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控制论文精品(七篇)
资金控制论文篇(1)
关键词：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与控制
一、引言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问题是我国保险理论界近几年来一直都在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从现有的文献和论著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扩大我国投资渠道等方面，而对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从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的还比较少。当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譬如保费收入递增的压力、产品创新的压力、行业竞争的压力以及适当财务结构的压力等，这些压力都迫使保险公司越来越重视资金的运用，期望通过保险资产业务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来缓解这些压力。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包括有一般性资金运用的风险，还包括有基于保险资金自身特殊属性而产生的区别于其他资金运用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保险资金的运用如何实现预期的目标，如何分散风险、选择投资工具、如何进行投资组合、投资策略如何制定，采取什么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控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增强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完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资金收益率并有效地防范风险，是目前中国保险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
保险资金在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后可以在更多的投资品种间进行资金配置，但在具体配置资产时，保险公司既要充分考虑保险资金的负债性质和期限结构因素、各类投资品种是否符合保险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管理的要求，还要考虑监管层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因此在分析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时应特别注意如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寿险和非寿险资金期限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投资选择。财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大都在1-2年；而寿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人身险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可以长达20-30年。由于各类保险准备金均为保险公司的负债，因此在将这类资金进行投资时风险控制相当重要，而资金期限结构上的差别将导致财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流动性，寿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由此产生不同的投资选择。
第二，国内保险市场快速增长产生的新增保费足以解决保险公司流动性需求。从保险公司现金流量角度看，基于对我国保险市场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的判断，每年不断增长的保费收入将能够满足当年保险赔付和给付的资金需求以及营运费用的支出需要，而以各类准备金形式存在的保险资金需要寻找安全的增值空间，以应对保险金未来集中给付的高峰。
第三，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收益的要求从理论上分析，与社保基金和QFII基金相比，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盈利的要求处于它们两者之间，在进行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银行存款、企业债券、基金、流通股股票、可转债等不同投资品种间的平衡。随着投连险、分红险和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销售份额的不断增长，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票市场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投保人和保险人对股票市场运行周期的判断，保险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将相应提高。
第四，保险资金的盈利模式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投资品种的选择上，保险资金可介入的品种除了常规的流通A股、可转债之外，还将介入非流通股的投资，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投资品种的不断丰富，可供保险资金选择的余地仍将不断扩大。目前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的相继出台，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范围的规定将成为这部法规的核心要点。
三、保险公司对资金运用风险的管理控制
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成立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二是委托专业机构运作；三是在保险公司内设资金运用部门。不论是采用哪种模式，保险公司都是资金运用的决策者和风险承担者，也是进行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为保证资金的运作安全，应有效的安排组织结构、内控制度、管理系统与和风险预警体系。
1、建立健全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涉及的机构和部门包括董事会、总经理室、风险管理、内部审计、风险监督等诸多机构和部门。这些机构和部门职责分工不一样，其协调运作是做出科学投资决策的机制保障。如董事会的职责有负责制定资金运用的总体政策，设定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选择投资模式，决定重大的投资交易，审查投资的组合，审定投资效益评估办法等，总经理室的职责是根据董事会决定的总体政策，负责研究制定具体的经营规定和操作程序，包括多种投资组合的数量和质量比例、制定风险管理人员守则和职责、风险管理评估办法等，内部审计的职责是直接向董事会负责，独立对所有的投资活动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并纠正公司内部控制和运营制度存在的问题，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分析市场情况和风险要素变化，对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研究化解风险的措施，风险监督部门的职责是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及时、全面、详细地了解资金运用单位和部门对董事会的投资策略、目标达成与实施过程，投资人员的从业资格和整体素质以及胜任工作情况等。
2、制定严密的内控制度
资金运用的决策、管理、监督和操作程序复杂，环节多，涉及面广，人员多，风险大。所以有必要沿着控制风险这条主线，制定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一方面，这些制度必须涵盖所有的投资领域、投资品种、投资工具及运作的每个环节和岗位；另一方面，使每个人能清楚自己的职责权限和工作流程，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所有的投资活动都得到有效的监督、符合既定的程序，保证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投资策略和目标顺利实现。
3、建立资金运用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是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公司要有发达的信息网络，对外要与国内外各个资本、债券、货币市场连接，让有关人员随时了解市场变化情况；对内要与董事、总经理室成员、风险管理、审计、监督、财务、业务部门联接，在系统中及时录入各种业务发生情况。这些信息要足以为决策者提供第一手决策依据，为管理者提供及时详实的分析数据，为监督者提供全面的全科目资料，为投资操作者提供信息平台，同时真实记录交易情况，使准确信息在公司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充分交流。
4、建立公司评估考核和风险预警体系
在资金运用的全过程中，有几组指标评估办法是保险公司必须关注和建立的，比如风险评估和
监控，资金流动性考核评估、资产负债匹配评估、风险要素评估、资金运用效益评估等。此外，还要健全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包括总体及各个投资领域、品种和工具的风险预警，使投资活动都纳入风险管控制度框架内，使公司经营审慎和稳健。
四、加强保险资金运行的监管建议
1、为保险资金运用营造好的法制环境
一是修改《保险法》，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并留有一定空间。二是对业已批准办理的业务，抓紧补充制定各项规章，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等。三是对保险投资高管人员、具体操作人员规定资格条件；对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交易对象限定基本信用等级标准；确定资产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的职责和标准。四是在拓展投资模式，开放投资领域，增加投资品种和工具之前，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期，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反复讨论、论证，必要时还可听证，听取多方面意见，制定监管法规规章。
2、对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划定
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不意味着不限制范围，全方位地放开。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结合保险业经营风险的特殊性，按照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要求，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逐步放开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和范围。可考虑放宽以下限制：一是放宽现有投资品种的比例控制，可考虑进一步放宽购买企业债券的限制和提高投资股市的比例。二是可在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和实业投资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对水、电、交通、通讯、能源等的投资。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允许办理贷款业务。四是放开与金融机构相互持股的限制，进行股权投资。五是适度允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使保险公司通过套期保值有效规避风险等。放开保险投资渠道要循序渐进，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成熟一点放开一点，避免以往那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状况出现。注意防范保险风险，坚决杜绝因投资不当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切实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除此之外，对流动性差、风险较高的非上市股票和非质押贷款应予禁止，同时还应禁止对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性投资。
3、按投资比例监管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公众对保险的需求加大，我国保险业迅猛发展，保险险种和产品急剧增多。这些产品因其性质、特点、责任周期、成本效益不一样，具体体现在承担责任的时间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效益有好有差。相应地，用各种产品所形成的保费收入进行投资，其投资渠道、方式、期限等也应有所区别。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不健全，营运欠规范，资本市场不成熟，资金运用渠道不畅。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与运营惯例，应选择谨慎经营和监管，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上进行具体的严格的比例限制。一方面，应对一些投资类别规定最高比例限制，如对企业债券现行规定不高于20%的投资；投资次级债不超过总资产的8%；直接投资流通股的资金不超过总资产（不含万能和投连产品）的5%等。将来保险资金投资渠道进一步放开后，对项目投资、质押借款、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境外投资等同样也要进行比例监管。另一方面，对单项的投资也要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如投资一家银行发行的次级债比例不超过总资产的1%；投资一期次级债的比例不得超过该期发行量的20%；投资单一股流通股票按成本价格计算不超过保险资金可投资股票的资产的10%；购买同一公司的债券，投资单个项目的比例，以及对个人贷款等要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资金存放在单家银行的比例也要受比例限制，等等。总之通过投资比例限制，可以调整高风险和低风险投资结构，选择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组合，使投资组合更趋优化。当然，投资比例限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市场变化及需求对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史锦华、贾香萍：保险资金入市的效应分析及其风险管理[J].保险世界，2006（1）.
[2]刘新立：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及风险管理[J].财经研究，2004（9）.
资金控制论文篇(2)
关键词：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与控制
一、引言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问题是我国保险理论界近几年来一直都在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从现有的文献和论著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扩大我国投资渠道等方面，而对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从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的还比较少。当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譬如保费收入递增的压力、产品创新的压力、行业竞争的压力以及适当财务结构的压力等，这些压力都迫使保险公司越来越重视资金的运用，期望通过保险资产业务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来缓解这些压力。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包括有一般性资金运用的风险，还包括有基于保险资金自身特殊属性而产生的区别于其他资金运用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保险资金的运用如何实现预期的目标，如何分散风险、选择投资工具、如何进行投资组合、投资策略如何制定，采取什么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控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增强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完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资金收益率并有效地防范风险，是目前中国保险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
保险资金在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后可以在更多的投资品种间进行资金配置，但在具体配置资产时，保险公司既要充分考虑保险资金的负债性质和期限结构因素、各类投资品种是否符合保险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管理的要求，还要考虑监管层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因此在分析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时应特别注意如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寿险和非寿险资金期限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投资选择。财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大都在1-2年；而寿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人身险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可以长达20-30年。由于各类保险准备金均为保险公司的负债，因此在将这类资金进行投资时风险控制相当重要，而资金期限结构上的差别将导致财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流动性，寿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由此产生不同的投资选择。
第二，国内保险市场快速增长产生的新增保费足以解决保险公司流动性需求。从保险公司现金流量角度看，基于对我国保险市场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的判断，每年不断增长的保费收入将能够满足当年保险赔付和给付的资金需求以及营运费用的支出需要，而以各类准备金形式存在的保险资金需要寻找安全的增值空间，以应对保险金未来集中给付的高峰。
第三，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收益的要求从理论上分析，与社保基金和QFII基金相比，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盈利的要求处于它们两者之间，在进行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银行存款、企业债券、基金、流通股股票、可转债等不同投资品种间的平衡。随着投连险、分红险和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销售份额的不断增长，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票市场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投保人和保险人对股票市场运行周期的判断，保险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将相应提高。
第四，保险资金的盈利模式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投资品种的选择上，保险资金可介入的品种除了常规的流通A股、可转债之外，还将介入非流通股的投资，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投资品种的不断丰富，可供保险资金选择的余地仍将不断扩大。目前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的相继出台，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范围的规定将成为这部法规的核心要点。
三、保险公司对资金运用风险的管理控制
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成立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二是委托专业机构运作；三是在保险公司内设资金运用部门。不论是采用哪种模式，保险公司都是资金运用的决策者和风险承担者，也是进行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为保证资金的运作安全，应有效的安排组织结构、内控制度、管理系统与和风险预警体系。
1、建立健全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涉及的机构和部门包括董事会、总经理室、风险管理、内部审计、风险监督等诸多机构和部门。这些机构和部门职责分工不一样，其协调运作是做出科学投资决策的机制保障。如董事会的职责有负责制定资金运用的总体政策，设定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选择投资模式，决定重大的投资交易，审查投资的组合，审定投资效益评估办法等，总经理室的职责是根据董事会决定的总体政策，负责研究制定具体的经营规定和操作程序，包括多种投资组合的数量和质量比例、制定风险管理人员守则和职责、风险管理评估办法等，内部审计的职责是直接向董事会负责，独立对所有的投资活动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并纠正公司内部控制和运营制度存在的问题，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分析市场情况和风险要素变化，对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研究化解风险的措施，风险监督部门的职责是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及时、全面、详细地了解资金运用单位和部门对董事会的投资策略、目标达成与实施过程，投资人员的从业资格和整体素质以及胜任工作情况等。
2、制定严密的内控制度
资金运用的决策、管理、监督和操作程序复杂，环节多，涉及面广，人员多，风险大。所以有必要沿着控制风险这条主线，制定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一方面，这些制度必须涵盖所有的投资领域、投资品种、投资工具及运作的每个环节和岗位；另一方面，使每个人能清楚自己的职责权限和工作流程，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所有的投资活动都得到有效的监督、符合既定的程序，保证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投资策略和目标顺利实现。
3、建立资金运用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是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公司要有发达的信息网络，对外要与国内外各个资本、债券、货币市场连接，让有关人员随时了解市场变化情况；对内要与董事、总经理室成员、风险管理、审计、监督、财务、业务部门联接，在系统中及时录入各种业务发生情况。这些信息要足以为决策者提供第一手决策依据，为管理者提供及时详实的分析数据，为监督者提供全面的全科目资料，为投资操作者提供信息平台，同时真实记录交易情况，使准确信息在公司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充分交流。
4、建立公司评估考核和风险预警体系
在资金运用的全过程中，有几组指标评估办法是保险公司必须关注和建立的，比如风险评估和监控，资金流动性考核评估、资产负债匹配评估、风险要素评估、资金运用效益评估等。此外，还要健全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包括总体及各个投资领域、品种和工具的风险预警，使投资活动都纳入风险管控制度框架内，使公司经营审慎和稳健。
四、加强保险资金运行的监管建议
1、为保险资金运用营造好的法制环境
一是修改《保险法》，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并留有一定空间。二是对业已批准办理的业务，抓紧补充制定各项规章，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等。三是对保险投资高管人员、具体操作人员规定资格条件；对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交易对象限定基本信用等级标准；确定资产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的职责和标准。四是在拓展投资模式，开放投资领域，增加投资品种和工具之前，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期，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反复讨论、论证，必要时还可听证，听取多方面意见，制定监管法规规章。
2、对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划定
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不意味着不限制范围，全方位地放开。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结合保险业经营风险的特殊性，按照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要求，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逐步放开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和范围。可考虑放宽以下限制：一是放宽现有投资品种的比例控制，可考虑进一步放宽购买企业债券的限制和提高投资股市的比例。二是可在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和实业投资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对水、电、交通、通讯、能源等的投资。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允许办理贷款业务。四是放开与金融机构相互持股的限制，进行股权投资。五是适度允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使保险公司通过套期保值有效规避风险等。放开保险投资渠道要循序渐进，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成熟一点放开一点，避免以往那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状况出现。注意防范保险风险，坚决杜绝因投资不当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切实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除此之外，对流动性差、风险较高的非上市股票和非质押贷款应予禁止，同时还应禁止对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性投资。
3、按投资比例监管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公众对保险的需求加大，我国保险业迅猛发展，保险险种和产品急剧增多。这些产品因其性质、特点、责任周期、成本效益不一样，具体体现在承担责任的时间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效益有好有差。相应地，用各种产品所形成的保费收入进行投资，其投资渠道、方式、期限等也应有所区别。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不健全，营运欠规范，资本市场不成熟，资金运用渠道不畅。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与运营惯例，应选择谨慎经营和监管，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上进行具体的严格的比例限制。一方面，应对一些投资类别规定最高比例限制，如对企业债券现行规定不高于20%的投资；投资次级债不超过总资产的8%；直接投资流通股的资金不超过总资产（不含万能和投连产品）的5%等。将来保险资金投资渠道进一步放开后，对项目投资、质押借款、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境外投资等同样也要进行比例监管。另一方面，对单项的投资也要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如投资一家银行发行的次级债比例不超过总资产的1%；投资一期次级债的比例不得超过该期发行量的20%；投资单一股流通股票按成本价格计算不超过保险资金可投资股票的资产的10%；购买同一公司的债券，投资单个项目的比例，以及对个人贷款等要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资金存放在单家银行的比例也要受比例限制，等等。总之通过投资比例限制，可以调整高风险和低风险投资结构，选择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组合，使投资组合更趋优化。当然，投资比例限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市场变化及需求对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史锦华、贾香萍：保险资金入市的效应分析及其风险管理[J].保险世界，2006（1）.
[2]刘新立：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及风险管理[J].财经研究，2004（9）.
资金控制论文篇(3)
摘要：根据工程建设施工成本控制的实践，详述了建筑施工企业成本控制的依据，并且分析了建筑工程企业施工成本控制的主要措施，为建筑施工企业成本控制管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建筑施工；成本控制；措施
在建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工程中标价格普遍较低，所以在施工中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成为施工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项目管理中，项目施工现场所耗费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现场其他直接费及项目为组织工程施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之和是建筑施工成本。
1施工成本控制依据
1.1工程承包合同
施工成本控制要以工程承包合同为依据，围绕降低工程成本这个目标，从预算收入和实际成本两方面，努力挖掘增收节支潜力，以求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1.2施工成本计划
施工成本计划是根据施工项目的具体情况制施工成本控制方案，既包括预定的具体成本控制目标，又包括实现控制目标的措施和规划，是施工成本控制的指导文件。
1.3进度报告
进度报告提供了每一时刻工程实际的完成量，工程施工成本实际支付情况等重要信息。施工成本控制工作正是通过了实际情况与施工成本计划相比较，找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从而采取措施改进以后的工作。
1.4工程变更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一旦出现变更，工程量、工期、成本都必将发生变化，从而使得施工成本控制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因此，施工成本管理人员就应当通过对变更要求中各类数据的计算、分析，随时掌握变更情况。
2施工成本控制措施
2.1建立成本管理组织机构，构建成本控制体系
确定企业在具体的工程项目上的部门和责任人，成立项目经理部各职能部门，并制定各部门职责，明确项目部及各专业成本管理的责任人。要坚决克服责任不落实，成本只在口头上控制的现象。在成本控制过程中，项目经理及各专业管理人员都负有成本责任感，相应地应享有一定的权限，包括用人权、财权等。
2.2建立项目成本核算制
成本核算是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运用会计、统计等手段，对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耗费进行核算，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会计制度和相关的财经制度，遵纪守法，依法纳税。只有通过严肃认真、切实可行的项目成本核算，驱动各方面利益。
2.3编制目标成本，下达成本控制责任指标
根据企业的要求，结合已签订的合同、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材料市场价格等相关资料，制定一套符合市场实际的内部目标成本，用来作为成本责任指标考核的依据，下达到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部应根据有关费用与相关责任人的关联程度把成本指标分解到有关部门和个人，实行全员控制。
2.4做好施工组织计划
施工组织计划是对工程项目进行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主要内容是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施工环境确定完成施工任务。
2.5做好成本事前控制
成本预测就是结合企业施工技术条件和发展目标，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对一定时期或一个成本项目的成本水平、成本目标进行测算、分析和预测。成本预测是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通过预测可以为企业降低成本指明方向和途径，为选择最优计划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2.6加强成本的事中控制
成本的事中控制是加强成本管理，降低工程成本的关键环节，除了建立成本控制责任制外，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行控制。人工费的控制；材料费控制；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的控制；间接费用的控制；安全事故的预防及措施；安全事故的预防及措施；质量成本控制；加强合同管理；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2.7在竣工验收阶段，应抓好每个单项工程的完工清算和整个项目的竣工决算
当整个项目完工后，应按合同要求，及时组织有关人员搞好竣工决算，核实项目发生的实际成本，分析目标责任成本的执行情况，在办理工程竣工决算时，必须认真清理实际计量及实际施工过程中的认证工作。工程计量人员要计算分部分项工程的直接成本并与预算成本对比，以发现是否存在中标定额外还需业主签认的费用，预算人员必须与财务人员进行认真全面的核对，相互补正，以免漏项，确保取得工程结算收入，财务人员应扎扎实实进行材料及固定资的清理，加强对各种应收账款的追讨力度，避免损失。
2.8规避客观因素引起项目成本的增加
引起施工企业项目成本增加客观因素很多，物价上涨、业主违约、天气影响等等。因此，承包商应合理规避风险，转移风险。施工企业因为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受天气的影响较大，不同的项目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受影响的程度不同，企业应根据项目所处环境做出判断，充分理解天气对工程项目的影响，合理安排工作内容，并尽可能利用天气为工程项目服务。
资金控制论文篇(4)
当前我国的诸多企业尚未形成健全的内部控制，随着改革改制在施工企业的进一步深入，资金管理逐渐显露出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需要企业通过完善对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加以解决。
(一)定额问题
如果将“一切经济活动源于合同”这句话用来形容经济效益，那么施工企业的内部管理则是计划、财务会计核算的依据，用定额水平来衡量员工所完成的食物工程量依然是企业进行全面核算和计酬的基础及标准。但是，当前已经很少有企业继续坚持定额管理。
(二)财务问题
由于经济承包难以对工程效益进行客观真实的反映，更加无法据此判断资金的利用效果，故其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尤其在二级核算管理企业，把多项工程混成一体，遮盖了工程盈亏的真实情况。可以说，企业的“财务科”不如被称为“记账科”，经常会出难以进行审计工作的情况。这样下去，企业财务管理若想通过从价值上组织、协调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用及产生的经济关系基本难以实现。
(三)核算问题
我国大多数施工企业仍然实行以完全成本法为内容的成本管理模式，其实质是以计划价格为基础，主要是事后核算。该种核算方法难以明确责任划分，无法进行有效的事前控制和事后分析，没有与建筑工程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相结合，往往直至工程竣工才发现原订指标已落空，此时由于责任难以划分往往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然而此时已然错过进行成本控制的关键时期，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难以弥补。
(四)资金问题
施工企业资金流向与控制不协调，缺乏事前控制力。事后监督欠缺可行的考核办法，只能走走形式。一些企业的领导难以说清企业的财务状况，而财务人员对于企业的经营情况又缺乏了解，又由于本身处于被领导的境况，往往在进行财务工作管理时完全依照领导的意图进行处理。因为许多企业领导往往追求利润指标、企业产值的提高，致使大多数企业经常会年度考核时经营业绩正常，然而新的经营班子进行核帐清产时，潜亏问题则显露出来。
二、提高施工企业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的措施
(1)施工企业要对投标项目加强可行性分析，提高投标项目选择的科学性、合理性，从根源上强化对资金的控制和管理。
在进行项目投标时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同时也要考虑财务盈利性强、技术先进并适用、建设条件可行等，如此才能使得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结合企业实际，从而减少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盲目投资造成的损失，实现施工企业进行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的目标。
(2)施工企业可以从资金的集中管理入手，建立健全有效的企业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达到资金集中统一管理的目的。
银行账户多、资金分散且利用效率不高以及点多面广是施工企业普遍存在的特点。为此，企业能够使用网上银行业务将分散的账户加以联系，从而形成规模化并保障支付重点，加快了资金的周转。在强化企业应对突发支付问题的同时，实现了提升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能力的目的。
(3)增强企业管理层对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的重视力度和掌握能力
管理层通过强化对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能够有助于其及时找出企业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有助于企业降低不必要的财务损失，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经营效益。一个出色的企业管理者应当掌握较为全面的财务、税收以及会计等知识，强化成本意识，提高成本控制的能力，掌握企业预算的制定和执行，同时注意时常在平时的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才财务成本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从而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水平。
(4)施工企业需要加强项目中标后的资金预算管理，并建立健全资金预算编制、审批以及考核、监督等较为全面的预算控制体系。
通过逐级编报、审批和滚动管理的方式，实施严密的预算调整体系。同时完善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强化对施工企业资金活动各个环节的控制和监督，从而保证资金得到科学合理的运用。
(5)为强化施工企业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提升对企业资金的审计水平，内部审计检查人员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制定并执行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对企业的资金流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从而提高企业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结束语
资金控制论文篇(5)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关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理论中论述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矛盾，管理层可能会利用企业多余的资金去投资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从而导致公司投资过度。崔萍（2006）通过运用委托和信息不对称等公司治理理论构建了一个研究公司投资不足模型，并且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投资不足。饶育蕾，汪玉英（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过度投资是上市公司投资的普遍表现，符合现金流假说。
关于大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La Porta等（1999）证明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公司中存在控制股东。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股权投资，为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的资源性投资扩张，取得了大量的超过现金流价值的控制性资源（La Porta等1999；Claessens等2000），郝颖（2007）构建了大股东问题下的公司收益模型，指出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会使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一致，企业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现象。 此外， 根据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理论， 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的投资决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从利率， 市场需求、企业家对于经济的预期等方面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在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存在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支持信息不对策理论为基础的优序融资理论的假说；（2）在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存在投资过度的非效率投资，支持自由现金流量假说；（3）企业的投资不足会随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扩大有所缓解；（4）企业的投资过度会随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的扩大有所加剧。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8年沪市A股制造业类的最终控制为民营控股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目的，对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了选取：（1） 剔除了ST、PT以及一些具有异常值的公司；（2）考虑的是大股东对企业控制性的影响，剔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10%的样本。最终得到149家样本公司的数据。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色诺芬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以及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使用Excel，SPSS的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变量选取包括：（1）因变量为I/K，表示投资规模，其中I为固定资产原值，在建工程，工程物资的年度变化值，K为年初总资产。（2）解释变量Cf/K为自由现金流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其中Cf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3）解释变量CAF为Cf/K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比率F的乘积，可以表示两权分离程度与投资之间关系。其中F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比例，根据La Porta et.al（1999）的衡量方法，控制权为控制链条中控股比例最小的比例，现金流权是控制链条上各层控股比例的乘积。（4）QF表示托宾Q与自由现金流Cf的乘积。（5）QFF表示QF与分离比率F的乘积。（6）MF表示控股股东性质与分离率的乘积。当国有控股时M=0，民营控股时M=1。（7）Lasset表示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本文借鉴Fazzari等（1988）和Vogt（1994）的托宾Q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模型为：I/K=α+β1CAF+β2QF+β3Cf+β4QFF+β5 MF+β6 Lasset。
三、研究结果分析
其一，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样本企业成长性比较低，均值仅为0.66，同时，投资规模也比较低，这个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及企业都对市场的预期不高，导致了整个制造类的行业成长性不高。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率的最大值高达6.6，可见控股股东仅用很少的股权就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的现象比较严重。自由现金流量的均值为0.05，比较小，这从侧面反映了企业投资不足的原因。其二，回归结果与分析，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QF的系数符号为正，则表明投资现金流相关性是由融资约束下的投资不足造成的（Vogt（1994）），符合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的优序融资理论的假设，支持假设（1）。QFF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最终控制人的两权分离程度的在一定范围增大，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会随着两权分离程度的增大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最终控制人追求控制权私利的成本相对来说降低，投资的需求增大，所以降低了投资不足的行为。 这说明了在宏观经济环境一定的情况下， 大股东还是倾向于利用“隧道效应”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支持假设（3）。 MF的系数为-0.01， 说明随着两权分离的程度一定时， 民营控股企业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倾向比较小。
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投资不足的现象，支持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的优序融资理论的假说与之前大部分学者研究的结论不同。推测原因是2008年特殊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民营控股的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了规避风险往往选择谨慎的投资的策略，甚至减少投资，而国有控股的企业由于所有人“缺位”和政府的支持对风险的反映意识比较差，所以投资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本文研究的结论是在2008年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得出的，带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往往更具有针对性。要改变投资不足的现状，有关政府应该制定积极的政策刺激企业投资，如：降低利率来增强市场的信心，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企业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遏制大股东的控制权严重偏离现金流权的现象，尽量避免企业的大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较长股权链来控制企业。鉴于国有控股的企业的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比较差，政府应该制定针对这类企业管理者有效的绩效考核标准，如：实行企业经营业绩与管理者的薪酬相挂钩的绩效制度，达到对管理者有效的监管，使管理者有动力去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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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控制论文篇(6)
关键词：控股金融机构；现金持有水平；权衡理论；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9508
一、引言
现金是企业的“血液”，一旦出现现金流危机，企业将面临财务困境甚至破产[1]。出于流动性需求，企业通常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量。然而，现金资产具有低收益性，持有过多的现金资产会带来较高的成本，因此保持合理的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财务决策[2]。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势，1990年中国企业的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6%，2012年该比重已攀升至21%[1-3]。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企业偏好持有高额的现金资产？
本文选取2006―201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控股金融机构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金融机构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与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相比，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信贷资金，控股金融机构更有助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相对于高管问题严重的企业，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理论上主要有理论与权衡理论两种解释。理论认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自利的高管倾向于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这一方面可以方便高管的自主决策，另一方面能够避免外部融资时，来自资本市场的监督[4]。权衡理论认为，企业的现金持有既存在收益，也存在成本，持有现金的收益包括避免因外部融资约束严重、资金缺乏而导致的投资不足收益，也包括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较高外部融资成本的节省；持有现金的成本包括现金资产的收益低而带来的损失、过高的现金持有量导致的较高机会成本等。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取决于持有现金收益与成本二者之间的权衡。诸多实证研究主要从这两个视角展开。
Faulkender[5]发现，高管的持股数量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并且现金持有水平随大股东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随股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Faulkender将其归因于过于分散的股东无法对高管进行有效监督，因而增加了成本。Almeida等[6]发现，即使在不存在融资约束时，管理层持股较低的企业仍然会选择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Dittmar等[7]发现，与投资者保护好的国家相比，在投资者保护差的国家，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是前者的两倍。总体而言，他们为现金持有量的理论解释提供了经验证据。Kim 等[8]以1986―1991年美国高额现金持有水平的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的流动性资产持有水平取决于持有该流动资产的成本与避免较高外部融资成本的收益之间的权衡。Opler等[9]发现，那些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外部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具有相对低的现金持有水平。Mikkelson和Partch[10]发现，企业持有较多的现金是为了满足投资机会以及研发支出的需要。Almeida等[11]发现，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会保留大量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以备企业后续投资之用，而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不会出现此类情况。Custodio等[12]发现，当经济衰退时，那些具有外部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选择持有较高水平的现金决策。Bates等[13]认为，为了缓解融资环境的约束，美国企业会增加预防性现金持有水平。Almeida等[14]认为，企业对现金资产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在中国，一方面，企业仍然普遍存在融资约束[15]，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机构的信贷融资仍然是企业主要外部资金来源[16-17]。因此，中国国内诸多学者主要考察了企业信贷资金获取的便利程度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祝继高和陆正飞[17]发现，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难以获取信贷资金，为应对外部融资约束，企业通常会持有较多的现金资产。代光伦等[1]进一步发现，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言，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更难以获取信贷资金，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江龙和刘笑松[18]以及孙杰[3]发现，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上市公司较难获得信贷资金、外部融资约束加重，为缓冲外部融资约束的冲击，上市公司会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陈德球等[19]的研究表明，治理良好的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增加企业贷款融资的便利性，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
上述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企业现金持有量的重要因素。当企业获取信贷资金便利程度高时，通常持有较少量的现金资产；当企业不具备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或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低时，通常持有较多数量的现金资产，当企业存在外部融资约束时，这种影响更加明显[1-3]。近年来，中国金融行业改革不断向前发展，一些实业企业通过控股金融机构进入金融行业，这可能会对企业的贷款融资行为产生影响，提高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其影响机理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能够对其信贷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依据其拥有的股权进行投票表决。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之后，拥有较多的股权，在股东会和董事会投票表决时占主导地位，能够对贷款对象、贷款数额和贷款成本等决策施加影响，能够利用控制关系帮助企业获取数量更多、成本更低的信贷资金。诸多的研究也表明，控股股东依据控制权对盈余管理[20]和现金偏好[21]等决策或行为产生了影响。
第二，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进入金融关系圈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关系的国度。在信贷市场发展不甚完善以及正式制度缺乏的条件下，关系这种非正式的契约便会替代性地发挥重要作用[22]。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进入金融关系圈子，圈子的关系机制有助于增加圈子内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23]，这种信任会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门槛。Petersen 和Rajan[24]的研究发现，金融机构会优先为其信任的企业发放贷款，并且在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刘浩等[25]的研究表明，当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较熟悉时，企业能够获取更多数量的信贷资金。
第三，控股金融机构有助于企业获得贷款融资技巧。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资金遭遇失败不外乎以下情况：一是不予贷款；二是贷款数额少、贷款利率高；三是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这三种情况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企业掌握的贷款融资技巧有关。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是按照一定的审核标准和程序进行，企业不清楚金融机构制定的审核标准，不了解、掌握金融机构的融资技巧，不仅获得信贷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低，而且还有可能获得的融资数额少、融资成本高。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诸如审核标准、信贷政策等内部决策信息，掌握金融机构贷款“诀窍”，帮助企业成功获得贷款，或数量多、成本低的信贷资金。
在当前，金融机构的信贷融资仍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企业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避免较高的融资成本[16-17]。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后，信贷资金获取的便利程度明显增强，减弱了持有较多的现金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和需要，企业有可能保持较低的现金持有水平。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则不同，为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目的，它们有可能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中国国内诸多学者发现，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1-3-17-1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相比，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更低。
中国的资本市场脱胎于转轨经济，上市公司主体主要由国有和民营企业构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是两类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二者在信贷资金获取的便利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金融机构的融资歧视，更难以获得信贷融资[16-26]，需要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之后，虽然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增强，减弱企业持有大量现金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和需要，但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可能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有所不同。
代光伦等[1]以及孙杰[3]发现，在较难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中，信贷资金获取便利程度高的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民营企业成立时间普遍较短，与金融机构的交易关系不密切，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严重[27]；另外，民营企业大多处于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经营风险大。在中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背景下，民营经济的私有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的限制[28]，民营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条件更为苛刻[29]，需要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除了成立历史较长、与金融机构的交易时间较长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利润丰厚的垄断性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小，当遇到困难时，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帮助。在金融体系仍然由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父爱主义的关爱，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30]。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高管问题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前提是企业具备充足的资金来源[4]，即企业资金稀缺会抑制高管滥用资金的自利。在中国企业仍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高管的自利行为缺乏资金基础，因而国内研究较少发现高管问题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企业拥有了充足的资金后，高管追求自利行为具备了资金基础，此时，高管问题可能成为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因素。Almeida等[6]发现，即使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管理层持股较低的企业仍然会选择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他们还认为，管理层持股较低往往意味着缺乏激励，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更加严重，在外部融资约束较弱的情况下，企业会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因而，严重的高管问题能够弱化信贷资金获取便利性、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为企业信贷融资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企业高管的自利行为提供了资金基础。当高管问题较为严重时，自利性高管会利用信贷资金，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弱化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而当高管冲突较弱时，高管利用信贷资金、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动机较弱，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相对于高管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在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中，控股金融机构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06―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数据后，获得7 866个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笔者借鉴祝继高和陆正飞[17]以及陈德球等[19]的做法，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文中使用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数据、财务特征数据、公司治理特征数据以及行业信息数据来自于国泰安的CSMAR、WIND与RESSET数据库。
2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本文设定了如下模型：
CASH_LEVE=α0+α1FIN+α2CONTROL+INDUSj+YEARi +εt（1）
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控制变量包括：BOARD、RATIO_INDE、DUAL、TOP_SHARE、 OCF、DIVIDEN、ROA、SUB、LEV、SIZE、INDUSj和YEARi。
调节变量为企业的性质、管理费用率。参考夏立军和方轶强[31]的做法，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为自然人、民营企业、村办集体企业等时，将该企业认定为民营企业；当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至中央或地方国资委或地方政府时，该企业认定为国有企业。若上市公司所有权为国有，则STATE为1，否则为0。借鉴罗炜和朱春艳[32]的做法，笔者将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管理费用率）作为高管问题（ADM）的替代变量，若样本期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率大于（等于）样本中位数，则该上市公司的高管问题较为严重，此时ADM为1，否则为0。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企业现金持有水平（CASH_LEVE）的均值为178%、最大值为0705、最小值为0003、标准差为0143，与祝继高和陆正飞[17]以及陈德球等[19]的研究结果类似，本文的数据同样表明，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不同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回归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企业控股金融机构（FIN）的均值为36%，标准差为0187，说明即使按照20%的判断标准，中国仍然存在一些控股金融机构企业，当该判断标准降低为10%时，控股金融机构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
2单变量分析
表3给出了控股金融机构企业与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在现金持有水平方面的差异。表3中数据显示，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均值为0136，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均值为0180，前者比后者少0044，二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能够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支持假设1。但单变量分析未纳入控制变量，可能夸大了二者的关系，因此需要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
3多元回归分析
表4为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多元回归结果。模型（1）中，变量FIN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获取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企业持有大量现金资产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较弱，因而现金持有水平较低。上述结论支持假设1。模型（2）中，乘积项FIN×STATE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回归结论支持假设2。模型（3）中，乘积项FIN×ADM显著为正，说明高管问题具有弱化控股金融机构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相对于高管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回归结论支持假设3。
控制变量中ROA、OCF显著为正，说明获利性较强的企业，其现金基础更为雄厚；变量DUAL显著为正，可能是因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后，高管的权力更大，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
4稳健性检验
借鉴王化成等[33]的研究，笔者将企业控股金融机构的持股判断标准由20%降低为10%，重复上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主要结论基本保持不变。另外，笔者使用ROE替代ROA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仍然支持本文假设。
五、结论及研究意义
笔者以2006―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了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性，弱化了企业持有大量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而非控股金融机构则需要持有大量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从而导致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高。（2）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难以获取信贷资金，其外部融资约束更大，因而民营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大。（3）当高管问题较为严重时，高管会利用信贷资金获取便利，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弱化控股金融机构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因而相对于高管问题严重的企业，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是基于中国金融行业改革中出现的实业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这一现象，研究其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为分析中国企业较高的现金持有量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二是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同时关注信贷融资约束与高管冲突，考察中国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为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权衡理论和理论解释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尽管中国诸多学者发现了国内企业也存在着高管问题，但鲜有研究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视角发现支持理论的直接证据（可能是因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企业高管的自利缺乏资金基础），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之后，便利性的信贷资金获取为企业高水平的现金持有提供了保障，为企业高管的自利奠定了资金基础，此时，高管问题便会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此外，随着中国金融行业改革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不断出现实业企业控股金融机构的现象，考察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动机以及控股金融机构后的企业财务行为等，对于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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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控制论文篇(7)
[关键词]股权结构；内部现金流；投资不足；过度投资
[中图分类号] F832.5；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2－0086－05
长沙理工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委托理论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1004161）。
一、引 言
新古典投资理论包括托宾的Q理论以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论述――完善资本市场中，企业投资决策不受其融资方式的影响[1]――为前提，认为产出、资金使用成本以及投资机会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在他们的视野中，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函数、一个完全有效的“黑匣子”（Hart, 1995）[2]。因此，经典财务理论将净现值法作为企业投资决策准则：当且仅当一个投资项目有正的净现值才应该被实施。然而现实中，企业选择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的“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现象以及对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不能或不愿投资的“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现象都大量存在。因此，西方一些学者指出，现代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使得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信息不对称产生了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之间的委托问题，在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之间冲突的条件下，内部现金流（或者说企业净财富）、股权结构等融资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并最终导致“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西方学者的上述研究是从西方国家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出发的，其有关结论能否用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有待验证。本文试图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就内部现金流、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西方学者发现，由于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问题，企业净财富或者说内部现金流作为企业首要融资来源和投资担保收入，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导致这种影响的机制因素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是融资约束理论，该理论预期，如果企业内部现金流不足，则会因为外源融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成本而导致企业投资不足。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则首次将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作为企业投资不足的证据[3]。另一个是Jensen(1986) 的自由现金流理论，该理论预期，如果企业存在自由现金流，则有帝国建立偏好的经理们会将剩余资金投资到能够扩大企业规模的非赢利项目，这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并且投资将随着内部现金流的增加而增加，即投资对现金流也是敏感的。Jensen还将自由现金流定义为超过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的那部分闲置资金[4]。Miguel和Pindado(2001)则将自由现金流定义为企业单位资本内部现金流与其投资机会的比值，自由现金流低的企业内部资金不足，因而具有投资不足倾向，而自由现金流高的企业有较多的闲置资金，因而具有过度投资倾向。他们验证了这两类企业的投资对内部现金流都是敏感的[5]。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一方面，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通过资本市场为投资项目融资的过程中产生了与西方国家同样的信息不对称及委托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也有其特殊的表现。例如，中国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政策性市场的特征仍然较强，企业融资受到政府的非市场化安排，银行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上市公司多由国企改制而成，而民营企业融资则面临着“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低，投资严重依赖外部融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严重。本文分是否国有控股，考察内部现金流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H1：当国有控股企业内部现金流不足，由于受政府的非市场化融资安排，国有控股企业外源融资成本与内源融资成本差异较小，企业投资不足行为可能不明显，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不敏感；一旦企业拥有较多闲置资金，则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可能要显著得多，此时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
H2：当非国有控股企业内部现金流不足，企业受融资约束，将产生投资不足问题，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一旦企业拥有较多闲置资金，则企业可能产生过度投资行为，此时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也是敏感的。
随着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不同的股权结构会对公司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内部股东有利用特权进行在职消费的倾向，当内部人持股比例增加时，他们的利益与外部股东更趋一致，从而使浪费公司财富的倾向减小[6]。Shleifer和Vishny(1989)认为，所有权集中有利于增强对管理层的控制，因为这可以减少分散的股权结构所引起的“搭便车”问题[7]。但Pound（1988）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公司大股东并不是“积极的监督者”，他们常常与经理人员相勾结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8]。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8)发现在世界各地的大型企业中，主要的问题是由大股东掠夺小股东利益导致的[9]。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投资者不容易观察到公司的现金流，也就很少有动力提供更多的资金和监督，随着公司所有权集中度的提高，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然而，在股权集中程度过高的情况下，大股东能够以各种方式从小股东那里转移财富，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身利益[10]。于是，Hadlock（1998）论证了，当企业过度投资时，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一致性提高，使得大股东减少损害小股东利益的非理性投资，从而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但是，当持股比例到达某个水平后，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一致性将下降，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将提高。而当企业投资不足时，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将承担更多的外部融资成本，因而不愿意扩大外部融资，从而使得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提高；但是，当持股比例到达某个水平后，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一致性下降，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将相应下降[11]。即Hadlock认为，相对控股有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但不利于促进其有效投资。不过，Pindado和Chabela（2004）认为，当企业投资不足时，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实际上是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有利的信息，从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促进投资[12]。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显著特征是股权分置与国有股“一股独大”，本文区分是否国有控股，考察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H3：居中的股权结构能够减少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可能使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
H4：在我国，许多民营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财务制度，有的还属于家族式企业，企业内部的利益、责任关系没有理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可能较差。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居中的股权结构可能既不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又不能促进企业有效投资。
三、研究样本与基本模型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国内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并按如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①由于我国上市公司1998年才开始公布现金流量表，本文选取非金融类上市公司1998-2004年的财务数据为原始样本；②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从原始样本中剔除每年被ST和PT的公司以及拥有B股和H股的公司；③为保证公司投资行为的可持续性，剔除变更主营业务以及进行过资产重组的公司。此外，为保证对变量统计结果解释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1998-2004年间投资或现金流小于0的公司样本。最后剩下共3277个公司样本。
本文的股权结构数据和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服务（CCER）数据库以及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讯中心提供的上市公司历年年度报告。
2.实证检验模型
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Q模型认为，公司的市场价值决定了资本支出，Tobin’s Q与投资成正相关关系。加速模型认为，企业的产出是决定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分别引入期初的Tobin’s Q和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行业因素和时间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的大小。对此我们进行了检验，我们比较了引入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与不引入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是否加入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对解释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影响不大，而且大部分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行业和时间因素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不大。因此，在模型中未将行业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设置的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β0表示截距项，β1，β2，β3表示估计参数，Ii,t表示样本i企业在t时期的资本品投资，本文研究中定义为固定资产（具体指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价、工程物资以及在建工程三项之和）的增加值，Ki,t-1为样本i企业在t期初固定资产净额，CFi,t-1为样本i企业在t期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Si,t为样本i企业在t期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Qi,t-1为样本i企业在t期初Tobin’s Q值，εi,t表示误差项。I/K、CF/K、S/K是为了控制由于企业规模的差异所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采用Smith和Watts（1992）的方法，用公司权益市场价值与负债面值之和除以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衡量Tobin’s Q值[13]。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中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公司权益市场价值用年末收盘价乘以流通股数量加上每股净资产乘以同年非流通股数量来计算。因此，Tobin’s Q值的数学表达式为：
四、内部现金流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1.关于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根据Miguel和Pindado(2001)的观点，将自由现金流（FCF）定义为内部现金流（CF）与其投资机会（Q）的比值，即FCF=（CF/K）*（1/Q），除以企业规模（K）是为了控制由于企业规模的差异所带来的异质性影响，并按自由现金流的高低区别过度投资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自由现金流低（低于样本均值）的企业相对其投资机会内部资金不足，因而具有投资不足倾向；而自由现金流高（高于样本均值）的企业相对其投资机会有较多的闲置资金，因而具有过度投资倾向。
对3277个样本按是否国有控股对变量I i,t/Ki,t-1、Qi,t-1、CFi,t-1/Ki,t-1、FCFi,t-1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1998―2004年间，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上述变量均值均高于国有控股企业相应的变量。根据Miguel和Pindado的观点，我们以是否大于自由现金流（FCF）均值（0.2134）作为企业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判断标准。1998～2004年间，共有2,277个公司样本的FCF小于0.2134，1000个公司样本的FCF大于0.2134。表1表明，小于FCF均值的样本公司与大于FCF均值的样本公司相比，无论是从总体还是按是否国有控股进行分类，变量Ii,t /Ki,t-1均值要更小，变量Qi,t-1均值要更大，这就验证了Miguel和Pindado的有关结论。
2.回归结果
表2是按自由现金流是否大于FCF均值和是否国有控股对模型（1）进行分类回归的结果。其中，第[1]列报告了使用2277个自由现金流小于FCF均值的样本对模型（1）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Tobin’s Q值、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以及内部现金流量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表明自由现金流小于FCF均值的企业投资受到这三种因素的影响。第[2]列报告了使用1848个自由现金流小于FCF均值的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对模型（1）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Tobin’s Q值以及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内部现金流量的系数不显著，从而验证了H1，表明在样本区间内国有控股企业受到政府非市场化的融资安排，融资成本对国有控股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较小，自由现金流小于样本均值的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不显著。第[3]列报告了使用429个自由现金流小于FCF均值的非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对模型（1）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Tobin’s Q值、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以及内部现金流量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受到这三种因素的影响，自由现金流小于样本均值的非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不足行为显著。从而验证了H2。第[4]列报告了使用1000个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样本对模型（1）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Tobin’s Q值、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以及内部现金流量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企业投资受到这三种因素的影响。第[5]列报告了使用749个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对模型（1）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Tobin’sQ值、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以及内部现金流量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自由现金流大于样本均值的国有控股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显著。从而验证了H1，表明受政府非市场化融资安排，国有控股企业一旦拥有较高的自由现金流，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倾向，从而提高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第[6]列报告了使用251个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非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对模型（1）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Tobin’s Q值、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以及内部现金流量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受到这三种因素的影响，自由现金流大于样本均值的非国有控股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显著。从而验证了H2。
五、股权集中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1.描述性统计
表3是按是否大于FCF均值和是否国有控股分组对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自由现金流小于FCF均值的企业还是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较高，平均在50%左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表4是按是否大于FCF均值和是否国有控股对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分区间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自由现金流小于FCF均值的企业还是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企业，大部分国有控股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占绝对控股地位（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α＞50%），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有控股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占相对控股地位（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25%＜α≤50%）；而大部分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占相对控股地位（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25%＜α≤50%）。
2.回归结果①
表5是利用模型（1）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动对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其中，第[1]、[2]、[3]列代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α分别为0＜α≤25%、25%＜α≤50%以及α＞50%的自由现金流小于FCF均值的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非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先增后减，与Hadlock（1998）的结论一致，表明居中的股权结构没有促进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第[4]、[5]、[6]列代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α分别为0＜α≤25%、25%＜α≤50%以及α＞50%的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国有控股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先降后升，与Hadlock（1998）的结论一致，表明居中的股权结构能够减少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而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可能使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从而验证了H3。第[7]、[8]、[9]列代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α分别为0＜α≤25%、25%＜α≤50%以及α＞50%的自由现金流大于FCF均值的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股权结构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影响不明显，从而验证了H4。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国外相关研究和我国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内部现金流、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当国有控股企业自由现金流较低时，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不明显，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不敏感；一旦企业拥有较多闲置资金，则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要显著得多，此时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
（2）当非国有控股企业自由现金流较低时，将产生投资不足问题，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一旦企业拥有较多闲置资金，则企业出现过度投资行为，此时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也是敏感的。
（3）居中的股权结构能够减少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则使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
（4）居中的股权结构既不能抑制非国有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又不能促进企业有效投资。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政策性市场的特征仍然较强，国有企业投资受到政府的非市场性融资安排，企业外源融资成本较低，而民营企业融资则面临着“所有制歧视”；二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完善，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低下。解决的措施包括：必须科学定位资本市场的功能，尽量减少政府的非市场化融资安排，消除融资上的“所有制歧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中小股东权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步伐，充分发挥股权融资的治理作用。
[注 释]
①由于国有控股企业受到政府非市场化的融资安排，融资成本对国有控股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较小，自由现金流小于样本均值的非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对现金流不敏感，从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动对其的影响也不显著，我们对此进行了验证，验证过程在本文中予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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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Wang Zhi1，2
（1.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2.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