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1)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论断。基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以及经济新常态对金融机构的新要求及重要影响，金融机构只有认清自身地位并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才能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结合经济新常态下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金融机构在新常态下应为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同时还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最后，金融机构还要把握实体经济的发展脉络，确保实体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获得有力支持。

二、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应为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小平同志的这句名言精辟地说明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金融在发展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基于这一论断，金融机构在实体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为此，应在经济新常态下，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明确金融机构的重要地位

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之间彼此影响、相互制约。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和信息密集型企业，其资金投放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没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实体经济很难快速、健康发展。只有明确金融机构的重要地位，才能保证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把握金融机构的工作原则

作为生产服务性行业，金融机构是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其运行规律与实体经济存在差异。为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就要明确符合自身特点的工作原则。在新常态下，金融机构要将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摆到同样重要的位置，风险防控和业务发展要做到有机统一，要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寻求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彼此协同，同时有所侧重。

3、使金融机构贴近企业实际

金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狭隘点说就是为了企业服务。在经济新常态下，只有使金融机构更多的贴近企业实际，才能保证企业发展取得实效。

三、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应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目前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通过银行拿到贷款的实际利率在11%左右，通过信托等中介机构融资利率在15%左右，通过民间融资要达到18%，甚至更高。这么高的利息、这么高的财务成本，很少有产业和企业能够支撑。在此局面下，实体经济的发展将面临较大的财务负担。为此，金融机构只有积极改革融资手段，并下调融资定价，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具体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特点量身订制合理的融资方案

为了达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目的，金融机构在经济新常态下，应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订制金融方案，保证企业融资结构符合自身经营特点。

2、金融机构应主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

除了制定个性化的融资方案之外，金融机构还应顺应经济发展形势，根据国家相关的利率政策，主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额外成本的支出。

3、金融机构应更多的为企业考虑，提高其服务属性

结合金融机构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金融机构只有更多的为企业考虑，并提高企业融资等服务属性，做到融资、融智并重，才能使金融机构的作用得到全面发挥。

四、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应把握实体经济的发展脉络

互联网具备革命性的力量，而把互联网和金融相融合产生的力量更是无穷。目前，网络借贷（P2P）、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网络支付（第三方支付）、网络私募（众筹）等蓬勃发展。这些新的金融支付体系的建立，都代表了实体经济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基于这一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只有把握实体经济的发展脉络，才能更好的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结合网络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金融的潜在实力，金融机构应增加相应的网络营销模式和网络金融平台，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和更有力的融资服务，保证企业融资在成本上获得更多折扣，在服务上更加优质，在整体融资效果上更加理想。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2)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电视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电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方面许多研究新闻学、传播学的专家把视线转向经济领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另一方面电视实际工作者力图把电视产业发展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在经济规律的探索上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与此同时,一些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的专家开始涉足传媒经济领域,试图从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对电视产业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在上述研究中,几乎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对电视产业是否实用?电视产业的发展是否遵从经济学的规律?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电视产业管理工作的体会,认为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对中国电视产业基本上是适用的,可以为电视产业的实际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电视产业经济理论不能离开西方经济学的指导。

一切产业都要遵从经济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电视产业收入主要包含三大块:一是广告收入。2008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达609亿元。二是有线电视网络服务收入。2008年有线电视网络收入达到369亿元。三是节目交易收入(含电视剧)。2008年节目交易收入约为30亿元。三十年来电视产业收入平均每年递增30%以上,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电视产业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化产业。

促使中国电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市场经济大环境的确立,党和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推动的电视产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电视业界同仁解放思想,迎接挑战,推动电视产业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和努力。一言以概之,中国电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市场机制的推动。在这一系列改革动因的后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经济规律的作用。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一直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理论指导的作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这门“显学”也一直为各级党政领导和各行各业的经济工作者所关注。经济学在我国各个产业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电视产业也不例外,同样要遵从经济学规律。之所以这样说,至少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是三十年来电视产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思路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电视产品从单纯的宣传品转到商品的意识上来,进而在产业属性的定位上,我们肯定了电视产品的双重属性,即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产业属性。可以说三十年来电视产业每一次重大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每一波新的发展高潮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推动,都得益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的17年来。我国电视产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诸如网台分离、制播分离、频道专业化、栏目品牌化、整合资源、组建集团、资本运作、推动上市等等,均是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改革创新的成果。难以想象在同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其他行业发挥积极作用的经济学规律唯独对电视产业不产生影响。

二是电视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是相同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如何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的社会资源,来生产各种不同产品和劳务,并把它们合理地分配给社会成员以供他们消费。”①首先,人类对电视产品的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无限性不仅表现在量上(数量多、品种全、形式丰富多彩),更主要表现在质上(高品位、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俱佳)。其次,电视产业的资源也是稀缺的,虽然电视产品消耗的物质性资源较少,但它消耗的精神性资源和技术资源是主要的,如人才资源、文化资源、创意资源、频道资源,这些都是稀缺的资源,特别是电视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受众注意力资源更是稀缺的。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社会中,最珍贵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据专家调查,城市受众平均每人每天与各媒体接触的时间大约在180分钟左右,与电视接触时长达到120分钟②,但这一巨大而珍贵的注意力资源已面临极限,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正逐步被“蚕食”。所以,电视产业无论是内容支撑型还是广告支撑型,都必须努力争夺注意力,科学经营注意力,珍惜注意力资源。

既然电视产业同样存在受众欲望的无限性和社会资源的稀缺性矛盾,这样经济学所面临的三项基本任务同样是电视产业的基本任务。即一是生产什么?市场主体应生产什么节目,提供什么劳务,以最大限度满足受众的需求;二是如何生产?市场主体应采取什么方式,使用何种技术,如何组织好生产,从而更好配置社会资源;三是为谁生产?生产出来的节目和劳务如何分配给社会各成员,供他们消费。这里使用了“分配”一词,实质是受众如何科学地“分配”其注意力资源。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每一个电视产业的市场主体对上述三个问题都面临着选择。由此可见,电视产业面临的上述三个问题与其他产业并无本质区别,它同样要遵从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

电视产业特殊性

不应否定经济规律的普遍性

电视产业和其他的产业相比较具有明显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产业性质的政治属性和产品的精神文化特点。由于电视产品的舆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其具有的政治属性要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关注产品消费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其产品中物质形态的成分很小,精神形态的成分较多,它属于文化产业、知识产业、创意产业,因而其经济现象呈现出不少自身的特点。例如某些产品消费时边际效用不递减反而递增,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很小(甚至为零),边际收益不递减反而递增。电视产品价格形成的机制和市场结构也有更为复杂的形态和原因等等。我们在研究电视产业经济学时对这些特殊性一定要充分关注,努力在经济规律的普遍性与产业特殊性的结合上找到适合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科学规律。

现在的问题是,电视产业的这些特殊性是否应否定经济规律的普遍性?笔者认为不应否定。就总体的框架和基本模式而言,经济学仍然适用于中国的电视产业。

一是政治属性与产业属性并不是在一切时间一切领域中都相悖的,两者之间不是有你无我、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中国电视产业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将两者统一,融合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三十年来一大批导向正确、群众欢迎、雅俗共赏、收益丰厚的频道、栏目、节目不断产生就是明证。当然,由于两种属性的各自要求,有时也会出现相互冲突、相互矛盾,这时就需要我们在两种属性、两种效益上做出选择,有所取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出现相互矛盾时,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

二是在某些领域电视产业的特殊性仅仅表现为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不一样,并不表示经济规律不适用于电视产业。以电视产业的两次交易为例,第一次交易中电视台花费成本制作并播出节目,获取的只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然后在第二次交易中再把这些凝聚了受众注意力的广告时段出售给广告商。在第二次交易中经济规律的作用是“显性”的。广告市场的价格弹性是很大的,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多个媒体的广告销售通过竞争将形成一个均衡价格。在第一次交易中经济规律是否也在起作用?例如当某一频道推出一档受欢迎的节目样式,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时,便会立即有不少频道趋之若鹜,或雷同,或仿制,或干脆克隆,而在特定地域内这类节目的需求是有刚性的,从而带来各个同类栏目收视率下降,一直降到经济利润为零。当某档栏目降到负利润时,生产者感到不合算,将会退出这类节目的竞争,另谋出路,使收视市场形成均衡。这说明供求规律仍然对第一次交易发挥着“隐性”的作用。

三是由于体制的缺陷和管理者非理性决策,电视产业经营中有时会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但这不表示经济规律和电视产业经营相悖。例如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在扩大用户时面临着规模与效益的矛盾,特别是在农村有线网的扩张上。某些管理者常常提出实现村村通、户户通的目标。按照经济规律,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效益达到最大化。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企业效益将减小,企业应停止这一扩张行为。但我们一些管理者常常会发出“所有自然村光缆铺到户”之类的指令,结果出现了花费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只扩大几个用户的情况,最终造成了经营亏损,难以为继。这种决策的失误并不表示经济规律不起作用,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显示它的作用。

“经济人假设”适用于电视产业

认为电视产业不遵从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论断是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对中国电视产业不适用。“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的基本含义有两层:一是自利人,二是理性人。“自利人是指经济活动的主体的行为都具有自利性,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其行为的基本动力”;“理性人是指经济活动主体都精于算计,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选择最有利的行为。”③由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是构建整座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整个经济学大厦将不复存在,更谈不上具体经济规律的作用。

“经济人假设”能否适用于中国电视产业?笔者认为,中国的电视产业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只要我们承认电视的产业属性,并努力企求电视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就不能回避“经济人假设”,更不能否定“经济人假设”。

首先,任何理论模式都是特定条件下的抽象。在西方中世纪以前的科学主要是立足于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描述和概括。主要方法是综合的方法。中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研究的方法从以综合为主转向以实证为主。即分门别类地将所研究对象设定假设,抓住主要因素而将其他千变万化的次要复杂因素摒弃在外,努力由定性的描述进入定量的分析,从而建立起科学模型,找出各种变量之间关系,推导出将出现的结果。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16个字:“给定假设,简化关系;放松假设,逼近现实”。④“经济人假设”也是将导致复杂的经济现象的其他因素(如道德、伦理、社会价值观念)摒弃在外,抓住理性、自利的主要因素构建起经济学模型,为我们揭示了经济现象中的本质规律。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影响经济理论的光辉。正如牛顿运动定律是建立在惯性系统中一样,而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纯粹意义的惯性系统,这并不影响牛顿力学的科学光芒。其实西方经济学已有一些学派(如行为经济学)考虑到社会对道德、公平的要求,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即使在经济领域,典型的人类决策也是既考虑‘利’,又考虑‘义’的;在经济活动中,决策主体宁肯牺牲巨大的个人利益也不肯放弃心中的‘公平原则’。”⑤这些流派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对经济学做出了新的概括,这是对主流经济学的补充,并没有由此引发否定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问题。

其次,在电视产业中否定“经济人假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电视产业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电视产业的经营主体不可能成为“自利人”。这里涉及到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从政治属性视角,一定要把握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从产业属性的视角,一定要坚持“经济人假设”。中国电视产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必须追求双重目标,即社会效益目标和经济效益目标。如果不敢大胆地承认“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为什么要发展产业呢?二十多年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就曾有过生产目的的争论。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要把满足人民需求作为最高目标;有的认为作为市场主体就应该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这场争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当作自己生产经营的最高目标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如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促进就业、扶贫帮困等。电视产业的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完全也可以坚持导向、关注社会效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视传媒,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目标和坚持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都是我国电视人的社会责任,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第三,还有人认为政府干预太多、规制太严,导致“经济人假设”不适用。对这种情况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对传媒产业进行规制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鼓吹“新闻自由”“放开媒体”,另一方面从进入规则、价格规则、市场份额、产权规则等多方面对媒体进行明确的规制。这些规制一方面是把传媒纳入维护其统治集团利益的轨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传媒有序健康发展,如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则等,但是这并不妨碍“经济人假设”在西方传媒经济学的运用。第二,我国政府一系列规制,立足于推动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电视改革的深入,与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并不是对立的。例如,199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提出网、台分离,有线电视网由原来有线台的附属物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而使有线网络公司迅速发展。几年之内全国有多个省市有线网络成功上市,而有线台与无线台合并又使电视台实力大增,推动了频道专业化的改革进程。第三,经济学早已论述了“市场失灵”时,必须由“看得见的手”进行补充。因此政府的规制本身就是“经济人假设”引发的题中应有之义。假如当市场主体的活动出现负外部性时,如低俗化造成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市场的调节作用不灵了,政府必须进行干预。这正是经济学提出的用“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进行补充,这本身就是经济规律所要求的,并不等于说只要政府介入了传媒领域,经济规律就不适用了。

经济学对电视实际工作者的启示

笔者曾作为省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的领导亲身参与了十几年广播电视的改革,对改革中遇到的不少问题曾经感到困惑,不能释怀,但在学习了一些经济学的著作后,感到经济规律无处不在。我们在改革的热运行中必须冷思考,一个重要的思考点就是应该如何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推动电视产业的改革,如何避免违反经济规律从而付出不必要的成本。从当前电视产业发展的现实来看,经济学对我们至少有如下启示。

一是如何清醒地认识市场,科学地把握市场。电视产业必须迎接市场的挑战,这一点已成为电视工作者的共识。但我国电视市场的现状如何,市场结构怎么样,产业集中度如何,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才有利于中国电视健康发展,需求和供给如何实现平衡,电视产业的社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注意力资源的配置有什么特点等等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和科学地把握这些,电视产业的发展一定能有更多的自觉。例如,所有的电视台都注重品牌的作用,但品牌的实质是什么,品牌效应的经济学机制是什么,它的致胜法宝是什么?如果能对品牌进行经济学解读,那么对电视台创品牌的工作一定大有裨益。

二是如何提高效益。多年来电视媒体只是注意努力从市场尽可能获取更多收益,但很少关注如何减少成本,不能准确地计算出单位产出成本和边际成本,以使自己利润达到最大化。如何选择最佳的资源配置方案,如何对劳动(特别是对主持人、明星人物)按经济规律进行合理调节,如何对设备资金进行合理配置,以减少浪费,如何找到节目进入市场或者退出市场的经济学标准,如何防止目前各级电视台司空见惯的浪费现象,如何使电视媒体运行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所有这些问题经济理论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三是如何延伸产业链,扩大规模。目前我国各级电视产业主体规模小、实力弱。电视台都是广告支撑型,广告收入占电视台收入90%以上,而西方发达国家电视媒体广告收入只占30%至40%,大部分收入依靠节目出售、音像品经营、主题公园、品牌经营等延伸产业链来获得。延伸产业链、发展大电视产业已成为我国电视产业面临的重大问题,然而多年来不少整合重组、集团化运作措施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做大做强,为什么大不一定强,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如何获取规模效益,如何防止规模不经济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经济学理论中获得启示。

四是如何关注电视产业的社会成本,提高电视人的社会责任感,努力追求绿色收视率。多年来我们关注电视产业的低俗化等错误倾向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多从思想政治上、伦理道德上、法制上和行业自律上着手,这当然是必要的。其实经济学关于“负外部性”“机会成本”等论述也为我们和低俗化作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经济理论揭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有社会成本,产业的过度发展会让社会付出过高代价,这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观关注的重要问题。生产实物形态产品的产业造成的社会代价主要是过度耗费物质资源和污染环境,而生产精神产品的电视产业,过度的商品化带来的则是降低受众文化素养、损坏社会风气和浪费珍贵的社会文化资源等代价。⑥追求低代价经济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共识,也应成为电视人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对于解决“负外部性”已经提出了不少办法,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找到一些新的方法?例如用满意度、美誉度对收视率进行补充;对电视产品的性质进行更明确的界定,让属于公共物品的产品如新闻、少儿节目、科教节目等退出广告市场,由财政拨款养活;对高雅节目由政府给予补贴和实行时段优惠,对格调低下的节目实行征税和时段歧视……这样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教育手段结合起来,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近期的一次常委学习会上,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我省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来培育”,指出“要学会运用符合市场要求的思路、办法、手段来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⑦笔者认为,电视产业的实际工作者学一点经济学是有好处的。

(作者系江西省广播电视协会顾问)

注释

①③金明路,许庆明主编:《现代经济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页、第13页。

②④喻国明等编著:《传媒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第40页。

⑤丁建峰:《行为经济学的分配正义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9(1)。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3)

一、时间安排

2012年3月5日至4月20日。

二、征集内容

根据我市“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形势和任务，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点围绕以下十个方面内容，提出我市“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既可是宏观战略性意见和建议，也可是微观某一领域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1．“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点围绕如何大力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如何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如何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何以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为关键，实现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如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提升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等方面建言献策；

2．“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优化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网络布局。重点围绕如何完善公路网络、推进航空和铁路建设、加快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以及停车场站等方面建言献策；

3．“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加快新区建设，加快城镇化步伐。重点围绕新区和县城新区建设、产业集聚区建设、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引导农民进城等方面建言献策；

4．“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重点围绕推进重大产业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构建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等方面建言献策；

5．“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围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水资源保障和建设节水型城市，提高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建言献策；

6．“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重点围绕教育、卫生、体育、劳动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解决民生突出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建言献策；

7．“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实施人才战略及人力资源开发。重点围绕育才、聚才、用才和留住人才的对策措施等方面建言献策；

8．“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围绕国有企业改革重组、重要商品和要素市场领域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建言献策；

9．“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国际国内合作和对外竞争的新优势。重点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扩大招商引资，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进经济区域合作等方面建言献策；

10．“十二五”期间我市如何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重点围绕社会治安、防震救灾、突发公共医疗卫生事件应对、工矿企业危机处理等方面建言献策。

三、征集方式

1．登录市政府网站连线政府栏目“建言献策”专栏，参与网上建言献策活动；

2．发送电子邮件到：主题注明“我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字样；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4)

无论是就国际还是国内经济形势而言，2017年都是一个情势复杂、挑战严峻、转捩明显的年份。正如2016年底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需求疲弱、走势分化，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从国内看，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鉴此，我们将《中国经济报告》今年第1期的主题确定为“2017：挑战与出路”。早在去年11月底，编辑部即研讨并梳理出了2017年应该着力关注的21个议题，每个议题中又包含了若干小问题。这些议题大略是：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政策选择；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进展、存在问题与2017年深化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方式；如何使“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效；如何准确定位产业政策，国内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之成败，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房地产市场走势及调控政策；如何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得益彰、转型升级、结构优化；财税改革的目标、重点及预期效应；金融改革暨人民币走势；如何使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步入良性轨道；如何切实按照市场理念、市场法则和市场机制深入推动国企改革；中国商业形态的兴替、转型、分化与流变；如何健康推动、具体实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社保体制机制改革与社保事业发展；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并推动民办教育发展；如何构建新的国家监察体制；2017年的立法规划及重点；创建更适宜人居的健康生态环境；大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全球经济将如何演进；美、法、德、英等西方主要大国右翼势力、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将对全球化造成怎样的冲击，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秩序是否处于一个变化的节点；等等。

本期呈现的，就是各界专家围绕上述部分议题所做的回应和建言。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5)

新的研究方向是从交易成本入手，了解交易成本及其演变方式、与社会制度框架的关系和它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经济过程产生摩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这显著地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交易成本差异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种关系是确凿的。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我们测算了25个国家的交易成本，并将交易成本相对于人均收入进行回归计算，结果验证了这种关系。

什么决定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良好的经济制度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

经济制度的基本来源包括：正式的规定，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与规范；正式规定与非正式准则的执行情况和特点。这三个方面共同确定了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表现特征。进一步问，是什么决定了正式规定和非正式准则的规模和形式？又是什么决定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显然，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制度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这又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政体中汇总社会选择？什么决定了政治制度的运行？它与经济的总体特征有何关系？总而言之，这些决定着政体结构，政治制度结构又决定着经济游戏规则，即产权、法律和规章制度。

此外，还要看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衍生物――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游戏规则、产权创立后，为组织演化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框架。组织和制度在演变过程中，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求生存。无论是市场中的企业，还是争夺执政权的政党，或是大学之间争创一流，都要不断创新改善自己生存的机会。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各自的运营系统。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也是经济学没有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演变？

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什么符合自我利益，并会相应采取行动。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历史早就被改写了。实际上，人们却是在主观地构造世界运行的规律，并相应采取行动。自然科学可以回溯到基本组成元素的层次上，以此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找不到任何客观结构能够提炼为所谓的基本命题。经济学没有什么现实的基点，人们是在头脑中构造现实：制度、组织、市场，我们通过主观思想构造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

我们无法像在自然科学实验室里那样检验经济理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试验并得到反馈，看看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构造的人类互动。这个过程大体如下：“现实”认识制度组织政策结果所有现实。从以心中的某种形式存在的“现实”出发，我们建立了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构造出对世界的认识，并了解、解释它。在此基础上，汇总社会选择作出决定，按照我们所认为世界运转的方式建立并实施我们认为能够达到期望结果的制度框架。这不仅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模型，还包括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模型。制度是人们构造人类互动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出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结构是我们理念的函数。

前苏联兴衰的例子有助于阐释这个认识。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如何运行和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想用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历史观，关于产权和技术革命的作用等问题的观点，至于如何建设新社会却找不到现成的指南。列宁根据所掌握的理论向前探索，制定了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政策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重工业，把苏联建设成工业大国。它体现了关于要经过怎样过渡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并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

我们必须全面理解这个新经济活动形式的创造。无论是1917年的列宁，还是在2002年寻求发展的中国，都是在遵循已有的理论和模型。但是相对这个无比复杂的世界，无论是列宁创建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是美国人对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看法，都还极不完善。就像即使中国在过去15年中有了如此之多的卓著创举，也是时对时错。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的体系应该能够根据所得到的反馈进行修正。前苏联的中心问题之一一直是提高农业效率，其农业一直不成功，但却从未改正过错误。一般而言，不成功出于两种原因：或者是理论不对，则建立的模型也不对；或者是理论是对的，但是运转社会的人不对。因此，必须持续关心如何在系统中汇总政治选择，使运转社会的人保持灵活度，并能了解社会怎样随时间演变。实际上，前苏联人面前摆着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模型：1970至1980年，占1％的私有田的农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20％至25％，而占99％的集体农庄产量为剩余的75％。关键在于怎样学习。当某项政策的反馈表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时，就应该进行修正。

1975年之后，前苏联增长率急剧下降；到1980年已经接近于0％。前苏联人知道出了错，然而，由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已是积重难返。1985年至1991年，戈尔巴乔夫想扭转局势，实行政治制度自由化，打破了原本不太好的经济结构，结果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所以，“现实”是带引号的，它不像质子、元素那样客观，有的只是我们头脑中构造的事物、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我们必须保持认识系统的灵活性，了解其是否有效，并收集证据，相应地修改理论、调整信念、改变分析的内容。这样做，便是调整制度框架使之有效率。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6)

关键词:执政;执行;两难

执政不是革命，不是战争，不是群众运动，不能指望一个早晨出现“奇迹”般的成功。执政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给经济社会的对局一个均衡的解。这个“解”是执政必须长期坚持，必须反复进行才能巩固和推行。执政创造出包容所有社会公民的“共容利益”的有机体，体现出既富且仁的社会性质与天道。经济社会发展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执政是推手。执政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社会自觉始终以全局利益为目标，同时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局部和地区利益，是对局的冲突。在对局的冲突中，执政来往反复地拿捏折冲，这是能力和智慧的考量。

1、在不均衡中执政。执政不是万应灵药，不能包罗万象，不能一下子消除不均衡的现象。一是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不均衡，二是国内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决定性的是国内的不均衡问题。所谓不均衡包括社会不平等、社会差距、地区发展不同步、社会群体收益差别、个人收入的差距、家庭财产的不均等。如何认识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执政应当把这种不均衡当作发展的初始动力，不均衡既是对发展差距的惩罚，也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激励，它们是相反相成的动力。执政对此应当清醒，这种不均衡有两个不能完全解决，一是基于自然社会地理范围内的资源和地缘关系的传承的不均衡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二是基于人文社会范围内的智力和素质的遗传的不均衡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执政虽然不能全部改变上述两者的局限，但可以因地制宜与因势利导地投入因变量资源，变不利为有利的发展。执政在对局中发挥主动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和重点用好和调节这种不均衡的动力资源，防止社会不均衡演化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固定意识和积聚成社会阶层利益的冲突，甚至重新转化为由于经济地位的长期差别而形成“阶级”识别的标志，客观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代价，这是“悲惨的发展”。执政就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地与时俱进的战略和制度加以协调和统筹，用社会财富转移的方法实现均衡。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发展重工业，奠定新中国富强的基础，采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农与城乡的“剪刀差”的办法筹集投资资本，就是在不均衡中实现均衡的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同时为平衡社会差别推行“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低福利”的分配原则，进行了十年（1956―1966）的全面建设，基本建起了重工业体系。当然由于后来的“十年内乱”干扰，这种制度长期得不到调整，积欠了大量的不均衡问题。但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方法的功绩。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是利用了不均衡的方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1978年他提出应当鼓励两个“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原则，出现了1980――1988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人们生活大为改观。1992年南巡讲话又提出在适当时机实行“两个大局”的建设方针，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战略布局打下了基础，也为构建和谐社会铺下了先机。执政实现均衡是永恒的主题，但绝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执政的长期的历史使命。从历史的意义上认识，执政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的制约。从执政本身行动上认识，执政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执政的成本，执政所占有的资源仅是社会整体资源的一个部分，不可能短期内改变经济社会的整体不均衡的状况，只能是渐进式地改进，也就是说执政要尽力所为，同时要量力而为。二是国家的各级财政预算和收支的能力有限，根据马克思对经济社会的平均利润的计算，一般平均利润为社会商品总收入的20%，国家税收只能在此水平范围内收取其中的法定的比例，大部分留在初次分配领域。由税收形成的再分配的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由此企图全部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也是不切实际的。执政不能放弃实现经济社会均衡的历史和责任和义务，努力构建经济社会的“共容利益”的机制，同时又要承受各种制约，这就是执政的对局中的两难之一。

2、在不对称中执政。从对局而言，执政与经济社会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地理的变化始终处于不对称之中。执政是对局的一种力量，经济社会是对局的另一种力量，从性质看，执政代表一种政治的、组织性、强制性的支配全局的领导力量，而经济社会所形成的力量是分散性、弥漫性、阶层性的自生力量。从对局的整体看，执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之中。执政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所需要的数据、信息、知识三个方面。从执政在对局中的功能和地位上分析，执政的供给主要是决策所组成的管理和治理的产品，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与由技术和劳动生产的物质产品不同，性质上是智能和知识构成的能力产品。因此，对执政起主导作用的是数据、信息、知识。否则，执政的组织和机构不论多么完善和严密，缺乏来自经济社会的外部变化的刺激，都会抑制或阻碍执政的能力和创造力。执政在对局中的不对称关系主要从吸收外部的数据、信息、知识的能力方面分析。首先，执政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数据。这里的数据，指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状态和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辨别的差异，不是一般的统计意义上的数字。一般的统计数字，只是以信息的形式，例如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执政所需要的数据是从信息和能量结合方面考虑的，例如社会贫困、社会低收入、失业、购买力、消费等数据。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是每日机械式地重复，执政从人均的资源占有量上看，是低能量的弱势群体边缘化的力量。如何改变他们？得到数字不难，难的是执政的体察和道德的关注。执政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实情，这是执政所需要发展数据的目的。①如果执政满足于一般的统计数字，忽视数字的信息和能量意义，执政有走向形式、脱离实际的危险。其次，执政需要信息，这里的信息，指能够修正执政的期望或取决于执政的准备状态的数据。执政的预期的内容被修改的越多，说明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例如，一个社会的贫困群体，这是正常的，没有人会感到出乎意料。但是，如果贫困群体的数字占有社会人口较大的比例，这要引起执政的不安和足够的警觉。为此，执政原来设定的目标与计划需要调整和修改。执政对于信息的需要，关键是判断出其社会内容和意义，理解数据与信息的关系。一个信息能否成为执政认识实际的焦点，并不在于信息本身，取决于执政的价值和知识储备的内生状态。信息是数据与知识之间的桥梁，促使执政采取行动。最后，执政需要知识，这里的知识，不是指逻辑和理论的证明和论述的体系，而是指执政所拥有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的期望的集合，它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来决策或执行的行动倾向。这种倾向或特征人们只能从执政的行为中来进行判断，不能被直接地观察到。这些知识被执政运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一是把知识运用到调动和组织社会经济资源的规划和目标中。执政有关的任何决策都体现了这种知识的特征，哪怕是一项价格和利息的决策，都是从实际得来的认识，但区别于书本的知识。因为执政是面向现实的行动。二是把知识作为信息嵌入到公共管理的组织行为中，从而改变了数据和信息形态，它们融入了执政的主体之中。例如采用某种经济体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形式上是一种决策，其中蕴涵着执政对国际和国内发展大局的比较、借鉴、参考和分析，任何教科书都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离不开信息和知识。三是把知识贯通到智能行为的主体的头脑和组织中去，增强执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的理解力。发展如何取得共识？如何保持发展的活力和持续力？如何协调和化解各个阶层的利益？这些问题需要共同理解，执政担负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的责任，需要把数据、信息、知识熔炼出智能，加强执政能力。

执政是向经济社会提供内部和外部增长要素的发动机。执政通过产业和经济结构的政策和稳定的货币、人才条件作为发展的内部基础。执政通过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的再分配机制作为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执政也是吸取一定资源的消费单位。无论从哪个层面分析，执政从事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构建社会共容利益的发展机制，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这是一项需要智能和智慧的知识型能力，因此，执政的知识资源是必备和必需的，并具有决定执政成败兴衰的意义。尤其现代经济社会下的执政是知识和智能密集型事业。执政需要知识、需要破坏旧知识、创造新知识、需要继承经验教训的知识，执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担负应有的领导重任来说，执政长期处在不对称的关系中，学习是执政的长期任务，这又是执政在对局中的两难之一。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7)

1.私有制与公有制

中国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进行着有趣的试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并存。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与外企合资的企业，显示出了效率，它们财务独立并正赚取大量利润。许多乡镇企业也成功地增产和赢利。中国乡镇企业成功的经验足以向那些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企业才可能有效率的的教条挑战。

中国绝大部分资产由中央政府、省及当地政府以及乡村集体公有。为了使这些资产的管理具有效率，激励机制得到了运用，最为普遍盛行的就是承包，即已为人们周知的责任制。典型的例子是乡村把土地承包给农户和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企业租赁。承包的条款包括确定租金和利润分配形式。总之，企业的利润和管理者与工人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对公有资产的管理者提供激励，是中国成功之关键。

一次私下的交流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上述说法质疑：中国绝大多数资产是公有的，但应区别--土地作为资产是公有的，使用土地的农户经营的企业却是私有的。的确，这家私有企业租借了一块公有的土地来生产和经营（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但是在中国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乡村政权才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除管理既有资产外，政府单位还在不同程度建立起新的企业。甚至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大学也建立自己的企业。有的出售研究成果和提供咨询服务，另一些出售由大学教员经营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公共机构赋予给企业一些有利条件，包括企业可以分享的（公共机构）的声誉、人员和物质资产。公有制可能的好处也许是社会成本与垄断力量结合。不过，在中国公有制企业仍是其他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竞争对象。

解释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西奥多.葛鲁夫以及其他人那儿找到，他们呼吁要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工人提供激励。国有企业经营亏损可能是资本老化、管理方式对新的市场环境之缓慢适应，或者政府为工人提供就业的责任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本身导致的结果。

解释乡镇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马丁.L.魏兹曼和许成刚，C.张和Y.王，车嘉华和李大卫等人那儿找到。他们分别将乡镇企业效率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作天性，政府的经济能力和政府的信用。马丁.L.魏兹曼、许成刚和李考虑了产权模糊因素。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内容是腐败。罗格.H.戈登和李认为，对政府官员的回报不仅对促进改革提供激励，而且会对减少企业经营的困难提供激励。

2.现代法律体制

西方经济发展中实行的现代法律体制有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中国非西方化法律体制被西方投资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是残缺的。尽管它可以被称作半法律体制（semi-legalsystem),而法律也在中国有了几前年的实践，但它仍是一个不健全德法律体制。与西方不同，中国法律体制下，合同的履行部分地依赖于一种非正式德社会联系，即所谓的“关系”。“关系”在确保合同的履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首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的合同都将被严格履行？客观情况下应有一个履行合同的最优程度来平衡成本和收益。第二，假定履行一个合同是有利的，那么通过法律履行意味着与通过关系履行的对立。实际上司法体制没有必要放到这种合同的履行上来。美国法律体制下履行合同的高成本表明，部分地通过非正式网络履行合同也许会有一些好处。第三，并非所有的接触都可以清楚地记录下来，在合同不清楚之处，一些争论应由法律手段解决还是由非正式关系解决。

研究“关系经济学”是十分有趣的。“关系”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拥有“关系”就好比拥有“多个朋友多条路”的知识，拥有与授予大学学位类似的名声，拥有一个良好的信用。发展“关系”是积累人力资本，好比获得一个大学学位或创立名牌商标。来自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的服务可以由社会压力补充合同的法律履行。正规的模型可以解释合同之法律履行与关系履行的相互角色，以及在一个社会中两者的最佳结合。

不严格履行法律有时会有收益。在美国，人工流产是非法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保护胎儿的生命，但这条法律与母亲的选择权相抵触。解决的办法是与其履行法律不如严格依据公共环境而定。这样的法律可以防止不必要的怀孕，如果不必要的怀孕已经发生，母亲的选择权也受到了尊重。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西方法律体制和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律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处于何种环境之中？

据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个说法不一定指中国的体制是糟糕的。通过建立非正式个人关系能够解决的问题，正规的法律体制没有必要去解决它。

3.个人主义与集体福利

据哈耶克的解释，个人主义是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并不被亚洲国家认同。在亚洲社会，集体利益看得必个人权利更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人们正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且把公共利益何民族团结看得比个人权利更重要。

各国人权实践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认为高度的个人自由和实行美国模式的人权对国家公共利益是有害的。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南韩，在有限的政治自由下，市场经济依然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福利经济学强调公共利益值得进一步研究。福利经济学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福利函数对个体公民、家庭、公民集体、政治组织如何定义？第二，社会不同政治和经济之作用下的福利函数如何构建？第三，这些实体的福利目标通过什么作用影响经济结果？当集体利益被强调时，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与个人主义社会下给出的答案不同。

4.多党制与一党制

多党制与市场经济有何关系？答案不简单。中国大陆、台湾（直到最近）、新加坡、南韩，都实行一党制，显然，一党制与市场经济也是一致的。尽管日本是多党制，但它在1958-1994年一直处于自民党领导之下。多党民主体制也并非实现人权的要求。

西方国家的发展，随大部分人经济能力增加，富裕公民要求更多的权利支配他们的命运，而逐渐走向民主政府。随着中国人民的更富裕和更有教养，他们也会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而过去十年里，一党制下的中国人民政治代表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得到了加强。那么，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实践将可能出现何种政治制度？

有几个关于民主政府和经济行为关系的论点可以一提（略）。

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香港一些公民担心提倡民主会影响为企业家提供激励的当前平稳的税制。台湾一些经济学家宣称近期提倡多党制已使政府理性决策变的困难并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政党数目或民主实践之间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又是什么？经济分析可以使此问题一清二楚吗？

在本文我提出了一些值得作进一步经济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受到了近来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刺激。中国经济制度不断在发展，有些特征将长期持续，并且实际存在的制度对研究提出了足够挑战。在将来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中国、俄国以及东欧国家将在目录里更频繁出现。而美国的经济学工作则处于国际化的过程中，一如美国经济本身。

不严格履行法律有时会有收益。在美国，人工流产是非法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保护胎儿的生命，但这条法律与母亲的选择权相抵触。解决的办法是与其履行法律不如严格依据公共环境而定。这样的法律可以防止不必要的怀孕，如果不必要的怀孕已经发生，母亲的选择权也受到了尊重。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西方法律体制和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律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处于何种环境之中？

据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个说法不一定指中国的体制是糟糕的。通过建立非正式个人关系能够解决的问题，正规的法律体制没有必要去解决它。

3.个人主义与集体福利

据哈耶克的解释，个人主义是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并不被亚洲国家认同。在亚洲社会，集体利益看得必个人权利更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人们正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且把公共利益何民族团结看得比个人权利更重要。

各国人权实践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认为高度的个人自由和实行美国模式的人权对国家公共利益是有害的。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南韩，在有限的政治自由下，市场经济依然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福利经济学强调公共利益值得进一步研究。福利经济学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福利函数对个体公民、家庭、公民集体、政治组织如何定义？第二，社会不同政治和经济之作用下的福利函数如何构建？第三，这些实体的福利目标通过什么作用影响经济结果？当集体利益被强调时，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与个人主义社会下给出的答案不同。

4.多党制与一党制

多党制与市场经济有何关系？答案不简单。中国大陆、台湾（直到最近）、新加坡、南韩，都实行一党制，显然，一党制与市场经济也是一致的。尽管日本是多党制，但它在1958-1994年一直处于自民党领导之下。多党民主体制也并非实现人权的要求。

西方国家的发展，随大部分人经济能力增加，富裕公民要求更多的权利支配他们的命运，而逐渐走向民主政府。随着中国人民的更富裕和更有教养，他们也会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而过去十年里，一党制下的中国人民政治代表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得到了加强。那么，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实践将可能出现何种政治制度？

有几个关于民主政府和经济行为关系的论点可以一提（略）。

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香港一些公民担心提倡民主会影响为企业家提供激励的当前平稳的税制。台湾一些经济学家宣称近期提倡多党制已使政府理性决策变的困难并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政党数目或民主实践之间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又是什么？经济分析可以使此问题一清二楚吗？

在本文我提出了一些值得作进一步经济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受到了近来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刺激。中国经济制度不断在发展，有些特征将长期持续，并且实际存在的制度对研究提出了足够挑战。在将来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中国、俄国以及东欧国家将在目录里更频繁出现。而美国的经济学工作则处于国际化的过程中，一如美国经济本身。

不严格履行法律有时会有收益。在美国，人工流产是非法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保护胎儿的生命，但这条法律与母亲的选择权相抵触。解决的办法是与其履行法律不如严格依据公共环境而定。这样的法律可以防止不必要的怀孕，如果不必要的怀孕已经发生，母亲的选择权也受到了尊重。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西方法律体制和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律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处于何种环境之中？

据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个说法不一定指中国的体制是糟糕的。通过建立非正式个人关系能够解决的问题，正规的法律体制没有必要去解决它。

3.个人主义与集体福利

据哈耶克的解释，个人主义是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并不被亚洲国家认同。在亚洲社会，集体利益看得必个人权利更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人们正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且把公共利益何民族团结看得比个人权利更重要。

各国人权实践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认为高度的个人自由和实行美国模式的人权对国家公共利益是有害的。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南韩，在有限的政治自由下，市场经济依然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福利经济学强调公共利益值得进一步研究。福利经济学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福利函数对个体公民、家庭、公民集体、政治组织如何定义？第二，社会不同政治和经济之作用下的福利函数如何构建？第三，这些实体的福利目标通过什么作用影响经济结果？当集体利益被强调时，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与个人主义社会下给出的答案不同。

4.多党制与一党制

多党制与市场经济有何关系？答案不简单。中国大陆、台湾（直到最近）、新加坡、南韩，都实行一党制，显然，一党制与市场经济也是一致的。尽管日本是多党制，但它在1958-1994年一直处于自民党领导之下。多党民主体制也并非实现人权的要求。

西方国家的发展，随大部分人经济能力增加，富裕公民要求更多的权利支配他们的命运，而逐渐走向民主政府。随着中国人民的更富裕和更有教养，他们也会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而过去十年里，一党制下的中国人民政治代表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得到了加强。那么，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实践将可能出现何种政治制度？

有几个关于民主政府和经济行为关系的论点可以一提（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