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论文篇(1)

河南 朱春伟内容提要：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政党、正义的精神。分析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确定现阶段我国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目标取向。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现阶段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有：一、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从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凡是能和办案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法院行政机关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按照法律规定，法院的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监督，也仅仅是审级范畴上的监督。但是，目前的状况却是上级法院是下级法院的领导机构，评比、考核、听取汇报、部署工作，所有“上级机关”所具备的权力几乎都具有。下级法院有什么疑难案件，也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殊不知，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组织法和程序法，影响了司法公正。二、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职能从1949年以来，我国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实行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每一级法院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受同级人大的监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设置使法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在地方与地方的冲突之间，地方与中央冲突之间，当地党委不可避免地指挥属下的法院要为本地“服务”或者“保驾护航”，这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即使没有上述冲突，当地的党委也会从本地利益或者所谓的“政治利益”出发，指挥法院如何审理案件，如何“为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其背后就隐藏着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因素。再谈独立审判，只能流于形式了，由此司法公正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有可能受到地方行政机构的压力。后果就是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相冲突，这也就是俗称的地方保护主义。三、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没有法制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来自传媒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监督的必然载体。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的强大。在欧美国家甚至称之为“第四种权利”。如今的中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重大效能也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所谓社会影响大几乎成为衡量当事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标志。一个好人违法犯罪很多人会同情，一个贪官被抓，人们恨不能立诛而后快。特别是对有些案件形成一边倒舆论的情况下，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际上嬗变成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案件活动，这种情况的结果只能是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良药是通过立法使传媒监督成为一项规范性很强的监督活动。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制度不健全人大和检察院对法院、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中规定得比较明确，但是问题在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司法权有着不受监督的一面。宪法强调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监督，但是在具体的诉讼法典及相关的法律却缺乏极具可操作性的关于具体司法机关间的监督，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的法律监督。现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太过匮乏，规定的监督范围也很狭窄。对于许多即便是不公正的事件，检察机关也无权监督，对于求助的群众而言，这也自然使司法权威、司法公 正大打折扣。最高法院的一纸批复,让检察机关对即便是错误的民行裁定、执行，也不能监督，即为明证。公民在遭遇上述不公时便无法通过必要的司法途径，寻求获得权利救济，这也反映出监督机关对于此类纠纷的公正解决的无价值性。从检察院对司法权的监督实践来看，它本身存在体制性矛盾，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参与者，前受享有庞大无比的行政权、司法权的公安机关的掣肘，后有对其诉讼行为作最终评价的法院的制约。被监督者无处不显示比监督者更为强大，因而指望检察院现在的地位和权力去实现约束司法权滥用的目的是很难的。五、法院审判执行不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司法公正 人们在讨论“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之时，却忽略了体系设计上审判权与执行权同时由法院承担带来的弊端。司法判决是一种司法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法律的公正和正义。而执行判决则是一种行政权，代表的是国家强制力，并为司法判决提供坚强的后盾。但现实却是本应由警察、军队为法院提供的国家强制力后盾不得不由法院自身来提供，此“后盾”也就名存实亡了。对于当事人而言，对一家法院或一名法官的评价标准侧重于其执行能力是否强，而不是其是否公正。一位法官尽管法律知识丰厚，裁判案件公正，但由于执行能力不强，往往被当事人认为“工作能力不行”。这种审执不分的局面，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双方当事人心目中，法院的公正地位已经倾斜了。申请执行人认为，法院就是“给我作主的”，被执行人认为“法院是帮着对方讨债”的。判决本身是否公正已经被忽略了。六、检察官、法官的必要待遇也存在着不足实现司法公正、拒绝腐败，就要保证法官、检察官这一群体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所必备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条件对保证作为法官、检察官的尊严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以如今的差旅、住勤标准，很难想象当他们从住宿的简陋、有时甚至是肮脏的小旅店出来，在街头小摊处吃完大饼、油条，走上庄严的法庭，坐上审判席、公诉席与刚从星级宾馆出来的乘着小轿车来到法庭的辩护律师相对而坐，其内心的公正性、与职业的尊严感会丝毫不受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制度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一、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在我国，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不甚明了和模糊的概念。有时将公检法司安均视为司法机关，将上述机关分别行使的刑事侦察权、起诉权、法律监督权、审判权，对犯人的监管权均认为是司法权；有时又公将检察、法院人作为司法机关。肖建国博士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一文中曾论述说司法“主要是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争执，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而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有赖于法院的维持。”“在历史上，司法和司法机关曾是反对专利、对抗王权的一道屏障，负责监督政府、保护人民，同时也有效地保护法官”。这就说明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一种国家权力，它必然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行使司法权的结果必然具有终局性，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必然具有被 动性。显然，只有法官和法院才具有这种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有司法权因有的本质，其他机关行使的侦察权等权力更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司法权既然起着定纷止争的作用，那么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一）分解检察权，真正树立司法权威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同时又依法行使着部分刑事案件的侦察权，代表国家行使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同时行使侦察权和起诉权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自然很容易被漠视和侵犯。当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裁判行使抗诉权时，实质是国家的一种权力对国家的另一种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最神圣、最具权威，唯一具有终局性的司法权的公然蔑视和挑衅。这种公然蔑视和挑衅国家司法权的制度，使得公众不再信仰法律，也彻底破坏了公众心中“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殿堂，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理念。因此，可以将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 一分为三：反贪局、渎侦局，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单独成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机构，行使对国家公务员的弹劾和刑事侦察权；其法律监督权只能由国家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而且，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对法院之个案裁判行使抗诉权；检察机关只履行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裁判不服只能由受害人行使上诉权。唯其如此，才能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确保司法权威。（二）改革法官任命制度和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确保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任何个人干涉。”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法院的法官均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庭长、副庭长、院长均需经当地党组织考察决定后再提请任命，法官的工资和法院的各项经费均由当地政府拨付，加之我国又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因此，法院人财物，法官的晋升任免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控制。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上，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只能是一纸空文。为了使司法权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尤其是地方行政权，建议在法官任免上，大法官由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他法官一律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且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官的薪金和法院的经费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中央财政足额划拨至最高法院统一管理调度使用，其经费能足以支撑整个诉讼运行，且法官的薪金能够与其身份地位相符，而非象目前绝大部分法院那样得靠争揽诉讼收取的费用来弥补缺口工资和办案经费。（三）完善党的领导，走出司法独立的误区我国宪法规定党领导一切，作为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必然接受党的领导。如何看待和认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确实存在一些误区。当地方党委对一起经济纠纷指定法院作出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判决时，当地方党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利于该地当前中心工作的开展或会影响当地某一部门的利益，指令法院不予受理该案或判令驳回起诉，面对这样的地方党委的领导，法院该不该接受呢？接受了这种领导，显然违背了宪法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宪法是党领导下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体现了党的根本意志，如果法院接受地方党委的这种领导，岂不是违背了宪法，违背宪法不更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吗？早在1956年，刘少奇同志就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的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反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①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司法工作方向性的领导上，而决不是对个案的干涉上，党的意志已集中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因此，服从和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就是司法机关和法官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要敢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四）改变现行审判体制，确保法官独立。司法独立，其核心是法官独立，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1987年8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指出，每个法院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其第3条又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等和上司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差异都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二、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法官是司法的载体。法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从国外经验看作为法官，必须是法律职业者中的精英，必须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及无瑕的品行。如英国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出庭律师中选拨的，而且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出庭律师才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一）亟须营造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环境和氛围1998年，最高法院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从事法律教学的教授、研究员、一级律师和从事法律工作的正处级国家机关干部。然而，报名人数廖廖无几，总共不足十人。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其一，法官不具有独立性，教授学者进了法院不能依自己对法律的深邃理解和良知独立判案；其二，法院和法院不具有权威性。任 何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任何媒体和公民个人，都可以对法院的裁判乃至庭审活动妄加评判，甚至对承办案件的法官和人品操守妄加揣测诽谤；对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公民个人乃至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公然拒绝履行义务；其三，法院和法官不具有公信力，人们远未树立起对法院裁判和法官言行自然认同的理念；其四，法官待遇低，法官一直按公务员制度管理，尤其是地方法院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相当一部分工资及福利奖金得靠办案收取的诉讼费用弥补，甚至多年拖欠工资。在我国，法官这个职业远未达到它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身份。如果法官这个职业不会被人仰慕，法官职业不再神圣，那么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将得不到最终维护，社会的正义将难以被守卫，甚至连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可能难于保障。仰慕法官职业，既是崇尚法律，也是在崇尚一种精神。亟须和极力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是建立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的人文环境条件。（二）建立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刻不容缓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固然有利于高素质法官队伍的产生。但这种人文环境的培育，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尽快建立一种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有助于法官的素质逐步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同时，法官素质的提高，能较快地改变社会对法官的评价，促进这种法律人文环境的培育，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司法环境。第一，从统一司法考试资格获得人选中，经考核遴选充实到各基层法院。第二，精减现有的法官队伍，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法官资源。第三，实行任职公示制度，保证法官的良好品行。法官除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深刻的理解，具有精深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会，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这样的法官裁判的案件必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第四，实行法官高薪制度，使法律精英无悔地选择法官职业。第五，当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基本建立，当公众和社会仰慕法官的人文社会环境基本形成，真正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遴选制度也就可真正建立了。三、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我国自古以来便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及“重刑去德”之争，法治与德化的关系究竟如何？德化究竟是促进法治进程还是制约法治进程？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后精辟地指出，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要加强以德治国。道德规范好比奔流不息的长江固有的河堤。河堤用它那自然之力引导和规范着江水东流入海。法律规范正好象98年涨洪水时，百万军民奋力用砂包、土石乃至血肉之躯筑成的防洪大堤，防洪大堤一旦冲垮，半壁中华将一片汪洋。司法机关守护的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人们的道德沦丧，根本不受道德规范，其行为就会象咆哮的洪水一样冲垮河堤向司法机关坚守的最后屏障——法律规范恣意冲撞。即使司法机关能坚守住这最后的屏障，但那将是何其艰难，何其危险！而且人们的行为正象洪水一样已给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可见，人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法治程度，而只有在真正的法治社会里才会有人们所期望的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一）道德水准低下危及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道德素质低下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体育界黑哨一片，学术界论文剽窃成风，官场“花翎”买卖成市，商场制假售假、尔虞我诈，市井摊贩短斤少两，欺行霸市……。面对身边太多太多的腐败和不公，而这些腐败与不公既未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也未受到法律固有的制裁，人们必然逐渐动摇心中对道德的崇尚和对法律的信仰。在道德水准低下的社会里，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钱权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二）道德水平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人们常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司法机关应当是最不能腐败和最不易腐败的地方。因为司法机关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可是，司法机关这个上层建筑并不是“建筑”在真空中，法官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对污浊的环境，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吗？“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真的能永不湿鞋吗？张卫平教授在《司法公正与道德提升》一文中论述道：“在当下社会道德自律和道德低下的情形下，独立地要求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司法人员要做到大幅度超越也是不现实的。”“从公正社会的要求 来看，权力越大者其道德要求应当越高。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更容易使司法人员感染社会不正之疾，司法人员也是‘容易受伤的人’。”毫无疑问，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三）高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另一支撑点国家权力是司法机关和法官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但如果仅有这一支撑点，那司法机关和法官就成了国家单纯的专政工具，就很难充当公民之间纷争的裁判，更不可能充当公民与政府冲突的裁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及，连军队、警察都由政府养着，法院和法官凭什么力量去强制权力如此之大的政府履行判决义务呢？这就要求社会还必须给法院和法官保障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高道德水准就是人们认为自觉服从法院或法官的判决才是最基本的道德，否则就是不道德，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就会降低人们对自己的评论，并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就要求人们普遍信仰法律，自觉认同法官的判决，视司法权为唯一能平等保护每个公民权利和国家社会秩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既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道德素质。因为这种理念此时已成为了人们一种自觉行为，是一种自律。只有人们普遍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水准，法院和法官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公正才会真正得到实现。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三者兼备，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注释：①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第452页，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司法公正论文篇(2)

对于协议管辖范围的扩大和协议管辖法院范围的扩大是否与审判公正有关系，存在不同的争议。尽管如此，但不容否认的是，协议管辖除了方便当事人诉讼之外，还有其独立的制度价值。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审判效率的提高和对审判公正性的提高。通过协议，针对争议不大的案件，争议双方选择管辖法院时会更多地考虑审判的便利性以及审理的期限的缩短、诉讼费用的压缩等等;针对重大复杂的争议，争议双方要通过协议管辖尽可能保证管辖法院的审理的中立，从而提高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有学者认为预防审判不公不是协议管辖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观念是基于我国司法现实所作出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并不能因我国的司法现实的特殊性而否认协议管辖对审判公正的作用。在以下情况下协议管辖是会影响司法公正的:在司法机关排除行政权力干扰和地方势力侵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财务的主要来源只能从案件的诉讼费用中取得;诉讼费用统一由独立的财务机关管理，每个法官只能从中领取到最低的基本生活费用，此外根据每个法官的工作时间和处理案件的个数来发放额外的法官津贴;而后者构成了法官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争议双方可以协议选择管辖的法院，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各个法院会尽可能地提高本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民众到自己的法院审理案件;法院为了争取案件的审理会自觉地扩大受理案件的范围，由于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案件范围，那么在法院不断争取案件受理的同时，就必然在可选择的案件范围之内提高自身审理的公正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和扩大协议管辖的法院的范围才能使得法院之间形成有效的竞争关系，从而强行提高法院审理案件的质量。通过比较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仲裁制度就可以说明竞争关系的形成对处理案件的机构中立性有多么重要的影响。民事争议的客观情况并不是审判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反而息讼止争成为了其关注的重心。

因此，民事案件众多的情况下，多鼓励当事人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从而主张当事人对民事争议进行妥协。这种高效的处理方式的确迅速地解决了民事争议，但是由于是以牺牲当事人正当的权利为基础的，存在矛盾再次爆发的风险。然而仲裁则不同，仲裁机构之间由于存在这种业务上的竞争关系，所以相比之下更关注自己的信誉，更关注自己在公众眼中是否公正。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对调解手段是不会轻易适用的，有可能的话，裁决结果要尽可能的让争议双方满意，而不是让双方牺牲各自的利益进行妥协，因此这种化解矛盾的方式要更为彻底。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案件处理质量，业务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允许争议双方协议管辖，扩大业务竞争的范围就对处理的公正性非常重要。因此，协议管辖制度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补救法定管辖下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而是有其保证司法审判公正和效率的独立价值。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协议管辖对审判公正性的保证也有体现，如:尽管地方法院会因财政问题受制于地方权力，但是通过当事人的协议管辖也能够排除相关地方法院的管辖，从而保证审理的公正性。

二、协议管辖作用发挥的现实阻碍

在我国，协议管辖的扩大适用的确并不能促进法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协议管辖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的影响之所以被否认，是因为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其所能起到的促进司法公正的作用非常有限，具体仅仅体现在对司法地域不公的排除。但正如上文所述，协议管辖制度对于保证司法公正的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法院的良性竞争关系，要想形成这种关系就不能不改变现有的司法经费的运作方式，而这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国基层法院收入来源主要分三部分，即:财政拨款，主要用于解决在编人员的工资问题;诉讼费用，通过返还来解决办公经费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补助转款，用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5］法官的工资比照适用的公务员工资，按照级别来支付，这种做法使得法官的收入完全与其工作的时间和处理案件的个数相脱节，法官也就不会关注案件的处理是否会受到当事人满意的问题。尤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众多，法官处理的压力很大，为了提高案件的处理效率，就必然要牺牲审判的公正性，大调解机制的引入就在所难免。

三、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对协议管辖的态度

我国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协议管辖制度的有关改动并不多，而在及其有限的改动中可以看出民诉法有将协议管辖扩大适用的趋势。

(一)协议管辖的范围扩大修改之前，民诉法规定涉外协议管辖的范围是是所有财产权益的纠纷，而国内的民事案件协议管辖的范围仅仅限于合同纠纷。新民诉法第34条将国内案件和涉外案件协议管辖的范围进行了统一，都一律适用财产权益纠纷，这就将国内民诉案件的受理范围进行了扩大。

(二)新增了应诉管辖制度应诉管辖类似于国外的默式协议管辖，新民诉法第12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除外。”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第38条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应该在答辩期间内提管辖权异议，至于为提出异议的法院是否当然享有管辖权，立法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不能将之视为是对默式协议管辖的规定。新民诉法明确了立法意图，就是为了建立应诉管辖制度，赋予未被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法院以管辖权。这种应诉管辖的背后体现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强调了对于当事人主动启动程序的权利的保护。

(三)缩小了管辖权转移的适用修改前的民诉法对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有限，但实践中排除协议管辖适用的往往是审判机关之间管辖权的转移。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可以向上级法院转移，也可以向下级法院转移。由较高级别的法院管辖，可以提高案件的处理质量，当事人当然愿意接受。但上级法院往往担心一审上诉，就把案件交给下级法院先审。这就违背了管辖权向下级转移的初衷，向下转移管辖权的目的是为了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时更好的去作出探索性的判决，即便处理结果不被大众认可，也可以通过二审程序纠正，从而维护上级法院的司法权威。而这种做法初衷并不是维护司法权威，反而是为了规避判决的风险。同时，滥用管辖权转移也排除了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效力，使得管辖阶段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条款形同虚设。新民诉法对向下转移管辖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第38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的下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因此管辖权向下转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确有必要，二是转移管辖权的上级法院必须报其上级法院批准。从以上法条的修改来看，尽管态度很保守，但立法机关有意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这也是与国外的立法趋势是相符合的。这种修改都体现了一种对公共利益和司法机关权威的限制性解释，在合理的范围内扩大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对保护当事人的诉权，甚至是实体权利都有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上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并不能引起审判的公正性，其功能仅仅限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层面上。在此前提下，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便利诉讼的要求了，没有再加以扩大适用的必要了，一味地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反而不利于提高法院审判案件的效率。而实现这一制度的扩大适用对公正司法的作用才应是如此立法的目的，为此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司法经费管理制度，从而有效地形成司法机关之间的良性竞争。

四、建立与协议管辖相匹配的司法经费管理制度

司法公正论文篇(3)

论文摘要：传媒即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监督也即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传媒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对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 ”。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 ，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 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 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3、加强传媒监督的专业化建设。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同时编审机构应聘请法律专家对司法报道把好政策法律关。4、建立不当监督处罚制度。传媒可以监督司法活动，然而，当前在我国却缺乏对传媒不当监督的有效处罚机制。因此，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由于媒体报道失误而损害司法公正的，轻者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重者则承担刑事责任，如诽谤罪或增设藐视法庭罪等。同时新闻行政主管机关还可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司法公正论文篇(4)

一、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公正与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而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必须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较为严惩的不安全之中，况且我国的法律建设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司法不公的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客观存在。要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司法，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从我国的权力构建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汉的监督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的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权力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

通过权力机关对司法监督的目的来看，就是促进司法公正，这也是与司法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通过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及其产生的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监督活动，为司法权立权威性，保证司法能够正常运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权力监督使司法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纠正冤假错案，实现社会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最终会增强司法的权威性。至于打着监督的旗号，干着干扰司法的非法监督，我想是与权力监督的本意相悖的，应另当别论，司法人员应理直气壮的予以抵制。

虽然权力监督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监督只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为司法公正最根本的依托还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个监督者，只要它拥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同样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同时，由于权力机关受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权力监督是不彻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存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资源，而不是仅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来消除司法腐败的问题。

总之，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环境不理想，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人大机关如果正当行使监督权力，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独立，相反，可利用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公正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

前面，我们已探讨过，权力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当前，由于监督的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权力监督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甚至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权力机关要正当行使监督权，必须坚持两个前提，首先应把握住维护独立性、被动性、权力性的司法特征，以此拓展监督的渠道；其次是应考虑我国法治制度建设不完善和司法环境不良这个事实。所以对法官公正司法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因为中国司法在力求做到公正的同时，却面临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惑。权力机关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缺陷，给公正司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那么，如何在现有法治制度和环境下，通过权力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呢？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权力监督应注重事后性原则

事后性就是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某一时期，某一项工作或某一类案件或某一起重大典型、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专题报告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司法机关已完成的工作或已审结的案件。显而易见，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由于权力机关有至高的监督权，法官不得不考虑，势必影响了独立办案的原则，而且变相行使司法权和准司法权，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关于国家基本权力合理分工的原则。同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是否错误，在裁判结果未出来之前，是无法考证的。因此，不必要也不能够实施监督，只有当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裁判之后，他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社会效果来判断裁判的正确与否，从而决定是否督促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提起再审。当然，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贪赃枉法行为，有权责令法院依法定程序予以处理。实际上，这是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其实也是一种事后监督，只有当司法人员已行使完了某种违法违纪行为。人大机关才容易监督，对法官有可能或者是想利用职权做某种非法交易，只要事实尚未发生，人大机关也是无法监督的。

（二）权力监督应注重整体性原则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权力机关实行会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中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来行使，单个人大代表在没有获得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尚不能代表人大行使权力监督，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督，也要获得授权。委员长曾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会会议上指出：“人大是集体行使职权，防止人大代表个人干涉审判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针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视察、调查或旁听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及检查法院工作，也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向法院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相反，这些监督措施对于保障法院公正裁判都是必要的。这些监督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单个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所赋予的监督权力的行为。而不能等同于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权力监督是权力机关作为工作集体对法院进行的监督，凡是未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对司法机关发表的意见都只能代表个人的意见，不能视为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行为，凡是权力机关集体形成的决议，司法机关应予服从，并给予相应的答复。

（三）权力监督应注重司法程序监督的原则

由于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作法根深蒂固。随着现代法治进程的加快，虽然程序公正的价值日益凸现，但是司法实践中，对程序公正的理念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权力机关也同样如此，对程序公正的监督也不是十分到位，笔者认为，权力机关有必要转变过去注重对结果的监督为对程序的监督。理由有三点：一是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虽然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当前，司法不公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如人际关系的干扰、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等，使法官中立和独立受到影响；争夺管辖权，给地方保护主义以可乘之机；案件应公开而未公开审判，缩小了社会监督空间；合议庭流于形式，合议庭成员间失去制约；应回避未回避，使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程序上的不公正给实体不公正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案件的程序如实体就如同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一般生产产品的过程都会存在问题，而案件的实体有错误，多数情况下程序也不公正。二是公正的程序可以弥补实体判决的缺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滞后的法律法规，使不同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实体公正的标准十分难以把握。但是经过正当化的程序产生的裁判结果更具公正性，也更具权威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正义的程序得到实施的情况下，程序过程本身能够使结果正当化，并且有吸收当事人不满的功能”；三是公正的程序是绝对的，公正裁判是相对的。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因此，法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照一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观念，则法官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作为利于主张权利人的裁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但是，程序的公正却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提供多少证据，无论案件的繁简，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都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在审理案件中是严格按照程序来进行的，从法律意义来说我们就应该推断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作为权力机关，无法从法律专业知识的角度来对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行使监督权。相对来说，对司法程序的监督更直接，更有效、更容易，所以说，在司法公正中，实体不公正是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

（四）权力监督应注重对人的监督的原则

为了使权力机关从繁杂的事务监督中解脱出来，让权力监督更加有效，更能够治本，笔者认为，权力机关应将重心从对具体事务的监督转化为对人的监督。首先，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宪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权力机关根据群众的来信来访或者人大代表的议案中发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确有违法犯罪行为，以至于造成冤假错案的，可以责成有关机关进行调查，或者由权力机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权力机关也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听取当事人及有关方面人员陈述和意见的方式查明违法行为的真相，经查证属实，可通过法定程序罢免其审判职务。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机关应该认真履行其职责；其次，从权力监督的目的来看，我们知道权力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冤假错案，以维护司法的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是司法工作者，如果过分强调对个案进行监督，即使监督成功，也只是个案得到了纠正，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至于说人大对法院审理的（下转第80页）（上接第75页）案件进行监督可以防止“说情风”一说，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因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真空之中。而审判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群体，通过确定审判人员有无过失或违法违纪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处理，如罢免等，以儆效尤，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而最终确保司法公正。这种做法远比人大陷入繁多的案件监督事务之中的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正如一学者说：“我国人大对司法人员的选举任命，已经是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最起码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员是形式上的，这种任免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民主形式。”

（五）权力监督应注重间接性监督的原则

司法公正论文篇(5)

[论文摘要]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目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是立法、审判和管理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应完善立法，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确立司法权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

一、法治与司法公正的内涵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理论界对法治的理论研究颇多。一般认为法治应具有如下内涵：①有普遍的法律；②法律为公众知晓；③法律可预期；④法律明确；⑤法律无内在矛盾；⑥法律可循；⑦法律稳定；⑧法律高于政府；⑨司法具有权威；⑩司法公正。从此内涵来看，法治应是指一种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秩序下，社会秩序由法律创设，创设该秩序的法律具有普遍性、公众知晓、可预期、明确性、无内在矛盾、可循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主体(包括政府、社团、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即法治就是一种社会各主体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状态。司法之于法治的作用，在于对法律的公正性、各主体是否遵守法律秩序作出评判，并对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作出必要的制裁。司法对法律公正性的评判，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秩序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旨在促进各主体对法律秩序的遵守，防止法律秩序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重蹈人治的覆辙。归根结底，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公正即“公平正直”、“公平正义”。司法公正作为公正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对司法行为是否“公平正直”，司法结果、司法过程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评价。从法律评价角度看，司法公正与否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程序合法；二是实体上适用法律正确。符合这两项标准，则作为个案的司法过程就是公正的。

总的来说，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程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根本保障和核心内容。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能够惩恶扬善，化解纠纷，同时也是对人们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诚信合法交易进行规制。而司法的不公正。枉法裁判，不仅侵害了涉案当事人合法权益，使他们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怀疑，同时也会影响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对法治的信仰，导致民众规则意识的淡漠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的滋生，最终会损害法治的存在基础。

二、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目前各界对司法是否公正评价不佳。法学界普遍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不公正现象，其中尤以人情风的滋长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最为突出”。群众对法院更有“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等说法。虽然法学界、群众的说法均对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有不同程度的夸大，但是客观地说，在个别案件中司法不公的现象的确存在。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的问题，也有体制制度的问题。人的问题即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廉洁自律及公正执法程度如何；体制问题即造成司法不公的制度上的缺陷。笔者认为，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主要还是体制上的问题。在审判过程中，因为某个审判人员的原因出现了司法不公的现象，从形式上是个别审判人员业务不精、廉洁自律和公正执法性不够。但从实质上看，这正好反映了我们司法上相关制度的缺陷，让业务素质不合格的人员进人了审判队伍，没有为审判人员的公正审判创造良好环境，没有对审判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和制度方面的因素主要有：

首先是立法方面存在问题。法院的职能是适用法律，只要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正确地适用了法律，同时并不违反程序法上的规定，应当说个案是公正的。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在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的规定滞后于经济发展时，即使法院严格适用有关法律，同样会产生司法公正被质疑的情况。

1.立法体制方面。我国立法体制实行的是人大立法制，即由人大代表参与立法。人大代表来自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大多数人大代表并不精通法律。而法律又是有独立理论体系、逻辑体系和语言体系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把立法这一高度抽象、技术性极强、字字关系重大的活动交由人大代表来完成，以体现我国立法的人民性，的确让各位人大代表勉为其难了。

2.立法体系方面。上述人大立法体制的存在形成了中国当代特色的法律体系，即法律与司法解释并存的现状。一般来说，司法解释能紧贴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法律语言规范性、逻辑严密性和易于操作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立法上的一些不足。所以在实践中，司法解释就是审判人员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效力还要高于法律。但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最高审判机关毕竟不是立法机关，其对法律的适用解释应仅是权宣之计。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角度看，没有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较为先进的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是不行的，我国的现行立法体系还有待完善。

其次是司法方面存在问题。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司法独立缺乏，司法权威得不到体现。具体表现在：

1.机构设置方面。从目前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来看，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法院受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在这种机构设置和体制下，司法独立缺乏基本的前提条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也无法树立高于当地党委、政府的司法权威。这也是司法上地方保护主义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根本原因。

2.审委会制度方面。审判实践中，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各庭提请审委会审定的案件，由审委会研究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从审委会的组成来看，一般由院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庭室的负责人组成。客观地说，从其组成人员业务素质来看，院领导和庭室负责人主要是负责行政事务，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参与案件的直接审理，同时此庭庭长对彼庭的业务也并不一定精通；从审委会对案件的审定过程来看，审委会成员事先并不介入案件的调查审理过程，只是在召开审委会时，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及不同的意见，由审委会当场审定。故不论从业务专长还是对案件的认识过程来说，审委会的最终结论并不一定是最佳结论。

3.审判制度中的核心——合议制度方面。审判中，我国案件决议制度以合议制为原则，以独任制为例外。不可否认，合议制对于防止审判人员的偏私，形成较为公正的结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合议制下，案件的审理结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然当审理意见出现分歧时，多数人的意见是否一定是公正的，却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措施。实践中，多数审判人员恶意串通，排斥少数正确意见的现象在个别案件中仍然存在。另外，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在一些中级和基层法院，合议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很多应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往往由某个主办人审理并草拟合议笔录，其他人签字了事，使合议制流于形式，这说明合议制和基层审判实践还存在一些脱节的地方。

三、保障司法公正的建议

司法公正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经由正当途径获取的财富产生合理的预期，全社会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救济。综上，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不断提升立法质量。完善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是司法公正和法治的基础，也是确立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对法治保障作用的重要前提。笔者以为，首先应制定完善的立法规划，确立机制，及时收集法律空白，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或者明显滞后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补充、协调或者修改，保障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次，应完善立法审议前的论证和征求意见工作机制，使相关立法建议得到专家的论证，并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充分征求意见。同时加大人大代表中法律及相关行业专业人员的比例，保障立法过程能充分吸收相关立法建议，立法草案能够得到充分、客观的讨论和论证。最后，为了对社会生活中的相关纠纷予以及时调整，针对成文法的滞后性特点，笔者认为应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由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基本原则对法律空白进行填补，并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对下级法院的指导作用，使案例指导成为立法的有益补充，确保纠纷能得到公正、及时的化解。超级秘书网

二是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真正确立司法权威。司法最必要的就是独立，是不受干扰地实现法律。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都必须依赖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条件，司法公正是司法独立的目的。从内涵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审判独立，它包含一系列关于法官任命方法、法官任期安全、法官薪金标准以及其他服务条件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保障法官个人免于外部压力，独立于除法律权威以外的一切权威。全面确立司法独立，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第一是要完善体制，使司法机关在人事、经费等方面与地方相分离。具体来说，应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实行人员、经费等问题法院系统的垂直管理，从制度上防止地方对司法的不当干预。第二是要继续司法机关内部改革。“公正与效率”是司法不变的主题。司法机关内部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当务之急应解决的主要是合议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应确立合议庭的独立审判地位，案件的判处应由合议庭独立讨论决定，取消审委会对重大案件的判决权；其次应细化和完善合议庭评议案件规则，科学确定合议庭的责任追究制度，保障每个合议庭成员的意见都能得到独立的发表，防止合议庭成员的不当串通和不能独立、公正发表意见的情形发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院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执行的独立性，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司法的权威。也只有确立了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法治社会才能得以最终确立。

司法公正论文篇(6)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要求。宪法确认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强调依法治国,法治原则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根据法治原则,为保障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必须要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其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司法体制真正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司法体制。但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通过发挥司法职能来体现司法正义、维护市场秩序,由于我国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某种不适应性,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不仅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2.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必须要根除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并最终促进司法体制的改革。而司法体制的改革涉及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并且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同步性,因此,对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法治原则不仅要求依法治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法律的权威性,即在实际生活中体现法律权威大于个人权威,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适用是法律权威的直接体现,因此,司法体制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方针,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使之与法治原则相符合,有利于发挥其独立司法的职能,又要从体制上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制约。第二,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要求效益优先,而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取得某种协调,我国现阶段的司法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对司法公正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司法体制促进司法公正,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内容。第三,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借鉴外国司法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司法公正是近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建构司法体制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国在司法机关的设置、司法机关的组成、以及维护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完全可以为其它国家吸收和借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及其运作有许多不利于司法公正、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国情适当吸收外国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一、 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1.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民法院实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领导,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实行监督。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遇到较大的困难,因此,根据法治原则对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在设立全国最高检察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管辖的范围来设立下级司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组成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司法机关统一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按行政区域来设置,而是根据司法机关管辖案件的需要来设置,如,在最高法院之下可设立若干上诉法院,然后根据需要设立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与我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并不产生根本的冲突,原因是:第一,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改变和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规、的决议必须要符合宪法、法律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第二,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政府的权力在宪法上规定为地方性的重大事项,而地方性的重大事项显然并不包括司法权,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授予,并不是一种固有权,中央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地方司法机关的性质上,宪法根据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征,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只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不包括司法机关,这一规定本身即说明保护法制统一是宪法的基本精神。第三,宪法虽然没有规定三权分立与制衡,但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应当相互分工与合作,宪法规 定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实行审查,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是根据宪法授予的对案件的管辖权而取得的,因此,司法机关是统一适用国家法律的机关,它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它必须统一服从宪法和法律,而不能受制于地方政府。

司法公正论文篇(7)

关键词 舆论监督 司法公正 冲突 协调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司法公正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司法公正在社会当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于司法公正相关问题的关注度亦不断上升。舆论监督便伴随着广大民众迫切希望引导并督促司法公正性的声音应运而生，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和目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必然存在着对立且统一的关系，本文将就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作分析与探讨。

二、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舆论监督是在群众对司法公正有所要求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体现了大众对于社会司法的一种公开性群众观点。对于司法公正而言，舆论监督更倾向于公众的情绪感受，而排除法律法规的限制，则与司法公正有着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导致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产生了负面影响，其表现形式表现如下：

首先，虽然舆论监督媒体与司法公正的实施机构均以实事求是作为判断准则，然而两者的评判过程却是截然不同的。其中，司法的裁判依据取决于全面且客观的人证、物证等合法证据，并遵循法定程序逐步判定，而对于舆论监督媒体而言，其判断的依据有可能只是片面的。与此同时，大众的判断具有随意、片面、分散、目的不明确等特点，而且有着十分明显的主观色彩，容易激发群众非理性且偏激的行为。因此，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其次，舆论监督在本质上是民众道德呼声的一种体现，如果缺乏客观、理性的分析，也缺少司法环境下理性化、程序化与技术化的运作方式，并仅仅在道德与情感上极力渲染对于某件司法事件的呼声及情理感受，则必然与司法程序环境下应有的结果相违背，导致许多原本程序公正的司法活动因为背离舆论呼声而遭到非议。

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相互协调

社会要健康发展，就需在保守中稳步求进取，在遵循规则与追求变革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因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也需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让两者形成和谐共进、功能互补的辅助关系。

1、舆论监督应当尊重司法程序。要保证两种不同价值体系的和谐共处，其重要手段之一是首先要创建一个健康和谐的氛围。对于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而言，则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尊重司法程序的舆论监督环境。要做到这个要求，首先需要舆论媒体机构增强其行业道德及法律修养，同时也需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创造一个良性循环的言论空间；同时，舆论监督媒体应该以案件的进展流程为重点报道对象，司法部门也应当提升案件审理的公开度与透明度，既能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也能保证案件的审理与评判过程的客观化，通过舆论媒体将案件客观、公正地展现在大众面前，防止因审判过程不明示而造成大众误解，形成负面影响。

2、建立健全舆论媒体行业管理制度。切实发挥政府及行业对于舆论媒体的监管作用，规范舆论媒体的各种监督活动，提高媒体队伍的行业素质并规范其道德行为准则，对于新闻工作人员的违纪行为严肃处理，防止舆论监督媒体受利益驱使扩散非客观、不公正的言论，误导大众。

3、提高司法审判程序的透明度。通过舆论监督媒体让广大民众看到真实且客观的案件审理过程，能够在极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客观情绪，避免盲目的批判与质疑情绪产生。同时，在司法公正与民众价值取向产生分歧时，需要司法工作者及时客观的透过媒体与民众进行有效地交流，缓解民众的情绪，防止大规模群体性抗议事件的产生。

四、结语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基于两种不同价值标准的独立的社会存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原始的冲突关系，然而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平衡，可以找到让两者和谐相处的办法。本文就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了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具有的负面影响，据此提出维持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平衡关系的一些重要手段，希望能够对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点参考。

（作者：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诉讼法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证据法学）

参考文献：

[1]张明.论法治背景下行政权力的高效运行.理论月刊[J].2009（09）：143.

[2]秦玉红.认真对待宪法程序.经济与法[J].2006（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