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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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本文在此前提下设计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基本制度框架，特别是建立农保可转换为城保的通道和机制，对早期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农村大部分老年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他们成为整个社会中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评述。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各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超过60%。参保人数比2002年的5，462万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10亿元，分散在1，905个县市。

2、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二是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代际不平衡严重。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人；同时，这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加剧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现象的增加。

3、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致养老更是奢望。而且现在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许多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所得到的只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4、老龄化加快。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农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据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其中农村约占老龄总人口的68%；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国1，905个县，5，374多万农民参保，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8%，仅有310多万参保的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积累保险基金310亿元，这些农保总体上属于早期农保性质。总的来说，早期农保试点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发展严重不平衡。已经筹集的农保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省市，多数地区难以为继。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五个省市的基金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农保管理体制至今仍没有理顺，运作也困难重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全国1，905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农保在省级已经移交而市县没有移交，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很多内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顿”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简单退保。

三是基金分散，管理存在流失和损耗现象。目前，全国310亿元农保基金分散在1，905个县市。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全国清理整顿农保后，农保机构和人员的办公经费、工资多数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挪用农保基金发工资的事情相当普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全国31个省份中，涉及1，905个县、2.6万个乡镇，农保系统大约有干部近1万多人。

四是老年受益保障不能兑现，保障水平低。很多参加早期农保的农民在年龄达到60岁后，每月领取以前规定的养老金的承诺不能兑现。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采取个人、集体和国家等多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制度，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老金还会相应增加。该制度的新颖性，首先在于各级政府和村集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本文以成都为例，鉴于目前成都各区、市、县经济发展水准不一样、政府财政负担能力不一样、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也不一样的状况，成都于是按照一二三圈层分类划档逐步推进全市农村养老保险。

（一）从远郊区县——都江堰和金堂县来分析。金堂县从2007年6月1日最先按规定开始在三个乡镇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9月1日在全县全面推开农民养老保险。2007年全县GDP为79.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90元。都江堰市从2007年8月初开始，分别选取了胥家镇、崇义镇各两个村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6.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3，096元增加到2007年的5，300元。两地属于成都市第三圈层，经济实力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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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在养老保险范围内的企业工作，以避免缴费。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其目标是要覆盖城镇的所有劳动者，保障劳动者在年老退休后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目前扩大基本养老覆盖面的任务面临着重重阻力，主要是因为非公有经济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面对各种优惠政策和政策法规宣传不为所动，仍然为了眼前利益而忽视将来年老后的风险。

由于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将城镇企业职工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隔离开来，分别实行不同的养老保险政策。我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未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范围之中，直接对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工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当前两种制度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缴费办法、待遇计算等细则等均有极大的差别，特别是待遇方面相差较大。非国有企业往往看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可以不参加养老保险，因此不愿意参保缴费。而部分改制的科研院所由于其企业性质曾为事业单位，适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办法，而改制之后则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心理落差较大，往往采取瞒报基数等手段逃避养老保险费的缴纳。同时，由于我国在执法与监督环节中执行不到位，没有及时地对各种逃费行为予以制止、惩罚，形成了许多企业不参保缴费仍能正常生产经营的局面，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正常缴费的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积极性。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于是选择了在不用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或者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企业工作，从而影响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正规。

（二）与企业合谋，不缴或少缴费用；或是对企业的逃费行为不举报。由于我国当前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因而用工形式也五花八门。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往往人员构成复杂，分布面广，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同时，约束企业的劳动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如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不按规定操作、用工合同不规范等，直接给参保工作带来困难。这类企业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缺乏劳动风险意识和劳动风险损失补偿意识。非公有的许多企业用工制度极不规范，相当多农民工往往不签订合同或只签短期合同，且条件苛刻。这些身份为临时工或季节工者，一遇经济波动，首先被解雇，企业福利待遇也无权享受，更不能参加社会保险。一些外企、私企聘用的下岗职工仍与原单位保留劳动关系，这就加大了参保登记工作的难度。当企业知道职工认识到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时候，企业会与职工达成协议，用少量的代价换取职工的隐瞒或不举报。当职工知道企业扣留了他们应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时也因为怕失去工作而不向社会保障机构检举，从而造成了养老保险费用的流失。

二、职工个人逃费原因

（一）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原因导致职工逃费。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不高，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造成相当部分国有企业无力承担起为全部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责任。还有一些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导致职工客观逃费。20世纪末由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有企业以及传统集体企业纷纷改制，从新确立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一些企业由于改制较早，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以前便已完成改制，企业改制中并没有考虑到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没有预留职工养老保险应缴纳的费用，等职工意识到养老保险问题时，企业已经破产或者清偿，已经没有能力来负责原有职工的养老保险费。此时，如果职工想要确立养老保险关系，必须补缴前期本应是企业为自己所缴纳的那部分欠费。而这笔费用往往数额巨大，因此职工往往放弃。二是制度原因导致职工逃费。《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中规定：在文件实施后参加工作、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15年的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因为最低缴费年限规定为15年，那么理论上来讲，只要是职工缴费年限达到了15年，那么他就拥有了享受基本养老金的资格，而是否继续缴费只是在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有所调整而已。于是部分职工在达到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后，不再继续缴费。而一些下岗职工再就业或者是年纪较大的农民工由于此前没有参保或者由于某些原因没有缴费年限记录，而一旦参加工作则必须从新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从零开始计算。但是由于这些职工年龄普遍偏大，即使缴费到法定退休年龄，也满足不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因而无法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只能按规定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而企业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部分则划入统筹基金。这种情况下，职工往往很容易与企业合谋，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

（二）主观原因

一是职工对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不了解，曲解、误解了国家的政策法规。一些职工在退休前往往对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了解或者对该制度一知半解，也不会主动去关心该制度，因此他们会容忍雇主的逃费。同时，有些雇主为了自身利益向职工散布消极言论，使职工产生政府乱收费、转嫁国企改革成本的错误认识，从而使他们对养老保险产生排斥感。

二是职工的个人短视。许多年轻职工缺乏风险意识，对养老问题等后顾之忧考虑甚少，不为自己进行老年储蓄。这主要是由于一些职工不会主动为退休的生活保留足够的积蓄，往往因为当前的需要而更注重眼前利益，认为既得工资比缴纳养老保险费更重要。

三是职工的贫困或临时财务困难。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得贫穷的职工连眼前的基本生活需要都难以满足，这个时候进行养老储蓄更是无从谈起。对他们而言，度过眼前困难期远比缴纳数量不小的养老保险费用重要，尤其是未来的养老保险金是个未知数的时候。而目前收入勉强能够保证生活需要和养老保险缴费的职工，则会因为发生某些变故而导致产生临时财务困难，这个时候逃费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四是职工对养老待遇回报的期望值较低。从当前养老保险的计发办法来看，仅凭职工目前的缴费年限与工资是不能够精确的计算出将来养老金的准确金额的。由于养老保险缴费期限长，在缴费与待遇关系不明确、职工很难准确预知自己未来的养老金收入的状况下，职工就会对养老金的预期收益产生较低期望值。另外，养老保险的回报率可能远远低于股票、基金等投资手段的回报率，有时甚至低于银行储蓄的收益回报率。因此，部分职工对参加养老保险有抵触情绪。

五是对养老保险制度没有信心或认为该制度不公平。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处于发展阶段，至今还没有遇到资本主义国家养老保险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但是由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体制改革的原因，导致大量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由于当时法律法规不健全，企业在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的时候完全忽视职工的养老保险权益，采用经济补偿的办法强制解除职工的养老保险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养老保险在职工心目中的地位，导致职工对该制度失去信心从而导致逃费。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年轻职工因为觉得缴费时间长而获取待遇回报的时间遥遥无期、相对价值低或者他们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很小，或是觉得让他们承担两代人的退休金负担是不合理，而一些职工可能预期不能活到退休之后而选择逃费。

六是就业竞争激烈，职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往往会为获得工作在一些方面对企业做出让步，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从而导致职工与企业达成协议，共同逃费。同时，当用人单位隐瞒事实不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不懂得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往往因担心失业而不敢向养老保险管理机构或劳动监察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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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经济内涵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政策问题。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税费征管体制、人口结构等现实条件相适应。因此，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制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近年来，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值得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更加务实地对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由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要求国有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地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养老基金由企业统筹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然。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

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该模式要求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事实上，我国采纳了世界银行倡导的“三支柱”模式，即强制性的现收现付制作为第一支柱，强制性的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缴费工资的13％由企业在税前支付，它将保证缴费15年以上的职工在退休时获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按缴费工资的11％缴纳，当职工退休时每月可得到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的1/120。作为第一支柱的统筹账户和第二支柱的个人账户，可合计提供58.5％的目标替代率。①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企业统筹走向社会统筹；二是从单一的现收现付制走向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三是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将非国有企业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适当调整了缴费率和养老金的替代率，纠正了养老保险体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问题，疏通劳动力流动障碍；应对人口结构不利变动对现收现付制的挑战，削减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尽管已有的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多支柱模式的优越性，以及通过模拟研究②论证了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型的现实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在运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预期之外的问题。

1.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巨大，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

由于现行的部分积累制是在现收现付以及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要求当前工作的一代不仅要承担上一代的养老责任，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成本。

对于改革之时已经离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间经历制度转换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参加工作的“新人”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③进行区别对待。即已经离退休的“老人”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用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对于“中人”,新制度规定将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他们所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与他们在改革之后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差额也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这样，“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来源就成为一笔“历史债务”（即转型成本），如国务院体改办2000年测算的结果为67145亿元（何平，2001）。[3]

现行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养老保险费的实缴数额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统筹账户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因此个人账户的基金几乎全部被挪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而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即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在名义账户下，资金的回报率是由政府规定的，而不是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这样，从根本上看，现行养老保险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2.缴费率相当高，企业和工薪阶层负担沉重

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平均养老保险费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目前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缴费水平（为10%），甚至高于国际警界线（20%）。根据对OECD24个国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统计，只有丹麦（24.55%）、意大利（29.64%）、荷兰（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高于中国（孙祁祥，2001）。[4]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基数的方式向职工转嫁部分社会保险费（转嫁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过高的缴费率无疑将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并形成缴费企业与未缴费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在现行制度下，企业职工除了须缴纳“四金”（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外，还须缴纳不菲的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再分配功能的资金来源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工薪阶层。这种状况对于培育中产阶级，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利的。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高缴费率主要缘于提供了过高的社会福利，即所谓的“福利病”（同工资一样，社会福利水平具有很强的刚性），我国的高缴费率则主要在于庞大的转型成本——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覆盖面、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过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老龄化问题，事实上并非造成高缴费率的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老龄化将带来的高赡养率的担忧。

3.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扩大覆盖面举步维艰

当前企业拖欠、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非常严重，近几年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至1998年，收缴率分别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龚秀全、黄胜开，2002）。[5]截至1998年底，企业共欠缴养老保险费302亿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亿元，相当于当年养老金发放金额的20％。而且，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进展也乏善可陈。1999年，国务院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加速把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包括到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中来。但直到2005年底，养老保险参与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间（见表1）。覆盖面未能顺利扩大，直接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到1997年底，93.9％的国有企业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参与率为53.8％，其他所有制企业只有32.0％，事实上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二是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参保职工人数上升了78.8％，而参保离退休人员则上升了168.2%，负担率提高了50个百分点。

在现实中，企业逃避缴费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过高的缴费率、有效征管体制的缺失，则大大增强了企业逃避缴费的动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逃税漏税现象本来就非常普遍，更何况是以“费”的形式进行征集的养老保险基金。

从职工个人方面来看，由于当前的工薪阶层不仅成为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且现收现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和过低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积极性，难以有效形成职工对企业缴费的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县或地、市级政府）在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是实际的管理者，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将使它们失去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显然，在它们拥有对养老基金控制权的时候，它们有积极性向企业收取养老保险费；而在它们丧失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之后，它们的积极性将相应降低。此外，在省级统筹的运作中，省内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也会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盈余被拿去与其他县（或市）分享，这个县（或市）将不会有实现盈余的积极性；反之，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来自统筹基金的补贴，这个县（或市）也不会设法去消减赤字。

4.其他存在的问题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其他问题还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率、省级统筹进展缓慢等。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年报为例，其历年的投资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而自1997年国务院要求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以来至2000年底，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只有5个省，17个省通过省级调剂金进行上缴下拨，8个省还没有建立省级调剂金或者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但没有运作（赵耀辉、徐建国，2003）。[6]过低的投资回报率大大打击了职工对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信心，甚至使个人账户的缴费异化为某种税负（由于资金回报率低于其机会成本）；省级统筹难以实施，则不利于调节省内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养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

综上所述，个人账户空账、缴费率过高、拖欠及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是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拮据表现为个人账户空账，并产生了提高缴费率的要求；过高的缴费率又大大增强了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动机；而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养老保险费的顺利征收，并使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难以实施；最终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运作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实践中遭遇的严峻形势所折射出的现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于执着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财务平衡。面对巨大转型成本的现实，政府没有必要拘泥于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而失信于民。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并不是社会保障资金的惟一来源。除少数国家(如德国)的社会保障税能够完全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只占社会保障支出的较大比重，个别国家（如加拿大）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资金来源（如国有资产的变现所得、税收收入、国债筹资等）用以支付转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养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现行制度设计中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从实施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过8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4）；部分地区如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养老金替代率均超过了100％，甚至出现了一些在岗还不如退休的情况。从人均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现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养老金领取条件过于宽松。主要表现在对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把握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达到减员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国27个产业部门相继制定了1800多个特殊工种名录，规定特殊工种职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应用，继续沿用这个20年前制定的标准并不完全合适。不仅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减员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有意放松了对提前退休审批的管理，从而导致一大批产业职工提前退休，过早地加入领取养老金的队伍。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来看，新制度中缴费满15年、旧制度中工龄满10年即可领取养老金这一政策标准，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也是相当低的。

第四，对制度实施方案的操作难度缺乏充分的估计。现行制度设计不仅建立起了一个拥有较高目标替代率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体系框架，而且还指望由当前工作的一代承担起巨大的转型成本，但对于企业和职工能否承受由此带来的高缴费率以及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却似乎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部分积累制的强制性个人账户客观上也加重了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比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更优的选择。

由此可见，过于简单、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设计，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现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政策设计者过于迷信理论模型的论证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深入了解；忽视对我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上、下级之间博弈行为的考察。

三、反思与相关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即使经过貌似严格的理论论证和数据模拟，一个制度的设计如果缺少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它也难免会在实施中遭到失败。这是值得我国理论界深刻反思的。总的来看，过去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从纯粹理论的层面对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进行比较，或探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福利效应及应对措施；而在运用数学模型和数据模拟方法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则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对于从假设条件引出的结论与现实的差距缺乏客观的分析，表现出热衷于理论探讨而疏于关注现实国情的倾向。

在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较中，学者们较倾向于认为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具有挤出效应，减少了资本的形成，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Feldstein，1974）；[8]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并认为从现收现付制逐步向基金制过渡乃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的挤出效应以及这种挤出效应有多大，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得到严格的论证。而且，国民储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降低储蓄率、扩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的动态无效率问题（袁志刚、宋铮，2000）。[9]对于现收现付制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它难以在一个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中得以维系。但从根本上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体系只不过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当前的产出。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过去缴纳养老保险费获得分享来自当前工作一代的转移支付的权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资本所有权证获得分享当前工作一代提供的产出的权利。两者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可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灵丹妙药（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龄化问题上，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的区别只不过是基金制将问题抛给社会，而现收现付制则由政府承担起责任而已。

实际上，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在实践中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导致企业和职工逃避缴费，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基金制则缺乏再分配功能，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等缺陷，使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证。从这一点来看，基金制已基本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功能。

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考验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如上所述，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造成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负担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龄化问题，而是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职工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下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来临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构成的压力，显然远大于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是使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险体系)上加霜罢了。

在有关养老保险的理论探讨中，学者们大多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来进行分析，如对现收现付制与国民储蓄关系的论证、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缴费率和统筹比例的参数设定，等等。[11-12]但是，代际交叠模型的论证依赖于退休一代不留遗产的强假设，而这与现实情况是明显不符的。在现实中，人们有种种理由在死亡时留下遗产，例如：（1）遗产动机是普遍存在的；（2）人们无法准确知道自己何时会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残值一般会成为遗产等。在养老保险体系设计的数据模拟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在模型中设定有利于自己结论的假设条件和参数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认为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理所当然地将高于真实工资的增长率。事实上，在古典经济模型的理想状态下，两者应该是一致的；而从我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真实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五年期国债的实际利率（袁志刚、封进，2004)[14]，从而基金制是比现收现付制更好的制度选择；而支持现收现付制的学者则忽视了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隐含了养老保险费能够顺利收取的假设。

综上所述，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设计者不应无主见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更多地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中国的现实国情适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设计方案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认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纠正由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财富在不同的收入阶层和代际之间再分配；三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短视行为，即所谓的“家长主义”。但从市场失灵和家长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显然不如医疗保险充分；特别是对于基金制来说，除了具有家长主义的含义之外，政府几乎再没有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而事实上这种家长主义的强制储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没有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养老积极储蓄）。相比较而言，现收现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适合作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方式。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且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缺乏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经济条件下，面对显而易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一个较低水平、广泛覆盖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可能是更加合适的选择。较低水平的养老金可以降低当前工作一代的负担，有利于养老保险费的收取；而养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程度。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首要目标理应是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们希望在退休以后过得更宽裕一些，他们有责任在工作时期为自己进行更多的储蓄。

根据以上的分析，政策设计者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更为务实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政府应更多地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股、发行国债或税收来支付转型成本。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应向社会保障、教育、国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倾斜，逐步缩减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项目、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财政扶持、民间力量完全可以实现的投资项目，等等）。对于工薪阶层的负担，可以考虑以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保险费的来源而取消社会保险费，或者取消个人所得税而保留社会保险费。另外，可以考虑取消养老保险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即取消部分积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积金，⑤以进一步降低职工的负担。

第二，建立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养老金的给付可以考虑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标替代率进行设计。养老金发放水平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定（如以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乘以一定的系数）。对于部分养老金待遇过高的“老人”和“中人”，考虑到养老金待遇的刚性，可以保持其原来的养老金发放水平不变；但如将来出现通货膨胀，则不对养老金待遇进行调整，直到与其设定的养老金发放水平相当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标准并严格其审批管理；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标准。对于因下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虑将这部分人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业保险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以及个人为养老储蓄。为此，必须为企业年金和个人年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购买企业年金可在税前列支，个人购买养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缴个人所得税（这些政策已为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所采用）。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负担，杜绝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和腐败行为的发生，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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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个目标替代率的计算方法是：假设预期寿命为70岁，实际工资增长率等于名义利率，职工按缴费工资的11％向养老保险体系交费35年，这样退休时个人账户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统筹账户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计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拟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每年的转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将下降到0.3％。转型成本的补偿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融资，这样，支付第一支柱相当于工资20％的养老金所需交纳的费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办法”是指对已退休者继续实行以前的退休金发放标准，退休金替代率为60％~90％，退休金计算基数为退休时的工资额；离休者离休费为离休时工资的100％。“新人新办法”是指1997年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相当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的20％，有35年工龄的职工，目标替代率为58.5％左右。“中人中办法”是指中人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个人账户上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以及将统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计算的“过渡养老金”三部分组成[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120过渡养老金，过渡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0%-1.4%）×视为缴费的年限]。

④现收现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从工作一代对退休一代的转移支付、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支付，以及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支付。

⑤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们显然会为了购买住房而自觉地储蓄。所以，这种强制性储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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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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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iamond,P.A..NationalDebtinaNeoclassicalGrowthModel.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5，55（5）：1126-1150.

篇(4)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国际；模式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本文对于美英等代表性国家的养老金监管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的现状，进而得出一种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操作具有实践意义的有效模式，以确保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

分析养老金监管的框架时，重要的是要区分该行业面临的各类风险，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银行部门的监管在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中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根据数量审慎的原则，内部和外部审计被认为是对银行监督十分重要的技术手段。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主要包括了许可证制度和事前监督，跟踪监督、执行和解决过程，事后监督等三个重要的过程。从目前世界各国银行监管的发展来看，面临了诸多的金融问题和风险。因而，各国都在探讨新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方式。

国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监管人一般通过利用与资本金和储备相关的繁杂的准入程序来限制进入和提高安全性。以信托基金或基金会的形式建立的养老金计划尽管会核实托管人的职业证书、信誉以及基金的经营计划，但对基金经理很少实施严格的职业证书要求，并且基本上没有资本金和储备要求。通过不给那些有违反养老金法律的人给予终身排除在该行业之外的惩罚外，其他方面的监管还可以以更间接的方式进行。目前，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一是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如美国、日本；二是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如澳大利亚；三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以智利为代表。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审慎性监管。其前提是经济发展已很成熟，金融体制比较完善，并且基金管理机构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此模式。二是严格的限量监管。这种监管模式一般适用于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管理制度刚刚建立、市场中介机构不够发达、法律不够健全的国家，如智利、匈牙利等国家采用此模式。

目前，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进趋势主要着眼于养老金投资组合的多样化，规避头次风险；健全评估和审计体系，做好监管过程中外部审计的整合，并明确外部审计的法定责任；加强对收费水平和结构的管理；构建监督管理的能力，对机构进行持续的监管；保持监管者的独立性，以确保监管的效果。一般采用开放式基金模式的国家引入的是非常主动的监督方式，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而采用职业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一般是硬性监督方式，主要是由于其监管的机构数量较多。通过对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梳理，我国可以更有效率地借鉴和选择科学合理的基金监管模式。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现状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权主要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处的法规及监管部来行使，主要负责对基金资产、资金运作情况进行监管，负责内部审计，对违纪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社保基金由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行政管理，赋予了相应的监管权利。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拟定了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有关政策，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和托管情况进行了监督。除了法规及监管部外，社保基金的托管人（主要指商业银行）监督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违规行为一并向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报告。但是，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的监管水平来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组织构成关系来看，养老保险基金主管部门与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部门内的委托——关系。在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规则中，基金管理机构往往缺乏独立的经营决策权。这种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合一，社会部门集立法、营运管理、监督于一身，政事不分的后果是由于基金管理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监管，基金挪用、挤占、浪费现象严重甚至滋生腐败行为，严重威胁基金的安全

其次，我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整体仍主要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分散在二千多个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不仅使基金管理层次过多，管理费用过高，而且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过小，难以实施较大规模、较为稳健的组合投资方略，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大。

最后，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来说，主要的方式仍然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国债和储蓄两种投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保证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与收益性。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选择的启示

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尤其是在监管模式和监管技术手段的选择上，如美国对401（K）计划的监管技术、英国对职业年金计划的监管体系等。我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上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这些方法，有选择地和针对性地应用到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去。笔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以及监管技术手段的操作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严格筛选基金托管人，明晰委托关系

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的优点是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政策执行较灵活，缺点是管理效率低下，制度运行缺乏透明度，会出现国家利益与基金所有人利益的不一致，以至出现挪用而造成基金损失；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便于民主管理和监督，其缺点是决策权力过于分散；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其优点是基金管理公司按市场规则运作和投资，透明度高、竞争性强、效率较高，缺点是成立专门的基金公司的创建成本、交易成本和营销成本都很高。

上述三种基金管理方式中，后两种方式更具有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托管人应当严格准入资格和条件，例如注册资本、技术要求等，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不能批准入市。选择基金管理人采取市场化的原则，考察基金公司以往业绩，对风险管理措施的设计以及投资理念、人员结构等。另外要体现一个分散性原则，一方面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形成竞争格局和市场化考评机制。明确这种委托关系与各自的职责是进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营和监管的基础。

（二）健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管体制

投资的收益担保有助于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但是，严格的投资收益规定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为保证一定的收益，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提取一定数量的波动准备金，以弥补投资收益率低于政府规定时的差额，这样一笔资金降低了投保人的净收益。另外一个负面效应是使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趋同，加大了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为了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借鉴国外做法，基金管理公司应提取一定比例的自有资本作收益担保的储备，促使其提高管理水平，在其收益较高的年份，提取一定的现金准备金。但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担保水平不宜过高，只需达到正收益即可。收益担保采用相对担保，即要求某个基金的收益达到整个基金行业平均收益的一定比例或不得低于行业平均收益的某个百分点（要保证取得正收益），可减缓基金管理者的压力，使其互相监督，防止某些公司违规进行高风险的投资。

（三）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

从一元养老基金监管模式向多元养老金监管模式的转变是世界各国养老基金监管的一个趋势，多元监管机制的建立意味着要打破目前养老金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监控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力的分配过程不仅仅限于对原有规则的修补,很可能要重新洗牌,进行彻底的制度调整。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初步设想理论上,部分积累的制度框架涉及三个主体?押行政部门、养老金缴纳者和养老基金管理中心,两两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约束的关系构成养老保险制衡机制。由这三个监管主体和制衡机制构成了多元监管模式,它具备保值增值养老金的潜力,并有可能避免利益集团的产生,因而比一元模式稳定。监管主体的职权界定和制衡机制的建立是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关键。

监管机构应确立统一、直接的收缴和发放形式，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避免收缴人员的道德风险，以防止养老金被中途截留。通过国家税收系统征收社会保障税并转入财政专户，是较为理想的征缴方法。社保机构应为每位缴纳者开立账户，在社保机构的监督下，由银行统一划拨支付,实现社会化收缴和发放。负责养老金运营的是具备法人治理结构的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由若干家投资公司、管理公司及保管公司组成,公司内部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各公司之间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养老金由财政专户直接转入管理中心下设的若干家投资公司账户，按照共同基金的模式进行投资运营，保管公司负责养老金的保管、收益分配并受社保机构的委托进行划拨支付。缴纳者有权向社保机构询问养老金的缴纳情况，对养老金的去向有知情权，而社保机构有义务向前者公布养老金征收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把养老金交给管理中心运营前应及时通知缴纳者,按其意愿交给指定的投资公司。总的看来,双方的制衡关系应建立在保护缴纳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法律基础之上。

（四）加快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篇(5)

关键词:确定缴费型，确定收益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模式选择

2005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我国确定缴费型(DefinedContributionPlan，简称DC)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拉开帷幕。此时，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对DC计划的反思浪潮，曾备受赞誉的DC计划暴露出了难以掩饰的问题。这对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有不少启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国际通行的养老金计划，主要为确定收益型(DefinedBenefitPlan，简称DB)和DC计划，同时还存在混合型等其他多种计划。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通常都与DB计划相联系，在比较二者之后得出结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

1.运营效率低下。与DB计划相比，DC计划运营费用过高、投资收益偏低，严重影响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在运营费用方面，DC计划的运营费率为2.25%，DB计划仅为0.44%(Louis，1999)。单就投资费用来讲，DC计划需0.56%，DB计划需0.28%(John&Stewart，2001)。在投资收益方面，DC计划平均为6%-7%，而DB计划则达到11%(CPERS，2005)；一般来讲，DC计划的年均收益要低于DB计划2%(Barclay''''sGlobalInvestors，2000)。一名职工30岁工作，起薪25000美元，假定年工资增长率5%，两种计划的投资收益率都为8%，缴费比率同为工资的10%，那么，在他60岁退休时，DC计划账户余额仅为DB计划的68%。若DC计划投资收益率比DB计划低一个点，即7%的话，则骤降至DB计划的58%(PPP，2004)。

2.存在偿付能力风险。DC计划没有偿付能力问题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DB计划的重要特征，也是近年来DC计划风靡全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欧盟的职业养老金调查(Ryck，etc.，1999)却表明，DC计划仅在理论上没有偿付能力问题，现实中，DC计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将产生偿付能力问题。智利曾被认为是成功的DC计划代表，但严重的偿付能力问题使智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L.JacoboRodriguez，1999；DimitriVittas，1996)。

3.降低养老计划的覆盖率。据美国劳动部公布的结果(DOL，1998)，许多人在转换工作时没有将DC计划账户余额转入新公司，却选择提取现金用于当前消费，这使得DC计划的长期退休保障变得有名无实。1／4的人选择不参加DC计划，55%转换工作的人都会将账户余额提现，而账户价值在5000美元以下变现的比率竟高达87%(Alicia&Annika,2004)。21%的人只把DC计划看成现金账户，而将DB计划称作养老金账户(FRB，2001)。

4.加剧养老收入分配差距。首先，DC计划使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劫贫济富的工具。在享受税优的DC计划中，足额缴费的多是富人，低收入职工为应付当前生活压力，难于及时足额缴费，减少了享受税优的空间，加剧了贫富分化(CII，2006)。其次，DC计划造成低收入人群账户积累不足。因风险抵抗能力较差，低收入人群通常只能被动选择稳定但收益偏低的投资方式，降低了投资选择空间，最终造成退休账户出现大额不足(Jayne，2001)。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Lee，2005)，DC计划对退休收入影响的基尼系数比DB计划高出0.097。

(二)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源

1.多头委托的运作模式是运营费用过高的根源。DC计划过高的运营费用，产生于多头委托的运营模式。通常来讲，在DC计划中，从计划设立、缴费、投资到给付这个完整的业务链条，要分成若干个环节，分别委托给独立的服务机构。每多一个服务提供者参与，就必然造成运营费用的一份提高。而DB计划中，通常由保险公司等单一金融机构整合了养老计划的全部业务，形成了综合服务的规模优势，大幅节省了运营费用。根据美国劳动部雇员福利安全署的测算(EBSA,2006)，退休计划运营费用提高1%，退休资产数额将下降28%。

2.养老金风险责任的转移是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DB模式下，通常由企业承担养老金风险，职工只需根据劳动合同，到期获得确定的养老收入，本身并不承担风险责任。在DC模式下，企业对职工的退休福利水平不做承诺，基金运营的风险主要由职工个人承担。因此，DB计划向DC计划的转变，本质上是养老金风险责任由企业向职工的转移。这产生了两个问题：

(1)降低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DB计划转向DC计划之后，职工失去了可预期的养老保障，不得不主要依靠个人完成对养老保障的规划。这时，职工不但要具有维持长期储蓄的主观愿望和现实可能性，而且还要具备长期理财能力。这两个在DB计划中都不需要的条件，在DC计划中却都成了大问题。首先，单凭职工个人维持长期储蓄并不容易。特别对收入偏低、年龄较轻的职工，由于婚姻、购房、生育等阶段性需求，直接导致了许多DC计划在建立初期就遭到提现，严重加剧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的下降。其次，职工缺少必要的理财能力。从DC计划多年的实践来看，多数职工缺乏投资兴趣和必要知识，通常会根据“最小障碍路径”，选择最为保守的投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严重影响了DC账户的积累水平(Choi，Laibson，Madrian&Metrick，2004)。许多国家要求企业斥重资开展职工理财培训，提高投资收益。但从实际效果看，培训作用甚微，因为受训职工通常仅口头表示改善投资，但很少行动(Colleen，2003)。与之相比，DB计划的养老金投资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通常会全面考虑投资回报、风险水平、期限结构等因素，保证了稳定收益。

(2)导致了低效率的养老金治理结构。在养老金基金积累制度下，企业多以职工利益为目的将养老金交由金融机构来运营，从而造成养老金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受益者分离，形成了委托与受托，或债权与债务的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养老金的运营监督和权利请求机制成为养老金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由谁对养老金运营实施监督，谁来拥有对养老金权益的请求权，直接影响到养老金运营的安全和效率。按照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制度的设计，应尽量保证社会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为此，应把监督和权利请求职能赋予更具实施条件和能力的主体，从而在治理结构上确保安全性和高效率。金融机构与作为自然人的职工相比，法人企业当然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谈判能力，更有条件对养老基金运营进行监督，并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违约行为提讼。因此，把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赋予企业，会比赋予职工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DB计划正是依据这个原则，由企业来承担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而DC计划则与此背离，将风险责任转移至相对弱势的职工个人。这种治理结构的不经济设计，削弱了养老金运营效率，带来了安全隐患。日本在DC计划实施一年后，随即推出了《确定收益型企业年金法》，其中道出了出台DB计划的原因，即DC计划“不能完全保障公民年金领取权”。

3.养老保障的需求刚性是造成DC计划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职工对养老金收入水平，会根据退休前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存在一个基本数额的需求或需求预期。虽然DC计划对退休福利没有承诺，不像DB计划中有明确的支付水平，但也要满足这个基本需求。由于高额的运营费用和较低的投资回报，DC计划的账户价值常常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出现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此外，出于竞争压力，许多DC计划会承诺收益保证，无论这种承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会使DC计划具有类似DB计划的特征，产生刚性债务。DC计划的给付方式也会造成养老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一次性给付，若在退休后未能再次投资，将要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威胁职工老年保障。对于年金给付，则存在长寿风险，即个人账户余额无法负担受益人长寿时的养老保障；以及逆选择风险，即健康状况不好的年金受益人更倾向于选择年金给付，造成账户资金不足。

二、国外的对策

基于对DC计划的深刻反思，各国的通行做法是两种计划同时发展，根据各自情况实施改进，综合二者优势，探索适合企业特点的养老模式。

(一)鼓励两种模式共同发展

国外对于养老金模式的选择，大多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针对不同模式，分别出台相关政策，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又开始重视DB计划，出现了向DB计划回归的倾向(SARE，2003；Stephen，2006)。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1世纪的退休保障计划”的报告(CSIS，1999)中提出，必须鼓励建立“具有成本效率的DB计划”。同年，对于同时提供DB和DC两种养老计划的企业，美国国会撤销了在税法415(e)项下(DR计划)限制缴费和积累金额享受递延税收优惠比例的限制，鼓励企业设立DB计划(NASRA，2005)。加拿大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发展DB计划(Jim&Jack，2005)。加拿大公司职工纷纷要求重返DB计划，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愿望”(Buzz，2006)。

(二)分别对两种计划进行改进

养老计划的历史表明，DB、DC计划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各国都采取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为防范DB计划出现偿付能力危机，2005年美国政府改进了DB缴费制度等规定(GAO，2005)，加拿大也要求对DB计划盈余计提风险准备金，加强了DB计划的风险管理，降低了破产的可能性(Jim&Jack，2005)。早在1986年，美国的《税收改革法》就降低了DB计划受益权的获取年限，到1989年，大部分DB计划的年限都已降到了5年(Olivia，2002)；2001年美国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EconomicGrowthandTaxReliefReconciliationAct)，允许DB计划接受DC计划资金，并增加了DB计划的便携性(CPERS，2005)。对于DC计划造成人员过度流动的问题，开始适当控制DC计划的流动性，同时鼓励低收入人群增加缴费比率，以减少DC计划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Stephen，2006)。

(三)综合使用两种计划

综合使用两种计划，能够改善投资收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退休保障(Cori，2000)。根据Hewitt的调查，2005年，在美国100个提供DC计划的企业中，同时提供DB计划的有72个(Amy，2005)。全美州立退休管理人协会主张，要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养老金制度(NASRA，2005)。加拿大允许两种计划互相转换，企业可以选择先建立一种计划，然后在合适的条件下转化成另一种计划(Jim&Jack，2005)。

三、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

(一)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从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中可以看出，以下6个因素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将据此对DB和DC两种计划进行比较分析。

1.治理结构。养老计划的安全性，是决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首要因素。上海社保案的发生，更强化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良好的治理结构，是养老金运营安全的首要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企业对职工养老保障做出承诺，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是具有社会效率的养老金模式，尤其对安全性问题，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DB计划的治理结构，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DC计划中，由于企业在缴费后便不再为职工利益对养老金承担责任，独立于企业资产、缺少利益相关人监督的养老金信托财产，便成为可供渔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于上海社保案中侵害养老金财产的事件，便不难想象。

2.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风险问题，曾是许多人拒绝建立DB计划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现实中DC和DB两种计划都存在偿付能力风险，二者差别仅在于是否明确承诺。防范偿付能力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是两种计划都要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从计划安排上看，DB计划本身并非是造成破产的原因。2005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报告(GAO，2005)，认为DB计划本身没有问题，企业未按期缴费，刻意低估负债水平才是养老计划破产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在美国已通过新法案得到了纠正。另外，DB计划福利水平较高，不但包括养老保障，而且还常包括职工在职期间的死亡和伤残保障，DC计划中则没有后者。高福利当然需要高缴费，许多企业放弃DB计划而选择DC计划，并非无力缴费，仅是不愿承担较高的福利费用。因此，从上面的情况看，偿付能力风险不应成为拒绝DB计划的理由。

3.成本效率。养老计划的成本效率既是财务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从短期看，它关系企业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它关系养老计划的资金充足性，影响养老保障的安全性。选择养老金计划模式，就是选择将有限的养老资源，投入到何种效率模式当中去。不同的效率模式，经过长期的积累，将产生巨大的保障差异。这个差异，乘以我国庞大的企业职工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事实证明，无论在运营费用上，还是投资收益上，DB计划都比DC计划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国外对DC计划积累不足的问题，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迟职工退休年龄。但我国就业压力巨大，为创造就业机会，我国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制度，职工难于推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DB计划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4.计划流动性。人才流动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DB计划将退休福利与退休前的工资挂钩，并在退休或工作多年后才赋予职工受益权(Vesting)，使职工变更工作的成本很大，限制了企业人员的流动。DC计划中企业缴费的受益权赋予时限较短，职工在转换工作时较少受到养老金受益权赋予时限的限制，有利于企业根据生产周期调节人力资源。我国许多企业生命周期较短，高新技术等行业人员流动频繁，农民工等高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十分需要DC计划。不过，在发展成熟的行业里，DB计划具有稳定员工队伍的优势，DC计划有时也会因频繁的人员流动，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因此，选择哪种计划，要视企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确定。

5.资本市场发展。养老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就资本市场提供直接投融资活动的功能来讲，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应主要包括扩大市场容量，增加资金供求的效率。与DC计划相比，DB计划运营费用较低，对于同样金额的养老金缴费，可以使更高比例的资金进入投资积累；在投资效率上，由于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更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6.养老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全体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平的养老保障，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的经济举措，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政治举措。从国际经验看，在这方面，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优势。在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至今没有获得充分的税收政策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心。DC计划的超前发展，加重了这份担心。

除了以上因素外，企业养老金的“历史债务”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大批职工行将退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向DC计划转型，对中老年职工来讲，必然出现账户余额积累不足，无法获得足额保障的问题。而对于“历史债务”，DB计划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解决办法。

(二)相关建议

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破除先人为主的思想，在全面认识两种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对我国的适用情况。由于养老金计划具有长期性特征，其优劣利弊很可能在几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一旦设计出现纰漏，隐患将长期潜伏，待出现严重后果时再行补救，则可能积重难返。DB计划历经数百年发展，计划特点和利弊后果已为世人熟知。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推行DC计划以来，至今才有30余年的历史，美国第一批参加DC计划的婴儿潮职工才将退休，DC计划优劣特征初现端倪，保障效果尚未可知。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外关于养老计划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高度重视国外对养老计划的反思，以谨慎的态度确立我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

1.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允许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具体状况，自主选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解决我国特有的问题，不搞一刀切，大一统。

2.DB模式的引进，应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摒弃传统模式的不利因素，并结合既有的团体保险发展经验，灵活设计制度框架。

篇(6)

一是要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眼光谋划新农保，提高对农村养老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主要指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养老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将养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户自己的事情。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家庭养老势单力薄，难以为继。据统计，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达到1.4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00万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1%。可以想象，如果不从现在起给农民进行物质积累，再过二、三十年，农民的养老问题可能成为威胁农村社会安定的头号问题。“银潮”不仅仅会冲击城镇，更将猛烈地冲击社保基础相对薄弱的农村。如何防止农村老年人陷入贫困，“防洪”比贫困到来后的“抢险”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对此有应足够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大意义、存在问题、潜在危机，万万不可持无关紧要的态度，消除长久以来人们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片面认识。

二是从农村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传统养老观念，适应新条件下养老机制的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养老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养老观念需要随之转变。其一，改变完全依靠后代养老的观念，树立多方式多渠道的养老观念，包括依靠社区、依靠个人、依靠土地等等，这样可以减轻家庭养老的压力；其二，改变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观念，打破赡养责任中的性别划分，使女儿和儿子共同承担养老的责任；其三，改变合居才养老、分居则不管的观念。合居、分居只是各自方便的需要，并不改变责任义务关系。子女要一如既往地尊敬和赡养父母老人。此外，应进一步强化青少年一代的尊老爱老意识，努力维持家庭养老制度，为迎接老龄化的更大冲击创造雄厚的人力资源条件。

二、正确界定参保范围是建立新农保的基础

《指导意见》规定：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新农保强调以政策的优惠吸引农村适龄居民自愿参保，不搞强迫命令。农村居民如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比如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原则上不参加新农保；农村居民已经参加新农保，又进城务工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停止缴纳新农保保险费，新农保个人账户予以保留；农村居民因就业和居住等情况变化，在不同阶段参加了多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将制定有关衔接政策，保障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权益。

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应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并逐年确认缴费档次。目前，一部分农村居民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享受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农村五保供养、社会优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等待遇，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在不降低标准、不损害农村居民既得利益的原则下，妥善做好新农保与这些制度、政策的衔接工作，以确保新保的广覆盖。

三、合理筹集养老资金是建立新农保的关键

资金问题是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问题，资金缺乏也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指导意见》规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应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部分构成。

个人缴费是新农保资金筹措的重要来源

新农保是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不同于济贫扶困的社会救助制度，实行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原则，个人缴费是享受待遇的前提条件。除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经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年居民外，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指导意见》规定缴费标准目前设为一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个人缴费目前设100元至500元5个档次，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档次，由农民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缴费。100元大体相当于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多一点，适合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500元大体相当于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但在发达地区只相当于5%—6%，可供收入较高的农民选择。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既可以向低增设，也可以向高增设。农村居民自愿选择、自主缴费，原则上每年缴费一次，可以根据不同年份的收入情况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适当激励政策，引导有条件的中青年农民选择较高标准缴费、长期缴费，以提高自己将来的养老金水平。国家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政府补贴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筹措的可靠保证

新农保最大的特色，是政府对农村居民参保给予补贴。政府补贴分为两部分：一是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贴，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一半；二是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以利于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帮助困难群众参保，并增加个人账户积累。地方政府补贴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应代其缴纳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中央和地方都将加大新农保的投入力度，既补‘入口’，又补‘出口’。”所谓“补入口”，就是在农民参保缴费环节给予财政补助；所谓“补出口”，就是在新农保养老金待遇支付环节给予财政补助。中央财政主要负责“补出口”，即对国务院统一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补助基数每人每月55元，即每年660元。

地方财政补助政策分“补入口”和“补出口”两部分。“补入口”方面，具体有三项政策：一是对农村居民个人缴费每人每年至少补30元，都计入其个人账户，作为将来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数。二是地方财政按照“多缴多补”的原则，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给予适当鼓励。三是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财政代其缴纳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也计入个人账户。“这样规定，可以有效地解决试点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力水平差异较大的矛盾”。“补出口”也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国务院统一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部分，东部地区需安排50%的补助资金。二是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三是对缴费超过一定年限的，地方政府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

集体补助是新农保资金筹措的必要补充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为其成员所共有，村集体有责任为本村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提供经济支持。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特别是村集体经济改制后的经济组织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四、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是建立新农保的终极目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能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是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否落到实处的关键。年满60周岁、未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直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所需费用全部由政府财政支付；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这是家庭养老传统和相关法律规定在新农保政策中的体现。子女参保缴费记入本人的个人账户，用于自己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而不是用于父母。

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

一是基础养老金。可按月支付，同一地区每位符合条件的农村老年人按同样标准领取。目前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长期缴费的参保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基础养老金水平。

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可按月支付，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这是根据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平均存活期计算出的经验系数。该算法也与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算法相同，这有利于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养老金权益转换衔接。例如：若个人缴费选择每年300元档次，地方政府每年补贴50元，缴费30年，平均年利率为3%，到60周岁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为16651元，除以139，每月个人账户养老金120元。

符合条件的农村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待遇，由本人提出或其直系亲属代为提出申请，每年对待遇领取条件和标准进行核定。行政村可以指定人员为村民代办参保或申领手续，但必须经当事人签章确认，且不得收取任何手续费。乡镇经办机构会同公安派出所审核参保、领取人的户籍、年龄、生存等情况，县级经办机构核定，并发给参保人参保缴费证明（证、卡）。

经办机构要认真记录农村居民参保缴费和领取待遇情况，建立参保档案，长期妥善保存。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农保信息管理系统，并纳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逐步实现省级、中央集中数据管理。在信息化管理初期，纸质档案、电子档案要同时建立。要大力推行社会保障卡，方便参保人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参保人死亡，无论是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还是尚未开始领取养老金，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包括个人缴费、集体补助等资金，可以依法继承；但政府补贴的资金是从公共财政支出的，而且是用于参保农民个人养老保障的补贴，因此这部分余额不能继承，继续用于其它长寿老年人的养老金支付，体现社会互济原则。

五、加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是建立新农保的可靠保障

新农保基金是农村居民的“养命钱”，要把确保基金安全放在第一位。由于新农保尚处于试点阶段，社会保障主要项目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还没有一套规范的操作方法。为确保新农保基金安全和合理使用，无论是政府补贴、个人缴费还是集体补助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资助，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新农保各项养老金待遇均从新农保基金中列支。新农保经办机构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有关经费支出标准合理安排，纳入财政预算，不得从新农保基金中提取。全国统一的新农保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将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在此之前，试点县（市、区、旗）要按照国家现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好新农保基金的财务管理工作。

新农保基金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如何管理和运作好筹集到的新农保资金，使其能够保值增值，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的一大难题。如果将资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仅是资金的极大浪费，而且也难以保证资金的收支平衡。要做好资金的保值增值工作，通常的做法是将资金投入经营活动，用于各种形式的投资，如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发放的债券、投资国家重点工程、开办工厂、矿山等各种经济实体，委托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收取委托租金，等等。总之，在保证资金专款专用的前提下，在充分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进行周转实现其保值增值。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新农保基金的管理，制定完善新农保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规范业务程序，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进行监控和定期检查，并定期披露新农保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开透明，保证领取养老金人数的精确管理和动态管理，加强社会监督。财政、监察、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实施监督，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安全。公安、计划生育等部门提供和核对农村居民户籍、年龄、家庭关系等相关数据信息。试点地区新农保经办机构和村民委员会每年在行政村范围内对参保人缴费和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通过群众监督，纠正和防止伪造年龄、冒领待遇等行为。除此之外，还应设立社会监督机制及新闻媒体监督机制等。

篇(7)

商业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共性是：它们都是为了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存在的一种方式，都是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区别在于，商业保险完全是建立在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并且保险资金完全是由投保人个人支付。然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一种，是国家作为责任人强制性要求企业员工订立的相关保险合同，并且保险资金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

2商业保险的作用和意义

2.1化解社会养老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企业退休人数迅速扩大，国家和企业在养老保险基金财政上的支出迅速上升，同时，社会相关医疗服务设施跟进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的财政负担。如何有效地统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职工养老资金不断“造血”，已经成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商业保险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双方资源平等的前提下，商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钱生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老资金的“造血”问题，有助于化解我国社会养老问题，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根据调查，截至2011年底，我国保险业总投资达6.01万亿，全行业投资收益率达3.6%，仅比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高出0.1个百分点。到2013-02，保险行业的投资达到了7.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9.56%.商业保险充分发挥了“钱生钱”的优势，科学地利用了人员、营业网点和精算效率等。保险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2.2推动保险公司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商业保险也在迅速发展。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商业保险深度为3.7%，保险密度为165美元，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商业保险参与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的时间比较晚，并且发展规模和效率都处于初期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保险市场也在逐步完善，而商业保险参与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人作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元素和最活跃的因素，养老已经成为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保险个性化的养老产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可以为不同的人员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从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直是企业吸引优秀员工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国家对于个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手段。将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可以为商业保险公司筹措资金，使其不断发展壮大，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2.3有助于保障晚年生活，提高幸福指数

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投资防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观念都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加关注整个周期内的生命财富分配，尤其是晚年没有了劳动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因此，养老保险成为了每个企业员工所看重的福利之一。商业保险可以为投保人提供更加个性化、优质化的服务，所以，在当今社会，商业保险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将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结合起来，有助于实现商业保险与养老保险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保证个人的晚年生活，不断提高我国企业职工晚年生活的质量。

3结束语