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其自身的历史积淀与庆阳香包的文化概念和人文色彩有着很大差异，将其纳入庆阳香包刺绣，便失去了自身的内涵。

五、结语

庆阳民间香包刺绣是庆阳特色文化产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更多人积极的参加到民间艺术保护发展和传承的队伍当中，在传承与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果，但是毕竟我们在这方面借鉴经验很少，所以我们在挖掘、保护、发展等等民间文化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我相信我们认真的去做，不断的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一定能够做好的。

参考文献：

[1]杨学芹，安琪.民间美术概论[M].北京工艺出版.

[2]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

[3]陇东报.2006-7-24.

民间文艺论文篇(3)

1.传承了本区域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美术学习不单单是绘画技巧的训练

更应该视为是一种文化的学习。在日常教学中，由于强调美术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忽略了美术文化的渗透，既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影响了学生对人文文化学习的提高。民间艺术是不可多得的宝库，在如今的社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如何正确引导和提高学生对美术文化情境的了解和认识，并由传统工艺美术强化教学，是我们基层美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例如，崇明灶花、瀛洲壁画、扁担戏、崇明号子、剪纸等是崇明县劳动人民自发、自编的民间艺术。如，在五年级的《崇明扁担戏———小戏偶巧制作》教学时，一开始，学生对本土民间艺术知晓度不高，当笔者找到视频和相关图片提供给学生欣赏时，学生兴趣度也不高。通过笔者结合五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的探、赏、议、做、评等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让学生进一步加强了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扁担戏的了解。对本土民间艺术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应用的研究，有效传承了本区域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

2.优化了教师美术课堂教学实施的方式与方法

教育课程改革中强调师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在教学活动中让课堂真正地“动”起来，这个不是教师或者学生单方面的动，而是一种互动，由于民间艺术大多由口传教授的方式得以延续下去，所以需要师生乃至家长全员的参与合作，而互动中生成的有效性就是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教师、家长、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等各要素之间产生的一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激活学生思维，体现学生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行为。

3.提高了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和美术造型的能力与方法学习兴趣

在美术学习中具有情绪色彩的倾向，对学生的学习激发、推动、保持都有着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兴趣是学习美术的基本动力之一”，从日常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学生年龄的成长，思维和眼界的开拓，对美术作品造型要求也越来越高，本土美术作品造型需要遵循几个原则：（1）选择性：有选择性地利用本土美术现有造型进行个性化的再创作。（2）审美性：乡土美术作品的美感呈现和自我感情的表达。（3）趣味性：乡土造型在美术创作活动中，关注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4）探究性：关注学生探究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从本土美术教育资源的优势出发，从学生学习兴趣出发，挖掘乡土美术造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造型能力、探究能力。

二、本区域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

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方法对于《崇明扁担戏》这一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实施前笔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教学访谈、调查问卷，了解学生目前对民间艺术兴趣度、知晓度不高的原因，同时，组织学生通过上网或查阅书籍的方式了解本区域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让学生自己对扁担戏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另外，笔者所在的美术教研组针对不同的教法进行了三次课堂教学磨课和讨论研磨。以下提供的是笔者经过三次研讨后的教学重构活动片段，仅供同行参考。

1.谈一谈、说一说

在讨论发现中感受民间艺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学过程中践行“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五年级的学生有能力根据教师的教学准备阶段的设计，完成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笔者在这一阶段设计了多种审美体验的活动来组织教学，尝试把“搜集资料—阅读欣赏—讨论探索—评价延伸”的学习方式带进课堂，引导学生自主参与，营造一个开放自主、合作互动的教学氛围。这种互动交流的方式对美术教学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拉近了学生与“扁担戏”的距离，感受家乡劳动人民在创作时的人文环境和历史背景，使学生获得思想上的启发，领悟到崇明民间美术作品的意义是那么深远。教学片段一：师：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你们知道吗？生：崇明灶画、崇明号子、扁担戏。师：同学们知道的还真不少，崇明扁担戏是流传于我们崇明县的一种非常有个性、有特点的民间艺术。那把你们课前收集到的有关扁担戏的内容和大家交流一下。生：崇明扁担戏，是由一个人既当演员，又当伴奏员；既用手指演绎角色，又用嘴巴演唱台词、模拟口技的戏剧，在崇明岛上被称为“木人头戏”，有关行家将这种一人表演的布袋木偶戏称之为“扁担戏”。师：同学们真是博学多才啊！说的都非常好，已经将传统扁担戏的大概向我们介绍得很详细了。

2.试一试、做一做

在体验创作中感受民间艺术《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通过对比传统扁担戏人偶和同龄人的作品实物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去感受哪种艺术形式是他们所欢迎的，并总结揭示出：加入现代元素的传统艺术更为现代学生所认同和喜爱这一观点。图、文、声、像并茂的形式，多角度调动了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让学生直接与扁担戏作品进行交流，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通过学生自己创作的作品实物的欣赏与触摸，在这样的情景中，学生学习兴趣大增，激发学生创新的能力。加入新时代的元素，才能使传统的民间艺术永久保存下去。为此，笔者在这一环节设计了学生自编自演的一个环节。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小小百花艺术团文艺演出”的活动，从中挖掘学生艺术创作的能力。教学片段二：播放视频、图片资料，让学生在感官上对传统扁担戏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师：我们一起来欣赏扁担戏，看看这些栩栩如生的小木偶有什么特点。生：造型简洁，色彩对比强烈。师：你们的材料盘里面有同龄人做的扁担戏人偶，你们仔细观察观察，看看和传统的扁担戏人偶有什么不同。生：人偶头部的材质不同，传统的好像是用木头做的，而这个是用超轻彩泥做的。师：这位同学观察得很仔细，传统的人偶的头部使用梧桐树雕刻而成，我们学生自己有一种常见的美术材料进行替代。生：传统木偶的服饰很“土”，而这个的服饰造型很现代，我个人很喜欢。师：看来同学们喜欢这些加入新元素的崇明扁担戏人偶。今天，我们来完成一场《崇明扁担戏》文艺演出，小组成员按内容制作人偶，然后上台来表演一下。学生情绪高涨，都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演一演。

3.议一议、想一想

在问题思考中凸显学科育人价值民间艺术的存在有着地域的独特性，它总是将实用和美学结合在一起。民间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最好的途径就是融入现代化生活，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远远不足它的消失，我们不能只悲哀于它的衰落，而必须有选择性地继承和保留，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和创新，将优秀的精华保留、传承，并有所发展，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学生领悟到民间艺术的博大精深，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教学片段三：为了加深体验，激发学生热爱、继承、发扬民间艺术文化之情，我设计了以下问题让学生进行探究讨论：师：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扁担戏？为什么要发展它？生：加强宣传，向父母、周围的人进行宣传。生：创作一些现代的、有生活气息的剧本。

三、民间艺术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实践启示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地遗忘，如何在美术课堂中将这些本土的民间艺术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学生，并引导他们地主动、有效地融入本土的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创新中来才是最重要的，美术教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借用本区域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

加强美术课堂教学情境的有效设计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形成。所谓情境创设，从狭义来说，指在课堂教学环境中，作用于学生而引起积极学习情感反应的教学过程。对于五年级的学生，网络、影视、书籍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课前可让学生收集相关的知识材料。如，本课例的单元教学中《立体面具》一课，我把动画片《宝莲灯》中祭祀的一个场景截取下来让学生观看，给学生强烈的视觉感。看完后，学生就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所了解到的关于面具祭祀的相关内容与大家交流起来。接着，我又拿出现代面具的实物给学生欣赏，学生又开始交流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面具又有什么特点。可见，创设教学情境，不仅丰富了学生动脑的一面，又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和思维想象的空间。

2.借用本区域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

在小学美术基础课程的基础上拓展学习内容上海市实施二期课改以来，美术教材中感受民间艺术、走进名作等版块的内容在新教材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多，配套课件中的欣赏部分所展示的作品，数量多、质量好，有很强的代表性。例如，上教版第五册美术教材中第六单元《感受民间艺术“好看的农民画”》一课，农民画与儿童画从表现手法上有相同之处，它易于儿童理解、模仿、学习运用农民画的装饰手法大胆表现生活中的感受。通过大量农民画的作品给他们最大的视觉空间、感受空间，同时，不拘形式地给他们最大的描绘空间，带领孩子们去林间、田间写生和观察，了解身边熟悉的环境和人物，提高对农民画的学习兴趣。如许多学生创作一样，主要是将现实生活与联想、想象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的思维丰富起来，激励学生学习美术的自信心和欲望。

3.借用本区域本乡本土的民间艺术

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民间艺术中的民间美术造型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杨柳青的年画、北方的剪纸、北京的脸谱艺术、天津的泥人张、崇明的扁担戏等这些精湛的艺术品都离不开手、眼、脑的协调合作。动手操作是小学美术阶段培养学生观察、想象、合作能力的手段，例如，《多彩的剪纸》一课，结合本区域的民间剪纸艺术的学习和欣赏，强调让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进行创作剪纸，（动物、植物和人物等，都能成为剪纸的题材）因此，学生学习剪纸的过程，要学会观察、善于观察，提高观察能力，并把观察的生活环节加工、提升为艺术。同时，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与学习，才能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上海地区的小学课堂教学为一堂课35分钟，美术教师除了新授知识和作业点评、拓展学习之外，学生动手的操作时间有限，多数只能在20分钟上下，完成一件让他们自己满意的作品，需要教师有效地设计教学环节，否则会降低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这时，我们就需要单元化的设计教学环节和作业形式，加强学生的团队的合作意识。例如，《崇明扁担戏》一课，我们设定好6至7个人为一小组，组员分工明确“，艺术制作”———全员参与；“艺术音效”———乐器表演；“艺术表演”———童谣表演；“小主持人”———童谣介绍。小组成员工作协调有序，在20分钟内出色地完成了人偶的制作和表演，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培养了良好的合作精神、改善了人际关系、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动力和创作力，使学生的责任感也加强了。

四、总结

民间文艺论文篇(4)

1.民歌

民歌是畲族民间音乐的一种主要形式。畲族民歌又称为“畲歌”、“山歌”。畲族人民喜爱唱歌，他们“俗不离歌”，擅长“以歌代言”。民歌融入畲族人民生活的程度，可以畲族民间流传的俗语形容：“饭以养身，歌以养神”。他们张口即歌，歌词都是对照日常生活常识和劳动情景自编的。无论是祭祀、待宾、婚礼、节日，还是平时生活和劳动中，他们以歌对话，对答如流。他们在歌声中叙世事、陈志趣、寄幽思、诉衷肠；通过唱歌记时令、劝耕织、比睿智、争巧愚、调诙谐，甚至以歌辨亲疏、度优劣、正人心。多少世纪以来，畲族人民就这样唱着山歌，在艰苦的环境中转辗迁徙，刀耕火种，营造一个古老民族的坚韧、智慧和豁达。畲族民歌按内容分，可分为神话传说歌、史事传说歌、小说歌、风俗礼仪歌、劳动歌、时令歌、时政歌、情歌、杂歌、新歌、儿歌、哀歌等。畲族民歌主要有四大基本音调，包括闽浙调、罗连调、顺文调、闽皖调。这四个基本音调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具有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这四大音调各有所别，暗示畲族在漫长的历史形成中不尽单一的民族来源以及分散居住后和其他民族所发生的交相混融。而四大音调互有关联，则显示出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1]基于畲族民歌的特征，它已成为畲族一个重要而鲜明的文化符号。

2.舞蹈

畲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畲族舞蹈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它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有着本民族信仰、礼俗等方面的表现特征。畲族舞蹈的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娱乐作用方面，以此满足民众审美和情感宣泄上的需要；而且表现在以这一形体艺术阐释民族的起源和始祖的史绩，唤起民族的尊严和自豪，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振兴和宏扬民族文化。畲族传统舞蹈按内容分，可分为生产舞和祭祀舞，以祭祀舞为主。畲族传统舞蹈与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由劳动场景和祭祀场景演变而来。生产舞是源于畲族人民生产劳动、表现生产劳动的舞蹈，有猎捕舞、栽竹舞、闹春舞、谷神舞等。如猎捕舞，是与畲族人民狩猎生产关系密切的舞蹈。祭祀舞，与畲族人民祖先崇拜关系密切，集中表现在祭祀活动上。畲族祭祖是最隆重虔诚的全族性民俗活动。祭祀舞一般出现在两种场合：一是在迎祖祭祖活动中，二是在进行传师学师和做功德时，如龙头舞、铃刀舞、安祖舞、传师学师舞、功德舞等。此外，还有迎神驱鬼、纳祥祈福的舞蹈，如浙江文成的打王舞、闽东的《奶娘催罡》等。畲族舞蹈的表演者主要是男性巫师（又称法师、师公）；普通民众一般不表演，在某些特定场合，也只是跟着舞蹈做一些简单动作。参加舞蹈人数，由舞种而定，有单人独舞、双人、三人、四人和多人等。祭祖舞在浙江兰溪市水亭畲族乡相传已有200多年历史。2011年6月11日上午，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奎塘畈村，87岁高龄的雷长珠老人当众表演了兰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祭祖舞，只见他身披对襟赤衫，右手执牛角状鼓角，左手执铃刀，手舞足蹈之际金属碰击铿锵有声。雷长珠老人表演的祭祖舞是从其大伯雷良进那里所学。传说畲族祖先龙麒狩猎时不慎被野兽所害，后来畲族人民为了纪念龙麒，在每年农历正月装扮成师公，载歌载舞。祭祖舞，就是模仿当年亲人拿着各种工具保护龙麒遗体、边哭边赶野兽的情景。祭祖舞念、唱都用畲族语言，表达驱邪赶鬼、超度亡灵和祈求族人平安[2]。祭祀舞在福建畲乡还有一种巫师表演的巫舞，以《奶娘催罡》为代表。《奶娘催罡》是闽东畲族巫师进行驱鬼镇妖活动中的一段祭祀舞。《奶娘催罡》的祭祀法事，由道士男扮女装扮成奶娘陈靖姑的形象来驱妖、驱鬼，有消灾驱魔的寓意。

3.工艺美术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畲族民间工艺美术的创造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畲族人民根据实际需要，创作出各种民间工艺美术品，如刺绣、编织、剪纸等。大多数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具有自作、自用和自娱的性质。

（1）刺绣。畲族刺绣又称“做花”或“绣花”。畲族刺绣工艺源于畲族女性服饰。明清时期，畲族妇女穿花边衫，花边一般为妇女自绣，但复杂的植物、动物图案刺绣，则由裁缝师傅完成。畲族裁缝师傅不但要成衣，而且要精于刺绣，人们品评其手艺之高下，不但取决于其做衣的手艺，更决定于其刺绣的技艺。畲族刺绣艺人多为男性，但大多畲族女性都会刺绣工艺。畲族刺绣有衣裤、肚兜、五谷包、童帽、烟袋、鞋帽、帐帘的刺绣，主要是服饰刺绣。最常见、最突出的是妇女在自己的上衣和围裙上刺绣，上衣刺绣在领口、服斗和衩角，围裙刺绣则在裙身。以刺绣工艺为主要特征的畲族女性衣裙，既是令人称羡的服饰艺术，又是引人注目的一大民族标志。畲族刺绣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广东、江西、安徽和浙江的多数畲族地区刺绣都比较简单，而浙南、闽东靠温州的畲族刺绣则十分复杂。这大概受温州瓯绣的影响，也与该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有关。畲族刺绣的纹样很多，最常用的是尖牙纹和蜈蚣脚纹。植物图案有牡丹、梅、桃、荷、菊、兰、松、竹、石榴、佛手、忍冬藤（金银花）等；动物图案有龙、凤、鹿、羊、喜鹊、鳌鱼、蝙蝠、蝴蝶、鸳鸯、麒麟、狮子等；此外还有一些戏剧、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宝剑、葫芦等八仙所持的器物，以及琴、书、珠、球、如意、花瓶、山石、亭阁、龙门等。畲族绣品，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大多以红色为基调，配以黄色、绿色、白色、蓝色，有时还用金色增其华丽。一般“做花”用五种以上的颜色，做边只用红、黄、绿三色。色彩使用，大胆随心，不拘素材原色，富有装饰效果。花纹主体轮廓线用白色，使整个花纹图案在黑色的绣底上，显得分外明晰醒目。畲族刺绣的最大特色在于，完全采用手工平绣（细绣），针法以工整的齐针（平针）为主，掺合抡针、套针、扭针、抠针、参针、长短针等，线条细密、绣面细致入微，纤毫毕现，富有质感，针脚平齐，坚牢耐磨，往往是衣服已破旧，而上面的绣品尚完好。同时，无论是专业艺人还是普通妇女，畲族刺绣时不描画图稿，直接刺绣运针，每每以假托、转喻、谐音等手法，绣出一定寓意的画面，即所谓“花（图案）必有意，意必吉祥”，文化内涵丰富[3]36。

（2）编织。畲族编织工艺有织彩带、织土布、竹编、草编和线编。畲族编织工艺实用性强，且具有观赏性，织彩带和竹编堪称为工艺美术品。织彩带是畲族女性的女红，也是她们独具一格的工艺。彩带又称“花带”、“腰带”，它们既是生活用品又是精湛的手工艺品。一是彩带的原料、颜色各地不一。福建一般为棉纱，大多为蓝、白、黑，在罗源、连江等地有大红或红灰等；浙江基本用蚕丝，有的也用棉纱，有红、绿、黄、黑、白、紫等多种颜色。二是织彩带没有专门的织带机。工具非常简单，用一条长约4尺宽约3寸的木板，两头横钉上用5寸长木条，做成“工”字形的木架，就是带弓。但多数不用带弓，而用2根5寸长的小竹管，再加上约5寸长的尖刀形的光滑竹片，畲语称“耕带竹”。三是织彩带不讲究场地，屋内屋外，只要有一个拴丝线的地方就行。如在屋内编织，腰间扎一条丝带，把丝线的一端拴在桌档、凳脚、门钩或屋柱上，另一端“耕带竹”套入腰中的丝带，坐在凳上就可编织。四是彩带图案丰富多彩。主要纹样有“十三行”、“十二生肖”、“水击花”、“五字带”、“铜钱帮”、“万字花”等。从畲族彩带的纹样，可了解畲族的文化体系，如山居，开荒耕田，主要侧重于狩猎，具有对龙、太阳的崇拜和理解水的重要性，并反映了民族的迁移和相爱的民族大团结。此外，畲族彩带纹样的特点还在于一条带内有多种花纹单元，这在其他民族的织品中很少发现；而且有与甲骨文形和商代符号类似的纹样，包含祖先传给后代的一定信息，表达祖先的期望和嘱托，实为神奇之物[4]。彩带的粗细，尤其是图案的复杂状况、文字的多少是衡量一个畲族女子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志。织彩带多在劳动之余、节日期间或晚上进行，妇女和姑娘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互相传艺。彩带在畲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有多种作用，如实用，可情信物，甚至织彩带还是畲族妇女识字的一种途径。精巧的畲族竹编工艺品，从选材、破竹，到染色、喷漆，需要几十道工序。除日常生活用的屏风、挂联、枕头、席子、椅子等外，还有许多造型生动、美观精巧、色彩鲜艳的筐、篮等。这些竹编造型新颖，色泽古朴、稳重，制作精细、别致，花纹图案丰富多彩，富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福建宁德民间竹编工匠中多有佼佼者，如大坪村雷益成、猴盾村雷永纪人。在1949年之前，他们的竹编工艺品如“双喜”枕头、梳妆盒、“喜”字回纹篾席、“重人”花笼和米笼等，名闻遐迩，汉族富裕人家常请他们上门编织。竹编中堪称畲族一绝的是斗笠。斗笠是畲族人民生产、生活用品，平常用来挡雨和遮阳，但经加工后成为工艺品，又称“花笠”。闽东的花笠，尤为精致美观。霞浦县崇儒乡上水村，能工巧匠们传承着先人留下的斗笠编织技艺。其竹篾细若发丝，一顶斗笠的上层篾就有220至240条之多。花笠曾是畲族姑娘出嫁时必备的嫁妆之一，花笠夹层的竹叶，有“虎牙”、“斗云”、“舌子”三种形状，它们都是畲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寄托着对出嫁少女的殷切祝福。畲族妇女在外出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都要戴上花笠。斗笠除自用外，也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

（3）剪纸。畲族剪纸工艺简练、古朴，富有浓郁的装饰情趣。多数剪纸以原色纸张剪成，以黑白组成对比，多用于刺绣鞋帽、烟袋、包袱等日常生活用品上图案花纹的底图。从刀法看，畲族剪纸线条流畅，秀丽挺拔，富有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从内容看，大多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花鸟走兽、人物、吉祥图案等，尤其是人物和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畲族剪纸多用于婚礼、寿诞和祭祀场合。福建宁德畲族民间剪纸多为妇女特技。如猴盾村妇女蓝清莲，能一刀连剪“双喜”、“寿”字等。故各地村寨每逢婚庆喜事，这些会剪纸的妇女即成大忙人。浙江畲族举行传师学师仪式和老人死后做功德时，祭师以五色纸书写悬挂大厅的联词顶端，都用尖刀凿刻八卦形花纹，以增加联词美观，工艺精致。丽水、青田畲族民间尚保留此工艺。温州文成县西坑村的钟彩柳是远近有名的剪纸能手。钟彩柳剪纸擅长裁、折、钉、剪、拆、修、拼、串、糊、插等手法，她的剪纸已进入一个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话故事、山水风景的艺术境界。

二、畲族民间艺术的文化透视

1.畲汉民族交往、文化互动的见证

畲汉民族交往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间艺术方面也烙下了痕迹。以织彩带为例，畲族女性除了在彩带上织各种花纹和图案，还织汉文字。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宁德市猴盾村妇女都能织汉文字，如“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山楼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王子去求仙，丹仙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甲乙丙丁火、壬癸水生甘”，“品目端方、天成佳合、身心中良、人才出众、田肥禾壮、年岁丰收”等[5]。另据《畲族风俗志》记载，由于历史上畲汉民族有着密切联系，畲族民间工艺从风格、花样、种类都吸收了汉族的艺术传统[6]。如汉族传统的吉祥图案鱼跃龙门、八仙过海、喜上眉梢等，也常出现在畲族服饰的刺绣工艺上，或成为畲族剪纸的摹本。畲族竹编工艺，同样受汉族民众欣赏。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解放前，畲族竹编工匠，为福安、宁德汉族富裕家庭编织精致的竹器，如竹枕、篾席、米箩、糠筛等。

2.畲族女性勤劳智慧的象征，也是她们表达情感的言说方式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者大多为女性。勤劳智慧的畲族女性，不但在生产劳动中不让须眉，而且也是编织、刺绣、剪纸的能工巧匠。旧时代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缄默，女红常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书写和言说方式。畲族女性虽然不象汉族女性那样退守家园，囿于家庭内部空间，而一直活跃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但自从畲族定居并逐渐接受汉文化影响之后，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区影响也日渐式微，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汉人家族伦理中的既有的清规戒律的枷锁”[7]。畲族女性编织、刺绣、剪纸，她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剪刀下那永不凋谢的花；她们的愿望和祈祷，则变成绣品中那没有声音的鸟。畲族民间艺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今天，其传承人大多为女性。笔者在浙闽两省的田野调查中，遇到不少畲族女性，如浙江苍南的蓝瑞桃、景宁的蓝延兰和蓝陈启，文成的钟彩柳等，她们或织带，或唱畲歌，或剪纸，成为畲族民间艺术传承的中坚和主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们虽出身农家，却多才多艺。如蓝瑞桃以织带而闻名遐迩，但她刺绣的技艺也很精湛。蓝延兰不仅在织带技艺方面有所创新，她的畲歌也同样令人陶醉。钟彩柳的剪纸更是一绝，同时也擅长刺绣。

3.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

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水融。畲族民间艺术在畲族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民间音乐是功能性很强的艺术，畲族民歌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民歌在畲族人民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雷弯山《畲族风情》将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归纳为：娱乐功能、宣泄与补偿功能、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3]232-233。在畲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的需求过程中，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不可或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歌是畲族的历史，是畲族节日的语言，是畲族人民交际的手段，是畲族青年男女爱情的表白，是畲族人民生活的希望。“歌言”是畲族的文化符号，歌场则是畲族的文化空间。畲族小说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入选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东畲族，将民歌称为“歌言”；浙南畲族，则将民歌称为“歌源”或“歌缘”。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有传承祖先之礼、以歌代言之意。畲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常借用汉字记畲语音法手抄歌本。旧时畲族人民把学歌唱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畲族姑娘出嫁前，有一种“做表姐”习俗，实际上就是斗歌比赛。畲族民歌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一是民族性。畲族民歌内容具有民族性。堪称民族史诗的《高皇歌》，是畲族祖传的历史长歌，反映了本族的斗争历史，歌颂了民族祖先的英雄业绩。根据本民族历史人物编写的《钟良弼》，描述钟良弼打官司，告阻考，形象地反映了畲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的合法斗争。《种田歌》《采茶歌》《哭嫁歌》《敬酒歌》《拦路情歌》等山歌内容都极富民族特色。畲族民歌在歌词、曲调、节奏、旋律等方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歌词比较齐整，多七字一句，四句成一段（又称“一条”）。一首民歌，少则一二条，多则七八条，一般在—、二、四句押韵；旋律多为单句变化体，一般由两大句组成，第二句常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畲族民歌的演唱同样体现浓郁的民族特色。男女唱歌普遍喜爱的发声法是“假声”，这种“假声”恬静、纤嫩、清秀、古朴。由于唱法的不同，一般同一首歌可出现三种不同的曲调，即“平讲调”、“假声唱”和“放高音”。除已搬上舞台的畲族歌舞外，一般畲族民歌演唱很少伴随动作，同时也无乐器伴奏。二是地域性。按区域分，畲族民歌可分为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和贵州省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调区分，如福建省畲族民歌可分为：闽东片、闽南片、闽西片和闽北片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曲调分，如浙江省畲族民歌的曲调存在地域差异，有丽水调、景宁调、文成调、龙泉调、瑞安调。

三、畲族民间艺术的当下性

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行，传统社会土壤中产生的畲族民间艺术，在今天已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使用全国统一的教科书，昔日的畲乡走出了无数知识分子。这种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变迁，使畲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却也使畲族民间艺术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会唱畲族民歌早已不再是年轻人择偶的优势，会跳畲族传统舞蹈的人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外出求学或打工，民间艺术技艺后继乏人。在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畲族民间工艺传承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挖掘、保护和传承畲族民间艺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1.政府的重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政府以节日为载体，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为畲族民歌等畲族民间艺术搭建表演舞台。在福建的“三月三”畲族民俗文化节和广东一年一度的“蓝大将军招兵式”中，都有畲族民歌或歌舞表演。在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三月三歌会”更是成为品牌，人们会成群结队前去观看畲族民歌比赛，参加对唱歌会，观看织彩带表演。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保护与传承畲族民间艺术的重要意义。

2.学者的研究

在学术界，许多热爱畲族民间艺术的有识之士自发地为保护畲族民歌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们在申报课题、田野调查和带领学生社会实践等环节上，都首选畲族村落，并把目光聚焦于畲族民间艺术。有学者从民间艺术价值的转化和转型着眼分析问题，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畲族民间艺术的价值正在悄然转化，即从民间生活实用价值转化为文化价值[8]。有学者从文化内部视角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体现中国文化内部显与隐、雅与俗等相辅相承因素的辩证统一[9]。有学者从社会转型与文化价值的关系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在精神上所表达出来的纯真情感的文化价值，还会随着人们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转型；由转型带来的变化，既有质的变化也有量的变化，由过去的实用品转化为现在的欣赏品和旅游纪念品也是一种变化[10]。在畲族重要集聚地—浙江和福建，学者们对畲族民间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温州大学，不少学者积极申请对畲族文化和艺术研究的课题。温州大学民俗学和音乐学专业的师生们，不仅以特定的畲族村落为教学科研基地，还与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联手，打造教学实习和科研基地。

3.畲族人民自身的努力

民间文艺论文篇(5)

民间剪纸艺术的题材内容具有鲜明的大众化、民俗化特点，以淳朴活泼的表现手法传达出百姓生活的信息，包含美好的情感和富贵、吉祥、收获等寓意，洋溢着永恒的生命力。其题材选取包罗万象：各种动物、植物，劳动生活、喜庆丰收等场面及神话传说、戏曲情节等，总之，眼里看到、手中做到、心中想到的都可以剪成寓意丰富、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在看似不相干、不合理的形象中，其实包含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表达普通人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剪纸是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完美统一。民间剪纸是以“生产、生活、生命”为主要的题材内容，通过艺术手段呈现意象之美。如《麻姑献寿》《福禄寿》等表达对生命的热爱，祝福健康长寿的意象主题；《金玉满堂》《五谷丰登》等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祈愿生活富足的意象主题；《凤戏牡丹》《花好月圆》等表达对美好爱情的歌颂，祝福婚姻美满的意象主题；《麒麟送子》《髽髻娃娃》等表达对家族人丁兴旺的企盼，渴望子孙繁盛的意象主题；《五毒》等表达对疾病灾害的憎恶，宣扬消灾避祸的意象主题；《药王》《财神》等表达对神灵的敬畏，祈祷天官赐福的意象主题。这些主题内涵完美和谐，通过选取富有吉祥含义的典型形象，表达企盼生活幸福、美满富足的美好愿望，展示了民间剪纸艺术题材上的意象之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间剪纸不仅体现着人们的审美理想，而且在功能上有着实用性。比如在年节或家中有婚庆喜事时，在窗口贴上“鱼戏莲”纹剪纸，不但具有装饰效果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同时可以像窗帘一样将室内环境与室外进行分隔，保证了室内环境的私密性，这充分体现了剪纸艺术在渲染喜庆气氛的同时，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二、造型生动多变，求全求满

民间剪纸的造型特点在于追求形象的完整美满，构图的充实丰富。在造型手法上，物象的表现追求圆满、完美的内在本质。如人物剪纸的造型十分讲究完整与圆满，民间艺人遵循互不遮挡的法则，在表现人物或动物形象时，无论正面还是侧面，都尽可能地将手脚、五官齐全地呈现于画面，这样就出现了“面面观”的现象，民间艺术中是忌讳出现半张脸的，认为不完整不美观。植物花草的表现同样是这样，如果只有干、茎、叶、花或果，虽然我们的确看到的是这样，但在剪纸中若只有这些就不完整，植物有根很重要，植物的根虽然长在土里但仍需被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剪纸的造型观念认为没有根花草就是死的，就是不圆满的。如果表现的是葫芦、石榴这样多籽的果实，则表现时必须将果实剖开，露出内部的籽。剪纸图案以二度空间作为形象思维的基础，物象多是以平面化形象出现，不表现体积空间和透视比例。在造型中始终贯串着追求十全十美的理念，抓住对象最主要的形态特征和外部轮廓，去繁求简，省略烦琐的细节，遵循以少胜多的原则；变化的形式多种多样，表现的手法也更加自由生动。民间剪纸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造型手法，如老虎肚子里有小老虎，鸳鸯里的小鸳鸯，公鸡腹中吞下的五毒等图案；各种动物身上也要装饰多种多样的图案，如鹿身上装饰梅花表示梅花鹿，鱼身上装饰莲花图案表示鱼戏莲叶等，这种“大形套小形”的装饰手法是互渗的复合造型，包括共用形、异形同构等。互渗复合所表现的是跳脱于形象本体之外的、主观创造的理想化的形象，可以表现为形象的互渗和精神的互渗。形象互渗将不同形象的局部特征进行组合拼接而组成了新的形象。这种方法将人的主观意识夸大，忽略和弱化物象的自然形态，所创造的形象跳脱于自然之外，而是心中之形。如《蛤蟆娃》中的蛙身人头或龙、凤、麒麟等各种本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神兽形象，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创造的。精神互渗则是以某一种形象为基础，将另一种形象或形态的精神气质体现在这个形象的轮廓中，使其呈现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如剪纸中有一种形象叫作“伴娃虎”就是将儿童的天真稚气渗入老虎的形象中，这一形象完全摆脱了老虎凶猛矫健的既有形态。互渗复合的造型是再造的新形象，反映出民间艺术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同时承载着美好的祝愿在传承发展着。剪纸艺术的造型手法是千百年来集体创造意识和传承性艺术劳动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作者多采用抽象、夸张、变形、象征等手法，用常见的花鸟鱼虫、人物器皿、生活场景来表达人人皆知的象征主题。这种意象的创造，不拘泥于自然形态，不受现实空间束缚，使得被赋予了吉祥意味的意象造型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三、情境交融，意蕴丰富

在剪纸的创作过程中，通过对作品形象进行艺术加工，达到完整圆满的效果，寓美好之意于艺术形象中，将意象共同构成优美的意境，使观者不仅直观地看到作品本身表现的完美形态，而且能体会画面之外的意象之美。如《春江花月夜》这幅剪纸作品中，画面描绘了人们荡舟江面的美景并引发联想：夕阳西下月亮升起，春江两岸层峦叠嶂，花枝异影，水面波心荡月，桨橹添声，人们驾着轻舟在江中漫游，是何等的诗情画意。优秀的剪纸作品是融意境与形象于一体的，不仅有形的意境之美，而且蕴含着无形的生动意蕴。民间剪纸通常采用谐音表意、指事会意等手法，通过类比、联想、象征、隐喻等手段创造形象，表达美好的愿望和渴求，引起观者的共鸣。谐音表意是通过画面中形象的读音所产生的谐音来表达美好祝福的意图。如“鸡”与“吉”谐音，构成了“室上大吉”，“蝠”与“福”谐音，蝙蝠的形象就成了福运的象征，并以蝙蝠为中心形成了数量繁多的洪福类吉祥图案，“鹿”与“禄”谐音，与蝙蝠、灵芝共同组成的图案叫作“福禄寿”，类似的还有双柿子与如意寓意事事如意，喜鹊登梅花寓意喜上眉梢等。指事会意是指将人们的美好愿望与某些事物的形象联系起来，赋予这些形象以吉祥的意味，即是采用隐喻的手法体现美好的追求。如龟鹤、灵芝等象征长寿，鸳鸯象征爱情，莲蓬石榴象征多子，梅兰竹菊代表四季平安，象征君子高洁的情操等。人们看到这些形象就会联想到它们所代表的美好寓意，这种含蓄优美的表达方式，使民间剪纸的意象更加丰富多彩。

四、散发着韵律的美感

民间文艺论文篇(6)

民间文化的产生是以传统民间社会生活为基石的。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的大环境练就了民间文化的造物理念、生活方式、生产形式、信仰、价值观以及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如：在农耕时代下，人们的思想上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多子多福的期盼、对风调雨顺的期待、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佛”“神”的尊崇等，并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将这些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蕴含在生活中，产生了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的剪纸、年画、皮影、民间玩具等等艺术形式，结出了丰硕的民间艺术果实，这些艺术形式具有“自给自足”“纯手工”“朴素”的特点，与生活紧密相关，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体现了在农耕文明历史条件下的传统民间文化特质。并且，民间文化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对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存在产生着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民间文化的发展和平衡对民间艺术的繁荣具有决定性作用，民间文化生态平衡性可以为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反之，民间文化系统的生态失衡将直接导致民间艺术的落寞，甚至会使其退出艺术舞台。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精神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用上了科学技术带来的高效农具、住上了宽敞的高楼大厦、贴上了时尚的装饰画、玩上了更具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电子玩具等。从民间文化自身来看，其所处的“自然—文化—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与社会要素都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下的农耕时代背景逐步消失，因此，民间文化的生态平衡性受到冲击。民间文化的失衡，使得生长于民间社会生活之上并承载民间文化内容的民间艺术也丧失了其生存的土壤，导致了许多民间艺术作品粗制滥造、庸俗、肤浅并且种类在日益衰落、流失。民间艺术失去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不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要么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退出市场，要么被认为是“古董”束之高阁，失去了原有的现实性和必要性。那么，该如何去拯救传统文化中的民间艺术呢？如何让民族文化中的瑰宝重新散发出光芒呢？

二、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的发展

1.处理好文化发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间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诸多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更快、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现代的、外来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铺开，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因此，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发展的根本。民间文化应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炼，即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将封建的、愚昧的、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部分进行舍弃处理，将现代文化中的内容融合在传统文化中，实现既有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又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文化形式和内容，壮大文化队伍，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使多种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队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给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使民间艺术这棵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

在构建现代的、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民间文化基础上，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是对民间艺术的延伸与发展。张道一提出“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③。民间艺术的“母性”特点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为养料、具有繁衍发展的能力。这就我们需要抓住繁衍的内在动力，去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就传统的民间艺术造型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管是剪纸、年画、泥塑玩具，还是皮影戏，它们都具有共同之处：是以民间固有的美学理念为审美尺度进行的造物活动，具有艺术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审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真正‘为生活造福的艺术’”④。也就是说，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其蕴涵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质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风格、内容、表现的手法、新的视觉形态就可以根据现时代的审美、时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扩展已有的民间艺术形式美感、丰富素材及主题，使其更符合现代生活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民间艺术就再不会是古董和文化遗产，而是民间艺术的再生和繁荣。图一泥塑玩具图二皮影戏

3.将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结合

“民间美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艺术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的设计艺术发展是以本国的民族文化底蕴为背景的”⑤，虽然现代设计产生于大工业时代，民间艺术孕育于农耕社会，但民间艺术和现代设计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为生活服务，以人为本，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是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推动力。因此，现代设计与民间艺术都可以看作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它们的物质表象背后都蕴涵着深厚而又悠远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思想，这也是民间艺术能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基础。将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结合，一方面利于民间艺术在现代生活下的运用和传播，另一方面也利于现代设计呈现出民族特色，两者相互推进。民间艺术和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实践手段也有很多，首先，从文化层面上说，将民族文化中的内涵和精髓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抓住文化的根，让中国优秀文化在设计中散发光彩，实现民间文化及其艺术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其次，从物质层面上说，将民间艺术的造型形式、创作手法运用到现代设计中，如将传统吉祥图案运用到装饰设计、服装设计中；将剪纸艺术的镂空手法、剪纸图案与灯具设计结合，给现代设计提供养分；或者将传统民间文化的艺术形式进行现代设计的创新改造等等，实现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的结合，这样的现代设计才能散发出民族风、中国味，使大众得到审美和文化上的共鸣。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结合，不但使得民间艺术拥有更广阔、更现代的大舞台，也使得我们的设计更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是民间艺术获得艺术新生的重要途径。

民间文艺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归属 集体所有论

一、 问题的提出——从“乌苏里船歌”纠纷案说起

（一） 案情简述

“乌苏里船歌”纠纷案缘起于1999年11月郭颂参加的一次中央电视台晚会。晚会上，郭颂在演唱《乌苏里船歌》时，屏幕上打出《乌苏里船歌》的作曲者为汪云才、郭颂。主持人还在演唱之后说：“刚才郭颂老师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赫哲族民歌。”郭颂对于这一误导性介绍并未纠正而是表示默认。该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引起了赫哲族人民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本民族传唱了多年的民歌经典一夜之间成了别人的不能接受。在赫哲族群众代表与郭颂协商无果后，黑龙江省饶河县赫哲族四排乡人民政府以自己的名义一纸诉状将郭颂告上了北京市二中院，本案历经北京市高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最终以郭颂败诉收场。法院判决郭颂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

（二）本案存在的问题

本案最大的争点在于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郭颂提出的抗辩理由中就包括四排赫哲族乡政府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由乡政府提讼于法无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作品，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群体创作性与个体传承性；二是传统稳定性与时代变异性；三是信息变异性与文化开放性；四是载体有形性与信息无形性。 基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性质的不同认识，有学者提出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的立法保护，认为特殊法保护原则的引入不仅能够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包含的民族权力和经济权利提到法律权利的高度，而且不影响整个法律体系的自恰性和逻辑性。 甚至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已非知识产权制度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当在非知识产权框架下予以讨论。 本文认为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管采取何种保护路径，统统回避不了一个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归属。

二、 权利归属基本原则的分析

（一） 利益平衡原则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区域的文化特质，反映着它们独具特色的精神面貌，存在着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创造巨大市场利润的潜力，因而著作权权属纠纷才会在近几年来打得火热。因此，如何调和各方诉求，找到利益平衡点就显得至关重要。

就现实情况分析，主要存在下述三对利益冲突：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原生地居民与作品的讲述人、记录人、表演者和传承人的利益矛盾。口述者、记录人和传承人的贡献不能抹杀，一方面是基于他们对作品的流传确有贡献的现实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应当通过利益刺激的机制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中。在“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郭颂就是一个表演者和传承人的角色，虽然他不享有该曲目的著作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他对赫哲族民歌传承所起到的作用，在为商业目的而使用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仍应保护郭颂作为该作品邻接权人的权利。第二，不同民族区域或族群基于同一或类似作品而产生的利益诉求的对立。我们一般能够判断该作品大致来源于哪个区域，但对于其具体作者是哪个族群或个人却无十足把握。这就会在不同族群中引发争论，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区域对立情绪。例如《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赫哲族另一乡政府对郭颂持否定态度。为此，本文认为可以依据各族群提供的证据将涉案各族群整体认定为著作权人。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著作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私权基于其特点，应当确立其保护的底线，防止因过度保护而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及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就是具体体现。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公有领域”一词，所谓公有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领域，处于该领域的智慧成果可以为社会公众自由利用。 在众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案例中，侵权人使用最多的抗辩也是该作品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中不加限制地使用公有领域加以解释，那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将名存实亡。

（二） 权利保障原则

作品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享有何种权利，学界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将传承人确立为著作权利人， 另有学者认为应将传承人、记录者、表演者和口述者置于邻接权人的位置予以保护。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传承活动的不同类型和实质作用，主张视不同情况赋予传承人以版权人或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 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该观点既实现了原生地族群与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的利益平衡，又保障了邻接权人的利益。

（三） 传承与发展兼顾原则

中国要在文化大国的基础上转型为文化强国，其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思路。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又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能够有效缓解文化发展上的财政支持不足，通过法律确权，能够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动力。长期以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不明的状况，实则造成了“公地悲剧”的后果。落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属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其发展，借助知识产权制度，实行文化与市场接轨，进而将软实力转化为经济效益，并将其用在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上。

三、 国内关于权利归属理论的回顾

（一） 个人所有论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传承人所有。在作品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传承人对作品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由传承人享有著作权是民间文学艺术版权难题的终结。 然而，该观点表面将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至少还存在着以下障碍：首先，若传承人享有权利，该如何确定权利的保护期限，是传承人生前加死后50年还是永久无期限保护？如果是无期限永久保护，那么传承人死亡，著作财产权是否能够发生继承，继承人该如何确定？其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同一族群或社区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传承人对于作品的形成并无实质性贡献，仅仅为其更好地传承做出了一些辅工作。最后，对同一作品可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承人，权利的分配又将成为绕不开的话题。此外，不排除极端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无在世的传承人。

（二） 国家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其特殊性，不便于将其著作权分配给个人，又考虑到集体行使程序的复杂性和不可操作性，在该情况下，由国家行使所有权最为合适。该观点最大的弊端在于忽略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该观点严重背离了“谁创作作品，谁享有著作权”的基本原则。基于现实角度考虑，国家代行著作权多有不便，例如美国影视公司翻拍《花木兰》一案中，如果由国家出面主张权利，那么就存在着以国家公权力对抗私主体的嫌疑，也容易影响两国正常关系。

（三） 集体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过程虽然复杂，但并不能否认其所处环境的封闭性，作品所属族群之外的其他族群并未对作品的产生作有任何贡献，自然不能享有任何权利。 依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著作权应当优先归属于自然人，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普通作品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不能直接适用该原理，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著作权集体所有并不违背这一原理。我国《著作权法》就对合作作品著作权的共有有明文规定。当然，著作权集体所有论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只能说是三种理论中可操作性最强的一种。集体所有论从本质上看，只是进一步缩小了权利归属的范围，并没有做到最大程度上的确权。在司法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权利遭受侵害时由谁提讼的问题。本文开篇提出的“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也暴露出这一问题。那么在著作权集体享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维权制度设计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代表人诉讼制度。一旦发生侵权案件，作品原生地族群成员即可民主推选代表人，代表全体成员进行维权诉讼，诉讼行为对其未出庭的当事人同样发生法律效力。并且案件诉至法院后被审查认为涉及的作品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院就应当追加原生境群体成员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二是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该方式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尝试，例如1992年12月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它是专门维护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专业性、效率高等优势，相较于代表人诉讼更具可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